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天丰雄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知道这个问题跟买个三明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说的英语不够清楚？于是，行天丰雄努力而缓慢地又说了一遍：“我要一份火腿生菜三明治。”黑人服务小姐不依不饶地问：“黑的还是白的？”窘迫的行天丰雄突然想到，别人都说美国有种族歧视，这会不会是问我是哪个种族的。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行天丰雄觉得，自己必须接受良心的考验，要诚实做人。于是，他把胸脯挺了一挺，骄傲地说：“黄的。”
那个服务小姐被彻底激怒了。她一手举着一片白面包，一手举着一片黑麦面包，对行天丰雄吼道：“黑的，还是白的？”
日本和美国，是二战之后的一对奇怪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本来是要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但局势出现了奇妙的变化。美国人非常疑惑地发现，他们到了日本本土之后，遇到的不是日本军人顽强的抵抗，而是出乎意料的热情欢迎。这里有天真的孩子、美丽的女人、精致的文化，美国大兵们在东京乐不思蜀。美国本来要在日本移植民主制度，但当人们得到自由之后，他们支持的是共产主义。日本的工人和农民走上大街，如醉如痴地听共产党领袖充满激情的演讲。1946年吉田茂上台的时候，曾说自己是在“红旗的海洋中”任职的。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担心，美国人选择了“拥抱失败”，不再把日本视为敌人，而是刻意培养日美同盟。据说，裕仁天皇曾经想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自杀，但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美国人会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
在美国的邀请下，日本参加了战后经济增长的盛宴。日本经济几乎在一片废墟之上迅速崛起。从1946年到1952年，美国对日本提供了21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朝鲜战争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工业生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了10%。由于美国承担了日本的防卫责任，日本可以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在整个世界的眼里，日本人成了不折不扣的经济动物。1962年，日本首相池田勇夫访问欧洲。当他在爱丽舍宫见到戴高乐总统之后，池田首相热情洋溢地向法国总统介绍日本的工业进步。等他离开之后，戴高乐对手下说，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人不像首相，更像个推销晶体管、收音机的商人。
随着经济的崛起，日本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成了发达国家的一员，但它是完全被动地被拉进来的。当时的发达国家都是欧美国家，彼此有着很深的渊源。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的谈判桌上，主要的参与者互相都很熟悉，甚至有着高度的默契。他们中的很多人亲身参与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创建，或者是创建者的门徒，他们感到，自己的肩上承担着保卫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责任。这些长期浸淫在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官员们，说的是其他人都不了解的艰深术语，讨论的是政客们丝毫不感兴趣的枯燥细节，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就操纵在他们的手中。这很像一个高级祭司或流亡王子的俱乐部，对外充满了神秘色彩。
若论经济增长，日本就像一个身穿军装的士兵，顽强、坚韧、勇敢、冷酷，尽管衣衫褴褛，但始终斗志昂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日本就像一个裹在和服里的女人，胆小、羞涩、温顺、慌张，文静的外表下面，是复杂而世故的内心。在国际经济俱乐部里，日本始终是个尴尬的局外人。参加国际会议的日本代表团被称为“三S代表团”：smiling（微笑），silent（沉默），sometimes sleeping（有时候睡觉）。
1949年，在美国占领当局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的建议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被确定为360∶1。据说，美国人听说日本的货币是“日圆”，既然是“圆”，那就360吧。这一比价一直持续到1971年。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日元当时升值了16.9%，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到了1美元兑换308日元。当时，天真的日本人并不相信美国人会让美元不断贬值，他们相信了尼克松总统和财政部长康纳利的话，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做法，美元很快还会回升，因此还在不停地以360日元的价格买入美元。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1973年，当时还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保罗·沃尔克坐着一架喷气式加油机，开始了环球之旅。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其他国家的货币继续升值，他的第一站就是东京。沃尔克的飞机直接降落在东京的一个军事基地，再从军事基地坐上一辆茶色玻璃的轿车悄悄进了美国大使馆。保罗·沃尔克带来了美国的要求，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要升值至少20%。经过讨价还价，日本接受了日元升值15%。保罗·沃尔克略有些失望，但仍然很满意，他着急要离开，赶到欧洲继续做说客，匆忙之中，连帽子都忘在了日本。
看到日元不断地升值，日本政府也觉得隐隐不安。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入市干预。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日本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日元汇率稳定，但几乎每次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仍然是以失败告终。1977年，日本花了不下60亿美元干预汇市，结果呢？年初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291∶1，到年底就升到了241∶1，整整升值了20%。1978年3月，日元又突然升值，日本耗费了55亿美元入市阻击，但在一个月的时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从240∶1升至231∶1。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元加速升值。起初，由于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的政策，美国的债务压力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果断地提高美国利率，最高的时候，利率一度超过了20%，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经抱怨说，这是“自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很快就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元也随之走强。一开始，这是美国乐于看到的。里根总统喜欢提的口号是：“强大的美国，强势的美元。”但美元的急速升值给美国的出口带来了负面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的竞争对手干得越来越好。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日本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作为一个资源极其稀缺的国家，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最大，但日本是第一个从石油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1975年日本尚有贸易逆差5亿美元，到1978年已经积累了1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随后，贸易顺差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越来越高，1981年是0.4%，1985就已经升至3.7%。美国人不乐意了。国会要求制裁日本出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美日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
1985年1月17日，在五国集团（G5）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商议，要“视必要性对市场进行干预”。恰逢此时，美国财政部出现了换届，贝克代替了里根，成了新一任财政部长。过去的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是理想主义者，他对日本的策略是想推动日本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但最后发现行动太慢、效果不清晰。美国的急性子，遇上了日本的太极拳。詹姆斯·贝克是律师出身，非常务实，他一上台，就把汇率问题当做最重要的谈判目标。
这就是《广场协议》的签订背景。《广场协议》是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中央公园对面的广场饭店拍板的。其实，各国官员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通过并公布了联合声明。到午餐时间，大家秘密商议的是具体的操作方案：怎么救，谁花钱？在《广场协议》之前，美国早已心中有数。1985年6月份在东京召开十国集团（G10）会议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和日本开始了磋商。7月22日，美国已经把自己的方案内容透露给了日方。美国在谈判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和日本达成原则上的一致，然后到欧洲，告诉欧洲各国，日本已经答应了我们。当欧洲各国也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再回到日本，用欧洲的合作敲打日本，要求日本接受更苛刻的条件。磋商的结果基本上符合美国的想法：干预的目标是，要让美元贬值10%~12%；干预的方式是，各国均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干预资金的分配方案是，美国和日本各出30%，德国25%，法国10%，英国5%。
美国得到的，其实比他们想要的还更多。保罗·沃尔克在回忆录《时运变迁》一书中写道，当时让美国人吃惊的是，日本的大藏大臣（财务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日本可以承受百分之十几的日元升值。为什么日本会如此积极呢？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非常担心，如果日元升值的幅度不够大，美国就会通过《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对日本的出口实行严厉的制裁。日元升值固然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总比激怒了美国，让美国把市场的大门彻底关上要好。《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七天之内，五国集团共抛售了27亿美元，其中日本最为卖力，卖出了12.5亿美元。
《广场协议》后来变得家喻户晓，但当时却极其神秘，像是黑手党要开秘密会议，美国要求各国国家必须严格保密，这对日本是个问题。日本有规定，凡是内阁部长出国，在国会开会期间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要是拿到国会申请，国内市场马上就会知道一切。当时的大藏大臣竹下登和中曾根康弘首相想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两人约定，中曾根康弘在竹下登不在期间代理大藏大臣。竹下登假装要到成田机场旁边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他带着高尔夫球杆和球鞋，但行李却已经藏在轿车的后备箱里。竹下登好像很悠闲地出现在球场，到球场打了九个洞，中途就匆匆赶往机场。他害怕被其他日本乘客认出来，甚至不敢坐日本的航班，而是订了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直接飞往纽约。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崩溃。这种观点在1985年和1986年较为流行，但到1988年左右就逐渐消失了。大家发现，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的贸易顺差还是很大。1986年日本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最高值4.4%，到1987年还高达3.6%。提起贸易顺差，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降下去。田中角荣首相出于善意，想通过订购美国的飞机，把贸易顺差降下来，结果反倒惹了一身腥。国内公众指责他在这单生意中拿了回扣。中曾根康弘在访美期间，高调号召日本人多买美国货。他甚至在电视摄制组的陪同下，到了一家美国的商店，以身作则，购买了两条漂亮的领带。遗憾的是，这两条领带是法国生产的。
大多数日本的官员和学者都认为，真正造成日本经济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引起的日元升值，而是因为紧接着的《卢浮宫协议》之后，日本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疯狂上涨，到了1989年，日本银行又突然加息，一下子戳破了泡沫，这才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但日本的失误在于：始终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当年如此配合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曾根康弘和里根的“友谊”。1982年至1987年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热衷于和美国搞美日安全保障合作。中曾根康弘把日本称作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人在谈判时的小小花招，也会让日本人轻易地上当。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曾经向竹下登低头鞠躬，恳求日本帮助美国，这对日本人来说，真是莫大的“外交胜利”。但当国内反对力量汹涌，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一起写信给里根总统和财政部长贝克，请求他们帮助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时，美国客客气气但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但日本如果变得强硬起来，后果可能更糟。曾任日本大藏大臣、后来做过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自恃已经是国际金融界“流亡王子俱乐部”的资深成员，他在见到克林顿总统的时候，居然跟克林顿说：“你是个新手，但我很有经验，我可以教你如何来做。”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私下对她的日本朋友就说，宫泽肯定干不长久。果然，不久之后，宫泽就下台了。
在参与国际经济谈判的战场上，日本屡战屡败，他们几乎把能够犯的错误都犯了：金融自由化惹出了金融危机，日元国际化最后半途而废，曾经想倡导亚洲货币合作，最后连日本人自己都渐渐淡漠了。
许多年之后，日本的一个邻国，和当年的日本一样，激动而慌张的到了国际舞台上。面对琳琅满目的国际经济规则，到底要哪个才好呢？这个年轻的邻国和当年的日本一样，鼓足勇气，点了一个“火腿生菜三明治”。那个傲慢的服务小姐已经变成了更加傲慢的老板娘，她还是用一样不耐烦的口吻问道：“黑的，还是白的？”这个年轻的邻国马上紧张起来。她是什么意思呢？她是不是想骗我呢？圈套到底在哪里呢？我选择黑的会上当，还是选择白的会中计？
最后，这个年轻的邻国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能轻易的上当。于是，他把胸膛挺了一挺，用最自豪的声音回答：“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