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昭勋：《非言语传播学》
萨丕尔：《语言论》
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莱文森：《软刃：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
吴伯凡：《孤独的狂欢》
胡泳：《众声喧哗》
宋昭勋：《非言语传播学》
宋昭勋博士的《非言语传播学》1999年出版后我就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2008年作者重写再版，我写了再版序言。假如人类有100万年的历史，其中90万年是非言语传播的历史，人类会说话只有10万年的历史。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包含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宋博士实际上在我国开辟了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对非言语传播的系统研究。在语言文字符号充斥所有角落的当下信息时代，非言语符号的使用永远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有时甚至是主要的传播方式，表达着语言符号所难以表达的内容。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非言语传播现象，只是被人们忽视了。有鉴于此，我组织同学写了关于这本书的读书笔记，以期引起更多同学的关注。
电子媒体如何发挥非言语传播的无限潜力
徐可
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下，言语传播的位置毋庸置疑，而非言语传播的效力无形之中就会被忽视。《非言语传播学》一书为我们展现了非言语传播的无限潜力。
就电子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移动媒体等）而言，其非言语传播元素和手段（比如声音、画面、视频等）相当丰富。这些元素和手段之间既可以组合，又能与言语传播相互补充，创造出很多可以发挥、创造的空间。
我国新闻类电视节目的非言语传播手段应该有所加强，因为除了播音员正襟危坐和记者实地采访的镜头外，几乎没有更多样的视频画面。相比之下，英国BBC的电视新闻就更胜一筹。在一则关于叙利亚内战的新闻中，多媒体平台展现出了动态的叙利亚地图，随着主播的指点，地图不断变化，出现叙利亚政府和各反对派的地理分布、交战位置等信息。这样，一则单调的新闻变得生动、可感，仿佛身临其境。其实，从央视春晚的高级演播室来看，电视新闻使用非言语传播的方式在技术上不成问题，需要的是大胆的设想和实际尝试的魄力。
我国的纪录片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能够红火半年，可见优秀纪录片的匮乏。其实，大多数纪录片没有运用好非语言传播中潜藏的能量。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应该能够运用好音效和视频效果，并穿插以动画、图形、图片。在视频中，景别的变化组合、光影的运用、镜头的推拉摇移、拍摄的角度、构图的完美与和谐、剪接的流畅以及各元素之间的协调都是至关重要的非语言传播内容。在听觉符号中，旁白、自然声、音乐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还有音、视符号的配合。去年热播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虽然不是中国独创，但是该节目采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在非言语传播和言语传播的结合方面做得不错。比如，每一个孩子说话的时候，都会出现孩子的卡通头像，还会根据说话内容配以效果音。背景音效的运用也在情感调节上独具匠心，时而轻松欢快，时而温情感人，更调动了观众的情感。
信息化的今天，新媒体和移动媒体平台更加需要把非言语和言语传播结合起来。新媒体结合移动终端具有了很强的互动性，在视觉、听觉的基础上可以发挥动觉、触觉。比如，电子杂志《男人装》就有不错的尝试，让用户做出吹的动作，吹动模特的裙摆。如果移动新媒体只是把图片、文字、视频堆叠摆放，就浪费了新媒体互动的资源。这方面，2013年获得普利策新闻特稿奖的《雪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纽约时报》的团队几乎把雪山搬了过来，在三维效果图中呈现事故点，安插音频、视频、风向等信息，制作雪崩的动画。这种三维模拟比实际拍摄更具有传播效果，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抽象和忽略，还可以让读者进行选择性阅读。
如果我国电子媒体能在非言语传播和言语传播的结合上下些功夫，结合传统传媒的经验和新媒体的思维方式，发掘各种传播符号的潜力，就可以实现多种传播符号的有机配合。
电影中的身体语言
陈嘉仪
在语言出现之前，人类交流中身体的动作是重要的交流符号。一直到现在，身体语言在人际传播当中仍占比较大的比重。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的身体语言除了其表面意义之外，往往还有更深的含义，而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挠就是挠，抓就是抓。《非言语传播学》中有一章专门讲解人作为一个个体，是如何利用身体语言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人际交流和传播的。
我认为，作为一种传播手段的身体语言，应用得最经典也最广泛的无疑是电影艺术。早期的典型当属无声片。从1895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工厂的大门》问世，一直到1923年第一部同步有声电影在美国纽约公映，近30年的时间内电影艺术一直是个“伟大的哑巴”。无声片中，人们最熟知的当然是卓别林以及他创作的一系列无声片。卓别林滑稽的外形装扮深入人心，而他夸张却不做作的身体语言表现，正是为他赢得无数赞誉的来源。著名戏曲大师梅兰芳说过，卓别林的表演教会他很多通过身体语言表达人物内心情绪和思想的表演方式。无声电影为身体提供了一个可以独立发挥的空间，身体语言成为无声电影中叙事、传情、表达内心的重要手段。“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时期达到了巅峰。他不必用嘴告诉你他失业了，没有工作，因为他一身不合身的别扭的衣服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他不必用嘴告诉你他是社会底层人物，因为他走路的姿势告诉你了。
有赖技术的进步，电影界终于在1927年迎来了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自此，无声片的辉煌年代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身体语言在有声电影时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有声电影时代，演员对话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观众对角色个性的理解、剧情的进展也都是根据对话来判断的。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电影就是艺术片。艺术片具体来说不能算是一种严格的电影分类，但此类片子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演员对白很少。声音在这种电影形式当中只是陪衬之一，角色心境的塑造、剧情的进展，似乎与对白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声音与身体语言的较量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总是会有这样的经历：想表达一个意思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但往往一个简单的表情或手势就能让对方明白。声音表达内容毕竟是有限制的，而身体语言表达的内容则是无限多样的。在电影中，如果生硬地通过声音来表现角色的情感，有时反而会破坏原有角色本来的个性，内心复杂矛盾的心理也无法展现。
《非言语传播学》中提到了体语学这个概念，指的是通过观察动物和人的动作、表情等，辨别其非言语含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观众观看电影就是体语学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例子。书中提到的最具代表性的体语的分类有五种：象征性行为（emblems）、解说性行为（illustrators）、情绪表达行为（affect displays）、体控性行为（regulators）和体适性行为（adaptors）。这五种体语在电影中有时结合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有时单独传达着某种讯息或是表达着某种情感。
当然，我们对体语的分析不是绝对的。体语分析家也承认：大部分有关行为语言分析统计的结论都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的，且多少带有主观性。同样的行为，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况下，其含义不尽相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观众本人也参与到电影的解构中，一部完整的电影就应该是由导演、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
从新闻报道看非语言传播
穆雨薇
中国的文化一向提倡含蓄。《红楼梦》中贾宝玉给林黛玉的一块旧手帕，便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旖旎情思；《项脊轩志》中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被称为最有韵味的三行情书；国画更是不讲求平铺直叙，而要虚虚实实，轻描淡写，浓墨重彩，总是要横看成岭侧成峰才好；便是在秋风起荻花落的江上卖艺的歌女，也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出场，方能显出其容貌秀美，引人遐思。
这种含蓄也体现在大众传播上，比如，有经验的记者最擅窥测平静的表象下山雨欲来的态势。但是，在我看来，新闻中真正的价值并不在其言语，而在其言外之意。
政治动荡的年代，报馆处境最是艰难。总有一些政治上的事情，不能说，不好说，不便说；但不报道，又是失职。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所传达出的言外之意，便显得分外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为了反抗新闻检查官扼杀重要新闻的行径，编辑们想出了“开天窗”的法子，一块醒目的空白时刻提醒着读者看到国民党的文禁行径。
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传播者懂得并善于运用非语言传播方式编码，可以准确而高效地完成信息传播任务。比如，法新社记者通过几份传媒资料，正确推测出赫鲁晓夫的辞职和林彪外逃失事两件大事，并及时予以报道，抢占先机。而受传者也需要懂得对这一言语之外的意会传播方式予以解码，才能获得其背后隐含的极有价值且很重要的信息，否则就是“对牛弹琴”。正如《非言语传播学》提到的，大众传播过程的非语言传播包括两部分，解读媒介信息和报道新闻信息。
报道新闻之时，媒介自身、媒介特征和媒介所处的环境本身，提供着一种可以感觉到但却难以说清楚的信息，它们也构成信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哪些事实要加以报道或编辑，哪些新闻应该被抛弃，通过选取不同的报道角度、用语等等，传递出不同的言外信息。
《新闻联播》的两位主播每逢重大节庆会改穿红衣；每逢哀悼国家领导人的逝世或是哀悼重大灾难的死难者，主播会改穿黑衣，打黑领带，如哀悼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逝世之时，以及全国哀悼“5·12”汶川大地震的死难者时。通过新闻播出的顺序、主播衣着的改变等等细节，便可以推测政治风向抑或当前国家大局。
不论是报道新闻信息，还是解读媒介信息，其中都少不了人为的痕迹、主观性的层层叠加。《红楼梦》中不曾明言彼此心意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总是在闹脾气，最终还是错失姻缘；《项脊轩志》情意缠绵悱恻；国画淡雅隽永，但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便是江上琵琶女，也要从琵琶后露出真容。
新闻以真实性、客观性为第一准则，在报道之时，还是应力图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传递最重要的信息，切不可让言外之意喧宾夺主，只为宣传或制造噱头，否则反而会有损新闻本真。
萨丕尔：《语言论》
美籍波兰人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论》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之一。1984年我读施拉姆、波特的《传播学概论》时，第一次知道萨丕尔。为了进一步了解他而买了他的专著《语言论》，拿起书来就被他提供的观点吸引了。我们平常说话习以为常，对语言已没有特别的感觉，而他提出语言与思维、文化的有机联系，使我不由得深思语言现象，进入若有所思的学术境界，解读我们的文化基因——语言。以萨丕尔及其学生本杰明·沃尔夫命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跨文化传播研究很有影响，主要观点是：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薄薄的一本《语言论》，引用语言有60种以上，足见萨丕尔语言知识的丰富。
语言的定义与起源
潘辰
萨丕尔的《语言论》不仅是为研究语言的人写的，也是为“门外汉”所写。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旁观者，这本书让我几乎零门槛地近距离接触语言学。萨丕尔没有将语言限制在纯粹的语音或者文字上，而是把语言定义为人与人之间进行观念、情绪、欲望交流的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语言是在社会（更多的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族群或种群）公共经验的基础上，对个体自发自觉形成的声音进行定义和标识，从而形成的表达规范的总和。
一般我们研究语言，总把语言与文字两部分混合起来。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两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又相互独立存在的。从语言形成的历史过程来说，是先有语音部分，然后再有文字部分，而且文字是作为“第二重符号系统”而存在，是书面地对语音部分进行标识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所谓的“公共经验”应该是两个部分，语音的公共经验以及文字的公共经验。
关于语音的公共经验，我基本认同萨丕尔的“胶囊”说，即基于个体经验扩大化并获得公共认可的一切感觉或印象，封装成固定的语言“胶囊”，进而形成语言的基础。但形成文字，却并不完全是这样，例如仓颉造字或者韩国的彦文摈弃汉字转向拼音文字，便是明显的例子，说明文字系统很大程度上更是“社会契约”形成的。
萨丕尔也是人类学家，他以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语言问题，沿用人类学种族、语言、文化三个基本纲目来研究语言学。他作为西方文化环境下的研究者，其研究内容和结果或许符合西方语言系统，但对于东方语言，尤其是汉语，明显有些不适用，以至于他也感叹说：“从拉丁语到俄语，我们觉得视野所及，景象是大体相同的……然而，一来到汉语，头上的天都变了。”所以，所谓“经验简化”并不适用于所有语言系统，至少是汉语语言系统。这里面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萨丕尔研究的西方语言，基本上都属于拼音语言，而汉字却是拼义语言。
语言究竟从何而来？萨丕尔指出：“不管本能表现和自然环境能给某些语言成分的发展多大刺激，不管本能的趋势（运动的或其他的）在多大程度上规定了语言表达的范围和方式，人为语言本身并没有可以觉察到本能的基础。人或动物用不由自主的、本能的喊叫来进行的交际（如果可以叫做交际的话），根本不是我们所谓的语言。”也就是说，他明确表达了语言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本能，至少不是由于生理本能。
不是由于本能，语言从何而来？萨丕尔没有作明确的说明。而现在对语言的起源有“神授说”、“人创说”以及“劳动创造说”。我个人倾向于“人创说”。“神创说”我不去纠缠，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还将某一东西或某一现象归诸“神”，无疑是可笑的、不可取的。“劳动创造说”听起来似乎有道理，骨子里还是“人创说”的一个分支而已。有很多例子可以去证明语言是由人自身创造出来的，无论是莫尔斯电码还是世界语的形成，只不过初民在语言创造的最初，有一个相对漫长的由个体经验向公共经验发展的过程而已。关于这个过程，恩格斯就此写道：语言的逐渐发展与听觉的完善化和脑髓的发展同时进行。
语言与思维
黄哲雅
世界上的语言数千种，不同文化种族的人的思维习惯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幽默、日本人的善学与团结等等。那么，语言与思维之间是否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联系呢？
萨丕尔的《语言论》在第一章《什么是语言》中，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根据自己的推理提出了一种假说：语言决定思维。但是总会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做到不用言语来思想。萨丕尔将这种现象的产生归为两种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能够区分印象和思维。我们不需要语言就能在脑海中形成一个印象。而当我们把一个印象和另一个印象在意识上发生关系，便需要语言的辅助了。印象之间关系的产生，就是思维的过程。另一个原因是语言与听觉符号的错误等同。语言可以用运动符号或视觉符号一个对一个地代替，仅因为一个人不觉得有听觉符号存在就否定了语言的存在，这是不合理的。
基于以上分析，萨丕尔认为，言语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最清虚的思维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语言符号的有意识的对应物”。
在此之后，萨丕尔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思维影响语言的成长。“这种语言和思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在我们眼前进行着。工具使产品成为可能，产品又改良了工具。”即：当旧有的语言材料不足以表达出思维内容（概念）时，已经存在的语言会按照一定的方式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思维的内容。这样，语言材料就会不断发展丰富。
这些新的语言符号（词）是我们认识和了解思维内容的“钥匙”，而与此同时，新的语言也影响我们的行为。比如，我们创造并认识了“自由”、“理想”这些概念，如果这些词不在我们心里作响，我们会为自由而死，为理想而奋斗吗？
语言对思维有影响的最有力的证据体现在空间语言上——我们如何描述世界的定向。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用前后左右来表示不同方位。而另一种则是使用固定的地理方位——东西南北，它不随着我们本身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在澳大利亚的一种土著语言Guugu Yimithirr中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词汇。这种语言总是以东西南北来描述地理方位。类似于这种方位表达方式的语言，世界各地还有很多。从波利尼西亚到墨西哥，从纳米比亚到巴厘，都有分布。研究表明，身处这样环境的孩子从2岁就开始使用地理方向，到7、8岁时就能完全掌握这样的系统。他们不会解释是如何知晓南北的位置，就像我们不会说怎样熟悉“前后”这样的概念一样。
有一个报告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来自墨西哥南部说Tzetal语的人，在一个漆黑的房屋里被蒙上眼睛，然后转上20多圈。在他还被蒙着眼，感觉非常眩晕的时候，他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地理方向。他们大脑中的方向都是东西南北而不分前后左右。如沃尔夫所说：用不同语言讲话的人对宇宙的看法是不同的。
然而，这并不表示这种语言环境中的人对“前后”这一概念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排除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人对某些客观世界（比如，东西南北）有着同样的认识。也就是说，虽然语言是对思维有一定的影响，却不能充分地认为语言能决定思维。在这一假说提出之后，不断有学者质疑并修正这一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弱式”假说：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或者语言并不完全决定思维，但的确影响认知和记忆方式，影响人们从事思维的难易程度。也就是说，语言并不是思维的“桎梏”，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不是无限的、决定性的。
实践结果与学术研究，并不能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得出一个准确的论断。但无论如何，萨丕尔的观点对于后来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以及跨文化传播中各类现象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网络语言的词汇发展看语言沿流
刘鑫怡
“语言自成为一个潮流，在时间里滚滚而来。它有它的沿流。”
沿流，即语言的发展演变。社会分化、群体领地的分隔产生了各种语言和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方言，而统一的经济、政治需要和文化普及又促进了民族或国家的普通话和官方语言的发展。除了社会因素，语言内部词汇、语音、语法结构的相对变化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因。下面就以网络语言的词汇发展为例，谈谈网络语言的沿流。
本文所说的网络语言是指中国网民所说的话语，它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生活中，并冲击着以往的规范语言。它自成一家，通常以标点符号、字母、数字、拼音缩写和汉字所组成，具有方便快捷、幽默诙谐、与时俱进的特点，深受网民的青睐。
网络语言词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标点符号、字母、数字为主，主要目的是提高网上交流效率，增强趣味性。比如颜文字、火星文等等。第二，以旧词新用、谐音词为主，也是以追求娱乐性为目的，显得生动形象，如“童鞋”（同学）、“恐龙”（长得不好看的人）。第三，以网络热词为主。这一阶段的网络语言虽然也具有趣味性，但其主要目的已经改变，它不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且旨在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寓意深刻。比如2012年的热词“表叔”（讽刺贪污受贿的官员）、2013年的“厚德载雾，自强不吸”（影射全国雾霾严重）。同时，网络语言的创作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词汇，各种古体字新用（“囧”，本指窗户通明，网民依字形赋予其悲伤、无奈之义）、新语体（淘宝体、咆哮体）、流行句式层出不穷。这些话语也向规范语言悄然渗透：《人民日报》出现了“给力”一词，某地警方发布了“淘宝体通缉令”……
这三阶段并不是孤立分割的，每一阶段也存在上一阶段的语言形式的创作。可以看出，网络语言由最初的仅仅为网络生活、为趣味而创作，变为聚焦民生、为社会热点事件发声，从而完成了功能和意义的转型。那么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十几年间，网络语言为何会有这些变化呢？
从客观方面来看，社会节奏加快固然是一方面，人们必须提高文字输入速度才能在网络聊天中跟上别人的节奏，所以不断有标点符号、字母拼音缩写等提高效率的网络语言出现；而社会的民主法治发展，更是推动网络语言意义转变的重要动力。随着民主与法治理念的普及，网络成为表达民意、反映社会现状的重要渠道；法律赋予公民言论自由，使网民在网络中拥有自主、平等的话语权；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从主观方面看，如萨丕尔所说：“语言的沿流是由说话的人无意识地选择的那些向某一方向堆积的个人变异构成的。”语言是人的交流工具，人的创造力和需求会促进语言的转变。我国有大量的年轻网民，他们具有创新意识，追求时尚，能够创造出生动而内涵丰富的网络语言；同时，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关注时政民生和社会热点事件，并通过网络语言表达自己的关切。
当然，网络语言自身的特色也随其发展而变化。从简洁生动到越来越富有个性化、自由化色彩。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说：“在语言中从来都没有真正静止的片刻，就好像人类思想之火永远不停一样。根据自然规律，它永远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网络语言的沿流流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我初次看到洛根的书《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差点给错过了，以为是一本纯粹文字学的书，看译者是何道宽，就重视起来了，因为何先生是传播学著作的翻译家，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翻译一本与传播学关系不大的书。翻开书的目录，我就被吸引了，18章谈的都是不同文字体系如何作为载体传播思想，一经这类文字传播，思想呈现何种特征等等，从西方的拼音文字到东方中国的语标文字、日本的音节文字，再回头追溯拼音文字的起源、发展与传播的关系。我们习惯了的文字使用起来已没有特别的感觉，但作者通过历史纵向的分析，让我们对习惯了的汉字和正在学习的外国文字都有了理性的感觉，学术研究的魅力油然而生。
字母表与西方人的思维
王玉琪
这个春假，我阅读了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洛根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几个主要的西方文明所使用的字母的演变，力图说明拼音文字的使用与西方文明的相关性。作者认为，现代化、工业化起源于西方并非偶然，拼音文字造就的西方人思维方式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作者在书中详细对比了中国人与欧洲人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是逻辑的、演绎的、抽象的、理性的；中国是类比的、归纳的、具体的、直觉的。而这些与文字使用的类型有关：拼音文字让音与字母的形一一对应，这给了欧洲人重理性、重逻辑的思维；拼音文字将字母与字形的含义完全分离，这和欧洲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有关；拼音文字促进了欧洲人分类、整合的分析意识，形成现在知识体系的雏形。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使他们发明了“美”的概念，开始了文学艺术中对美的探寻；严谨逻辑思维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从而促使了工业化、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拼音文字的简单字母组合，通过印刷机被迅速放大了不知多少倍。
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对希腊文明的叙述，是书中最为深刻而全面的部分。作者把希腊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与希腊字母联系了起来，其中一个例子是“自然”概念的产生。象形文字以外在实物为依据，而拼音文字将字母的组合的“形”与含义完全分离，于是希腊人将人和人造物与自然分离，自然被对象化，逐渐成了人类搜刮、压制、征服的对象。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希腊的拼音文字将单词的音、形和含义完全分离，如果没有学习过这种语言，就根本猜不到单词的意义。相比之下，汉字属于象形文字体系，能从字形的视觉上看出或猜出大概意思。
文字和指意的分离影响了希腊人如何看世界。希腊人在阅读、表达的时候，与客观世界隔了一层抽象的拼音文字，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和客观世界分开；而中国人在使用汉语的时候就会对客观世界有比较直观的感受。所以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不分。西方哲学从未有过老庄的想象力，中国哲学也未有过严密的逻辑体系。
作者提到“零”的概念，以及“零”引发的分数、负数、无理数等概念，没有出现在希腊，而是印度数学家提出的。作者认为，使用字母带来的严谨逻辑抑制了希腊人的想象力，而印度人兼有拼音文字的逻辑思维和东方式的直觉与想象力。我们通常认为人的思想决定了笔下的文字，但在这个例子中，文字有可能已经先在地影响了人的思想方式。这本书所以被视为对“媒介即讯息”的理论研究，我想原因就在此。
该书也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首先，作者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字母表的作用。实际上很多情况是地理、历史等多重原因导致了文字的形成和文字间的差异。第二，字母表和西方文明的联系没有可信的例证。作者只是发现了字母表和文明成就在时间上的吻合。第三，作者有时将数字与文字混为一谈，没有给出太多的证据说明数字和文字的关系。该书的问题或许是传播理论著作共有的问题：论据难以充分证明观点，解释力有限。
瑕不掩瑜，总体来说这是一本极富创见的著作，它从文字的角度回答了“李约瑟之谜”，是对“媒介即讯息”理论的延伸论证。
字母表对古希腊精神的影响
陈嘉懿
罗伯特·洛根在其著作《字母表效应》中提到了拼音文字对古希腊精神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整个古希腊社会的不同方面。
首先是场景与符号的分割。荷马所在的前文字时代，媒介是口语，人们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听觉系统。由于听觉信息不方便记录，只能在现场吸收和处理，各种信息的加工都是在人的头脑中同步进行的。如果说口语传统下需要强化的是人的记忆，那么文字给人们一种便于回忆的记录方式。由于拼音文字语词的音、形、义被分割开来，感官中的视觉也与其他感觉分离，尤其是将眼睛与耳朵分离开来，这样就使得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偏重于视觉，眼睛成为处理信息的最重要工具。
古希腊的字母表间接带动了希腊语的发展，即洛根说的“知识的视觉暗喻悄悄潜入希腊语”。后来也影响了英语，比如英语中的see可以暗指知识或视觉。知识的发展还体现在希腊词句对其他拼音文字的影响方面，例如作为英文词的idea（思想）起源于希腊词eidos（事物的露面）、theory（理论）起源于theorein（观看）。这些都是在新的视觉偏向环境下产生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象征着个人认知进步词语的出现，也预示着后来个人主义的兴起。
拼音文字不仅使得感官分工更加细化，也分割了希腊人的知识研究领域。他们将观察的内容进一步分门别类，形成不同的学习领域和学科。由于学科更加细化，不同人的研究领域拉开了差距，这样的差异性使得古希腊人在社会中扮演着更多的不同角色。
传播中符号感官上的分割也带动了人们用不同眼光来看待事物，例如古希腊人将人及人造物与自然分割开来，自然成为他们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无文字的民族将自己视为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希腊人将自然对象化，他们在自然中获取和征服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断获取也常常能带动社会的进步，尽管他们缺乏像那些无文字民族那样对于自然的独特感悟。
拼音文字引入古希腊500年后，人们获得书籍变得容易，书的受众增加，一些新的思想和理念得以推广。这时，在人与社会、家庭的关系上，新观念开始萌芽。荷马时代希腊没有“个人”的概念，在荷马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是一体的，个人意志与成功没有关系，知识也未与行为和情感分离。拼音文字出现以后，先是作者出现在自己的诗歌中，个人主义开始有所体现；随后在公元前7—前6世纪，典章化的法律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的利益，社会共享的认识弱化；同时，一场新的宗教运动促成自我意识的唤醒，个人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哲学上的辩论为希腊的思想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个人主义渗透到希腊艺术中。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战争使得一个文化混合的泛希腊国家诞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人的个性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管理这样一个文化混合的大国，统治者就需要强调“人人平等”的信条，个人主义也因此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
进一步地，古希腊人开始追求抽象观念。他们抽象层次的提升一定程度依赖于细分后的学科发展和法律与宗教的实践，也体现在此前不曾有过的新词汇的产生方面。
拼音文字在古希腊的普遍使用，其影响渗透古希腊的各个方面，而且环环相扣。这种对古希腊精神的理解视角，觉着很开阔眼界啊。
从《字母表效应》看媒介的效应
孙文烨
罗伯特·洛根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同事，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成员。以麦克卢汉为首的媒介环境学派主张泛媒介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媒介这种人造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洛根的这本书是此种思想下的产物。
洛根在《字母表效应》一书的“前言”中表示，“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传播媒介不是纯粹被动的信息传输管道，而是一种活跃的力量，是‘活生生的力的漩涡’，产生新的社会模式和新的感知现实”。
在洛根看来，拼音文字作为一种媒介，推进了西方文明的抽象逻辑思维。这种影响纯粹是因为拼音文字本身独立于文字的内容。拼音文字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它将口语分解成音素，用有限的字母进行组合，再转写为文字。因此，字母的使用有益于线性思维和演绎推理。洛根认为，印刷得到的机印书和手抄书是迥然不同的传播媒介。虽然内容一致，但印刷书页更为规整、统一，因此强化了视觉偏向。机印书页的视觉偏向和字母的线性排列造成一种新秩序的感觉，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其他学术形式的系统性。印刷书多副本的形式使得记录更为持久，有助于科学数据和文字书籍的保存，能够促进文化的普及。所以洛根说，“媒介即讯息，印刷术的讯息是组织、按字母表排序和标准化”。
最近100年，人类迈入了电子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成为新型传播媒介。信息瞬间可以传遍全球，工业化的、印刷书构型的社会专门化和集中化的机械形式开始逆转，朝向整合一体的、非集中化的发展，而这正是拼音文字出现之前口语传播时代的特征。
电子信息技术开始兴起时，麦克卢汉和洛根有所担忧，提出了“传播的双重束缚”问题。在他们看来，印刷机等书面传播模式能够强化左脑的分析、理性技能，但可能会导致专门家的管状视野，从而忽略一些整体的全球性问题；而电子信息系统如电视强化直觉、类比、模式识别、同步性、整体性等右脑模式，虽然能够促进人们的整体化视野和关切，但却可能挫伤与左脑有关的分析技能，造成人们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退化，从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问题。
在书的最后，洛根认为“微电脑”的兴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何道宽的这本译著是经洛根2004年修订后的第二版翻译而来。11年后的今天，电子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应该超乎11年前人们的想象。如今，洛根的这个问题基本不成为问题了。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电子书这些新媒介在人群中迅速普及，人们不仅可以使用它们阅读文字（与印刷品类似）、处理文字信息，也可以用它浏览图像、视频（与电视类似）。也就是说，新的媒介可以同时开发我们的左右脑，在促进专门化知识的同时使我们保持着一个整体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新媒介的作用并不止于此，互动媒体、电子商务等为人们的互动交往、消费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和电子信息传播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媒介一直形塑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对于媒介的效应，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特别是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有对传播媒介的效应有所感知，才能够更好地使用它们，从而使传播媒介更好地便利于我们的生活。
英尼斯：《传播的偏向》
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又译“伊尼斯”）的著作《传播的偏向》，观照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传播媒介形态对文明的影响，以及不同媒介形态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偏向；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研究各大人类文明中传媒媒介形态的技术特征，有的媒介形态偏向空间，有的则偏向时间。这一对不同人类文明中主要传播媒介形态的技术分析，构成了英尼斯的文明分期理论和传播偏向论的理论基础。今天重读此书，其价值却不仅仅在于媒介形态的技术“偏向”思想，还在于它试图唤醒现代人审视早已习以为常的周遭事物的能力及意愿。社会的进步让人类逐渐丧失了想象的能力，面对一张可以承载信息的白纸，会有多少人能想到它在空间传播中的便利而在时间传播中的脆弱？……
重新审视“媒介与文明”
杨智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说，英尼斯是一位好老师；那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笨学生。在阅读《传播的偏向》这本书时，我时常感受到这位大师的深奥。初读此书，作者就把我带入了他的媒介二维哲学世界中，让我深刻体验到传播媒介发展过程中时间观念和空间观点的变迁，以及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对人类文明发展起的作用。文字很艰深，但的确是一本值得多读的好书。
不同的传播媒介伴随着人类各大文明发展，媒介的更新则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衰落，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伊尼斯把人类文明和传播媒介这两大主题联系到了一起，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媒介对社会、对政治、对文化的影响。这位跨学科的奇才，对各种文明如数家珍——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文明，无不是信手拈来。但研究各种文明的精妙之处，便是这些文明中传播媒介的更新、变迁。围绕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各大文明都能得到解释，让人叹为观止。从小事情中见到大理，可谓是该书特色。从书中大量的历史细节和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具有非凡洞察力，笔端细腻，却蕴含深刻哲理——各种细小的传播媒介，组合到一起，便成为一门传播哲学。在英尼斯的研究中，一支笔、一页纸、一把黏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如莎草纸、软笔结合到一起创造了埃及文明，黏土的使用巩固了两河流域的统治等。传播媒介是各种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可谓是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常被看成是“技术决定论”而受到批评，但这个观点却很有吸引力。
传播媒介或偏向时间观念或偏向空间观念。当下，媒体具有偏向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是从媒介对现实作用的角度来说的。英尼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时间和空间的传播，或者说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又或者说基于经验的传播和基于系统的传播。纵向的、经验的传播偏向过去、注重历史，即偏重时间观念；横向的、系统的传播偏向现实、注重当前，即偏重空间观念。如石头、黏土、羊皮纸等，由于其耐久易保存的物质特性，记录的符号可以长久流传，可以传承宗教、建立威权和维护权威。如埃及文明中，尼罗河的定期泛滥诉求绝对权威，石刻与金字塔的出现满足了这一诉求，其传递的是至高的王权以及宗教中对于永生的信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森严的等级制度越发导致王权崇拜。在这里，不禁要问，偏向时间观念还是偏向空间观念对于文明更有利呢？英尼斯偏向于希腊文明式的口头传统，因为口头传统里有“对活生生的传统重要的东西”，是一种时间和空间趋于平衡的状态。不难看出，这多少是一个理想状态，要达到这个状态很不容易。正如他所说：“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英尼斯因其生活时代（1894-1952）所致，并未能给出如今信息时代给予的深刻思考，未免让读者有些遗憾，但他教给我们的思考方法，对于我们研究当下的媒体，非常有益。其后继者麦克卢汉、波斯曼等所洞见的，同样影响着我们对媒体的思考。《传播的偏向》这本书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英尼斯所推崇的时间和空间平衡的媒介观。这种媒介观代表着辉煌文明的最高成就。在如今信息时代，追求这种媒介观，应该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偏向
张晗
传播媒介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我们都承认的，只是很少有人把它与文明兴衰挂上钩，而英尼斯把传播媒介与文明发展这一宏大的主题联系起来，试图告诉我们媒介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媒介与文化”的思想精髓深刻展示了世界文明兴衰中一个关键原因——传播媒介。他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回首传播媒介的历史发展，从古埃及文明的石刻、纸莎草到现代文明的报纸、广播、互联网，传播活动及传播媒介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影响社会的方式。
现代媒体由报纸、电报、照相术、电影、广播到电视、网络虚拟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属性也越来越复杂，但其传播属性的偏向依旧明显。英尼斯深刻地指出现代媒介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政治、经济过于依赖现代媒介而变得异常敏感与脆弱，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既可以迅速传递经济资讯，也可以快速传播经济恐慌。
新兴的互联网媒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互联网在空间偏向上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又能够在时间偏向上创造虚拟空间，将人们的关系在同一个场景中呈现，创造了一种新的传播环境。互联网是一种新型信息平台，它可能解决了传播中信息单向不对等的问题，创造了新的关系传播网络。但它仍然存在“另一刃”：缺少核心组织与中心结构的互联网信息环境，让无数个体聚集在一起，面对庞大的无筛选的信息，选择和判断变得困难了。
无意识的信息偏转或蓄意的信息，往往在这种群体中引起意想不到的效果，个体处在符合其情感人格标准的信息包围中，往往会丢掉理智，一个火星就能在这样的群体中引起爆炸式的反应，进而可能演变成网络群体暴力。“传播的突飞猛进常常导致野蛮行径的突然爆发”，英尼斯的这句话也许是最好的解释。互联网媒介的这种问题，我想可以解释为缺少权威情况下的信息“燃烧不充分”，这是互联网传播中本身无意识的缺陷，也暴露了它被看做“全能”媒介是有偏差的，互联网存在忽视时间偏向的问题。当错误信息在“乌合之众”的舆论场中被几百倍的放大“燃烧”时，缺乏理性权威的引导，使得空间优势得到最大利用而不能即刻斩断信息链，这就造成了空间与时间的极不对称。
这种情况并不是不能避免的，需要权威信息的正确引导以及非“唯我主义”的网络环境。更多要思考的是，我们传播信息的初衷是什么，是传递一种文明还是放任传播逐渐偏离它的目标。媒介偏向性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深远影响，如果一个文明的传播媒介在时间与空间关系上达到一种平衡的话，它将会是成功灿烂的文明。我想，现代文明的结构失衡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人类应该冷静下来，不要忘记自己传承文明的初衷。
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传播的偏向》
李多睿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传播的偏向》看完。不得不承认，对我来说这本书十分难读，不过受益匪浅。书内容博大，不仅在于其囊括了从巴比伦到古希腊、从中国到近代美国的各种文明形态，还在于其独特的媒介定义。传统的观点或许认为，古代的媒介只包括口语、纸笔、文字等很少的几种。但是在英尼斯看来，从方言、货币、雕像、宗教、算术到官僚组织，都是媒介。连羊皮纸、莎草纸、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都是截然不同的媒介。英尼斯的媒介观是广义的，并不仅仅是用固定的方式传递“信息”。算术和方言到底传播了什么？受众对雕像的解读更加倾向各自的艺术感受与理解，其传递的形式和内容，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固定了……它们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有显著的不同。不过，英尼斯认为，传播问题才是在文明的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起影响作用的，仅仅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远远不够。因此，我试着把它理解为“一种改变大众喜好、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公共品”。
毫无疑问，媒介向人群提供公共品的属性是必然的，而只有改变人的种种喜好、习惯和思维方式，历史的变动才有可能。比如我们往往把一场胜利的战争当作一个帝国兴起的标志，却殊不知，只有当人民知道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提升为国民的自豪感，同时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和货币的延伸，将获得的土地从经济到文化与本土紧密相连，才可说是王朝的复兴之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同样面临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其他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等等问题。英尼斯注意到了媒介桥接了mass与文化、帝国、统治者这样的“宏大叙事”的功用。桥接过程中的利弊得失，是英尼斯判断文明走向与盛衰的重要原因。当然，“上层建筑”往“桥”上加载的“信息”本身自有对错，但如果执着于此，英尼斯也不是一位传播学大师了。
英尼斯极端认同希腊人“万事勿过”的理念。他认为西方文明之症结所在，即“专门化”，他批评道：对专门化过度关注，使我们无法理解那些关心平衡与比例的文明，妨碍我们理解这些文明。工业主义意味着把时间切分成精确的段落，以满足工程师和会计师的需要。如果不能逃避工业主义对时间的要求，我们评价空间局限的能力就会削弱。
所以，英尼斯认为，只有在两者之间获得平衡才是恰到好处的。这个结论是英尼斯对西方文明痛彻心扉的考察之后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本身就像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名著的标题一样给西方文明下了按语：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而他的方法论不能不说与斯宾格勒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尼斯就是从媒介与文明的关系来考察文明的形态，本质上，英尼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传播理论远远超出了芝加哥学派经验主义社会学的域限。在某种意义上，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视野。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现在谈到麦克卢汉，新闻传播学界无人不晓。而在30多年前（1983年），我们才知道这个人，而且其论点被说成是奇谈怪论。十年后，才有了他的第一本书的中文版，即何道宽翻译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这是他的代表作，原名应该是《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但当时出版社为了好卖而改名。该书的论述方式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来套，似乎算不上理论研究，但麦克卢汉做到了用一种近乎炒作的方式把媒介的人类学意义提炼了出来，给后来的媒介环境学派开辟了思路。现在麦克卢汉火了，因为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验证了他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2013年10月25日，何道宽先生在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沙龙上谈的第一个话题便是：麦克卢汉带给我们的启示。
全新的《理解媒介》
魏薇
“媒介杂交释放出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变和聚变要释放巨大的核能一样。”这是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的预言，彼时电视媒介刚刚兴起，网络还不见踪迹。站在媒介融合、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阅读麦氏的《理解媒介》，越发感受到其对于媒介发展的洞悉。
麦氏的思想火花遍布全书，我惊喜于其令人眩晕的超前观点，又陷入梳理不出脉络的困惑中。他的超前观点时常隐藏于晦涩的警语、格言、典故、暗喻中，这一习惯冒犯了著书立说的传统模式，所以他的著作经常因不够学术化招来批评。他没有严谨的理论，只有思想的火花；他喜欢玩弄文字游戏，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意思；他鄙夷研究证据，认为这是印刷媒介的偏见。麦克卢汉石破天惊的观点莫过于现在被叫响的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
在麦克卢汉的书里，不受人重视的媒介本身成了决定人类历史结构调整的关键。该书伊始便说：“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如果从机器如何改变人际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无论机器生产的是玉米片还是卡迪拉克高级轿车，那都是无关紧要的。”对媒介本身的重视是麦克卢汉思想的一大创举，但对于媒介本身价值的过分拔高难免被指责为偏激，有忽视内容之嫌。
批评者认为，麦氏绕开了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对资本主义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忽视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的主体意识，掩盖了媒介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家、民族利益的冲突和社会有关力量的干预——总之，媒介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个部分，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这种批评和麦氏媒介思想产生时的大众传播环境有关。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占主流地位的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传播实则是精英分子所主导的点对面的传播，传播者的主体意识当然是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少数人凭借庞大的传播设备向多数人传播），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是值得商榷的——他似乎忽略了控制的问题，这是其理论的一个缺陷。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不甚完满之处，何况是这样一部七成材料都属全新的“冒险之作”。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确乎在其迷宫式的叙述中抛弃了旧的思维习惯，采纳了感知和知识的新标准；而他的预言，也随着各式各样的新兴媒介的产生不断地被证实。以手机为例，开始叫移动电话，现在何止是电话，只好叫它个人移动接收终端，其全方位的聊天、发信、浏览、搜寻等功能，融合人体听觉、视觉、触觉、表达等全方位感官的延伸，无怪乎人们无法自拔地沉溺其中。媒介融合的浪潮不断衍生出爆炸性的变革与创新，随之而生的媒介异化问题，始终没有走出人们的视野之外。
原始时代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全方位的；而随着劳动的分工细化，人学会了分析，同时也成了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而如今，经由全方位的媒介形态，人们再次拥有了全方位认识世界的可能，这似乎是返璞归真的理想状态；但是，同时我们又陷入了对于“器官延伸”的迷恋，“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因而麦氏在告知媒介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警示——从自恋和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媒介的影响，人类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决定媒介的发展方向，就像他在序言中说的：“本书的宗旨是探索技术所反映的人的延伸的轮廓，弄懂它们可以使之井井有条地为人民服务。”
媒介改变了什么
李煜菲
麦克卢汉在其第一本著作《机器新娘——工业时代的民俗》中提出，人类的文化史上，媒介和技术是塑造我们生活的力量。但媒介究竟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它改变了什么？它通过何种途径改变了我们？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这本书中，他试图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让人们理解媒介带来的社会变动，以期削弱新媒介带来的新冲突，增加人的独立和自由。
“媒介即讯息”是全书的基础论点，但媒介的内容有可能是另一种媒介。比如电报，它的内容是文字，文字的内容是言语，而言语与思维同轨迹，就是实际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需要使用可供交流的言语、图画或者其他复合型呈现方式，其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转化技术和承载媒介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会带来新的内容。麦氏将这种转化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看作一种“讯息”——由媒介和技术的应用导致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
社会大规模使用一种媒介或者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同时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或容器，而是积极地作用于社会的进程。它塑造和控制了人际关系与行为方式的尺度与形态。一个有趣的例证是一位在他的社群里唯一识字的土著人，在为别人读书信时，他觉得必须用手指塞住耳朵，以免自己听见别人书信里的隐私。麦克卢汉分析说，文字造成了视觉与听觉、个人与集体的分离，从而延伸出了个人主义与保守隐私的习惯，而这种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是没有产生文字媒介的口语文化无法提供的。
当社会信息运动速度不一致时，就会产生组织模式的多样化。英语中的“communication”一词，既有“沟通传播”的含义，又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以麦克卢汉关于速度变化的观点来看，电报这种信息传递技术问世之前，道路和信息的交流传递是紧密相连的，直到电报问世，信息运动才比信使传递更快。借助电波和光缆的传送，信息运动发生加速，从而引起社会群体结构与观念的变化。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各类信息大规模集散、实时通讯发达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人们的生活方式、群体结构和视野观念，与信息交换速度相对缓慢、把电视报纸当作主要消息源的内陆农村有着天壤之别。
媒介最大的力量在于改变人们的认知模式。一种较普遍的观念认为，决定媒介和技术价值的是人们利用它们所做的事，其自身并没有意义，如何使用它们才最重要。麦克卢汉在书中驳斥说，虽然与媒介、技术相关联的是我们的意见，但媒介的影响不只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它会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一种媒介或技术的出现延伸了我们某一感官的功能，但“我们的一切延伸，无论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保持平衡的努力”，为保持平衡，一切延伸都对应着“自我截除”。感知是一个100%的常数，但其构造成分的比例可能会变化无穷，如果一个成分得到强化，其他成分就立即受到影响。比如，电影强化了视觉和听觉，但其结果是减少了模仿、触觉和动觉的作用。
法国诗人马拉美有一个观点：“世界的存在终止于书中。”麦克卢汉则进一步认为：“整个世界的场景将迁移到电脑的储存器之中”，人们将一切形式的信息转化为可供留存、传递和获取的统一经验。在这其中，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通过改变转化过程的尺度、速度和模式，又为人提供了“无尽的新视野和新知觉”。
不容乐观的传播科技的无限发展
李璐璐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充满了对媒介机器的崇拜与担忧。他认为，人类历史迈出原始部落时代，走向支离破碎、高度专门化的文字时代和机械时代；在电力媒介到来并逐步统治全球的时候，专业程度极高的文字与机械所割裂的碎块又被重新整合起来，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了。
确实，现代人的社会生活中，智能化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每天都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多层次和高密度信息的轰炸下，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时间被牢牢地罩上一个“媒介化时间”的框架。人们很快就被大量缺乏价值、没有意义的讯息所淹没。这在表面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信息取消了思想的时间，直接的抒发压倒了知性理解，热情投入多于理性判断，虚拟参与替代了有距离的思考。或许我们应该以审视的目光来衡量充斥在屏幕上的视听表象，可我们相信物理技术带来的真实，而信任技术意味着思维的技术化和受技术的控制。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我们习惯于全盘接收。
于是，在这个电子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导的时代，人不再是分割的人，不必专业化地发展某项技能，媒介对人的延伸也不再单一片面，而是整体的、全面的、连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隔膜，转而被各种各样的关系联系起来，密不可分，似乎回到了部落时代的原始快乐中去。但随之而来的是足以颠覆人类的巨大风险：由于人体自身的保护机能，在某一器官或感知得到延伸与外化的同时，作为人的行为总控的中枢神经系统就会主动“截除或隔离使人不舒适的器官、感觉或功能”，以减少人体无法探查或避免的超强刺激的压力所带来的危险。电力媒介之前中枢神经系统只是把某一器官或感觉进行麻木处理，而现在作为总控的中枢神经系统自身都被延伸了，那么它必须遵照原则将自身麻木隔离，因而这一人体行为总控趋于失灵，人类即将进入，或许已经进入集体无意识时代。
这方面麦氏有些像先知，预感到传播急遽发展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媒介决定了人的认识，决定了人类发展，而在人与媒介良性循环的发展历程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主要体现在机器上——已经日趋超越与人的合作关系，而变得越来越霸道。不过，他对这一发展趋势表现得太过乐观，认为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习惯变得协调适应，因为人类有足够的清醒去认识电力媒介带来的主体性危机，并有充足的力量去淡化、解决这一危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化解这一危机的两种途径——要么人的思维适应媒介机器的发展，要么电子媒介的发展与人的相对迟缓的思维同步——都将带来颠覆性的后果。科技的演进一旦开始就很难倒退回去，那么要求人的思维适应新时代机器的发展速度，后果则是人沦为媒介机器的奴隶。现在的我们，正在这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摆脱厄运的途径，考虑人应当如何应对庞杂的信息流。麦克卢汉对此所提出的方法是：认识“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这一事实。不过这一应对策略仍然过于乐观，如果都有这么清醒的意识与坚强的意志力，人们那就不会沉溺于信息海洋而无法自拔，沦为机器花园里的工蜂。
莱文森：《软刃：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
2002年保罗·莱文森（又译“利文森”）的《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中文版一出版，译者熊澄宇便送给我一本。也是在那时，我关注到媒介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软边缘”（the soft edge）的翻译不当，应该译为“软刃”。莱文森被称为“媒介哲学家”，因为他没有局限于具体的媒介形态，能够站在较为宏观的视角观察不同的媒介从过去到未来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得出一些令人深思的结论。莱文森不仅在传播学方面有贡献，在科幻文学、音乐、教育方面也有显著影响。他对传媒形态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选择，人对技术具有控制的能力。他的最新专著是《新新媒介》，同样值得关注。
从媒介早期发展看软决定论
周晏
一种形态的传媒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吗？通常会的，这一点得到了多数人的承认。但传媒影响社会是决定性的吗？保罗·莱文森的《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1]就此进行了全面论证。他虽然充分肯定了抽象的语言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但也明确指出，这不是必要条件而是一种充分条件。在他看来，“媒介很少能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发展的可能性”。
作者按时间顺序展开了媒介发展的画卷，充分论证了媒介对社会发展的“软”决定论。第二章中，莱文森将法老象形文字的失败和希伯来人字母文字的成功，界定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摩西因为使用抽象字母而使犹太一神教代代流传，并促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得以发展和全球性普及。从表面看来，字母文字在传输和保存上的极大优势造就了一神论的传播，但实际上，字母文字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工具是否能被有效使用是由使用它的主体——人决定的。同时，一神论的广泛传播还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抽象字母这种媒介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第三章中，作者论证了印刷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神话。古登堡将活字印刷术与适宜字模体系的26个字母相结合，使印刷机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复制工具成为可能。印刷机成为宗教改革和传播异教的理想工具，《圣经》的大量印刷和传播将文化从僧侣阶层的垄断下解放出来，教会的霸权地位受到极大的削弱。虽然在宗教改革前，教徒们就极力主张人们自己阅读《圣经》，但直到16世纪，马丁·路德同样的请求才被听到，因为印刷机为这个请求在大众中发声提供了技术支持。印刷时代带来了成熟和稳定的宗教、牛顿的物理学理论、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独立宣言》和拿破仑铁蹄下民族意识的觉醒。然而，古登堡并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信息革命带来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并非是印刷机使用的必然轨迹。人类的选择、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媒介的创新是一对矛盾体。社会的发展处处展现着媒介的影响，而社会的需要和人类的选择是媒介发展的内在动力。媒介在适应人类，改变人类的过程中，将人类的思想文化内化，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载体，更在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中影响着人类。
莱文森还向读者展现了信息革命的另一个维度：媒介的自新。当一种新媒介在特定领域胜过旧有的媒介时，并不意味着旧有的媒介会衰落或死亡。摄影带来了媒介的效率革命，用复制的方式高效和忠诚地展现事实是摄影不同于抽象语言的优势。摄影作为人工媒介终结了绘画在人类和其主观认识间需要中间人的状态。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克首次见到银版照相法时惊呼：“从今天开始，绘画死了。”但是经历了最初的恐慌后，绘画存活了下来。因为摄影的客观创造使人们难以从照片中获得人性的要素。相比之下，绘画更能满足人们内在的主观需要和富有人性的艺术追求。20世纪甚至还出现了摄影通过表现主义、立体派等艺术形式使照片变得粗糙以模仿手绘效果的现象。莱文森就此指出，旧有的媒介是否依然存在，取决于人类需要或知觉模式。
媒介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历史中不断被证明是一种“软”决定。媒介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而非直接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同时，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又根植于其所在的社会土壤。
软决定论与媒介批判
梁博宇
《软边缘》一书开宗明义，要以“软决定论”作为研究信息技术与社会结果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所谓软决定论，意为技术只决定事物可能发生，而非引发不可避免的绝对结果。除技术本身外，还有诸多影响结果的因素存在。
作者在讲述这些媒介的演进时，较多地进行了对相关历史的阐述，进而对“硬决定论”做出了批判。他对比基因和媒介指出：基因可以对蛋白质的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硬”决定；然而即使是基因也不能与生物表现的性状间构成绝对的关联，后天环境同样能影响有机体的特点。相比之下，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还要更“软”一些。如一些激进的硬决定论者认为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对象广泛、传播迅速、功能多样、感染力强等优势，因此对希特勒这种善用宣传的独裁者产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同样的媒介也促成了丘吉尔和罗斯福运用广播的成功反击。广播这种技术在不同环境下被运用的方式有其相似之处，效果却又恰恰相反，这是硬决定论所不能解释的。
技术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发展，同样，人类也无法完全预见技术的发展。当一种新媒介产生时，总会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受人质疑。根据事例的不同，作者对此给出两方面的解释：对技术的质疑有时是因为对其本身的功能缺乏信任，有时则是对新技术引发的变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恐惧。
该书五、六章分别就电报和电话的早期遭遇阐述了这两种情况：电报作为一种媒介投入应用的初期，英国的新闻界一度拒绝出版仅仅依靠电报提供的外国新闻。由于人们对其不信任，电报的即时优势也无从展现，“几分钟、几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耗费了几年”。而电话则不但在诞生之初被美国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总裁威廉·奥顿蔑称为“科学玩具”，更因其能够轻易打破家庭壁垒、联通隐私空间的独特属性而广受争议。然而，作者指出，后一现象的产生并非没有先例。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表示书面文字会对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和记忆产生伤害，后来的动画技术也曾被威廉·麦基弗教授称为“罪犯的学校”。这些曾被部分人抵触的媒介，今天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运用，正说明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决定作用是“软”而非“硬”的。当初持硬决定论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新媒介破坏旧有的生活方式。
作者对新媒介的接受态度是温和的，他承认旧媒介存在和受到保护的意义——“从常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恐惧，也能感受到失去任何形式的文化所带来的痛苦”。作者反对的是缺乏相关经验的空谈，人们对新媒介的批评很多时候集中于新媒介对旧规范的破坏，但又不能提供有力的论证，于是就表现出妖魔化新媒体的趋势。
作者认为，批评电子媒介的学者们错在将电子技术视为书籍、杂志、报纸等需要读写能力的媒介的对立面。从历史演进来看，电报、电话和电视先后普及并被广泛接受，至今仍和传统的纸面媒体一起对人类产生着重大影响，没有发生重大的对立。但同时我们也应思考，为何新媒介，如电脑、互联网乃至移动终端出现时，依然会经历，并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质疑？这个现象在作者看来有一定必然性。回到媒介与基因的对比，生物进化的结果常常是意外的，在此之前无法预测，人们只能通过结果来反顾进化的成功与否。传播媒介亦是如此，因为我们不能完整地预见或控制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难免会产生对新媒介的批判。应以软决定论来思考问题，在新技术更新日益加快的今天保持冷静。
信息时代的人性回归
张燕祎
不同于过度夸大技术作用的观点，莱文森虽然不否认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但却认为技术最终给人类造成的具体影响，仍是由人类自身主导决定的。
以书中提到的文字处理技术的发展为例，这一技术可通过更快捷的方式进行传输，也简化了书写和修改的过程，减弱了出版的障碍。然而，这一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同时引发了另一个矛盾：文字处理器对创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不确定的。文字处理器虽然使修改更加便利，但这一进步是否必然提高作者创作的效率与质量，则有待讨论。例如，文字处理的速度和方便提高也可能削弱作者事前沉思的过程，规避事前的全盘思考，破坏了作品的连贯性。文字处理器的诞生固然带给广大作者很大的便利与高度的写作自由，但这一便利与自由对创作、传播乃至社会的影响作用，则仍需取决于作者及其创作的文本，人应该始终处于核心的影响地位。技术的进步为作者创造了提高创造效率和质量的条件，而真正将其便利最大化，能够“为我所用”则要依靠作者自身的调整与利用，技术只是变化的因素之一，其作用不可被简单片面地夸大。
莱文森虽然不提倡夸大技术的作用，但强调必须采取更为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技术的发展，意识到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同可能。例如对于在线媒体这一新型传播方式，有批评家认为，这种在线传播的方式造成了人民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的局面，媒体失去了传统把关人的作用。而莱文森则认为：没有把关人的在线社区更值得赞美。
一些批评家倾向于从即将被替代的旧技术的角度来评价揭示新技术能够干什么，他们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递信息的角度衡量在线媒体的作用，难以看清新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和变化。在线传播作为一种技术上的革新，改变了传统受众单一的读者身份和人们接触媒介的形式与参与方式，提供了在线交流与异步交互的可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站在开放包容的立场，才能更好地意识到技术带来的无穷革新与变化，更好地控制技术。莱文森就此指出：我们透过后视镜审视历史，有助于看清楚媒介的过去和未来，理解媒介的作用及其不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符合人需要的新技术。这是莱文森关于媒介演化理论包括人性化趋势、补救性媒介等的论证基础。
在《软边缘》一书的最后几章，莱文森主要围绕未来媒介发展的可能及其产生的影响作出了预测与展望。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子产权、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诸多问题及其带来的不可预测的结果，显现出信息技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多数问题并不是由技术本身首先引起的，而是人的本性和先于设备存在的外部世界所引发的，例如数字化革命使得产权问题更为复杂化，包括计算机软件的版权、知识产权等多个方面，人需要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控制。新传播技术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重塑着我们的社会结构，但外部世界与传播技术的关系是互动的。
从莱文森对信息时代中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可知，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体决定论，莱文森的媒介理论始终以人为核心，对人性的力量充满了乐观，他看到了传播技术潜在的革命性，同时相信人是主导技术与未来发展的决定力量，否定“硬媒介论”，相信媒介始终能够在人的充分利用下，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吴伯凡：《孤独的狂欢》
吴伯凡的《孤独的狂欢》发表于1997年，他触网较早，加上有些哲学和文学的功底，于是在众人对网络的初试阶段往前多看了一眼，成就了这本书。他憧憬网络的未来，批判传统媒体。他那时才31岁，我虽然比作者大15岁，仍受到这本书的感染，更多地关注网络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而传统媒体提供给大众的是同质化的信息，培养生产出较为整齐划一的“乌合之众”。他以发达的美国网络生活为例，说明触网如同孤身一人航行在信息的“大海”上，但“大海”本身就成了最好的伙伴。憧憬并没有让他陶醉，那时就指出了网络又如同吸烟，吸烟的“好处”是，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人的感觉器官，……如今新一代人如何感受这本十几年前出版的书？这里发表的是三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不同方向本科生的读后感。
网络时代：一个人的狂欢
项一闪
吴伯凡16年前对于互联网的预言，已成为今时今日的生活写照，甚至已经成为了“过时”的预言——我们跨过宽带走向光纤、走向无线网络，PC不再是网络的唯一入口，各式各样的移动设备让“上网”变得无比自由，“在线”成为年轻人生活的惯常状态。
对网络的歌颂已经多余，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吴伯凡所期望的那个“自我依靠”、自主选择、人与PC相互促进的美好时代了么？
我脑中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的图景：世界是张绵延无边纵横交错的网，人是大大小小的蜘蛛。这些蜘蛛们身体和大脑极度萎缩，依靠电流和信号生活着。只有十根肌肉发达的手指不断地在蛛丝上快速弹拨，一对巨大的眼球盯着蛛网一动不动。
互联网的迷人来自于它的“快”与“广”。只需要几个简单的字符输入，你的PC或手机屏幕上就将翻滚着信息的海浪。的确，互联网缩短了我们从出发点到目的地的距离，但它将每一个目的地都变成了中转站，每一个中转站都设有通往下一个神秘去处的指路标。如果使用者不加克制，信息的旅途将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跋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商场购买服装只需要两小时：一小时车程，一小时挑选，而进行网络购物却需要好几天：登录网站十秒钟，几天内闲暇时都在购物网站的迷宫中流连忘返。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pull”出来的信息，还将被迫接受被“push”到眼前的信息，我们其实并不“自主”。互联网勾销了路程，但也击碎了我们的终点。
互联网的另一个迷人之处，是它的速度能给人带来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感觉。我们看到了千里外的炮火，在新闻地下勾选“痛心”的表情，我们看到了关于食品不合格的报道，并跟帖表示愤慨。时空的距离被速度击破，人们在网络上交流、团结、达成一致或口水纷飞，网络给个人带来了极大的“参与”快感，它使我们成为“超人”，所以我们渐渐很难再回归“常人”。我们看到任何我们想看的，即使我们不在那儿；我们永远知道朋友的动态，即使我们不在那儿；我们在这儿，却能看到那儿。我们远程控制着自己的生活，无限大的速度将我们拖拽至我们的生活之外，我们是我们的生活的旁观者。
在吴伯凡看来，现代技术造就的是各式各样的高速公路，是对“慢”的克服，但速度换取的是忙不迭地在各个时空分身乏术。穿梭在高速路上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无视了或忘记了慢的价值，现代人的行程变成了“没有道路的行程”，他的生活是一场看似灿烂却空无内容的烟火，一个“没有情节而大获全胜的故事”。
或许之前的比喻应该做些改动：互联网是只大蜘蛛，我们是被束缚在网上的猎物，已经和网络融为一体，却已是空空的躯壳，唯留一双巨大的浏览一切的眼。这个比喻也许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实要意识到，网络应是自主发展的新天地，它的强大功能是为了使我们更强大，而不是使我们沦为它的奴仆。
记得去年春节年夜饭开饭时，外公拿了个塑料袋，将小辈们的手机与平板电脑都收走，吃完年夜饭之后才能取。因为我们都在各自的屏幕上忙碌着，在没有终点的网路上奔波着，已经无数次因为过于专注而没有听见他说话了。互联网的确是盛宴，却是一个个相互隔绝的盛宴，每个人进入之后，都有不一样的款待。这意味着，一家人围坐一桌，各自刷微博，各自逛电子商城，是难以体会到其乐融融的和睦气氛的。
也许我们这些常年泡在社交、购物、资讯网站的年轻人偶尔要从一个人的狂欢中走出来，丢掉我们巨大的眼球和超长的手臂，去做一个“常人”，真正地感受“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拥抱身边人。
谈交往
吴悠
《孤独的狂欢》说的是媒介的文化，是独立的个人在电脑时代的“狂欢”，因为人既可以和电脑闲聊扯淡，也可以将之引为“知音”。吴伯凡对于“交往”的论述很精辟，闲聊与知音，灌输与传播，散见于书中各处的描述，让我对“交往”（communication）的含义有了一些新鲜的体验。
平日的生活里当然充满着交往。然而，我和几个朋友都甚少在闲暇时间聊起除生活之外更有意味的问题。我们似乎不自觉地秉持着学习时间自己学习、娱乐时间便聊娱乐的行为规律。似乎是习惯使然，似乎是因为，现在就是“娱乐时间”。
娱乐时间的交往被称为闲聊，而闲聊是一种非常省力的交流方式。它既不会让人无话可说，又不至于给参与交流的人造成什么压力和紧张。闲聊的内容，所遵循的是媒体领域所称的“最低公倍数原则”，在最低的水平上寻求知识、信息、志趣上的共同点。它通过对高级信息的自动过滤与屏蔽，让我们感到了无比的轻松与安全。在这本书中的比喻是：旅游业划出的大海无所谓合格与不合格、老练与不老练，只要你到了这里，你就可以是一个游客。而同样的，在闲聊之中，无所谓你的思想深浅、能力高下，只要你开口，就可以是一个聊天的对象。
然而闲聊是永远不够的，为了能消除心灵深处真正的孤独，我们偶尔会希望寻求一个“知音”或者“知己”。可是，如吴伯凡所说，两个心智浅陋的人之间无所谓真正的交往。当一个人说“今天天气不错”时，我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但我无所谓是不是他的知音或者知己。一个人要成为另一个人的知音或者知己，必然是这两个人在一个独特的领域或境界中的不期而遇，一定不会是在除了最低公分母之外别无选择的东西上达成了共识。
一个人如何才能和另一个人相契？真正的可能性却存在于自我。当两个人相遇之时，他们并不能立刻向对方展示自己深处的内涵，而是需要对方的激发与揭示。正如“镜中我”的理论，双方所获知的都是对方对于自己的反馈，双方使对方潜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现实。而当两个人都发觉对方身上闪烁着同自己一致的灵魂之光时，便一定会得到一种巨大的狂喜。
而要想实现这种“发觉”，得到这种“狂喜”，前提条件便是人须能够在独处之时先与自我相遇，便是在孤身一人之时，分别预先奠定两者共同的知识基础。若没有发现自己的“自我”，何以发觉别人的“自我”与我一致？日常生活中那种凑热闹式的交往只是在搁置、延误真正的交往，只不过是两个躯壳之间的交往，一种虚假的，浮皮潦草、同床异梦式的交往而已。
发觉自我的过程，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所以当知己相遇之时，往往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是因为相见之前，双方都不自觉地为这次相见做了长时间的准备，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所以说，一切有价值的相遇必定都是晚的。
Communication，这个被误翻译为功利性质的、单向的“传播”的词，本意是指双向、共享的互动交流。而交流不能只是知情者向不知情者、内行对外行的信息传播与灌输，或者无所谓胜任不胜任的最低限度的闲聊，而应该是两个深得其旨且都做了漫长准备的人在目光相遇之时发出的会心的微笑。
所以，你若觉得和我有缘，或许不是因为你我情感的相容，而是因为智慧的契合。
电视与网络的隐喻与现实
曾俊玮
在多数人还没有触网之时，吴伯凡看到了网络不同于之前一切传媒的魅力，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的大众传媒之王——电视的批判。他引用了一个来自于麦克卢汉的比喻——“娼妓”来表达他对电视的看法：一种毫无个性、最低限度的交往；因为人与网络的交往过程是异质性的、个性化的，所以他把网络看作“数字新娘”。
作者认为，人们在网络上是自由自在而又无依无靠的，即“孤独的狂欢”。他采用麦克卢汉口中的“按摩”（massage）来描述电视：奢侈、非分的交往；抽象陌生的个体之间毫无个性的交往；内容低级的交往；最低限度的交往；快速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作者夸赞网络，夸赞PC文化，认为PC是“按摩的终结者”，认为人们会在网络上标榜其异质性，认为网络是人们永远的“数字新娘”。
但是，现在不少人把网络当成了电视的一种形态。是16年的时间尚未达到作者设想的标准，还是网络并非人们设想中的“数字新娘”？
事实上，作者的预言也并非全未实现。人们的确利用电脑这个工具进行个性化的开发，人们在网上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寻求志同道合者，不必被动接受信息，网络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自由挖掘。但这并非网络的全部。网络的工具职能愈发明显，人们对网络的使用也日趋模式化。电视和电脑的区别似乎并没有作者设想中的那么大。电脑无非是把由电视送到人口中的固定食物，变成了由人自取的自助餐而已。
“娼妓”和“新娘”区别的关键，就在于网络的模式化和工具化使用上。当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出现后，人们似乎又回到了电视、广播甚至报纸的年代。关注不同的微博与选择不同的频道，看起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每个人总有一些常规的渠道获取信息，不管是BBS或者门户网站或者社交网络，都是获取信息的工具，这样的工具与作者推崇的对异质性的追求并非一回事。
我们可以认为，尽管电脑改变的是人们接受和寻求信息的方式，兼具交流的功能，但是人们并不像作者希望的那样被改变，因为人们习惯性地像使用传统媒体一样地使用它。的确，电脑一开始是作为交流、工作和娱乐工具进入人们的生活的。人们在工作时工具性地使用它，正如人们使用打字机一般；人们在交流时使用它，正如人们闲暇时聚在一起聊天或者打麻将。如此，人们把电脑当电视，在原本异质性的交流方式中寻求同质性，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我们可能忽视了社交媒体的主要职能是社会交往，电脑对生活的改变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但是随着以手机和平板为主的移动终端出现，电视和网络的“娼妓”“新娘”之辩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移动终端也是媒介，并且与电脑终端共享同一网络。它的确具备与电脑相同的寻求异质性的功能，人们更习惯把移动终端和社交网络联系在一起。我们无从得知移动终端这一媒介究竟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讯息，但是社交网络的碎片化和社交化特征，无疑与吴伯凡的“孤独的狂欢”南辕北辙。鉴于人们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电脑和移动终端的，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作者的想法并不正确，但是要达到书中所谓孤独狂欢的状态，达到作者心中人人都成为追求自由和反传统的“黑客”的境界，似乎路很遥远。
电视与网络的“娼妓”“新娘”之辩其实难有结果，大众时代是否的确就是“按摩”也太过学术。作者能在16年前看到网络媒介的独特、预言电视的衰退，眼界的确超凡。《孤独的狂欢》中对于网络“轻重”、“快慢”的哲学思辨到今天仍然让人眼前一亮。只是，作者在书中对于网络救世主式的崇拜与对异质性社会的向往，却不免有失偏颇。我们必须承认媒介的多元性。
胡泳：《众声喧哗》
我知道胡泳，还是在1997年读到他的《网络为王》一书时，此书开启了人们对互联网的关注，随后便是他译介的《数字化生存》，再度引发人们对网络的思考。他虽是我的晚辈，但在网络研究方面，却是我的引路者之一。他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经历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整个过程。他的《众声喧哗》对互联网有了深度思考，其思路有二：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慎议是否可能，网络民主是否能改变中国。既要警惕对于网络民意的过分热情和盲目赞美，又要肯定互联网对于中国“生长中的市民社会”的价值。该书2012年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我因获这项奖的一等奖而与他一起领奖。
共有媒体使公共空间私人化、私人空间公共化？
崔帅
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给所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变化，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众声喧哗》一书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的变革，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这些变革。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共有媒体”这样一个说法。作者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共有媒体。从公众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义，与大众媒体将信息“推给”消费者不同，共有媒体时代下，人们（或他们的电脑）主动将所需要的信息“拽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
具体而言，这些共有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有什么特点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超文本、多媒体和互动性三大特点。因此，共有媒体使受众了解到的内容更多，网络的虚拟性也使沉默的大众喧闹起来。就新闻工作者而言，共有媒体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工作的惯性。以前的媒体是消息的垄断者，信息传递是点对面的方式，而如今“公民记者”已经不计其数，每个人都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将新闻传播出去。例如，2012年北京暴雨成灾，淹没了汽车、阻塞了交通，第一时间报道这件事的人，是在路上用手机拍照传到网上的行人，不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
以共有媒体为中介，作者以新的角度论证分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共有媒体的出现使传统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被模糊。作者研究了历史上的公共和私人的理论，从而分析共有媒体对公私边界的重构，提出了共有媒体使公共空间私人化，同时也使私人空间公共化。这是因为，网络的互动性极强，在互联网上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再严密的防护下隐私也有可能被泄露，展现在大众面前，从而互联网成为一个没有秘密的社会；而且在公共领域以私人空间推销自我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对于隐私的定义我们还要重新确定边界。但是对于个人来说，网上的确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选择与什么人交往，这免除了别人对自己的压力，这种私人化又被都市社区所强化，但这些私人空间却是以公共空间为代价而不断扩张的。
如今，互联网的普及使网民人数与日俱增，而这也有利于发挥公民享有的权利，催化中国的民主进程。然而为了规范互联网，许多网站实行实名制，这一举措也引发了大争议。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使互联网成为一个赤裸相见的社会。而且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才使我们敢于发出各种声音，对国家政事高谈阔论，对身边琐事家长里短，实现了“众声喧哗”，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互联网上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实名制的实施使个人信息完全暴露于大众，言论受到局限，政府也很难听到不同的声音，听到的多是自己声音的回声。
当然，互联网在不断地发展，我国的体制也在摸索中不断地健全。不过，当年马克思的理想应当是目标，他引证古罗马执政官、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话说：“当你能够想你愿意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互联网时代的“众声喧哗”是把双刃剑
葛蔚宁
胡泳在其所著《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一书中指出，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众声喧哗”。掩卷之后，我不禁思考，什么叫“众声喧哗”？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移动通讯、多媒体、互联网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在自媒体发展繁荣的今天，人们可以选择各种媒介形态来表达自我。诸如“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以是作家”的观点已经不再新鲜。如果说以前，只有几个“大喇叭”控制着信息的传播和观点的表达，那么，现在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甚至多个“小喇叭”。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选择自己手中形态不一、颜色各异的喇叭，大声说出内心的想法。一时间，人声鼎沸、千言万语、犬吠马嘶，再也没有所谓的异口同声、众口一词了。
媒体形态的多样性，引起了意见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百家争鸣式的“众声喧哗”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营造一种良好的信息和思想交流的氛围和环境；而另一方面，喋喋不休的妄语、肆无忌惮的谩骂将会积累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垃圾场。
易言之，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固然可以随意、尽情地表达自我，但是在纷杂的声音中，也容易导致迷失。密尔在19世纪写道：“现在个人迷失在人群中”，公众舆论潜入到“私人生活的道德和社会关系”之中。大众希望看到别人的裸露，这一想法出于窥视欲、对情感联系的渴望等多种动机，个人在这种压力的注视之下，往往选择牺牲自己来迎合大众，以取得别人的认同。这是一个“魔鬼契约”，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隐私以换取虚无缥缈的情感联系和安全感。从这一个角度，我们有理由怀疑共有媒体中的个人表达的真实性。
此外，在Web 2.0时代，互联网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去中心化，这和后现代所宣称的追求极为相像。但是一味的“后现代”却会使我们滑向虚无的深渊。工具理性盛行而价值理性凋敝是后现代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给互联网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即能否在共有媒体中促进人们理性的对话，并由此重建现代性？而这种理性对话是否可以构成网络中的公有领域？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思索和研究的。
由于此书写于2008年，彼时正是博客、BBS等网络论坛盛行的时代，而微博微信还未能成为主流。时至今日，六年的时间里网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交网站、微博不断发展壮大。这本讨论博客、BBS的书是否过时呢？
我认为并不过时，它依旧可以为许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角度。其实，想要充分了解当下，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发展有完整的认识。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虽然作者描述的是博客、BBS，但很多结论仍适用于现在。尽管该书没有提及微博、SNS，但这种“留白”恰能使读者有更加辽阔的思考空间。比如，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对网络进行思考的新维度——政治学的维度。
在人人都在极力推崇网络对于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时，作者反而能够冷静下来，思考网络成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这种态度和严谨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媒体技术真的让普通人更有话语权了吗？
王硕
进入20世纪以来，新的通讯传播手段不断更新换代。一方面是科技工作者的主观能动起作用，激励他们发明新技术；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中国在1995年以后进入互联网世界，而后发展异常迅猛，时至今日，通讯设备的更新换代不仅方便生活，还让社会有很多的变化。
《众声喧哗》一书就提到，“这种崭新的传播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化，个人化的内容、个人化的体验和个人化的服务”。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不再仅仅是新闻媒体的事情，普通群众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和与他人交流的权力。这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例，比如记者还没有报道大众传播就已经沸沸扬扬，而且由于一些新闻事件的特殊性质，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可以在交流中共享，并且引发广阔的社会舆论，有时甚至会影响相关部门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理措施。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新技术确实使得群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信息，而信息跨国界的频繁交流使对民主的需求比以往更甚。代议制民主社会会不会让位于直接民主呢？在书中，作者提到过如果这样则会产生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如果直接参政，就会有让政府部门难以反馈的大量意见，基于此政府会对网络进行严格的管制和审查。其实，说起来我们华夏的老祖宗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周厉王治国不行，百姓怨声载道。厉王便下令不许国人议国君得失。因此，时有大臣劝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不听，依旧我行我素，结果暴怒的国人一气之下把厉王赶出镐京。不管怎样，这种“围堵”的策略终究不符合互联网思维。
我想起麦克卢汉曾说过：“新的传播媒介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它们就是自然……超越了书面文字，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的整体，我们不是在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层面上，而是在宇宙的层面上获得这一整体。”这位伟大的预言家成功地预言了“电子乌托邦”，他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技术本身其实并不能决定什么，而仅仅是提供一种可能性（affordance）。
在今时今日我们不断地追求平等，传统新闻部门就不再身处消息传播的顶端与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包括社会道德的制高点，这种相对的平等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断前进，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科教兴国”这一基本战略，代表着国家对于新技术包括传播技术的肯定与重视。随着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好的社会不会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