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军队
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的门口停着一辆扎波罗热茨人牌轿车，它产于以机械工业闻名的扎波罗热地区，这辆轿车通体洁白，尤其是那流畅的线条令它拥有极高的回头率。大家都对这辆车的主人感到好奇，要知道，当时的苏联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开得起这样的轿车。当人们发现它的主人是普京时，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的学生都惊呆了，普京的家庭并不富裕，这辆扎波罗热茨人是从哪里来的？
在普京作出解释前，人们对这辆扎波罗热茨人的来历议论纷纷。但如果有人去问普京的教练拉赫林，他或许会告诉你：“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柔道队里，光这一个月就有两个队员的家里同时拥有了车。什么？怎么得来的？那还用说，运气，他们都是幸运女神的宠儿。他们中彩票了。”
后来，普京的解释证实了拉赫林教练的说法。那天，普京的母亲在饭堂买饭，饭堂师傅没有零钱找给她，便用一张彩票作为替代。没想到，那张彩票竟然让她得到了一辆扎波罗热茨人。普京见到这辆车后十分喜欢，父母便将车送给了他。
但人们的猜测并没有因普京的解释而停止，有一部分人仍旧认为，有可能是普京自己购买了这辆车。因为他参加过暑期大学生建筑队，在那里干了一个夏天，得到了一笔不小的收入，相当于当时苏联月平均工资的7倍。所以，对普京来说，赚钱来买轿车并不是一件难事。
还有一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这位未来总统的人生经历：那是克格勃给普京的车。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普京在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后不久，就已然与克格勃的人接上头了。普京在大学时期的确与克格勃的人有过接触，至于克格勃是否大方地给一位尚未出道的特工如此丰厚的报酬，就不得而知了。
那是1974年一个普通的午后，普京和往常一样待在学校里，这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普京已经在学校里待了4年，因为克格勃不会接受太主动的人，所以他在校园里安安静静地等待了4年，但4年过去了，他期待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一切安静得如同冬夜里无风的白桦林。
当年那个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已经把那个黄口小儿忘了，谁能把一个16岁孩子的话当真？石头落到水里，荡起涟漪，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关于克格勃的事情或许早就结束。普京认为他已经没有再等下去的必要，或许他应该考虑重新定位自己的未来。
但就在这个普通的大学四年级的午后，就在普京准备重新选择职业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种纯事务性的、听不出任何情绪的声音：“我想跟您谈一下关于工作分配的问题。”
普京立刻明白了。
他们约定在教师休息室会面，但普京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见到电话里的人，他决定等一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普京一个人在教师休息室里等了20分钟。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戏弄了，于是立刻站起身准备离开。就在他踏出第一步时，他看到有人朝他跑了过来。
“对不起，我迟到了。”那人说。
普京的火气被他的道歉浇灭了。
“这一切都是计划中的。”那人说，“弗拉基米尔，这些天我见了一些人，主要是你们学校的共青团和法律系的一些人。他们给了我一些关于你的评价。”
普京没有插话。
“当然我也观察了你很久。总之我认为，你是个头脑灵活的人，这从你的学习成绩就可以看出来。你话不多，身体健康，是个优秀的青年。”
听到这里，普京已经看到了他的未来好像穿透层层迷雾的春日暖阳，变得越来越清晰。果然，他听到那人继续说道：“我现在想知道，你对到情报部门工作有什么想法？”
普京的想法很简单，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在梦想这一刻的到来，但是他并没有直说。他只是说，他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记得，当年接待处的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克格勃不接受主动找上门的人。
克格勃的确在选人方面要求苛刻，也正是这种苛刻，才保证它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的军情六处抗衡。所以不难想象，克格勃在挑选成员时严格到何种程度。
首先，他们会选择一些相貌平平，没有特别体貌特征的人作为候选人；其次，候选人应该机智，意志力强，有极强的团队意识，并且有正常的性观念；第三，他们不会挑选任何有犯罪记录的人，如果他是平民出身，没有任何亲属或朋友在海外，那么他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当具备以上条件后，候选人还要经过克格勃工作人员的严格审查。他们会像监视一名特务一样监听候选人的电话，跟踪他，观察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会向候选人周围的人打听关于他一切。这一过程最少要半年。
当克格勃认定候选人在各方面都符合要求时，他们还必须在正式吸收他之前与他进行一次谈话。这主要是因为克格勃当年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对他们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必须确定自己未来的同事对克格勃的看法，确定他们是自愿加入这一组织的，否则，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很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在情报机构里，麻烦通常就意味着失败与死亡。
加入克格勃并不比只身一人徒步穿过西伯利亚平原容易多少，能通过前三关的人并不多。在惨烈的淘汰中，普京进入了最后一关，他等来了那个与他谈话的人。
在教师休息室那次会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京再也没有见过任何克格勃的人，也没有得到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那个与他在教师休息室里谈过话的人，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就那样消失了。
直到1975年1月，迪米特利·冈瑟洛夫，一个克格勃军官找到了普京。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后，也就是在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普京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谍报生涯。
事实上，普京对克格勃的所有印象都来自那些浪漫的间谍电影与文学作品。在接受克格勃的邀请时，他怀着单纯的爱国热情与英雄主义情结走进克格勃，但此时的克格勃已经走到它历史命运的尾声，普京错过了它最辉煌的时期。在克格勃的黄金时期，那里的一个军官抵得上一支军队。
这个创造了无数传奇的机构有过很多名字，它的第一个名字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契卡”。十月革命以后，革命导师列宁面对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和此起彼伏的暴乱，决定成立一个能够采用非常手段与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列宁找到他最忠诚的战友费里克斯·爱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45天之后，“契卡”成立，捷尔任斯基任主席。此后，“契卡”在全国范围内对反革命和怠工行为进行肃清。1917年12月21日，“契卡”拥有了特别司法权和执法权。
1922年2月，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苏联设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它除了继续履行当年“契卡”的使命外，还负责监视人民的日常生活，审查新闻和其他各类媒体出版物。
1933年，苏联政府赋予国家政治保卫局一项极高的权力：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对一切破坏活动进行镇压。从此，它的作用在苏联历史上发展到了巅峰。
1934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改组为国家安全总局，隶属内务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外间谍活动成为它的新使命。然而在此后的“大清洗”中，国家政治安全局成为苏联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它的声誉一度跌到谷底。
1941年2月，国家安全总局从内务部中独立出来，它的名称变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6年3月，改称国家安全部，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改变了这个机构的命运。它被撤销，并入了内务部，直到1954年3月，赫鲁晓夫才重新将其从内务部中独立出来，成为直属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它以“克格勃”为代号，在20世纪的间谍战中叙写传奇。
克格勃共有4个总局、7个管理局和5个独立处。它在黄金年代，拥有50多万名工作人员，有大约150万线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在海外还有差不多250万名谍报人员为它服务。克格勃的规模令对手惊叹，英国军情六处用“世上空前庞大”来形容它。
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几乎都出自这个令西方情报界谈之色变的神秘机构，比如世纪间谍大师左尔格和阿贝尔。
左尔格精通6国语言，其中包括中文。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在上海建立情报网，从事谍报工作。他最传奇的经历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与纳粹党之间的斗争。当时，左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常驻日本。他各方周旋，打入纳粹内部，获得了东京纳粹高层的信任，发掘出情报来源，为苏联政府搜集了大量德日情报，特别是他截获的日本关于南太平洋战略部署的情报，对后来苏联在二战战场上的战略转折具有重大意义。
阿贝尔上校同样以杰出的谍报工作震惊西方情报界。这位精通英、法、德、意等语言的间谍大师，在美术、音乐和文学上同样具有极高造诣。他在二战时打入纳粹党核心，成为党卫军情报机构负责人舒伦堡的副官，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二战结束后，阿贝尔化身画商，在纽约开设了一家画廊，为克格勃提供美方情报。阿贝尔经历了二战的硝烟和冷战时期的残酷斗争，在德国和美国建立了克格勃的情报网络。在整个20世纪，找不到能望其项背的人。
这些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战斗的传奇英雄，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青年。普京虽然没能与这些间谍大师们生活在同一时空，但这位未来的总统将为克格勃带来第二个黄金时代。
代号401
阿纳托利是列宁格勒大学就业委员会的法律系代表，他刚拿到毕业生名单，那一长串名字正等着他分配将来的工作。他走进人事处时，瞥见一个穿着黑西装的人待在角落里，那人背靠墙壁，双手抱胸，垂着头，仿佛很久以前就已经待在那里，一动不动。阿纳托利不知道“黑西装”的名字，但他很清楚“黑西装”的身份：克格勃派到这里来监督学生分配工作的特工。阿纳托利不知道“黑西装”平时都是如何监督的，因为在他的印象中，“黑西装”好像什么具体的事情都没有干过。
阿纳托利拿出整理好的名单，开始工作，他一边核对信息，一边将结果报给身边的记录人员。在这个过程中，“黑西装”连姿势都没有变过。阿纳托利想，他一定是睡着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律师。”这是今天的第42个名字。让阿纳托利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名字就像触发器一样突然打开了“黑西装”身上的某个开关。他一下子抬起头，像一台从休眠中启动的机器一样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中间甚至没有过渡，“黑西装”当着整个就业委员会的面大声嚷道：“不，他要到克格勃工作。我们雇用了他。”
阿纳托利觉得，“黑西装”的声音在人事处办公室高高的天花板上回荡。
3天后的一个下午，阳光正好，七月的白杨枝叶茂盛。校园里很少有人走动，除了单调的蝉鸣外，偶尔远远传来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谁在读普希金的诗。
列昂尼德·波洛霍夫走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生宿舍宽敞明亮的走廊里，白杨的影子从廊柱中间穿过，投在走廊的地板上。他走到一扇门前，敲了两三下，听到里面的回应便推门走了进去。
列昂尼德看见普京正坐在桌前写着什么，拉了张凳子坐下后说：“你知道，如果进了克格勃，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
“是的，但那是我的理想。”
“说实话，我真是太意外了，你从来没说过你想进克格勃。我总觉得你应该进检察院，当法官或律师。”
“可我喜欢这份工作。”普京的声音很坚定。列昂尼德知道，这就是他认识的普京。尽管他一直不明白克格勃究竟看中了好友的哪一点，但他认为，单凭普京优异的成绩和稳重低调的性格，就足以打败那些整天公开叫嚷着要为国家安全部门服务的人。他拥抱了好友一下，并说道：“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瓦洛佳。”说完，他重新走进被白杨的影子笼罩的走廊，向远处走去。走廊里回荡着脚步声，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到了，只剩下蝉鸣。
普京听着列昂尼德的脚步声远去，稍稍出了一会儿神，随后他填写之前未完成的申请表，将它与其他几份文件和表格一起放进了密封袋。午后慵懒的阳光打在窗台上，阵阵蝉鸣里，普京仿佛又看到了铸造厂大街4号的大楼。一时间，他觉得自己正站在大楼里，而不像7年前那样站在外面找不到入口。他爬上楼梯，走向大楼的第6层，那里是他将要工作的地方，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第一处……
1975年10月，23岁的普京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并获得了优秀，此时，他有足够的理由称自己为法学家。一切进展得很顺利，除了他还是没能进入铸造厂大街4号那幢9层建筑。
作为一名克格勃的新成员，普京在毕业后被派到列宁格勒郊区的一所封闭式学校。那是一所保密学校，代号401，是位于奥赫塔区的一幢灰色建筑，除了一楼和二楼外，其余的楼层都是学员宿舍。普京抬头看了看大楼，便提着包走向大门。黑色的铁门外，站着两名身着军装的荷枪士兵，其中一个见到普京走来，伸手拦住了他：“请出示您的证件。”
普京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了克格勃的特别通行证，士兵接过去仔细地核对了一番，然后才打开那道黑色的铁门。
对于刚从大学毕业的普京而言，他对即将到来的培训多少还带着点浪漫主义的幻想。那些存在于文学作品里的间谍生活，依然影响着他对培训生活的看法。但事实上，这种生活既不浪漫，也不刺激。这所学校在接受新学员的第一天，就残忍地驱散了他们身上浪漫的大学气息和对间谍生活的天真幻想。
普京站在队列里看着面无表情的教官，他正在公布培训计划：“在最多一年半的时间里，有2913个课时等着你们。”普京看到教官的嘴唇一张一合，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噩梦里。
“物理、化学、数学、绘画和速写是你们的基础课。另外，还有地理、外语、各国的政治经济常识、外国文学。你们要把各国军事组织的编制、军备、外国领导人的详细资料和生活习惯、个人特征刻进你们的大脑。学会地形学、摄影、药物学，学会如何识别便衣，如何反侦察，如何迫使对方就范……”
普京迅速明白了自己将要面对的情况：没有寒暑假，一个星期6天，每天进行7个小时的训练。而在这些课程开始之前，他还有一门必修课：革命传统教育，这是身为克格勃军官必须接受的教育。
在401，普京的生活十分有规律，规律不仅指学校的制度，也包括普京的自我修习。起床后锻炼身体，9点到下午3点学习各项课程，其间有短暂的午饭和休息时间，3点以后的安排是自习、晚餐和就寝，每周6天，普京都重复着同样的事。高强度的训练没有把年轻的普京放倒，他知道，现在所接受的每一项培训都是严格针对他将来要从事的工作。他对培养“全面技能”的课尤其感兴趣，授课的老师都是实践经验丰富的资深间谍，与他们相处本身就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更别说他们常常“倾情”附赠一些“独门绝技”。
作为新手，普京花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所有的培训课程，在这一年里他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培训结束时，他从容地站在考核团成员面前，从专家手中拿到了优异的成绩与陆军中尉军衔。
普京到阿列克谢·卢尔多金的住处时，阿列克谢正坐在沙发上给大提琴调音。普京看见大提琴棕色的琴身散发出柔和的光泽，像个优雅的少女躺在阿列克谢的怀里。
“阿列克谢，我要去克格勃工作。马上……也许不会马上。”普京没有看阿列克谢，而是盯着他手里的大提琴，真是一把好琴。
阿列克谢手里的动作有了明显的停顿，但他没有立刻回答普京，而是调完最后一根琴弦，然后将大提琴小心翼翼地放进琴箱，扣上琴箱上的银扣，才抬起头看着普京的眼睛，那里面有他熟悉的坚韧。
“你总能够计划一切，我的朋友。”阿列克谢往普京面前的茶杯里续水，然后接着说，“你知道，我对待克格勃的人总是很谨慎。我出过国，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办事的。他们会说自己是某个机构来的官员，然后跟你聊天。虽然我知道他们也是正常人，只是我还是不能跟他们谈太多。我说得越多，他们就会在‘大房子’的档案里写我的坏话越多。哈哈哈哈哈……”
两人大笑起来。他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意气相投，很快便成了兄弟。有时阿列克谢没地方可去，就跑到普京的家里，吃住全由好客的朋友负责。
“瓦洛佳，你还记得吗？那天你开车来找我，我们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唱歌。”
“是的是的，我们转了一整夜，大声唱歌，我还记得歌词。”
“那歌词是什么，哦——这是我们唯一的夜晚，清晨火车将带走我们中的一人……”
一对挚友回忆起往日时光，时间平静得如同窗外丝绒般的蓝天。
年轻的中尉终于踏进了铸造厂大街4号，那座他在16岁时找不到入口的大楼。现在，他终于知道如何进去：它的入口并不在铸造厂大街上。普京径直走向铸造厂大街旁边的卡利亚耶夫大街，然后穿过沃伊诺夫大街，那里有一个门岗，普京出示了证件，门岗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初级业务特派员”，又抬头看看普京，再看看照片，跟另一个门卫核对些什么，然后把证件还给普京，放行。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这份工作令他的生活陷入了一种很微妙的境地，他的一些朋友对克格勃的人怀有戒心，就像阿列克谢那样，虽然并非充满敌意，但终归有一种距离，所以当有人问起时，他总说自己在警察部门工作，例如刑侦处。
普京进入大楼后，朝他工作的地方走去。
五层的反情报处。
那里并不是普京最初期待的工作地点，他真正想进的地方是“第一处”，情报部门，六层。但在得知自己被分派到这里工作时，普京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没有对这一指派表现出任何犹豫，因为他知道克格勃的生存规则，知道自己没有挑选的权利。如果在分派的任务面前表现出任何犹豫，他们就会说：“好吧，下一个。”这句话意味着你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进入这幢大楼。
当然，普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看到里面已经有4个人坐着，虽然来了新同事，但他们中没有人抬头，仍旧做着自己的事情，普京的到来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
办公室里有两位同事的年纪很大，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该退休了。其实，这里有许多老人，普京从这一刻开始就要从那个朝气蓬勃的校园走进一个被老人包围的地方。虽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这一切离他想象的还是有些远，尤其是那些老同事。这些工作作风强硬的老人们从令人敬畏的年代开始，就进入克格勃，他们的行事风格几乎象征着克格勃在那些日子里的办事准则，甚至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作为年青一代，普京发现自己与他们相处起来并不算十分愉快。
“弗拉基米尔，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有个计划要讨论。对了，带上你的报表。”科长叫住了普京。这是普京在反情报处工作的第6个月，他写过几份报告，参与了几次计划讨论。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事情虽然并不复杂，但他的确很忙。规定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但这并不意味着6点一到他就能从办公室走出去。比如现在，他要参加一次计划讨论。
这次讨论由一名资深的老特工主持，普京一直在倾听，直到他发现这位老人的一处行动计划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于是，他立刻插了一句：“不，这样做不行。”
普京的“不”字在空气里产生的震动，敲击着在场每个人的耳膜。所有人都看着他，脸上带着不解的神情。老特工转过身来，看着这位年轻中尉的脸，发现普京的脸上有一种光彩，就像涅瓦河上反射的日光，耀眼而又直接。老特工深吸了一口气，用了一个疑问句：“你是什么意思？”
“这样做不行，不符合法规。”普京解释道。他一开始以为“不符合法规”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但发现房间里的人脸上都带着疑惑的神色。办公室里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直到老特工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响起：“什么法？你说的是什么法？”
普京引述了一遍法律条文，并作了解释，详细而准确。但是他发现，他的解释并没有消除同事们的疑惑表情。
老特工靠在椅背上，低垂着眼睑，一阵沉默后，他抬起头看着眼前年轻的中尉，用比刚才高一个声调的声音缓慢地说：“上级的指示就是法律，我的孩子。”
请叫我普拉托夫
安德烈匆匆走向谢尔盖·彼得罗夫的办公室，他没有敲门就直接走了进去，事情不是很急迫，但是他总觉得这事一点儿也不能耽误，否则机会随时会溜走。谢尔盖看着同事推门走进来，手上拿着一份人事档案，同事的眼神告诉他：有重要的事情。
“安德烈，你来了，请坐。”
“你必须看看这个。”安德烈顾不得坐下，将人事档案放在谢尔盖面前，“我相信你会喜欢他的。”
谢尔盖抽出第一张纸，上面贴着年轻中尉的照片。资料说他毕业于列宁格勒法律系，在401学校进行过培训。“亲爱的安德烈，401培养的是反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你确定我们这里需要他吗？”
“我知道第一处选人非常谨慎，所以没有经过考察我不会轻易把人推荐给你。这个弗拉基米尔值得你去一趟干部处。”
“你确定吗？”
安德烈弯下腰，两手撑在谢尔盖的办公桌上，直视着这位领导情报处的上校说：“当然。视野开阔，会外语，头脑清醒，具备严密的分析能力。沉稳，安静，如果说有缺点的话，那么我认为‘缺乏危险意识’或许可以算一条。”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谢尔盖上校看着照片上的年轻人，眯起了眼睛。安德烈知道他这是在思考。最后谢尔盖终于说：“好吧，我派人跟他谈谈。”谢尔盖收起档案，打了个电话。
普京并不知道谢尔盖办公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或许会改变他命运的谈话，此时他正在莫斯科接受反情报培训，因此当第一处的人找他谈话时，他还是有些意外。他们一次又一次找他，一共4次。第4次是一个名叫谢尔盖·彼得罗夫的上校，他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表示希望普京进入第一处。
普京当然愿意。
克格勃里有谁不愿意进入第一处呢？在很多人眼里，第一处的工作意味着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出国，那简直是特工中的“白领”。但对普京来说，那不是重点，而是第一处的工作比五楼的有意思得多，那里是他一直向往的地方。
于是，从莫斯科回来后，普京便从五楼升到了六楼。
谢尔盖发现，这位法律系的高才生在历史与政治方面的素养超过了其他所有人，他似乎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仿佛有无穷尽的时间来汲取知识。谢尔盖无法想象，在业务如此繁忙的对外情报处，普京是如何抽出时间来学习那些知识的，而且他善于跟人打交道，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他都能打理得十分妥当。如果你问谢尔盖最看中普京哪一点，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的分析能力。”
对普京而言，分析似乎是他的天赋。他曾经对他的兄弟，那个大提琴手阿列克谢·卢尔多金说：“你一定会跟你的妻子分手的。”当然，这番话令他的兄弟颇为不快。没有人能在事情发生以前就下定论，但事实证明普京可以这么做。他有预见性，也对待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深思熟虑。后来，阿列克谢与妻子离婚了。事后他问普京：“我知道你是间谍，但间谍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做什么的？”
普京笑笑，淡淡地说：“我是搞社会关系的。”
当然，普京的分析能力并不只是运用在分析他人的婚姻状况上，他对当时社会事件的分析同样独到而精准。谢尔盖亲眼见识过他对各类不明朗状况的深刻洞察力。几乎每一次，事态都仿佛是被普京控制着一样，朝着他预料的方面发展。
普京知道自己在第一处的工作情况如何，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他所有的努力最终换来一张工作证，上面的工作单位是“列宁格勒刑侦处”。
这是一张所谓的“掩护证明”，它必须得到局长诺瑟列夫将军的批准才能发放。在整个克格勃第一处，只有几个业务出色的人才能得到，但一贯低调的普京，尽管深得领导赏识，却从未在人前展现出所谓的优越感与领袖气质。他谦虚温和，遵守纪律，除了一件事……
斯库拉托夫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普京正在拨电话，那是办公室里唯一的电话。普京表情严肃，显然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普京受到领导器重，他所承担的工作想必也十分重要，但斯库拉托夫从来不知道普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实上，情报处没有人知道彼此之间的工作任务——在这里工作，最好不要知道这些。
斯库拉托夫只是与其他几位同事点了点头算打过招呼，然后便坐下来开始自己的工作。他听到普京的电话打通了。
“阿列克谢，是我……是的……我拿到票了……是的，3张……赖金的话剧……是的，我弄到了……不用客气……我知道，我知道会有姑娘一起过来。她们从哪儿来……好的，我知道……不，我没有……我知道，我不会说的……”
斯库拉托夫有点焦躁，这不是普京第一次这样干，这是办公室的电话，公用电话，工作时候用的电话，但是普京用起来毫无顾忌。他总是用办公室里唯一的电话和工作以外的人聊天，他真是个“煲电话粥”大王。今天这事儿和“姑娘”有关，还有“话剧”，这绝对是个人问题。
斯库拉托夫并没有把内心想法说出来，他在心里抱怨完后，仍接着工作。谁也不知道这通在旁人听起来与工作无关的私人电话，会给普京带来什么，或许那时的普京也没有意识到，他帮朋友拿到的赖金话剧票竟然是他走向另一个生活阶段的开始。
总之，毫无顾忌地使用办公室电话谈论个人问题，或许是普京在克格勃引起的最大“争议”。除此以外，所有人都说普京是个好同志。
有这样一个好同志在身边工作，谢尔盖无疑是幸运的。他看着普京的档案，里面写着普京已经在情报处工作了4年，军衔是少校。普京的前途光明，但想在情报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谢尔盖很清楚，普京是匹千里马，不能把他关在马厩里，因此，虽然他很舍不得，但他还是在批文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谢尔盖把普京推荐到了红旗学院，这一年是1984年。
红旗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情报员的学校，第一处会定期选拔一些优秀的新人前去学习。就好像在几千吨的矿石中淘出几克最富价值的黄金一样，第一处每次都要经过慎而又慎的筛选才能确定人选。普京进入红旗学院，这不仅意味着他具有优秀的业务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他将拥有光明的前程。
在谢尔盖签完批文后不久，普京去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谈话。之后，他被派去红旗学院一年制系学习。因为普京会德语，而且说起来跟俄语一样流利——如果他的外语稍稍弱一点，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派到二年制系或三年制系。
空旷的大地上尘土飞扬，普京站在黄沙里看不清前方。一辆坦克冲出沙阵朝他开来。这里一眼能望到尽头，没有可供他躲藏的地方。普京所能做的，就是在那庞然大物向他开过来时，迅速地钻到它下面。他必须要快速敏捷，一丁点的犹豫就会让他丧命。
普京看准了时机，顺势倒地，动作干脆利落，位置恰到好处。他必须紧贴着地面，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一动不动。坦克轰隆隆地响，带着巨大的阴影擦着他的身体缓缓驶过。
当光线再次回到眼前时，普京站了起来。他成功了。
还没有把呼吸调整好，他就听见后面传来坦克的轰隆声，又有一辆，容不得多想，他迅速转身，坦克已经到了他的面前。他屏住呼吸，直直倒下，坦克的履带离他的左臂不到一公分。
普京在坦克底下闭上了眼，他能感觉这个机械怪物打在他脸上的热气。当感到光影重新敲打自己的眼皮时，普京快速从地上跃起，长长吸了一口气……
“四人合格，无伤亡。”被机械扭曲了的男声从广播里传来。坦克的轰隆声停止了，黄沙还在空气中漫无目的地乱窜，仿佛不得安定的灵魂，普京转过身，寻找主席台的方向。
这里是红旗学院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是钻坦克。普京透过尘土看见了主席台，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场地的边缘。离他最近的一个学员在大约20码处。
“解散。”广播里再次传来被机械扭曲的男声。
“普拉托夫！”有人搭上了普京的肩膀。普京回头一看，是室友加久诺夫。
“你看起来还不错。我听说以前有人在这里丢了性命。”加久诺夫一边擦汗一边说，“不过我们活下来了。”
普京点点头说：“是的，我们一向很幸运。”
“普拉托夫，你可不止幸运这么简单。”加久诺夫咧嘴一笑，“我们都不止幸运这么简单。好了，明天还有高地跳伞，真够受的。晚上见。”
“晚上见，加久诺夫。”
高地跳伞比钻坦克更让这些未来的情报官们觉得可怕。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们站在高地上，穿着有背带的降落伞衣，纵身跃下。间谍电影里常见到这样的场景，镜头里他们看上去很帅气，可是天知道站在上面的人需要克服多少心理障碍，要知道，在两脚着地以前，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天，诺维科夫在跳下去以后就出了状况。
普京还记得他与诺维科夫一前一后跳了下去。风刮过脸，陆地快速朝着自己扑来。你总想抓着点什么，但什么也没有，那一刻，你很可能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所有的一切都不受控制，人就像浮在大海里的稻草，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不过，对于训练有素的学员而言，这一切只是一瞬，很快他们会调整好自己。普京四肢大张，让翼膜张到最大，以便风把他托起来，他顺着风势调整自己的姿势与身体的角度。
在快靠近地面的时候，普京与诺维科夫准备减速。普京感到诺维科夫死死地拽着他，他有些动弹不得。原来，安全绳断了。
诺维科夫看到地面正如一面巨大的墙壁向自己猛冲过来，心想他们着陆的时候一定会受伤。当渐渐看清地面上的东西时，诺维科夫更加绝望。那是一块刚刚收割过的玉米地，土地无比坚硬，玉米秆随处都是。弄不好会丧命的，这个念头在诺维科夫的脑海中渐渐清晰，他本能地抓紧了他的搭档。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面部线条刚毅的搭档，他只知道他叫普拉托夫。现在，在一切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普拉托夫是他唯一可以抓紧的东西。
诺维科夫感到搭档也紧紧地抓着他，他们开始坠落，因为安全绳无法发挥效用，所以他们的坠落变得毫无章法，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姿势和角度，一定会有危险。诺维科夫还没有来得及想办法，就觉得自己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他和普拉托夫就到了地面，歪倒在地。
发生了什么？那个跟头是怎么回事？
普京站起来，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对诺维科夫说，他在空中使了一招柔道中用到的动作，帮了大家一把，所以他们有惊无险地着地了。诺维科夫看着搭档，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说：“我也喜欢柔道。”
普京想起那天的惊险，心里也难免一紧。那天诺维科夫说他也喜欢柔道，此后他们便成为朋友。但普京知道，“诺维科夫”就像“普拉托夫”一样，不是真名。在红旗学院，没有人使用真名。从进入这里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分得了一个“代号”。但有时，这些年轻的情报官往往会忘记这一规则。比如，他们会在射击训练结束后说：“报告，彼得洛夫射击完毕。哦，不，不是，别洛夫射击完毕。”
普拉托夫，也就是普京，与诺维科夫从那次高地跳伞后就成为好朋友。但是，他们直到毕业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对方的过去，因为“历史”对于这些学员而言是不被允许提及的，不管他们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但是这一切并不影响陌生的学员之间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他们能进红旗学院，就证明他们都是克格勃里一等一的业务好手，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来到这里，所以，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对于这些在情报界摸爬滚打的军官们而言，简单得如同从树上摘苹果一般。
红旗学院里的训练是艰苦的，不带人类的温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学员们要像机器人一样生活。事实上，训练以外的空闲时间里，大家过得相当滋润。他们会到学校附近的村庄去滑雪，到集体农庄去帮农民摘苹果，一周踢一两次足球，还会聚在宿舍里喝果酱茶，侃大山，下棋。对于这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克格勃军官而言，在红旗学院的日子仿佛是难得的悠长假期。因为除了学习外，他们没有过分紧张的时候，而且学习对他们而言更是以往工作的延续，那些知识信手拈来。
普京从钻坦克训练场回到宿舍换了身衣服，便向米哈伊尔·弗罗洛夫的教室走去。他的穿着并没有特别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他还是引起了弗罗洛夫的注意。
“请大家注意，看看我们的普拉托夫同志。”弗罗洛夫对众人说。
的确，普京的穿着并没有特别之处：领口干净的白衬衫、熨得平整的灰色西装、颜色合宜的领带。这一身再正常不过了，除了现在的气温是30℃左右。
普京对自己的要求一向严格。在炎热的夏天，弗罗洛夫上课时只是穿着短袖衬衫，但普京依然严格遵守规定，穿着正式服装进入教室。此时的普京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事实上，他在任何时候的穿着打扮都显得与众不同。他喜欢穿长大衣，戴宽檐礼帽，有时手上会拿一把长柄雨伞，看起来十分绅士。
这也许是因为普京是他所在班级的指挥官，因此他在这方面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他得看上去显得比其他人更庄重一些。普京之所以是指挥官，也不过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军衔比其他人高罢了。普京平时并没有任何官僚作风，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很多时候他甚至会带头犯些错误。比如，在所有不参加学校规定的晨跑人员名单中，就有普拉托夫少校，他不喜欢这种单调的体育活动，便找各种借口逃避，然后自己去游泳。
还比如，学校不允许学生喝酒，指挥官普拉托夫会带着自己的同学到外面偷偷买酒喝。但普拉托夫有时候会向系负责人请假：“我们想到白桦林里锻炼一下，慢跑，活动活动。”这时，负责人总会意味深长地看着普拉托夫，但通常都会准他的假。这时，普拉托夫就会带着同学们穿过白桦林，到学校外面的农庄向农民购买私酿的烈酒，然后，大家坐在林子附近的树桩上，美美地喝上几口。不过，普拉托夫并不喝酒，他对酒没有兴趣。当遇到不得不喝几口的情况时，他也十分节制。事实上，所有人在喝酒问题上都很有分寸。他们知道应该喝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家知道，酒精将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喝过酒后，普拉托夫领着他的“慢跑”队员们从白桦林里回来。他们的鼻头红红的。即便教导员闻到了他们身上的酒味，也往往不会太计较。因为“在白桦林中运动”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只要他们不是醉醺醺地回来，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那么教导员还是可以容忍学员们在单调的培训生活中加入一点小插曲。
潜伏德累斯顿
1986年，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市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住进了德累斯顿市安吉利卡斯特拉西大街的一幢两层小楼房。住在他们隔壁的查尔斯先生说，这对新搬来的夫妇来自俄罗斯。男主人个子不高，体形健壮，好像是个记者。查尔斯先生对新邻居的了解仅此而已，还是住在对街的婕西小姐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一些。她说：“这对夫妇很好客，热情而有活力。男主人很有风度，性格温和。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女主人以前是一名空姐，长得可真漂亮，我真有些羡慕她的大眼睛。不过最重要的是，她心地善良，诚实可靠。他们的女儿叫玛莎，今年一岁。对了，女主人好像又怀孕了。”
阿道夫一家曾经受到邀请，到这对年轻夫妻的家里做客。阿道夫太太对女主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说：“天哪，她真是个出色的女主人。你知道，她做事干脆利落，很有主意，而且直率坦诚，她能陪你整夜聊天，和她相处真的相当愉快。”
这对年轻的夫妇不是别人，正是普京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1985年，普京从红旗学院顺利毕业，被派到了民主德国从事谍报工作。他的妻子——柳德米拉，他亲切地称她为柳达。
柳达是他进入红旗学院之前认识的。那天，阿列克谢让他帮忙弄3张赖金的话剧票，说是要带着姑娘看话剧，并邀请普京一起来。阿列克谢带来的姑娘中就有柳达，他们就这样认识了。当然，事情的发展还有很多波折。
普京被派到民主德国这一年，柳达刚从大学毕业。当然，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克格勃的人，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克格勃所代表的意义与警察局究竟有什么不同。柳达不知道的是，当普京在红旗学院学习的时候，他的工作方向已经基本确定了，所以，当时克格勃就对柳达进行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当然，柳达不会知道这些。有一天，她突然被叫到人事处，有人告诉她：“你通过了特别审查程序，可以和普京一起去德国。”于是，她便来了。
夫妻二人带着他们一周岁的女儿来到了这里，邻居当然不会知道普京的真正工作是什么，他们只知道这位看起来沉稳低调的男人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的主任。的确，这个身份是普京在这里的掩护。他的工作地点与民主德国秘密情报机构史塔西在同一栋楼里，那栋楼和他的住处相距不过100多米。每天，普京从家里出来，花5分钟穿过街道到对面的楼上班，柳达则在家里照顾玛莎。
他们看起来真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对夫妻。
到民主德国工作是普京从一开始就定下的意向。他的德语十分流利，进入红旗学院时，普京进行了进一步的德语进修，派他来德累斯顿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但如果仅仅从克格勃特工的工作地点来看，德累斯顿并不是个理想选择。与那些在波恩和汉堡工作的同事相比，普京在德累斯顿工作的薪水待遇要比他们差不止一截。但普京好像已经在这个不太理想的工作地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乐趣。
这位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对这里丰富的物资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当时俄罗斯物资紧缺，买东西通常要排队，但在德累斯顿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缺。未来的总统原本对酒精饮品并不感兴趣，然而到了这里，他开始“放纵”起来。
普京发现，这里有一个叫拉德堡的小镇，那里的啤酒是整个民主德国最可口的。他常常到那里去买小桶的啤酒，小桶上有一个水龙头一样的装置，打开它，啤酒就流了出来。于是，一周3.8升啤酒便成了这位未来总统在德累斯顿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他饮酒依然很有节制，没有“节制”的是他的体重。自从爱上那里的啤酒之后，普京的体重从140磅升到了165磅，而且一直没能降下来。当然，他的工作地点离家那么近，附近又没有完善的体育设施，他实在没有办法消耗啤酒带来的多余热量。
在柳达看来，在德累斯顿生活就像度了一个悠长假期，她的生活轻松而愉快。每天，在丈夫上班以后，她把小女儿送到楼下的托儿所。中午，丈夫会回家吃中午饭，通常他会和同事朋友们一起回来，大家说说笑笑，热热闹闹，话题与工作无关，显得格外轻松。周末，丈夫会开车带全家到城外去，散步、野餐……
当然，夫妇俩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与俄罗斯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柳达，很多事情都令她感到惊奇，德国人的严谨与细致令她印象深刻。这里的街道很干净，人们每周都要清洁窗户。柳达甚至注意到德国人晾衣服的方式与俄罗斯人不同。德国妇女会在庭院里竖起两根竿子，中间拉一根绳索。在上班以前，她们把洗过的衣服一件一件挂上，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当然，普京在德累斯顿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喝啤酒、郊游。毕竟，民主德国是苏联最靠近西方的前沿，德累斯顿是克里姆林宫获取西方情报最重要的“耳朵”，普京在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招募线人。
莫斯科方面对于北约和美国的军事情报十分关注，然而，当时的局势不利于克格勃成员向联邦德国直接渗透。因此，普京要想办法招募一些“志愿者”，让他们帮助自己监视美军。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是普京有自己的办法，他让民主德国情报部门为他提供德累斯顿居民提交的联邦德国亲属过境探亲申请。然后，他从这些申请中筛选出一些人，作为发展对象。虽然普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然而在德累斯顿工作的6年里，他和他的同事只发展了不到20个间谍，而且他们还必须提防其中的双面间谍，压力着实不小。
除了监视对方的军事动向外，普京受上级指示还得监听民主德国的高层。当然，也有人说普京并没有参与这次行动。事情的真相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普京当年在德国工作时的档案消失了，一切看起来就像他从未在民主德国出现过一样。
除了发展线人之外，普京还必须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建立情报网，以便收集西方的科技情报，他关注那些与计算机或激光科技有关的情报。一旦与此有关的关键词出现，他会立刻将其拷贝下来，送到莫斯科。
普京很努力地工作，新的情报接连不断地被送往莫斯科，然而，它们却如石沉大海一般，普京看不到他所收集的情报在之后发挥过什么作用。莫斯科完全忽视了他所传达的信息。“它们在哪儿？它们发挥了什么作用？”普京一次又一次发问，但一次又一次失望。渐渐的，他感觉莫斯科离他越来越远。而这种感觉，随着民主德国境内不断发生的冲突与矛盾渐渐加深。
这些矛盾并不单单属于民主德国，而属于整个苏联，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就像渐渐扩散的癌细胞折磨着这个庞大的国家。终于有一天，西方的敌意渗透了柏林墙，尽管这道防御法西斯的钢筋水泥墙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发挥过作用。
那一夜，莫斯科无语
1989年11月9日。
柏林城内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了家门，他们心照不宣地向着柏林墙进发。守护柏林墙的士兵一直在等待上级的命令，却没有得到一个字的指令，于是，他们干脆放弃了守护，站在拥挤的人群外观望着。
突然，人群里发出一声呼喊：“推倒它！”
洪水的闸门打开，围观的人群潮水般涌向柏林墙。“轰”的一声闷响，尘埃弥散开来。一位年轻的士兵微皱着眉头，抬手捂住了鼻子。
在欧洲乃至世界史上，这一幕意义重大。有人称柏林墙的倒塌是“两德统一进程最具标志意义的里程碑”，有人说这是“冷战结束的标志之一”，还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胜利”，当然也有人惊呼，其实是牛仔裤、摇摆舞和价廉物美的电器打败了冷冰冰的意识形态。但对普京而言，这面墙的倒掉关乎信仰。
虽然普京来到德累斯顿后不久就预感到民主德国将要发生的一切，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切会来得如此之快。
普京走在比平日空旷的大街上，12月的天际线显得比平日冷硬，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写着“让驻军滚出去”的横幅。他不免有些难过。他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他的第二个女儿卡佳在这里出生。两个可爱的姑娘在这里上学，她们先学习德语，然后才学习俄语。他与柳达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国家，他们了解这里的风俗与文化，到处旅行，结交了许多朋友。这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看着脚下的落叶，开始为这里的人担忧。
这两天，他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哭声。人们的工作、生活、与长期以来信仰的一切都随着柏林墙的倒下而改变了。不仅如此，苏联在欧洲的地位也可能随着那面高墙的倒塌而下降，这才是最让普京担忧的地方。但理智告诉他，整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他没有想到，莫斯科在最后竟然会放弃这里的一切，一走了之。
落叶在普京脚下发出脆响，秋天的肃杀加深了普京心中的担忧。他裹紧了风衣，加快脚步向办公楼走去。今天他可能得在楼里待上一整天，因为前不久，一批情绪激动的民众闯进了史塔西，他们毁了那里，并从那里抢走了武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夜色渐渐沉了下来，天边的最后一道光线被巨大的黑暗吞噬，天上看不见星星，今晚的夜色显得特别深沉。普京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不时朝家的方向望去。从这里，他可以看见住所的房顶。但当夜色越来越重时，窗外的一切都黑了，他只能从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长官，楼外有大量民众聚集。他们情绪激动。请指示。”一名军官跑进办公室，一边喘气，一边报告。
普京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他看到了聚集的人群，他们如同目标一致的蚁群。虽看不出是谁在组织，聚集的方式看上去也毫无章法，显得有些混乱，但这种混乱里有一种无形的秩序。这种秩序令普京感到了强烈的威胁。他扭过头，朝家的方向看了一眼，熟悉的屋顶在夜幕里显出了灰色的线条。
他关上窗，发出了命令：“让保卫分队进入战备状态。”
“是，长官！”
普京再次打开窗户。人群已经在楼下形成环状的包围圈，他们在大声谩骂、叫喊。普京能察觉到，他们就像充满愤怒、恶意与激情的气球一样，随时可能爆炸。他紧皱眉头，拿起了身边的电话：“接驻德累斯顿苏联坦克部队司令员。”
电话那边安静了，大约有十几秒，普京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这十几秒让他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久。
电话里传来男人浑厚而低沉的嗓音。
普京直接说：“克格勃德累斯顿的办事处，我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办公地点楼下有大量情绪激动的民众聚集。我请求你们派人来维持治安，以免事态激化，导致难以弥补的损失。”
普京在“难以弥补”上加了重音。是的，这幢楼里的损失谁也无法弥补。普京指的不仅是人员的伤亡，还指那些存放在这里的机密文件。如果这些文件因为他在这次事件中的不当处理而落入他人手中，那么他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很多人的命运与这些文件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同意克格勃保留他们档案的那一刻开始，这些人就已经将他们今后的命运交给了国家，所以不能出任何差错。他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这些文件以妥当的方式保存，或者以妥当的方式消失。总之，它们不能离开这幢大楼，一张纸片也不能。
但是，电话那头的回答令普京的心凉了半截：“没有莫斯科的命令，我们不能这样做。现在事态并不明朗，我得打电话请示莫斯科。”
电话里只剩下忙音。普京放下电话，手指敲击着桌面，一下一下。他的目光集中在桌上摆着的笔筒上。他就这样站着，看着笔筒。大约过了半分钟，普京再次拿起电话：“莫斯科说什么？”
“电话打过去了，莫斯科保持沉默。”
普京什么也没有说。他放下电话，转身对警卫员说：“让保卫分队随时待命。我出去跟他们交涉。”
“不，长官，您这样做很危险。”警卫员劝阻他。
“弗拉基米尔，你没有必要这样做，太危险了。”同事劝他。
“是的，你可能被杀，你可能被扣下来当人质。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谁能把你拖回来？”另一个同事劝他。
这些问题普京并不是没有想到，只是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
他走出楼门来到了庭院里，身边跟着一名卫兵。他每踏出一步，空气里的紧张感就沉重一分。普京看到人群中一张张失去理智的脸，他们的叫喊声更清晰地传进他的耳朵。此时他脑子里想到的是离这里不远的柳达和他可爱的女儿——玛莎与卡佳，想到的是办公室里放在他桌子上的档案。他要保护他们，妻子、女儿、那些档案里的名字，还包括眼前这些充满恶意的人。
其实，他完全可以筑起防御堡垒，可以选择远离这些情绪失控的人。这完全符合工作条例。即使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受伤或死亡，他都没有任何过错，因为他是照法令行事的。但是，普京不想这样做。他选择走向人群，与他们谈判。因为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更别提死亡。
终于，他与人群之间只隔着一道围墙。
很多年以后，普京离开了德累斯顿。人们提起这次事件时，包括很多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传记里，都提到了一个年轻的军官，独自走向暴怒的狂徒。他举着枪对捍卫权利的人们说：“离开这里。我是战士，随时准备牺牲。”
那天，目睹这次事件的人很多，但是以上描述的情况很显然并非出自一个诚实的见证人之口。因为那天，这位年轻的军官——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走向人群的时候，人群里有人抢先开口冲他喊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幢楼用来干什么？”
“这里是苏联的军事设施。”普京回答。
“胡说，你们的汽车上明明挂着德国牌照！”
“我们与德国方面有协议，因此我们才挂德国牌照。”
“你是谁？”
“我是一名翻译。”
“你的德语太流利了，翻译不可能讲这么流利的德语。”
对话进行到此，普京觉得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必要，因此他谨慎地挑选词语，郑重地说：“我再重复一次，这里是苏联的军事设施。这里与民主德国的军队没有任何关系，这里和国家安全部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我们与德国方面的合约，我们可以在这幢楼里行使自己的权利。请你们遵守礼节，不要越过界线。还有一点必须请你们注意，我们享有治外法权。”
普京说完，向身边的卫兵示意。卫兵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他动作明显而略带夸张地将他手中的枪重新上了一次膛——咔嗒，声音清脆，带着威胁的意味。
然后，普京慢慢地转过身，背对着人群，带着他的卫兵向楼内走去。
普京回到楼里后，人群依然没有散去，但是很明显他们已经不再试图进入大楼。普京安静地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人。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坦克部队还是来了。一辆军用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战队员进入了普京的视野。普京看到卡车在楼前停下，战士们从车上跳下来。他们行动敏捷，快速分散开，形成包围态势将大楼围了起来。
这些战士不是莫斯科下令派来的。坦克部队的司令员一直没有等到莫斯科的回复，他最终自己做出了决定。
夜深了，人群终于散了。
当四周恢复平静时，普京被从未有过的空虚感袭击，他的脑海里不断重复着那句话：“莫斯科保持沉默。”
莫斯科保持沉默。
莫斯科抛弃了他们。他在这里工作的土壤与养分随着莫斯科的沉默而消失。普京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十指交叉放在胸前，切肤的伤感在这个安静的夜里喧嚣不已。很明显，苏联的病症再也没有治疗的可能，它瘫痪了。很快，这种伤感被深沉的忧虑所替代。如果苏联崩溃，他或许会失去工作，整个情报部门的特工——他可爱的同事们都前途难测。然而，这个国家需要一次新生，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时机。他第一次无法运用自己出色的分析能力为自己的将来、为民主德国、为苏联的将来做出令自己信服的预测。
没有人知道苏联与克格勃将会走到哪里。
普京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他必须做点什么，可是他无能为力，沮丧一度占据了他的内心，最后，他点起炉子，烧掉了所有的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