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后转！向前走！
有时候，历史的演进会突然出现逆转。日本在16世纪就已经从西方引进了枪炮。16世纪晚期，日本开始大规模制造和使用枪支、火炮，当时，日本军队在作战时使用的枪支数量甚至超过任何一支欧洲军队。但很快，在17世纪初，日本却主动放弃了枪炮。在这之后的250年时间里，日本人逐渐忘记了制造和使用枪炮的技能。直到1853年美国的“黑船”开到他们的门口时，日本人才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犯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错误。
仿佛一队行军中的士兵，好好地向前行进，却突然接到号令：“向后转！向前走！”前队变成了后队，行进变成了撤退。为什么历史会出现这样的倒退呢？
1543年，一艘中国船只被台风吹到了日本南部鹿儿岛的种子岛。船上大多是中国海盗，还有三个葡萄牙人。这三个葡萄牙人，是日本第一次见到的西方人。有一天，一个葡萄牙人拿枪打下来一只野鸭，被当地的统治者时尧公看到了。时尧公从没见过这种武器：一勾扳机，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他出价2000两银子，买了两杆枪。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也不过6两银子。枪支一到手，时尧公马上命令他手下的首席工匠八板金兵卫仿造一支出来。八板金兵卫是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但他从来没有见过火枪，扳机部分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他百思不得其解。事有凑巧，几个月之后，又有一只葡萄牙船又被台风吹到了种子岛。八板金兵卫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答应将自己17岁的女儿许配给葡萄牙人，葡萄牙船长就让船上的铁匠教会了八板金兵卫如何造出枪支。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人就学会了制造枪支。不出十年，日本人就已经能大批量地制造枪支。不到二十年，枪支就已经在战场上登台亮相。据记载，1560年，一位身披重甲的将军在战斗中被子弹击毙。
最早，日本人对枪支的威力仍将信将疑，因为早期的枪支并不好使。16世纪，火绳枪枪手装填一回弹药的时间，足够弓箭手射出15只箭。当时，火绳枪的射程只有大约70~100米。如果一下雨，火绳枪就点不着火，而日本又是一个多雨的国家。当时，日本的盔甲和刀剑质量远胜欧洲。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道：有一次，一位身受重伤的将军倒在战场上，他的敌人想砍掉他的头颅，但怎么也砍不下来。垂死中的将军睁开眼睛，跟敌人说：“你想砍掉我的脑袋吗？先把我脖子上的咽喉轮（nodowa）摘下来。”日本的铁矿质量上乘，铸剑技术精益求精。一流的铁匠在锻造兵器时会反复锤打、包折、再锤打，直到一把武士刀的刃口有400万层优锻钢。在日本的一部纪录片中，15世纪制刀大师兼元二世制造的一把刀，能轻易地将一挺机关枪的枪管劈成两半。
不过，日本人在很快掌握了制造和使用火绳枪的办法后，对其进行了革新。他们训练士兵，提高了射击的速度；校正了准星，提高了射击的精确度；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罩在火绳枪上的小盒子，这样即使下雨天也可以射击。日本人造出来的火绳枪质量非同一般，很多火绳枪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战争中多次使用。17世纪之后这些火绳枪被入库封存，直到19世纪后期，日本人又想起来要用枪炮时，把这些曾祖父辈的火绳枪拿出来，居然还能用。16世纪，正是日本的内战时期，日本的三位英雄人物，即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陆续镇压了各地的诸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将枪炮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尤其是织田信长，他原本是长矛刀剑的崇拜者，后来他又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铁炮队。到1575年，在和武田胜赖的决定性战役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的部队有3.8万名士兵，其中1万名是火绳枪手。据说，武田的大军多为骑兵，试图从高地俯冲而下，踏破织田大军的阵营。但织田信长在营寨外设立了防马栅，栅栏后面的火枪手分成三队，分批射击，彻底击溃了武田多年经营的精锐骑兵。
令人奇怪的是，当德川家族最终统一了日本之后，就逐渐放弃了枪炮。德川家族并未明令禁止使用枪炮。日本放弃枪炮，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到丰臣秀吉统治时期。1587年，丰臣秀吉曾下令，为了铸造一尊雄伟的佛像（大致有自由女神像两倍那么大），需要在日本全国收缴枪支，铸枪为佛。1607年，德川家康再次下令，对枪炮的制造和购买实行政府直接控制；所有的枪炮，只能在长滨一地制造；所有购买枪炮的订单，必须经枪炮专员的批准。政府的枪炮订单越来越少，很多枪炮工匠最终改行，改为制造刀剑、盔甲和长矛了。日本人也不再对改进枪炮技术感兴趣。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开始装备更先进的燧发枪。有一种观点认为，燧发枪的点子是欧洲人从日本人那里受到的启发，因为日本人抽烟时会熟练地用燧石点火。但是，这时候，日本人自己对枪炮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只有在一些仪式活动中，才能看到枪炮。
你可能会惋惜，认为日本这样做是出于愚昧和无知，但日本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当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之后，国内不再有战乱。日本孤悬海外，也没有什么外部的敌人。蒙古军队曾于1274年登陆日本列岛，遭到日本军队的激烈反抗。1281年忽必烈再度调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讨伐日本，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台风，风暴持续四天，元军的舰船损失大半。他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西班牙王室专门叮嘱其在东亚的指挥军，不要招惹日本人。17世纪20年代，西班牙士兵和一批日本浪人在暹罗交手，结果西班牙人输了，这也让西班牙再也不敢小觑日本人。而在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并野心勃勃地打算进一步侵略中国，占领菲律宾，但在朝鲜就以失败告终。之后，日本人也放弃了对外侵略的意图。在整个德川家族统治的260多年时间，日本处于难得的和平与稳定时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本最关心的是国内稳定，而非对外扩张。而在西方，若不是欧洲在此期间一直经历着战争和冲突，西方的军事技术怎么可能遥遥领先？
如果考虑到政治稳定，那么放弃枪炮就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因为枪支的扩散易于导致潜在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统治高度依赖于武士阶层的支持，而武士阶层强烈反对枪炮。据估计，在16世纪末，日本约有200万名武士，相当于总人口的7%~10%。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武士阶层与欧洲的骑士阶层有相似之处，但日本的武士更加注重文化修养。日本武士不仅要会舞刀用剑，而且要会吟诗作赋。武士阶层讲究优雅，讲究礼仪。两个武士交手之前，会先向对手鞠躬致意。火枪的出现，会打破武士的特权地位。一个泥腿子农民，也可以躲在壕沟里，用一颗子弹轻易地报销一名顶级的武士，简直是一种侮辱。火枪是胆小鬼的武器。其实，欧洲的骑士们也瞧不起火枪，但他们与日本武士相比，人数太少，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骑士阶层人数能超过总人口的1%。对日本武士们来说，反对枪炮，是一种崇高的信念，是为了保存美丽而秩序井然的社会传统。
你或许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理念，因为没有枪炮、没有西方文明，日本的闭关自守让它成了一个落后而荒蛮的国家。的确，日本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军事技术也大大落后于西方。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利的军舰开进东京湾的时候，岸边的炮台上，还是200年前的大炮，而且几乎没人会用了。日本国门开放之后，到日本的外国人原本以为将看到的是一片蛮夷之地，但他们很吃惊地发现：东京的人口死亡率比纽约和波士顿还低，因为日本的公共卫生体系远比美国先进；日本国内的道路四通八达，邮政系统比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效率还高；日本的商船规模比大部分欧洲国家更大。他们看到的是3000万健康、快乐的居民，经历了200多年的和平、安定的生活后，人人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日子过得健康、快乐。1858年，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就曾发出如此感慨：“这是我在别的国家从未见到的，这几乎就是一个朴素而诚实的黄金时代。”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历史的倒退，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历史犹如山路，有时候，会出现急剧的转弯，有时候，上山路会变成下山路，但在开车司机的眼里，他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从来没有改变。
谁会为阿根廷哭泣？
犯错误并不难，难的是每一次都犯错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努力，阿根廷终于成功地让自己成了“失败国家”的范例。
原来并不是这样的。大约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阿根廷还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个时候的阿根廷看日本，就像现在的日本看阿根廷一样高高在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阿根廷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当时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而阿根廷正是全球化的宠儿。阿根廷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由于欧洲的人口不断增加，人均消费的食物数量也不断增加，阿根廷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先是粗羊毛，然后是小麦和冷冻牛羊肉。阿根廷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国际金本位制的庇护和低利率的刺激下，大量外资涌入阿根廷，支持了其国内铁路体系的建设。1900年到1914年，阿根廷的铁路投资增长了150%，成为拉丁美洲铁路最发达的国家。阿根廷更是劳动力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从1871年到1914年，至少有300万欧洲移民来到阿根廷，他们在整个美洲都算得上是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为娴熟的移民，即使是穷人和底层的工人，都很少有文盲。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比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高。
即使是遥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阻止阿根廷经济增长的步伐。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7%。但是，到了20年代，政治的节气已经变换。大量的移民带来了桀骜不驯的工人阶级，高速经济增长使得中产阶级满怀期望，但是，控制政权的大地主阶层并没有做好让大众参与政治的准备。1916年激进党赢得了总统选举，上台的伊里戈延总统转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当权者和工人形成了联盟，他们怂恿工人罢工，反对外国公司。1907年在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现油田之后，政府毫不犹豫地禁止外国石油公司进入。有人问阿根廷国有石油公司的总裁恩里克·莫斯科尼将军，怎么看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区别，莫斯科尼将军说，一条是粗糙的绳子，一条是光滑的绳子，但都是为了勒死我们。
人们很快就对这种陈腐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感到失望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也传染到了阿根廷。1930年，阿根廷爆发了军事政变。1943年，再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参与这次政变的都是一些低级军官，他们之中军衔最高的是胡安·多明戈·庇隆上校。在新政府中，庇隆上校先是担任劳工部长，最终以其色彩浓郁的民粹主义政策赢得了普通工人的支持。1945年30万工人在玫瑰宫前高呼：“庇隆，庇隆！”抗议军政府逮捕庇隆。工会领袖组建了工党，并推选他们的英雄庇隆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庇隆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正义主义”，但这面写着正义的旗帜，却将阿根廷带入了社会歧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荆棘丛中。到20世纪70年代，激进的大学生和工人组织了游击队，他们发动武装袭击和暗杀活动。1974年，年迈的庇隆死于心脏衰竭，庇隆夫人担任总统。不，这并不是那个你知道的庇隆夫人，那个出身卑微但光芒四射的艾薇塔·庇隆，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这位庇隆夫人是年轻的伊莎贝尔·庇隆。庇隆的遗孀面对混乱的局势显然不知所措，她甚至要靠星相占卜作出决策。1976年军政府卷土重来，发动了针对左翼势力的“肮脏战争”。为了清除剩余的大约2000名游击队员，军队杀害了将近2万名阿根廷人。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阿根廷一步步走向衰落。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84%，到1973年，已经下跌到65%，到1987年，更是跌至43%。
1989年，当梅内姆赢得总统选举的时候，阿根廷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年通货膨胀率高达3000%。阿根廷人自嘲说，总算到了坐出租比坐公交车还便宜的时候，因为坐公交车是上车就买票，坐出租车是到了地方才付钱。梅内姆总统试过狠招，他甚至下令没收中产阶级的短期存款，强制将其换为长期国债。1990年通货膨胀起初略有下降，最终还是达到了2000%以上。阿根廷似乎已经得了绝症。
1991年1月29日，多明戈·卡瓦略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消息公布的当天，布宜诺斯艾里斯的股市上涨30%。救星来了，奇迹似乎就要发生。市场对卡瓦略寄予厚望：他和别的官僚不一样，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有经验，曾经做过阿根廷央行行长和外交部长；他做事雷厉风行，小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叫做“闪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