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孩子离真相最近”
邢星
采访一开始，杨红樱就先这样表明立场：“我小时候读到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感到震撼，直到现在仍然反复看。两个骗子骗了皇帝、大臣和围观的百姓，却被一个孩子揭穿了真相：‘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呀。’所以后来我一直觉得，你骗不了孩子，孩子是离真相最近的。”
谈执教：“教育应该把人性关怀放在首位”
杨红樱当过语文老师，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班里的孩子是一帮淘气包，“给我代课的老师没有哪个能招架得住”。但是这些“全校闻名”的淘气包，一到杨红樱的阅读课上都变得安安静静，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刚开始做语文老师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我怎么把课讲得精彩，能够让小朋友40分钟不捣蛋。于是我在班里作调查，让孩子们在语文课本里挑出自己喜欢的课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孩子们最喜欢《小蝌蚪找妈妈》《小公鸡和小鸭子》这种科学童话。可是这样的课文很少，那时候课外的儿童读物也很少，我就开始自己写，阅读课就给孩子们念我写的故事。”
杨红樱回忆起来：“有时候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有人还流下眼泪，我就知道这一段写得特别到位。如果他们在下面交头接耳，做小动作，虽然这一段可能是我自己最得意的，但是马上就能知道孩子们不喜欢。我一开始写作，接受的就是这种直接的考验。为什么我对小孩子的阅读心理把握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有这段当语文老师的经历。”
当时有学生夸杨红樱的故事“写得跟书上一样好”，杨红樱听了心里一动，开始整理这些科学童话，准备投稿。她一投即中，19岁发表处女作《穿救生衣的种子》，从此走上儿童文学之路，“并且一路走到现在”。
杨红樱说：“我写得乐此不疲，沙漠、森林、海洋全都写了。到学生们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写了几百篇。今天能够在书店看到的‘杨红樱科学童话’（8本），基本上都是我当年为我的学生们写的。”
“我一直是很有个性的人，我当老师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师。”杨红樱颇为自豪地说，轻快有力的声音里带着笑。
“学生喜欢的课文我就增加课时，思想、结构、表达……把所有的语文知识都放在这一篇课文里来完成。所以我觉得语文改革的第一步，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在语言文字运用规范的基础上，多选一些孩子喜欢的课文。”杨红樱深有体会地说，“其实在孩子喜欢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更好地达到语文教学的目的。那么选语文教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尊重一下孩子的兴趣呢？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格外重要，不管是阅读还是学习，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在兴趣中完成，教学真的会省很多力气。”
杨红樱创作出很多经典的教师形象，她心目中的理想老师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学龄前和小学的老师，最看重的真的不应该是学习成绩，而是要保护孩子的个性，培养学生的性格。”杨红樱举例说明，“我当老师的时候，从来不向家长告状。每次见到家长，我说的都是‘你的孩子对色彩的感觉特别好’‘你的孩子性格敏感善良’。我总能在孩子身上看到甚至他们家长都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就是孩子的个性。老师——尤其是幼儿园、小学阶段的老师，要根据孩子的个性健全他们的人格，这才是最重要的。”
杨红樱总结说：“教育应该把人性关怀放在首位，这也是我所有作品一个基本的观点。”
谈育儿：“把自主权给孩子”
生了女儿以后，杨红樱开始写《亲爱的笨笨猪》等性情童话，“初衷就是对女儿进行性情培养”。她十分看重这种教育，性情童话写了一个系列。但是对于女儿的学习成绩，杨红樱却总有些“漫不经心”。
“女儿小学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她在班上的排名。”杨红樱把这当作一件平常事在讲。
“马上就要毕业考试，老师在家长会上公布了班级排名，我不得不听。我女儿班级排名18，而整个学校只有7个名额可以上重点中学。我就是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第一次知道女儿的成绩排名。这之前我从来不问，因为根本没把排名看得很重要。”杨红樱说完，甩出一串清脆的笑声。
开完家长会回到家，杨红樱心平气静地问女儿：“全校4个毕业班只有7个重点名额，怎么办？”女儿有自己的想法：“没事儿，我考不上重点就上离家最近的中学。”杨红樱也认同：“离家最近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因为可以节约特别多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
当时补课风正劲，可是杨红樱和女儿心里打定了“不强求上重点”的主意，所以她从来不让女儿去上补习班。
“我是酷爱旅行的人。就在女儿毕业考试前的那个寒假，我还带她自驾游，一走就是十几天。回来开学后，她作业没写完，我就帮她去跟老师解释。”杨红樱笑声朗朗，继续说道，“结果，她毕业考试居然是全校第三名。这说明什么？她没有学习压力，始终保持着‘我要学’的积极状态，所以在考试中恰恰得到了最好的发挥。”
可是这种超常的临场发挥会不会是偶然呢？杨红樱介绍说，从成都外国语学校入学考试、高中考试，到出国留学的托福考试、雅思考试，女儿都是“优哉游哉”但考得很好。
“因为这些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所以她对学习、对生活永远有热情。”杨红樱说，“其实我们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孩子，让他自己对自己负责，教育效果可能会好很多。”
杨红樱说着，起身拿来一张卡片，骄傲地展示：“这是女儿给我手工制作的生日卡，昨天刚寄来。上面一只小鹿是她，旁边一棵樱桃树是我，樱桃树上还有好多小樱桃，代表我的粉丝。我觉得她特别热爱生活，充分地享受每一天，所以她会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份手工礼物，辛勤地打工挣钱交一堂芭蕾舞课的学费。”
现在，女儿业余担当杨红樱作品的英文翻译，是出版社在国内外数位翻译当中选择了她。
“她很有语言天赋，从小又是读着我的故事长大，我作品的那个‘味道’她把握得特别好。这些都不说，我非常欣赏她做事情的态度——认真，对每一件事情都认真。比如她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己改了又改，再反反复复请母语是英语的人阅读把关。这样就已经非常好了吧？可她还不满意，最后又拿到英语国家孩子们中间去读，回来又作了很多调整。”
杨红樱话锋一转，强调说：“很多媒体采访我：你希望女儿像你一样吗？其实，她上学、出国或者将来工作都是她自己在作决定，我从来没有操心过。因为我觉得，这是她的生活。”
谈写作：“我是以老师和母亲的情怀在写作”
“我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母亲。一个老师希望自己学生读到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一个母亲希望自己孩子读到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我是以老师和母亲的情怀在写作。”杨红樱说。
杨红樱的作品长时间畅销，也由此引发社会对“杨红樱现象”长时间的争议。曾经有作家当面向杨红樱感慨：“小孩子都好骗，早知道童书这么好卖，我就做儿童文学作家了。”杨红樱却认为，写能够受到小孩子由衷喜爱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高难度的一种写作。
“小朋友最爱问我的问题是：《淘气包马小跳》里的家、学校跟我们的生活一模一样，就连马小跳心里想的都跟我们一样，你是怎么写得那么好看的？其实，我为孩子写的文字都非常考究，一个句子反反复复去推敲：不能太长，怕孩子读起来有障碍；尽量有节奏感，总要在吸引孩子阅读兴趣上下功夫——其实这是最难的。”杨红樱认真地说。
秉持着这样的写作追求，杨红樱至今已经出版童话、儿童小说80余种，几乎每部作品都经久畅销。
最早读“马小跳”的孩子都长大了，开始向杨红樱提要求：“马小跳你要写到大学！”杨红樱却对自己的写作定位非常明确：“每个人、每个作家志向不一样，我的志向可能比较低：只要我的书陪伴孩子走过童年的这段时光，能够给他们求知欲、想象力，给他们成长的力量，我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在签书会上，杨红樱看到个子高的小朋友都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多大了？”如果读者已经不再是小学生，她会劝人家：“不要再读我的书了，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了。”
为什么孩子们这么喜爱杨红樱的书？
杨红樱停顿下来，思考了一会儿：“我为孩子写作，我就永远忠诚于孩子。我从来不去想我的作品要得什么奖，只想着孩子爱不爱读我的书。有人以为孩子好骗，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孩子，孩子其实是最不好骗的。有个孩子写信告诉我：我们蒙上封面，读两三行字，就知道这本书是不是你写的，字里行间好像有一条暗暗的通道，你能通到我们这儿，我们能通到你那儿。”
这条联通着杨红樱和孩子们的通道究竟是什么？
“很简单，第一是故事性，就是故事好看；第二是人物形象具有艺术典型性，要鲜活。这就是孩子喜欢的，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真的写出来非常不容易。”杨红樱说。
杨红樱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不是大人心中的完美小孩，却深得孩子们喜爱，这是为什么？
杨红樱想了想，回答说：“其实我书中也写了榜样形象，但是孩子们不喜欢，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孩子味儿’。笨笨猪不聪明也不漂亮，马小跳有优点也有缺点，真实的孩子就应该是这样，成长的过程就应该是不断地犯错误、不断地改正错误。我希望所有的孩子跟笨笨猪和马小跳一起成长，希望孩子们找到成长的自信，这也正是文学作品的力量。”
谈阅读：“我们不能绑架儿童阅读”
“现在的儿童阅读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人们总觉得孩子喜欢的就是可乐和汉堡，是没有营养的、不好的东西；凡是好的、经典的东西，孩子都不喜欢。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真的太小看孩子了。”杨红樱态度鲜明地说起儿童阅读。
“我的作品最早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专家批判我，很多老师和家长受了影响，不让孩子读我的书。”杨红樱举例说明，“有一个小孩就是这样，家长逼他读专家推荐的书，结果这个孩子现在长大了，特别不爱读书。家长问他：‘给你买了那么多书，你怎么还是不喜欢读书呢？’孩子却反问说：‘我小时候喜欢读杨红樱的书，你怎么不让我读呢？’”
杨红樱很形象地继续阐述：“童书就像玩具一样，孩子长大了自然不会再整天抱着玩具玩儿，但他会记得这个玩具给他小时候带来的快乐和温暖。儿童阅读应该是孩子最愉快的童年记忆，让孩子从中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将来能够成为爱读书的人。”
“现在那些‘暑期推荐书目’‘人生必读经典’，其实都属于‘绑架阅读’，它给童年留不下任何的阅读记忆。”杨红樱痛心疾首地说，“有好多孩子悄悄地给我写信，说老师要求他们读的书他们根本读不下去。”
杨红樱小时候，也有过一段阅读名著的经历。
“我大概七八岁开始读《红楼梦》，它的写作背景、家族兴衰、人物纠葛都读不太懂，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的细节描写，专挑里面吃喝玩乐的细节来看。比如贾母给黛玉换窗纱，用银红的霞影纱配窗外的绿竹，这种颜色的搭配我特别喜欢。”
“《水浒传》里招安的情节充满矛盾纠葛，我不喜欢，只看一百单八将每一个人物怎么出场。”
“《西游记》的想象力对我的影响最大，这部我读了全文。但是它里面包含的佛教文化精髓和人生哲理非常深刻，小时候你也读不懂。”
杨红樱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直觉得我的童年很美好，因为没有大人管我。如果家长和老师总来问我：你读懂了吗？我肯定说不出来，可能还会产生挫败感。我的家长也不像现在有些家长炫耀自己的孩子：我们孩子现在就读英文原著、世界名著了。我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童年，所以直到现在，我是一个心灵很自由的人。”
“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是很个性的。”杨红樱强调说。
“我曾经在一个班级里作过调查，问孩子们：你们最喜欢我的哪一部作品？全班40多个小朋友，说出30多种不同的答案，即使答案相同，每个人喜欢的理由也不一样。阅读体验跟他们的个性、成长环境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相关，所以，我们真的不能绑架儿童阅读。”
杨红樱反对绑架阅读，轻易不肯推荐阅读书目，即使推荐也要是“个性”的。
“前几天，我刚刚表扬了一个爸爸。他先告诉我女儿几岁，读几年级，什么样的性格，目前已经读过哪些书……这样，我就会非常具体地针对他的女儿推荐。”
杨红樱推荐阅读书目的标准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兴趣。因为我觉得，在孩子童年期，我们大人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和培养他们的兴趣。”杨红樱说得掷地有声。
孩子离这个世界的真相最近，罗曼·罗兰就曾经这样说过：“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掩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它是一切……”
作者系《人民教育》记者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4年08期
好妈妈尹建莉：发现教育的真相
冀晓萍
她凭借一本《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让许许多多的中国妈妈认识了她：尹建莉。
无数妈妈把这本书视为“育儿宝典”。
然而，她更希望每一个读者能透过这些文字看到背后的教育真相。
动动脑筋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尹建莉出生在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父母慈爱，滋润了她善良的天性。然而，他们在教育子女上也像其他家长一样犯了很多错误。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唱歌。但我们家孩子多，母亲嫌吵，每次都制止我们唱。慢慢地，我唱歌的兴趣就萎缩了，现在想唱却不会唱了。”
“我6周岁的时候特别想上学，但当时大家都是7周岁上学，父母不让我去。”
“那时候，粮食短缺，吃饭的时候盛多了，吃不了，他们要求我必须吃完。”
……
多年后，尹建莉依然能感受到“父母的不理解”带来的刺痛。童年的痛苦回忆，引发了她成人后的很多思考。
尹建莉说：“我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最大的关爱，决不去盲目地爱孩子。”
如果说这种意念的萌发还只是感性的，那么12年的教书经历以各种方式给了她很多教育的启示。
1984年，20岁出头的尹建莉成为一名中学教师。面对调皮捣蛋的中学生，她也曾模仿别的老教师去“打”学生。善良的尹建莉下不了狠手，只是拿书轻轻地拍一下学生的脑袋和肩膀。
“那时候，对比之下，还自以为很文明。但后来反思，觉得真的很恶劣。虽然没有给孩子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在精神上对孩子是一种羞辱。”30年后，尹建莉说起这件事，还深深地自责。
有的孩子上课说话，尹建莉罚他们到教室外站了一节课。内蒙古的春天很冷，第二天有个孩子感冒了。孩子妈妈来到学校，劈头盖脸地训了她一顿。
家长的责问，让她惭愧，也让她庆幸。她反思自己：孩子上课说话，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方式去了解、解决？
习惯性地沿用旧有的教育方法，看上去简便，却让尹建莉尝尽了苦涩。为了改变，她不停地反思用什么样的方法最能帮到学生，不停地琢磨、尝试、考虑。
“我做了12年教师，有12年的进步，甚至完成了别人20年的成长。”但在尹建莉的印象中，很多教师不是这样的，“有的教师是在把同一种工作经验重复12年。”
“有的老师天天骂学生，他也发现学生进步不了，但明天还是骂。”
“动动脑筋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一定能跟孩子学会很多。你对孩子的每一点关爱，都会收获孩子的回应。”
“有了尊重，互动才是有效的”
有人认为，带一个班比带一个孩子经验多。
尹建莉不赞同这种观点：“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看到一个儿童完整的成长历程，就能看到所有的儿童。”
农民知道，春天播种，种子什么时候发芽，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结果，什么时候收获。所以，农民会耐心等待，不会拔苗助长。
“它4个月才能正常成熟，你要求它两个月就收获，这是反自然、反天性的！”尹建莉说。
她认为，耐心等待不是克制自己，而是要懂得，孩子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教育者要做的是，照顾到孩子的需要，而不是家长的需要。
但是，家长的需要不是孩子的需要。“现在，一些家长把两三岁的孩子送进各种辅导班，这是家长的需要，不是儿童的需要。”
“这是急功近利的教育心理，家长不了解教育的真相，把自己对教育的焦虑感和对分数的追求强加到孩子身上。都说，教育的眼光要长远，可是这些家长连5年的眼光都没有，一开始就破坏了孩子的学习兴趣。”
“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学习好，上名校，但我从不向孩子要分数。”
“上小学的时候，很多孩子得300分，但我女儿从没得过，她很粗心、马虎，但我竭力呵护她的学习兴趣，关注她学习习惯的养成。”
她很重视女儿的意见，是个“听话”的妈妈，但她坦言，自己也曾经“不听话”。
“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公主裙，可我觉得穿着整洁大方就可以了。她每次提出买裙子，我都回绝了。直到我的一个同学送了她一条裙子，她是那么的快乐！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不听话’的妈妈。”此后，女儿买衣服，即便选中的衣服特别难看，她也尊重女儿的意见。如此，女儿反而不固执，很愿意听取妈妈的意见。
“为什么你的孩子听不进你的话，因为他有一个不听话的家长。有了尊重，互动才是有效的。”
现在，尹建莉的女儿成长得很好，高考时以高于清华录取线22分的成绩被内地和香港两所高校同时录取，后来去美国一所常青藤盟校读硕士，毕业后在香港工作。
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不一样，你的孩子犯错，批评就行，我的孩子犯了错，必须得打。
尹建莉说，“教育要照顾到表面差异，更要看到背后的教育原理。”
“表面上，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长相、爱好等天差地别，但是人与人之间对爱的需要、对美的向往等这些根本的需要，相似之处远远大于差异之处。”
不要放弃阅读
在采访中，尹建莉多次提到、强调阅读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性。
“我当老师那会儿，学校生活比较简单，教师经常搞自主阅读。那时候，教师真的是有文化的群体。但今天的教师阅读贫乏，已经称不上知识的代表。哪怕是孩子高考，教师的孩子都没有优势了。”
她告诫教师和家长，千万不要以工作忙为借口放弃阅读。
但阅读不能急功近利，“有的家长，为了教育孩子，就买一本书，那样理解起来是很肤浅的。多读10本书，教育思想就会上一个新台阶。”
“教育不是一个专业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本书能解决的问题，它要面对的是人，是整个世界，甚至宇宙的问题。想要理解教育，光读教育类的书籍还不足以成长。要读得多，读得杂，反过来再看教育时，就豁然开朗了。”
她希望，学校能给教师和学生多一些闲暇去读书：“学校往往忙于各种检查，把师生的时间都占满了，这对学生、教师的成长都非常不利。”
同时，她鼓励家长也要积极地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帮助教师成长：“发现教师存在问题时，要站出来，反映出来，一般的老师都会有足够的善意去接纳、反思。”
“一些家长一边抱怨，一边旁观，无助于教育的改进和家校关系的和解。”
作者系《人民教育》记者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05期
李希贵：不让一个个孩子消失在概念中
李镇西
由潍坊到北京，再由教育部到十一学校，他快乐而执着地缔造着教育传奇
知道李希贵，来自早年的一篇题为《一个教育局长的听课手记》的长篇报道。真正见面是在潍坊的一个饭馆。那次去潍坊讲学，晚上校方请我吃饭。巧的是，当时“李局长”正在隔壁屋吃饭，听说我来了便过来打招呼。他向我伸出手：“欢迎你，李老师！”
但见他集小伙子的英俊与中年人的沉稳于一身，笑容真诚而富有节制：“欢迎你来潍坊‘传经送宝’！”口吻俨然是会见外宾的国务院总理，但接下来是一句大白话：“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吃好，喝好！”
再次见到李局长，是几年后在北京。当时，教育部有关部门打算出一套“当代教育家丛书”，我忝列其中。当晚，打开酒店的房间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斜卧在床上看书。四目相对，彼此都乐了：“李局长！”“李老师！”
据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组织所谓“当代教育家”写书，每人一本。面对如此殊荣，跟李吉林、魏书生等大家坐在一起，我多少有些自豪，更多的是不安、心虚。但我也看到个别“教育家”言谈骄慢，好像给他出版著作是在央求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希贵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音调不高，语速不疾，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他说他所做的“还仅仅是探索”“远不成熟”云云，低调得毫不做作，谦卑而又内敛。
那几天，大家忙着开会，研究写作提纲。一回到房间，我便放松了，可希贵依然手不释卷，时而蹙眉细看，时而仰头凝望，若有所思，念念有词，如此痴迷！我忍不住问是什么书，他给我看——《新概念英语》第一册！我大惊失色：“你看这个作甚？”他眼睛也不抬一下，对着书回答我：“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几年后，他出访美国，居然能够比画着和人家简单交流，拿着英文读物也能知道个大概。回国后写下《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我才恍然大悟：这家伙，原来如此！
后来，我和希贵见面渐渐少了。我偏居一隅，在西南一所涉农学校快乐而执着地编织着我的教育故事；他则由潍坊到北京，再由教育部到十一学校，同样快乐而执着地缔造着他的教育传奇。
他心中装的学生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十多年来，虽不常见，但关于希贵和北京十一学校的正面报道、负面评价和中性传闻不绝于耳。这大概是所有改革者必然会有的“宿命”吧！
他一直心系校园，准确地说，是他心里一直装着学生。我认为这正是他后来一切作为的根源。在我看来，他在十一学校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只是“教育改革”，而是“教育革命”了。它让我们的教育眼光回到了教育的起点，让我们思考一个朴素但又被许多教育人忘记了的问题：我们的教育究竟为了谁？
其实，我们似乎从未停止过对诸如“办学目标”“教育目的”之类话题的讨论，而且答案好像越来越“明确”了——“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呀，“为了一切学生”呀，等等。但我总觉得这些写在许多学校墙上的醒目标语似是而非，“人民满意”中的“人民”又是谁？大家约定俗成或心照不宣地认定是家长，还有各级领导，还有含混无比的“社会”，所以“办人民满意的学校”其实是“办家长满意的学校”“办局长满意的学校”。
“为了一切学生”好像指向很明确，但实际上也很模糊甚至空洞，因为“一切学生”还是一个集合概念。但李希贵心中装的学生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希贵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一个个孩子消失在“人民”和“一切学生”的概念中，我们应该追求“面向个体的教育”！
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我们走了很远，却忘记了为何出发。”如果问教育最早的出发点是什么，答案不正是一个个具体的学生吗？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越来越高瞻远瞩，“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谈到办学，不少校长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宏大词汇：“理念”“规模”“模式”“打造名校”“国际理解”“走向世界”……唯独忽略了每天要面对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孩子。李希贵所倡导并践行的“面向个体的教育”，正是要把“这一个”“每一位”重新置于教育目的和办学目标的首位。
这个主张并非李希贵原创。我们的老祖宗不早就说过“因材施教”吗？所以他所呼吁的“面对个体的教育”似乎并不新。但我赞同一种看法：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天被人做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迁移到现在的背景去继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因此，针对当今中国教育无视个体的现实而提出“面向个体的教育”，便显示出了它的改革新意。
希贵对每一个学生的尊重，不仅仅体现在课程改革、走班制等“宏观层面”；在一些微观的细节处，他也充分体现出几乎本能的对孩子的“在乎”。
去年我陪地方教育局局长去十一学校，大家聊得很欢，可不知什么时候坐我旁边的希贵不见了。我以为他打电话去了。谁知，二三十分钟后他才回来。
我正纳闷这个电话打得也太长了。他一坐下便抱歉：“刚才我陪学生吃饭去了。今天星期一，该我陪学生吃饭。”原来十一学校有个制度，每天中午都有一位校级干部轮流陪学生吃饭。当然，校长和学生吃饭似乎已不新鲜，我看到过媒体宣传某些学校的校长和学生“共进午餐”，但这些校长是把这当作对优生的“奖赏”：经过选拔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才有“资格”与校长同桌吃饭。
我试探着问他：“是不是你以这种方式和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他解释道：“不是不是。他们是来找我帮忙的。”这更让我不解了。他继续解释：“今天有一个学生说他打算组队去参加一个比赛，但凑不齐队员，想让我在全校范围内给他推荐合适人选。”我恍然大悟。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这是学生对全校空调使用情况的调查数据，他们认为学校空调的使用率不高，有些资源浪费，想让我给他们出出主意，怎么才能使空调的使用更合理。”他诚恳而自然，令人动容。
我想起十一学校教学楼过道里张贴着一张手写的“校长道歉卡”——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因国际部大楼改建工程延期至明年暑期，原定2014年十实事之“学生影院建设工程”作为改建工程的一部分，顺延至明年进行。为此我向全体同学致歉！
李希贵
聊起此事，他笑了：“今天还贴了一张新的道歉卡呢！有同学抱怨有时来参观的老师在教学区大声说笑，影响他们上课。”我说：“这是参观者的错呀！你是代他们道歉的。”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但我从他的表情上读到某种不屑回答的意味：“你这都不懂呀？我是校长嘛！”
希贵的同事告诉我，李校长把手机号向全校学生公开。每当收到学生的各种诉求短信，他总是及时转给相关部门。这样的校长恐怕也不多。
在当今中国，几乎每一位校长都爱说“以人为本”，却不是每一位校长都能够把这四个字化作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李希贵做到了。
当许多人还在憧憬某些崇高的教育理念时，他已经在行动上远远地走在了前面
我听到的对希贵及十一学校的批评和质疑主要有三点：一是十一学校集中了全国许多学校不可能拥有的“资源”，尤其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二是李希贵搞的是“西化”；三是十一学校的做法不可复制。
十一学校的做法可以被批评和质疑，但我认为，这几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中国不是所有学校都拥有那么丰厚的物质资源和优秀的教师队伍，但拥有相当条件的学校绝不只十一学校一家。为什么有的事儿十一学校做到了，其他同样重量级的学校却没做到？
说十一学校“西化”，但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动摇，面对西方的一些有效的做法，难道就不能适当地借鉴和学习？
说十一学校的做法“不可复制”，这正是多年来一些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创新被否定的“理由”。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复制”呢？不能“复制”就没有意义吗？十一学校为中国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能，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为中国至少是北京的孩子及其家长多提供了一种选择，这不挺好吗？
谈起这些，他淡淡一笑：“有争议是好事，能让我们更加完善。何况我们的确还在探索中，也不成熟。”依然满脸真诚。
“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这是李希贵论著中流露出的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表明他想改变教育的决心。今天再读，我实在惭愧。十多年过去了，不能说我一点都没有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但和希贵相比，我做的实在有限。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说的是实践的力量。希贵之可贵，就在于他不仅以民主的教育理念来解释“世界”（教育），而且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十一学校，他将“面向个体”的教育观实实在在地化作了学校常态的教育生活。当我们许多人还在憧憬某些崇高的教育理念时，希贵已经在行动了，而且远远地走在了前面。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教育科学发展研究院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5年24期
叶澜：教育要先读懂“人”
庞庆举
从教50余年，叶澜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甘心以教育学为志业的学人”。
“我为什么愿意做教育学人？”叶澜说，“因为教育的丰富复杂，需要以研究者个体生命的全部丰富性去体悟、理解和表达，做教育学研究令人永远有学习的冲动。教育学人的生命会因此越发丰富、美丽和幸福。”
把教育中的“人”找回来
1958年，叶澜怀着“培养老师”的憧憬，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叶澜走上了教育学研究的轨道。当时，教育学属于“综合/复杂”学科，相对晚熟，在学科之林中处于弱势地位，要“以教育学为志业”，注定充满挑战，任重道远。
1980年，叶澜远赴南斯拉夫访学。中外对比下，叶澜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教育学中缺了“人”。本是围绕“人的成长”开展的教育学研究，却偏偏看不到“人”，这是多么大的失误啊！没有“人”的教育学是机械的，若以此指导教育实践则是可怕的。她认定，教育学要发展，必须把教育学中的“人”找回来。
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叶澜主动辞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的职务。2006年8月的那次总理座谈中，她说：我是“教育学”教授，对教育学研究的热情和心甘情愿，几十年不减分毫。
为了找到更多围绕“人”的研究启发，她走进学校，然而越是寻找，越是失望：在学校教育中，她看到了教材，看到了刚性的管理，却丝毫看不到“人”。越是缺乏，就越是坚定了她完善教育学研究、改进教育实践的决心。
从此，教育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共同的漏洞，成为叶澜走进教育深处的门。尔后，“生命·实践”教育学和“新基础教育”成为叶澜志业的“天”“地”双螺旋。
先读懂学校，再诊断、重建
为了读懂学校、校长和老师，叶老师坚持每学期进学校，进学校必进课堂，与校长、教师深入接触和交流。她最喜欢坐在门口第一排，与黑板和学生呈45°角，师生交互的全景悉收眼底。她说，这能让她有根据地作出判断，给出切中肯綮的建议。课后必研讨；若时间允许，研讨后还和学校领导、教师开座谈会。
在每一个“新基础教育”现场研讨会上，如果叶老师在场，她一定是记录最投入、对话最切中要害的人。她笔记本上的记录工整而又繁密，各种特殊符号、旁注、圈联、归纳，不同色笔的标识，活像“鬼画符”。
研讨的内容多针对现实问题，大量时间是在诊断哪里有问题，怎样可以更好（“新基础人”称之为“捉虫”和“喔效应”），如何“二度”反思—重建，“发现问题就是发现发展空间”是“新基础教育”的教研文化。
这种文化的形成非朝夕之事，它是在叶老师的表率、引领下，以“相约星期二”合作研究制度、“长程策划与阶段推进”等研究策略为保障，在大学专业人员“深度介入”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日常研究性变革实践中，逐渐养成的新行为习惯。
有一次在外地研讨，叶老师听到一节九年级语文课《唐雎不辱使命》，其中一个环节是通过诵读、表演等体会唐雎和秦王的人物性格。现场，学生有各种读法和表演风格。评课时，大家主要围绕如何借助文本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研讨。
叶老师评课时首先肯定了这样的研讨很好，关注到用语文的因素提升对人物内在精神的理解。接着，她话头一转：
“这让我想到，教师要善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研究学生。研究学生不是说要通过问卷、座谈，学生其实在课堂上在不断向教师呈现自我。孩子对于唐雎和秦王对话的理解，说明他们善于体会，摸透了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唐雎说‘未尝闻’天子之怒，不是不知天子之怒，而是虽然知道，但是含蓄，让秦王的张狂进一步表现出来，这是弱国使者与强国国君对话的智慧和策略。初中生容易叛逆，是个让教育头痛的难题，但孩子对文中人物的理解、揣摩，说明孩子能够且善于体会他人，这对教育研究、实践和青少年成长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现在，大多数老师研究学科内容的意识远远强于研究学生的意识，但是恰恰只有研究透学生，把握住学生的成长状态，才能做‘人师’，才能真正对儿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让我们一起学做人师，学着在课堂里、在日常生活中，观察、研究学生现有的问题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从现有的问题走出，让更多的学生从现有的高度走向可能达到的高度。我们在这方面再下功夫，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课堂，再来设计，这样不可能有倦怠！教育世界如此丰富！充满了需要思考、创造的事情，我们哪里有空倦怠？！只有无所事事、不做研究，才会倦怠。”
这样的打开式、提升式评课，不仅没有脱离具体文本、真实教学，而且贴近学生的成长需要和成长阶段的关键期，贴近教师的生存方式，对教师反思、重建，对学生发展，对课堂本身的生命成长，都有启迪价值。这种形式的研讨会很受教师的欢迎，每逢研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坐。
叶老师不仅在研讨现场善于倾听、捕捉、互动、提升，而且在研讨之前的“备课”和研讨之后的“课后作业”上都下大功夫。每次研讨前，她都会仔细阅读手头收到的材料，哪怕只是一张安排表或目录，从中读出安排背后的思路、策略及人员的分布与成长。
同时，叶老师要求自己：凡是要求学校提交的材料，无论多忙，都要抽空提前阅读、梳理，从中诊断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发现新的创造、阶段问题与发展空间。叶老师说，有了“行与知”“事与人”“创造与问题”交互解读的“深度备课”，现场努力倾听、捕捉、判断、提炼，相互之间才能进行既读懂又促进的重建式对话，促进合作者更加明晰“自我”的发展状态与可能，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事实上，许多访谈者也谈到：之所以能在合作共生中创造教育新天地，是基于日常持续的“深度”介入，基于日常积淀的相互“读懂”。
研讨之后，凡是对方提交的材料，叶老师依然要及时梳理，及时反馈；没有“课后作业”时，叶老师则在头脑中对研讨现场进行“回放”“重播”。把学校发展揣在心里，殚精竭虑，反复思量，这背后是怎样的热爱和甘心！
201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深度访谈：读懂创造教育新天地的人们——叶澜与“生命·实践”教育学合作校部分校长访谈录》，书中叶老师为所有“生命·实践”教育学合作校校长，逐一“画像”。既有访谈前拿到基本情况表的“素描”，也有访谈现场即时的“速写”，还有访谈后的“工笔写意”。校长、老师们的形象，从执行者变成了实践创造者，从方法的操作工变成有信念的教育者。
唤醒人更好的自我
其志即其行，其业即其人。对生命的尊重、热爱和“读懂”，与生命间的“互动生成”，不仅是叶老师的研究常态，也是她待人接物的习惯作风。
有一次外出作报告，叶老师在进报告厅前上楼时不慎摔伤，无法站立。邀请方劝她暂停报告，先去医院。但叶老师听说报告厅已坐满，过道也站得水泄不通，有的听众为了听这场报告还提前4小时就来占座，她不能辜负听众。叶老师当时已无法站立，在涂抹药膏、作简易包扎处理后，我们抬她到讲台，一路上她不停地对我们说“谢谢”。说谢谢的时候，她望着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她的眼里看到的是每一个具体、丰富的人。
她坚持作完了近两小时的报告。邀请方说：“她完全可以只讲一半啊！”
叶老师住院期间，请了一位中年女护工，跟叶老师交流后，护工说，“我们配合很默契”“我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暖心的话了”。
叶老师不仅说暖心的话，还从护工的故事里读到了淳朴、勤劳等与土地相连的精神气息，反思城里人的精神缺氧，思考民工过年回乡潮、儿童精神成长中的大山、城乡差距等问题。“城市化的过程不只是改变农村的经济和教育贫困落后，也要改变城市的浮华和狂妄自大。这需要两类人之间相互尊重、欣赏、学习，从对方身上吸取精神能量，改变自己的不足。人逐渐变了，我们才会有新型的农村与城市。永远不要把别人只当作你的工具，你才会看懂每一个具体和丰富的人。”这是被缚在病床上的叶老师说给我们听的话……
她常感叹：“我的身边都是好人，我经常遇到好人！好福气吧！”其实，人不同程度地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教育者的伟大就在于能在不经意间唤醒人好的、向更好的那一面，不断激发出人渴望变得更好、追求自我完善的内在发展需要。“经常遇到好人”，其实是她善于焕发人更好的那个自我。
作者单位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6年10期
“知心姐姐”卢勤话“知心”
邢星
卢勤当“知心姐姐”30余年，曾长期主持《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栏目，发起“知心姐姐”报告会、开设“知心家庭学校”，并于2002年创办《知心姐姐》杂志，其间接触过无数的少年儿童——她了解孩子。
卢勤是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获得过“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全国优秀少年儿童工作者”等诸多奖项和荣誉称号——她深谙教育。
卢勤曾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韬奋新闻奖”获得者；其所著《写给年轻妈妈》《做人与做事》等教育类图书累积销量逾千万册，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她善于表达。
了解孩子、做教育、著书立言，卢勤说这三件事在本质上一样：都是在“进行心灵的沟通”。这一次，我们就聊聊“知心”这件事。
“我相信梦想成真，而且始终不放弃追梦”
“1960年，《中国少年报》成立了‘知心姐姐’栏目。我看到好多小朋友给‘知心姐姐’写信，于是有一天，我也悄悄地写了一封。大意是：我看到《中国少年报》刊登了许多学校的少先队活动，我们班的活动也搞得很好，怎样才能见报呢？”
“不久，我就收到了‘知心姐姐’的回信。她在信中亲切地称我为‘卢勤小友’，回复说：报上没有刊登过的活动，如果你写就有可能发表；就算一时没有发表，你也不用灰心，总有一天会成功。”
“后来我按‘知心姐姐’说的办法投了稿，我们中队的活动果然上了《中国少年报》。”
“小小的成功，能够激发大大的梦想。第一次写信就收到了报社的回信，我们班的活动又真的见报了，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从此，我立下人生第一个志向：长大到《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那一年，我11岁。”
卢勤的话是“流”出来的，没有多余的字句，没有不必要的停顿，故事情节连贯，起承转合顺畅，节奏并不快，却让人听得心里一阵痛快。
从立志起，卢勤就开始将梦想付诸行动。
“小时候，我一直梳短发，为了像报上‘知心姐姐’的样子，悄悄留了长发，也梳起了两条小辫子，又特意去北京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姿势都跟‘知心姐姐’一样。但是后来取回照片一看，总觉得少点什么，仔细对比才发现，我缺少‘知心姐姐’那可信可亲的微笑。于是，我开始见人就笑，时间长了，就有了‘亲和力’，微笑也成了我与人交往的‘见面礼’。”说这话的时候，卢勤就正微笑着，眼睛、嘴角都弯成好看的弧。
“上中学后，我是第一批共青团员，当了三年班级团支部书记和校团委会委员。下午放学经常到后海边与同学谈心，聊人生、聊学习、聊烦恼，你说我听，我说你听。当时就觉得别人信任你，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你理解别人，走进别人的心里，这种‘知心’的感觉真好！”
梦想与现实渐渐靠近，卢勤初三毕业时目标更加明确：“高中毕业报考人大新闻系，大学毕业去《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当‘知心姐姐’。”
可是，追梦的路向来不平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8年，卢勤高三毕业时，大学的校门都关闭了，《中国少年报》也停刊了。
1969年，卢勤成为上山下乡的千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来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在这里一待就是整整10年。
“我下乡3年没回家，组织青年农民和下乡知青共30个人办了一个剧团，春节期间去各村演出，很受欢迎。4年后我调到白城知青办工作，又成了知青的‘知心姐姐’，他们找对象都要让我给看看合适不合适。”卢勤笑着说，“在那里，我学会了群众工作，既可以跟老人沟通，也可以跟年轻人沟通，跟孩子沟通。”
上山下乡的“岔路”仿佛将卢勤的人生轨迹引向了未知的方向，可她的梦想故事突然峰回路转。
“1978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做晚饭，偶然听到《星星火炬》节目里正在广播《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当时我无法按捺内心的激动，连夜给《中国少年报》写信，诉说我童年的梦想，表达我这些年来的心声。”卢勤说得动情，“1979年6月，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踏入了朝思暮想的中国少年报社，成了一名记者。那一天，我流泪了。我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的梦想，一个知青的梦想，真的能实现。我下决心要为孩子工作一辈子。那时我30岁。”
为什么卢勤的梦想能够实现？
“因为我相信梦想能成真。一路走来，我心中始终怀抱这个梦想，而且在追梦的过程中始终不放弃。”此时，卢勤的笑容里又多了一份坚定。
“为了孩子，我什么都能够做到”
孩子的心田，你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么。
如果你听过卢勤的讲座，或者读过她的书，你一定能感受到卢勤心里有对孩子满满的爱，并由这爱生出满满的力量。那么，爱的力量源自哪里呢？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国少年报》登出盲童李学美姐姐刻苦学习的故事。我们班决定请她来作报告，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我也不知道盲童学校在哪儿，于是买了一份地图，一大早就上了公共汽车，中间倒了三次车，一边打听一边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校长室。”
卢勤走进去一看，校长室里坐满了人，他们都是来请李学美的。她赶紧跑到校长面前，一口气讲明来历。校长说了一句话，让卢勤至今记忆深刻：“孩子的事儿优先！”
那一天，校长不仅优先安排李学美到卢勤的学校，还专门派车把卢勤送了回去。
卢勤回忆说：“当时有一种‘英雄归来’的感觉，我就觉得社会对孩子很尊重。后来我当了‘知心姐姐’，也常常想着‘孩子优先’，只要孩子出面邀请我去他们学校作报告，我都尽量答应。”
“这次成功的体验对我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收获了信心。让我觉得你只要很真诚地跟人沟通，一往无前地去做，大多数人理解了你的意图后都会支持你。”
卢勤说，满满的爱心与信心都是“一件一件的小事”积聚而成的，从小到大，她这样的经历太多了。
“1986年，我们报社要组织‘全国好队长夏令营’活动，想请一位省委领导或者市委领导来参加我们的开营仪式。”很多人都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卢勤却说：“先别说‘不可能’。”她找到领导参加其他活动集体拍照的空隙，直接走上前去介绍：“我们有一个‘全国好队长’的活动，要举行夏令营……”领导拍完照径直往前走，根本没理她，但卢勤仍然一路跟着领导，边走边说明情况。最后，省委领导竟然真的被她说服了。
“我自己也欣赏那股勇气，就好像为了孩子，我什么都能够做到。只要是为了孩子，我会非常执着地做一件事，有困难也绝对可以克服。”
卢勤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其实沟通不光靠语言，心灵的沟通依靠一种心理能量。如果你沟通有障碍，那么这个障碍在你的心里，你可能觉得正在沟通的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我始终认为孩子的事很重要。”
“沟通能力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因为沟通需要主动。”卢勤说。
“我不是从小想当‘知心姐姐’嘛，所以总想主动帮助别人。我记得小学五年级学一篇课文《海边青松》，讲的是英雄安业民爱国爱民的故事。我非常感动，放学后便和同年级的两位女同学一起，秘密成立了一个做好事的‘安业民小组’。除了打扫卫生、修理厕所这样的事情之外，我每天都在默默地观察：‘谁需要我的帮助呢？’如果发现哪个同学情绪不高，我就写一张纸条，上面是一句能让他心里高兴的话，然后趁着他走进教室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塞进他的手里，自己再若无其事地走开。”
“这个经历让我感受到，心灵的帮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开始搜集名言警句，因为帮助人的时候需要用。也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爱记录的习惯，遇到书上看的、别人说得好的语句随时记在笔记本上，这些都是滋润心灵的营养。”
在寻求“知心”的路上，卢勤既找到了沟通的快乐，也找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
“3年前，我们小学同学聚会。阔别50多年，有一个男生一见面就说：‘卢勤，你还记得我吗？小时候，你天天送我过马路！’我才想起来了，徐耀荣，这个淘气包！他总疯跑，把肋骨摔断了，穿着铁背心，我每天把他送过马路再回家。他说完这句话就哭了，我也哭了。我感到50多年过去了，岁月抹去了许多记忆，留下的却都是别人对自己的好。”卢勤笑着，眼睛闪亮。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爱心和信心正是在做一件一件的小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人生观也得到发展，认为‘人活着之所以快乐，是因为能够让别人更快乐’。后来我做‘知心姐姐’，发起‘知心姐姐’报告会，开设‘知心家庭学校’，最终，我成了一个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卢勤总结说。
“家长、老师要学会倾听孩子”
卢勤少有地收起笑容，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家长在‘教育’孩子，老师也在‘教育’孩子，没有人在‘倾听’孩子。其实教育最重要的是‘知心’，‘知心’最重要的是倾听。只有听懂了再说，教育才有的放矢，所以家长、老师要学会倾听孩子。”
“我在上幼儿园时，遇到一位特别好的老师。这位老师好在哪儿呢？就是她懂得倾听孩子。记得上幼儿园第一天，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了6支彩色铅笔和一张白纸，让大家随便画。我当时可高兴了，因为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彩色铅笔，于是每一种颜色拿出来，分别在纸上画了一条像弹簧一样螺旋形的彩条。其实，我主要是看看哪个颜色好看。”卢勤说着，笑得很生动。
老师看了看卢勤的“画”，问道：“你画的是什么呀？”
卢勤一愣，她根本没想画的是什么，可是看到老师期待的目光，她脑子里灵光一闪：“是烟。”
“是吗？你回家再去观察一下，看看烟筒里冒的烟是什么颜色的。”老师笑眯眯地说。
放学了，卢勤在回家的路上就开始观察，结果让她很失望：所有的烟都是灰灰的，只是有的深些，有的浅些，太难看了！
第二天到了幼儿园，这位老师又问卢勤：“你画的是什么呀？”
这一次，卢勤想了想，回答说：“烟。我画的是‘明天的烟’。”
“你很有想象力！”老师拍拍卢勤的肩膀，满意地说。
“童年的这种记忆非常美好，老师的倾听和肯定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从此画画成为我一生的爱好。”卢勤回忆说。
“我觉得，我的妈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她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宽松的、倾听的家庭环境。”卢勤举例说明，“小时候，最让我得意的一件事是为自己改名字。父母给我起名叫卢桂华，5岁时上幼儿园报名，我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听，提出要改成当时开始时兴的两个字的名字。我妈很赞成，她召集全家人开了‘家庭会议’，给我起名：卢迪、卢芳、卢琴……最后，我选了‘琴’音，但改成了‘勤劳’的‘勤’。几天后，幼儿园门口贴出报名名单大红榜，我一眼就看到‘卢勤’两个字，高兴得马上回家报告：‘妈！我起的名字贴出来啦！’妈妈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去看，连连说：‘这名字好，简单，好记，又勤快！’”
“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童年，他们没有给我压力，倾听、尊重我的意见。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自己的主见被大人采纳，是最令人感到幸福的事。”卢勤深有体悟地说。
但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知心姐姐”工作，身为母亲的卢勤却曾经忽略了倾听自己的孩子。
“我总觉得听孩子说话浪费了我写稿子或思考的时间。所以，每次孩子和我说话，我总是作出很忙的样子，眼睛左顾右盼，手里还不停地翻动着书报。没想到，我的‘忙碌’给孩子的语言表达带来了障碍。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话说完，他就讲得很快，当嘴巴跟不上思维，他说话就变得结巴起来。我对他说：‘你别结巴！’他结巴得更厉害了。”
这时，卢勤的妈妈支了一招：“你儿子和你说话，你好好听着就行。”
卢勤开始注意“认真倾听”儿子讲话，慢慢地，他竟然不结巴了，说话很精彩，甚至渐渐有了幽默感……
“倾听真是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让人获得智慧和尊重，赢得真情和信任，也可以让一个‘口吃’的孩子，变成语言的天才。”卢勤反思而得，“大人会听，孩子才会说。好说、会说的孩子身后，一定会有爱听、会听的倾听者。”
“其实做‘知心姐姐’很多时候也是在倾听。”卢勤说。
“我到了报社以后，负责回复‘知心姐姐’信箱的来信，每一封都很认真，抬头写‘某某小友’，落款写‘知心姐姐’。这种回复对我来说是基本功，就是学会用孩子的语言跟他们沟通。”
“1987年，孩子们呼唤‘知心姐姐’从报上‘走下来’。孩子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结果孩子们排着长队啊，一个会议室里满满地挤了600人。孩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诉说自己的心里话，我才知道，孩子有很多心声没有地方说。”
“于是我们开始‘知心姐姐’进校园，然后又开通了‘知心热线电话’。后来，‘知心姐姐’报告会、‘知心家庭学校’、《知心姐姐》杂志、‘知心姐姐’网站一步一步发展起来……”
“倾听孩子的心声，是‘知心姐姐’一辈子的工作。”
一口气说到这里，卢勤如释重负却又余意未尽地戛然而止。
卢勤说，做了几十年“知心姐姐”，沟通的媒介改变了，孩子和大人都在改变，但是“人性是无法改变的”——“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需要沟通，心灵的沟通”。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4年04期
曹文轩：我喜欢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邢星
曹文轩在中国作协七届六次全委会的间隙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迎出来站在门口，一身黑色休闲款西装，远远看去挺拔、精干。越走近，他的眼睛就越吸引我的注意，我一直想找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那双眼睛：清亮。当我重新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才终于明白，这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位有《草房子》《青铜葵花》等诸多畅销佳作的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个成功演绎着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成熟男人，依然拥有孩子一样对这个世界含着善意的、微笑着的目光。
“想象力让我富有”
采访的时候正值北京的初春，可曹文轩却说：“我最不喜欢的季节是春季。”因为他记忆中的春季是与苏北农村的贫穷和饥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土地上，说来你可能都不相信，那个时候我吃过糠、吃过青草。”曹文轩微微眯起眼睛，一边回忆一边平静地讲述，他所说的我只能想象却无法体会，但若是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人恐怕都感同身受。“春季是青黄不接之季，头年的粮食吃完了，这一年的庄稼还在地里生长着。而春天的白天也特别长，太阳又特别暖和，人身体里能量的耗费要比冬天大得多了，可是没粮食。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到了春天的时候，就希望天早一点儿黑下来，黑下来你没办法就得上床了，不然你对饥饿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关于饥饿，曹文轩曾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正是春天的时候，一个暖暖的中午，小文轩的肚子饿极了，趁人不注意，他偷偷溜进了学校给教师做饭的厨房。揭开锅盖的瞬间，一股热气伴着米香扑面而来，一看到锅中那白花花的米饭，小文轩竟然不顾烫，抓起一把米饭就往嘴里塞去。就在这时，语文老师出现在厨房门口，正漠然地看着他！而此刻，小文轩一手拿着锅盖，一手捂在嘴上，手上还沾满了米粒……
“苦和幸福很难说，因为它有一个转化的问题。”此时回望那段贫苦的岁月，曹文轩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我想造物主还是公平的，它给你贫穷的时候又给了你一笔财富，这个财富只是你当时不知道。”那段生活给予他的人生财富就是想象力：“正是我小时候的那种贫穷，使我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甚至发挥到了极致。”没有吃的，曹文轩就想象出各种各样的珍馐美味，他想着自己长大了“做一个屠夫”的样子：“能顿顿吃大肥肉，嘴上整天油光光的”。没有书包，“我就想象着我有一个书包，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书包”。没有一支好笔，“我就想象我有不止一支笔，而且还是各种颜色的笔”。在那段物质极其匮乏的岁月，曹文轩用想象填满了自己心中的世界，“那种能力的培养，那个时候当然不知道它会成为我以后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这就像一笔钱已经存在你的存折里了，若干年后才知道你原来有一个存折，打开来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存款”。
想象力“是高质量生命的一个标志”，可如何将贫穷和苦难转化成想象力呢？
“一个是天生的。我们能看出来，说这个小孩想象力很丰富。”曹文轩一边总结，一边回忆，“我想，我天生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曹文轩儿时一直生活在水边：“你望着它，无法不产生遐想。水培养了我日后写作所需要的想象力。回想起来，小时候我的一个基本姿态就是坐在河边上，望着流水与天空，痴痴呆呆地遐想。”
另一个“是跟人生经验有关”。“在想象力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生的遭遇要非常不平坦”，就如曹文轩切身经历的贫穷，“那就说明你‘没有’，你‘没有’的时候就会希望自己‘有’，那么这个‘有’哪里来的呢？只能通过想象”，“通过想象来弥补空缺，无形之中就触发对一个人想象力的培养和锻炼”。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知识。”曹文轩将知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想象力是一个火箭，推动这个火箭的就是知识。如果没有知识，我不能想象它升空能有多高、有多远，这个抛物线的弧度有多大。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想象力；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就有多么丰厚的想象力。”曹文轩说他给小孩子们作讲座也常常说起，要“通过读书来增长自己的知识，知识帮助人，让人有了一种想象力，有了想象力就有了一种创造，然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曹文轩小时候，每天放学就和小伙伴们在田野、河边、稻地、麦地、芦苇丛各处玩闹，“空闲时间非常多，就是书少”。但和其他孩子相比，“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我小时候阅读的条件，可能比我周围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好很多”。因为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在小学当校长，“虽然书不多，但是毕竟我是有一些书看”。从小学到初中，父亲学校里的两大架子书就成了曹文轩珍贵的精神食粮。他看了鲁迅的书，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看了《红楼梦》。
“现在想起来非常有意思，”曹文轩说起自己独特的文学学习之路，“当时有个叫浩然的作家，如果现在我们用纯文学的眼光看，会觉得他的作品意识形态色彩很重、很浓。可他虽然是写阶级斗争的，但是他也写刮风下雨，有风景描写，所以我从当中学会了风景描写。他虽然可能把人物错误地理解了，可他毕竟刻画了人的肖像，说这个人是个胖子，胖到什么程度？裤子穿得马上就要开裂了。”聊到生动的文字记忆，曹文轩禁不住笑出声来，“他教会了我几乎所有的文学写作的技巧、文学写作的方法。”他甚至这样评价：“浩然这个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的作用，恰恰是后来我们认定的那些非常伟大的作家、了不起的作家都没给予的，因为他的作品培养了一代人的文学的能力。”
曹文轩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有个颇富象征意味又很好听的名字，叫《紧弦》。那还是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当时公社文化馆“有一些老师专门下乡来辅导业余创作”。老师看了曹文轩的作品，很郑重地说了句：“基础不错。”“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是非常认真的”，曹文轩回忆说，“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一篇作品好多人提意见、打磨啊”，“一次一次修改、一次一次修改”，慢慢终于“熬出头了”，作品发表了！“当然，那个时候是没稿费的，可自己的东西发表了，当时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因为业余创作的突出表现，1974年，曹文轩经老师推荐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那对他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转折”，竟也是一段“极其压抑的”时光。
“实在是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是有一点点，就……”曹文轩犹豫了一下，挑拣着词语，“受不了了。因为太贫穷了，总是想着要离开那块土地，去一个可能好一点儿的世界，想象中的世界。”当时曹文轩就暗下决心：“要尽一切可能，通过我个人的奋斗离开那块土地。”文学正是曹文轩找到的出路：“果然文学帮了我忙，如果不是因为它，我也不会到北大；如果不到北大，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人生轨迹。”
曹文轩带着一个农村孩子朴素的想法来到北大：“我到大学来是读书的。”可那个“文革”时期的北大也并不是曹文轩想象中的美好世界。他一进校门，立刻被纠正想法：“你怎么是来读书的呢？你是来革命的！”因为理想和现实激烈的矛盾，曹文轩十分失望和无助，“我在北大的那个时间是极其压抑的”。
可是还好有文字。曹文轩是一个把文字当作“家”的人，他说“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过往的经历通过文学得到升华，在曹文轩的文字里，苦痛都消散，世界仿佛又回到童年那些纯净的想象里。
他坦陈：“我写东西在语言上是很认真的，比较考究的。我不会去用那些没有质地的语言进行表述、描写。”“我作品的主人公常常是孩子，更准确地说，我是寻找了一个儿童视角，我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什么是孩子的眼光呢？曹文轩的解释让我恍然，“当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发生变形，这个世界会得到过滤。因为孩子一般看到的都是相对美好的东西。”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经历了苦难和压抑之后，曹文轩的文字世界依然一片纯净：“我喜欢用这样一个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即使我不写儿童文学，我在日常生活中看社会、看人也是这么看，所以写那样一个东西很适合我。”
《草房子》出版10多年，印刷了130多次；《青铜葵花》现在每个月仍在印刷。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曹文轩的作品有市场也有口碑。因为这片难得的纯净，曹文轩的书一直为儿童读者所喜爱，可曹文轩却说：“我不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儿童文学家”，因为“我在写东西的时候，较少考虑到我的阅读对象是儿童，更难考虑他是我唯一的阅读对象；因为我创作时想到的是我在写一个文学作品，我考虑更多的是艺术。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想到契诃夫的一句话：当一部戏的第一幕把宝剑挂在上面的时候，最后一幕应该把宝剑拔出剑鞘；我可能想到卡夫卡的一句话：小说，是能够敲开冰冻的海面的一把斧头；我可能会想到哈默克的一句话：小说就是用针挖井”。
面对成功，曹文轩说：“我可能是一个非常走运的人，就是说我的作品无意中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最幸福的是“我的事业和职业是统一的”
曹文轩有作家和教师两个身份，在他看来这二者“是没有矛盾的”。虽然“一个是要求理性程度很高的，一个是要求情感程度很高的”，但“这两样事情总能结合到一个人身上”。
说起在北大留校任教的经历，曹文轩讲起一段有趣的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了”。刚毕业，曹文轩就接到了北大的橄榄枝，但“因为北大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并不想在北大留下”。曹文轩收拾好行李，作出了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曾料想到的决定：回老家！整整一年的时间，曹文轩就待在家乡，“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儿晃悠了一年多”。可怪就怪在，这一年间，北大每月按时给曹文轩发“工资”，直发到曹文轩“不好意思”了，他终于重新“回到了北大，走上了讲台，从此就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大学老师”。在北大的这方讲台，一站就是20多年。
“北大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北大，我们是一个互相的选择。这个选择从现在来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在北大，我的事业和我的职业是统一的，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事业，这是我最幸福的地方。”曹文轩解释说，“我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堂，它可以让我自由发挥，让我的想象力、我的思想得到充分的展示，让我把这些东西给我的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采访中，曹文轩老师的语言是节制而有逻辑的，始终在一个温和的调子上，但一说到课堂，他的语速明显地快了：“我曾经给学生讲小说，讲一个作家的观察。比如汶川大地震你关心什么，观察的角度是什么？军队来了、飞机来了、水车来了，但这是报告文学的东西。我是写小说的，我注意的是什么？我注意的可能是别人根本不注意的。比如有一个镜头，一个老太太从山沟里撤出来的时候沿途已经走了好几十公里了，可她背后一直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有一只小狗。那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这才应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应该注意的材料。可能是老太太压在那个地方，是一条狗救了她，用舌头舔舔老太太，那么这就是我说的小说。小说就在这儿呢！”
师从曹文轩这样知识渊博的教授，他的学生肯定获益多多。我猜想要拜他为师也会很不容易。对于挑选学生注重什么素质？曹文轩回答：“我挑选学生，首先一点，他要勤奋。第二点，要聪慧。第三点，他要有教养。这个是我选择学生的基本条件。”
语文课本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文本”
常常到中小学作讲座、与中小学师生交流，曹文轩这位大学教授更关心整个的教育链条。“现在我们这个链条上出现了问题，原因就是在这几十年间大学教育与下面的中小学教育脱节，两方面的人员没来往、没渗透，这两年有所改变。就说语文教材的编写，原来语文教材编写，大学老师是不介入的，但这几年编教材的人员反而是大学老师作为主导性的部分，再集合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一起完成。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讲，多多少少弥补了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一个断裂。”
曹文轩上高中也正赶上“文革”，但他却说：“我的高中恰恰是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原来，正是因为“文革”，当时一批无锡和苏州城里名校的名师“就下放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在曹文轩所在的学校——一个非常普通的乡村中学任教——“教数学的、教物理的、教化学的，哪怕是教我们打篮球、跳绳的体育老师都是名师”。而当时语文老师的教学方法让他记忆犹新：“虽然教材里头的所有文章都充满了政治色彩，但她把它按照语文来讲，讲文法、讲章法。”
“现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学都有问题可以探讨的。”曹文轩的语气里有担忧，“其中有一点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在近10年的语文教学里，我们过于强调语文的人文性，忘记了它的工具性，而好多问题都是和轻视语文的工具性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语文课本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文本”，应该“在写作上有可以说道之处”。这些看法来自他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感受，他听过许多老师分析课文，“重心基本压在对这个文本的人文价值的分析上，很少听到一个老师去讲它的篇章结构，去讲它的文法、笔法、技巧，去讲它的文章之道”。所以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偏颇的地方”。
曹文轩说：“我们现在编的是一个语文课本，而不是一个人文读本。我们不是拿语文来给小孩进行一个简单的思想教育，重心应该是在文章上，因为学校各个课有各个课的功能，要思想教育你还有思想品德课嘛。”那什么才是好的语文教材呢？“过去叶圣陶他们编语文课本的时候根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适合孩子念的、非常好的，文质——无论是文还是质——都是非常地道的文章。”
对于当下的中学教育，曹文轩觉得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果把学校比作一条完整的生产线的话，他认为“从中学接过来的产品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工序”。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写作。“按理说，高中把学生交到大学时，他应该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写作能力的训练，已经知道了文章大致上是怎么回事，有个基本的文章的章法，知道了篇章结构，起承转合，字通句顺。”进入大学这道工序的时候，学生的语法不应该存在这些问题了。然而“很多学生都没过关，文章篇章结构不会安排，语言不通顺。结果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大学老师面对的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那些已经念了博士的学生，老师在看他论文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一个病句，而且文章的篇章结构、逻辑安排都有问题，这些问题本来都应该是读高中时解决的。”曹文轩说，这也不能怪高中老师，“因为这是一个教育体制的问题”。
“我喜欢看一些非常有智慧的书。”曹文轩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他的读书经验，“比如角度刁钻、出人意料的。有一本《黑夜史》对我的启发很大，它教会我怎么用另样的眼光看待被我们忽略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谁会想到黑夜和人类文明史之间的关系呢？黑夜是人类生活里头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类的第一部《法典》就是跟黑夜有关系的。这种书，不光是书里的内容我非常喜欢，同时它的思路提醒了我们常常放弃了的、非常重要的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其实这个道理跟文学创作一样，是需要一个别出心裁的视角。”
但另一方面，曹文轩也说无论读什么书，都要有自己的方法：“我看书就像一个猎狗在追一个猎物。追不到这个猎物我是不甘心的，哪怕是很臭的书，我也要明白它臭在哪儿。”曹文轩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叫“雁过留毛”，“一辈子生命很宝贵的，就这么看看扔掉了不行。只要一本书从我眼皮底下经过，你必须留下一些东西再走，不然你就别从我这儿过”。
曹文轩曾经说过，《草房子》里的桑桑有他童年的影子。可采访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即使坐在曹文轩的面前，听他讲着成长的经历，我仍然无法想象桑桑长大的样子？后来我突然想起彼得·潘，那个永远也不会长大的孩子。于是我想，也许桑桑从来就没有长大，也许曹文轩还一直是桑桑，也许我们每个人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都仍然想要自己变回那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1年09期
金近：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一个教育家
何夏寿
《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狐狸打猎人》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皆出自金近先生之手。
他的童年充满了泪水，却用一颗童心给儿童读者奉上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童话。
他的人格转化为作品中的光辉，在孩子们心中闪亮
金近1915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四埠乡前庄村，这是浙东沿海一个偏僻的小渔村。金近出生时，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12岁时，为了活命，亲戚介绍他去上海一家布行做学徒。身体瘦弱，语言不通，加上乡下孩子见识太少，当学徒期间，他经常遭受店老板的打骂。
金近儿时只上过3年私塾。他的成才，完全依靠刻苦自学。离开布行后，他在上海一家儿童报刊社做小发行员，生活艰辛，但他嗜书如命，一有空就找书报来读，古今中外的，儿童的、成人的，只要是字，他都如饥似渴地读。读得多了，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他觉得自己有故事要写、可写。于是，他尝试着投稿，写了一篇又一篇，也被退了一篇又一篇。他不气馁，还是不停地写。1937年4月，金近终于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童话《老鹰鹞的升沉》，他捧着杂志，高兴得几夜都睡不着。
从此以后，他对创作的热爱一发而不可收，文章越写越好。在以后50年里，他为小读者写了大量题材丰富、体裁广泛的作品，但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还是童话。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儿童文学园地还一片荒芜，他全力为孩子们写作，他的童话《谢谢小花猫》被拍成动画片，那是新中国为孩子们拍的第一部美术电影，以后他陆续有《小猫钓鱼》《布谷鸟叫迟了》《小鲤鱼跳龙门》《狐狸打猎人》《狐狸送葡萄》《看门的大黑狗》等8部童话被拍成动画片，至今家喻户晓。其中《小鲤鱼跳龙门》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动画片《小猫钓鱼》的主题歌《劳动最光荣》直到现在还是传唱不息的优秀儿童歌曲。还有一部分童话被翻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在国际大舞台上广为传唱。
他的作品与人品，获得了众多文学前辈的称道与赞誉。冯亦代说：“金近是个内秀的人，平时显得木讷，但写的小诗和童话，常常抓住我们的心。他的淳朴完全来自他的童心。”严文井说：“金近的朴素、诚恳、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转化为他作品中的光辉，在孩子们的心中闪亮。”
金近一生关心儿童、了解儿童，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副组长，“文革”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先后协助张天翼、严文井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立下大功。
“老师，一定要教给孩子正确的文字”
1983年，我在家乡小学当语文代课老师。有一次，同事告诉我，《小猫钓鱼》的作者金近是我们前庄村人，我兴奋极了，从一本儿童刊物上找到金近供职的单位，给金近先生写去一信。现在想来，那是一封什么信啊？！简直就是一份考题。除了开头的自我介绍外，接下来是3道问答题：一问金近老师是不是前庄人，如果是，记得村里哪些人，哪些地方。好像我是派出所调查户籍的。二问他有没有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唉，想不想回家，纯属个人行为，人家根本没有必要向你报告。三问我也喜欢写故事，可就是写得不动人，能否帮助指导。人家那么忙，凭什么拿出时间和精力来辅导你？
那时，我还没完全相信金近就是家乡人，甚至从心底里怀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真能走出如此名人。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正在校门口值班，邮差交给了我一个牛皮信封。我一看，寄信人的地址是一行印刷好的红色楷体“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后面用蓝色墨水署着“金近”两字。
啊！难道真是金近给我回信了？！我的心激动得跳到了嗓子眼，整个身子轻得就要飘起来。我冲进办公室，像中了大奖似的，扬着手里的信：“金近给我回信了，回信了！”
办公室里的老师以为我中了邪，纷纷起身，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像进了角色的演员，不管别人怎样想，大声地念起信来：“夏寿老师：您好，来信收到。我是金近，是浙江省上虞县四埠乡前庄村人……”
我读得响亮，读得旁若无人。
在这封两千多字的回信里，金近不但十分具体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而且还扩充了好多他对家乡的记忆，让我确信他是彻头彻尾的家乡人。他说：“小时候我跟父亲到海里去捉黄泥螺。这黄泥螺可以鲜吃，也可以腌着吃，那种口味，真的称得上是人间美味。虽然我身居遥远的北方，偶尔见到商场有黄泥螺出售，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来吃。我吃着家乡的味道，思念着遥远的家乡。夏寿老师，感谢您在我家乡教书，我向您深表敬意！如果您有创作上的需要，尽管向我提出，我一定尽力而为。”
有一个细节是让我记住一辈子的。那次我给金近先生写信，没写我这里的地址，金近先生在信的最后说：“也许您工作太忙，您给我的来信中忘了写上寄信人地址。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我是永远记得家乡是浙江省上虞县前庄村的，但如果您以后给人家投稿，请检查有否写上自己的地址，否则人家就找不到您了。当然，这是小事，顺便提一下。”
我为自己的冒失而羞愧，更为金近先生对家乡的深情而感动。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我似乎看到一个清清瘦瘦的老人，正伫立在北京的书房里，遥望着南方的夜空，叨念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自那以后，我和金近先生开始了不间断的书信往来。我阅读了他寄给我的一批又一批儿童文学作品。大都是他的作品，也有他朋友的著作，诸如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等，每个名字都能在中国儿童文学界这面大锣上敲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些阅读，为我日后开始童话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春，我们前庄小学新盖了一排两层的校舍，还新建了校门。校长说，学校的校门要搞得有文化一点，有教育意味一些，非常希望能请金近先生为我们题字。他知道我和金近先生有书信往来，让我写信跟老人家说一说，还说他征求了乡领导的意见，可以付酬金。
我立刻给金近先生写信求字。金近先生很快复信了。首先是祝贺学校盖了新楼，为表示自己的心意，他说通过邮局给学校寄去了一包图书，请我收到后转交学校图书室，给孩子们阅读。还希望学校能否在校园里种些树，净化空气，对孩子身体有好处。最后说到题词的事，他说自己从小写不好毛笔字，允许他练练后，过段时间完成“作业”。至于酬金，哪有自己向自己家收取礼金的规矩，这个“创新”要不得。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收到了金近先生寄给我的挂号信。信封很大，里面装的是三幅大小不等的条幅，上面写着大小不同的“前庄完小”四个字，还有金近先生的签名。字迹清秀庄重、干净利落，像是微风中挺立的劲草，工整不失活泼，三幅字都适合做学校门牌。可美中不足的是，三幅题词中前庄完小的“庄”字都多加了一点，成了不折不扣的错字。尽管校长说，在做学校门牌时，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处理，把这个“庄”字改过来，但我还是把情况如实告诉了金近先生，并且多余地说，如果不改，孩子们肯定会说“金近爷爷写字也这么粗心”。
当我把这事说给老师们听后，校长担心地说金近先生怕是再也不会跟学校有任何往来了。
但没过多少天，我意外地收到了金近先生寄给我的挂号信。打开一看，是一张书写无误的“前庄完小”宣纸，还给我附上一封简短但令我终生难忘的信：“何老师，我非常感谢您帮我修正了一个错字。我这个‘庄’字的写法，是过去我们前庄村人的写法，现在看来完全是个错字。作为一名小学老师，一定要教给孩子正确的文字。从您的来信中，我完全相信您是一个十分严谨负责的老师。家乡的孩子会因为有您这样的老师而受益的，我为家乡有您这样的老师而自豪。”信的落款是：粗心的金近。
事后，我问过村里的老人，“庄”字加点，是我们前庄人特有的写法，那是人们出海打鱼时讨的彩头，希望鱼多一点，虾肥一点。我听后，又羞又愧，对先生的敬意越来越深。
自此以后，我和金近先生的通信更趋频繁。先生来信，必问村里变化，问到那条路，问到那条河，问到那棵老樟树，问到那些人等，当然问得最多的是孩子们读些什么书，老师是怎样教孩子读书的。1988年12月，他在信中对我说，明年春天，他尽量回家乡一趟，一定要去家乡看看。我们都期待啊！
可是，天不假寿，接连两次脑溢血，金近终于没有回来。
童话的教育性是靠形象和故事说话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界普遍盛行“儿童文学就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只强调教育意义，过分交代思想，忽略了艺术趣味，认为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小读者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把童话当作一张药方，导致了“思想概念化、情节公式化、人物干巴巴”的作品泛滥。
金近认为这是对儿童文学的曲解。他提出，童话要有教育性，但不要忘了童话是艺术，艺术是靠形象和故事说话的。忽视了艺术性，写出来的东西不生动、无趣，反而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童话是儿童文学中特有的形式，幻想、夸张、神奇、故事性强，我们要利用好这些特点，来塑造好鲜活的童话形象。
与单纯说教相反，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还有另一类现象，以为童话就是让小孩子玩玩、乐乐，过于强调趣味性甚至到了庸俗低级的程度。这些作品不是从爱护儿童出发加以引导，而是故意夸大孩子的缺点，以“出洋相”为快。
针对这一现象，金近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一个教育家”“如果还承认儿童文学作家就是儿童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就应该抱着严肃的工作态度，怀着热情关怀的心情，写出真正既有教育性又有儿童情趣的童话作品来，通过故事、通过形象，使儿童明确辨识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
1956年，金近身体力行创作了传世之作《小鲤鱼跳龙门》。当时国家正处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交替时期，各条战线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金近在参观水库时得到启发，通过几条小鲤鱼找龙门、话龙门、跳龙门的情节，写出了当时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饱满热情。在创作过程中，金近始终把握童话的特性，把幻想性、现实性和小鲤鱼的生活习性自然地结合起来，突出了童话有趣、夸张、浪漫的色彩，故事一登出来便受到广大孩子的热烈欢迎。
金近描绘了横跨河面的大桥、新建铁路上飞驶的火车、插满红旗的水库，然而在小鲤鱼眼里却成了龙门、大龙……小鲤鱼们天真的想法，使人读起来流畅、自然、贴切。
冰心先生读了金近的童话，这样说：“金近所用的话都是最通俗的儿童语言”“可以说我们写儿童文学的，最成功的就是金近”。
1989年7月9日，金近在北京逝世。冰心含泪为其墓碑题词：你为小苗洒上泉水。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金近小学
原载于《人民教育》2016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