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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尴尬转身

助力索布恰克

在很长一段时间,索布恰克只是在列宁格勒大学专心执教,甚至连自己的政治才能都一并埋没起来。

1937年,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20周年,苏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第二代领导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加里宁等出现在辽阔而华丽的红场。他们高昂着头,眼神犀利,自信地看着步兵师、骑兵师、特种分队、坦克方阵陆续走过红场,皮靴踏在地上,扬起一片沙尘。事实上,他们已经察觉到危险的迫近,在漫天飞沙里,二战的硝烟越来越近。

索布恰克就出生在这一年,他的家乡——西伯利亚的赤塔市——也在为这举国欢庆的大事兴奋着。

即使在潮湿而阴冷的冬季,人们也是喜气洋洋,就像迎来多日未见的晴朗天气,他们迫不及待地在阳光下晾晒自己的喜悦。

索布恰克的家庭十分贫寒,父亲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终年奔波于贫瘠的土地上。如果不是因为考上了著名的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他的人生必然是另一番光景,而普京是否能那样顺利地跨入政坛,也难以预料。

大学毕业后,索布恰克当起了律师。他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以函授方式继续学习,拿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研究生的学位,之后回到母校开始教书。

普京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跟随索布恰克学习《经济法》,后来又跟随他学了《民法学》,他的毕业论文《论国际法中的最惠国原则》也是在索布恰克的指导下完成并得了“优”。

普京与索布恰克的关系也就止于此了。

此后,普京进入克格勃,一心一意追求他的间谍梦;索布恰克在法学领域造诣越来越深,在列宁格勒大学占据了一席之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国家都处于翻覆式的巨大变革中,人人如履薄冰,步步惊心,而这对本来多年未曾联系的师生也被命运的波澜摇荡到一起,碰撞出耀眼而持久的火光。

先是索布恰克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这位长期满足于三尺讲台的大学教授,在1988年初加入了苏共。事实上,他一直对苏共的执政方式持批判态度,这次入党的目的恰是为了帮助推进“改革”。

索布恰克先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列宁格勒大学推荐的人民代表候选人资格。参会的400名代表中,超过80%的人投了他的票。之后,在列宁格勒市瓦西里岛第47选区的选举中,索布恰克大胜而归,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他像一颗璀璨无比的星辰,在人们诧异而欣喜的目光中出现在政坛。

在1989年5月开幕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索布恰克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也为他的仕途铺就了更为宽广的道路。这位名副其实的政坛新人,却呈现出老练而圆滑的面孔,他以八面玲珑的交际手段,不仅保持着自己在政治立场上的独立性,还巩固了和多方政治势力的关系。那些存在矛盾甚至尖锐冲突的政治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索布恰克是个不错的人。

普京那时候在做什么呢?

当民主德国整个情报系统几近崩塌后,普京开始默默思考退路。最初有人在莫斯科总部为他找了一份工作,但他拒绝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系统没有前途,就连国家的前途都同样让人担忧。假如继续留在这个系统,或许他就会不得不亲眼看着周围的一切慢慢垮塌。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件残忍得令人难以承受的事情。

1990年1月,普京告别工作多年的民主德国,从德累斯顿回到列宁格勒。在德国的潜伏岁月中,他不止一次遥望东方,思念他的列宁格勒、他的伏尔加河、他的西伯利亚丛林,当然,还有那里的亲人、朋友、伏特加和鱼子酱。他关心发生在故乡的一切,尤其关心正在开展的改革。他常常和柳德米拉一起看电视,从屏幕上关注从1986年到1988年发生的一切,在屏幕上,每个苏联人看起来都是那么愉快、那么满足。

回国后,他却发现并没有发生那样令人愉悦的变化。老百姓不满地抱怨:“炉子上的锅是冷的,国家印钞厂的机器才是滚烫的;银行里的存折是空的,副食品商店里等待的队伍永远是满的。”人们在商店前排着长队,拿着配给卡和购物券,但货架子是空的。

有一段时间,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甚至不敢去商店。那长长的队伍让她感到恐惧和不安,而且她没有勇气与人讨价还价,除非迫不得已,她更愿意待在家里。

他们没有多少积蓄,甚至不得不把德国邻居送给他们的洗衣机带回国,否则柳德米拉就只能手洗所有衣物,于是,那台生产于20年前的老古董又陪伴他们过了5年。

普京不得不重新计划自己的生活。最初他仍然在情报部门,但时刻计划着从这一组织退出。他不再是十几年前风华正茂的少年,能够无所畏惧地一直朝前快跑,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显然,他不能把一切都抛弃。

落实工作费了很大一番周折,前3个月普京没有领到一分钱的工资,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尴尬之中,柳德米拉甚至有些心慌了——她无法想象如果接下来普京还拿不到工资,他们将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幸好不久之后,有关部门补发了全部工资,因为缺少卢布生出的惊惶就这样平息下来。

之后,普京在母校谋得了一个职务,担任校长助理,负责对外联络。当时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是斯坦尼斯拉夫·彼得洛维奇·莫库里约夫。普京一边工作,一边着手准备论文,他希望自己能完成博士论文。

这便是普京归国初期的日子,他似乎并没有走向政坛的打算。他曾动过从事商业或者法律相关职业的念头,但是他进入大学成了校长的外事助理。他以为可以就此安定下来,但是,命运做出了另外的安排。

1990年的某天,普京的办公室里迎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普京大学时同系的朋友,两个人一阵寒暄,彼此询问对方的近况。

短暂沉默之后,朋友突然开口道:“你要不要到索布恰克身边去呢?他现在缺少一个能干的帮手,和官僚们打交道有点困难,你可以去协助他的工作。”

当时,索布恰克刚刚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普京早已从当年的同学和朋友口中得知了这件事。告别过去,转身从政,普京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但他突然之间有了兴趣。

“索布恰克现在很需要像你这样出色的人。现在他的班子里都是些既滑头又没本事的家伙!”朋友接着说。

“你说的是哪种形式的帮助呢?”普京问。

“离开大学,到他身边工作。”

一个巨大的诱惑就这样落在普京面前。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几年,这个庞大的国家被架上一辆无形的过山车,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随之跌宕,眼前是起伏的政局,耳边是呼啸的风声。人们忍不住大叫出声,有些是因为惊恐,还有的人则是因为看到了机遇。

普京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说:“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朋友以为他要拒绝,正要开口相劝,不料普京说:“你知道,我是一名克格勃军官,这也许会影响索布恰克先生的声誉。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选择。”

“我想,你最好和他谈谈。”

普京与索布恰克的会面约在3天之后,地点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在秘书的引领下,普京进入索布恰克那宽敞的办公室。对方从巨大的办公桌后起身,走过来与普京亲切地握手,而后两个人就坐在会客区的舒适沙发上开始了交谈。

交谈是从普京的自我介绍开始的,然后两人回忆起了当年在何处上课,有哪些课程,有哪些同学,等等。

寒暄过后,普京表示他对政府工作有兴趣。

讲台上的索布恰克与演讲台上的索布恰克一样激情澎湃,他似乎总是充满了热情。就连平时,他也有些冲动。这次同样,一听到普京愿意来自己身边工作,索布恰克立刻说:“这太好办了。我马上就给斯坦尼斯拉夫打个电话,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他的右手搭在面前的高脚茶几上,此刻正用食指和中指交替敲打着桌面,好在声音微不可闻。

“那么,弗拉基米尔,你想具体做什么工作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让我们来商量一下吧。”

普京几乎肯定了3天前找到自己的朋友就是索布恰克的信使,但他诚实地打断了对方热烈的憧憬:“索布恰克先生,我对您的提议非常感兴趣。但我还是不得不先说明,除了斯坦尼斯拉夫先生的助理,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哦?”索布恰克看上去非常好奇。

“我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并且从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克格勃,至今仍然是其中的一员。”

“是这样吗?”索布恰克沉默了,似乎有些震惊,又有些为难。

看上去索布恰克刚知道这个情况,不过普京并不相信。

“如果是这样,我想我还需要和他们谈谈。”

普京知道索布恰克口中的“他们”应该是指自己也很少见到的神秘的克格勃高层。他不知道这位刚上任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们“谈谈”,但这句话几乎等同于一张聘书,就在此刻,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政坛。

“我需要一位助手。说实话,我有些害怕去接待室。我不知道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当时,索布恰克除了要接手政务,还要处理一些给他造成困扰的丑闻。他十分诚恳地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这倒是让普京有点意外。

从这一刻开始,普京与索布恰克之间就结成了某种亲密的联系。昔日本没有什么交情的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因为共同的利益,成了最亲密的战友。从1990年6月到1991年5月,普京担任索布恰克的外事顾问。索布恰克一路攀上仕途的顶峰,而普京的从政之路也越来越清晰了。

从克格勃军官到政府官员的转身,或许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克格勃的尴尬

从与索布恰克在办公室的初次会面开始,普京就感觉自己得到了信任。

普京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迷恋纪律与忠诚,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忠诚于自己的上级,忠诚于国家的利益。索布恰克似乎毫无顾忌地向普京展现了自己的缺点:当他不知道长廊的另一端是些什么人时,他连走过去的勇气也没有。

索布恰克算不上一个称职的行政长官。和坐在办公室审批公文相比,他更愿意站在演讲台上,发挥出众的演说才能,让台下的人因他振奋,为他疯狂;如果让他在接待各部门负责人与出国访问两种工作中择其一,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当然,若能尽情参加上流社会的派对,一边握着高脚红酒杯品尝美酒,一边谈论些民主话题,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难怪有人称,索布恰克的政治声望是建立在舌头上的。

这并不意味着索布恰克是一个道貌岸然、口是心非的政治家,若政治家只能分为务虚与务实两种类型,他只是刚好属于前者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普京渐渐成了索布恰克不可缺少的助手。普京承担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列宁格勒地区的外事活动大都由他负责,有时索布恰克还会交给他一些职责之外的工作。

像索布恰克这样性格鲜明、爱憎分明且热情洋溢的人,极容易赢得普京的好感。更何况,这样一个人是信任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回报知遇之恩的情感,立刻在普京心里扎了根,并且越到后来,被信任的感觉越强烈。

有一次,索布恰克接受了其他国家的邀请,前去参观访问。行程将至,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务没有处理完,匆匆完结是不可能的,因为做出决定前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调研,索布恰克向来很讨厌这样的工作,更何况他确实没有时间了,汽车就停在苏维埃办公大楼的门口,说不定连专机也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了。

“这可怎么办?问题还没有研究好,但您马上就要走,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普京十分为难。

“弗拉基米尔,这些事难不住你。”索布恰克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

“但是,有一些环节需要您的签名。”

索布恰克思考了一会儿,或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他从办公桌上厚厚一叠文件中抽出一沓白纸,又从西装口袋里取下常用的签字笔,飞快地在其中几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就自己做决定吧。”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普京既不安又感激。他没有想到索布恰克会如此信任自己。这是对他的最高信任,而普京是非常重视这种信任的。

后来,类似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索布恰克除了给予普京充分的信任之外,还将自己从政的经验与教训倾囊相授,而普京总是能出色地完成索布恰克交给他的任务。索布恰克是普京的政坛引路人和“政治教父”,普京是索布恰克忠实的战友与守护者。

虽然普京为人低调,但列宁格勒权力圈子的人还是逐渐意识到他是索布恰克极为看重的人,也将是个前途无限的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他一直隐瞒的克格勃身份也渐渐曝光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这段间谍生涯感到羞耻,也从不后悔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的情报事业,但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避免给索布恰克造成困扰,他一直有意隐瞒这段过去。

一开始,人们只知道这个年轻人来自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是索布恰克的学生,为人低调但行事雷厉风行且手腕强硬。索布恰克会从自己的熟人里挑选助手,这也在情理之中,并无可疑之处。索布恰克的反对派是从其他克格勃成员口中得知普京的身份的。

于是,在一次索布恰克带普京出席的公开活动中,一些蓄谋已久的人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攻击。

“主席先生,您实在不应该在苏维埃这样的权力机关安排些来路不明的人!”

“来路不明是什么意思呢?”面对这样的指控,索布恰克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快,他还是比较重视这些人的意见的。

“就像那些曾为克格勃效力的人或一些特工分子。”对方步步紧逼,还有意地看了普京一眼。

其他人也适时地配合着这个勇敢的“进谏者”,纷纷附和。

普京对此很不高兴。一方面,他虽然知道克格勃向来恶名昭著,但他从没做过一件亏心事,甚至在情报机关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上的;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把索布恰克拖到了不利的局面,对此感到十分愧疚。在这样无礼的指责面前,索布恰克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他简直无法预料。

这时,索布恰克再也无法保持最初的平静。尽管他已经50多岁了,还是列宁格勒市的一把手,但他显然无意勉强自己去维持一个老者和领导人应有的体面。索布恰克霍地站了起来,用犀利的目光盯了对方几秒钟,然后开始大声地反驳:“你的目的是要说服我解雇弗拉基米尔·普京吗?请你放弃这个笨拙的念头吧!首先,他不是克格勃分子,而是我的学生;其次,他不只是在克格勃工作过,干的还是对外情报,但这是为祖国服务!”

被他斥责的人似乎还想争辩什么,索布恰克却再次表明了立场:“他无须为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安,我也不会因为他曾经干过的工作而感到羞耻。”

这场风波给普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京非常感激索布恰克,不仅因为他帮助自己化解了尴尬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他的认可与尊重让自己非常感动。普京没有把这一腔感激之情告诉索布恰克,甚至没有表现出来。但从那时候起,普京就更加坚定地把自己和索布恰克绑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要尽量为索布恰克着想,站在索布恰克一边。

而普京对克格勃的感情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1990年前后是一段充满挑战的岁月,庞大的苏联日渐孱弱,似乎随时都会崩溃,各方势力秣马厉兵,蠢蠢欲动,都想分得一杯最鲜美的羹汤。只要行动起来,就能改变生活,就能打开新的局面,就能迈入天堂——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就连克格勃也渐渐成了政治家们瓜分势力的爪牙。普京在克格勃工作了15年,这个曾经让他引以为傲的机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普京和克格勃同事格列布·诺沃谢罗夫交流过彼此的想法,他们都发现,情报员们费尽千难万险才获得的情报,似乎并不能对决策者构成影响——情报与最终决策之间严重脱节,就像那些拥有决策大权的领导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情报一样。

有时候,普京会觉得存在两个世界,领导们高高在上,民众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彼此互不关心,互不了解。

这实在太可怕了。但又能谴责谁呢?这个时候,就连国家都快要不存在了。

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普京加入克格勃的初衷,他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当现在的状况有违初衷时,他必须做出取舍。

另外,普京还遭遇了匪夷所思的勒索。

勒索者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匪徒,反倒是些看上去文明有礼的商人。当时一些商业机构的事务也在普京的职权范围内,一些人自以为掌握了普京的“污点”——他居然是一名克格勃军官,便撕扯掉伪善的面具,直接向他索取商业机密和利益。

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普京被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彻底离开克格勃,从此全心从政;要么离开列宁格勒苏维埃,离开索布恰克,从此免受勒索烦恼。

不久之后,普京接受了列宁格勒市电视台的特别访谈,公开承认自己的克格勃身份。与此同时,他向克格勃“机关”递交了辞职申请,虽然他的申请并未立刻获得批准,但他终于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朋友们都知道这一步对于普京来说是多么困难——他彻底告别了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转身投入全新的生活。“他最后选择的一定是能够让自己充满信心的地方。”他的朋友根纳季·谢尔盖耶维奇·别利克这样说。

1991年春天,全国的政治形势日趋严峻。苏共中央不得不在孱弱的病体上展开试验性的自救,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取消苏维埃,由人民投票选举市政府。6月12日,索布恰克赢得选举,当选为列宁格勒的首任市长;16天后,新市长下令成立对外关系委员会,由普京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

对民众来说,“市长”这个称呼是新奇而陌生的。“苏维埃主席”被取消了,“市长”取而代之,这一切似乎意味着狂风暴雨马上就要来了。过了没多久,市民们开始自称圣彼得堡人,因为“列宁格勒”这个名字沾染的布尔什维克色彩太过浓烈,必须被取代。

普京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新闻中,昔日的一些朋友开始互相打听他的情况。这段时间,鲍里先科接到了好多老朋友询问的电话,甚至连童年时大杂院里的伙伴也辗转找到他:“维克托,电视上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是我们的瓦洛佳吗?”

鲍里先科立即回答:“当然是他!那样坚定、积极、聪明、实干,还能有谁呢?不管出现在哪里,他总是能够适时前进。他一定会走得更远、更高,瞧着吧!”

最后的“水手”

苏联这个立国69年的庞大政权并不是在瞬间就画上了句号。不论是和平演变说,还是体制僵化说,或者领导弃船说,一切对苏东剧变的研究学说相加,也不能将其崩塌的原因解释清楚。

苏联的诸多病症在赫鲁晓夫时期或者更早就已经凸显,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大有一股“死马当活马医”的势头。但是,再翻天覆地的改革也难以阻挡大厦将倾的趋势。从1990年初开始,“这位虚弱的病人”已然病入膏肓。

在莫斯科街头,一座镰刀锤子雕塑倒在地上,四周一片狼藉,一位妇女经过这里,顺手把装着蔬菜的袋子放在上面,站在路边休息。

苏联的部队正驶向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目的是平息当地的“种族骚乱”,但是,作为前锋的坦克部队一筹莫展,因为愤怒的阿塞拜疆民众集结起来,用身体筑起围墙,挡在冰冷的坦克前,一步也不肯后退。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共产党总部前,苏联内务部的军人们紧锁眉头。虽然几天前苏联就宣布这座城市因“种族骚乱”进入紧急状态,但杜尚别市民不肯买账,他们怒吼着与持枪的苏联军官对峙。

当苏联派部队镇压了立陶宛独立运动后,数万人涌上街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外呼吁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共产党人赶快放弃权力。

支持叶利钦的呼吁不胫而走,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将要举行,苏联当局不得不提前封锁了红场。昔日热闹的广场变得空荡而冷清,只有巡逻士兵留下的香烟味道和脚步声。

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之外的无名战士墓前,表达敬意与怀思的火焰映亮了戈尔巴乔夫的侧脸。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他的朋友,脸上都是同样的严肃和庄重。他们都将在几周之后的政变中反对他,其中的副总统纳季亚纳耶夫会成为政变中最活跃的一员。

一夜之间,卢布贬值,物价飞涨。原来可以买一辆伏尔加轿车的钱,转眼间只能换到一瓶伏特加酒;普通市民原来用以养活一家人的工资,突然变得还不够买两公斤牛肉。在手中的卢布变成白纸之前,人们想尽办法购买能够买到的商品,副食品店里的盐、糖、米、火柴被一扫而空,货架上空荡荡的,但商店外面还排着长龙。店员想关上店门,马上被拥挤的顾客推到了一边。

街道上游荡着的捡拾烟头的流浪汉,再也得不到人们的怜悯,因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可怜。巡逻的警察随处可见,但还是无法阻止骚乱的发生。

所有的一切,都说明狂风暴雨已经到来,一切将变得更加糟糕。苏联成了一艘在惊涛巨浪中颠簸的大船,有人苦苦支撑,有人主张弃船,有人无动于衷,而不管持什么意见,所有人看上去都失去了希望。

当面包都变得短缺,希望在哪里呢?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一部剧本中有这样的对白:

——产生英雄的国度是幸运的。

——不,不需要英雄的国度才是幸运的。

选择这个时间上船,无疑是充满风险的。这个不幸的国家在呼吁英雄,但并非所有应声而来的人最后都能安全返航。民众愤怒的情绪即将到崩溃的边缘,有人或许会成为英雄,但更多人将成为炮灰。

普京就是在这时登上这艘“大船”,成了一名“水手”。

普京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之后不久,工作尚未展开,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彻底把苏联推进了旋涡里。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放了苏联领导人的声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纳季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

以纳季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随即成立,并发布《告苏联人民书》,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并宣布国家已进入紧急状态。

戈尔巴乔夫全家被扣留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与此同时,数百辆装甲车开进了莫斯科市中心,城市的重要机关、广场、交通要道都成了坦克纵队的临时阵地,连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也被包围起来。

对此,叶利钦似乎是有准备的。在政变爆发前,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硝烟味和血腥味。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告俄罗斯公民书》,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是一场反宪法的反动政变,其成员犯有国事罪,他们的一切决定和法令在俄罗斯领土无效,并号召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回击。

无论是政变当局还是反政变当局,都自称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战斗,而人民如何站队,将直接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败所属。

后来,叶利钦登上一辆全副武装的坦克,公开号召民众推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的支持者们手持俄罗斯联邦国旗环绕在他左右,仰着头,像在凝视一位英雄。叶利钦站在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被世界各大电视台播出,他因此声望大增,成为反政变一派的精神堡垒。

亲民主示威者与苏联士兵在坦克上面打斗,俄罗斯联邦大楼成了这场肉搏的幕布。数千万计的人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号召做出响应,他们走上街头,设立路障以阻碍坦克与军队的前进。

这一场石破天惊的政变只进行了不到72个小时就接近了尾声。21日清晨,在莫斯科中心的俄罗斯白宫前,居民们蹲在路障的一侧,兴致盎然地弹着木吉他,不一会儿,另一侧的苏联士兵也凑过来聊天。戈尔巴乔夫在当天晚上8点发表电视讲话,称其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总统职权。

但过了3天,戈尔巴乔夫就不得不承认“完全控制局势”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自动解散;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的决定;8月2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暂停苏共在全国的活动。至此,苏共土崩瓦解,告别了其执政74年的政坛。

政变势力的失败并不等同于戈尔巴乔夫的胜利,事实上,只有叶利钦成为这场政变的大赢家。他适时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只用语言就击败了对手的子弹。一时间,叶利钦声望大增,并在其后短短数月间彻底架空了戈尔巴乔夫以及苏共中央的权力。

政变发生时,索布恰克刚好在莫斯科。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表示站在叶利钦一方。索布恰克的抉择无疑是正确的——苏联分崩离析的局面已无法扭转,但叶利钦从1990年春开始精心经营的俄罗斯将继续存在——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只有土地和人民才是最坚实的靠山。

“8·19”事件当晚,索布恰克就乘飞机返回圣彼得堡,准备组织发动对叶利钦的声援。当他乘坐的飞机飞离莫斯科机场时,圣彼得堡的克格勃武装人员已接到逮捕索布恰克的命令,潜伏在了圣彼得堡机场。

不过,他们最后空手而回。

普京本来正在外地度假,政变一发生便迅速赶回圣彼得堡。同时,通过克格勃内部的关系,他得知索布恰克正一步步靠近对手设好的圈套。

普京过去十几年培养的战斗警觉立刻就被调动起来,他马上进入了临战状态。他挑选了最可靠的警卫人员,悄悄进入圣彼得堡机场,在索布恰克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跑道上的一瞬就驾驶轿车靠了过去,并随着滑行中的飞机行驶,最后停在舷梯旁。

索布恰克走下飞机舷梯时,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紧绷、满面凝重的普京,简直像一头对着猎人枪口的豹子。

“请您上车!”普京带着警卫人员迅速迎过来,把索布恰克护送上车。就这样,普京抢先克格勃人员一步,将索布恰克安全带离了机场。

安全脱险后,普京第一时间公开声明退出克格勃,然后便开始了与紧急状态委员会对圣彼得堡控制权的争夺战。当时,圣彼得堡军方接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准备出兵进驻市区,以“控制局势”。普京一方面协助索布恰克稳定市政局势,一方面反复向军队力陈圣彼得堡的一切都在政府掌控之中,不需要军队进驻。

索布恰克与普京都搬进了市政厅,与其他同事一起宿营。在当时,走出市政厅大院都是危险的,因为索布恰克还在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签发的逮捕名单中,而营救他的普京显然也是“戴罪之身”。但是,普京绝不肯执行政变者的命令,他希望能做些积极的事情。于是,他们冒险开车到基洛夫工厂和其他工厂,与工人交谈,争取民众的支持。为了安全,他们甚至配发了手枪,不过普京最后也没有随身携带,而是把他的左轮枪锁在了保险柜里。

在普京与索布恰克的极力斡旋下,圣彼得堡军方没有向市内派兵。当坦克纵队在莫斯科街头横冲直撞时,圣彼得堡却十分平静,既没有出现苏军坦克,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顶着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压力,控制住圣彼得堡的局势,犹如给了政变者一个狠狠的耳光,同时也是对叶利钦的有力声援。在当时,普京还是个并不起眼的政坛新人,想必叶利钦把这一功劳全部记在了索布恰克名下。

发生在8月份的这场政变,像一只无形的手,快速地拨动了时钟的指针。转眼便到了冬天,也是苏联最后一个冬天。

冬天是莫斯科一年中最富风情的季节。漫天大雪总会及时到来,被寒风裹挟着席卷大街小巷。莫斯科人早已习惯了刺入骨髓的寒冷,即使冰封雪舞,他们也不肯躲在家中紧靠着温暖的壁炉发呆,而是戴上暖和的棉帽、手套,穿上厚实的皮靴,到街上去。这座披着白纱的城市,像位美丽而沉默的新娘。

1991年12月,风雪如期而至。但是,人们没有用笑容迎接,茫茫天地间只有压抑的骚动和无尽的悲伤。莫斯科红场上的白雪铺了厚厚一层,像冰冷的丧服。红色的苏联国旗还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飘扬,红白相映,分外好看。

这是它最后的风情。

到了25日,没有多少人像往年一样欢度圣诞。这几年政坛的动荡让普通的民众也拥有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有的人全家守候在电视机前,有的人到小酒馆里寂寞地喝着啤酒,有的人在广场上、大街上徘徊。街道上的警察走来走去,他们警惕地巡视,看上去非常疲惫。所有人都像在等待末日的审判。

19时2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宣布辞职。

19时32分,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的旗杆上缓缓降下。有人踮起脚尖,心中无限伤感,但那面旗帜还是消失在视线里了。

19时45分,白、蓝、红三色旗徐徐升起。

广场上的人群里,有人在欢呼,有人在哭泣。

地图上再也没有苏联。

涅瓦河畔的“灰衣主教”

“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是普京心里的“苏联情结”。在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面前,谁能做到内心平静无波呢?

经历这一场变革,普京为之奉献了青春的克格勃声名更加不堪,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这段时间,普京的生活像被撕裂了一样。他把关于克格勃的记忆封存在心底,也把党证放进了抽屉。

经历这一切时承受的痛苦简直难以想象。之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安全工作,现在他已做出了别的选择。对于这样的命运,普京并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情报系统陷入崩溃,普京亲眼目睹了众多像他一样的间谍被时代抛弃。

朋友忧心忡忡地问他:“弗拉基米尔,你以后该怎么办呢?”

“没什么,人们还会知道我的!”普京这样回答。

现在,普京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1992年初,在继续担任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的同时,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副市长。在40岁生日之前,普京渐渐开始熟悉整套市政管理。索布恰克仍然像以前一样热衷于各类出访活动,由于普京在圣彼得堡机场“大营救”中表现出的果断和忠诚,索布恰克更加信任和倚重他,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所以,虽然普京是在1994年3月才成为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但实际上他在更早之前就成为圣彼得堡政坛中的二号人物。

普京与索布恰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在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中,他们又像“8·19”事件时一样并肩作战,成为更值得信任的战友。

“炮打白宫”也称“十月事件”,是发生在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夺权战。这场政变从1992年初已经埋下了引线,叶利钦为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受到以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势力的激烈反对。由于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互相攻讦,以至于一度出现两个政权各自为政的荒唐局面。

到了1993年9月,双方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10月3日,总统叶利钦宣布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令。

4日凌晨,政府军进驻莫斯科,并在当天上午8点左右包围了议会大厦,政府军的数十辆坦克和装甲车发起进攻,而忠于议会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交火持续了近十个小时。最后,议会方的领导被逮捕,叶利钦完胜。

这一事件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圣彼得堡,但索布恰克与普京一起声明支持叶利钦的决定,并再次维持了圣彼得堡这座俄罗斯第二大城市的秩序。

索布恰克与普京的配合是十分完美的:前者充满激情,后者稳重干练;前者经验丰富,后者敢拼敢闯;前者乐于登上前台,后者甘心幕后操作。这段时期,谁也说不清究竟是索布恰克更需要普京,还是普京更需要索布恰克,他们通力合作,共同谋划圣彼得堡的未来。

索布恰克一年中大概有100天不在圣彼得堡,因为普京的存在,他对一切都非常放心。尤其在经济管理方面,普京做得非常出色。

事实上,出身克格勃的普京对从政后面临的一切都毫无经验。这和做情报工作完全是两回事。以前,他只需要收集情报,然后汇总起来交给上级决断,最多只需要再对情报作一些无关大局的分析,但是,从他成为索布恰克的顾问开始,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他不得不对眼前的情况作出谨慎的判断。

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要知道,他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生活在圣彼得堡市的数百万市民。尤其是当他成为第一副市长之后,他简直不能再去向任何人征求意见,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很多问题的最后一道关口,不管是恰当的决定还是愚蠢的决断,都将通过他的签字成为实际的措施,并最终影响这座城市。

在普京刚刚成为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时,圣彼得堡市的经济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因政治的骚乱饱受创伤。对外贸易由一些庞大的政府授权公司垄断,不见起色。在普京的联络和争取下,一些新开发区兴建起来,外资被逐渐引进,可口可乐公司来了,吉列公司来了,威格利公司也来了……

对外贸易与合作渐渐走上轨道,普京却丝毫不敢懈怠。在对外联络委员会的积极倡导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纳入计划。现在的圣彼得堡市能拥有世界水平的国际电话网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普京当年对接通哥本哈根光纤电缆这一项目的支持。

相对于索布恰克的张扬,普京显得非常低调。过去的情报生涯让他养成了沉默与不动声色的性格,他虽然也会出席圣彼得堡市的一些会见和会谈,但常常只是占据新闻报道中的一个角落,与他相关的详细报道微乎其微,以至于媒体常常称他是“简讯人物”。不过,圣彼得堡权力圈的人都知道这个并不起眼的人物掌握着这座城市的实际权力,他们愿意给他蒙上更神秘的光环,称呼他是“斯莫尔尼宫的灰衣主教”。

斯莫尔尼宫在涅瓦河转弯的地方,是一座蓝白相间、外观典雅的建筑,既有俄罗斯风情,又融合了巴洛克风格,精美华贵堪比叶卡捷琳娜宫。这里是十月革命的司令部,列宁在这里发布了对俄国公民的号召书,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这位“主教”虽然手握大权,但他几乎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过私利。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妻子从未得到任何特权可以不用去商店排队,也没有拿到过任何从特殊渠道进入的紧俏货。除了有一次,正好赶上午饭时间,柳德米拉在市政府的食堂吃过午饭,顺便给家人带了些美味的馅饼。

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普京的祖父斯皮里多诺在疗养院的岁月,他拿着菜窖的钥匙,祖母系着围裙在厨房里一边忙碌一边埋怨:“瞧那个固执的老头,连一颗马铃薯也不肯带回家!”祖父就在狭窄的外屋,听到老伴的埋怨,呵呵一笑。

这是这个家族的固执,也是这个家族的光荣。

普京不苟言笑,经常一脸严肃。他把那些细腻的个人感情,全部藏在了宽大的袍服里。

普京喜欢忠诚的动物,家里养着一只叫做玛利斯的高加索牧羊犬。不幸的是,有一天这只牧羊犬钻出别墅的围栏,被一辆汽车撞到了。柳德米拉急忙将其抱到兽医院,医生却表示无能为力。

悲伤的柳德米拉打电话到普京的办公室,请秘书玛利娜小姐转达。

玛利娜走进普京的办公室,同情地说:“先生,很抱歉通知您。您的家中发生了令人难过的事情,玛利斯被汽车撞死了。”

她还沉浸在悲伤中,并且因不知如何安慰对方而烦恼,但普京脸上毫无表情。

玛利娜惊讶地说:“难道已经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吗?”

“不,没有。你是第一个通知我的。”普京依然十分平静。

普京对那只牧羊犬投入了很深的感情,但他并不认为办公室是一个适合流露个人情感的地方。不过,在必要的场合,他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像大学时代他会为陷入困境的同学和朋友据理力争。

那是1994年4月,一场国际会议在德国汉堡召开,普京作为俄罗斯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会议照日程安排进行,十分顺利。到了第4天一场欧盟讨论会时,却发生了纠纷。

在大理石铺地的爵士大厅里,爱沙尼亚总统兰纳特·麦里用十分粗鲁的言辞对俄罗斯进行了攻击,并把俄罗斯人说成是“占有者”,他的话音落下后,整个大厅陷入了沉默,其他参会者纷纷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代表团的坐席,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忧心忡忡。

白皮肤的俄罗斯外交官们涨红了脸,既尴尬又气愤,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击。

就在这时,普京突然站了起来。他没有对无礼者做出任何回应,只是潇洒地转身,朝大厅门口大步走去,皮鞋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非常响亮,震颤着所有在场者的耳膜。当他走出大厅,高大的铁门慢慢关闭,发出厚重而沉闷的回音。

普京用退场的方式表达了立场,外交部为此事专门表彰了他。不过,普京当时没想到厅门关闭时会发出那么大的动静,他本来是想敞开大门的,谁知道那扇门会那么沉,推动时十分费力,只好随它自行关闭了。

失业的第一副市长

教堂的金顶在阳光的轻抚下闪耀着光芒,成群的白鸽掠过城市广场上的蔚蓝天空。流浪艺人在巴洛克建筑前演奏着手摇风琴,一只鹦鹉站在他的肩头,用红色的喙从“吉利”匣里啄出了一张纸帖,讨好地把头歪向旁边的观众,一个棕黄头发的小伙子从它嘴里抽出纸帖,看到上面写着的吉利话,开心地大笑起来。

索布恰克热爱这样的城市。在这位市长的设想中,圣彼得堡应该成为俄罗斯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国际旅游中心。索布恰克尽情发挥着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有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热情,为这座城市设计了一幅幅漂亮的蓝图。他或许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可惜他欠缺把设计变成现实的行动力——他不知道如何用琐碎而枯燥的工作把一张张蓝图填充起来。

即使有普京这样得力的助手,索布恰克的“漂亮话”也不能换来一张张漂亮的政绩单。那些曾经被激情澎湃的演讲征服的市民,过去有多崇拜他,现在就有多厌倦。

1990年11月,当激动的民主派人士涌向莫斯科红场,举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时,他们高举着横幅标语,有一条上面写着:“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拯救俄国!”他曾经背负着这样的期待。但是,6年之后,呐喊声犹在耳边,索布恰克的第一个市长任期结束,却只有不到20%的圣彼得堡市民表示继续支持他。这是他从政以来收获的最低民意支持率。

这一切并非没有原因。连作为他的得力干将的普京,恐怕也已经意识到了前途的尴尬。

索布恰克是圣彼得堡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身处这样的位置,即使多么不情愿,他还是必须丢掉手里的高尔夫球杆或红酒杯,去参加枯燥乏味的会议。

大多数时候,索布恰克都会皱着眉头去开会。这位情绪化严重的市长,似乎从不介意人们会因他紧皱的眉头产生丰富的联想。相反,他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不论那些灼人的视线因而何来,不论是诅咒还是赞誉,他都表示欢迎。

可是有一次,却发生了意外。

有一场军方早已安排好的会议马上就要召开,索布恰克却临时决定不去了。他把普京叫到身边,毫不在意地说道:“弗拉基米尔,请帮我跟将军们打个电话吧,转告他们我无法去参加会议。”

普京非常吃惊,他很清楚军方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他们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虽然他知道追问上级是一件既无礼又愚蠢的事情,但他还是开口说:“为什么呢?”

索布恰克并不介意他的冒昧,但也没有回答问题,只是说:“去给军区司令打个电话吧!”

“你应当去!”普京坚持。其他参会者在军中或政府里都有重要的工作,如果因为索布恰克一个人缺席导致会议延期,实在太不合适了。

“你就说我生病了。”索布恰克说完挥了挥手,普京只好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虽然索布恰克没有说明原因,但普京知道他缺席会议的理由:俄罗斯流行乐坛的常青树——阿拉·鲍里索夫娜·普加乔娃要来圣彼得堡市开演唱会了。这样的娱乐活动,对索布恰克的吸引力太大了,更何况他本来就不愿意去参加军方的会议。

索布恰克与军区以及波罗的海舰队的将军们关系比较紧张,他不止一次向普京抱怨说那些“脑筋迟钝、脑袋发热”的家伙实在令人讨厌,事实上,那些强硬而耿直的将军们也不喜欢这位夸夸其谈却不务实际的市长。普京多次劝说索布恰克处理好和军方的关系,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他不得不为索布恰克撒谎。普京给军区司令打了电话,告诉对方索布恰克因病不能参加会议。事实上,索布恰克已经乘轿车去机场迎接普加乔娃了。

遗憾的是,市长先生似乎没有因自己的谎言感到一分一毫的心虚,他去机场迎接普加乔娃,并参加了她的演唱会,电视台全程跟踪报道。

谎言轻易就被拆穿了。

几周之后,当普京见到军区司令时,对方不满地问:“索布恰克生病了,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普京非常尴尬,甚至因索布恰克不恰当的行为感到心虚,但他又无可奈何。

如此看来,索布恰克会在新一轮的竞选中失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不得不说,缺少竞选经费也是索布恰克落选的重要原因。

在第一次市长竞选时,普京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索布恰克与市政会大多数委员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在民众中声望很高。普京一方面劝说市政委员,另一方面积极游说市里各区的领导对委员会施加压力,最终才迫使列宁格勒市政会同意设立市长一职,而索布恰克也才有机会从苏维埃主席成为市长。

但几年后,市政机关体系更加完善,工作程序也变得更加繁缛,仅凭个人游说,几乎毫无胜算。普京劝说索布恰克必须邀请优秀的竞选专家,组织专业的团队。虽然索布恰克认可他的建议,最后还是不得不亲自出马,自己指导自己的竞选,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

在此之前,索布恰克曾被指控挪用公款,并因此受到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有时候,普京虽然不赞成索布恰克的工作方式,但从未怀疑他的人格,索布恰克也的确从没有用纳税人的钱支付过任何私人账单。

最后,没有筹集到资金的索布恰克只能自己组织并负责竞选办公室,他的妻子则担任竞选主管。普京没有直接参与竞选活动,因为索布恰克拜托他继续主持市政府的工作,毕竟,这座庞大的城市不会因为竞选而停止运转。

与索布恰克那支寒酸的竞选团队较劲的,是负责市政管理的副市长雅科夫列夫。他从莫斯科一群反对索布恰克的人手中得到了资金支持,并请来专业的竞选专家,组成了强大的竞选团队。一开始,雅科夫列夫并不是热门的候选人,竞选对手们甚至嘲笑他是“管道工”和“卫生技术设备专家”,雅科夫列夫却坦然地回答:“市长就应当是总务主任,而不是像一只螟蛾那样,从一场宴会到另一场宴会……”

在索布恰克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普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与市长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如果索布恰克竞选失败,他们将集体辞职。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亲自宣读了这一声明,他用这种不留退路的方式表示对索布恰克的支持。

不过,索布恰克的境遇还是越来越艰难。为了赢得竞选,索布恰克的对手们开始频繁使用一些肮脏的手段,有人恶意散播传言,称索布恰克悄无声息地剥夺市民的财产,他拥有不计其数的钱财。

尽管索布恰克在普京的建议下对诽谤者提起了控诉,但仅凭能言善辩已无法挽回大局。在第一轮投票中,索布恰克只获得了28%的选票,排在其后的雅科夫列夫得到了21%的选票;第二轮竞选开始后,索布恰克竟然在选举前夜的直播辩论会上紧张得语无伦次,多次被对手攻击得哑口无言。这位天才的演说家仿佛瞬间丧失了语言功能,这让他的朋友们目瞪口呆,甚至连他的对手也有点搞不清状况。

最后,索布恰克以2%的差距落选,雅科夫列夫成为圣彼得堡的新主人。虽然普京在竞选中反对雅科夫列夫,这位新市长却邀请他留任。普京最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不想背叛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索布恰克。普京说:“宁愿因忠诚被绞死,也比背叛偷生好。”不背叛也不抛弃自己人,是普京的原则。

不过,普京没有做过任何釜底抽薪的勾当。当时,米沙·马尼维奇曾向普京征求建议,米沙并不是索布恰克竞选团队的成员,竞选中也没有签署过辞职声明,但他打算和普京一起辞职。然而,雅科夫列夫又邀请米沙留任副市长,这让他陷入了矛盾中。

“米沙,你应该接受他的邀请。”普京诚恳地说。

“为什么呢?你们都要离开了。”

“听着,米沙,我要离开是出于忠诚,而你同样需要为了忠诚留下。这座城市需要像你一样的专业人员来管理。”

秘书玛利娜小姐的辞呈是由普京亲自签字的,那天是普京在市政厅工作的最后一天。普京满怀歉意地对她说:“你可以不离开的。我不知道自己将会去哪里工作,更不能保证将来能给你提供一份工作。”

玛利娜却说:“没关系,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离开。”

普京十分感动,却依然没有流露出太多感情。他在玛利娜的辞呈上签了字,与她握手,然后低下头继续处理需要交接的工作。

那天,看着普京走出市政厅大楼,玛利娜的眼睛湿润了。愉快而有意义的工作最终还是结束了,这让她感到非常遗憾。

1996年的夏天,圣彼得堡昔日的第一副市长失业了。对于普京来说,人生中没有哪段时光比此刻更加艰难。忙碌的工作突然结束,仿佛有人按下了电影的暂停键,一切都停滞不前了。

同事和朋友们都对他说:“弗拉基米尔,不要着急,人人都需要你!”

此时,普京只能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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