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吉十七年中秋节刚过，沈老太君终于耗尽了能量，一病不起，头几日还能喂进汤药，到了后来只是深深昏迷，直至八月二十四，沈老太君断了气息。
沈老太君能够亲眼看到儿子续弦，儿孙满堂，享受了一品诰命夫人的尊荣，临终也没有遭太多罪，可谓善终。沈括早有预料，也没有太过悲伤，安顿着张管家筹办丧事，通知兄长沈披回家守丧，自己则上奏折，乞请在家守制。
对于沈括这样的大臣，是够夺情资格的，一般官家和大臣之间要经过几个来回，才会让大臣安心在家守制。但这次，柴勐真需要沈括回京，河湟吐蕃虽然顺利的招降，将青唐更名为西宁州，董毡被封为西宁候。但瞎毡、欺巴温原本就和董毡不和，与西夏眉来眼去，此时见大周便要鲸吞宗哥、龛谷之地，如何能忍，直接投了西夏。西夏党项人见久攻不下的河湟之地被大周轻易拿下，便兴兵三十万，从三路进攻熙河、秦凤、延庆三路。一时边地告急，幸得这一年，整军、练军从未停止，边境各城堡也修筑得牢实，才勉强守住。此时朝廷全靠王安石一人独自支撑，王安石一力主张让沈括夺情辅助军政，柴勐便连下了三道旨意。
沈括是大周朝廷西夏事务的能臣，早在六年前便写下了《平西齐民论》，此次熙河开边也是他为了从西夏的后方发起攻击，使其首尾不得顾，而与王安石大力推动的国策，他很清楚在河湟事了之后，西夏会有反应。眼下正值秋季，西夏的马匹经过了一个夏天的饲养，正是膘肥体壮。每年秋季，西夏总会来边地劫掠一番，一是此时边地正值收获，还有一点就是西夏此时的骑兵是最强的时候，今年又恰逢朝廷夺了西夏的后路，西夏肯定不会忍。
原先沈括计划的是六月请假，八月回京正好能赶上应对西夏的报复，没曾想到母亲去世，一直以纯孝著称的他无论如何不会夺情。依沈括原先计划，正好借这个机会，把西夏的主力一网打尽。但他不在京城，王韶刚平定陇右、河湟，无法参于机枢，朝廷主战派势单力薄。但如果官家只是想守，以西军，特别是秦凤路山地野战军表现出来的战力，西夏绝难讨一点好。一念至此，沈括便按纳住建议朝廷与西夏进行灭国之战的念头，力陈此时应固守防线，西夏必会自行退军。
柴勐收到沈括的辞谢奏折已经到了十月，此时三条战线大周均取得了胜绩，西夏粮草准备并不充分，几次失败后，觉得没什么胜算，便想通过和谈来挽回损失。西夏皇帝李谅祚派来了几个使者痛斥大周违背约定、侵犯西夏利益，要求大周赔偿损失。柴勐看到西夏服软，不在刀尖上说话，反而学汉人讲道理，心中更加大定，着王安石起草一篇《答西藩问》甩给使者，将其轰出京城。柴勐和王安石等大臣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居然放弃了一个天大的好机会，西夏皇帝李谅祚命使者去谈和，实际上只是想掩盖一个事实，李谅祚在进攻延州时，中了流箭，伤及要害，现已返回西夏京城兴庆府，留在前线的只是持着王旗断后的军队。因担心大周军队借机发动猛攻，干脆派使者去麻痹大周朝廷。等大周明白了事情原委，西夏军队早已退得干干净净。
沈括的事儿就这么放下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张围绕沈括的大网正悄悄的铺开。
秦源自河湟返回后，皇帝给他加了柱国的虚衔。作为参知政事，秦源已处于大周朝廷的顶端，能够与之较力的也不过文彦博、王安石两人。文彦博身为枢密使，掌管天下军务，爵位潞国公，已位及人臣，封无可封，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不是秦源能够抗衡；而王安石与文彦博相比资望尚浅，胜吉变法又得罪了一大批人，王安石能在当参知政事时与同平章事文彦博掰手腕，并成功取而代之，那么自己自然也可以。秦源暗中猜度：王安石洁身正好，清廉刚正，但他的变法同党沈括就没那么清廉，家中产业富可敌国；身为一国计相，专营盐铁度支，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财路，稍微一动心，便可财源滚滚。沈括每年给宫里宫外上下打点，就不信抓不住什么把柄。
胜吉变法自胜吉十六年六月开始在大周施行，一年多以来效果显著，加上熙河开边的功绩，王安石在朝野中声望鼎盛，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强援沈括请了长假，为了趁热打铁，将变法进行到底，胜吉十七年八月，王安石提请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达到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的目的。原拟由王安石和枢密院副使欧阳修兼领。但欧阳修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参知政事秦源同领。
这个机构弥补了因沈括、王韶等人远离机枢而造成的变法派势单力薄的局面，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变法之官员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并于同年九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兴利除弊、变而通之。
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积极努力下，胜吉十七年九月之后，连续发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农田利害条约等法的实施细则，对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展开，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胜吉十六年，朝廷一年的收入为一亿零五十万贯，经过在京东东路、京西南路、河北东路、河东南路四路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清理出未纳税的兼并土地八千万亩、隐户一百五十万户，田税按每亩一斗计，役税按每户出一丁，每丁四百文计，仅此四路增加的田税、役税就高达五百四十万贯。当然，此四路也正是因为土地兼并加剧，才会致使民反，其它各路未必有如此多的兼并土地和隐户，但据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各路的相度利害官（注：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派往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汇报情况来看，如大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朝廷每年将增收至少两千万贯，约占年收入的两成。如果加上，因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在大周施行所带来的对经济的作用，每年还将增加一千万贯的收入。
胜吉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柴勐在垂拱殿听了王安石的汇报，想到了自己不顾帝王体面，在内侍省增加织造司、盐铁司与民争利，六年过去了，内库银两也只是增加了七十万两。当然，织造司、盐铁司所得盈利甚丰，可是内宫的开销巨大，大内的翻修扩建要钱，太后娘娘、后宫嫔妃穿着用度要钱，后宫宫女、宦官这几年都有不小的赏赐，这些钱都是来自于织造司、盐铁司。收入多，开销也大，这么算下来，内库能积存到二百万两白银，在历朝历代中也算富裕。
柴勐收敛了心思，对诸位辅臣道，“众位爱卿，胜吉十七年，胜吉变法收获甚丰，一百二十万八禁军、厢军如今裁减至六十万禁军、二十万厢军，一年仅军费一项节省了九百五十万。大周军队数量虽减，而战力尤增，熙河开边，一战尽取二千里疆域；熙河、秦凤、延庆三路抵挡西夏三十万大军，不落败绩，反重伤西夏国主李谅祚。京东东路、京西南路、河北东路、河东南路原本民怨沸腾、战事糜烂之地，仅过一年便较往年增收五百四十万贯，而且百姓富足，再无徭役之苦，此诚诸位相公之功也。”
“全赖陛下洪福齐天，圣筹帷幄。”
“今日，朕决心在大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望诸位爱卿同商国是、共襄盛举。”
“臣等遵命！”
众臣俯首听命，文彦博、欧阳修欲言又止，王安石面无表情，秦源则喜上眉梢。柴勐看在眼里，心中便有了计较。
散了朝会，王安石回政事堂坐班，与吕惠卿等僚属商议如何在其余路州推行，而秦源则告了假前往司马光及苏轼的府第。
秦源为吏部尚书时官声不佳，但出使北辽、招抚河湟为他带来极高的声望，加上位居参知政事，司马光和苏轼自然不敢怠慢，各自引入正堂，秦源也不厌其烦分别向其二人解说朝廷的决议和苦衷。司马光和苏轼虽然和文彦博、欧阳修一样是坚定的保守派，但秦源这么一出，让他们对秦源的观感改善了许多，知道秦源并不是随着官家和石相变更祖宗成法的主力干将，而自有他的苦衷。
待秦源离开苏轼府第，苏轼便让管家备好马车前往司马光的府第。苏轼与司马光早已达到了攻守同盟，要为匡扶朝纲，避免百姓遭殃而共同努力。
在司马光府中，苏轼见到了沈括之长子沈冲。
沈冲按父命来京城居住，与诸位师长讨教学习，并已定好明年三月，待沈老太君半年丧期过后，迎娶司马光的三女司马琴。自从两月前见了司马琴一面后，沈冲来司马府的次数愈加勤快，虽然多半时间是陪同司马光说话，但也能借机会去拜见未来的岳母，顺便见下未婚妻。
此时，司马光正在和沈冲评点胜吉新法，见苏轼进来，也不用刻意招呼，早有下人备好茶点，请苏学士上座。
苏轼与沈冲也早已认识，苏轼对沈括、沈冲都比较熟悉，相对而言，苏轼更喜欢和沈冲交往，因为沈冲根本没有沈括身上那种锱铢必较、精打细算的商人气息，而沈冲虽然比自己小十四岁，但识见丰凡，诗书俱佳，是可以谈文论道的知己。
“所以，吾才说，此青苗法放之京东东路等四路可行，在其它路则万万不可。”司马光已和沈冲谈了半天胜吉变法的得失，苏轼一听便明白他们所谈之内容。
苏轼笑着说道，“洪州黄鲁直今日与吾谈起石相，说石相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石相品德优于常人，只是未免偏激些。”洪州黄鲁直，即黄庭坚，系胜吉十六年进士，今年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文章最佳，被选任为国子监教授，苏轼见其文章，认为其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属于难得的佳作。苏轼的评价，自然让黄庭坚名身大涨，震动四方，黄庭坚也感恩苏轼的提携，主动拜入苏轼门下，时人称两人为“苏黄”。
司马光不以为然，“鲁直如此评价，倒有些过誉了，吾与介甫相交多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介甫只是不晓事理，性格又多执拗也。”
司马光身为沈括的阅卷师，与欧阳修、沈括、王安石等辅政大臣均有不错的私谊，胜吉十六年，欧阳修极力向柴勐推荐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柴勐便将司马光擢升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胜吉十七年年初，欧阳修因身体不适，有意辞去枢密院副使的职事，便向柴勐推荐由司马光接任，柴勐深知司马光的才干，也有此意，但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
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只在京东东路等四路施行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吕惠卿准备在京畿路及二十八路都施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司马光才对王安石的急功近利表示不满，他认为各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王安石及其属僚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光鲜，真正实施起来漏洞丛出。
苏轼说道，“秦相适才去吾府上，所为何事，中丞可有计较？”
“秦源寻你我二人，不正是看重言路清流吗？只可惜，他想要动介甫自然犹如以卵击石，可是想要动存中，又怎么可能！”
听到司马光谈及父亲，沈冲忙起身肃立，同时竖直了耳朵。秦源与父亲沈括有宿怨，沈冲早已知晓，但他以为那只是微末小事，沈家并未放在心上，没料到沈括只是居乡守制，这秦源便伺机报复，且听泰山大人有何高见。
司马光示意自己的爱婿坐下，接着说，“秦源既然能找到你我二人，必然也会联系其它言官，与我二人言明，只是想让吾等抽身事外，两不相帮罢了。”
“那新法之事呢？”
“新法之事，事关国家根基，岂能徇于私情，吾等自然当据实申辨，明日我便修书介甫，言及利害，同时我欲联名上书朝廷，请官家暂缓实施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请子瞻签名助势。”
“那是自然。”苏轼正色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