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过去曾答应英国，在采取类似大规模轰炸鸭绿江目标的行动以前，预先通知英国。但美国在6月23日的轰炸行动之前，却没有预先通知伦敦，这使英国官员很不满意。轰炸发生时，艾奇逊正好在伦敦访问，英国官员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在下院的讲话中，艾登要求美国不要再搞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动。美国对鸭绿江水电站的轰炸使英国官员对美国政府的信誉发生怀疑。他们担心，美国军方在决策过程中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监视美国的行动，英国政府决定派一个副参谋长去联合国军司令部工作。
五
1952年10月，英美在停战问题上的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美国在联合国提出一个重申“自愿遣返”原则的提案，并活动二十个国家支持这一提案。后来，印度又提出一个议案，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在一段没有确定的时间内，解决未直接遣返的战俘问题。印度的方案一露面，就获得许多国家的支持，原先一些赞同美国提案的国家也纷纷改变态度。英国和加拿大都支持印度的提案，认为这是一个打破战俘问题僵局的好办法。但美国反对印度的提案，理由是它没有明确提到“自愿遣返”原则，而且会使不愿意被直接遣返的战俘无限制地滞留下去。美国向英国和加拿大施加压力，要他们反对印度提案。艾奇逊威胁艾登说，如果英国支持印度，“北约将不复存在，英美友谊也将不复存在”。在美国的压力下，加拿大让步了，但英国不愿意放弃对印度的支持。英国官员认为，印度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亚非国家中影响很大，西方对印度态度强硬只会把印度推向苏联阵营。最后，由于印度方面作出让步，在其提案中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修正意见，才使英美矛盾得以缓解。
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英国官员非常担心共和党右翼以及麦卡锡主义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影响。丘吉尔认为美国新任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太僵硬和轻率，新政府“使战争变得更可能了”。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作出“放蒋出笼”决定。英国对此非常不安。艾登对美国官员说，英国对美国的这一决定感到“遗憾”，因为它会“在联合国产生不幸的政治影响”；此外，它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好处，无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丘吉尔也向艾森豪威尔表示了他对“放蒋出笼”决定的担忧和不满。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新领导集体开始在外交上为缓和国际局势而作出努力。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丘吉尔非常兴奋，他一直想在他最后的公职生涯中，再作出一些能使他青史留名的事情。缓和东西方关系变成他的一个主要外交目标。丘吉尔对自己的个人外交能力和经验非常自信，希望再搞一次类似二战中英美苏首脑会谈的高峰会议。从1953年起，丘吉尔不断在国内和国际上呼吁西方和苏联领导人谈判。
尽早结束朝鲜战争是丘吉尔寻求缓和东西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1953年4月至6月，艾登因手术住院，丘吉尔直接负责外交部事务。他决定撤销英国先前作出的支持美国的“严厉制裁”声明的承诺。他认为，鉴于苏联已表现出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迹象，美国再提出这样一个声明不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5月4日，英国公使弗兰克·汤姆林逊（Frank Tomlinson）向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阿列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 Johnson）传达了丘吉尔的这个决定。约翰逊对此很不高兴。
为了促进朝鲜停战谈判的恢复并打破双方在战俘问题上所陷入的僵局，朝中方面于1953年4月26日提出新建议：把战俘的遣返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所有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直接遣返，其余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则送交一个中立国，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取得公正的解决。但美国借口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因而反对送交第三国；同时又以将战俘送交中立国会造成“不必要的路途跋涉”为借口，提出“就地非军事化”和“就地释放”的主张。
为了协商解决问题，朝中方面于5月7日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即采取美方建议的部分内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留在原地拘留，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安排。但5月13日，美方代表又节外生枝，提出联合国军控制的朝鲜战俘不应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而应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在南朝鲜“就地释放”。对于美国这一主张，朝中方面表示反对。
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使丘吉尔非常恼火。他在议会的讲演中批评美国在板门店谈判中拖后腿，要求美国和苏联谈判，尽快解决朝鲜问题。加拿大政府也批评美国的政策。渥太华认为，中国5月7日的方案已经在战俘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美国不应再拖延谈判。
由于朝中方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压力，美国最后不得不改变态度。经过几次商量后，美方同意将所有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处理。6月8日，双方终于达成并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至此，阻碍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
结论
综上所述，1950年至1953年期间，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届政府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为了抵制苏联的扩张，西方有必要在朝鲜采取坚定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把中国卷进来。他们担心，西方在远东陷得太深太久，会使西方将有限的资源耗尽在亚洲，从而损害欧洲的防务，不利于遏制苏联。
在战争初期，麦克阿瑟一意北犯，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做法，使英国官员坐立不安。在朝鲜停战谈判阶段，华盛顿依赖武力和核威胁来迫使中朝在谈判桌上就范的行为，常引起伦敦的反感。英国对美国在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比如1952年6月轰炸鸭绿江电站）以前不和英国商量的作法，深为不满。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不时对美国的扩大战争倾向以及拖延停战谈判的行为，提出批评。英国的意见和不合作常使美国人感到恼火。总地来说，英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的政策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第一，1950年11月，由于英国以及其他盟国的反对，杜鲁门政府没有同意麦克阿瑟的飞机进入中国境内。第二，1950年12月初，艾德礼亲赴华盛顿，向美国领导人晓以扩大战争的利害关系。杜鲁门私下向他保证，美国不会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第三，英国的意见是促使杜鲁门作出撤销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一个原因。第四，1953年5月，当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有关战俘问题的解决上节外生枝，制造障碍时，丘吉尔要求美国不要在板门店拖后腿。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压力迫使美国改变态度。
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了英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决定了英美在远东的分歧：第一，战后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相比之下，远东的意义是次要的。英国不希望朝鲜战争无限的扩大和延长，从而耗去西方阵营过多的精力和力量，使苏联在欧洲有可乘之机。
第二，英美在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分析上有区别。艾奇逊认为，中国的外交是扩张性的，中国在亚洲的“侵略”有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北京比莫斯科还危险，更有“侵略性”。但英国领导人（不管是艾德礼、贝文，还是丘吉尔、艾登）都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有限的，充其量不过是要统一台湾。美国和中国敌对，只会在亚洲引起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他们认为，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保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分裂中苏的最好办法。
第三，英国希望保持其在华经济利益，维护其在香港的地位，不希望朝鲜战争的扩大破坏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英国要求美国与中国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第四，印度等亚洲中立国家的态度影响了英国。印度是英联邦中有影响的国家，在中立国家中享有声望。印度主张承认新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尼赫鲁认为，朝鲜冲突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症结以及亚洲的其他问题都源于美国不承认中国，敌视北京。英国非常重视印度的意见，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英联邦团结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官员认为，西方对印度强硬，只会将印度推进苏联阵营。
第五，和美国外交相比，英国外交较少受国内政治牵制。五十年代初，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之时。反共分子、“亚洲第一论者”、院外援华集团纷纷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在远东采取强硬的反共措施。麦克阿瑟的扩大朝鲜战争的主张得到国会不少保守议员的支持与喝彩。
必须看到的是，尽管英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时常批评美国政策，约束华盛顿的扩大战争举动，但英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伦敦并不能改变美国在东亚的基本政策。战争期间，美国更加敌视中国，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破坏中国统一台湾的努力。
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国内经济问题的成灾，使英国对美国的经济、军事依赖增加。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使得英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要约束华盛顿时不得不注意分寸。五十年代初，中东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英国更需要美国的支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英国在远东批评美国政策的能力。对英国决策人来说，毕竟英美同盟的重要性要大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要超过英国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价值。
（本文最初发表于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收入本书时做了加工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