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与死
雅姆已经死了。他的生卒年月日摆在那儿：生于1868年12月2日，卒于1938年11月1日。他活了差不多整整七十岁，只差一个月零一天。在我们的祖先看来，七十是一个有着门槛意义的数字，七十岁就是古稀之年，而“人过古稀，百无禁忌”，也就是说，一个人迈过七十岁的门槛，他就真正“自由”了。对雅姆这位法国人来说，中国的这句老话也许不适用，因为他好像未至古稀，已然活得自由了。或者说，他一直就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活法是无条件地依从自己的天性。土地上的万物无不具有自己的天性：龟长寿，蝉短命，松柏常青，杨槐落叶，白桦越长越高，渴望够着云彩，柳枝俯身水面，整日拂拭漪涟，鼠腿细短，鹿颈修长……当然，人的天性逐渐变得复杂、多样，因为城市孕育了现代文明，智力推动着思维发展，但人毕竟是自然之子，所以人的天性之一就是他的自然性。他的出生、成长、疾病和死亡，都包含在自然性的遗传因子里，教育、文化、智力和智慧其实只不过是伴随之物，尽管我们经常误以为是我们的本质。人的天性之一的自然性，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地性。土地，这个概念简直可以泛指整个地球：山是土地的一部分，河是土地的一部分，平原、沼泽、丘陵不消说，连湖泊、海洋都得算上，因为水面之下仍是土地。土地是人类的命根子。雅姆就是一位把土地当作命根子的自然诗人，他的一生都贴近土地，离不开土地，他的全部诗情都用来歌唱土地上的众生之善，万物之美。雅姆死后，“自然之子”又返回土地，肉身入土，魂归天堂。
雅姆仍然活着。雅姆在雅姆这个人死后，仍然活着，活得好好的，因为雅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足以与时间流逝相抗衡的诗篇。在世界各地，雅姆那些渗透着温良的善心和朴素的智慧的诗篇，仍然被热爱他的人们阅读着，珍藏着，传诵着。土地接纳了雅姆必死的肉身，天空接下来见证雅姆诗歌声音的不死性。雅姆的全部文字都散发着土地和天空的味道。土地，是他的万物之爱，所以他偏爱像日常新鲜面包那样喷香的简单词汇，以便直接说出万事万物；天空，是他的天主之爱，因为所有的尘世之美，尤其是那永不被实现的爱，引领他去发现更彻底的精神慰藉，更辽阔的仰望之境：信仰。作为诗人，雅姆的伟大，不是因为有惊世骇俗之举，像彗星一闪的短命天才兰波，也不是因为开创了一种现代性，像承前启后的波德莱尔，更不是因为闪耀出智性的光辉，像殚精竭虑的马拉美，而是因为他的质朴的天性，浑然的诗道。仿佛他生来就有一颗纯真之心，仿佛他一动笔就领悟了写诗之道。雅姆的音调在法国现代诗歌中肯定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回旋的歌谣的旋律，低声唱出他对世间平常事物的“小灵魂”们的发现和喜悦。雅姆的写法也肯定是绝无仅有的，那种口语的亲切感和明晰性，使得他总是能把场景和情愫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一目了然是多么爽快和开阔，像站在山顶上眺望。
2.诗与道
要知道，雅姆写诗的年代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是剧烈的社会变化带给诗歌躁狂不安的年代，各种现代诗歌“主义”纷纷出笼，据统计当时有四十种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对古典主义的反叛，而巴那斯派接着反叛浪漫主义，然后是信奉“直觉论”和“感应论”的象征派的崛起，然后是什么立体主义、一致主义……总之是五花八门，让我很容易想起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狂热急躁，不惜一切，寻求创新。
雅姆幸亏不在巴黎。弗朗西斯·雅姆，1868年12月2日生于上比利牛斯省山区一个叫图尔奈（Tournay）的小镇，1938年11月1日卒于下比利牛斯省（今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阿斯帕朗（Hasparren）。他的父亲是波尔多的一位收税员。小学时，雅姆的成绩不好。1888年，雅姆在波尔多念完中学，但中学毕业会考没通过，作文分析课得了零分，让他感到绝望；同年12月3日，他深爱的父亲去世，使他心生负罪之感。父亲死后，1889年，他和母亲一起到父亲的原籍奥尔泰兹（Orthez）居住，同年他还到一个诉讼代理人家里去做过一段文书实习，但他对法律感到厌恶。但同时，他倒是喜欢过乡间生活。雅姆在奥尔泰兹一住就是30年。雅姆的诗情，正是从奥尔泰兹恬静的乡间生活中汩汩流淌出来的。1890年起，他开始发表诗集。两本诗集《从晨祷到晚祷》（1898年）和《报春花的哀伤》（1901年），足以奠定他作为“乡村诗人”的地位。1920年，他还真的以《乡村诗人》为名，发表了一部自传体作品。1894年，在洛蒂和马拉美的帮助下，雅姆出版了诗集《诗》。纪德、雷尼埃和马拉美一致夸赞他。马拉美在给雅姆的信中这么惊叹：“这部精美的诗集极少技巧，运用完美的声音之线，天真而准确。这么僻远，这么孤单，你究竟是怎么把自己做成了这么精美的一个乐器！”
从此，雅姆认准了这条路：异乎寻常的纯朴和灵感所在的天性。雅姆毕生都忠实于这最初的方向：用温柔、纯洁、幻想和明澈的天真，来获得作品的效果。应该说，他不是没有技巧，而是从来不用专门去操心技巧，因为技巧已经内在于他的细节敏感、词汇运用和说话口吻，尤其是，已经内在于他的天性。此后，差不多每隔一年或二年，雅姆就有新的作品结集出版，其中重要诗集有《天上云隙》（1906年）、《基督教农事诗》（1912年）等。当然，雅姆也从一个把自然和村野完全融入个人感觉的乡村诗人，变成了一个皈依天主并不断地从默祷和回忆中汲取灵感的宗教诗人。
雅姆幸亏不在巴黎，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雅姆了，因为巴黎成就不了雅姆。巴黎要成就的是另外一些品质：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纪德。瓦雷里和纪德在纯粹和庞杂的向度上，简直是天性的两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年轻时投奔同一个师门：马拉美。当然，他俩后来各行其道，孜孜以求，终成大器。各行其道，这意味着他们察知了各自的天性，并把一切建基于自己的天性之上。雅姆则注定要在法国西南部的乡村吟唱，因为只有那片土地才能滋润他诗歌音质中的天性部分，而他的歌声也注定会让身居巴黎的纪德、马拉美的耳朵感到惊异：谁，还敢在象征主义诗歌的乐团式演奏之外吹响自己的竹笛？他们的由衷赞叹，一方面见证了他们的诗歌听力和批评良知——他们毕竟听得出哪一个声音是独特的，浑然的，另一方面，也见证了雅姆的唱法对他们的诗歌理念构成的挑战：难道诗歌竟可以是一个诗人的天性本身？难道波德莱尔之后的诗人竟可以不顾象征和对应的复杂诗艺，完全凭借看似笨拙的最基本句式，去直接传达诗人那纯真而新鲜的内心感受？对此，雅姆解释得很谦虚：“我的风格是结结巴巴地说话，但是我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意。”
大概是厌倦了雨果式的轰隆巨响，巴那斯派的平淡无奇，还有象征主义的矫饰做作，十九世纪末的法国诗歌听众，一下子就对雅姆从外省乡村唱出的那纯朴自然的温良歌声表示了欢迎。雅姆不师从哪位大师，对他来说，大自然才是他的唯一大师。雅姆不加入任何一个诗歌社团，因为他加入的是由驴子的蹄声、老家具的吱嗯声、杜鹃时钟的无声滴答和内心涌满的感恩呢喃等组成的自由合唱队。雅姆不朝圣巴黎这个诗歌中心，他的禀赋早就告诉他，他的内心才是一切诗歌的中心。在诗歌上，他也没有致力于搞任何新花样，好像作为法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标新立异对他毫无吸引。不，他只想奉献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那平民的质朴性和他对大自然的无限倾心。他给予诗歌的，是他天性中就具有的，而不是企图通过诗歌来获得的。可以说，他写下的一切文字就是天性使然，就是他的天性本身。天性让他看到什么，体悟到什么，他就写什么，写什么的时候，他就领会了该怎么写。其实，早在1883年，雅姆就读了波德莱尔。但是，更早的时候，雅姆就迷恋上了植物学和昆虫学。正因为这样，雅姆的诗歌搞得睿智的纪德也不知道怎么夸他才好，他说雅姆是“我们文学潮流中幸运的意外”。瞧，“潮流”这个词的压迫性力量有多么巨大！而实际上，如果非要让雅姆的诗歌同“潮流”扯上关系的话，那么，雅姆的诗歌是自成一流。在如此众多的主义之中，雅姆曾标示自己是“雅姆主义”。
3.少女与虔信
很早，雅姆就在教堂的肃穆氛围中品尝到了静心默思的滋味。但他也曾失去过虔信。他曾自问：“我谈论上帝，但是，我相信吗？（……）他存在或不存在，对我完全没区别，因为镇上的教堂温柔而灰暗。”究竟是什么使他疏远了教堂？是长久以来人们对信仰的冷淡，尤其是，成长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和社会生活里随处可见的虚伪。他在信中痛苦地写道：“你不知道宗教虚伪是多么让我痛心，它在戕害法兰西。”然而，忘掉天主这一企图很快得到克服。他写信给马拉美：“让我们相信天主吧，让我们像你的诗句一样纯洁。”直到1904年10月的某一天，那时，他已为同自己心爱的少女成家而苦苦等了三年，而少女的双亲却不答应；撕心的痛苦让雅姆找回了童年时代的祈祷。他决心重新投入天主的怀抱。他写信给他的挚友：“克洛岱尔，我需要天主。”
1905年，雅姆皈依天主教，克洛岱尔辅弥撒（为做弥撒的神甫递圣水、酒等）。雅姆以他诗人的方式信仰天主。雅姆也只能以他天性的方式去实践一个天主教徒的信仰。克洛岱尔又何尝不是这样。诗人写诗这个行为本身，也许已携带了某种宗教感情，尽管更多的诗人在宗教上表现出泛神论的倾向。由于深嵌在诗人天性中的个人气质，诗人在宗教感情上总是渴望直接同神灵对话。但是，雅姆的这种宗教感情却难以被他的诗人朋友们所理解。他于1913年在巴黎相识的诗友，优雅、敏感而才情出众的女诗人诺瓦耶就说过：“同他的圣水相比，我宁肯要他的露水。”这句话可是带着很尖的芒刺。但是，我们也可以追问诺瓦耶，在雅姆的思想和作品之间，我们又怎么能分得开哪些是属于尘世的、哪些是属于天主的？这不仅是困难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也许应该这么来理解：在被祝圣过的露水里，如同在仍然是露水的圣水里，雅姆奉献出的是同等强烈、同等纯洁的天性。
“我就是这样懂得了事物：首先，有一只很大的黄蝴蝶，其次，是风跑进了成熟的麦子。”雅姆把他感知事物的方式描述得多么具体、形象而生动！雅姆的天性就是善良、纯真而多情的。他对大自然、对田野上的朴素事物和对动植物的爱，植根于他的童年。面对大自然，雅姆总有一种狂喜，好像大自然里有他失去了的天堂。17岁时，他学会了采集药草。看到花朵，他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强烈的激动，无论是年少时走在故乡的山间，还是年老时漫步在巴斯克地区的山路上。在雅姆眼里，最平常的事物，最不起眼的生灵，向他披露最真实最可贵的价值，因为它们离伊甸园最近。雅姆相信，温良的动物们，野兔、猫、驴子、牛群、山羊等等，这些小灵魂们，死后都进天堂，如同纯洁的少女。说到少女，雅姆有一种罕见的禀赋：成为少女的诗人。少女是自由、恩惠和快乐。从率真的无邪中去爱少女，你会觉得她们是一切创造物中最温柔最善良的杰作。没有谁比雅姆更懂得描绘圣洁心灵的初恋：“一种迷醉，太纯洁了，完全属于圣母的世界”；也没有谁能像雅姆那样，在遭拒绝的不幸和被接纳的感恩中，通过牺牲和忠诚，奇迹般地将尘世的爱转化为神圣的爱。
雅姆从爱出发，做他的一切选择。他曾坦言：“让我有时恨男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够纯洁。”但是，雅姆恰恰生活在一个不仅不够纯洁而且对他怀有敌意的世界上。童年时，城市拒斥他；青少年时，他因反抗学校，又被学校一把推开；他只好沉浸到大自然的爱中。当诗歌给他带来名声时，一方面，他赢得了纪德等作家的友谊，另一方面，他又遭到了另一些作家的抨击。事实上，雅姆生前赢得的名声是一种悖论。热闹的巴黎围绕他爆发了争吵：有人想独占他，有人想扔掉他。那些“自然主义者”声称雅姆是他们的，而当雅姆回答他们不是时，他们便不再承认雅姆的才华。雅姆的命运由于对自己本性的忠诚而变得独特。他并不索求名声，他只想成为他自己。在诗歌上，他之所以变得有名，恰恰是因为他在名声这桩事情上没下任何工夫。多么独特的诗人：他对知识是如此的天真无知，他对写作技巧是如此的不屑一顾！假如这一切不是一种骄傲，那只能理解为谦虚的极致。所以，在雅姆的一生中，批评界从没有放下过攻击他的武器。而谦卑的雅姆骨子里并非没有骄傲，1926年，他秘密地告诉莫里亚克：“我知道我在法国是什么位置（诗人，我希望）：第一。即便我被贬低到最末一位，我对此也坚信不疑。”
4.雅姆与苇岸
也许，文学活动本身有着向外求得荣誉的特点。雅姆也想赢得诗人的荣誉。1920年和1924年，雅姆两次想进法兰西学院，但均受挫。最终，是心灵的朴素使雅姆悟透了这一切。他舍弃了文学能带给他的丰厚收入：“天主在我身上的全部工作，是逐渐将我从一切心中拽出来，远离现代生活。在这种孤独中，我拥有众人期望的一切幸福。”而文学荣誉其实并没有离开他。1937年，也就是雅姆去世前一年，两位大作家克洛岱尔和莫里亚克，趁国际博览会之际，在香榭丽舍剧院为他组织了一场诗歌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从雅姆的内心中涌出的诗篇，如此善良、纯洁、天真、朴素、虔诚，以致构成了一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必然源自诗人独特的天性。他的诗句能在读者心中唤起某种罕见的渗入灵魂的温柔。他还有一双画家的慧眼，能抓住一只松鸫在空中划过的眨眼即逝的弧线，能测出景色中阳光的比例。他诗中的一切都是可见的。所以，这视觉上的特殊敏感，这心灵中的细腻感动，就构成了外和内；通过内外之间的来回运动，雅姆把不可见的心灵放到可见的文字形象里。从他最初的诗，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姆善于把句子的内在节奏先细细捏碎，然后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重组。他的诗句常常是蔓延性的，像树干长出枝条又长出叶片一样，让读诗的人乐意在一片荫凉下等待下一句。面对事物沉默着的神秘，雅姆最出色的诗篇几乎达致不可能的简单和不可求的自然。现在看来，他是真正的不朽者。读一读《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见第119页）和《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见第129页）吧，它们是雅姆了不起的名作。
“在你们法国，现在还有雅姆那样的诗人吗？”诗人蓝蓝曾当着我的面，向法国老诗人德里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德里没作犹豫，就开口回答：“没有。”我知道，那一刻蓝蓝的内心该是多么失落，因为我以前已经让她失落过一次了。当她把同样的问题抛给我时，我以猜度的口吻回答说，据我所知是没有了。也许雅姆的独特性是不可复生的，也是无从继承的。我觉得，热爱雅姆诗歌的人，一定对乡野之美有过亲身体验，对自然万物怀着亲近之心，而在当今法国，这样的人恐怕已经不多。有一次在巴黎，我同一位法国诗人谈到雅姆。他显得有些茫然，最后告诉我，雅姆已经过时了，仿佛我在向他打听什么似的。他的无知和失礼激起了我的话语。我反驳说，要过时就得曾经时髦过，可雅姆从来就没有时髦过，哪里来的过时？法国诗人中最不会过时的，恐怕就是雅姆这样凭天性写作的诗人了！这位法国诗人听后，不由得面露愧色。他承认自己没有认真阅读过雅姆。瞧，巴黎，巴黎的诗人们仍然追逐着新奇怪异的漩涡！怪不得老诗人雅各泰要从巴黎逃出，去普罗旺斯的小山村隐居，亲近自然，宁静度日呢。
在当今中国，雅姆遇到了几位真正热爱他的诗人和作家，诗人蓝蓝、小海、杨键都热爱雅姆。而最早译介雅姆诗歌的诗人戴望舒，也肯定被雅姆感动过，因为翻译诗正是爱的举动。在我认识的人中，最爱雅姆的，要数散文作家苇岸。每次相聚，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同我谈到雅姆。他在文章中坦率地写道，“雅姆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他对雅姆的诗歌感知极深：“雅姆的诗是温善的、乡村的、木质的、心灵的、宗教的、古往的。”这些天，我又在重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我再一次感到，苇岸的心和雅姆的心是暗合的。1999年5月，正是为了慰藉病中的苇岸，这位温良、朴素得几近苛刻而又极端认真的朋友，我才从雅姆的诗集《报春花的哀伤》（我觉得这本诗集最能体现雅姆的诗心和天性）中，耐心而困难地译出了《十四篇祈祷》。可以说，这些诗就是为他而译的。我当时多么希望，通过雅姆的《十四篇祈祷》，上苍会赐福于苇岸，让他从重病中康复。
我还记得，把《十四篇祈祷》的译文送到苇岸手中的第二天，苇岸就打过来电话，说昨夜看了一夜，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然都读完了，现在内心非常平静。他还问我为什么第八篇没有译。我说第八篇还是戴望舒译得好，我就不想重译了。他坚持说，我想读到你的译文。于是我又重译了第八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同苇岸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还在叮嘱我：“你以后一定要译一本雅姆的书，就算是为我译吧！”我俩早想合作翻译雅姆的一本散文的。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不禁默然。苇岸是1999年5月19日最后离开我们的，在北京的郊区小城昌平。苇岸有着深厚的宗教感情，在弥留之际他一定想到了天国。遵照他的遗愿，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撒入麦田前的简朴仪式上，我为他朗读了第一篇《为他人得幸福而祈祷》和第八篇《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那天有雨，苇岸，这个中国的“自然之子”，也重返土地：肉身入土，魂归天堂。
在文章的最后，我还想替苇岸做一件订正的小事。关于雅姆，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第195页，写有这么一句：“年轻时经过几次失意的恋爱之后，雅姆终生未婚。”这次我查阅了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版雅姆诗集《从晨祷到晚祷》。从这本诗集后附的《雅姆生平及作品》中，可以确知，雅姆不是“终生未婚”，而是于1907年10月7日同一位虔诚的有教养的女性成婚。1908年得一女，名贝尔娜黛特，1909年又得一女，名艾玛纽埃尔，1911年再得一女，名玛丽，此后，雅姆夫妇又分别于1913年得大儿子保尔，1915年得小儿子米歇尔，1917年得四女儿安娜，1918年得小女儿弗朗索瓦兹。1938年雅姆辞世时，他的四女儿安娜成婚，他的小女儿弗朗索瓦兹进了修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