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国际消息近年中最为恶劣之一次，即法国决于近期内将承认“共匪”，并以对我“中华民国”继续维持其外交关系为对“匪”条件，而“匪”且已承认其条件。我必宣布与法绝交，或待“匪”在巴黎成立伪使馆，而我必撤退使馆。今日美国早存有“两个中国”政策，且“匪”大使级谈判已有百余次，如其一旦“匪”与美有妥协之意与诈术例，美亦必将承认“共匪”，何况其国内左派及其政府中何斯曼等最近言行显有“两个中国”之政策，只待“共匪”放口乎。我今后外交不能不重作考虑，另谋出路矣。
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中美大使级谈判持有戒心，害怕美国背着他与北京“妥协”，害怕被美国抛弃。
蒋介石想和法国“断交”，但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叫他不要这样做的压力。他感到进退两难。他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蒋经国讨论同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感到“国际形势虽甚恶劣，父子对前途皆抱乐观，且具信心也。美对我外交部照会，要求我暂不与法绝交，以观望‘共匪’行动为计”。为了说服戴高乐推迟承认北京，蒋介石盘算“以法在东亚之利害，及其个人对余之道义，使之展延时期与我布置时间”。
面对即将抵台的戴高乐特使，蒋介石考虑如何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为有可能以道义和个人交情为理由，来说服法方延缓承认北京，其日记云：“法戴承认‘共匪’政策既已决定，殊无改变之望，但其既派私人代表特来面谈，此戴个性为英雄主义者，而且常认对余现在之奋斗与过去世界大战患难之交，念念不忘，惟有以此方面是否有打动其延展时间之可能发生，加以研究。”蒋介石希望他能说服法国延迟承认北京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东亚形势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有可能使中法建交不能实现。
1月19日，戴高乐的两位特使贝志高将军和纪业马上校到达台北。他们给蒋介石带来戴高乐的亲笔信，内称：“承询外传法政府拟改变其与中国关系，兹谨以开诚与信赖精神奉告，在相当接近的将来，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果属真确。”戴高乐的信清楚地表明，法国承认北京的决定已经不会更改，而且中法建交很快就要实现。很显然，蒋介石要说服法国推迟承认北京六个月的希望已经落空。
蒋介石在接获戴高乐的信后，立刻召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和“外交部长”沈昌焕“商谈对法交涉之策略”。戴高乐的信使蒋介石怒不可遏，他的失望和愤恨的心情在他的日记中表露无遗：“西方政治家或军事家皆为自大狂的一邱之鹿，所谓口上精神道义者，皆是欺诈之谈。余在上月二十四日特致其信件中，特加持颠扶危与坚持道义之精神，以为或可以私情感之，但事后此信未出时，已觉此二语对其谦卑过甚，反以为其轻视。今竟不出所料，悔之晚矣。”
如何回复戴高乐是让蒋介石十分头痛的事。他又一度考虑和法国一刀两断，召回驻法“外交使节”，但美国人的压力又使他犹豫不决。1月20日，蒋介石“五时起床，朝课后，手拟复戴高乐之函件，甚费思索，如何严正斥责，使之反省？”他上午再次召集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三人，共同商讨给戴高乐的回信，决定“以严辞复之，不再加以希望，但如其果为政治家，为其国家与历史计，自当对余函件必将有考虑反省乎”。中午，他又会见贝志高，“嘱其转达戴也”。中法建交一事让蒋介石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入睡。其1月21日日记云：昨“夜间不能安眠，乃服药”。今早“六时前起床，审核中文及法文稿致戴复函，对戴复函稿义正词严，心妥理得”。
1月21日，贝志高携带蒋介石致戴高乐的复信返回法国。同一天，沈昌焕奉蒋介石之命，将戴高乐来信的内容以及蒋介石致戴高乐复信的内容，转告美国“大使”赖特。蒋介石在致戴高乐的复信中，再次从道义的角度向戴高乐呼吁，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他要求戴高乐本着“对后代和历史”的“责任”，“慎重明断”地“思考”他的行动。沈昌焕对赖特说，戴高乐的来函使蒋介石坚信：既然法国很快就要承认北京，台湾就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哪怕是保留很短一段时间。赖特立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汇报沈昌焕的话。尽管沈昌焕说台湾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但蒋介石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并没有表示要与法国“断交”，很明显，蒋介石充分考虑了违背美国人的意志要付出的代价。他不得不再次忍气吞声，对法国只做道义上的劝说，只字不提“断交”。他在日记中写道：“答复给戴高乐来函，严斥其承认‘共匪’，其个人事业与历史，皆将因此毁灭之意，亦于当时发出，惟其结果如何，尚未可知。”同时，他也抱怨美国在中法建交问题上的压力和霸道：“美国自私怯懦、损人利己之卑鄙言行，最为痛心也。”
1月23日，台湾当局首次就中法建交表明立场。“行政院长”严家淦表示坚决反对法国政府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当记者问台湾是否打算与法国保持类似和英国的关系，即在法国外交使节撤离台北改驻北京后，台湾仍然同法国保持“领事级外交关系”时，严家淦回答：“此为一假想的问题，本人不拟答复。”1月24日，国民党“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法国承认北京“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为害尤巨。今法国政府竟不顾一切出此下策，其对整个世界必将遗患无穷，此事所导致之一切严重后果，法国政府应负全责”。台湾当局还强调“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立场不变”。
接到赖特1月21日的电报后，国务卿腊斯克对沈昌焕所说的台湾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的话大为紧张，担心蒋介石在一气之下真的与法国“断交”。他觉得有必要再对台湾施压。这一次，他要双管齐下，在华盛顿和台北同时向蒋介石表明美国的立场。在华盛顿，他亲自出马，和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黼会面。在谈话中，腊斯克对台湾处理法国承认北京的方式表示“极度的失望和不安”，并再次指出如果台湾不和法国“断交”，那么，北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就会严重受挫。腊斯克一边说美国无意干涉台湾的政策制定，美国只是提建议；一边又明显用带着威胁的口吻对蒋廷黼说，如何处理中法建交一事，既牵涉到美国和台湾未来的关系，又牵涉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还牵涉到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因此，美国需要台湾的合作。即使挫败法国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三，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应放过。他要求台湾在“继续抗议法国的行动”的同时，还“应尽力让巴黎和北平难以实现它们的计划”。在谈话结束时，腊斯克强调，阻止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一场长期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如果法国承认了北京，“我们很可能很快将面对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确实，已有四十二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了北平，但法国是一个特例。如果水坝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洞，那么洪水就将顺着洞冲过来”。因此，“阻止巴黎和北平的行动的重要性”非常大。
与此同时，腊斯克派中央情报局前驻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Ray S.Cline）访问台湾。克莱恩与长期负责台湾情报系统的蒋经国关系密切，希望通过蒋经国这个特殊渠道，劝说蒋介石不要为了面子，匆忙同法国“断交”，好让戴高乐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副国务卿哈里曼在给克莱恩的指令中说，如果蒋介石不宣布与法国“断交”，那么戴高乐就会非常尴尬和下不了台，那些准备效仿法国承认北京的国家，看到法国如此狼狈，就会三思而后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莫（Robert W.Komer）在向约翰逊总统报告克莱恩的台湾之行时说，就像“腊斯克在和‘中华民国’大使谈话时措辞严厉一样，克莱恩接到的指令同样强硬，给他的指令包括向‘中华民国’发出的隐含的威胁，即如果‘中华民国’不听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以后就不能再和它密切合作”。
克莱恩于1月26日秘密抵台，蒋经国在机场迎接。俩人随后开始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克莱恩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他和蒋经国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俩人很快达成一致。蒋经国在了解了美国方面的想法后表示，尽管他知道美国的建议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看到的，但他会去说服他父亲。蒋经国随即去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汇报，然后，返回克莱恩的住处，告诉克莱恩，他父亲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同意在几个星期内不和法国“断交”。约翰逊政府绕开通常外交联络路径，使用私人外交的特殊渠道，起到在危机关键时刻及时为蒋介石降温的作用，阻止了他在中法宣布建交时立刻与法国“断交”。
1月27日，克莱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他和蒋经国谈话的经过称：蒋介石已经知道了美国的立场，即当法国承认北京时，台北只向法国提出抗议并声明反对“两个中国”政策；但在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之前，台北不应同法国“断交”；如果戴高乐宣布与台湾“断交”，那么事情已无法挽回，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如果法国的声明含糊其词，那么台北将根据美国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克莱恩还说：蒋经国向他强调反攻大陆的重要性，希望美国从台湾的角度看问题；蒋经国抱怨美国在反攻大陆的问题上对台湾限制太多，称台湾不会“出卖大陆人民的灵魂”，如果台湾不对大陆抗争，台湾就会落入中共之手。
1月27日也是中法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的联合公报的日子，蒋介石在得知中法联合公报后，迅速约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三人商讨“对法抗议之方式”。沈昌焕原先拟定了一份“对法严加谴责与准备绝交”的声明初稿，但蒋介石牢记美国要他对法国只抗议不绝交的劝告，“彻底改正”了沈昌焕的初稿。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复杂心情：他一方面责怪沈昌焕“勇有余而谋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人的压力耿耿于怀，“思之愤闷不已”。
次日下午，蒋介石去三军联大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对法政策。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与会的多数成员不赞成同法国断交。精疲力竭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小结下午会议的情况：参加会议的代表“多不主张与法绝交，且其理由充足，颇感欣慰，最后加以指示结论，心力交瘁矣”。
台湾当局再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除重复过去抗议中所使用的言辞外，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台湾将采取何种实际措施却只字未提。暗地里，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在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美国过去一直对他的反攻大陆计划泼冷水、拖后腿，现在似乎有了再次向美国人进言的机会。蒋介石思考如何用法国承认北京使中共在亚洲的影响扩大的理由，再结合南越日益恶化的局势，来说服美国在东亚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步骤。他想到几个准备向美国人提出的新方案：在亚洲建立新的反共联盟，或以台湾-美国-南越-韩国四国同盟的形式，或以台湾-南越双边联盟、台湾-韩国双边联盟的形式。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透露了他的这些想法。他写道：他在回味前一天晚上蒋经国汇报的与克莱恩谈话的情形时，“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今时与其利害最关切者是越南问题，当彼进退维谷之际，提出中美越韩四国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韩各别联盟，彼或有考虑之可能乎？”中法建交后，“不仅东南亚”，而且“我自由中国与日韩皆有很快赤化之可能”，须向美国“提出警告”。
1月30日午后，蒋介石与克莱恩以及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检讨中法建交对亚洲局势造成的影响，并将他建立亚洲反共同盟的想法和盘托出。蒋介石在日记中对那场谈话做了如下记录：先警告美国不要忽视由于中法建交而在亚洲出现的“反共各国之危机即将崩溃之情势”，然后提出“最低方式挽救局势，以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之三策：甲、由美领导组成中韩越四国联盟；乙、由美从中支持，组织中韩越三国联盟；丙、中韩与中越分别组成同盟，而由美国作后盾，以便海空军担任运输任务”。蒋介石特别强调：除了他建议的这些策略外，“再无维持东亚反共阵形之法，只有等待‘共匪’渗透及其自动各个崩溃，而美国决不能再在越南援越反共，必须准备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