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英戈、金德：《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
波斯曼：《娱乐至死》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坏新闻”系列书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系列书
艾英戈、金德：《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
《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是一本老书，24年前构思于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作者为仙托·艾英戈和唐纳德·金德（Shanto Iyengar & Donald R.Kinder），前者是传播学学者，后者是心理学家。这本书首次明确地指出，电视新闻节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告诉观众优先考虑什么问题，告诉他们如何思考，影响着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电视甚至成为把多元声音变成单一声音的负能量。而普通民众主要依靠电视获得新闻，长此以往，不免会培养起信息路径偏见（the accessibility bias），电视的偏见最终会成为公众的偏见。由于观众已经把电视当成一个交谈的伴侣、消磨时光的机器，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习惯和需要。当一种东西成为潮流的时候，能够对其提出质疑，需要科学的精神，需要勇气、韧性。回到这本书的时代，让我们体验一下能够揭示这种情形的严谨的学术力量吧。
网络时代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冲击波
王晓颖
艾英戈与金德的《至关重要的新闻》一书，将议程设置理论扩展到了电视媒体，并且进一步深化了该理论，指出电视新闻不仅仅具有影响受众想什么的力量，同时也确实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
李普曼在其著作《舆论学》[2]中对于“拟态环境”的阐释，可以看出向公众传递“现实环境”信息的大众媒介对于公众的“拟态环境”构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传统传播环境下，受众的信息来源受到较大的限制，公民较多地依赖于报刊、电视获取信息（尤其是与个人生活有较大距离的相关事务的信息）。在“传”与“受”的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可谓泾渭分明。普通受众的身份是单一的、被动的，很难参与到媒体的议程设置中，因此，在互联网之前的环境下，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处于主动地位。而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议程设置的传统模式逐渐受到挑战，一定程度上来说，个人的议程设置开始“崛起”，传统媒体开始丧失对第一手新闻材料的独占权。
近年的不少事例中，可以看到议程设置的新规律：网络用户个人议程设置逐渐演化为网络群体用户议程设置，在形成一定的传播效果后，逐渐转化为主流媒体设置，甚至还有可能转化为大众议程设置。个人议程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媒体议程的起点，从郭美美等网络事件中，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到这条规律的影子。
网络的交互性又进一步提高了公众的地位，通过对新闻事件发表观点，公众的声音更容易传达到主流媒体那里，议程设置开始由单项逐渐向双向转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不断发展，传媒与受众间的互动可能持续进行，使得主流媒体可以根据受众关注点的变化不断进行议程的调整。
虽然目前网络议程设置对传统议程设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不得不指出，并非所有的网络议程都可转化为主流媒体议程。这种情形部分是由网络自身的特点所造成，网络传播碎片化，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无用信息、无效信息。而传统媒体较高的新闻编辑水平、较完善的新闻采集系统以及较为严格的业务审查环节，仍然是其优势所在，使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故主流媒体对网络议程必然具有选择性。
一定程度上，网络议程设置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但从目前现状看来，传统媒体与网络互相影响着彼此的议程设置。许多网络议程是在传统主流媒体跟进后才得以转变为公众议程，甚至转变为政治议程，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另外，目前传统媒体向网络环境进军早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而这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必然会影响到其拥有的网络媒体。
不同的媒介形态或路径会受到不同群体的青睐。能够熟练运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具有较高知识水平、较强政治参与性的网络用户，可能会在网络个人议程设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意见领袖、微博公知等在网络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群体，其个人议程也较为容易转变成为网络议程或者公共议程。
网络的传播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网民开始具有了决定“想什么”的力量，但认为网络议程设置的影响力目前来说仍相对有限。传统媒体与网络的议程设置，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相互作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对于公众议程的设置，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
媒体的职责：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潘骐畅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常常被借用来比喻现代大众媒体的影响。媒体不是通过对个人或群体的微观层面，而是通过制造整体的信息环境，来影响我们关于世界的想象。艾英戈和金德于1979年启动的一项历时八年的研究，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新闻》这本专著，将议程设置推广到电视新闻领域，成功地用数据证明了大众媒体的影响效果。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电视的议程设置效果，将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力——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难以证明，但人们又的确感觉到它存在——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加以具象的证明，增加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内在效度；同时还提出了电视新闻的铺垫作用（priming）。显然，电视新闻不仅告诉人们“想什么”，还影响了人们“怎么想”——这对于传统议程设置表明的新闻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该书中关于议程设置的实验结果表明，新闻媒体关于人们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世界的描述，具有巨大的影响；同时，电视新闻有力地影响着观众对何为国家大事的判断。虽然该书所记录的是美国的电视政治新闻，但是推广到中国的媒体，议程设置效果依然大体有效。既然有如此显著的功效，那么，作为舆论表达者，新闻媒体在报道事实上就应该格外注意新闻真实、客观的原则。
一些不真实的新闻会通过议程设置在大众心中被放大，从而引起不良的社会反映。我国还存有较多不客观的新闻报道，很多时候媒体带有主观操纵的性质，并直接影响公众的想法和判断。
这本书第7~11章研究了电视新闻的铺垫效果，“通过事先强调（priming）国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影响人们政治评价的标准”。例如中国的“两会”期间也是这样：全社会议题的只有“两会”，这十几天偌大的中国像变戏法似的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其实不然。媒体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对观点的选择会影响人们的认知与判断。因此，媒体必须注意保持观点的平衡和客观，才能履行自身的职责。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章名与书名相同：至关重要的新闻）里，两位作者整合他们的研究结果，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管你喜欢与否，电视新闻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和残酷的游戏者。”“电视新闻中有关美国政治的观点非常独特，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证明的结果那样，这种观点最终会变成大众的观点。”
同样，在中国，媒体选择的新闻最终也会成为大众心目中的重要事实，媒体的看法最终也会成为大众的观点。正是由于媒体议程设置和铺垫效果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媒体必须恪守新闻真实、遵守新闻客观性原则，必须注重观点的平衡，否则在信息公开的网络时代，将可能引起人们观念的混乱。
媒体的影响力越大，那么媒体所肩负的职责也就越大。对于媒体人来说，议程设置和铺垫效果也许是他们引以为豪的“魔力”，但是这种“魔力”存在的同时，也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做负责任的媒体。只有所有新闻媒体都具有职业意识，拥有社会“良知”，那么整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成长。
我们该做怎样的电视新闻？
李苑宜
《至关重要的新闻》这本书主要通过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议程设置和铺垫效果在电视新闻报道中的存在，并且分析了两种理论的局限性。它告诉我们，电视新闻无论在节目编排、节目数量、表现形式、表现角度和播出时间等方面，都能对观众起到影响，甚至有可能左右政权的稳定和选举的结果，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所以，大众媒体不能轻率对待播出或刊出的新闻，要有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由于中国媒体体制与美国不同，中国媒体议程的安排背后有着无数无形之手。如果要在中国进行类似《至关重要的新闻》中在美国进行的实验研究，很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实验素材的空白和实验结果的误区。
电视曾改变一代人的生活，由于电视画面更生动、更有现场感，对知识文化水平的要求门槛低，电视成为一种深入每一阶层的信息传播方式，成为每家每户娱乐和信息的合体。书中也说道：“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其流行性和煽动性。”我认为电视机对大多人来说，娱乐的功能更大一些，电视新闻沾着电视娱乐的光。
然而，互联网又一次改变了人类接收信息的方式，社交网站、博客、微博等的兴起，也改变了人们接收甚至发出信息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是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操控者，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放和接收信息，即便是碎片化信息，实时性也更强、数量也更多。
现在网络的扩张虽然是趋势，但它暂时还不会是新闻信息的唯一来源，人们仍然需要传统媒体正规、全面、系统地报告新闻，目前来看，影响最广泛的媒体依然是电视。电视有着自身的经济追求，但也必须明确其社会责任，应该为观众带来有价值、有意义、真实的新闻。事实上，根据议程设置理论，新闻的编排和同类新闻的数量将会影响观众对某些事件的重要程度评价，因此，作为电视媒体，我们需要尽可能根据新闻的重要性原则选取和编排新闻。
艾英戈和金德有一个实验结果，即“描述个人遭遇的煽情报道，通常并不能影响观众赋予该目标问题的重要程度”，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结论。事实上，随着电视媒体走向市场，新闻节目面对着越来越多不纯粹的诱惑，比如电视新闻娱乐化、戏剧化，甚至广告化，当我们不断强调故事性能吸引观众时，电视新闻除了要让观众觉得好看，也应该让观众有所反思、有所收获，纯粹的讲故事不能滥用，要注意适当地提供更全面、更客观、多角度的信息，让观众除了记得故事的主角外，还对相关问题有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书中还提到，观众会更容易受到电视新闻对新出现的政治议程描述框架的影响，这也意味着，面对一个新的话题，媒体不仅仅要快速报道，而且要准确、严谨地报道。每个人对第一印象都会比较深刻，因此，媒体对新议程的第一次报道，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观众看此事的视角。
西方新闻传播学者已有不少关于媒体与政治关系的研究，然而，毕竟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生态跟中国都截然不同，要找到更适合中国的新闻传播的发展道路，从自身出发做些调整。作为一名澳门学生，我认为港澳台地区的媒体与政治是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包括港澳台地区）投入更多关注的。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同文同种，文化虽然略有差异，但大家的“根”都是一样的，研究港澳台媒体对选举的影响，相信对中国内地亦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甚至前瞻性——如果研究足够全面和权威，对于中国媒体发展，这种参考作用比西方的理论更有价值。
我的中心观点是：由于电视新闻对观众的价值判断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因此，媒体人必须严肃对待新闻，做真实的、有意义的新闻。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ourdieu，1930-2002）《关于电视》一书在中国面世12年了，当时对我们的观念冲击很大，因为电视那时在中国正火着。布尔迪厄设立了一种批判机制，借助这套机制，人们有可能认清电视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全部影响。此书在话语深层流露出一股知识精英的强烈情结，虽然理想化，但给人以警醒，这正是这本书的生命力所在。
如今网络为王、微博为王了，还需要布尔迪厄和他的《关于电视》吗？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电视这一种媒介形态，而在于把选择权还给受众，就如布氏所说：“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应该给人们评判、选择的自由！”
电视是什么
朱航
我从来没想过电视可以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媒介，直到我读完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
电视是大众的么？电视自从出现之后，就以它独特的声像结合、形象立体的优势超越报纸，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并且由于电视的频道较多，传播的信息也更为广泛，因而一度被认为是“最具有公共性”的传播方式。
那么，电视真的是大众的么？当我们打开电视，看着那一个个五花八门的节目时，已经习惯性地挑选最感兴趣的节目进行观看，并习惯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去选择，从未想过跳出圈子去发现自己的兴趣。
电视中播出的所有的节目都要经过审查——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电视台的高层对电视节目进行看得见的审查，而政治环境与传媒的经济利益，则对其进行看不见的审查，这种审查其实是主要的。观众们有了那么多的选择，实际上，还是没有选择。
电视是透明的么？小时候每次看电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掀开那薄薄的透明的电视显示屏，我就能够与电视中的人亲密接触。是的，电视确实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不管是电视里的人还是事，仿佛离我们很近很近，似乎就在身边——只因电视屏幕是透明的。那么，电视真的是透明的么？
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谈话节目中，双方嘉宾持着不同的观点，进行着辩论，似乎他们真的“水火不相容”一般。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主持人对嘉宾提着各种问题，而回答者总是正中主题。我们还会看到各种娱乐节目进行得如此顺利，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的紧凑，也戳中观众笑点。
我们所看到的是电视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些背后的我们自然无从得知。而这些看不见的才是有决定意义的。布尔迪厄说：“这一要玩的游戏，有着心照不宣的规则，它与传播的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的结构。”在事先定好的脚本里，没有任意的角色存在，若你不遵守规则，那么，对不起，这个角色你不能演。
电视是权威的么？《百家讲坛》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侃侃而谈，法制节目中法律专家进行各种分析。我们从未怀疑那些频繁在电视上露脸的人的权威性。布尔迪厄曾说，“一些‘失败者’或正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我们平日从电视里接触的，终究只是文化快餐，真正的精髓是无法获得的。
《关于电视》赤裸而又尖刻地指出了电视背后的危险，虽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令人叹服。那么，电视究竟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法则？布尔迪厄虽提出了几种构想，却最终也没有指明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如今网络正取代着电视，正如当年电视取代着报纸一样。那样广阔的信息平台，那样开放的传播空间，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发表自己想表达的言论，真的么？我还记得那些“人人网”上的帖子由于含“敏感词汇”而被管理员删掉的“状态”，我还记得那些为了让我们无法“翻墙”而设计的强大软件。网络似乎也是一种象征暴力了，那它的生存方式又应该是怎样的呢？它的“是”与“不是”还等着人们去研究。
窥见彼岸的深渊
王婧
电视的发明，原本希望可以依托其强大的影像传播力，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最终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整体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在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它却逐步从民主的工具沦为商业的工具和象征的暴力，当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鲜明有力地进行电视文化批判时，在整个法国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论争。其实，作者批判的不是电视本身这种媒介，而是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所传递和负载的意识形态，与其初衷或与社会进步朝向发生的偏离，作者在电视潜移默化的进程中窥见了彼岸的深渊，这对于媒介发展及社会进步来说更是一种警示和预测。
电视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媒介化。在我看来，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社会学角度运用“场”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关于电视》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中来思考电视的。在传媒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中，现在的多数媒介以市场为导向，追求份额占有率和广告收益，受商业利益牵制，打着“受众本位”的旗号，发布大量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既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也不触及任何事关重大的东西，同时还赢得受众，这样保险又划算的买卖何乐不为呢？表面上说服务于全体大众，实质是对媒体工作责任的亵渎。
电视文化造成两方面的危害，一方面，电视作为一种商业的或外部的逻辑，对整个文化生产场进行侵蚀和渗透，对文化本身的发展造成一种干扰，于是产生了媒介时代文化生产如何自律或自身合法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将电视本身视作一种文化，完全用看取代读，受众顺从且不亦乐乎地接受电视的思维方式，被电视呈现的世界吸引和蒙蔽，并且将其本身作为自身认识世界的唯一窗口，这是很危险的。文化整体被媒介化了，文化本身被媒体所展示的部分且有可能未必真实的“文化”所取代和掩盖，一定程度上使文化窄化，也缩小了受众的视野。
电视属于消费文化，电视使大众的“消费文化”成为可能，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文化生产场的门槛准入，容易导致文化被娱乐，文化的神圣性被颠覆了，以视觉刺激代替深邃的思想，用简明语言代替严谨的逻辑推理，受众在电视预设的情境中完成了文化的消费，其实感官的满足远比思想的启蒙要深刻得多、有趣得多，文化也就无形中被大众娱乐了。
从媒介素养角度，受众不宜完全信任电视，过分依赖电视所呈现的世界。现阶段电视主要作为大众娱乐的一种工具，只适合于相对浅显的表达，并且无法呈现事实的全貌，难以全面反映实际。知道影像会骗人，善于从电视世界中跳离出来，同时多接触各种传媒，特别要多读书，多看报，才能在影像与现实间行走自如。
批判的武器：《关于电视》
甘沁鑫
“社会学家之所以总是让人有点生厌，那是因为他迫使人们意识到了人们宁愿不知道的问题。”布尔迪厄就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1996年，他在法国的巴黎一台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电视讲座，试图为电视解魅。稍后，讲座内容被印成一本小册子《关于电视》出版。该书引起了法国学界、新闻界长达数月的争论。这本书包含了两个主题，电视的商业化流弊和新闻场对其他文化生产场的侵蚀。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布尔迪厄在书中所指出的一些电视现象，比如电视新闻的同质化、电视不利于自由交流等等，固然是恰当的。但是他的另外一些论断，比如，如今在编辑部、出版社等地方，普遍都有一种“收视率心理”，人们处处想着经济效益，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等等，似乎否定过度了。法国全国新闻记者联合会1966年修订的《法国新闻记者道德信条》，再加上西方新闻媒介从业人员争取内部新闻自由的斗争、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以及二战后对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视、受众控制对法国新闻界的影响等等，新闻界的情形应该没有布尔迪厄所说的那么严重。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推测，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退一步讲，布尔迪厄在书中把法国新闻界描绘得这么糟糕，也许只是他演讲中的一种修辞，为电视去魅的一种策略。
当然，布尔迪厄对于电视商业化流弊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但在书中他没有开出可操作的药方，只是说道：“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做斗争。”台湾新闻学者李瞻先生分析台湾出现的电视危机后，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建立公共电视制度，让媒体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并且列出了相关条件及具体步骤。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法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了公营和民营并行的广播电视体制，公营电视虽然存在，形式上有些像英国的BBC，但政府对其的控制比英国大得多。
经过布尔迪厄的发展，“场域”理论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普世性的元理论和研究范式。许多中国学者对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场域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建构。笔者以为，在运用场域理论分析新闻场干扰其他文化生产场自主性的时候，我们不妨更多一些宽容与谅解。在中国人总体受教育水平有待提高的大环境下，在宣传模式和商业化对媒体双重挑战的小环境中，有更多的电视知识分子走进演播间，有更多的报纸版面上出现畅销书的排行榜，这对于国人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造成的物化心灵，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补益。
此外，布尔迪厄在书中描述的法国新闻界存在的乱象，在中国也大量存在，比如追求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将社会的生活转化为逸闻趣事和流言蜚语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待新闻界同仁黾勉同心，勇敢前行。
波斯曼：《娱乐至死》
传播学者、美国纽约大学文化与传媒系主任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传播环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娱乐至死》在我国传播学界颇有名气，1985年初版，至今已被翻译为8种外文出版（包括中文）。该书阐述了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的过程，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娱乐性的信息不得不在“声像”上包装自己，最终导致这些信息在内涵上缩水。他一生共有18本专著，另一著作《童年的消逝》在我国也很有名。阅读此书时会涉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和阿道斯·赫胥黎的名著《美丽新世界》，他们均颇为深刻地论述了传播政策和传播现象，值得顺便看看。
从《娱乐至死》看Web 2.0时代的媒介隐喻
许若溪
20世纪后半叶，电视发展方兴未艾，人们陶醉在这种视觉语言构建的美妙新世界中，而此时仅仅是纽约大学教师的尼尔·波斯曼却以其批判性的思考，洞悉了我们即将面临的困境——《娱乐至死》一书的横空出世叫醒了依然在娱乐文化中浑浑噩噩的民众。
《娱乐至死》前言里的一段话，读完令人不寒而栗：“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冲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是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当前社会虽然禁书也不在少数，但是大部分禁书是不让少数“痛苦的苏格拉底”阅读的，因为多数人钟情的“畅销书”已非赫胥黎意指的“书”。
而时至今日，互联网技术又大大抢占了电视媒体的话语空间，我们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深刻而犀利的媒介批判观点对于交互式体验的Web 2.0网络时代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波斯曼关注的是电视如何重构公众的话语空间，批判的是“本应该以理性、逻辑的思维讨论或者呈现的东西却以娱乐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娱乐”本身。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我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他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能掌控技术，避免技术垄断的局面出现。
波斯曼认为，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因为所有东西并不是为了让人读，而是为了让人看，所以包括新闻在内的东西都开始以“表演”的形式出现。而对互联网而言，提供信息与产生交流则成了这种信息通道的最大内在倾向。
如果说印刷时代“说了什么”最重要，电视时代“怎么说最重要”，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说”的行为本身将超越“内容”和“形式”成为最重要的事情。网络提供的话语平台使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而在高呼“秀出自我”的年代中，确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我们的意义超乎以往的重要。
2011年，距波斯曼《娱乐至死》一书的成书时间不过短短几十年，但传播媒介已经大大改变。由于互联网Web 2.0时代信息海量和用户交互的新特点，媒介隐喻对公众话语的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力。相比于传统媒介上的公众表达，互联网是一个平台，平台上表达的主体是公众自身；而传统媒介是一类社会组织，它们有自身的立场和价值观，它们代理公众表达，但表达的主体是媒介，而不是公众。所以在互联网的时代，公众表达，或者说是“发声”，成为这个时代公众话语的重要特征。虽然有一些人批评，“全民发声”将意味着“浮躁喧嚣的话语环境”，但我却希望我们能够客观全面地思考，同时怀有波斯曼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好地利用媒介，利用技术。作为有思想的高等动物，不被技术奴役，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显得格外重要。
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快乐的猪
尚昊
《娱乐至死》是对电视时代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作者这样说道。
我叹服波斯曼缜密的逻辑、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深刻的思考。为什么波斯曼要竭尽全力地甚至过分披露这些问题呢？他是在拷问每一个个体：你愿意做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苏格拉底？
我想改用波斯曼的一句话：每种传播符号（原句是“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被等待揭示的一种隐喻。这些传播符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语境、改变着信息环境、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着整个社会。进入电视时代以后，信息传播符号由文字变成了声像。若想要充分发挥这种符号工具的长处，信息传播者就必须依靠具有视听震撼的声像吸引观众。它创造出一种伪语境，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质疑：印刷媒体提供的信息不也有很多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吗？是的，但是，它们所达到的不是一种表面的用处，而是逻辑讲述或推理的一环。
同样是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为什么电视媒体使其用处停留在表面呢？电视提供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声像在播放的过程中，是按照线性和不重复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是一种不可自由回放的播放模式，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画面的美感和声音的震撼上，而非内容的逻辑联系上。在平时的广播电视视听中，我们会有体会，一个栏目整合了大量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转瞬即逝的，人们没有时间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把评判节目的好坏，从信息有没有意义、是否符合逻辑变为好不好“看”，渐渐遗失了理性思考的习惯，使信息的传播流于表面的呈现方式和效果，逐渐走上娱乐化的不归路。
波斯曼过多地把传播符号的改变带来的影响，归功或是归罪于相应的传播媒介。我要提出的是，传播符号的改变并不必然使人类文明走向娱乐化。也就是说，没有哪一种技术的创新和由其带来的传播符号的改变一定会引起娱乐化。这种娱乐化是由于这些创新造成的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变：当媒体环境由信息稀缺变为注意力稀缺时，娱乐化就不可避免。
那么，是什么要素的变化引发了娱乐化呢？我认为是电子化传播发展带来的信息过剩。
在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受众必定会挑选最有意思、最吸引人者。从“死气沉沉”，到“闹哄哄”，从信息稀缺走到了信息爆炸……这一切带来的就是娱乐化。如果说报刊代表的是“前娱乐时代”、广播代表的是“准娱乐时代”、电视代表的是“娱乐时代”，那么网络代表的将是“泛娱乐时代”。在网络时代，人们处于信息海洋中，“到处都是水，但没有一滴可以喝”。
在写这份读书笔记的时候，我查阅了狗狗书籍搜索，前五项热门推荐分别为：《斗破苍穹》、《全球论剑》、《天珠变》、《偷天》、《大唐皇帝李治》——清一色的网游小说。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们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无聊琐事中：“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哥玩儿的不是游戏，是寂寞”、“别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看到这些信息，人们的嘴角滑过一丝笑意，无论是会心一笑，还是坏笑奸笑——殊不知，这一笑就是人们被娱乐化的有力证据。人们醉心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娱乐之中。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也许有一天，我们将毁灭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正如这本书的题目所言：娱乐至死！如何避免这种沉沦和异化，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深刻思考的问题。
谈《娱乐至死》的批判主义
蔡亦楠
在《娱乐至死》前言中，作者尼尔·波斯曼提出，赫胥黎的语言正在成真，“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整本书的内容也围绕“非中立”的技术带给我们的娱乐至死。
在我看来，这种论断有些耸人听闻了。批判学者们总是更偏爱前一个年代，并且几乎彻底否定现在的年代。这种对上一个时期的怀旧虽然不能看做是历史的倒退（因为往往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上个时代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缅怀之处），但也太过于固执，不肯接受现代的变迁，对于社会的种种变化总是批判多于肯定。比如，波斯曼在否定电报和摄影术产生以后的新闻时，批评由于传播速度变快，人们开始接受各种无关紧要没有价值的远方的新闻，而不是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情。他认为，从远方打电报过来的那些新闻对于人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无法有所作为。对此我并不认同，我们通过新媒介能更快地了解更远地区的情况，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和收获。波斯曼的价值观产生于印刷品时代，“媒介即隐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印刷媒介笼罩下，而是受到电视、电脑等多媒体融合的影响，所以价值观与波斯曼是不同的。
波斯曼的“媒介即隐喻”，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我很认同，我认为媒介确实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及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我不赞同的，只是他对于现在技术过分的否定，就算承认现代技术，比如电视的价值，也只承认它有娱乐价值。我觉得这样过于片面和偏激，并且有些保守，难以认同时代的变迁。我所以不认同他的原因，可能由于生长的媒介环境不同。
对于教育娱乐化，我也不持有过分的批判态度。时代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变了，这是无法改变无法控制的事实。因此我们就不该再要求人们回到“阐述时代”。我们更该关心的是，怎样能使人们更好地适应技术变迁的大环境，而非如何在这种变迁的环境下回到原来没有变迁时候的状态。人要跟上时代，而非努力去逆转时代。既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已经由于新媒体而转变，而变得娱乐化，那么就让教育适当地娱乐化，这也是大势所趋，适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整体来看，批判主义适合当作一种警醒，时不时地看一下带有批判色彩的学术著作，能让我们警醒，别过于沉溺于技术和新媒体时代带来的优点。批判学者的著作可以培养我们批判的思维，但是对于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宜陷入其中，钻牛犄角尖，我们还是该顺应时代、灵活一些的。一味抓住过去不放也并非一个良好的心态。
所以，我们就把波斯曼、赫胥黎等人的担忧看作一种警醒吧，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过度地娱乐化了。警醒自己不要“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警醒避免“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警醒别让自己的价值观和品味走偏，不要只让“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坏新闻”系列书
20世纪70年代，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电视新闻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媒体研究的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这是一个志向相投的学者群，1974年启动工作，首位负责人是电视制片人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其研究课题与英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变迁息息相关，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取向和批判意识。1976年、1980年、1982年分别出版《坏新闻》《Bad News》、《更多的坏新闻》《MORE Bad News》、《糟糕透顶的坏新闻》《Really Bad News》。这3本书由8位作者完成，他们质询电视新闻是何种文化人工产品，考察英国电视业客观、公正、中立原则的执行情况。英国文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就这一系列书说了一句话：“无论喜欢与否，大家都在读《坏新闻》。”然而，我国传播学界对此知之甚少。我们对新闻，特别是电视新闻缺少批判意识。因而读一读这几本书（可惜目前只有英文版），对于提升媒介素养是有益的。
质疑“电视镜头不会撒谎”
李永文
1974年夏，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系的布莱恩·温斯顿、格瑞格·费娄、约翰·埃尔德里奇等几位教授从社会科学委员会获得了一项近4万英镑的研究基金，组建了格拉斯哥媒介小组（Glasgow Media Group）。这个小组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批判性很强的学术著作，最初经典的新闻批判著作即三部曲：《坏新闻》、《更多的坏新闻》、《糟糕透顶的坏新闻》。在媒介研究领域，该小组被称为格拉斯哥学派，与伯明翰文化学派一道成为了英国传播学文化批判的两支重要力量。
1975年1-6月，媒介小组用录像机记录下了BBC1、BBC2，及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关于劳资关系的电视新闻。在对大量样本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第一本成果就是《坏新闻》一书，揭露了客观公正外衣下电视新闻的偏向情节。这本书作为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开山之作，由彼得·比哈雷尔、霍华德·戴维斯、约翰·埃尔德里奇、约翰·休伊特、吉恩·奥迪、格瑞格·费娄、保罗沃尔顿和布莱恩·温斯顿（按音序排列）8人合作写成。
该书开篇指出，电视新闻是一种人工产品，承载着社会主流的文化理念。从新闻播音员的语音语调到摄像角度的选择、从谁在新闻中出现到被问及什么问题，以及对故事的选择性呈现，都表明一定的组织原则决定着新闻的建构方式。而根据1970年BBC所做的受众调查，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电视是最可信的媒介，电视新闻比报纸更加客观，这种观念在公众心中成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因为电视新闻没有进行内容编辑加工，新闻播报条目简洁，没有第一人称的陈述，“镜头不会撒谎”的认知广泛传播，这些因素促成了上述的结果。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开展了语言分析和图像剪辑的逻辑分析，证明了电视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仅是一层虚伪的外衣。
许多学术上的证据表明，工资的增加仅仅对物价上涨有三分之一的影响，但电视新闻却把工会的加薪要求归结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该小组还分析了当时常见的劳资纠纷新闻，发现媒体采用的“事实”来源往往来自于管理层，并对劳资双方的描述用词、采访场景、提问方式、给予的时间长短等各方面进行比较，揭示出了电视新闻的平衡仅是口头上的，媒体将资方的观点呈现为优势观点，谴责罢工导致了经济衰退。该小组创造性地使用了主题分析法，在分析大量文本之后，归纳出电视新闻的模式和结构。
该小组认为，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媒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府权力对媒体的干预是影响电视新闻客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媒体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掌握着BBC获得执照费收入规模的权力，还有决定节目收视执照费价格的权力。一位曾经担任BBC新闻节目编辑表示：政府对BBC的财政控制潜在地强迫BBC调整节目政策，做到和政府的目的一致协调。政府行政和财政的间接控制，造成BBC的独立性并不是如外界看到的那样。
该小组认为，对大众传媒产业的学术分析不能局限于对其商业主义作简单的批判和谴责。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电视，电视机构是承担文化合法性的首要媒体，不应受狭隘的商业主义制约。但实际上媒体在推销、售卖“现存的秩序”，维持当前的等级社会结构，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氛围。
媒体是各种权力话语竞争的场域，而给予受众的信息是各种政治、经济权力和各种利益团体竞争的结果。因此，新闻从业者和网民需要提升媒介素养，具备对所接收信息的批判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接收，要对新闻背后无形控制力量具有辨别能力。
坏新闻不是阴谋产物
王娇阳
在“坏新闻”三部曲的第一部，格拉斯哥学小组就提出：“我们的研究旨在尝试解构电视新闻的编码过程，目的在于揭示构成貌似中立的新闻产品的核心文化框架。”《更多的坏新闻》则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考察：1973年初，一场严重的经济滞涨危机席卷英国，工业生产减缓停滞，通货膨胀不断加速，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浮现。该小组监测经济危机期间的电视新闻，探讨在客观、公正、中立的名义下，媒体的表现究竟怎样。
根据他们研究，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新闻内容趋同，一致将经济危机的诱因指向工人工资的上涨。新闻里的政府官方数据显示，工资的涨幅远超物价的上升，并与之成正相关，96个相关报道中有56个提到官方数据；电视主播不断强调，工人工资上涨，使企业无力负担物资生产，致使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物价随之不断上涨，经济危机加重。电视评论员和受访嘉宾，用大量的明示、暗示和特定修辞手法强调，工人工资上涨令英国社会不堪重负。在数量和权威方面取胜之后，电视节目不再讨论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是直接讨论如何采取措施限制工人工资的增长以缓解经济危机。
一旦形成社会共识，认定工人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那么克服危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缩减工人工资以减小企业压力，从而恢复工业生产。当时英国工人的工资上涨了吗？该小组的研究表明，在扣除税款和通货膨胀之后，工人的“真实工资”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危机的成因做了进一步探讨，发现其诱因具有多样性：投机者和金融家的不当行为、英国政府的管控不力以及世界贸易崩溃的联动作用，都有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入不敷出的工人群体在电视新闻导向之下，承担了诱发经济危机的责难，电视新闻却对此不以为意，并在两到三年的时间内持续使用该报道框架。
该小组还从语言学（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和副语言学（paralinguistics）等方面研究电视新闻的标题、内容框架及内容衔接，认为新闻语言不同于文字和谈话语言，它高度组织的编码过程遵循着特定框架结构，并服从于一定的意识形态。“通过一个人使用的词汇我们能够判定他所属社会阶层——他们正是用这一系列词语来归类世界的。”措辞、语序以及对相关事件的叙述方式的确都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工业新闻中一些重要词汇的缺位。从更高的层面讲，普通工业新闻框架从属于宏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框架，电视新闻无法跳脱这个框架而完全采取中立、平衡的立场。
该小组的成员还大量考察电视新闻节目的画面，将电视画面划分为主播播报、演播室访谈、影片、电视录影和图表照片五个部分，并记录经济新闻报道中各种画面的播出时长及镜头数量。镜头的推拉摇移及切换方式，也作为研究的重要依据。他们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电视中被呈现的方法是不同的，虽然电视中的受访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是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人通常被这样表现：短时间内接受更多的提问，回答都较为简短并缺少辅助的文字说明，更多人被偶然采访，且大多是在室外被拍摄。此外，视频的剪辑语法、电视画面的重复使用以及影像和声音的错误搭配，都会削弱电视新闻作为真实反映社会生活镜像的可信度。
该小组指出，电视新闻总体上不具备反抗性，它不总是告诉人们真相，相对地，更希望告诉给人们设定好的“真相”。无论电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及时，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当然，更多的坏新闻并不是媒体和政府一致阴谋的产物，而是因为官方信源对新闻记者具有优先权，加之新闻记者固有偏见造成的，包括新闻通常使用的采集方法以及文化因素。
电视新闻不平衡和扭曲事实原因分析
戴幼卿
前两部论著之后，《糟糕透顶的坏新闻》通过收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电视新闻的数据，研究了不平衡报道和扭曲报道的各种表现和影响因素。书中涉及多种表现，例如混淆词义，把经济停滞（stoppage）与罢工（strike）互换，把增加工资（wage increase）与通货膨胀（inflation）互换。还有模糊概念，新闻中重新定义“间接工资”，把原材料费用计入工资，而表述工资时则没有扣除税和通货膨胀的因素，导致增加工资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占比上升。再如转移焦点，在报道垃圾车司机罢工的时候，呈现很多垃圾堆积的历史照片，关注可能发生的卫生健康危机，而忽略罢工背后的劳资矛盾。有时，一边倒报道很明显，信息源选择和观点呈现上明显偏向于一边，在政治报道中尤其多见。不平衡报道也是常见的事情，例如首相演讲中提到导致经济危机的三个原因是罢工问题、企业管理问题、投资问题，三家主要的电视频道均集中报道罢工，对于更重要的后两者，报道极少甚至不报。
对于电视新闻不平衡和扭曲事实的原因，该书从三方面加以总结：
一是电视新闻机构本身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信息源选择、新闻表现手法和观点的呈现上。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建议：新闻生产操作的专业化；机构内部成员多元化，聘请各社会阶级、各种族和不同性别的记者；新闻节目制作中包含社会各方面的观点。
二是电视监管机构的原因，具体表现主要是政府的间接控制意识形态化。该小组提出改进建议：建立代表多数英国人的、独立于政府和商业的民主化控制机构；在IBA（独立广播董事会）和BBC董事会的基础上，增设广电投诉委员会处理公众投诉，增设广电公众咨询委员会收集公众对于特定事件的意见，打破IBA和BBC对电视节目的垄断；用信息自由法案保障平等的发言权。
三是经济压力的原因，广告是电视新闻机构主要的经济收入。该小组建议开放广电资源，鼓励公众参与节目制作；建立投诉反馈机制，以公众的参与来平衡资本的控制。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发现的这些问题，在我国现在的电视新闻中也存在，例如2015年我国电视新闻对一些事件报道：
2015年6月1日发生“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朝闻天下》的103条新闻中，77条涉及救援情况，占比达74.8%，23条涉及遇难者及其家属，3条涉及沉船原因，只提及“客船停航调查”和气象原因，没有涉及船体和责任追究。事隔半年后的12月30日，沉船原因调查结果公布，事件定义为“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同时承认东方之星的三次改造使其安全性降低，没有公开更多的质量安全标准。
2015年6月26日中国股指暴跌。《朝闻天下》6月27日的新闻“证监会：股市下跌是自然调整”，认为股市下跌的自然规律，并提及“改革开放红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暗示市场前景乐观；提及“证监会将继续发挥监管职能，严厉打击违反实名制规定的场外配资、内部交易等违法行为”，暗示证监会正积极履行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之后几天没有相关报道，7月4日的两条新闻“证监会：通报6起涉虚假信息案件”和“证监会：炒作假新闻3家媒体被查处”，信息源都是证监会，把责任归咎到市场破坏者身上，而对根本原因，即股市的机制问题和证监会监管不力的责任避而不谈。
2015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的北京雾霾中，《朝闻天下》浓墨重彩地报道“全球肺癌月”和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而对北京爆表的雾霾只字不提。这种不报道也是一种新闻失实。即使12月7日发布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对12月8日到11日的雾霾，也侧重于报道政府采取的临时举措和成果，采访对象多来自政府部门和科研人员，报道内容很少涉及雾霾成因、雾霾危害、长期治理和政府责任等问题。
电视新闻中存在的报道不平衡和扭曲事实的问题，30多年前的英国就存在，现在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中英两国的电视新闻环境不一样，国家性质也不同，但不管在哪个国家，媒体和新闻从业者都无法摆脱社会文化架构，新闻本质上受到当权者意识形态控制，但控制方式和途径、力度不同。对此要有所认识，以提升媒介素养。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系列书
1980年以后至今，格拉斯哥小组的领导人是格瑞戈·费娄（Greg Philo）教授。在费娄领导下，该小组持续出版了20多种研究专著，不断有研究创新，研究重点转移到战争新闻、公共健康、社会风险、受众接受分析上。1990年费娄的著作《眼见为实》，创造性地使用“新闻游戏法”考察受众对媒体信息的接收方式。进入21世纪，该小组开始对媒体市场进行研究，代表作是《致命的市场》。但是，只有1992年出版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一书有中文版，中国学界对这个重要的传播学学派仍然比较陌生。这里我组织同学阅读的是该小组21世纪的“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系列书，即费娄、贝瑞（Mike Berry）教授等于2004年、2011年出版的《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Bad News From Israel》、《更多的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More Bad News From Israel》。他们的研究方法、思路有了很大的拓展。
受众认知与公关策略
李曼莉
几经辗转得到一本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发展到深耕期的代表作——《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作者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格瑞戈·费娄、诺丁汉大学艺术学院讲师迈克·贝瑞。该书贯彻了格拉斯哥小组的研究目标，通过选取巴以冲突中对舆论具有影响力的相关媒体报道，汇集资深记者和普通观众对新闻及媒体如何报道新闻的理解，进行了有史以来在电视新闻领域最庞大的研究。
该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分析BBC和ITV（英国民营电视系统）的新闻内容，二是运用焦点小组和问卷调查进行受众研究，测试电视观众看到新闻后对冲突的认知，以及来自其他信息来源，例如正规教育或直接经验的对于冲突的认知。同时，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关注媒体在意识形态抗争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报道事件可以体现连接到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不同的理解方法。
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有重大分歧，包括如何表示伤亡，双方动机和理由的陈述等，而观众调查也显示认知的差异对理解新闻造成影响。那么，电视新闻是怎样报道争议、如何对观众的信仰造成潜在影响的呢？
第一，选择性表达。小组的分析发现，一些观点在新闻标题和采访节目中被赋予了显著地位，而其他的被弱化或剔除。例如，有罢工引发事件的新闻，却没有管理失误引发罢工的新闻。
第二，选择性强调。研究发现，一种观点的被强调，会使得另一个报道中的信息被破坏或否认。例如，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绑架了三名以色列军人，ITV报道的标题是“冲突持续：真主党绑架三名人质”，因此，黎巴嫩一方会被视作引起麻烦的人。
第三，新闻语言对认知的构建。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人一向招致较大数量的伤亡，被杀人数多于以色列2~3倍。但在电视新闻中，无论是报道数量，还是描述性语言，均强调以色列的伤亡。大屠杀、野蛮冷血、谋杀、处以私刑等词汇，被用来描述以色列的死亡；而恐怖分子一词被用来描述巴勒斯坦人。一个以色列团体试图炸毁一个巴勒斯坦学校时，对方却被描述为极端主义者。以色列保卫自己免受恐怖主义的观点，被很好地在新闻中展示了，从而构建起观众对以色列的同情与认同。
第四，个人认知。这次调查反映出一个关键问题，对许多观众来说，对新闻的感兴趣程度与他们的认知水平直接相关。当人们观看他们无法参与或没有关系的事件时，缺乏理解会导致对事件认知的偏差，表面化理解新闻，或者说全然相信新闻。观众样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是违法的，很少有人知晓占领情形对巴勒斯坦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使得观众不能认同巴勒斯坦的行动是反抗侵略之举。研究还发现，观众在学习了关于冲突起源的知识后，对于问题的态度会发生巨大转变。虽然如此，但人们并不是依靠媒介来获取所有信息，而是通过各种自身的经历来获取相关知识。所有的研究案例都显示，与新闻相关的个人经历对解读信息至关重要。媒介信息和形象的先入为主，会使得新闻所塑造的形象早于其他渠道被观众获悉。
由以上四点小组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是一种新型公关策略：通过使特定的信息从众多的信息中脱颖而出，再经政府发言人一再重复而得以实现了以色列公关。
媒介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管道，它将事实、特定的词汇、形象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很多时候，媒体传达的却是强有力的错误信息。就此，《信息社会理论》的作者、伦敦大学教授弗兰克·韦伯斯特这样评价道：“《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清楚地揭示了观众对于事情是什么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不知情程度。此外，这里的分析有力表明，媒体与这种不幸的局面的延续有密切联系。”
新闻无法达到绝对客观真实
许文谦
《更多的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是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在电视新闻领域的新研究成果。该小组选取资深记者和普通观众为调查对象，检视2000-2010年英国电视新闻对系列巴以冲突事件的认知。
该书对10年内巴以之间发生不同冲突事件时BBC1和ITV（channel3）及其他主要电视新闻，分别进行了分析，并与之前的研究作比较，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样的：电视媒体不同程度地偏向以色列立场，主要表现为新闻中关键信息缺项、模糊处理关键信息、有意安排报道顺序等。英国电视的报道有利于以色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电视新闻很少解释巴以冲突的历史起源，不了解中东地区历史背景的观众甚至不知道冲突的地理位置、巴勒斯坦难民的由来、巴勒斯坦为何不断扩大战争、巴勒斯坦为何批评美国、巴以双方为何在耶路撒冷的冲突不断。电视新闻中以色列立场的解释成为主流，冲突起因被归于阿拉法特等人的政治煽动，并用冲突循环论（circle of conflicts）解释双方后续的一系列军事冲突；另外，新闻中缺乏巴勒斯坦视角。在双方伤亡人员的报道方面，在报道数量、报道篇幅、报道语言、消息来源的选择等方面均违背了公共媒体客观中立的立场。
该书做了多项调查。例如选取不同收入等级、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英国人共100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与问卷调查，并选取英国、德国和美国学生共743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新闻报道影响了电视观众对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认知水平及态度，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受访者不了解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原因、冲突细节、极端行为的原因，以及巴以冲突的历史起源。由于媒体倾向于报道以色列伤亡人员，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以色列伤亡人数多于或等于巴勒斯坦，这与事实不符。若受访者有更多的消息接受途径，则对巴以冲突的认知水平与正确率更高。
该书的研究者在2004、2005、2008、2009、2010年选取17~23岁具有较高学历的年轻人共计641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检视观众在此期间对巴以冲突的理解变化。还选取40个人进行质化研究，分析受访者接受新闻的过程，并考察受访者对各方责任的判定，以及哪些因素影响观众的态度。研究结果表明，媒体的新闻导致大多数受访者对基本事实不了解，如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管控措施、哈马斯的选举胜利、以色列移民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初期杀死1290名巴勒斯坦平民等；这种情形导致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巴勒斯坦破坏停火协议，应承担加沙事件的战争责任。
该书对电视新闻影响观众认知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阐释。其一，以色列政府具有高效的公关体系与政治游说能力，而记者从巴勒斯坦一方则较难获得丰富的信息。其二，以色列政府的介入，例如经常封锁相关消息，限制记者的移动和摄像器材的使用，限制相关知情者的人身自由。其三，英国新闻界的高层管理者与以色列总理沙龙交往密切，故而巴以冲突新闻形成某种报道模式及框架。其四，电视观众的个人经验、知识水平、文化背景、逻辑与质疑精神、信息来源等都影响着他们的信息接收过程。
尽管英国电视媒体的很多工作人员主观上秉持客观中立的报道立场，试图还原事实真相，但在媒体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报道总会带有一定倾向，因而媒体真实与客观真实无法完全相符；电视观众因各自的学识背景、社会文化、信息接收途径的不同，导致其对新闻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水平存在差异。该书深刻揭示了电视媒体、社会与观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该小组注重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电视新闻视为一种叙述文本进行解读，对各类图像符号、采访环节等进行考察；研究者采用“新闻游戏法”，在向被调查者出示一系列特定论题的报道内容后，要求他们以记者身份完成一篇报道，以检测他们的报道与电视新闻的出入、真实事件的还原程度。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研究仅否定了英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客观公正，但并未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其二，研究在新闻论题的选取方面带有一定主观色彩，过度渲染以色列的暴力非法事件，缺乏对巴以冲突的一般性事件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