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少年聪慧，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其父去世，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其父续补《史记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期（公元80年前后）基本完成。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二十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善辞赋，有《两都赋》、《汉书·苏武传》、《幽通赋》等。
承继家学，洛阳深造
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加之聪明好学，九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了。当时，其父班彪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其父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后来，班彪有意续写《史记后传》，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在其父影响下，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这时，著名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也前来拜班彪为师，虚心求教。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扬雄媲美。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汉光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一天，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王充听后十分惊奇，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他在这里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胭、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其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
续撰《汉书》，被人诬告
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个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竟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为哥哥雪除冤枉。
班固被告“私修国史”，身陷囹圄，不知将被如何处置，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罪”。他立志著史，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刘向、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更是为了宣扬“汉德”。西汉一代二百一十余年，有过赫赫功业，也有过许多弊政，其中治乱兴衰，使人慨叹，给人启发，写出一部“汉史”，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四十年了，再不及时撰成史书，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所以他才拿起笔来，立志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不料遭人诬告，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死去，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为此，班固忧愤交加，心痛欲裂。
班超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洛阳上书，要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器重他的才能，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
深受明帝欣赏，被拜“兰台令史”
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贫”，班超“常为官慵书以供养”。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时间一长，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有一天，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便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回答说：“为官写书，以养老母”。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超为“兰台令史（掌管奏章和文书）”。后来，斑超弃文就武、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建功立业，被封为定远侯。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时，是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由于班固表现出色，又被晋升为“郎”官，负责整理校雠（chóu，校对文字）皇家图书。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班固的职务是校书，故称“校书郎”。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他的创始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他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全身心地投入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廷论五经同异，撰集《白虎通义》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班固48岁那年，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议郎杨终上奏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意思是：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
所谓“甘露石渠故事”，说的是一百多年前，即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朝廷议定五经的“故事”。当时，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西汉内廷藏书楼）大集诸儒，讨论五经同异，分歧处由宣帝亲自裁断定夺，从而确定了经学的标准范本，史称“石渠阁议”。究其缘由，是因为西汉王朝建立后，废除秦代的书禁，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繁荣，成为汉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依据及统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但经学由于文字和师承的不同形成了今文和古文之争，造成了经义的分歧局面，不但令学者无所适从，也不利于政治思想的统一，通过“石渠阁议”，有了权威的钦定经学范本作遵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章帝效法“石渠故事”，在白虎观召开由廷臣及诸儒参加的讨论五经同异的会议。会上，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由淳于恭将讨论结果上奏，分歧处由章帝作出决断。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兼做记录，并在淳于恭议奏的基础上，将其中统一的意见和章帝决断的结果编撰成《白虎通义》（又省称《白虎通》）一书。“通义”是指统一的、可以通行天下的经学思想。《白虎通义》所反映的是东汉今文经学派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是西汉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的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是今文经学派的政治学说提要。
《白虎通义》的内容十分丰富，现在流传的《白虎通义》共有四十四门，几乎涉及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古代政治、哲学、民俗、语言等历史文化现象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学成就”
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两都赋序》），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张扬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在宫室游猎之外，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
《幽通赋》为述志之作，表示他守身弘道的志向。写法仿《楚辞》，先述自己家世，后写遇神人预卜吉凶，再写他誓从圣贤的决心。所谓幽通，即因卜筮谋鬼神以通古今之幽微的意思。另有《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自己“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
此外，他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班固在《汉书》和《两都赋序》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他不仅肯定了汉赋“抒下情而通讽喻”的一面，而且还肯定了其“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一面，实际上也肯定了汉赋的歌功颂德的内容。班固另有《咏史诗》，咏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
“点评”
班固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在史学界，他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又与扬雄、张衡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其中，《汉书》记录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史事，为一部断代史巨著，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故长期与《史记》并举，历代学者研习赞誉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