在生命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
所有悲剧都长着一颗坚硬无比的脑袋。悲剧没有嘴，所以它不会把自己说出来；悲剧没有腿，但总是如影随形。它苔藓一样隐秘地依靠依附在生命的某些角落，直至尘封，或者烟消云散。悲剧的脑袋可能是一段不堪的记忆，可能是一条河的源头，看似其貌不扬，细细品味，又觉得惊心动魄。悲剧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蔽在它后面的迷惘、愧疚和疼痛，这些，都是时间难以消化的苦果，也是生命所不能轻易超越的部分。关键是，我该怎样将盘旋在自己头上的悲剧击碎？伟大的遗忘是不可能的。它似乎从来就没有惜疼过我，不愿意帮我把身上的痛苦就地正法，取出悲剧那颗壮丽的苦胆。这些年，它让那个看似早已冻结的悲剧在我的身体里一再汹涌翻腾澎湃，让我寝食难安，让我愁眉不展，让我，看起来不过是一团那个悲剧中膨胀出来的事物，荒唐而可笑。记忆如水缸里看似弥坚的冰花，也似罂粟，早已定格的1997年，是我将要讲述的这场悲剧萌芽并最终发生或者说是成形的时间，是把本该平淡的人生掀起层层巨浪，把漫长的岁月浓缩为一块阴影的时间。教科书上说，清末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但是，我认为，对于偏远而又贫瘠的断裂带，即便是1997年，铁也依然是它生活或者生产的主角。所以，我更愿意把1997年归纳为铁器时代的一分子。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这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也许，铁器时代，不仅仅是历史学概念，对我，对生活在断裂带靠天和地吃饭的人们来说，它要意味深长得多，就像中秋的月亮之于每个炎黄子孙。我要讲述的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自然能够证明这一点，虽然它如此微不足道，就像埋在河床下面的沙子，一滴掉进大海的雨水，或者一颗长在山谷里的小草。可以保证的是，我不会因为自己作为当事人而胆怯地把真相捏碎。我仅仅希望，自己能尽量勇敢地、客观地呈现事实，而不是隐瞒，为曾经的事做无聊而又肤浅的辩解。那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说，标题是“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如今，我却如此渴望回到过去，回到1997年，就像种子渴望着春天，就像一棵树渴望着一片森林。我还记得，我曾经也写过一篇名为“总想多长几只手”的散文，赞美断裂带忙碌、勤劳，一辈子与农具、庄稼为伍的乡亲父老。总想多长几只手更像一种古老的天气，既是对忙碌的隐喻，也是置身铁器时代无可摆脱的命运，断裂带儿女们共有的命运。需要补充的是，在断裂带，在铁器时代，总想多长几只手，和多长了一只手，并不是同一回事。回忆1997年，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香港回归，而是我的妈妈，我那比普通人多长了一只手的妈妈。
即使有人将手伸进喉咙把我知道的秘密往外掏，即便丝毫没有跟家人同悲欢共命运的态度与热情，我也坚决不跟任何人说我有个多长了一只手的妈妈。我的懦弱或者说虚伪的后面，以及被现实冲淡的亲情后面，隐藏着某种可能的畏惧、伤害与报复。我当然没有义务为妈妈的贪婪负责，但是泥沙俱下的现实往往会对涉及某些事实的人造成误判乃至曲解，妈妈偷菜的事情一旦被传开，他们很可能把矛头插在我身上，仿佛我有一个偷菜的妈妈比妈妈偷菜这种行为更加令人厌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想。消极有时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坏，至少，我可以暂时通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远离闲言碎语，在它的屋檐下平安无事，不被推向风口浪尖，黯然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命运的深夜。隐瞒对已经迈上歧途的妈妈没有任何好处，就像裤子上的补丁，脸上被什么尖锐物体留下的疤痕，或者扎进轮胎里的铁钉。但是，我不得不隐瞒，我不希望别人把这个家说成老鼠窝。我希望妈妈的那一只手能够永远隐藏起来。
再过一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
下午，我亲眼看见妈妈猫着腰钻进人家菜园偷菜。她把偷菜这件事做得小心翼翼，就像老太太过独木桥，就像老鼠过街，就像蚂蚁在雨中搬运食物。要是凑巧被其他的人看见了，妈妈也会没事，不是因为妈妈身上带着护身符，而是断裂带没人喜欢插手这种事，只要不是他家菜园的，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也就是说，即便真相就埋在眼皮子底下，也很难抛头露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断裂带人的观念里早已根深蒂固。断裂带的人很客气，不，是客气得有点过头。比如，妈妈偷菜即使是被菜园的主人发现了，恐怕人家也会事先远远地吆喝或者咳嗽几声，提醒一下她“差不多了该收手了”，好像这种菜的人比那偷菜的人更不光彩，更见不得人，然后，等偷菜的人走远了，主人才会慢悠悠地走过去，不慌不忙地骂上半天，一解心头之恨。
虽然妈妈并没有被别人发现，我还是忍不住为她的不劳而获感到羞耻。我很失望。人穷要穷得有志气，妈妈经常教育我们，不过，今天我总算是见证了她的口是心非。事实上，我知道菜园是泥瓦匠刘邵良家的，他的菜园跟我家的玉米地挨得很紧，紧得就像两口子，中间隔着一道半人高的篱笆，牵牛花顺着篱笆一直往上爬，好像要爬到天上去似的。印象中，刘邵良种菜好像从来不是为了吃，也不是要拿到青梅街去卖，而是为了给人偷，经常能看见刘邵良双手叉腰站在菜园里扯着喉咙破口大骂，他骂得天昏地暗，好像骂人能过瘾似的。刘邵良破口大骂，旁边看闹热的人却不时哄笑。
妈妈是背着背篓去的，背篓里面盖了些猪草，不是很多，但足以隐蔽妈妈想要带走的东西，猪草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打掩护，所以也不能太多。我深谙这些猪草的作用，但不了解生活，不了解它塑造的面孔与沧桑，和躲藏在面孔后面像断裂带的星光那样璀璨的疼痛。生活如此重要，所有人都在它的眼睛里打滑，在它的褶皱里荒废，我们生来笔直的身体其实只是一种包裹在我们外面的假象，而真实的我们可能是破碎的、残缺的，甚至是扭曲的。很难有完人。
被绿荫和泥土的腥味缠绕的断裂带，空气中飘荡着某种腐尸的味道，气味可能是从不远处的女娲河飘过来的，令人作呕。几只乌鸦在对岸的沙滩上飞来飞去，叫得难听死了，在断裂带，它们的叫声就是丧钟，死亡的化身，它们一叫，就意味着附近有人要死了。菜园里的所有蔬菜都耷拉着脑袋，昏昏欲睡，千姿百态的绿意之下，饥饿在闪烁，对我们的胃发出持久、古老的召唤。断裂带上的烈日，大得就像一个超级灯泡，它粗野地舔着断裂带的每一寸土地，也包括我们的皮肤，我们枯草一样的黑头发。菜园里没有阳光，几棵挺拔的核桃树站在地边，它们的胳膊把菜园里的阳光挡住了。
妈妈“袭击”了刘邵良家的菜园。袭击，这个词几乎是弟弟的专利，他经常用欣赏的眼光看爸爸或者妈妈拿着棍子袭击我的屁股、我的后背，那种无法掩饰的快乐在他的脸上闪烁，好像他不是在看我挨揍，而是在看动画片似的。妈妈没有叫我帮她的忙，已是万幸。我是妈妈的一只手，我是爸爸的一只手，有时候，我还是弟弟的一只手。他们不愿意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通常都会让我帮他们完成。大概是觉得多余，冒险，碍手碍脚，或者怕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妈妈才故意把我这只手漏掉的。忽略，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妈妈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我会跟踪她，我想，从不劳而获的毛细血管渗出来的酸辛、卑微和惭愧，只有妈妈自己心里清楚。真让人扫兴。妈妈从刘邵良家的菜园凯旋的时候，我的担心才慢慢松弛下来。
妈妈多长了一只手。可怜天下父母心。她是为了弟弟才那么做的，她愿意为她的儿子做任何事，上刀山，下火海。好在，事情并不难，昨天早上，弟弟奶声奶气地说，他想吃凉拌番茄。凉拌番茄，做法比一加一等于几简单得多，放在瓷盆里洗干净，用菜刀在菜墩上切成小块装在盘子里，再撒上几勺白糖就可以了。家里有白糖，但是没有番茄，没有番茄，再多的白糖也是孤立无援。据说蔬菜的价格又涨了，不过这好像和我们家没太大关系，因为妈妈从来不舍得掏钱买菜。因为没钱，在家里，提钱是件缺心眼儿的事。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有钱可以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买回家里，爸爸说，他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家里穷，所以我总感觉那些我或者弟弟想要的东西，永远长在别人家里似的，可能，妈妈也知道这一点，不然她就不会到别人家的菜园浑水摸鱼了。白糖是妈妈的妈妈给的，妈妈把它藏在碗柜最下面靠右边的泡菜坛子里。泡菜坛子里没有泡菜，它的心是甜的。妈妈把白糖放在里面，主要是为了防我。家里但凡是好的东西，妈妈都会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好像她生的不是一个女儿，而是一只老鼠。妈妈藏起来的东西我一般情况不会碰，我不想自己也多长一只手，我害怕自己某一天真的会变成一只老鼠。
家里，妈妈，还有爸爸，他们的脑袋不是他们的，是弟弟的。不用数，就知道，弟弟有三颗脑袋，只有一颗长在他自己头上。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命根子，是他们的凉拌番茄。对我来说，爸爸妈妈就像铁一样顽固，难以改变。我与他们之间很难翻出点温情的东西。一碗水端平，做白日梦吧。我也不奢望。在家里，我最多的念头就是快快长大，快快逃离这块不属于我的地方。我的骨子里长满了逃离，就像断裂带雨后的树林长满了蘑菇。每个人的生命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麻烦，它就像苍蝇一样围着你，搞得你心神不宁，但是，你一时半会儿又不能把它从你的生命周围撵开。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实现这个愿望。不过我很庆幸，我的脑袋不是弟弟的，我的脑袋只属于我自己。
晚上的菜肴因为多长了一只手的妈妈变得丰盛起来，她做了一大盘凉拌番茄，从番茄的颜色可以看出有些还没有熟透，不过妈妈不可能等到它们熟了。弟弟吃得津津有味。爸爸和妈妈也吃了，但吃得很少，对儿子的那份爱已经塞满了他们的胃。妈妈的吃相让我倍感不适，她每夹一块番茄放进嘴里，都要舔一下筷子的头，美滋滋的，意犹未尽的，感觉她都快把筷子舔成针了。我没有吃凉拌番茄，每块番茄里都坐着刘邵良的咒骂，这个念头或者意识，让我失去了同流合污的勇气。我没有吃凉拌番茄的另一个原因，也有着一丝难以言传的报复心理，爸爸妈妈对弟弟的宠爱令我感到无端厌恶，我以为我早已习惯了他们对弟弟的那种近乎全身心的投入与娇惯，但我没有，它们就像断裂带上的星星，在漫漫黑夜里原形毕露。弟弟是一颗包在爸爸和妈妈之间的糖果。他们不厌其烦地将盘子里的番茄送到弟弟的嘴巴里，好像弟弟没有长手，好像弟弟的手都长到他们身上去了一样。挂在刚刚粉刷不久的墙上的闹钟不急不慢地走着，旁边，我的几张“三好学生”奖状沧桑而又紧张地趴成一堆，好像随时都可能从墙上掉下去，只是曾有的快乐消失了，变得惨不忍睹，弟弟在上面涂鸦，那些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线条爬满了奖状，不过还是勉强能够看出，弟弟这个年纪所拥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画了长着两条腿的房子，笑眯眯的、有胡子的太阳公公，一条蛇懒洋洋地吐着芯子，还画了他和爸爸妈妈手牵手在河边散步的样子。望着弟弟的杰作，我觉得自己没被气死，真是一个奇迹。
每个人的前面都有一个大大的坑，最后，每个人都会从那儿掉下去，永远不回来了。用泡菜下饭的时候，这个奇怪的念头在我的脑海反复闪烁着，有那么一会儿，它似乎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虑、怅然若失，以及那种因为忽略而野蛮生长出来的孤独和伤感。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一直在说话。好像沉默会死人。生活的长长短短，是是非非，当然也有家里的事情。爸爸跟妈妈商量给弟弟买辆自行车的事情，说以后弟弟就不用走路去学校了，妈妈开始并不同意，她觉得腿比自行车方便、灵活，更具有操作性，她还担心弟弟学不会，爸爸一句话就把妈妈顶了回去，他说得很实在也很轻松：就当是给家里添一样东西。但现在家里没那么多钱，妈妈实话实说。家里穷得菜都舍不得买，现在他们却要给弟弟买自行车，会不会吃错药了。他们对弟弟一直都很阔。给我买颗水果糖，我就是睡着了也会笑醒。我飞快往嘴里刨了几口米饭，生怕肚子里的妒火一下子喷出来。也许买自行车难度确实挺大，爸爸说，那就等家里的猪肥了再说。等家里的猪肥了再说，这句话里面，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爸爸的力不从心，或许有那么一点，但这更像是一个坚定不移地承诺。然后，他们换了话题，他们说起了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去世，说起了长江三峡大江截流，他们还说起了已经摆在眼皮子底下的香港回归。孤掌难鸣，爸爸和妈妈轮流就这些与他们本身隔着永远都无法抵达的距离的重要事件发表着各自的看法。他们讨论的话题如此深刻宏大，让人难以想象他们不过是断裂带的寻常百姓，更像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爸爸和妈妈聊得尽兴，无形之中，晚饭的时间被拉长了。吃完饭，屋顶上已经不再是黑漆漆的夜空，多得难以计数的星辰爆米花似的坐满了整个天宇。断裂带静悄悄的，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头顶上那些神秘、灿烂而又遥远的事物吸掉了。
多长了一只手的妈妈开始收拾饭桌，油腻腻的抹布将正在落漆的桌子蹭得吱吱响。此时此刻，她似乎早已把下午的不光彩行为抛到了九霄云外，脸上挂着浅浅的疲惫。为了把日子过得滋润一点，妈妈和爸爸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着，除了种庄稼，家里还喂了不少鸡，实际上，家里并没有从它们身上捞到多少油水，弟弟喜欢吃鸡肉，每过一段时间，爸爸都会为弟弟杀上一只解馋。家里的鸡越来越少，儿子永远都是儿子。对爸爸妈妈来说，贫穷、忙碌并不可怕，因为弟弟足以帮他们把埋在日子里的不快归零。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是家族里有名的“菜盘子”，就是太固执太任性了，当年，她背着家里所有人跟爸爸领结婚证就是个著名例子。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岁月是婚姻的坟墓，妈妈老了，皱纹在她的脸上扎堆。还没有弟弟那会儿，爸爸和妈妈经常吵架，有时候也动手，仿佛生活把所有的浓情蜜意都磨掉了，只剩下永远没法揉碎的磕磕碰碰，和循环往复的忙碌。结婚，就是为了延续血脉，为了开枝散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老话在爸爸妈妈的婚姻里得到了验证，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自己不过是他们的一小块儿痛，他们做梦都想要个儿子。我清楚记得，弟弟是1990年年底出生的，那会儿电视剧《渴望》正在全国热播，毛阿敏唱的同名主题曲火遍了整个断裂带，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小时候，我的头发从来没有长过，每次去青梅街的理发店，他们总要想方设法让理发师给我剪个短发，一来可以节约洗发水，二则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对儿子的幻想。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里有句话说得很深刻：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想说的是，在爸爸妈妈心目中，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当然，不光他们，几乎整个断裂带的乡亲父老们都有这种古怪、狭隘的思想，在“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的断裂带，这个思想几乎就是传统，天经地义的传统，永不生锈永不枯萎的传统。传统的里面，是笼统而愚昧的性别歧视。所以断裂带的父母们都想要个儿子，就像我们这些读书的孩子做梦都想考满分似的，生个儿子，比生了一堆金子还要开心。自从家里有了弟弟，爸爸和妈妈就很少闹矛盾了，生活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弟弟身上，同时，弟弟也带来不可思议的力量，他重建了爸爸和妈妈久违的浪漫和爱意。
有天晚上，我撞见两口子在厨房淡黄色的白炽灯下接吻。妈妈踮着脚，双手环抱爸爸，咬他的舌头，快把爸爸的舌头吸到她的肚子里去了，我看得手脚冰凉，羞愧、激动，感觉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迅速转身逃之夭夭。每次想到这个场景，我都忍不住恶心。我的闺密罗佩佩说她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角依然是给了她生命的两个人，不过她的爸爸和妈妈疯狂得多，两个人赤身裸体像蛇那样缠在床上，她略带嘲讽地说，真是乐此不疲啊。她的爸爸妈妈没有发现被偷窥了，她从门缝里目睹了两人做爱的整个过程，她的确比我勇敢多了，不但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朗诵阿赫玛托娃、普希金的爱情诗，还能如此从容不迫地观察生活，也不怕把眼睛弄花。罗佩佩在家里也混得不如意，她有一个弟弟，也刚念小学。友谊随着我们身上那些相似的遭遇而变得牢不可破，熟悉的人都知道我跟罗佩佩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即便如此，她的某些想法还是让我大跌眼镜，她告诉我她想往弟弟的喉咙里灌农药把他毒死，她咬牙切齿，看样子绝不是开玩笑。我被她这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吓到了，我担心她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做出丧心病狂的傻事来。我们都缺少关爱，以及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心理辅导。
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家里因为有了弟弟，所有黯淡、憋屈的存在感都被刷新了，爸爸和妈妈也慈悲地让我留起了长发，甚至有了一条虽然廉价但充满归属感的红裙子。即便如此，我的内心却毫无感激，我怀疑他们只是想要炫耀家里有个儿子罢了。对整个家庭而言，我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冰，毫不起眼，不值一提。著名歌星郭富城在1991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我很喜欢，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发行于1990年，《对你爱不完》，名字有些赤裸、庸俗，透着几分虚假的狂热。但是还好，我觉得其中的某些歌词可以代替我难以言表的心情，释放我无处宣泄的压抑。生在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的家庭简直就是个悲剧，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离开断裂带，离开那团古老的阴影？断裂带比想象中的断裂带还要偏远、滞后，反应迟钝，就像王朗自然保护区里那些吃饱喝足了的大熊猫，慢悠悠地穿过密集的箭竹林。实际上，知道郭富城，听郭富城的歌，是在我上初中之后，也就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中间已隔着好多年呢。任何新鲜事到了断裂带都会布满历史的沧桑，变得老态龙钟，罗佩佩猜测，没准儿郭富城早就落伍了，明星又多了好几箩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再等几年。
妈妈收拾完碗筷，开始在厨房里剁猪草。爸爸跷着二郎腿在堂屋里看电视。弟弟剪完手指甲，趴在已经破了皮的沙发上看他的小人书，一副陶醉的样子。我站在院子里望着漫天的星辰，兴许是被硕大、遥远而缥缈的宇宙感动了，眼泪无缘无故地落下来。
时候不早了，该回屋休息了。
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
近段时间，香港回归俨然成了断裂带最为时尚的话题。这个话题跟以往那些话题长得不太一样。它不涉及断裂带，仿佛一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几乎所有关心国家大事民族未来的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情，口若悬河，眉飞色舞，豪情万丈，好像他们就是香港的爸爸妈妈似的。香港回归，这个事情本身，或者说是香港屁股后面的那根尾巴：回归，给我制造了一层幻觉，好像香港长得有腿，好像它是要从地球的某个角落大摇大摆走回来。
并不是没有可能。我念初二，学了地理，我已经知道，四十六亿年前起源于原始太阳星云的地球——庞然大物，不过是茫茫宇宙一粒小小的尘埃罢了。在它的周围，还密密麻麻分布着难以计数的尘埃。当然，这个周围得用光年计算，而这些尘埃的体积和分量，也不是几个胖子能够媲美的；我还知道板块构造学说是在大陆漂移学说和海底扩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这一新学说，地球表面覆盖着不变形且坚固的板块，包括岩石圈，这些板块以每年一厘米到十厘米的速度在移动。但是，可别小瞧了这种缓慢的力量和改变。我们风度翩翩的地理老师，就是学校里那位脑袋比萤火虫还光还亮，整天踩着一双浅蓝色拖鞋走来走去的家伙，曾在课上告诉我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是印澳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的结果。为了增强我们的理解能力，他双手合十，并缓缓朝上抬升，仿佛专业的游泳教练在冲他的学生们示范蛙泳的规范动作，他说，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形成的。此外他还特别强调，珠穆朗玛峰平均每年增高一厘米。太夸张了，一厘米，这足够让班上那些还没怎么长个儿的同学郁闷半天的了。
香港回归，牵动着整个断裂带的心跳和呼吸。各种鲜艳夺目的庆回归标语，琳琅满目，随处可见，仿佛断裂带就是香港，好像如此，就能拯救我们沉闷平淡的生活，把乡亲父老们骨头里那些就像他们的指甲缝一样黯淡的命运和自豪感擦亮，让沉浸在某种陈腐和古老气息里的断裂带，多一丝热闹和现代气息。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方式、观察社会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不太关心香港回归。我想，就算是没心没肺，我也没什么错。每个有限的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但是角色不是唯一的，奇奇怪怪的角色在每个人身上重叠，父母、儿女、学生、犯罪分子、守法公民，如此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但不是每个人所看到的都必须一样；每个人都有嘴巴，但不是每个人的嘴巴都必须说同样的话。我愿意读书，《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或者，《安徒生童话》，也不想把时间荒废在一件几乎跟我毫无瓜葛的事情上。然而这个看似真诚也不过分的理由，可能不是我对香港回归漠不关心的主要原因。也许作为女孩子，关心个人的衣着是否干净脸蛋长得是否漂亮，怎样隐藏正在发育，或者已经膨胀得有些过度的乳房，以及如何让某个帅气的男孩在与你擦肩而过时忽然眼前一亮露出相见恨晚的神情，都远比香港回归紧要得多。
断裂带上的灯把眼睛纷纷闭上以后，天就算是黑透了，仿佛可以把它们砍成块，撕成片。如果赶夜路，没有手电筒，就像吃饭没有筷子，下雨没有带伞。第一次赶夜路是去外婆家，他们帮外婆割麦的时候把钥匙忘在外婆家了，回家的时候才发现进不了门，爸爸妈妈认为我跑得快，应该我去，真舍得把我往火坑里推啊！我胆子小，但又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好硬着头皮出发了。妈妈的妈妈家在山上，走拢大约得花半个小时。我来回花了半个小时。确实跑得快，并且没觉得累，因为恐惧已经让其他混乱的情绪凝固了，变得无足重轻了，要是我持之以恒，当世界冠军也并非不可能……
夜就像大海那样深了，此起彼伏的虫鸣在它们各自的疲惫里慢慢塌陷。山顶上时隐时现的松涛梦幻而缥缈。
生命陷入沉睡。寂静在断裂带放肆生长，仿佛整个世界都停止了呼吸。
萤火虫是世界上最小的灯笼，它在夜晚的皮肤上移动，仿佛为断裂带守夜的精灵。
饱满而澄净的露水坐在草尖上，等风来把它们吹向遗忘，脱胎换骨。
躺在我那比骨头还要硬的床上，我毫无睡意，精神得像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和弟弟睡的是席梦思，我呢，只能用叹气来缓冲内心的挫败感，所谓的公平都被“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句话卷到了九霄云外，强烈的委屈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心房。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小小的冰，睡眠在慢慢融化，身体在慢慢融化，在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分量还重的断裂带，在重男轻女的铁器时代，在香港回归前的这天深夜。
千呼万唤始出来。7月1日，香港回归的日子，如期而至。
如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所说，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日子，终于来了。
我早早起了床。我没有睡懒觉的习惯。脖子有些疼，好像落枕了。爸爸妈妈起得更早，他们从来如此，新的一天永远都是从他们起床开始的，旧的一天则永远都是从他们睡觉结束的。爸爸在院子里锯木头，每过三四天他都会到山上去背一截木头回来，锯成菜墩，然后妈妈把它们卖给那些需要的人。逢集的日子我是不会上街的，因为妈妈要在街上摆摊卖菜墩，她经常叫我帮她守摊，我面子薄，害怕遇见熟人，尤其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其实也没什么，但我总觉得在大街上摆摊就像在展示我个人以及家里的苦难似的。爸爸挣的是血汗钱，家里暂时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所以妈妈总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妈妈大概是穷怕了，因为她经常冲我们抱怨，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会天亮呢？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会天亮呢？我也想说这样的话。我把这句话当作写作素材记在我的日记里了，当然，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或许，我把自己隐藏得太深了。我想写一篇题目叫作“等待天亮”的作文。我喜欢在作文里引用诸如“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会天亮呢”、“骨头车成纽扣”、“别天都亮了还把尿屙在裤子里”这样的话，我迷恋它们那种淳朴、独特的气息，化抽象为形象的智性诉求，以及瞬间就能够爆发出来的弦外之音。如果把断裂带看作一部包罗万象的大字典，那么，这些话就是活在其中的精灵，可遇而不可求，就像女娲河里的娃娃鱼，踏破铁鞋无觅处，但是如果运气好，得来也是不费功夫的。
弟弟依然在他舒适的席梦思床上呼呼大睡，弟弟是一片永远笼罩在我身上的黑夜。
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会天亮呢？
天已经亮了。
缓缓驶进黎明臂弯里的断裂带，格外赏心悦目，刚刚过去的夜晚，在浅蓝色的天边留下了最后的遗址，几粒星星，若隐若现。太阳尚未升起。空气好得要命，好像被妈妈用洗衣粉洗过一样。亮晶晶的露水在路边的草丛里闪烁。乳白色的晨雾蜗牛般从山上深绿色、死气沉沉的松林漫下来。总是蜷缩在茂密的枝叶里的屋顶，也在这个还有些模糊的黎明慢慢亮出它灰色、轻盈的翅膀。安宁总是短暂的，很快，一切平静都被那些喉咙痒得要命的鸡鸭猪狗压在它们的舌头下面去了，它们快活、尽情地唱啊闹啊，生怕地球会忽然停下来不转了。
已经分了家，就住在隔壁的爷爷老早跑到我家来看电视。他给我们提了一袋前几天从青梅街买来的橘子，橘子好像多得卖不完，或者纯粹是营销策略，卖橘子的老板已经把写在纸板上的五毛钱一斤改成一块钱三斤。望着爷爷带来的橘子，我忽然发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力惊人地扩大了，思维更为活跃、敏捷，对存在和隐藏在存在背后的意图心领神会。爷爷不应该这么客气的，大概是怕惹妈妈不高兴。妈妈本来就不高兴。妈妈不喜欢爷爷或者婆婆到家里来串门，两个偏心的老人让她的肚子里装满了怨气，她经常在我和弟弟面前说起早些年他们分家时候如何可怜，只分了几亩薄地、几块腊肉、几十斤粮食。妈妈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磨难。是的，磨难，耿耿于怀的磨难，心灵深处的磨难，比留在皮肤上的疤痕还要让人难以接受的磨难。有时候妈妈也告诉我们别的陈年旧事，比如婆婆冤枉过她，冤枉她偷她们家米缸里的米，冤枉她偷她们家菜园里的菜，还有藏在衣柜里的钱和传了好几辈人的戒指，妈妈说，这些事肯定都是婆婆的那堆女儿们干的；再比如，婆婆喜欢儿子，但是很不幸，前面四个都是女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面，婆婆终于生了两个儿子，如愿以偿，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幺爸。生孩子跟下雨似的，妈妈如此总结，她从岁月的墙根下挖婆婆的这些苦难的时候，我发现她平日里总是紧绷着的脸有了松弛的快乐，那种天马行空、肆无忌惮也无须任何代价的快乐。这很自私、野蛮，我觉得，妈妈不应该这样，即使婆婆冤枉过她，人这辈子怎么可能没有丁点差错。但是，很快，我心头便有了本能的恐惧，还有沉甸甸的危机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结下来不过是春夏秋冬。在断裂带，儿子才是圆满人生的末班车，人生注定要有个儿子才能算得上圆满。我想起我和弟弟，以及我在这个家里的待遇和麻烦，一个儿子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一个女儿呢，屁都不算。粗心大意的妈妈把某些重要的东西漏掉了，像突然踩到一堆狗屎，妈妈漏掉的那些事物，让我再次触及我的命运和疼痛。那个关乎性别的比喻就在我的生命周围盘旋，我不过是这个比喻下面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积水坑。我有些害怕了，这种害怕，让我变得冷漠，婆婆和妈妈，都在我的冷漠之内。我也好奇，觉得不可思议，仿佛苦难有着某种惊人的记忆，妈妈和婆婆，她们也是女人，为什么还要固执地让不幸继续繁衍生息，让伤口变大变深，今后，我也会重复她们的命运吗？我不会。也许，我应该对她们的恩恩怨怨好好写封感谢信，感谢她们，让我及早洞悉了朦胧、陌生的命运中那最为惊人的相似，简而言之，就是重男轻女，就是对儿子的膜拜与迷信。
恨屋及乌。妈妈讨厌爷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不讨厌爷爷，只是觉得，他当了一辈子农民，太可惜了。爷爷早年在公社里当过会计，识字，是蒲松龄的铁杆粉丝，就是不用翻《聊斋志异》，他也能讲得栩栩如生，风生水起，好像那里面的所有故事，都曾穿过他的呼吸和生命。爷爷最大的喜好就是吹牛，不是听别人吹，而是他自己跟别人吹，就是在他面前摆个稻草人，爷爷也能说得眉飞色舞。只要吹牛进了状态，爷爷就忘乎所以了，就算他的牛被人偷到外省，他也不会察觉。吹牛，得有资源。香港回归，如此重要的事情，爷爷自然不会错过。爷爷家有电视，并且还是像大熊猫一样稀有的彩色电视机。不过邪门的是，有天晚上，大概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吧，他们家的彩色电视无缘无故摔在地上，坏了。跟长了腿似的。妈妈说，爷爷，或者婆婆，肯定在哪儿碰上了不干净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我吓得魂飞魄散，每天晚上，我都要点燃一支蜡烛，借着它的死亡睡去。那天晚上还出了不少邪门的事情，堂哥家碗柜里的碗莫名其妙地落在地上碎了很多，还有几户人家屋顶上的瓦往院子里落了不少。有人说是地震，不过，我更喜欢罗佩佩的猜测，她说断裂带下面困着一条巨龙……
太阳出来了。阳光照耀的断裂带显示出异样、独特的生机和美。
弟弟一口气消灭了三个橘子，他吃得津津有味，脸上布满了橘子汁和残渣，弟弟用他的整个脸在吃橘子，而不是仅仅用嘴。
爷爷的脸依然肿着。前天，在女娲河河边放牛的时候，他不小心被马蜂蜇了，一张脸肿得估计他的妈妈也不认识了，亮闪闪的。为了省钱，爷爷并没有去医院，他对医院有着本能的反感，去医院好像跟进鬼门关似的，吃药都是医生说了算，爷爷担心自己的腰包扛不住，他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看着电视里鲜艳的五星红旗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的上空冉冉升起，爷爷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拉着我弟弟的手，轻声细语地告诉弟弟知识就是力量，要弟弟好好念书，将来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为了弟弟不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爷爷掏给弟弟十块钱，算是鼓励和投资。我羡慕得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我以为爷爷也会给我十块钱的，但他，重男轻女的老封建，看都没看我一眼。别提多扫兴了。
爷爷到家里来，自然要喝两杯，爸爸开始还有担心爷爷的伤势，不过，顿顿要喝点的爷爷说了，命可以不要，酒不能不喝。爷爷的这种精神鼓舞了爸爸，也解决了爸爸的担心，要喝，就得喝个痛快。断裂带有句老话，烟搭桥酒修路，不管办什么事情，只要有这两样，也就八九不离十了。爷爷把那些不喝酒的人称为缩头乌龟。爸爸说，喝点酒，精神抖擞。
等到快要吃饭的工夫，爸爸才发现家里没有酒了，爸爸的爸爸上门吃饭总不能还得自带酒水。所以，爸爸命令我上街给他买酒。爸爸有点急不可耐，好像屁股后面有十条恶犬在追。爸爸迫切地从荷包里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连同一个白色的塑料空酒瓶递给我，速去速回，他说，好像他已经渴得不行，好像他再不喝点就会把命丢了似的。但是我没有接，我不想去，我告诉爸爸，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今天就是用轿子抬我去我也不干，要去你自己去，除非把整条青梅街拖到我面前来。
把整条青梅街拖到我面前来。我的胡言乱语，我的拒绝，大概吓到爸爸了，我看到他不自然地收回胳膊，一动不动，望着我，像个农民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庄稼，满脸困惑。我本该立刻从爸爸面前消失的，即使是出于礼貌，但此刻我的脚生了根一样，木桩似的站在他面前，倔强得像是女娲河迟迟不愿上钩的鱼儿。我，其实也被自己顽固的勇气吓到了，以前，就是借我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拒绝爸爸吩咐的任何事情。他的话就是圣旨，必须遵守，不容拒绝。平时我见到他，也像倒霉的老鼠遇见了猫，战战兢兢，小身体跟地震了似的，抖个不停。
你，翅膀是不是长硬了？
翅膀是不是长硬了，爸爸问我，语气里夹着讽刺，以及若隐若现的威胁，好像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他和妈妈的婚姻里冒出来的一桩麻烦似的。他满嘴辣辣水的味道，臭得要死，好像随时都可能喷出火来，把我烧焦。大概是真的生气了，我瞟了一眼爸爸，他那布满荒凉、皱纹与沧桑的脸，黑得像是被人倒了一整瓶儿碳素墨水。
空气里，辣辣水的味道在闪烁。辣辣水，是我弟弟刘青云对酒的另一种称呼，名字取得很是形象生动，我觉得弟弟今后要是不当个作家，简直可惜了。辣辣水，酒的另外一副长相，也是一次简单尝试之后，晕眩和恐惧在弟弟心灵深处摁下的手印。自从上次为节约些钱出来吃麻辣烫，弟弟给爸爸买了半瓶酒，回家途中，又在灵官庙旁边被荨麻和蒿草围住的水塘里滃了半瓶水，爸爸就再也不想请他到街上买酒，妈妈就再也不想请他为家里买油买醋了。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弟弟大概不会为自己没有把掺了半瓶水的酒摇匀而懊恼吧！
爸爸真的生气了。他铁青着脸，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像带翅膀的人一样恐怖。比带翅膀的人更恐怖的是，我感觉爸爸的眼珠子如同青蛙跳出池塘那样，快要从他愤怒的眼眶，从他燃烧的生命中蹦出来了。
“绝不让黑恶势力形成气候”，有一瞬间，我的脑海跳出派出所挂在青梅街上的打黑除恶宣传标语。那幅标语就挂在我同学银小美家门前的电线杆上，白布黑字，看起来阴森森的，感觉就像你已经踏进犯罪分子的家里一样。我铁了心，今天就算被爸爸打得遍体鳞伤，也绝不向爸爸低头，而且我隐隐感到，我之所以如此倔强并不是为了让爸爸对他的暴力和野蛮失去信心，而是，或者说，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向他表明我长大了，我是自由并且充满活力的个体，不受任何人约束、指使。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爸爸冲我下了最后通牒，看样子他是想给我点颜色瞧瞧。我没有吱声。沉默是最好的反抗，说话就是屈服，就是妥协。没什么好商量的。不去就是不去。
白痴，养你还不如养条狗！暴躁的爸爸，突然将手中的酒瓶和钱狠狠摔在地上，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好像恨不得一下子把我戳到地底下去。他的愤怒被我彻底点燃了。
在断裂带文化站当笔杆子的苏哥好像说过，咒骂，本质就是嫉妒、无能和平庸。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些在他背后指手画脚的家伙。断裂带那些平时忙得总想多长几只手的人都嫉妒他，嫉妒他工作清闲，眼红他的铁饭碗，整天无所事事，不用操心，不用出汗，每个月还能按时领上一笔足够他花的工资。如此奢侈、堕落的工作，可能好多人打着火把，手持放大镜，也未必找得到。诗人的真名我不清楚，只知道他的笔名：苏城子。苏城子上学期被邀请到我们学校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而又生动的文学课，他讲的是海子，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的青年诗人。他讲得好，我甚至能够意识到海子的肉体虽然烟消云散，但他的精神，他的诗歌，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完整的有效的生命形式。很多同学都听哭了。我的作文写得不错，我的语文老师——经常抱怨自己是“上辈子杀人，这辈子教语文”——便把我那几篇较为出色的作文集中交到他手上，希望他能抽时间帮我看看。我想，语文老师之所以这么热情，很可能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我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年龄我的同学，现实生活中我把自己隐藏得太深了，但是我的文字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暴露了我的早熟。记得其中有一篇批判重男轻女的作文，我从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出发，表达了内心的委屈、不满、仇恨，以及强烈地想要改变这种现状的渴望，我给这篇作文取了一个啰唆而又意味深长的标题：“让我那耀眼的疼痛喂鱼去吧！”。诗人对这些作文赞不绝口，说我坚持下去一定能够成为著名作家，他把“著名”这两个字说得特别重，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仿佛刚刚摆脱了一条乡下恶狗的狂追。总之，我们就那么认识了。我没有称他“苏老师”，他让我称他“苏哥”就行了。我也是普通人嘛，他说，满嘴烟味扑鼻而来。苏哥留着一头另类的长发，个子高高的，有点瘦，是个正在冉冉升起的青年诗人，他因为在市级刊物《剑南文学》发过一首名叫《归宿》的小诗，受到县上领导青睐，被安排到断裂带文化站专心从事文学创作。苏哥说他要出诗集了，同时也在构思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长诗，大概十万行左右，忙得不亦乐乎。此外，我还知道，苏哥来断裂带文化站报到的时候县委书记亲自召见过他，鼓励他争取做四川的第二个阿来。苏哥文学素养颇高，从他那儿，我知道了普希金、裴多菲、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这些人他喜欢得近乎痴迷。不过，我对这些人没什么兴趣，我更关注我成长的世界。诗人是干什么的？有次我有意向苏哥讨教。我想，他可能会说，诗人就是写诗的人，或者某种神秘的替身。但他没有。诗人是这个正在走向堕落的世界的救生员，他如此回答我。危言耸听。一头雾水。
苏哥对咒骂的观点和判断让我对眼下的爸爸有了更为清晰的蔑视，不，是同情。爸爸当然不会嫉妒我。他只是重男轻女罢了，他不喜欢我这个女儿。爸爸心疼弟弟，那是他的命根子，是他从妈妈肚子里挖出来的宝贝疙瘩。在家里，弟弟的要求总能得到满足。弟弟就是要天上的星星，爸爸可能也会想办法帮弟弟摘下来，假如世界上有那么长的梯子的话。而我，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似的，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从来不敢跟家里提过分的要求，尤其是在爸爸面前。一个儿子的分量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个意识，让我身上的这种悲剧和不幸越发强烈，让我生不如死。
你们就是太溺爱她了，跑个腿又不会把腿跑断！爷爷忍不住在一旁嚷嚷起来，他双手背在身后，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被洗得泛白的棉衣透出一股阴冷，即使是三伏天，爷爷也穿得这么厚，他看了看怒气冲冲的儿子，又看了看我，那种轻蔑中透着质疑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老不死的，你不说话会死？我想回爷爷一嘴，但话到喉咙又被我咽了回去。我突然有些害怕了，我被爷爷话里带出来的暴力弄得不知所措了，我恨不得整个人一下子缩到我的衣服中去。
去还是不去？爸爸兴许还想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打死我我也不去。我说，为什么不让弟弟去，你们重男轻女，你们偏心！
兴许是我的话掀开了那个古老的面具，逮住了爸爸们的痛处。火山爆发了。
爸爸那粗糙、有力和无情的巴掌忽然降落在我的脸上，眼角泛出几颗星星，耳朵回荡着耳光的余烬，头晕晕的。天旋地转。我被爸爸打倒在地上了。嫣红的血从鼻孔和唇角流出来。我这才意识到我挨揍了，恨不得立马站起来跟爸爸拼个你死我活。但我没有。我没有力气了，身子像棉花一样软软的，又像灌了铅一样沉。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很长时间，就像一截被锯子抠掉了生命的木头。
不过我没哭。我没有一点要哭的意思，任何委屈都不能帮我把自己的不幸缩短几厘米。也许我要做的就是隐藏，隐藏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以及报复他们的欲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为混乱、糟糕，甚至得不偿失。我把自己隐藏得太深了，就像女娲河那些躲在青苔、石缝里的鱼儿。没有任何人扶我。我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从容得像是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
热辣辣的阳光舔着断裂带的每一寸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家门前的院子空荡荡的。知了声此起彼伏。紫色的牵牛花从斑驳的院墙上垂下来，悬在半空，随风轻摆。
最终，我还是妥协了，去青梅街给他们买酒。不就是跑个腿儿吗？
去青梅街途中，我拟了小诗一首记录这个耻辱，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挨揍，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我给这首小诗取了个标题，名为“一窝习惯了疼痛的苦麻菜”。
我是一窝苦麻菜
雨里生，风里长
日子过得泪汪汪
断裂带的风啊
永远吹不掉
我肚子里的忧伤
不能哭，不许哭，任何委屈都不能帮我把自己的不幸缩短几厘米。
我一边走，一边安慰自己。泪水还是不由自主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清晰的耻辱和恨，模糊的善意，在我的脑袋里搏斗，尽情厮杀。
关于报复，我并未考虑放把火把家里的房子烧了，或者往水缸里扔几只活蹦乱跳的癞蛤蟆，我想到的是罗佩佩说过的疯狂念头。的确太疯狂了，我从未想到过杀人，因为就算是踩死一只毛毛虫，我也需要下一万次决心才敢做的。我的脑袋要炸了。耻辱，还有耻辱带来的恶念，整个儿地统治了我的灵魂，我的躯壳，仿佛只要它们的发令枪一响，我就会按照它们的指引迈上不归路。太痛苦了，太痛苦了，痛苦让我虚弱得直哆嗦。我的痛苦是清醒的，因为它让我意识到自己不能犯蠢，不能脑袋发热一时兴起，它用恐惧包围了它们。
我擦了擦脸上的泪痕，青梅街已近在咫尺。
可是，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会天亮呢？
断裂带的阳光锈蚀着断裂带，沧桑而又繁茂，我的呼吸仍然因为承受的暴力隐隐作痛。我的心里冷飕飕的，感觉那儿，有道通往寒冬的裂缝，正顽固地为我输送着命运的无微不至的凉意。
傍晚，我带着专门用钢笔誊写在作文本上的小诗《一窝习惯了疼痛的苦麻菜》去找在文化站当笔杆子的苏哥聊天，笔杆子就是苏城子，苏城子就是苏哥。我希望能够得到苏哥的认可或者表扬，人家毕竟是吃这碗饭的，写作就是他的生命。物以稀为贵，身边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笔杆子，和身边有一个活菩萨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很多同学都崇拜苏哥，我也是，写一篇东西不难，但要变成铅字就难了，差不多够得上永恒了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语文老师甚至当着苏哥的面恭维他：你这样的人才断裂带一百年也未必能出一个。
去文化站的路上我有些忐忑。头一次写这种分行的东西，可能算不得诗，倒也无所谓，不待在家里就好，在我看来，家和监狱没什么区别，我和外人没什么区别，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对我还不如他们对外人好。在断裂带，我们对卫生院、畜牧所、供电站这样的部门并不陌生，文化站就有些神秘了，文化，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给人高深莫测的印象。
文化站位于女娲河河畔，远远看上去和农家小院差不多，也就两层楼，环境优雅，清净。大门两边雪白的墙上刷着羊头图案。据说，羊头是羌人的图腾，断裂带上的人大部分是羌人的后裔，虽然他们的穿着打扮、饮食习惯、建筑风格、语言等，跟汉族人别无二致。文化站前院的花坛里盛开着断裂带常见的美人蕉、一串红，好像还有菊花。本地人视为母亲河的女娲河，就在文化站眼皮子底下日夜奔流。
我到了。
苏哥的办公室布置得十分简单，一张漆过的淡黄色办公桌，两把木椅，一个茶几，零零碎碎的办公用品，以及一盆摆在角落里，看上去不怎么实用的吊兰。办公室到处都是书，多得快把人挤到办公室外面去了，仿佛书就是办公室的主人，或者生命。空气里弥漫着某种陈旧和落魄的气味儿，不过，适应一会儿就好了。
苏哥在整理他即将出版的诗集《太阳，我欠你一个拥抱》。我的到来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不过，很快，这种意外就在他的眼神中转变为惊喜。热烈欢迎，他说，眼睛周围的黑眼圈让他显得颇为疲倦。熬夜、抽烟、酗酒、恋爱，基本都是他们这类人的专利。然后，他放下手中的钢笔，用自己的玻璃杯为我泡了杯绿茶。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战战兢兢地把自己写的小诗递到苏哥手中。
我前几天写的。我说。我感到自己脸很烫，仿佛这首小诗不是我写的，而是我从某人手中偷来的一样。
你的脸怎么肿了？苏哥没有对我的小诗发表意见，反倒关心起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肿了？我的脸怎么肿了？我问了自己两遍。泪水就再也止不住了，决堤了。我一边哭，一边迷迷糊糊跟苏哥诉说起了内心的委屈……我和苏哥走出文化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送我回家。
但愿，你成为一窝没有了疼痛的苦麻菜，要快乐。路上，苏哥跟我说道。
我点了点头。只是点头，没有说话。点头是因为认同，不过确实也包含了某种失望，至少我没有从他嘴里抓住任何光芒，那种能够让我脱离苦海的光芒，我隐约觉得，苏哥有点敷衍我，有点不耐烦。没有人救得了我。我把自己隐藏得太深了。
多长了一只手的妈妈应该警告过我和弟弟某些事，不是昨天，香港回归时她在一个亲戚家的石磨上推了一天豆腐。那个亲戚家有条体形庞大的狼狗，名叫“追风”，追风咬过不少人的屁股，亲戚赔过不少钱，所以我私下给这条狼狗取了一个名字——“追尾”；当然也不可能是前天。不过我确信妈妈肯定说过，在过去的某个时辰，就算人死了也会留下一堆骨头和肉，就算树叶被火烧了也还有灰烬，遗忘，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如同妈妈说过的话，我虽然记不住她说话的时间、地点，内容却大致不会出错。对，妈妈警告过我们，家里任何事都不要轻易告诉外人，把你们的水龙头拧紧点。妈妈怕我们不长心，我想跟“把你们的水龙头拧紧点”这句话对应的是“家丑不可外扬”。妈妈没有这样说，她太含蓄了，尽管含蓄并不属于她的风格，就像星星不属于白天，鱼儿不属于天空。她的嗓门比爸爸还大，饭量惊人，即使负重也能健步如飞，从来不穿色彩艳丽的衣服，打架的时候也未必不是爸爸的对手。种种迹象表明，妈妈如此小心谨慎，就是因为她多长了一只手，害怕别人知道她手脚不干净。家丑不可外扬。妈妈可能真的错了，不是因为她多长了一只手，而是她以为，只要我们守口如瓶，有些不宜为外人知道的事情，就不会长腿。
每件事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上午，爸爸妈妈在院子里晒小麦，他们用扫帚把水泥院子扫了一遍又一遍，铺开滚筒，然后把一袋袋小麦倒在上面，最后用手慢慢将它们刨平，接受阳光的恩赐和洗礼。几只麻雀在院子旁边高高的梧桐树上唧唧闹着，仿佛在催促他们快点走开，然后饱餐一顿。我很早就知道，梧桐树的心是空的，内部的构造形同钢管。梧桐树正处生命活跃期，枝繁叶茂，喜鹊在上面搭了好几个窝。
这时候，铁青着脸的泥瓦匠刘邵良大摇大摆进了我家院子。他手里握着一听饮料，瓶子是铝制的，可以卖钱。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乡下人勤俭，一般不会买这些玩意儿喝，就像一个字都不会写的农民脖子上突然挂了一支钢笔，或者用仰天长啸的姿态念海子的《亚洲铜》，给人怪怪的感觉，听装饮料赋予他的则是金钱才能够表达出来的优越和膨胀感，也许古人们说的见微知著便是这个道理。
刘邵良喝的是健力宝，我初一的时候也喝过，不多，一小口。罗佩佩从家里偷了十块钱出来，买了听健力宝，给我尝了一小口，然后自己一口气喝了个精光。碳酸饮料原来一点也不好喝，她说，她更喜欢娃哈哈的味道，有点像从这儿挤出来的，罗佩佩指了指自己那已经有点风生水起的胸部。
秘密长腿了。
刘邵良的到来让妈妈措手不及，她惊讶地看着他，好像他不是叉着双腿来的，更像是从天而降。不过妈妈很快意识到了来者不善，猫抓老鼠来了。妈妈给爸爸递了个眼神，然后一阵风似的回屋去了。
“家门，稀客，稀客。”爸爸反应快，主动跟算是半个熟人的刘邵良打招呼，又主动从荷包里掏出一支“翡翠”递过去。
刘邵良似乎不愿领情，不过他还是接了。他接烟的姿势过于客气了，他伸出的右手刚好握着健力宝，完全不像是要接烟的样子，更像两个初次见面的异国友人在交换礼物。接烟的刹那刘邵良才将手上的健力宝收回来，递给左手，他懒洋洋地接过烟。
稀客个屁啊，我是菜都吃不起了，来你们这讨饭吃的。点上烟，将健力宝里残留的饮料一饮而尽，刘邵良才慢慢悠悠说道。看得出来，他的肚子里有火。只是暂时没有倒出来罢了。一切才刚刚开始。健力宝在刘邵良的两只手上抛来抛去，如同一枚随时可能被引爆的手榴弹。
秘密长腿了。
我幸灾乐祸地关注着两个大男人的交锋。我已大概猜到刘邵良的来意。
弟弟也在，他捉了一条毛毛虫喂蚂蚁，嘴里哼着《我的中国心》：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我的中国心》，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一首爱国主义歌曲，不过感觉刘德华唱得还要好一些。此外，我还知道，这首歌的创作大背景就是1982年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香港的前途问题。昨天就是香港回归的日子啊！不过，此刻，我已经顾不得找人炫耀我丰富的音乐知识和历史知识了。
不瞒你说，我菜园里的菜被人偷了，损失不小啊。刘邵良挑衅似的看着爸爸。并且……刘邵良欲言又止，仿佛在等蛇出洞。
爸爸沉默了，没理会刘邵良，他回屋取来斧头，开始狠着劲儿劈柴，一声不吭。刘邵良就像小麦一样被晾在我家院子里，留也不是，去也不是。爸爸手中的斧头把他震住了。刚刚还耀武扬威的刘邵良，嘴角竟然挤出一丝莫名其妙的笑。
算了，我走了，谢你的烟。刘邵良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还把手上的健力宝扔在了院子的角落里，弟弟小鸡觅食般急急忙忙跑上前去捡起拉罐来，张嘴就舔。
扔了！爸爸对弟弟一声吼。不过他又给弟弟掏了五块钱，你自己去买。
刘邵良走了以后，妈妈就从屋里出来了。她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机警的光芒，像一只正在过街的老鼠。
他说啥了？妈妈问爸爸。
啥也没说。爸爸回答。
真的？妈妈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是说了，这把斧子劈的就不是木头了。爸爸别有用心地扬了扬手中的斧头，嘴角保持着乐观的弧度，汗水在黝黑的脸上闪耀。时间对他束手无策。
期待落空了，一场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灾难，被爸爸用他手上雪亮的斧头逼进了坟墓。蛇缩回了洞里。我有些扫兴。
每件事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秘密长腿了。
又有灾难落在我的头上。
妈妈，多长了一只手的妈妈，忽然走到我面前，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
是不是你说的？她问我。
我被血口喷人的妈妈打蒙了，心里又急又气。妈妈怀疑我出卖她。我当然没有。
妈妈不相信我。她罚我跪在地上悔过。
弟弟回来了，他手上的两听健力宝分外刺眼，他炫耀似的将它们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每件事都坐着别人的眼睛，爸爸的慷慨，妈妈的血口喷人，让强烈的委屈再次袭来，可悲的是，任何委屈都不能帮我把自己的不幸缩短几厘米。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似乎找到了这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贫穷，而是自己的性别，自己的女儿身。
我的心因为自己的女儿身隐隐作痛。灿烂、繁茂正缓缓朝夜晚倾斜的夏天，充满了性别暴力的断裂带，也在隐隐作痛。可是我无能为力，只能任凭那些痛在身体里继续生长，繁衍。我，深深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了。
夏日的女娲河永远是热闹的，正如这种热闹里永远隐藏着一块儿看不见的清凉，而那正是女娲河充满诱惑的地方。有时候，爸爸妈妈忙，忙得恨不得多长几只手，就顾不了弟弟了，我是说，他们最爱的儿子。除了下雨天或者晚上，断裂带的孩子们有许多时间都是在女娲河里度过的。如同爷爷说过的那样，他和他的儿子的童年都是被女娲河冲跑的。爷爷还说，只要天不是太冷，他们都愿意跑到女娲河游泳、钓鱼，也洗衣服，不过，像洗衣服这样的事，还是给女人们留着吧。好像女人们喜欢这个似的。
断裂带的孩子们，一个比一个晒得黑，一个比一个水性好。皮肤越黑，水性越好。当然，也有我弟弟那样的菜鸟，顶多只能在靠近河边的浅水区玩一玩，毕竟人还小。我的水性就不错，蛙泳、自由泳、潜水，甚至，抱着一块石头也能游上一截。不过我很少下水，兴许是自己长大了知道羞耻了吧，我不喜欢将自己正在发育的身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顶多在河边洗洗衣服，捡几块好看的石头，或者用软绵绵的沙子堆城堡。
弟弟出事了，就在我的心因为自己的女儿身隐隐作痛，就在我意识到了性别暴力，意识到我身上那一切不幸的根源的几天之后。
那天下午，天热得人都要化了。
爸爸妈妈到地里锄草去了。我到女娲河洗衣服，顺便凉快一下，弟弟也跟在我屁股后面来了。我没有理他，我们之间的怨气太深了，虽然他可能还不太明白我们之间的隔阂。
女娲河里早已挤满了人。到了河边，我就开始洗衣服了，弟弟把自己剥了个精光，就去跟那些与他年纪相仿，只能在浅水区玩一玩的小屁孩们玩去了。弟弟玩水的地方离我也就几步之遥，他跟其他几个孩子在那儿比赛找石头，将一块石头扔到水底，然后自己捞上来，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块石头。弟弟手上的石头是白色的，我确信。也许是某个小孩坏了规矩，他们便开始各玩各的了。水花四溅，嬉笑声震天。
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我抬头去找弟弟的时候，我发现弟弟不见了。刚刚还在的。紧接着，我发现旁边较为湍急的水面上有只手伸出来了，绝望而又无助的召唤，只有短短的一瞬，刻薄得容不得我去思索其中的利弊，又沉下去了。女娲河里游泳的人太多了，但是我相信，除了我，还没有人关注到这事。纯属巧合，还是老天爷有心赐给我的机会？一个崭新、陌生而友好的开始？
天哪，怎么回事，我本该立马冲过去的，但是我没有。我埋下头，继续洗衣服，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就像没人理解我心里的那些委屈，那些水洗不掉的疼痛。可是，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了一百倍，就这样大约过了两分钟，我终于忍不住了，崩溃了，我撕心裂肺地尖叫着，朝弟弟消失的那片水域飞奔而去……
然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或者说，一切都结束了。弟弟的脑袋，没能在我的尖叫声中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