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颖一起，在图书馆见到了学校出版社负责人黄老师。黄老师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六十多岁的老人，也是一个带走书生气的文化人，他穿着长袍，手上拿着折扇，将腰挺得笔直，在他的身上总是能闻到知识分子食古不化的味道。见我是一个毛头小子，他有些怀疑我的诚意，他问我：“是你要赞助出版社，还是你父母要赞助？”
这话逗得旁边的孙颖直笑，也是他这句话让我瞬间看明白了他是哪一类人。我虽然并不赞同他的行教方式，也不赞同他这类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但是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学问和对于尊师重道的言传身教。说实话，能在这大千世界中固守本心的师者已经并不多见。我投其所好地对黄老师作揖行礼说：“老师误会了，赞助的不是我也不是我的父母，但是赞助的事却千真万确。”
我们在图书馆外的休息室坐下，我将“疯狂烤翅”的刘哥有意赞助出版社的事向黄老师传达，也说出了刘哥想要借校报宣传自己烤翅店的意思。黄老师犹豫着说：“我原本以为是校友的无偿援助，早知道你们动的是校报的注意，我就不应该大老远的跑回学校。”
我有些疑惑地说：“这是两全其美的事，黄老师有什么余虑不妨说说看。”黄老师站了起来走到窗子边，背着手看着窗子外的校园，看得出来他犹豫不决，他说：“校报就应该是学术性的东西，不应该和商业挂钩，如果我同意了你们，那就意味着校报被资本收买，这绝对不行。”
在来此之前，我曾了解了校报的一些基本情况，也仔细研究过几期刊文，发现校报上绝大多数版面都是刊登学术论文，所以受众狭窄。再经过与黄老师谈话，我立刻发现了症结所在。我胸有成竹地对黄老师说：“老师，我研究过校报，上面有关的物理化学实验非常精彩，也有一些文学著作非常优秀，就是受众太少，现在的报纸为半月刊，每期发行量在一千份。我们以此计算，一个月有两千人看见了这些精彩的论文，那如果我们把半月刊改成旬刊，每期发行量增加到两千，那我们一个月就会有六千人的受众，那这样就算我们占用一半的版面来刊登其他内容，一月之中我们传播的论文和思想也只会有多无少！”
这时，黄老师转过头来问：“你是说增加发行量和缩短期刊时间？这意味着更大的花费和更多的投入，谈何容易！”我说：“我知道校报是黄老师一手创办的，你是想推广学术，这些年来都是你用薪水支持发行，老师放心，我会在增加发行量的同时，解决资金的缺口问题，人手的问题我也会解决，并且向老师保证，我门将进一步提高报纸的质量，绝不会落入俗套，成为敛财的工具。”
黄老师回到了座位，保持着一个学者应有的谨慎态度问：“你准备怎么做？”我将早已在心中整理好的答案说出来，告诉他我会仿照正规报刊将校报分成几个板块，然后刊登或者连载一些学生喜欢的话题，增加阅读量，从而使赞助商获利...
我不知道黄老师有没有认真地听我说，但是我相信他肯定知道一般报刊的运作套路，所以我并没有细枝末节地向他表述太多的东西，我最后对他说：“反正就一个目标，增加校报的发行量，缩短发行周期。”黄老师缓缓地说：“可以试试，但你需要和校学生会沟通，因为每一刊，从排版到论文的选择，再到发行，都是他们在义务出人出力。”
我没有想到会退回来和学生会的人打交道，都说学生会是官僚机构，但是有黄老师引荐，我相信事情会好办很多，我们约好了明天继续在图书馆见面。
我本来想带孙颖一起去吃烤翅，或者找一个“小四川”尝尝家乡的味道，但是黄老师坚持要请我们吃饭，他说：“第一次见面，你们又是外地人，我就代替其他上海人略尽地主之谊！”虽然对上海菜并没有多少好感，但是黄老师的热情让我们不能拒绝。
饭桌上，黄老师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说了校报发行过哪些有意义的文章，做了多少期学术性论文，在校内校外有什么影响，最后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尽力回答！”
看得出来，黄老师对校报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让我们来并不是真的只为了吃饭，而是想要将他对校报的深厚情谊和敬畏传达给我们，他想要让任何校报的参与者也同样保持敬畏之心。可是人心又如何能在朝夕之间改变呢？我敷衍说：“在办报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再请教黄老师。”
黄老师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想了一想说：“我是教历史的，历史见证了太多兴衰。文明可能会间断，但历史不会，我们当前的任何问题，都能在历史中寻找到答案。如果你们有疑惑又不想问我，你们也可以自己寻找答案——最好在历史中寻找！”
黄老师的话题总是有些沉重，他总是能从一件小事中找出深刻的道理，然后用平淡无奇的语言说出来，让人又不至于在沉重之中沉沦，而是轻描淡写的接受，这可能是他作为一个历史老师所具有的特殊本领。我对历史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虽然我的专业与历史关联不大，但是这让我对他的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饭后，我把孙颖送回了学校，她提醒我要将校报的事向她“汇报”，我答应了她。
第二天，当我去到图书馆时，只见文艺社社长与黄老师坐在那里，旁边还坐着一个高高扎起马尾、眼神犀利行为干练的学姐。曾经被文艺社拒绝，我显得有些尴尬。在黄老师介绍之后，我才知道文艺社社长就是学生会文艺部部长，“难怪这么神气！”我心想，并有些蔑视，认为今天的见面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文艺部的部长叫陆长文，旁边扎起高高马尾的学姐名叫赵琪，是学生会宣传部部长。黄老师已经给他们简单介绍了我的来意，其他人并不知道我与陆长文曾经见过。
陆长文像当初为迎新晚会审稿一样，他已经先入为主地定位了我的角色，他第一个开口问：“你能为出版社拉来多少赞助？”我对这种不怀好意的口气始终保持着警惕，并时刻准备着反击。我说：“你应该问我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能为出版社招来多少赞助！”陆长文嘴角上扬，用一种近似戏谑和嘲笑的方式问：“你还想找人长期合作？就利用校报？”
我笑了笑说：“陆社长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应该给刚刚那一句话上设个期限，因为没有期限的承诺毫无意义，你的说话逻辑很有问题。当然，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也可以回答你，不是我想找人长期合作，而是别人想找我长期合作，而且利用校报已经绰绰有余！”
一向颐指气使的文艺部部长怎么受得了被一个文艺社弃徒争锋相对，可是对方的话又没有任何破绽，他冷笑说：“靠嘴说谁不会呢？”
黄老师和赵琪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火药味感到莫名其妙，赵琪说：“你们两这是在吵架还是在讨论问题？”黄老师说：“你们应该讨论一下如何合作效率最高。”陆长文起身生气说：“既然黄老师已经决定将校报分出去，我们文艺社肯定是支持的，正好我们正在筹备校园十大歌手比赛，也需要人手，所以校报的发行我们就不在参与了！”说完走出了图书馆。
我以为黄老师和赵琪会拦着陆长文，但是他们并没有，而是盯得我头皮发麻。我尴尬说：“我可以找到帮手！没有文艺社的帮助，我也保证校报按时出刊。”我承认在和陆长文斗气，我不甘示弱地说了大话，但是我有信心在没有文艺社的帮助下把报社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