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AL（巴尔大神）。1862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及法国和英国。这趟旅行部分构成了他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这本小书的内容。该书第五章写的是伦敦，标题“巴尔大神”，以此为题的原因，是人类仿佛作为牺牲正被祭献给这一叙利亚与迦南的神祇，其名号的意思简简单单：“上主。”即使是狄更斯，在他最黑暗的书页中，也不曾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首都，出此恶语。当然，作为一个俄国人他有理由不喜欢西方，但是其道德愤怒如此强烈，其描述又如此真实，让人无法不相信他。繁重的劳动、酗酒、成群结伙的娼妓——其中有些还未成年——造就了贫困和麻木。这一切都证明英国上层社会的确是将那些牺牲品祭献给了金钱大神。所以在那同一座伦敦城里，卡尔·马克思发出饱含着如此强大的复仇之力的预言，一点儿不奇怪。因为向自然法则屈服，即“吃或被吃”，就会使人背弃人类的尊严。我当时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便产生于有关千万民众被践踏于泥泞的思考。的确，有人也许会问，那些被践踏者是否会略感快意，当他们听说另有千万民众死于古拉格？
另一位俄国人，马克西姆·高尔基在20世纪伊始走访过纽约。他以《黄色恶魔之城》（“黄色恶魔”指美元）为题对其印象做过报道。我阅读该报道时心想他有些夸张，但还不算离谱，因为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来说那类城市就那个样子，而且在好多地方其特征一直保持到现在。后来，高尔基又到过索洛夫基（Solovki）[1]，彬彬有礼地假装没注意到他是在访问一座死亡集中营。
BACZY?SKI, Krzysztof（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30年代我在维尔诺遇见著名批评家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时，并不知道有一天我还会遇见他的儿子，而他这个儿子将作为一位诗人名闻遐迩。斯坦尼斯瓦夫·巴琴斯基是从华沙来东欧学院演讲的。他模样英俊，腰杆笔直，一副军人气概。这一点与人们所传他曾当过波兰军团枪骑兵（uhlan）以及他在西里西亚起义期间曾立下战功相吻合。政治上他属于毕苏茨基主义左派，由波兰社会党分化而来。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有其文章可以印证。他的混合性格引起我的兴趣。至少我从未遇见过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德国占领期间我曾登门拜访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在华沙的家（这个家属于他和他母亲，他父亲当时已经过世）。他给了我几首诗编进作品选。我记得他向后仰躺的坐姿，他始终受着哮喘病的困扰。他那文雅的仪表和他的苍白令我想到幽居于软木镶壁的房间里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形象。他既不与他那一代的《艺术与国家》[2]那帮人结盟，也不参与其对立面塔杜施·博罗夫斯基[3]的活动。他编辑着自己的杂志《道路》（Droga）。我当时并不了解他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思想演变。有段时间他曾自认为是托洛茨基分子[4]。康斯坦丁·耶伦斯基曾与他在斯蒂凡·巴托雷男子预科学校同班；他描述过由于班里同学嘲笑犹太孩子里谢克·比霍夫斯基而开打的一场架。“只有五个同学，包括克日什托夫·巴琴斯基，站在我们一边，与他们三十多人开架。”应该说明的是，比霍夫斯基后来在英国当航空兵。他给在纽约的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及波兰人不可救药的反犹主义，以及如果能活过战争他将不再返回波兰的决定。此后不久他便战死。他的飞机被击落于科隆上空。
巴琴斯基从一个哮喘病患者，从一个被母亲娇生惯养的人转变成一名战士，是意志力的惊人的胜利：“意志是我的至爱。”大概他那曾经在斯托胡德战役中打过仗的父亲将家族的军人传统传给了他，影响了他的意志力。批评家们写到他的转变，称颂这位英雄的战士诗人，但对他必须与之抗争的另一种心理冲突却缄默不语。他的母亲娘家姓齐莱尼希克，属于一个著名的归化犹太人家庭。雅德维佳·齐莱尼希阔夫娜显然是克日什托夫的表妹之一，我在维尔诺学法律时与她是同学，她曾在一次辩论赛中获胜并略有声名。因此，克日什托夫从他母亲的血缘讲是一名犹太人。从父系的家族姓氏看，他似乎也有可能是犹太人（尽管对此我还缺少详证）。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清楚地知道他的天地仅限于犹太人聚居区，而与世隔绝是犹太人区一个难以消除的问题。他一定也清楚，在他那帮家乡军同辈人的兄弟情谊背后隐藏着敌意，同样的敌意曾导致他与中学同学大打出手：他们五人与三十多人对打，而那五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不是犹太人。
这个波兰浪漫主义诗歌的继承者，尤其是斯沃瓦茨基的继承者，有意识地将他的生命牺牲给了他的国家，尽管他知道他的国家并不需要他。而且，他相信他的人民只是犹太人区里的犹太人，他们与他不仅有着血缘上的联系，而且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关联。他有几首诗清楚地见证了这一点，尽管考虑到他生存境况的诸多复杂因素，他的诗歌本可以揭示出更多的东西。浪漫的腔调仿如幽暗的装饰面，掩藏了其自我认知的更清晰的痕迹。
BALLADS AND ROMANCES（《谣曲与罗曼司》）。密茨凯维支恒久的魔力——一种无法理解的魔力。当然，有些魔力多少可以被理解。但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不曾被刻意加工的内容（除了“Tukaj”[5]）以及借用的形式。毕竟当时其他作家也曾趋时地写过主题相似的谣曲。我曾试图理性地对待它们的诱惑。密茨凯维支受到过古典主义的影响。在古典主义的诸多特色中包含着一种对男女精怪的轻灵机智的呈现（例如亚历山大·蒲伯《劫发记》中的气精）。如果一位古典主义者写谣曲，他并不一定得相信显灵和鬼怪这类事。《浪漫主义》[6]中的卡露西亚即使宣称她看见了她死去的爱人雅谢尼科，我们也会把这理解成她的创造力使然，而不是她相信雅谢尼科真的出现在面前。因此，密茨凯维支在写作谣曲时，是站在相信存在着神怪现象的边界上，玩弄着“好像”的世界。在其幽默之处，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当一位作者乐在其中时，其好处多多。这有点像写《变形记》时的奥维德。他相信神话中的变身术，至少在他描述那化身为夜莺的少女时是这样，对不对？好，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尽管主题本身要求他悬置起判断。这的确很棒。但是密茨凯维支是喝乡下水长大的，他对民间传说倾向于信以为真。他本人还迷信，你读他的《先人祭》[7]就会了解这一点。
不过我自己也不能锅底看着壶底黑。我真的不相信希维托布罗什切[8]神父的管家那篇故事中的每一个单词吗？故事说她的死所激起的骚动，最终不得不掘开坟墓（她如今还埋在那片坟地里），以尖头白杨木棍戳穿她的尸体才收场。
理性的解释并不特别有效。《谣曲》的魅惑之力近乎魔力：它们是carmina。carmina这个词原指魅惑，是巫师——或如我们今天的叫法，萨满——的妖咒。后来，动词carminare被用来指创作诗篇。仪式或预言所要求的套话必须精练且易于发音：
“看，玛瑞拉，树丛到那儿结束。”
或者：“诺沃格罗代克包围着，不论你是谁。”
或者：“‘克利休，克利休，’他喊道，╱回声应着‘克利休’。”
或者：“我要死了，我不哭泣，╱但你的痛楚，你得想法减轻。”
我同意；为了将carmina奉入某神圣洞穴，或排上现代书架，最好让它经受一下古典主义的淬火。密茨凯维支就是这样做的。要是当今的诗人考虑一下在格律诗中安排音节会有多大好处，他们会写好的。
永远感激密茨凯维支。我对他的生活了解有限，我也不知他自何处获取他诗歌的力量。但感激一个人，用不着理解他。
BALZAC, Honoré de（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德国占领期间，扬卡、安德热耶夫斯基和我，我们三个读得最多的就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个蛮横的作家，一个好作家，尤其是对那时所发生的一切而言。愿我们三个人永远留在这些书页间，与我在一起，就像我们当时那样，而不是像后来，当我们命运各异。我们阅读巴尔扎克是在我的诗歌小册子面世之后不久。小册子在迪纳西印刷，那地方离扬卡和我的住处不远。我在小册子上署了个笔名，扬·塞如切（Jan Syru?），姓氏来自我的曾外祖父。这是城市被占领以后印行的第一本诗集（印了五十来册）。安托尼·包赫杰维奇（Antoni Bohdziewicz）提供纸张和印刷机，扬卡订书，耶日帮忙。就在出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们开始热情地阅读巴尔扎克，以之抗衡康拉德的影响。当时耶日正编辑一份给小圈子读者阅读的文学通讯，我是他主要的合作撰稿人。他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短篇小说，总是以极强的戏剧张力不断回到一些终极问题上去。扬卡头脑清醒，倾向于反讽，她对耶日作品中的康拉德式抒情不以为然（康拉德的译者为阿涅拉·扎古尔斯卡）。当我们在“公鸡脚下”酒吧喝伏特加，她便会对耶日直言不讳讲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巴尔扎克的散文毫无浪漫抒情的痕迹，这一点有作家的作品（博埃[9]的译文）为证。
我最亲爱的幽魂们，我无法邀请你们与我对谈，因为只有我们三人知晓，在我们身后便是我们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交谈会变成三种声音的悲叹。
BAROQUE（巴洛克）。他们的生活困苦而单调。他们日复一日，起早贪黑，跟在犁铧后面，播下种子，挥舞长长短短的镰刀。只有在星期天，他们去教堂礼拜，一切才迥然不同。他们从灰色的世界溜进一个明快雪白又金光灿灿的王国：涡卷装饰的柱头、圣像的像框、圣坛中央的礼器，莫不如此。他们仰视穹顶，只见更多的雪白金光，与日光辉耀，融入天青。他们举目四望，管风琴的圣乐将他们高高托举。
巴洛克宫殿与教堂尖顶的影响力都不及教堂建筑内部的巴洛克装饰。多么辉煌的发现！天主耶稣会的巴洛克风格在欧洲一直东传到波洛茨克和维捷布斯克，并且征服了中美和南美洲，对此不必感到惊讶。繁复的曲线造型取代了直线；雕像身披奢华至极的长袍；圆滚滚的天使在空中飞翔——这些都需要黄金装饰，需要金碧辉煌的镀金。就这样，在教堂的圣殿里，信众被渡向了另一维度，与他们挣扎在艰辛劳作与困窘之中的日常存在正好相反。
巴洛克风格之所以得到发展，或许是要跟东正教教堂内的“金匣子”或“蜂房”一争高低（金匣子里的歌唱、焚香与礼拜仪式上的祝祷取代了神学与基督教福音的布颂）？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在10世纪，当基辅骑士攻入拜占庭最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置身地上，还是已进天国。据传说，这影响了大公的决定，遂将基督教引入罗斯。无论如何，巴洛克天主教在竞争中胜过了东正教，也压制住了宗教改革的势头，这也许是因为新教教堂内素朴的墙壁无法显示天国的许诺。
BAUDELAIRE, Charles（夏尔·波德莱尔）。不幸的一生，才智卓绝，一位重要的诗人。其他国家或许也产生过具有如此才华的诗人，但波德莱尔是个法国人，在他生活的年代，巴黎被认为是世界文化之都。这座正在进行工业技术革命的城市，一座地狱般的城市，la cité infernale，作为大城市的象征，是波德莱尔的诗歌与其精湛画评的主题。
从神学角度看，他非常有趣。他处于信仰与无信仰的边界地带，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他的美学继承人斯特芳·马拉美和保罗·瓦莱里。他完全处于罗马天主教的氛围中，身上还深深烙着摩尼教的印记，对于“地狱”的力量——俗世（城市）溪谷中的地狱，以及死亡之后的所在——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他对大城市的神话意象做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巴尔扎克。在这一方面，T．S．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都是对他的承继。
波德莱尔忠实于法语诗歌格律。亚历山大·瓦特[10]有一回把一首波德莱尔的诗和一首16世纪的十四行诗一同摆在我面前。他并不告诉我谁是作者，作于何时，却要我猜。很难猜。法国的先锋派之所以要造反是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韵律传统。他们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从亚历山大诗体[11]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至少圣-琼·佩斯（St. John Perse）在谈话中是这样解释的，他言辞激烈地说到其他语言中的现代诗模仿者，他认为那些人完全不了解促使法国人这样干的原因是什么。
波德莱尔很难译成波兰语。为什么？如果某人想就此写篇文章，他将不得不从逐字对照波兰语译文与原文开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两种语言的发展不均衡。1936年我曾花很长时间翻译波德莱尔的诗《阳台》。我自认为这是我最成功的译作之一。
他论绘画的文章，包括《1846年沙龙展》和其他评论，其敏锐度始终如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篇评论，在我看来，是《康斯坦丁·居伊：现代生活的画家》。那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实际上是一位不使用照相机而使用素描本和铅笔的报道员。这篇论文一般以单行本发行，读到它对于生活在华沙的我至关重要。那是何时？就在战前。我开始认识到文明乃是人为构造的，是一种假托，一场戏剧，其中的女人正如画中所绘，是色情的神秘女祭司。我太喜欢这本书了，便把它译成了波兰语。但译稿遗失在我华沙寓所的废墟下。后来，乔安娜·古泽翻译了这篇论文。
BEAUVOIR, Simone de（西蒙娜·德·波伏瓦）。我从未见过她，但我对她的反感直到现在也没有减弱，即使她已死去并迅速滑入她那个时代的历史脚注。我们姑且说，我对她的反感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男人对于一个时髦社会中的女士的不可避免的情感。我为自己在面对一种优雅精致的文明时所表现出的怯懦而愤怒，我对她的反感被这种愤怒所强化。作茧自缚于法兰西的小天地，她甚至不能想象茧子外面的人会怎样评价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三个叫西蒙娜的同学中——她、西蒙娜·薇依[12]、西蒙娜·贝忒蒙——她相信自己这个西蒙娜是最解放的一位，最能代表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我不能原谅她与萨特联手攻击加缪时表现出的下作。这是道德故事中的一幕：一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朝一位可敬的、高尚的、讲真话的人，朝一位伟大的作家吐唾沫。是什么样的教条导致的盲目，使她居然要写出一部名为《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的长篇小说，来诋毁加缪，将他的观点与人们对他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搅在一起。
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乃至崇拜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女权的女性。但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场知识时尚的拿捏。这个讨厌的母夜叉。
BEND（班德镇）。危松千尺，长空碧蓝，纯净之水自白雪皑皑的卡斯卡德山脉（Cascade Range）某处奔泻而下——一想到俄勒冈森林的这个小镇，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这一切。更准确地说，小镇坐落在森林的边上，森林向西一直铺展到大洋岸边，东边则是辽阔大地的起始之处，土地干燥，有些地方直如沙漠。
班德镇坐守在向北通往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道路上。这条道路也通向附近的旅游胜地，比如离温泉区（Warm Springs）不远的印第安人保留区。那里有些水温很高的温泉。白人给印第安人留下的，本来是片贫瘠的只生长牧豆灌木的低矮丘陵，白人一向如此。然而附近小村子里的一位医生建议印第安人利用温泉来获取收益。于是他们盖起一座旅馆，挖出游泳池，植上树，咳，沙漠中就出现了一片绿洲，整个部落都挣上了工资。
班德镇与印第安中心卡尼塔（Kah-Nee-Ta）也令我想起一些快乐时光。对于生活中这些时光，我们总是珍惜不够，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烦恼让人分心。后来，晚些时候，我们会像数念珠一样，一一数出我们一生中度过的美好与失意的时刻，想要将它们区分开来。
BERKELEY（伯克利）。1948年当我来到旧金山时，我还不知道海湾对面的城市将注定成为我此生最为长久的居住地，即便是我度过中学与大学时光的维尔诺也不能与之相比。那时我陶醉于我的旧金山之旅，但那就像是奔赴另一个星球，而不是去往一个居住之地。尽管有这次旅行在先，1960年当我接受讲师教职时，还是把伯克利给想错了。我以为它是坐落在旧金山湾的一座滨海小城。根本不是：伯克利是围海造出的土地，是堆在围海填料之上的混凝土，是空旷的湿地，紧邻工业区和仓储区，还有黑人贫民区，只有在高处，才是白人的城市。我本以为会有海滩和游泳的人。哈！没有一粒沙子。由于一道低温洋流流经这一带太平洋海岸，海水很脏也很冷。从伯克利山丘放眼海湾、岛屿和城市的摩天楼，它们壮观而清冷。这是美洲大地的典型景观，空间辽阔，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我来这里，是为了忍受这一切，而不是为了喜欢这一切。我同时收到了两份工作邀请——一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另一份来自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倘若当年选择了印第安纳，我的内心在那里或许会更容易与大自然相贴合。不过，不论我希不希望这事发生，加利福尼亚的风光与立陶宛的风光最终还是融会到一起。
BIOGRAPHIES（传记）。明摆着，所有传记都是作伪，我自己写的也不例外，读者从这本《词典》或许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传记之所以作伪，是因为其中各章看似根据某个预设的架构串联成篇，但事实上，它们是以别的方式关联起来的，只是无人知道其中玄机而已。同样的作伪也影响到自传的写作，因为无论谁写出自己的生活，他都不得不僭用上帝视角来理解那些交叉的因果。
传记就像贝壳；贝壳并不怎么能说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即使是根据我的文学作品写成的传记，我依然觉得好像我把一个空壳扔在了身后。
因此，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BIOLOGY（生物学）。科学之中最邪恶的一门。它削弱了我们对于人类的信念，妨碍人类去追寻那更高的召唤。本来应该由摩尼教徒来发明这门科学，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是由一个邪恶的创世主创造的，但生物学的发展实际上要晚得多。正如其名目所示，“生物学”事关生命，因此，首先，由于以有机体果腹，每一生物都以其他生物为食。自然界就是由吞食者和被吞食者，natura devorans和natura devorata所构成。它的基本假设是冲突斗争，强者生存，弱者灭绝。生物学发现的最残忍的一面，并非基于科学数据即便哲学也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生物学最残忍的一面，是将强者供上神坛。
适者生存被称作自然选择（物竞天择），据说它能用来解释物种的起源与灭绝。就这样，时间的深渊被揭示了出来——大地的过去，《圣经》所描述的大约六千年的过去，被推远到有生物存活的千百万年。它们出生，死去，全无意识，而意识是我们的光荣所在。但我们这个物种同样不能逃脱进化之链的捕获；人类的意识只在程度上不同于作为我们近亲的哺乳动物的智力。
达尔文并非不了解宗教的说法。他青年时代在牛津大学学习过神学。当他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他有所懊悔地声言他的著作宣扬了魔鬼的神学。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他屈服于自己的观察，这些观察所指向的生命格局对于他来说，跟对于反对他理论的教会来说，差不多同样令人反感。
正是他拆毁了人与兽之间的栅栏。被赋予了不朽灵魂的人类曾经一向是万灵之长。《创世记》中造物主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一旦我们与其他种类的生灵之间的分界被打破，人类那至高的王权便受到怀疑。这时，在进化的进程中，产生自无意识的意识就变得靠不住了。从这时开始，相信灵魂的不朽，好像就变成了一种僭越之举。
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像生物学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然而它在20世纪才获得了完全的权力，尽管是通过大众的简单化和庸俗化。耶日·诺弗谢尔斯基（Jerzy Nowosielski）的（东正教）思考没有像在天主教徒中常见的那样，受到习惯的牵制，他认为，德国人这个哲学家的民族在20世纪派给自己一项艰巨的任务：用实践来证明，将人类仅仅看做屈从于各种力量关系的动物，必将带来的后果。他们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证明了这一点。
BLASPHEMY（亵渎）。这里指对一般认为神圣的事物的公开亵渎。这应该被称作sacrilegium，但波兰语中没有sacrilege（渎圣）这样的词；它只有blu?nierstwo一词。?wi?tokradztwo可能是一个近义词，但从词源学上说太近于“偷盗”的意思。毕竟，一个人可以亵渎神圣而不必偷走教堂里的法器。
用最恶劣的大不敬语汇攻击上帝已得到公众的允许，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敬的新方式。然而我不得不应付另一种大不敬，我有过政治意义上的渎圣之举。
20世纪的人民群众对口号很敏感。在他们看来那不是宣传，而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只有疯子才会对它有所怀疑。一个德国人如果质疑元首奉天承运，他就必然是个疯子。会将一个俄国异议分子送入精神病院的看来也不只是当局，更是公众的呼声。
我在波兰感受过集体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一天比一天坚定，因为人民所信仰的东西不容讨论，就像我们并不讨论我们呼吸的空气。波兰人民共和国综合出一套适于当地情况的特殊理论供人们信奉。其首要论点是关于现有国家事务的持久性，这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其次，是不管现在还是将来，真正的权力中心永远是莫斯科。大剂量的爱国主义得到了有力贯彻：工业化，保卫国家免受西边德国人的侵扰，作为民族文化推动者的国家。我所隶属的拥有特权的作家与艺术家集团培养出了自己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解读，他们自夸重新获得了自由，并且运用这一自由来为国家添砖加瓦。
对公共生活的日常参与以及某种集体热情，能够帮助一个人保持其声称的信念。待在国外，我得以从外部观察这些习俗并发现那些缩在坩埚里的人们从自己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即使这样，当我与华沙政府决裂并写出《被禁锢的头脑》，我还是强烈地感到我干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我破坏了每一个人都接受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说，我践踏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我是在亵渎。那些对我口诛笔伐的华沙同行并不仅是在表达他们的恐惧（像斯沃尼姆斯基[13]和伊瓦什凯维奇所做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还表达了他们作为作家发自内心的愤慨。
加乌琴斯基[14]在他的《致叛徒的诗》中写道：“我以我母亲和华沙的名义发誓，这事依然使我痛苦。”卡齐米日·布兰迪斯[15]在其小说《在他被遗忘之前》中，创造了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与“进步阵营”相决绝。
由于全巴黎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胜利和斯大林的天才，像我这样的孤独者的声音只能属于自毁城墙那一种，任何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如此行事。天哪，我没有任何道德优越感来捍卫我自己，因为一个亵渎者从社会团体中被驱逐出去时不会享受到任何乐趣。
后来在伯克利，我彻底见识了左派乌合之众的思想和他们以政治正确为形式的思想成果。但是，1990年的华沙，情况也是如此：说俄国共产主义是与纳粹主义一样的犯罪制度，就激起了那么愤怒的狂潮，这使你不得不怀疑，人们在其层层笼罩的潜意识之下，还存留着对这一偶像的心理依附。
BOCCA DI MAGRA（字面意思：马格拉河河口），位于卡拉拉[16]之南。我想那是1955年夏天。尼古拉·恰罗蒙特[17]与我坐在那座镇子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露台上，喝着葡萄酒，谈着戏剧。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与西班牙作家、侨居法国的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一起到来。我儿子托尼与森普伦的儿子们相互追逐，嬉戏打闹。尼古拉的妻子米丽娅姆（Miriam）也在场，还有一位英国姑娘，她的名字我忘记了，在场的还有我妻子扬卡。我们这一群人时不时登上渔港里一艘摩托艇，驶往一处走陆路无法抵达的小海湾。海湾被白色大理石的悬崖围护。海水平静、碧蓝、透明。悬崖的白色倒影从水底映射上来。纯粹的游泳的快乐。我们躺在大理石板上稍事休息，然后复入水中。我现在想到的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那小海湾中的快乐时光理应是时间永恒的面目，但与此同时我悲哀地感到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我所熟悉的良心之痛从内部啃咬着我。毫无疑问，如果我是一位小说家，那里所有的人物，包括我自己，都会为我提供有趣的写作素材。但是行了吧，愿祥和与他们同在，也与我同在。
BOGOMILS（鲍格米勒派摩尼教众）。中世纪保加利亚摩尼教信徒的一支。保加利亚之所以会有这些人，是因为当先知摩尼的异端宗教开始在拜占庭东部的亚洲省份传播开来时，皇帝曾努力清除摩尼的信众，把他们流放到了北部边疆地区。那里的修道院就变成了鲍格米勒派摩尼教众的避难所。俄国支派倾向于认为，物质世界即便不是由魔鬼直接创造，也算得上是魔鬼的领地。这与使用斯拉夫语的教会一样，是他们的保加利亚遗产的一部分。鲍格米勒派摩尼教众又从保加利亚向西迁徙，在波斯尼亚创建传教中心，并沿亚得里亚海岸迁移至意大利北部，然后再从那里走向普罗旺斯。在普罗旺斯，摩尼教徒变成了纯洁教派（Cathars）或阿尔比教派信徒（Albigensians）。我在伯克利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盾牌卫护下探究过他们漂移的行迹，作为我开设的摩尼教课程的绪论部分——我好像是在为摩尼教弄出一个斯拉夫谱系。当然，历史学家们对纯洁教派感兴趣是由于宗教法庭的缘故。在教会史上举足轻重的宗教法庭，其建立首先就是为了对付纯洁教派，而法庭对纯洁教派的刑罚，对人类在大地上创造出地狱这一所在有着非凡的贡献。
西蒙娜·薇依让20世纪注意到阿尔比教派和摩尼教派并将之基本视为一个宗教问题。她这样做并非为了复兴摩尼信仰，而是因为她看到了他们对《旧约》中耶和华的观点，得到如今很多人的应和——摩尼教徒仅仅视耶和华为一位劣神，得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负责。作为进化论的成果之一，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边界被拆毁，人们日益敏感于不仅是人类在遭受磨难，所有生灵都在受苦。这种感受也助长了人们对摩尼教徒的应和。那创造世界的神，对宇宙之痛负有责任。失乐园的神话，即亚当之孽玷污上帝造物的神话，被人们拒绝了。相反，人们争论说，人类是由与动物一样的本能所驱使，并同样受制于为生存而争斗的律法。
西蒙娜·薇依依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犹太人认为她有反犹主义（纯洁教派拒绝《旧约》）并予以谴责，认为她在自然（和人类）的问题上是一个严格的决定论拥护者。她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末世宗教，她把祈祷辞“你的国降临”解释成对世界终结的吁请。
对纯洁教派而言，这受造世界的邪恶是不治之症，连人类的生殖力也是邪恶的，因为它延长了世界的存在。尽管西蒙娜·薇依倾力向往非存在，她还是欣赏这受造世界之美（包括其数学之美）。她的理智迫使她承认，在对存在的赞颂与反抗之间存在着矛盾，而这一矛盾是纯洁教派所设法忽略的。
BO?BOT, Yan（扬·波乌勃特）。那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被划成一拨。这一拨多为小孩，只有几位是耽误了学业的运动员，年龄大一些，其中一人就是扬·波乌勃特。明摆着，他的学习一塌糊涂，因为升入高年级后我就没见过他。多年以后我在某处读到边防军部队1939年武装抵抗苏联入侵的报道，其中写到一位英雄中尉在前线捐躯的事迹，这名中尉就是扬·波乌勃特。
BOREJSZA, Jerzy（耶日·博热依沙）。一个别致的姓氏，但却是个化名。生活中他搞出一副地方乡绅公子哥的派头，但那只是一副面具。他是波兰共产党员中最为国际化的一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以维利·明岑贝格[18]为榜样。明岑贝格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建立起一个报业帝国，后来他从希特勒德国逃到巴黎，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宣传中心。博热依沙在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即我们亨利克·丹比尼斯基的遗孀[19]（她姐姐是一位修女）的帮助下，于1945年白手起家，建立起他自己的新闻和出版帝国：采特尔尼克出版社（Czytelnik）以及其他出版社、各种报纸和周刊。一切都离不开他：作家的地位、书稿的采用、赞助费。我也是他马厩里的一员，我们全在那儿。他发起了保卫和平运动——即便不是他单独发起，我想，这个主意至少也是来自他的脑袋。1948年弗罗茨瓦夫大会[20]时，他想办法把毕加索也吸引来参加。这是他的创举。不过这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因为俄国人对那次大会的某些方面不满意。其后就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车祸。我读过有关明岑贝格出名和衰落的文字。我现在没法不把他们两人的经历摆在一起来看。西班牙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期间，明岑贝格大奏和声，但他惹恼了斯大林。后来，当莫斯科召唤他（去受死），他又拒绝前往。从那时起，他在巴黎的生活就被一种持久的危险所包围。当德国人扑向巴黎，他逃往南方，死在逃亡的路上，看来是被处死的（他被吊在一片树林里）。或许博热依沙的经历没有那么戏剧化，但考虑到他对国家的服务，他死后官方报纸的长期沉默，就让我不由得感到奇怪。他这人非同一般，值得一写。
BOROWIK, Anielka（阿涅尔卡·博罗维克）。生于华沙一殷实之家。父亲亚历山大·盖普纳（Aleksander Geppner）1939年本可远走高飞，投奔异国，但他出于全民团结一致的根本信念，选择留在了波兰，然后便栖身于贫民区。战前，阿涅尔卡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她与扬卡的友谊便始于那个时期，以后一直持续到战后。她与她丈夫卢茨扬·博罗维克（Lucjan Borowik）在曼哈顿的家始终是我们温暖的落脚点。卢茨扬做进出口生意，并且在不动产投资方面很成功。战前和战争刚刚爆发几个月时移民到纽约的华沙中产阶层（医生、律师、商人）很快便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们开放，宽容，保持着战前出版的《文学新闻》[21]的最佳传统。我曾在华沙政权驻外使馆工作，他们是讲波兰语的人中仅有的一些不曾用“叛徒”一词来形容我的人。我一直对那个圈子，对博罗维克夫妇心怀感激。多亏了阿涅尔卡，我得以结识博尔斯泰因博士（Dr. Berlstein）。他是一位可爱的书虫，受雇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做斯拉夫语部主任。有一天，我坐在图书馆里翻阅一些报刊，他走过来小声问我是否认识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先生。那是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后沙皇时代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
博尔斯泰因博士、博罗维克夫妇[22]、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赫兹（Aleksander Hertz）、约瑟夫·维特林[23]、亚历山大·扬塔-波乌琴斯基（Aleksander Janta-Po?czyński）——在1946—1950年间，这些人，多多少少，就是我的纽约。
BOROWSKI, Edward（爱德华·博罗夫斯基）。我的同辈，也是我在B班的同学（B班学德语，我们A班学法语）。直到如今，他对我来说依然重要，因为他与我，与我社交圈子里的人迥然不同。他出身有钱的名门望族，忠于家族传统，带着受过良好教养的人那种势利和保守派的架子，发表反动观点还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他与另一位名叫雅奈克·梅什托维奇（Janek Meysztowicz）的同学合得来。那也是一位用心保持精英观点的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瓦勒瑞恩·梅什托维奇（Walerian Meysztowicz）神父的侄子（或同父异母兄弟？）。神父先当过枪骑兵，后来成了神学教授和梵蒂冈外交官，在我们的城市里大名鼎鼎。
我自问，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后代，会对自己的家族背景感到别扭。或许是我对自己血统的羞耻感预先决定了我后来的种种智力冒险。我的民主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是从哪儿来的？毕竟，我本可以告诉自己：我生来就是一个庄园少爷，应该持有一种与之相称的政治观点。那些保守的维尔诺“野牛”（大土地所有者），以他们威权家长式的眼界（要知道，是他们掏钱支持斯坦尼斯瓦夫·马茨凯维奇的日报《词语》），竟不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将波兰人等同于天主教徒，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利用宗教来推动民族主义利益的问题。考虑到这个，我更应如此。的确，阶级利益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因素，我这样说不无某种伏尔泰的味道。
我努力想象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保守分子会是什么样。如果是那样，我的生活道路会截然不同。尽管我必须承认，那样一个人在文学圈子里是待不下去的，但我还是设想，我会不得不展示我的超级博学和辩才以维护我的身份。的确，克萨弗里·普鲁辛尼斯基[24]（他娶了雅奈克·梅什托维奇的妹妹）曾宣布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当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表面上看，一切应该是那样，我不得不承担我的错误、困扰、愚蠢和愤怒所遗留下来的后果，但作为交换，我看到了他们不可能看到的东西。
BROCéLIANDE, Forêt de la（布劳赛良德森林）。60年代晚期，扬卡和我曾去布列塔尼[25]度一个长假，我坚持要到这座森林里走一趟。我们的假期被阿图尔·蒙代尔（Artur Mandel）从伯克利发来的一封电报打断，电报说我们的儿子托尼出了车祸。我确曾驾车穿越这片森林，但这段旅程在我脑子里不曾留下任何确切的印象。也就是说，我不记得任何地方可以让小仙女维维安和她的情人魔术师梅林居住其间。[26]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肯定布劳赛良德森林就在布列塔尼；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那座森林是在海峡的另一边。但是梅林、维维安、亚瑟王，还有圆桌骑士——哎呀，公元500年左右所发生的一切——都缺乏文字记载，而传说又变来变去，有如维尔诺上空的云彩。“布劳赛良德”这个地名听起来像法语，显然来自凯尔特语的bro，意思是“土地”、“大地”，还来自llan，意思是“神圣的地方”——合起来就是“神圣的土地”。
BRONOWSKI, Wac?aw（瓦茨瓦夫·布罗诺夫斯基）。在学校，我们经常坐一条板凳。学法律的第一年，我们在河堤街合租了一个房间。从房间可以望见威里亚河（Wilia）对岸的发电厂。在智识上，我们毫无共同之处。如今想来，那些与我合住的同学对我来讲完全是陌生人，而所有那些我们合租的房间，倒是见证过一些事情。比如，我们都隐藏起了真正的、私人的自己，这样，表面上住在一起的生活反倒简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需要有一种真正的相互理解时，事情会变得容易。
瓦茨瓦夫的书呆子气和狂热癖好让我觉得有趣。我们都吸烟。那时吸烟得分头买烟草和卷烟纸回来自己卷。装在盒子里的卷烟纸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瓦茨瓦夫攒卷烟纸盒，津津有味地把它们码起来。请注意，造卷烟纸是一项颇为短命的技术，战后就消失了。那时，华沙街头卖着精心烤制的、家种的烟草，货品一般摆在人行道上。卷烟纸单卖。一个人卷那些“穷光蛋”（立陶宛人都这么叫）可以卷得得心应手。就我所记得的，克罗尼斯基斯（Krońskis）产销的烟卷，卷烟纸的烟嘴和烟杆部分并无任何区别。
瓦茨瓦夫的书呆子气与他缺少青春气息有关。他骨瘦如柴，下巴尖尖，亚麻色的头发，行动起来有板有眼，有条不紊，使他看上去马上老了一大截。不过，他很有幽默感。他是一位女业主的独生子。实际上，我在希吉斯蒙德·奥古斯特预科学校的大多数同学都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现在这成了我沉思默想的内容，关于豪门大户和居住在我们那一带的人们之间的分界线。
我学习法律而不是人文课程并非明智之选，但是法律完全适合瓦茨瓦夫和他那种脑袋。他对证据逻辑和罗马法惯用语乐此不疲，而我只能死记硬背。不久以后，我便没了他的音信，可我相信他在取得文凭以后做过一阵子学徒，但不是干辩护律师的工作。1939年时他一定已经当上了助理检察官或法官，这肯定使他成了流放犯的理想候选人。维尔诺地区被流放的人员主要去的是沃尔库塔（Vorkuta）的古拉格集中营。我所知道的就是他遭到了流放，然后死在某个劳改营里，很可能是在那里。
BUDDHISM（佛教）。现如今，我差不多会赞同奥斯卡·米沃什有关深入开掘我们地中海传统的忠告。我大概也会认同卡尔·荣格的警告——他对西方头脑是否可能理解东方宗教始终持怀疑态度。话虽如此，与本世纪初相比，佛教在西方国家取得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它已经变成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并存的信仰。明摆着，我被佛陀法言所吸引，因为我生命中所经历的困苦——生灵的困苦——正属悉达多王子普世情怀的核心关照。佛教大慈大悲，将一种神圣体验带给很多无法让自己安于接受圣经宗教的各种矛盾或接受一位人格神的人们。佛教既非有神论也非无神论，它对创世和第一推动力不置一辞，因此不需要在为什么造物主既称唯一又兼有善恶两面的问题上左右挣扎。
在美国，我对日本、中国和越南移民的佛教并无特殊兴趣。那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在每一座大城市都设有寺庙。另一方面，我对不设寺庙、只设禅修中心的纯粹的美国佛教兴趣浓厚。佛教并不敌视其他信仰，它并不排斥同时属于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的东西。它通过神学对话，尤其是佛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结出了普世性的硕果。
BULSIEWICZ, Tadeusz（塔杜施·布尔谢维奇）。幸运的布尔谢维奇，维尔诺的伊莱娜·别尔斯卡[27]戏剧工作室最英俊的一员。你肌肉发达，拥有强健躯体的和谐之美。你并不很高，给人的印象是平均分配了力量与灵巧。他们将你流放到古拉格之后你遭了大罪，但强壮的身体帮了你，你幸存了下来。然后是离开牢房，穿越里海的欣悦之旅，东方世界五光十色的市集，军装和武器，士兵的营帐。别人只是通过阅读才知道，而你，尽管也将《献给波兰军团之诗》的断章残句铭记在心，却明白如何珍惜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见识的冒险之趣。后来你到了意大利，置身于军队、军团和胜利的战场。在其中一场战斗中，在一处山坡，在一次冲锋之中，当两肺深深吸入空气，而你即将跃步向前，当你的心跳赞美着青春，一粒子弹打中了你。卡西诺山[28]将它的一小块土地留给了你，而你不必再像你的同伴们那样浪迹流亡，从阿根廷到加拿大。[29]
BYRSKI, Tadeusz and Irena（塔杜施·别尔斯基和伊莱娜·别尔斯卡）。健美、聪明、体面、高贵。我崇拜他们，他们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想他们对我的友谊给了我骄傲的资本。我在维尔诺电台的岁月是与别尔斯基夫妇一起度过的。我们也一起被赶出那个地方。有趣的是，在经历过维尔诺的文化活力之后，别尔斯基认为他的家乡华沙简直就像一个安静的地方小镇。
战争期间我们曾到别拉尼去拜访他们。他们五岁大的儿子科日的冒险事儿让他们在邻里间出了名。科日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玩的当然是打仗。他从一堆破烂里找到一把夜壶，扣在头上当头盔，一个“敌人”用棍子照他头上打了一下，就把他的头打进了夜壶。孩子们不得不用报纸将他连头带夜壶包起来，把可怜的科日带上电车。他后来当上了波兰驻印度大使和华沙印度研究教授。
在他不得不消失的几个星期里，塔杜施与我们一起住在独立大道。但那不是一幢安全的公寓楼，因为门房总是东嗅嗅西闻闻，看有谁帮助犹太人。塔杜施长一头黑发，看上去像个犹太人。
塔杜施到西方来过几次，其中一次还到我们在法国的家看过我们。后来，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以后，1981年夏天，我们两人曾开一辆敞篷车在华沙四处乱转。
注释
[1] 指索洛夫基集中营，又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位于白海的索洛韦茨基群岛，是帝俄与苏联时代的一个大型政治犯劳改营。
[2] 《艺术与国家》（Sztuka i Naród），二战期间在华沙秘密出版的文化月刊，由地下抵抗组织“国家联盟”赞助，支持激进的波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1944年8月华沙起义后停刊。
[3]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波兰作家，其战时诗歌和描写自己作为囚犯在奥斯维辛经历的故事在中欧社会有很大影响。1951年自杀身亡。他是《被禁锢的头脑》中“贝塔”的原型。
[4] 托洛茨基主义源于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的主张，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废除官僚专制。
[5] Tukaj，波兰语，意为“这里”。
[6] 《浪漫主义》（“Romantyczno??”），密茨凯维支1823年诗选集《谣曲与罗曼司》的开篇诗。主人公卡露西亚（Karusia）失去了爱人雅谢尼科（Jasieńko），但觉得后者仍然陪伴在身旁。
[7] 《先人祭》（Dziady），长篇诗剧，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杰作，分为四部。Dziady一词原指古代斯拉夫民族祭祀先人的仪式。
[8] 希维托布罗什切（?wi?tobro??），立陶宛考纳斯县的一个村庄，在米沃什出生的基日达尼附近。
[9] 塔杜施·博埃–耶伦斯基（Tadeusz Boy-?eleński, 1874—1941），波兰著名翻译家，“青年波兰派”主要人物，一生译介上百部法国文学名著。1941年7月死于纳粹的“利沃夫教授大屠杀”。
[10] 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 1900—1967），波兰诗人、文艺理论家、1920年代波兰未来主义运动先驱。1939年被苏共流放至哈萨克斯坦。返回波兰后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1959年移居巴黎。
[11] 亚历山大诗体，以十二个音节为一行，每第二个音节为一重音的诗体，为高乃依、拉辛等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家所喜爱。
[12]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 1909—1943），犹太裔法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宗教思想家和独具个性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对战后欧洲思潮有深刻的影响，著有《扎根》、《源于期待》等。
[13] 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Antoni S?onimski, 1895—1976），波兰诗人、记者、作家，是活跃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和自由化的倡议者。
[14] 康斯坦丁·加乌琴斯基（Konstanty Ga?czyński, 1905—1953），波兰诗人。二战期间沦为战俘，战后写有很多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作品，包括一首针对米沃什的讽刺诗。他是《被禁锢的头脑》中“戴尔塔”的原型。
[15] 卡齐米日·布兰迪斯（Kazimierz Brandys, 1916—2000），波兰散文家、电影编剧。
[16] 卡拉拉（Carrara），意大利托斯卡纳城市，以开采优质大理石著称。
[17] 尼古拉·恰罗蒙特（Nicola Chiaromonte, 1905—1972），意大利活动家、作家。另见后文CHIAROMONTE一节。
[18] 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 1889—1940），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家，魏玛时期德共的主要宣传者，创造性地开展与教条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得到一批独立作家和学者的支持，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后因反对斯大林大清洗与共产主义疏远，流亡巴黎。
[19] 另见本书DEMBI?SKA一节。亨利克·丹比尼斯基（Henryk Dembiński, 1908—1941）为波兰社会活动家、记者，米沃什大学时代的校友，曾在《灾祸派》杂志发表作品。
[20] 1948年8月，来自四十五个国家的五百多位科学家、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Wroc?aw）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与会者包括毕加索、小居里夫妇、布莱希特、艾吕雅、赫胥黎等等知识界名人。
[21] 《文学新闻》（Wiadomo?ci Literackie），1924—1939年在波兰出版的民主自由派文化、文学周刊，创始人和主编为米奇斯瓦夫·格日泽夫斯基（Mieczys?aw Grydzewski）。杂志每年颁发自己的文学奖项，在波兰拥有广泛读者群并塑造大众文学品位。
[22] 另见本书BOROWIK一节。
[23] 约瑟夫·维特林（Józef Wittlin, 1896—1976），波兰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编辑，犹太血统。著有小说《大地之盐》（Sól ziemi）等。
[24] 克萨弗里·普鲁辛尼斯基（Ksawery Pruszyński, 1907—1950），波兰记者、作家和外交官，观点激进。
[25] 布列塔尼（Bretagne），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
[26] 布劳赛良德森林因亚瑟王圆桌骑士的传说而著名，魔术师梅林是亚瑟王的谋士，爱上了湖中仙女维维安。
[27] 伊莱娜·别尔斯卡（Irena Byrska, 1901—1997），波兰戏剧演员、导演、剧团经理，丈夫是戏剧艺术家塔杜施·别尔斯基（Tadeusz Byrski）。别尔斯基夫妇二战后共同经营剧院，是波兰戏剧界的重要人物。
[28] 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二战最激烈的山地战卡西诺战役即发生在此地。
[29] 《米沃什词典》第一卷于1997年在波兰出版后，作者获悉布尔谢维奇赴死的情景，大概不是他半个世纪以来所相信的那样（见后文INACCURACY一节）。——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