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12月4日到8日，艾德礼和美国官员就朝鲜局势以及其他国际问题连续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艾德礼指出，如果西方在亚洲陷得太深，只会对苏联有利。他强调，西方国家应倾听亚洲的反应，特别是印度的声音。他说，中国人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有恐惧感，他们很希望加入联合国，并对台湾“感情很强烈”，他们不愿“一头扎进苏联的怀抱”。因此，艾德礼建议，美国应尽早在朝鲜停火，并和中国人谈判，讨论诸如承认中国、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台湾等问题。艾奇逊说，他对与中国人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不乐观。他认为，目前是自1917年以来西方和共产主义世界谈判的“最糟时间”。他指出，美国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利：政治上会给人以美国“示弱”的印象，军事上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有害，亚洲盟国会对美国的信誉产生怀疑，日本可能因此而离开西方阵营。艾奇逊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归咎于北京，指责中共在制造麻烦，认为中美关系是否能改善取决于北京，中共应该先作出善意举动。杜鲁门则强调，眼下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等于在美国社会扔下一颗政治炸弹。在会谈中，英美双方还表现出在如何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12月11日，艾德礼返回伦敦。他告诉内阁，他向美国人阐明了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性，美国人已接受了他的警告。他还说，杜鲁门私下向他明确保证美国不会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英国议会和舆论界赞扬艾德礼是和平的使者，称赞他把美国人从远东的一场更大的战争边缘上拉了回来。实际上，艾德礼在华盛顿除了向美国人指出朝鲜战争扩大的危险后果之外，他并没有改变美国领导人对中国、对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问题的基本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德礼的美国之行的影响是有限的。
1950年12月，美国向英国建议，如果中国不接受一些亚非国家在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停火”提案，美国就在联合国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对于美国的这个建议，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在外交部内，贝文、梅金斯、狄克逊等官员出于维护英美关系的考虑，主张支持美国的建议，杨格则表示反对。在内阁中，除了财政大臣休·盖特斯凯尔（Hugh Gaitskell）等少数阁员主张支持美国外（盖斯凯尔主要担心英国得罪美国会影响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大多数内阁成员反对美国的建议。艾德礼本人主张英国对美国的这一提案投弃权票。内阁决定，只有在美国接受对其提案的修正案后，英国才会支持美国的提案。英国提出的修正案是：联合国应先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和中国的纠纷；如果外交途径不行时，再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最后，在华盛顿同意了伦敦提出的修正案后，英国投票支持美国的建议。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私底下，艾奇逊向英国官员保证说，美国没有准备以这个决议案为借口来向中国开战。
1951年3月下旬，联合国军的战线重新推进到三十八度线附近。英美对于是否再越过三十八度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等问题又产生矛盾。英国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冲突的机会，主张在三十八度线建立“事实的停火”，以谋求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但麦克阿瑟却不愿将战争停止在三十八度线，3月24日，他发表了一个威胁中国的声明。他说，如果联合国军决定放弃把战争限制在朝鲜的作法，而将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基地”的话，中国将面临“立即的军事崩溃”。
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讲话再次引起英国等盟国的紧张和不安。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批评麦克阿瑟太“危险和不负责任”。《观察家》说，鉴于麦克阿瑟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有力支持，伦敦对白宫是否能够抵挡住扩大战争的压力感到怀疑。英国官员认为，麦克阿瑟应该立刻被解职。
由于盟国的批评，再加上杜鲁门本人对麦克阿瑟藐视总统权力的不满，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为美国远东军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英国下议院对这一决定报以掌声，西德、法国、意大利等盟国也欢迎杜鲁门的决定。麦克阿瑟的撤职除去了一个不断引起英美分歧的原因。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英国对这一事态发展感到满意。
四
1951年10月，保守党上台。英国新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美国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严厉制裁”声明（“Greater Sanctions”Statement）。美国官员认为，板门店的谈判不大可能解决停战的监督问题，因此，美国有必要发表一个“严厉制裁”声明，以防止中国将来违反停战规定。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如下的制裁措施：（1）对中国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2）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施海军封锁；（3）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4）不考虑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1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修斯（H.Freeman Matthews）向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通报了这一“严厉制裁”方案。11月28日，艾奇逊对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说，对中国的“严厉制裁”警告可以通过英美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出，也可以由美国单独提出，但英国给予支持。美国不打算通过联合国发出这一警告。艾登回答说，他将就此问题同丘吉尔商量，同时他还得考虑英国舆论的反映。就惩罚中国的措施而言，艾登个人认为，英国政府较容易接受轰炸中国目标的方案，而难以接受海军封锁中国的设想。
11月30日，丘吉尔召开国防部和参谋部会议讨论“严厉制裁”声明问题。与会者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可能会遵守停战协议；如果需要发出一个警告声明的话，这个声明应是泛泛而指，而不应该包括具体的制裁措施。英国军方认为，除非同时封锁苏联在远东的港口，否则，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很难奏效；而同时封锁苏联港口的话，又会有触发世界大战的危险。相比之下，轰炸中国东北的危险性要小些。
12月3日，艾登将英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艾奇逊。艾登说，英国赞同发一个“制裁”声明，但这一声明不应该提任何具体制裁措施；同时，声明应获得尽可能多的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的支持。很明显，尽管英国政府出于维护英美关系的考虑，支持“制裁”声明的作法，但它却不愿意对任何具体的制裁措施作出承诺。英国官员担心，美国提出的制裁措施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同时，他们也知道，英国舆论不会支持美国的制裁措施。
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战俘的安排。矛盾的焦点在于：朝中方面主张双方按照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而美国却提出“自愿遣返”原则，企图扣留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
英国对美国的战俘政策不满。伦敦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以使英国的被俘人员早日获释。英国外交部1952年1月29日的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使用国民党人员对中国战俘进行“灌输”以使这些战俘加入蒋介石的军队。谈判在这个问题上拖延的时间越长，英国战俘被中国方面扣留的时间也将越长。备忘录说，英国对扩大蒋介石的军队“毫无兴趣”，英国只希望英国战俘早日获释。
尽管英国官员对美国的战俘政策啧有烦言，但他们此时却不愿公开地批评华盛顿，因为英国这时正被中东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苏伊士运河区发生民族主义骚乱；伊朗的摩萨台政府驱逐英伊石油公司，将伊朗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搞得焦头烂额。英国需要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支持。
1952年5月8日，巨济岛战俘营发生残杀中方战俘的事件，艾登对此大为震惊。他不再对美国的政策保持沉默了。他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巨济岛事件使他非常沮丧。他以红十字会的报告为依据，指出战俘营中对中国战俘进行“甄别”程序的不合理。他说，英国公众很难相信，在短短的十天内，美国能对十七万中国战俘进行逐个的“甄别”。他要求美方对中国战俘进行第二次甄别。
为了向朝中施加压力，以迫使朝中谈判代表接受美国的停战建议，美国于1952年6月23日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中朝边境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丰、赴战、虚川等发电站，导致北朝鲜地区停电十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