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书生意气(5)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郭道晖
2009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一、评所谓“反右必要论”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2008年则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已100%“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除了无言，仍是无言。
和谐就是妥协
妥协：“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现代汉语词典》）”谁向谁妥协？当然是少数强势团体向多数弱势群体妥协。为什么弱势群体不妥协？因为弱势群体始终在妥协，无法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妥协，而且除了妥协之外，也无能为力。现在是垄断了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以及话语权的强势团体妥协的时候了。不妥协将任何？那就无法和谐。
和谐社会：“指体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创造活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现代汉语词典》）”用这种定义观照现实，我们所处的是和谐社会吗？
去年有关部门处理了四家媒体，因为它们刊登或转载了一条消息-------权威报告显示:中国x%的人掌握y%财富。有关部门认为数据未经核实。那真实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有关部门却从不公布，即使它们公布了也没人相信：2009年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只上涨了1.5%。骗鬼呢？！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0年5月6日在南开大学说：“房价上升1.5%的数据，是我国十万统计人心中永远的痛”（《每日新报》2010年5月7日）。马局长太客气了，应当说是永远的耻。
少数人多掌握一些财富，只要是正当的劳动所得，人们不会有怨言。比尔?盖茨、袁隆平、王选等人，对人类做出了突出贡献，给他们多少钱都不算多，何况比尔?盖茨一直在捐献，而且立下遗嘱，要把绝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资金会。
而我们的亿万富翁是靠什么暴富起来的呢？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垄断自然资源和精神资源而获得的暴利。煤炭、石油、矿产、土地、森林、河流、电信、银行、高速公路、电力……这些都是国家的财富，获利当然应归国家并最终用在老百姓身上，怎么都变成了少数集团的利益？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地认为天经地义地属于小团体？
我们的GDP连续二十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可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同步同比例增长。即使GDP以100%的速度增长，如果老百姓享受不到财富增长带来的好处，那GDP就是名副其实的鸡的屁，与老百姓有屁关系？
我们是高税收国家，却没有相应的高福利。“药价高，医疗贵，一病回到旧社会”。医疗制度不完善，从小学到大学的高收费，社会保障制度的欠缺，住房更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难以企及的梦想。连政府官员都承认房价太高，买不起房。现在墓地的涨幅超过了房价的上升，人们无奈地感叹：生不起，读不起，住不起，养不起，死不起。搞教育，没有钱（我们的教育投入一直是2.6%，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4%）；办医保，没有钱；建社保，没有钱。那我们的GDP都到哪里去了，被谁拿走了？
第一次分配已经不合理，第二次分配仍然不合理。工薪阶层是纳税主体，高收入的少数团体却以种种借口少缴税甚至不缴税——“吃喝嫖赌全报销”。有些公仆“裸体”做官，把家人和大量的不义之财全都转移到国外，孤身一人留下来爱国、为人民服务，国家又怎么可能有钱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商务部不久前辟谣：从来没公布过“4000贪官卷走500亿”的资料。没公布并不等于不存在。早在8年前，即2002年，中国香港的《凤凰周刊》第30期(总第91期)，封面故事就是“大陆4000外逃贪官海外生态调查”，他们卷走的钱财从50亿到2000亿，众说纷纭。发达国家的收入60%用于民生，我们是17%。这么多问题都差钱，我们还怎么去国际上争G8,甚至去争G2？
资本主义社会公务员要公布个人收入，有遗产税，财产税，有消费税，每年还要交房产税。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有权有钱人又都是先进生产力或先进群体的代表，怎么在这些方面还不如落后的资本主义？
据报道：南方某市的武警，每次演习都是以“农民工讨薪群体性事件”为假想敌，惹得当地的工会被迫提意见：为什么总是以农民工为假想敌？不去惩治恶意欠薪的老板，而专门对付维护正当权益的农民工，长此以往，有关机构不就成了富人的看家护院？
“中国特色”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特例当然就有通例。如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悬殊且愈演愈烈，据《羊城晚报》报道，已经超过了忍耐的红线，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危险的。国际上房地产的利润率一般是5%左右，我国的高达30%。房地产泡沫引发了日本的大萧条，我们难道就没有同样的危险？
几十年前，我们批判史学上的“让步政策论”——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是由于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而形成的。现在想一想，“让步政策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封建统治阶级，如果毫不让步，竭泽而渔，农民无法生存，最后只能走以暴易暴的道路，官逼民反。
对弱势群体的任何正当诉求，都可以置若罔闻。对群体性事件，当然可以通过镇压达到稳定，但那是“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平静，与和谐风马牛不相及。
和谐就是live,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把不应当占有的属于老百姓的那一部分财富通过税收、慈善、遗产、消费等途径还给社会，还给老百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能退化为永远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绝大部分的人既看不到改革的迹象，也看不到致富的希望，社会怎么能和谐？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据传是市领导说的，似乎弥漫着江湖气息。“和谐就是妥协。”我说的，好像更多还是痴人说梦。
越“堕落”，越“快活”
2003年初，头儿给我派了个活儿——找到商衍鎏——最后一届科举考试（1904年）皇帝钦点之探花——的后人，重版《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从网上查询后得知，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是商衍鎏先生的哲嗣。于是我打电话给家住羊城的中山大学毕业生、与我有一面之雅的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问商承祚教授的子女是否有在中大工作的？巧得很，回答是不止一位，而且很快就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电话。就这样，我同商志??教授取得了联系。
商教授对重新出版其祖父的专著果然很有兴趣，但认为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初版于1958年），现在的读者对书中的典章、制度、人物等都有了相当的隔阂，应该加些注。而且，初版本有些印刷错误，也需要校正。另外，商衍鎏先生还有一部专著——《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和几篇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章，如《科举考试的回忆》《我中探花的经过》等，希望我们也能关注。我们当然很关注。双方商定，由商教授负责校注两部专著及有关文章，补充作者及家属照片、手迹和书中涉及的文物照片，我们负责将两部专著、五篇文章合为一卷出版。
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教授家里只有一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手头还没有，还是在图书馆复印了该书，两书都是竖排繁体。商教授在两书的复印件上写出了自己的校注。为了祖父著作的出版，商教授两次从广州来天津，研究书的版式、开本、体例等等，书名最后定为《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2004年，是商衍鎏先生高中探花100周年暨诞辰130周年。7月，《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简体横排本终于出版了，前后历时一年半，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却高兴不起来——这样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35万6千字的原稿是社里同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二校由社会上有经验的老人完成，三校请的是本社资深的编审，费力不少，价值——经济效益却不高，定价只有28元，只印了3300册（其中300册精装本是作者后人订购的）。而两个月前我责编的《中华绝活——手艺》（作者自己都说写作没费劲，比写小说容易多了），只有八九万字，因为是全彩色印刷，定价却是33元，印数7000册。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后者的码洋是23.1万元，前者只有9.24万元，只是后者的40%，而且，我花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上的精力，至少是《中华绝活——手艺》的4倍，这样算起来，《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的投入产出比只是《中华绝活——手艺》的十分之一，你说，我能高兴得起来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光算经济账，还要考虑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可是，国家对社会价值或学术价值高的著作并没有补贴，而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经济价值。况且，出版社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上面不给一分钱，出版社又不像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那些单位都有大量的广告收入。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经济效益对出版社比对那些单位更重要，更生死攸关。如果同一家商场的售货员，无论是卖冰箱彩电的还是卖针头线脑的，奖金都是按销售额的相同比例，比方说1%分配，人们当然都争着去卖冰箱彩电，谁不想多拿钱同时少受累呢？图书也是商品，编辑类似于售货员。
杨树达著《积微翁回忆录》1925年3月14日：“《〈汉书〉补注补正》六卷由商务馆出版。”同年9月：“商务馆告《〈汉书〉补注补正》卖去三万四千余册。”那么专业的艰深学术著作，毫无“实用价值”，半年竟卖出了3万4千册，羡煞当代的学者和出版社。那时的识字人能有多少，人口才有多少？遥想崇尚知识渴望读书的年代和有精神追求的昔日风云人物，不能不使人发一浩叹。
慢慢地我私下里奉行一个原则：读阳春白雪，编下里巴人。这样会省时省心省麻烦。比如，尽量读《论语》，而争取编什么“心得”“感悟”之类的东西，适应大众需要呗。不必非得把职业与事业划等号，也不必把工作当爱好。这样就会少些烦恼。用头儿的话说，假设你是卖臭豆腐的，要是自己每日三餐都以臭豆腐为主食，那你就毁了。道理没错，可理智与情感总是合不拢的，要是两者能完全统一，那就是圣人了。举例来说，理智告诉我应该读经典，但情感又诱使我对《知音》《家庭》等着迷。再比如，理智告诉我过量饮酒有害健康，但情感又使我在亲友聚会时开怀畅饮，非要喝个痛快。而且，有没有一颗爱国心我不敢夸口，但我肯定有一个爱国胃——只爱喝白酒，不爱喝红酒或啤酒。根据七窍相通、六腑相连、五脏相关这样无可否认的事实，像我这样有爱国胃的人，当然也有爱国心。
再早几年我还编过大型双月刊《小说家》，那可比编学术书轻松多了。小说本来应当都是虚构的，你就不用为不存在的人物、虚拟的对话去追根溯源、刨根问底地翻书查词典，也不用为核实人名地名找资料，你可以不打奔儿地一路看下去。由于版面的原因，你还可以对几万字、十几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大删大改，作者对此也是可以谅解的（再说，他们将来出作品集时，还有机会将全文恢复）。没听说杂志因差错率高而被召回的，而一年一度的图书质量检查却会使每个编辑（包括资深编审）颇为紧张——竭尽所能编出来的书，尤其是学术价值高、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编辑难度的著作却成了废品，再主动去编这类书，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话虽如此，能够到手的有思想、有理论深度的学术书稿，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主动去编，真正是地地道道不可救药的犯傻和犯贱。
四五年前还编过三辑《小说月报?原创故事版》，那就更轻松啦。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投来的稿件源源不断，而且大部分是网上来稿。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拆稿件，看邮件，我们只需阅读，筛选。多数篇幅不长，万八千字、四五千字、两三千字、千八百字，故事嘛。好玩，好看，好编，每天都有新故事、新段子，真是惬意极了！再也不用翻箱倒柜找参考书，再也不用认认真真上网查原著核对引文了，再也不用为图书质量年检抽中了自己编的书而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了。编辑的东西学术含量越低、编辑技术含量越小，出错的机会就越少；读者群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编辑的成就感也就越高——越“堕落”，越快活。
只是，只是，偶尔重新拾起《管锥编》《极权主义的起源》《存在与时间》，竟有了恍如隔世之感，不禁怅然。
切忌“走近”大师
大师只能远观，不宜近瞧。所谓“走近大师"，完全是一种无意的误区，或者说是一种善良的错觉。
英谚说，仆人眼里无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诚哉斯言。就是因为仆人离主人（包括大师主人们）太近了，对他们的衣食住行了如指掌。而正因为仆人了解的只能是吃喝拉撒等外部的东西，所以认为主人（包括大师主人们）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个笑话，说的是爱因斯坦的司机经常陪爱因斯坦去各地宣讲相对论，对演讲的内容已耳熟能详了。一次两人换了位置，司机代替爱因斯坦作报告，居然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听众中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司机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让我的司机来回答吧。于是把真正的爱因斯坦请上了台。如果大师真是天才，模仿也模仿不来，因为天才是无法复制的（除非克隆）。否则，与大师朝夕相处的家属也就都成了大师或中大师，起码是小大师了。如果大师不是天才，你也无须模仿，自己回家用功去就是了。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走近大师都没有必要。
拿破仑当了皇帝后，下令收缴销毁自己未成名时的著作，避免别人对自己进行研究。为帝王者，总要保持一种神秘感，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不愿意别人走近自己。大师也一样。大师不需要头脑清醒的研究者，他们只需要有头无脑的崇拜者。你掘开文墓揭开文幕，把大师穿开裆裤的照片抖搂了出来，把大师的初恋伙伴、梦中情人都一一考证清楚，不是有损大师的光辉形象吗？大师家属情何以堪？大师们，尤其是其家属们，总是想把大师打扮成与时俱进的代表，也就是“圣之时者”，不管大师已经老态龙钟，或者是墓已拱矣。这其实是白费力气。因为，大师自己也代表不了自己：过去的大师代表不了现在的大师，现在的大师也代表不了过去的大师。就是同一时期的大师，也无法完全代表自己：他的言论、著作，会因版面的大小、节目时间的长短、出版社尺度的松紧、市场需求的急缓等种种原因被删改割裂。甚至，大师家属有隐匿甚至销毁大师的手稿以维护大师的（确切地说是自己的）形象的，也有不顾大师意愿而出版大师的文集甚至全集的。例如，尼采的妹妹就篡改过尼采的著作。大师既然连自己也代表不了，家属要代表大师，岂不是自欺欺人？
大师与普通人的差别，主要在思想上而不是在生活上。如果非要走近大师不可，也应是走近他们的思想，而不是走近甚至走进他们的生活。可惜，普通人走近的（或者说感兴趣的），恰恰是大师的生活而不是大师的思想。培根卖友求荣，黑格尔有情妇，魏尔伦、兰波、王尔德、福柯、罗兰?巴特搞同性恋，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书，列举了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等十几位（汉译本还根据国情，删去了一位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哲学家）文坛巨擘、思想大师凉薄无行的一面，让那些想欣欣然“走近”大师的人们开了眼界，望而却步。这些，约翰逊称之为“人性缺损”（Human imperfections），其实，德不如才甚至缺德的大师屡见不鲜。
有人说，译文如女人，漂亮的不忠实，忠实的不漂亮。男人呢，聪明的不老实，老实的不聪明。大师个个都是人精，过分精明就会出格。“文如其人”的陈词滥调早已被人驳倒，“文如其女人”更符合实际，女人讲究化妆，作文正如作秀。恰似蜕化变质分子也会做反腐倡廉报告一样。读其书而不知其人，有何不可？有一句话非常到位：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非得见识那只母鸡呢？海德格尔描述亚里士多德：他生了，死了，写了很多著作。如此而已。关注大师的思想而不是大师的私生活，这样才能抓住大师的本质。大师犹如油画，远看光辉灿烂，近看混沌一片，错不在大师，而在我们自己。总把大师想象成精神领袖和道德楷模的统一体，十有八九要失望。
耳闻目睹了几起虔诚地宣传大师、严肃地研究大师的义务宣传员、热心研究者被大师家属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事情，见识了大师家属的目中无人、盛气凌人、仗势欺人，也就理解了有关人士息事宁人的无奈和明达。但还是颇为这些受累不讨好的人抱屈：热脸贴上了凉屁股，何苦哪？让大师们歇菜吧。李敖说：要找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此李大师的许多话都当不得真，这句却值得牢记。
猴子表演了滑稽精彩的节目，我们哈哈大笑以后，不会跑上去把猴子抱在怀里进行“零距离”接触，免得被抓伤或惹一身臊。对大师也应采取类似的态度，吸收他们的思想，欣赏他们的艺术，但是离他们远点儿。
切忌走近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