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想这么写，因为听起来过于老套，但我的生命起源于对战争的恐惧、对武器的恐惧。1962年10月，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父亲买了几箱罐装食物和瓶装水，把它们堆放在地窖里，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核战争。那时古巴导弹危机[1]刚刚开始，我的父母天真地以为他们能在地窖里安然度过核弹攻击。他们计划在地窖里待上几天，等到大火熄灭，核辐射减弱，他们就可以在被战火蹂躏过的世界里和女儿——我姐姐那时刚一岁——还有儿子——应该会出生在地窖里——一起生活下去。
那是柏林一栋高层建筑的地窖，不过是木栅栏门后面一个脏兮兮的地洞，我父母用来存放自行车和家里放不下又舍不得丢掉的东西，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寄托了很多感情。杂物中有一套基础百科全书，出版社每个月会寄来一本新书。这套百科全书收录的内容没什么参考价值，但包装精美奢华，难怪价格令人咋舌。我祖母被上门的推销员说动了，给她的儿媳妇订阅了这套百科全书，我母亲虽然上过九年学，却丝毫不为百科全书的华丽包装所动，全部堆进了地窖，打算等需要时再挖出来查阅。我相信我父母把土豆也存放在了地窖里。不过，这里并没有成为我的降生地，我是在医院出生的。10月30日我脱离母亲的子宫时，核弹危机已经解除了。赫鲁晓夫两天前宣布将从古巴撤出导弹。肯尼迪的坚持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些事件是否影响了我的命运？我命中注定是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吗？不，我父母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在和平中降生的孩子，象征着希望。母亲回忆起那段日子时开玩笑地对我说，赫鲁晓夫的退缩让你过上了幸福和平的生活，母亲说到那些事时总爱用开玩笑的口吻。母亲认为，赫鲁晓夫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为了她和她的家人退让的，母亲一点儿也不觉得她的想法有什么不对。
当发生古巴导弹危机，全世界面临最终毁灭时，我在母亲肚子里也许只是个巧合。问题在于，导弹危机事件是否始终影响着我的人生。毫无疑问的是，导弹危机让母亲恐惧——她当时住在柏林，冷战的前沿城市。即便苏联人饶过东德，没有摧毁柏林，那么美国人为了消灭东德也一定会炸毁这座城市。无论导弹来自西面还是东面，结果完全一样——我的父母都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我认为，孕妇的恐惧会加倍——一半为自己，一半为腹中的孩子，她想保护我却无能为力。由于行动不便，她更加脆弱。我在母亲肚子里时，她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不知道母亲的恐惧心理会对胎儿造成什么影响——我没读过相关文章——但可以确定的是，绝不会毫无影响。说实话，之前我一直没想过这些。直到遇见迪特尔·提比略，我偶然想到我的生命跟战争有某种关联，我才开始仔细思索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太怕他了？我们的恐惧来自哪里？我自己的恐惧是不是源自胎儿时期母亲的恐惧？可照这么说，1962年下半年出生的人都是带着恐惧降生的，我相信这绝不可能。
即便现在我也坚持认为，我有一个正常的童年——没有多少零用钱，偶尔打个架，书念得不错，有慈爱的父母和友善的姐姐，不久后又多了个弟弟。我们住在柏林西北的新住宅区，红色塔楼间有草坪、运动场和当地足球俱乐部瓦克04的体育场，我参加青年队比赛时还在那里进过球。尽管我们居住的小镇位于冷战中心，但我父母显然不认为这里有危险，我记得自己常常独自搭乘公共汽车，那时我绝对不到十岁。十岁生日后不久，我父母买了一套半独立式房屋，我们搬到了柏林北郊。搬家让我儿时的记忆更加清晰，我清楚地记得哪些事发生在搬家前，哪些事是搬家后才发生的。
搭乘公交车绝对是搬家前的事儿。我忘了为什么小时候常常搭公交车——下次应该问问母亲——我经常搭乘那些淡黄色的双层巴士。公交车进站时，我总能抢到头一个位置，然后冲上狭窄的楼梯，坐到上层的前排座位。坐在其他位置上看不到车子向前行进的路，如果前排座位已经有人了，我就不上车等下一辆。前排座位有最好的视野，像是坐在移动的悬崖边缘，有时候会让你的肚子有轻微的刺痛感，那感觉简直太棒了。
我记得从公共游泳池回来时的漂白水味，抱着薯条袋的手指指尖有灼热感，在德美欢庆节吃到生平第一个汉堡包（比麦当劳早多了）。我记得当地图书馆里的安静和借的书逾期时我的内疚。
我也记得搭乘地铁时，地铁直接驶过东柏林空荡荡的站台，从不停靠。在站台的黑暗处，我看到沙袋和手持步枪的士兵，这也成为我第一次噩梦的场景——我搭乘的地铁被困在那里，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车，走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那时的东德给我的印象是：地铁车站的黑暗和勃兰登堡门[2]周围的空旷。
我父母带我们去过勃兰登堡门，弟弟、姐姐和我，我们一起爬上观景台，朝墙的另一面张望。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广场，空荡荡的街道。儿时的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东德要堆起沙袋，建起瞭望塔，竖起一堵高墙，还让士兵到处巡逻？而他们除了废弃的地铁站、空无一人的广场和街道，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那堵墙后面一定有些坏东西——我从父母的谈话中得出这个结论。可到底是什么坏东西呢？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也不关心。没有经过那些空落落站台的日子里，我不会想起那堵墙，也不会想起父母对我说过的话，那堵墙是敌意的象征。
只有一次，我亲自体会到什么是父母口中的敌意。大概是在1969年或1970年，我应该八岁左右，签署过境协议的几年前，那时去东德旅行不是件容易事。我们要去探望母亲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住在伍珀塔尔。我去过外公外婆家一次，那次是坐飞机去的。我父母往福特车里放行李时，我注意到他们很紧张，特别是父亲，他紧张时脾气总是特别坏。母亲摆放袋子和背包时，父亲朝我大吼大叫，又伸手把姐姐从后排座位上拖下来，说她太早上车。父亲负责把所有东西拿到车子旁，母亲一件件放进车里，他们总是分工合作。父亲有力气，母亲有技巧和乐观精神，把一辆车塞到不留任何空隙显然需要后者。
父亲满头大汗——不是因为搬运行李，东西早就搬完了，而是因为在一旁看母亲摆放行李。福特车的弹簧和减震器渐渐下陷，而我们房屋外的停车场上还有袋子。我记得停车场大部分是空的，某个有远见的人为未来的汽车时代设计了这个停车场——汽车时代后来也真的到来了。现在的柏林几乎找不到停车位，即便我家这条人口并不密集的街道也一样。父亲转身走开了，看着母亲一直往汽车里面塞东西让他实在受不了。这不奇怪——一旦事情变得棘手，父亲常常选择走开，不过他总会回来。我们知道父亲向来如此，所以一点也不担心。
母亲把最后一件东西——她的化妆盒——塞进福特车，然后转头去找父亲。我、姐姐和四岁的弟弟站在福特车旁，看着我们的父母在停车场另一端交谈。姐姐玩着小辫，弟弟吸着拇指，我把手插进口袋。我们听不见父母在说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谈完时会怎么做。母亲把父亲抱在怀里，过了片刻松开手，他们手牵手一起走了回来。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我注意到父亲还是很紧张。我们排队等待通过东德边界检查站时，父亲又开始冒汗。一个头顶硕大军帽的人出现在车窗旁，说我们必须下车。我们下车后，他又让我们把所有东西拿下来。
“所有东西吗？”母亲问，像这种场合父亲不会说话，也说不出话来。
“所有东西。”戴军帽的男人说。
母亲说：“那好吧，所有东西。”
我开始感到害怕。我害怕这个命令我们的男人，我也害怕父亲会开枪。父亲不会赢，这点我非常清楚，因为外面站着很多戴军帽的人。他们佩戴着手枪——我已经注意到了——有的人拿着步枪或机枪。父亲总是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但我不知道那天他没带枪，除非是疯了，没人通过东德边界哨卡时会在身上藏一支手枪，更不要说他的妻子正坐在副驾驶座，三个孩子坐在后座上。所以，我的恐惧是毫无来由的。父亲不可能开枪——他根本没带枪。几年后，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事实上，当时的确有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原因。父亲不能没有枪，于是他下班后留在汽车专卖店的车库，花了几小时为福特车焊制了一个秘密隔间。他在隔间里放了一把左轮手枪，这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特别紧张。
你要知道，排在我们前面和后面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从汽车里往外拿东西或者把东西重新放回去。当时的场面非常可怕。我们三个孩子注视着我们坚强的母亲，她平静地取出费了很大力气才塞进车里的东西，而父亲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因为愤怒，或者两者都有。父亲机械地照母亲的吩咐去做，尽管从车上把东西拿出来比塞进去要容易得多。接着，那个男人命令我父母打开行李箱。母亲顺从地照做，父亲则倚在副驾驶座旁，脚踩着柏油路，双手抱着头。在两名戴军帽的男人的注视下，母亲从行李箱里取出长裤、衬衫和裙子，她只能用左手，因为右手要搂着我弟弟，弟弟已经开始大哭了。
有时候，应该说次数并不算少，我们会在家里举办晚餐聚会。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个晚饭，但我们一直用“晚餐聚会”的说法，刚开始是故意用这么浮夸的词，后来反而是为了遵循传统。有一次晚餐聚会时，我们聊到尊严的话题，我说起了母亲。我讲到母亲蹲在我们的行李箱前面，把一件件衣服拿出来，先让边境卫兵看一眼，然后堆在箱子旁边。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动作，包括她的内衣。她沉着冷静地拿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举到边境卫兵眼前，再放到一旁。她的小儿子在她身边哭泣；丈夫垂头丧气地发着呆；女儿想上厕所，已经快憋不住了，可又不敢开口说；而她的大儿子害怕在下一个胸罩或下一件衬衫的下面，会露出一支枪。母亲把行李箱里的东西向卫兵全部展示完后，开始重新装箱整理，再次把所有行李塞进福特车，保持着同样的水准和乐观态度，似乎很享受整个过程。父亲没看她——他已经坐在车里，两眼直视前方，目光越过边境检查站。母亲收拾完所有东西，跟卫兵们礼貌地说了声再见，祝他们心情愉快，然后上了车。汽车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前驶去，完全依照限速标准。
讲到这里时，一位客人打断了我，他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他说：“几十年来，西德人经过东德地区时总是特别守规矩，因为害怕受罚，他们选择顺从听话。即便到今天，西德人在东德地区也是这样，害怕被抓进去关起来。”
“你是东德人？”另一位职业是医生的客人问。
“不是。”导演说。
“我是。”主持深夜文化节目的一位电台记者朋友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一旦越过边境，西德人跟东德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德国人喜欢服从。”
听着大家的热烈讨论，我感到非常恼火。我讲述当年在东德边境的经历，是想告诉大家，母亲当时是多么沉着冷静——我从没想过她的行为是顺从的表现，应该受到大家的谴责。记者朋友最后说道，我母亲的做法，可能是通过服从权威来显示自己的尊严。所有人都表示同意，那天晚上我终于感到稍微好受一点。
我还记得，我们从边境检查站到外祖父母家连续疾驶了五个多小时。姐姐早就憋不住了，吵着要上厕所，但父亲不肯把车停在任何一个东德路边停靠点。我一路上都在担心姐姐会尿裤子。跟外祖母相处的那几天，还有之后我们去荷兰海边度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姨妈说的一句话，她在家庭聚会上说：“伦道夫从不说话。”这句话我后来听很多人说过，包括我妻子。
注释：
[1]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冷战时期，美国同苏联、古巴之间爆发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危机。
[2]勃兰登堡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