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书人书事(3)
《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后记
本书收录的是我十余年来写下的部分文字，其中99％先后主要发表在《今晚报》、《天津日报》、《海南日报》、《教师报》、《中国经济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文学故事报》、《西安晚报》、《湖北日报》、《小说家》、《百花洲》、《全国新书目》、《辽宁青年》、《巴渝文化》等报纸杂志上，有些文章还被收入选刊、选集。趁此次结集，对文字作了一点润色，基本观点毫无变化。
以前读序跋，总对别人修改已发表的作品不可理解：为什么不尊重历史真相保留作品原貌呢？现在才明白，旧作中部分文字有改进的余地。当然，这不包括改变自己的观点以适应现在形势的投机做法。
本书分三部分。“点击生活”收作者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任何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都会希望生活更美好，对生活中不尽如人意之处，都十分敏感，如对无性婚姻的质疑。“冒充另类”则是对世态人情、传统文化、陋习陈规的思考，如被动吸烟者的抗议。“权作书话”属于谈文论书之类的短文，也介绍了一些与书有关的著名学者、专家和作家，如谭其骧、王以铸、肖克凡。
佩服鲁迅、钱钟书。鲁迅对中国人性格的无情、深刻解剖，至今无法超越，毫不过时。“救救孩子”的呼吁仍然振聋发聩。钱钟书的渊博卓见，同侪中罕有。“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 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 ‘命’。 ‘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是22岁的钱钟书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一段话。七十多年前的深刻思想，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上述两位，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都是风格独特的文体家，读他们的著作，是一种高级享受。
书名“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化自亡友闻树国著作的标题。闻树国生前对我帮助很大，没想到，他离去后，仍然能使我受益。闻树国主政《文学故事报》半年多，报纸销量平均每月递增六七千份。三年前他因煤气中毒意外去世时，刚刚过完45岁生日不久。除了在制的两本书外，他为世人留下了神话解读、民俗研究、经典批评、文艺理论、小说、随笔等九部著作，其中包括东方出版社推出的随笔集《徘徊在书外的感觉》。
时隔三十三年，钱钟书的《围城》于1980年在祖国大陆获准重新出版，围城成了国人熟悉的意象。举凡婚姻、事业、出国、职称、交友、当官……诸多事情都可以用“围城现象”来说明。但我们还有其他的说法。门的含义就很丰富。《现代汉语词典》中，门的释义有十三种。旁门左道，佛门，关门弟子，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前，北京大学的系称为门，如国学门、哲学门。掌握了某门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我们常说升堂入室。了解了深奥的道理或达到了高深的境界，我们常说窥其堂奥。堂室也好，堂奥也罢，离开门都不算完整。对于某件事情、某门科学还不了解的人，或者说外行，我们说他是还没入门，摸不着门，门外汉。某件事情不可能，没希望，我们就说：没门！其他如爱情之门、幸福之门、幸运之门、命运之门、成功之门、美国的水门、拉链门、伊朗门……举不胜举，门之义大矣哉！《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芝麻芝麻，开门吧！”这个阿里巴巴举世闻名的暗号，帮助他打开了财富之门。
俗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从大学教师，到出版社编辑，两种都是容易出成果、出人才的职业。说来十分惭愧，我却蹉跎半生，一事无成,始终徘徊在成功之门、财富之门外面。像我这样的不富裕分子、非成功人士，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我已记录了自己的感觉，其他“门外汉”们的感觉又如何呢？
感谢王春瑜先生的大力提携和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的积极扶持，使我的这些七七八八的短文有了结集的机会。王先生是我一直敬佩的学者，他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他的《煞风景的考证》系列文章，亦庄亦谐，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专栏《新世说》更是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感谢李洪岩、范旭仑、伍立杨、雷电、徐冰、刘运峰、罗文华、张晓明、谭竹、熊唤军诸位朋友，你们的热心和鼓励，使我没有彻底放任自己，一懒到底。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张勍倩女士的辛勤劳作。作为同行，我深知个中的辛苦。编辑既要照顾作者尽量少删的要求，又要面对“研究无禁区，出版有纪律”的现实，有时难免受累不讨好。只要言之有理并事先与作者沟通，编辑就有权利和责任对作品进行修改。你写的那玩意儿既不是数学公式，如勾股弦定理a2 + b2 = c2 ；又不是科学定律，如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 = mc2 ，怎么就不能改动完善呢？“改我一字，男盗女娼”，说出这种话的人，证明他（她）既不懂国情，也不近人情，令人寒心。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陈炜萌。多年来她任劳任怨地支持我的工作，使我有闲情逸致写下这些文字。我虽然属于中等偏下的工薪阶层，但一直过得很快乐。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但愿上天保佑我们健康地携手再过二十年、二十年……
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直接间接地催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才子才女。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风头正劲，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势凶猛，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出手不凡。后生可畏，诚非虚言。人过卌五，第一本书终于要出版了，朋友戏言，望五的媒婆（编辑）总算把自己嫁出去了。此时此刻，真是“悲欣交集”。
2005年3月28日深夜
书名、后记及其他
《徘徊在门外的感觉》是我的第一部随笔集。此书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王春瑜先生。
1997年我组织“说文谈史随笔丛书”，初识王先生。王先生给我的书稿，就是转年出版的《漂泊古今天地间》。王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作是否等身不知道，二三十本总是有的。我先后获赠的著作就有《明清史散论》《“土地庙”随笔》《老牛堂札记》（二、三、四）《续封神》《看了明朝就明白》《中国人的情谊》等十余种。王先生不但自己笔耕不辍，而且不忘奖掖提携后进。他就向我推荐过李乔、孙郁，希望他们能加入“说文谈史随笔丛书”。王先生主编“座右鸣丛书”，我很荣幸忝列其中。
《徘徊在门外的感觉》最初名为《平平集》，正如我在2005年1月30日的《后记》中所写：“以平庸之人，用平实之笔，写平凡之事，抒平常之感”。出版社对书名不满意，让我换一个。我绞尽脑汁想不出来，后来灵机一动，把亡友闻树国的著作《徘徊在书外的感觉》改了一个字，就成了《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对成功、财富、著作、学问来说，我始终是“门外汉”。3月28日写了新《后记》，并用电子邮件发给出版社。
当年5月全国书市第一次在天津召开，我很兴奋，不仅是因为终于可以在家门口看到各出版社的新书，更因为书市上会有我的书。开幕那天我就去了，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展台上果然看到了自己的处女作，当时的高兴劲无法形容。我自报家门，同站摊的人商量要买自己那本书，得到的答复是撤展那天才卖。要的就是这句话。书市结束那天，我又去了一趟，终于用全价买下了梦牵魂绕的书。
兴冲冲回到单位，兴奋地翻阅着自己的文集，遗憾之情油然而生：《题词当如……》的最后一句话失踪了，却成了下下篇文章的标题，而下下篇文章原有的标题又不知跑哪里去了。最要命的是，书名改成了《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后记却还是《平平集》的！这就使后记与书名对不上号，使读者认为作者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因为下个月就要过生日，自己的不满没有持续太久。我打电话到出版社，准备买几十本样书，得到的答复竟然是8折！这是对作者，而且是作为同行的作者！出版社给书店的折扣是6－6.5折。我从批发市场买书也比在出版社便宜，而且买的是自己的书！没办法，8折就8折吧，谁还没几个亲朋好友呢？原以为有50本就够了，没想到却分4次从出版社买了150本！
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遗憾渐渐淡了。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岂止是电影，图书不也是遗憾的艺术吗？一旦出版了，即使发现了错误，要改正也得等再版了，何况很多书根本就没有再版的机会。退一步说，纵然侥幸能够再版，第一版那几千本书不还是遗憾吗？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犯罪分子踏上了不归路。何止是犯罪分子，每个人从一出生不就是踏上了不归路吗？生命能够改正并重新再来吗？40或者50年后我们还能存在吗？人都不存在了，书上有几个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呢？道理虽如此，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还是应尽量减少人间的遗憾。
由此得出经验：只要时间允许，就请作者看一遍清样，作者、编辑两边都放心。
不可小觑的旧版书
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如果一个人每天读一种，从10岁开始，需要读五百多年才能读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刚刚结束的全国书市，又有14万种书面市。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爆炸、信息过剩的时代。但每年十几万种图书出现，真正有重版价值的并不多，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旧版书的再版或重版，如百花文艺出版社，仅在去年和今年，就重版了上世纪二十——四十年代的新文学书籍28种（包括鲁迅、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著作初版本），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重版旧版书，做得较早和较好的是岳麓书社。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就出版普及版白文（无注释）《三言二拍》，物美价廉，受到了广泛欢迎。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出版了大批白文古籍。岳麓书社还出版了《旧籍新刊丛书》，我手头上有1986年他们重版的《白话文学史》（胡适）、《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等书。1991年，复旦大学、上海书店决定从民国时期10万种图书中，选择数千种，辑为《民国丛书》，全部影印出版。家藏的《校雠学》（胡朴安 胡道静）、《校雠新义》（杜定友）、上下册《汉晋学术编年》（刘汝霖）等数种，就是那时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世纪万有文库》数百种，影响也很大。商务印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出版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气魄宏大，光是第一集就收书一千种。我手头的《哲学之改造》（杜威 著 许崇清 译）是1933年初版本。后来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哲学之改造》，用的还是许崇清的译本。
旧版书，尤其是初版本，有下列价值。一、对研究者来说，有版本价值，因为是后来诸本的母本，可据以校核诸本异同，研究作者的心路历程和著作完善轨迹。二、对收藏家来说，有收藏价值，年代越早，价值越高。过去的装帧、版式、封面设计，仍然有借鉴作用和欣赏价值。三、对普通读者来说，有认识价值。要了解过去的年代，当然要读那时的著作和文献，了解那时的思想和独特的词语体系。所以，为了尊重历史，保持原著真相，重版再版旧版书时，最好不作任何删改，悉依原貌。上海书店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
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人才辈出，知识分子地位高，薪水多，人格较独立，思想较自由，可以为学术而学术，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著作扎实不浮夸，有传世价值。应当是重版再版的重点。外国传统及现当代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著作，也是绝不能忽视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别人的观点、视角、方法，来观照、观察、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往往可以豁然开朗。
拒绝初版本
首先需要说明：这里所说的初版本，指的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版本学者、收藏家对这样的书趋之若骛，视若珍宝，因为它们是该书以后各版本的祖本、母本。上海书店、百花文艺出版社分别影印了一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名著初版本，受到了各种好古之士的欢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一名编辑，我对初版本兴趣不大，我更愿意读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本。
著名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被26(7)家媒体联合选为“2006年度十大图书”第六名（见2007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30日《中国图书商报》）。何兆武教授说：“我对现在的书最大的印象是，错字太多了。……我的《上学记》，错字就很多。每次别人找我要，我都要把错字都改了再送人，一本要改好长时间。（见2006年12月20日《中华读书报》）”明明是一本好书，作者又是名教授，出版社又是北京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书受到普遍欢迎是理所当然之事，不料改不尽的错字让人颇为扫兴。好比美人脸上长了过多的雀斑，使人遗憾。书、报、刊错字不断的原因之一，通常可能是由于编辑学养不足，而又妄下雌黄。我曾收到一本谈胡适交往的书稿，二三审是两位退休的领导。老编审们看稿既快又细，写的审稿意见又一针见血，纠正了我没有看出的一些学术及历史问题，而且每人的审稿意见洋洋洒洒三四页，我至今仍保留着，时刻提醒自己看稿要仔细，尽量减少能力所及可以避免的错误。
每年年初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年中的书市以及各出版社的专业展销会（如科技、教育、少儿、大学、文艺、美术、古籍等等），是各出版社推介自己产品的舞台，各出版社一般都围绕这三次订货会安排出书，所谓的“赶订货会”。一赶进度，就难免出问题。多快就不能好省，好省则多快就不能保证。编辑水平不够不要紧，可以随时同作者沟通，向作者请教，实在拿不准而作者又特别提出了要求的，应当把清样打出一份给作者，双方一起把关。就怕编辑不负责任，又过分自信，加上赶进度，强不知以为知，不出错才怪呢！
我们现在对出版物实行的是三审制。可三审制往往徒有虚名。前不久通报批评的一部有严重问题的小说，竟然找不到三审意见。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即使一二三审意见齐全，也未必会足斤足两，货真价实。以年出书400种的出版社为例，有资格看三审的大概只有三四位社领导。假如每本书以20万字计算，平均每位三审每年要看2000万字。就算每位三审只看2000万字的三分之一，每年也要看700万字，每天2万字，就算三审们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但他们还要开会，要出差，要培训，会生病，还有家人、家务要分心，朋友、同事、同行、亲戚要交往应酬……按规定，二审是要看全稿的，但没有政策倾斜，没有资金扶持，没有教材撑腰的出版社，完全是自负盈亏，其二审也要当责编，也要完成自己的编辑任务和指标，也要为自己的选题获得通过而费心劳神。二审能看所审稿件的六分之一就不少了。三审制满打满算能打个对折做到一审半就不错了。
我们还有三校制和审读制，但审读是在书出版后，而不是在出版前，当审读们在进行审读时，初版本已经带着可能的错误上市了。亡羊补牢也得等到第二次、第三次印刷本了。领袖讲话或高干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政治任务，校对会翻番做到六校而不是三校。除此之外，校对们对所校文字有一种职业性的倦怠和迟钝，只看文字而无暇或无兴趣深究意思。编辑水平下降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水平也在下降。否则，也不会造成全面的使用汉语水平的下降和无错不成书。极少数水平低的作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书稿完全交给出版社处置，使编辑看了又看，改了又改，改不胜改。个别名气大、能量大、脾气大而学问不对称、能力不相应的作者，越俎代庖，取消了编辑的工作，“改我一字，男盗女娼”。面对这两种人物，连编辑都束手无策，校对们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共收了七篇文章，前面四篇因为曾收在单行本《旧文四篇》里，那本书的序言强调对四篇文章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后三篇（即《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的题注都有“这是改定本”的字样。在我看来，初版本都不是“改定本”，至少没经过审读后的“改”和“定”，更别说没有经过作者、读者的“改”和“定”。普通读者，是不是更愿意读“定本”而不是“初稿”呢？选刊及转载文字之所以错字相对较少，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是“初版本”，按理说是经过两轮三审、六次校对的，这样的文字如果再结集出书，照规定就会有三次三审，九个校次——错字仍难完全消除。
以上原因使我拒绝初版本，期待二次或三次印刷本。有人也许会说我“泼洗澡水连同孩子也泼出去了”，我也觉得自己有因噎废食的倾向。但我们要读的书，多半是想一读再读的，而不是随读随扔的。如果书不能再版或第二次印刷，那这样的书，其价值就很使人怀疑了，错过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也许由于某种原因，有价值的好书真的一版后就成了绝版，没得到不就是种遗憾吗？我的回答是：这不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没有大师辈出的土壤和环境，即使偶尔产生了一位大师，你又偏偏漏掉了大师的佳作，也不必过分沮丧。世上本没有什么“必读书”，少读个把待证实的经典又能怎么样？没有读真正的经典又会有什么损失？“三不朽”自有德、功、言在，“言”是排在最后的。龚自珍的《汉朝儒生行》一诗，诗中说：“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所谓“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死几个圣人都没什么可怕的，更别说错过了所谓大师的一两本文字呢！
伪书盛行谁之过
2004年下半年，一群人在北京开办全国编辑培训班，影响最大的伪书的策划人在班上扬扬得意地介绍经验——如何策划、出版、宣传、发行假冒外国作者名义的管理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自己也获得了提升。这可真是拿着不是当理说。伪书盛行，仅在北京，“年发行量800万册，平均三天就有一种伪书上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23日第11版）。
伪书盛行，出版社领导难辞其咎。不知情是失职，明知故犯是渎职。更多的是属于后者。手下都向外人介绍造假过程了，你也将其升职了，你还能说不知情吗？想推委责任，真正是“没有任何借口”。
伪书盛行，主管部门难辞其责。市场被伪书搅得乱七八糟，你们的位子怎么就坐得那么稳，你们就那么心安理得？惩治不了书商，你们还处罚不了出版社？停业学习、罚款撤职、整顿摘牌……诸多屡试不爽的撒手锏，随便用一招，出版社马上就会收敛，乖得像小学生。假冒引进版图书，伪造、假借外国作者名、出版社名、媒体名，这可是真正地开国际玩笑，造世界影响，丢中国的脸。以狠抓宣传导向和社会效益为己任和责任并且一贯雷厉风行、威风凛凛、成绩斐然的有关人员，怎么对铺天盖地的伪书就失聪、失明、失措、失去了镇宅法宝和看家本领了呢？
二十多年前，内地几个大老爷们儿合伙写通俗小说，却偏偏祭出个“雪米莉”的笔名，让人误以为作者是位娇滴滴的小姐，前面再打上“香港”的招牌，作品果然比用他们的真名好卖，一时盛行。那时，人们只是觉得他们“盛之不武”，不太地道，也没想到其他。二十多年后，我们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也已经有十多年了，却还有些鼠辈，干些类似鸡鸣狗盗的勾当，按理说只能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谁料想却是明火执仗、横行一时，岂非咄咄怪事！
图书也是商品，那就按商品规律来处理。假冒伪劣商品，假一罚五，伪一罚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出版社还在，责任编辑还在，例如，发行了200万册的伪书《没有任何借口》，就按照它的销货码洋的十倍罚款，保证让那家出版社和责编大长记性，再也不敢做伪书。消费者（读者）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书店退货，并依法要求退一赔二，假一赔二，看看哪个书商还敢做伪书！伪书靠“假人”写书、夸大宣传、迎合读者这三大法宝牟取暴利，这种做法既然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诸多法律法规，那还等什么，赶紧依法惩办违法分子啊！如果人情大于法律，国家特色战胜了国际惯例，搞什么下不为例，网开一面，那可真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这些守法经营的老百姓也就无处讲理，无话可说了。
书何以畅销
我们现在处于商品社会，一切都应按商品规律办事。图书既然是商品，尽管是特殊商品，但也要遵循商品的营销规律。像《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狼图腾》等“卖好而不是写好的小说”的出现，一点也不奇怪。书要卖得好，首先要有卖点。卖点就是炒作的概念，《哈利?波特》炒作的概念是“重构远去的魔法世界”。 《狼图腾》炒作的概念是“激活我们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潜力”。从炒作的角度上或者说营销的效果上来说，这几部书都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它们的文学价值值得商榷。
书要卖得好，出版社必须进行炒作。新闻出版署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我国共出版图书十七万多种，能够卖得好的屈指可数，当然，所谓卖得好的书也都达不到上面提到的三种书的畅销程度。商品社会里，“酒好也怕巷子深”，像《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不胫而走的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礼记》）”即便你写的是部传世之作，你怎么能保证读者能从十七万种书的海洋中单单选中了你那本？这就需要炒作了。一个多世纪前，当香烟刚刚出现时，“销售天才”爱德华?斯莫尔先生在“美国烟草大王”华盛顿?杜克先生的支持下，把销售收入毛利润的百分之二十，都用在了广告印制和产品的宣传造势活动中去了，理所当然地取得了骄人的销售业绩。现在，能投入这么大比例的毛利润搞宣传的出版社少而又少，每年的十七万种书自生自灭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和不足为奇了。
书要卖得好还需要有卖场，也就是卖书的地方——书店。现在公家书店搞起了连锁，基层店只能从市店进书，没有了独立进货权，本来就不高的售书情绪，现在可以说降到了冰点。连锁连锁，连起了书店，锁住了出版社。出版社的书对于书店是“进不去，留不住，（钱）回不来”。书店即使把书卖出去了，也不把书款交给出版社，而是去发展新的连锁店或干别的（如盖楼房，炒股），出版社也无可奈何，因为书店是代销，尽管售书的利润要高于出书的利润。我们有两千多年的集权史，改革就是要分权，利益均沾，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而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权力的垄断必然导致钱财的集中，回款难极大地挫伤出版社的出书积极性和供货热情。
书要卖得好，还应有健全、成熟、规范的市场。眼下的市场萎缩不说，一旦有卖得好的书，盗版书如影随形，马上跟进，让正规出版社叫苦不迭。不仅文艺书、传记书有盗版，现在书贩子们把魔爪又伸向了学术著作。我的一位同事前几天兴冲冲地让我看他新买的钱穆著《国史新论》和《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版），今天又毫不犹豫地把这两本书送给了我——刚发现是盗版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月报?原创版》现在发行到十多万份，市面上可笑的盗版本就出现了——把四五两期合印成一册，内行一看就知道是盗版怪胎。现在人们越来越务实，实用书如计算机教程、雅思、托福考试指南、出国必读、养生保健等市场广阔，形而上的著作或者说不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好处的书处境尴尬，提高全民素质就流于空谈。70%以上的县图书馆年购书款是零，您说全国的图书市场能乐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