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阿尔芳大使通知美国副国务卿艾佛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法国内阁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几周内将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一决定；在建交公报公布的三个月以后，中法将互派大使。阿尔芳说，他之所以奉命将法国的决定事先通知美国，是因为戴高乐总统曾经保证他在采取任何承认中国的行动之前都会先和美国通气。阿尔芳告诉哈里曼：在中法建交问题上，法国没有接受北京任何条件；法国不会同台湾断绝关系；北京很可能要发表一个单方面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法国虽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没有被要求就此问题公开表态；法国同台湾的关系将保持不变，除非台湾决定断绝关系。在谈到法美双方都很关心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阿尔芳表示，法国没有做任何妥协，但法国保留在此问题上的决策独立性。哈里曼对法国承认中国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口气强硬地指出：法国的决定“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会加大美国公众对法国的反感，美国没有预料到法国作为一个盟国会做这样的事。法国不会从承认中国这件事上得到任何好处，只会极大地危害美国。阿尔芳没有想到哈里曼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提醒哈里曼：别的国家也承认过中国。哈里曼火气未消地说，那是朝鲜战争以前发生的事。哈里曼接着以略带讽刺的口吻对阿尔芳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最聪明的外交家之一。”（言外之意：你怎么对你政府这样错误的决定都看不出来？）哈里曼然后喋喋不休地数落法国：法国的行动将在亚洲产生困惑，助长共产党中国的气焰，为美国人民和总统制造巨大困难；法国完全无视美国的利益，擅自做主，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政策制定上独立于美国，而不惜将美国人对法国的好感弃之不顾。哈里曼最后教训法国不要忘记是美国在亚洲承担主要的责任，虽然美国欢迎法国在像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地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亚洲的基本问题是遏制中国，在这方面，法国能作的贡献是很小的，“责任完全在美国的肩上，而法国却在加强我们的敌人。朝鲜战争还从未解决，在亚洲的其他地区，现在到处都存在着共产党支持的冲突”。
约翰逊总统本人对法国打算承认中国的做法也深感不安，对戴高乐不按美国步调行事的行为甚为恼火和不满，但一时间，他不知道他是应该直接出面向戴高乐提出抗议，还是只让手下官员去向法国政府交涉？带着困惑和忧虑，约翰逊于1月15日打电话给他的民主党老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倾诉胸中块垒。由于俩人的对话很能反映约翰逊此时的矛盾心态，即：他既对戴高乐特立独行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和无奈，又在内心深处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迟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特将谈话节录如下：
约翰逊：“戴高乐即将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是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提出强烈抗议，还是我应该让政府去抗议？我们倾向于让政府去抗议……他（戴高乐）将不予理睬。”
拉塞尔：“总统先生，我不主张在这件事上反应太强烈。如果他（戴高乐）不予理睬，那么，他在承认中国时，他会很难堪……我们控制不了他们的外交政策。”
约翰逊：“你说得对，我们一点也控制不了。”
拉塞尔：“现在我们还不能谈这个问题（即承认中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红色中国的那一天终究要到来。”
约翰逊：“我很同意你的话。”
拉塞尔：“我不是很确定，如果我们在三四年前就承认了中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是更好些。”
约翰逊：“我们的处境会更好些。”
拉塞尔：“目前从政治上说，承认中国当然是一剂毒药。”
很显然，拉塞尔和约翰逊都意识到，承认中国这个问题在目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仍然太敏感了，一不小心，共和党保守派就可能在此问题上做文章，向民主党政府发难。
在和拉塞尔打电话之后，约翰逊又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通电话，讨论中法建交问题。邦迪认为，破坏戴高乐行动的一个办法是让蒋介石不和法国断交，拖延一个星期左右。在过去，每当有国家承认北京，蒋介石都会立刻与那个国家断交。如果这次蒋介石不马上宣布与法国断交，那么难题就摆在北京面前，因为北京一直坚持它不能与一个同时承认台湾的国家建交。法国就是希望蒋介石立马和法国断交，而蒋介石很可能会这样做。“我们应该建议蒋介石顶住一个星期”，不要和法国断交。约翰逊赞成邦迪这番话。
第二天，国务卿腊斯克致电美国驻台“大使”杰诺尔德·赖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指示他将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信转交给蒋介石。约翰逊在信中建议：蒋介石不要在法国承认北京后立即同法国断交，因为北京会强烈反对法国继续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就希望台湾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如果台湾不宣布和法国断交，那毛泽东的赌注就下错了，他会非常难堪，他将在中法建交中捞不到多少好处；而如果台湾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那就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使他正好不用承担默认“两个中国”事实的骂名。
美国在尽力劝阻法国不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还向其西方盟国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步法国后尘。在美国官员的眼中，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始，法国的行动会产生腐蚀效应，就好比在美国长期精心维护的封锁中国的水坝上冲开一个洞眼，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个洞眼，它就会被水冲刷得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大坝崩溃。美国特别担心像加拿大和日本这样盟国的对华态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要求和中国建立联系和交流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大。
1964年1月22日，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Ball）同马丁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在谈话中，鲍尔指出，戴高乐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看来是不会改变了，这一做法会产生两个恶劣影响：第一，它会大大损坏南越政府的利益，会使西贡的领导人觉得国际社会在推动南越中立化，会破坏美国帮助南越抵抗共产主义的努力。第二，它会使联合国有关中国代表权的讨论更复杂、更难处理，因为很多非洲国家可能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丁在发言时强调戴高乐的对华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永远地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告诉鲍尔，加拿大和中国已经建立了接触，最近加拿大通讯社和中国的新华社就要互派记者。知道美国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影响忧心忡忡，马丁说，尽管加拿大充分意识到法国的举动会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同盟阵营造成的冲击，但是，他目前没有办法表明加拿大将来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也不知道加拿大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时最终会如何投票。马丁重申，加拿大希望和中国增加来往，因为继续无视中国的存在不是一个现实的或明智的政策。至于中法建交会对南越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马丁表示，他对目前南越政府的生存前景持悲观态度，因为南越政府没有得到南越人民的支持。鲍尔对马丁的描述非常不以为然，声称将南越中立化就相当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南越。他强调，两年前在老挝推动中立化是因为老挝的情况特殊，老挝中立化模式不适合南越。
马丁的话表明，戴高乐的对华政策在加拿大很有市场，美国要继续维持其对中国“遏制加孤立”的政策，已越来越难以得到盟国的支持，加拿大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裂痕已经很大了。1964年9月14日，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在渥太华举行的一次北约会议上指出：如果西方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有一天中国的政策就会变得更现实一些；而“目前对中国的孤立做法只是鼓励危机不断地出现”。尽管加拿大领导人出于维护加美战略同盟的大局考虑，还不会像戴高乐那样与美国撕开脸皮，做出马上承认中国的戏剧性行动，但他们也不会刻意掩盖他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
就像加拿大官员一样，不少日本官员也对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表示不满。他们感到，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和台湾保持关系，与中国大陆隔绝，长此以往，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将下降。他们不明白美国为什么在亚洲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日本的舆论普遍赞扬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要求日本政府也采取类似行动，顺应新潮流。1964年1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日本人民不关心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倾向于认为苏联，而不是中国，是主要敌人；在法国承认北京的问题上，日本政治家和报纸认为，法国的行动开创了一个和中国接触的机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布罗姆利·史密斯（Bromley Smith）在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腊斯克和大平正芳会谈情况时称：“日本外相大平告诉国务卿腊斯克，在日本国内，公众强烈支持和中国大陆达成理解。”
2月27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Ikeda Hayato）会见美国驻日本大使瑞肖尔，讨论对华政策，并就此问题向美国提建议。池田说，“法国承认北平已经对日本公众造成很大影响，使公众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增加”。他告诉瑞肖尔，中国政府的“日本通”廖承志和赵安博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本提议，两国扩大贸易，互派贸易代表，互相开通航线和互换记者，日本公众对这些建议反应积极。池田表示，尽管他不愿意在对华政策上和美国脱节太大，但他觉得“美国和北平增加接触是好事，并不一定有违美国意愿”。池田特别想先和中国互派记者，并希望美国也这样做。池田还对希尔斯曼“突然辞职”一事表示担忧和不解。但腊斯克对池田所提的增加美中交流的建议不为所动，他指示瑞肖尔在回复池田时，强调以下几点：美国曾向中国提出过互派记者的建议，但中国没有同意；日本在考虑是否承认中国时，应首先顾及“自由世界的利益”和防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日本应该关注自己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重要安全利益。至于希尔斯曼“辞职”的问题，腊斯克解释称，希尔斯曼的行为完全是“个人决定”，决不意味任何政策变化。此外，腊斯克还对中日贸易的迅速增长深感不安，他在多个场合对日本官员说，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不会给亚洲带来和平。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蒋介石十分重视与法国的关系。1963年4月，他和宋美龄多次接见即将返国的法国驻台北“代办”戴国栋（Emile de Curton），表示友好之意。在一次交谈中，蒋介石先向戴国栋表达对戴高乐的敬佩，然后希望法国加强对亚洲反共盟友的支持。宋美龄则强调蒋介石和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下的盟友关系，希望以此来打动法国人。她说：“今日的‘中华民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为国家之自由而战。当时我们毫不保留的支持，如今也期盼能获得你们同样的支持。”
中法准备建交的动向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台湾当局呼吁美国和其他友邦向法国做“说服”工作，强调法国的行为“不但有害于法国，而且有害于自由世界”。蒋介石于1963年12月13日致函戴高乐称：“近数日外电频传，法国正考虑承认‘共匪’，或与之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为举世所注目。我军民尤感惶惑不安，将使我士气民心受到严重打击。希能本持颠扶危、主持正义的精神，在吾人艰难困苦之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戴高乐决心已下，准备承认北京，没有理会蒋介石的请求。但是，与此同时，戴高乐并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和蒋介石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反法西斯盟友。考虑到这一层面的老朋友关系，戴高乐决定派两名特使去台湾，向蒋介石说明他决定承认北京的原因，以表明他没有忘记老朋友，争取蒋介石的谅解。戴高乐挑选的两个特使是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的贝志高将军（General Zinovi Peshkov，又作Pechkoff）和法国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纪业马上校。
对于戴高乐不理会他的请求，执意准备承认北京，蒋介石十分恼怒。他在1964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宣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
戴高乐承认“共匪”之政策似已决定，今日世界见利忘义，怕强弃弱，只有强权，绝无公理，更可概见。自戴出任法政以后，人以为法国反共政策将更坚定，不料时势变化皆对相反方向进行。如不有自我奋起决斗，反攻大陆，打破现状，则真将不成人类世界矣。戴高乐派要员十九日来访，此为其“共匪”前，在形式上作其不忘旧情之行动乎。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谈判中北京不坚持法国先与台湾断交为前提条件的做法，非常担心，认为这一做法将为日后别的国家承认北京制造一个很坏的先例，会助长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再联想到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希尔斯曼放话说要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蒋介石忧心如焚。他在1月16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法国政策的担心和对美国的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