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法建交，此举震动世界，对台湾蒋介石政权构成一次重大的外交危机。美国约翰逊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如何应对中法建交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对危机的不同处理加深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不信任，扩大了美台同盟的裂痕。有关此问题的法国和美国政府档案已公布多年，中外学者利用法美解密文件对约翰逊政府处理中法建交的经过也做过分析和评论。但是，蒋介石是如何对中法建交这一突发事件做出反应的？他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采取了哪些步骤？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幕后外交对蒋介石产生什么影响和教训？对于这些问题，基于档案基础的深入学术论述和分析还尚付阙如。
最近，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对研究者开放。蒋介石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对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描述了他在应对法国政策变化和美国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记录了他在处理外交危机和大国关系时所经历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使我们可以深入观察美台双方既争吵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进一步了解他们沟通看法、消除危机、维护同盟纽带的各种机制。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时，准确把握外交决策者的动机和目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当事人的日记往往为后人窥视当事人真实思想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深入探讨他对中法建交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机会。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中法建交的背景和经过，然后依据美国政府档案和蒋介石日记，详细和深入地评析和剖决美国和台湾对中法关系正常化的反应，特别是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和美国官员之间的互动、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危机处理给蒋介石带来的教训，以求拓展我们对中法建交的国际影响的研究，增加我们对蒋介石外交风格和特点的了解，加深我们对冷战时期美台关系性质的认识。
美国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中法之间的交往。1963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双方谈到中国问题。腊斯克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说中国对全球很多地区（包括老挝、印度尼西亚、古巴和非洲）的动乱负责，国际社会不应该放任和鼓励中国的政策。戴高乐认为，西方应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孤立和敌视政策，接触政策更有利于西方利益。他用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政策的经验来说明他的观点。腊斯克不同意戴高乐的看法，认为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做法并没有改变苏联人的行为方式，改变苏联人态度的原因，不是接触政策，而是西方的军事实力。腊斯克还补充说，过去印度对中国采取过“非常友好”的政策，最近日本也对中国表示友好，但这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政策。戴高乐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政策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印度和日本没能通过接触和交流来改变中国人，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资源和能力都有限，不能向中国提供很多东西，而将来如果西方和中国建立关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腊斯克把话题转向台湾问题说，除非西方放弃台湾，否则中国不会有兴趣和西方改善关系。戴高乐对腊斯克的话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西方应该放弃台湾。双方显然话不投机。在谈话结束前，腊斯克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没有时间表？戴高乐说，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那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受多种因素制约，不是法国一家就可以说了算。为了不使美国人太难堪，戴高乐向腊斯克保证：法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前会通知美国。
腊斯克极力劝阻戴高乐不要承认中国的做法表明：他无意改变美国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一直奉行的对中国“遏制加孤立”的强硬敌对政策。腊斯克代表了美国政府中对华政策的“鹰派”，但他的对华顽固态度并不被他手下的一些官员认同或接受，在美国政府中还有一批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鸽派”官员，他们主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莫（Robert Komer）、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詹姆斯·汤姆逊（James C.Thomson，Jr.）、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斯（Adlai Stevenson）、驻日本大使爱德温·瑞肖尔（Edwin Reischauer）、驻香港总领事爱德华·赖斯（Edward Rice）等人。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这一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承认，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最终加入联合国。美国继续坚持将中国摒弃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做法，最多只能是推迟一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即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美国的做法只会加深美国和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有鉴于此，美国应该修正对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改变“遏制加孤立”的做法，采取“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即美国要继续遏制中国的扩张行为，但同时与中国保持对话和接触，以此来引导中国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他们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在联合国推动“两个中国”方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保留“中华民国”的席位；减少对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松动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特别是取消在食物和药品方面对中国的禁运。他们认为，采取这些新措施的好处有三个：第一，美国可能减少中国对美国的敌意；第二，美国可以缓和与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第三，美国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已经做了努力；如果中美关系仍然紧张，那么，责任不在美国，而在中国，是中国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鸽派”官员主张增加对华政策的灵活性，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长远考虑，即美国应着眼于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属于那种非理性、患共产主义狂热症的、对美国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人，而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更理性、更清醒、更务实一点，美国对中国的“既遏制又接触”的政策，可以减少这些人对美国的恐惧，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国际社会的影响。希尔斯曼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斯说：苏联已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更负责任地行事”，就是因为美国对苏联采取了“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通过接触来鼓励苏联内部的变化，通过遏制，来防堵苏联的扩张。
就在腊斯克于12月16日在巴黎就对华政策向戴高乐施加压力的前十天，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对华政策演讲，阐述“鸽派”官员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主张。他指出：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最大和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另一方面，中共的政权稳固，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美国应该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的现实，考虑采取“两个中国”政策。从长远看，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就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稳定远东。美国应该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禁运”政策，继续中美会谈，保持谈判接触。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方针是“采取保持实力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促使中国大陆发生变化”。总之，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既坚定，又灵活、又理智。“坚定”指的是美国应维持在东亚的实力，随时准备对付侵略行为，同时恪守对盟国的义务，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灵活”意味着美国将打开和中国谈判的大门；“理智”是提醒美国领导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少受情绪因素支配。
希尔斯曼的演讲稿是“鸽派”官员的集体讨论成果，参加演讲稿磋商和撰写的官员有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汤姆逊、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国务院远东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巴尼特（Robert W.Barnett）、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官员林赛·格兰特（Lindsey Grant）、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分析员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希尔斯曼选择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有其特殊含义，因为1957年，正是在旧金山，当时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作了一个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讲，称中共政权是一个“短暂而非永久的现象”，为美国对华“遏制加孤立”政策定了调。
约翰逊政府并没有在希尔斯曼演讲之后立即对中国采取灵活松动的措施，主要原因是国务卿腊斯克在拖后腿。但据当时在国务院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格林的回忆，腊斯克对希尔斯曼的演讲很不高兴。腊斯克坚持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认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先决条件是中共放弃支持革命、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在中国没有改变其对国际社会的敌视政策之前，法国与中国建交只会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中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极端政策已被国际社会认可。腊斯克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害怕引起保守派的攻击，因为他在1950年代曾遭到右翼势力麦卡锡主义的围攻。在杜鲁门政府时期，腊斯克曾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参与撰写1949年《中国白皮书》。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政坛和社会引起一场恐共、反共热，共和党右翼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借机向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兴师问罪，指责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腊斯克作为杜鲁门政府中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首当其冲地承受来自共和党保守派的巨大压力。这段经历给腊斯克后来的政治生涯投下浓重的阴影，使他在后来处理中国问题时，如履薄冰，心有余悸。1960年代初，腊斯克成为国务卿以后，一直牢记1950年代的教训，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小心谨慎，不给共和党右翼留下发难的话柄。腊斯克不满意希尔斯曼擅自做主、喜欢向媒体透露政府内情的行事风格，在得到约翰逊总统同意后，他于1964年2月撤销了希尔斯曼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任命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接替希尔斯曼的位子。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通知美国驻法国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法国已原则上决定承认中国。第二天，波伦向德姆维尔转达美国政府意见：如果法国执意要承认中国，那么最好将这一行动推迟到1965年。那时，此举的影响要比1964年小，因为196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法国准备承认中国。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Herve Alphand）会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阐述法国承认中国的理由。他特别指出，中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不再像杜勒斯过去所说的那样，同苏联结成紧密的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