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是南宋诗坛的大家，对其诗歌艺术的研究，向来为人们所关注。在三四十年代，以风格描述为主；五六十年代，转向创作道路及创作分期的探讨；80年代以来，于题材分类研究有进展。总的说来，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上。
一、风格特色
陆游诗艺术风格的研究，有两点为诸学者普遍认同：首先，陆游诗由江西诗派入而不由江西诗派出，其诗风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其次，陆游诗作仅留存下来的就近万首，其风格是多样的，固然有“善为悲壮”的一面，也有清新的一面。陆游诗众体咸备，分体而论，诸体诗的风格也是有差异的。
1949年前的许多文学史，于陆游诗多注意其“悲壮”的特色，如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谓：“宋南渡后，言诗者多称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人。其中以陆为第一，堪称南宋的代表作家。”评价是颇高的。又谓：“其诗风三变，初喜藻绘，中务宏肆，晚归恬澹。总其全集而论，不但清新拔俗，而且悲壮慷慨，实不失为一爱国诗人。”李维《诗史》谓陆游：“其诗浩瀚，为南宋一大家……平生诗多至万余首，尤善为悲壮。”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三）谓：“陆游诗存者不下万首，当为古今诗人最多产的一人。他能别树一风格，表现出他自己的创作的性格。他意气豪迈，常欲有所作为。所以灏漫热烈的爱国之呼号，常见于他的词里诗里，而在诗中尤其活跃。”刘麟生的《中国诗词概论》，论陆游诗风格之多样性，认为：“陆游与‘江西派’不无渊源。但他喜仿陶潜的诗，又深崇拜李杜，所以他能脱离‘江西派’而自成一家……试读他的《长歌行》……可见得他悲壮慷慨之一斑……他的七古诗，感时伤世，颇有老杜的气势。他的七律，属对工致，遣词流利，后人模仿最多……他的七绝，实在很有远味。如《剑门道中遇雨》《花时遍游诸家家园》等诗，是极自然极有丰神的作品咧。”
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论及陆游诗时说：“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领会到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注意到陆诗后一方面的特色，而给人以“老清客”的印象，那是错看了陆游，其“忠愤”之作，才是第一位的。在《陆游诗选》“前言”中，李易对陆诗风格作了总体的概括，认为：“杨万里评陆诗曰：‘敷腴’。方回评之曰：‘豪荡丰腴。’‘腴’，确是陆诗风格的重要特色。这和陆诗中所表现的生活情感之‘丰’，原是一致的”。“陆诗的语言特点是简练自然，‘明白如话’，所谓‘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因此，李易对陆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说：“陆游的诗以其高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时人将他比李，呼之为‘小太白’；也有将他比杜，誉之为一代‘诗史’。而他对于当代及后代诗人的影响又是极其广泛而长久的。他运用了平易流畅富有散文化特征的语言，而把这种语言的诗意的美，锻炼到最强度，发挥到最高度。许多日日常遇之事，处处常见之景，一经他的描写和歌咏，无不呈现出新鲜的独特的味道，而又无不为人们所共誉共赏。这就是诗人陆游在艺术方面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
二、创作分期和各体诗的成就
关于陆游诗歌创作的分期，赵翼《瓯北诗话》早、中、晚的“三分法”向来为研究者普遍接受。程千帆在《陆游及其创作》中指出：陆游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作道路，其作品前后风格是有所不同的。”“大体上说，他早年的诗，显示了一个青年作者的才华，也显示了一般青年作者所容易产生的片面追求技巧的偏向。”“40岁到46岁左右，则是他和江西派由离而合，再由合而离的一个时期。”“30岁以后，陆游认识了当时著名的前辈江西派诗人曾几，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受到了不少的启发……同时，在诗风上，他也开始注意绚烂以外的平淡，藻绘以外的宏大。但陆游的浪漫性格与早年的修养，却使他只能为江西派的清新而不能为其瘦硬，只能为江西派的平淡而不能为其生涩。他终于以清新宏丽的语言、悲壮磊落的情调，发为感激豪放的声音，而与一般江西派作者区别开来，自成一家。”“入蜀以后的狂游和短期的军中生活，则更助长了诗人在这一方面的发展。”“陆游66岁以后的作品，虽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中期的豪壮风格，但在退居生活的各方面，却成了他最习见的诗题，因此风格上更趋于闲适淡泊。”这是按陆游一生经历的变化，将其诗歌创作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但朱东润在《陆游作品的分期》中认为：陆游《示子》诗“明明指出‘初学’、‘中年’之间，截然不同”，而赵翼却统归之为陆游创作之“初境”。为此，他于陆游作品重新作了明确的分期，但仍以陆游诗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少时至乾通六年（1170）陆游46岁到达夔州的前夕为止，《诗稿》卷一至卷二《瞿唐行》；第二阶段，自到达夔州至淳熙十六年（1189）陆游65岁被劾罢官为止，《诗稿》卷二《入瞿唐登白帝庙》至卷二十一《去国待潮江亭太常徐薄宗卿载酒来别》；第三阶段，自65岁罢归山阴至嘉定二年（1209）陆游85岁逝世为止，《诗稿》卷二十一《醉中作行草数纸》至卷八十五。第一阶段应当是30年，第二阶段是19年，第三阶段是20年。朱东润指出：“在现存的早年作品中，却充满了大气磅礴、热爱祖国的诗篇”，“却看不出显著地受到江西诗派影响的诗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年的诗，经过陆游的精选……他早年的作品，不代表他早年的主张而是代表他中年的主张”。第二阶段，“除了卷二十一的25首以外，都经过陆游自己的选定”。其间也有若干作品被删，“从中年时期的作品看，陆游的爱国诗篇占据主要的部分，尤其是写出那请缨无路、功败垂成的情感”。这一时期中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特殊表现为那一泻无余的做法；这是前人所说的“竭情”，正是和“含蓄”相对的一种形态。第三阶段，存诗最多，“中间曾被删除的可能止有19篇，这19篇都和陆游的意气激昂、决心抗敌有关，因此这六千余首的诗篇，不免因此减色，其中描写身边琐事，消极颓废的作品，又因未经删除而大量存在，这就使得第三阶段比之第一第二阶段都显得不够积极，不够紧张”。在作诗方面，功力不可谓不深，但是恰恰放弃了自己所找到的大路，某些诗“都不免让人想到这是‘小家数’，给人以玩弄技巧的印象”。65岁以后，陆游的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农村渡过，“一位衰老的诗人，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有条件进行对于人生的领略和体会，这是陆游晚年的作品比较平淡的原因，也正因此更显得他的晚年的作品不同于早年或中年”。当然，陆游晚年的作品还有同于早年和中年的一面。他的爱国思想和积极奋斗的精神，在陆游的晚年也还继续保存着。
陆游诗诸体皆备，不论古体诗，还是律诗、绝句，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点早已成为公论。在对陆游诗独特艺术风格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研究者于陆诗不足之处也有所批评，如陆游诗命题、立意及句律的因袭重复，其甚者流为腐熟，有造作弄巧之憾等。这一点从元代方回，至清代朱彝尊等都有所讥弹，就连对陆诗推崇备至的赵翼也不得不承认陆诗有“或见于此又见于彼者”的现象。钱锺书在《谈艺录》中于此分析甚细，首先，言其“蹈袭”，说：“放翁诗中，美具难并，然亦不无蹈袭之嫌者”。其次，言其“重复”，说：“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鲜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又谓陆游作诗：“似先组织对仗，然后拆补完篇，遂失检点。虽以其才大思巧，善于泯迹藏拙，而凑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杂，两联之内，典实重叠；于首击尾应，尺接寸附之旨，相去殊远。文气不接，字面相犯。”又谓：“其制题之宽泛因袭，千篇一律，正以非如此不能随处安插佳联耳。”第三，言其好议论，说“诗中议论，亦复同病，好正襟危坐，讲唐虞孔孟，说《论语》、《孝经》，诵典坟而附洙泗，攘斥佛老百家，谓为淫词异端”云云。他认为：“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巧故耳。”
专就陆游的诗歌作细致、精密分体研究的，以朱东润用力最勤，收获较多。他在《陆游的古体诗》一文中指出，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相比照，可以看出“陆游的古体诗和一般作者不同的地方，第一是他没有大篇。《诗稿》八十五卷之中，没有三百字以上的篇幅。这不是他的才力的不足，而是他的用笔的精练。其次在他的作品之中，很少有以文字、才学为诗的所在。他的议论是有的，但是一般都安排妥帖，不使人有生硬排之感。这就使他的古诗不同于当时一般作者的古诗”。他在文章中重点分析了陆游的七言古体诗，认为七言古诗最习见的是一韵到底，“但是陆游的七言古体之中，转韵的却很多，这就显得更流畅、更生动，一字一句在纸面上跳跃起来”。指出陆游的古体诗转韵的例子通常都是十六句，四句一转，尾韵平、仄、平、仄，或是仄、平、仄、平。这样便给人一种律动的感觉。朱东润说：“诗歌的成功，有意境之美、字句之美、音律之美。陆游在七言古体中，特殊注意到音律之美，因此在这里对于韵节的运用，常常别出心裁，追求转变。但是在意境卓越，辞气滂沛的时候，他又摆脱了固定的句法，使用杂言的形式。杂言在形式上已经很接近于散文，但是正因为思想的动荡，远远不同于散文，自具一种苍莽之感。陆游的杂言诗不过十余首，但是这十余首都有一定的价值。”他同时指出：“陆游的七言古体中，确实有散文意味太重的，不过这样的诗是个别的，在九千余首的诗集中，是不足为怪的。”
陆游律诗历来最为人激赏，以至有“古今律诗第一”之誉。朱东润《陆游律句的特色》一文，从三个方面对陆游律诗作出分析：陆游律诗，一般的作品，主要力量还是安排在中间的四句，这四句通常是景一联，情一联，有时更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成为情景交融的诗句。同时，在用典方面，陆游很少运用僻典，因此在创作中还没有太大的流弊。在用典的一些诗句中，陆游完成了以经济手法传达比较复杂的意境的任务。在写景方面，陆游早年到达前线，经历名山大川，因此在写景的诗句中，非常壮阔，晚年以后，生活在农村中间，描写景物，通常是细致入微。在写情方面，陆游以自己充沛的情感，发生感染的力量。因此在律诗中，这是更重要的部分。“陆游写情的诗句，有些是表现阔大和沉雄的情感的……和这类情感联系的有自负的诗句……诗人有自负的热情，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出路，这便成为感慨。”文章也指出：“诗中感慨的成分太多，有时走上叹老嗟卑的途径，便成为诗中的俗套，反而引起读者的厌倦。这样的诗，在陆游诗稿中不是没有的。”文章还指出：“陆游的律句，有些写得非常自然圆转，这正是谢緿所说的‘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当然，这里也还有一定的界限，从圆美到圆熟，已经到了好句的边缘，再进一步成为圆滑，便是诗中的病态。”陆游一些律诗，也可看到江西诗派的影响。
在《陆游的绝诗》一文中，朱东润指出：“陆游在绝句方面，有他的光辉的发展。他一面继承了唐人的优良传统，但是更多地发挥了宋人好议论的特点，在绝句诗里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绝诗也是多种多样的。”具体说来，除仅见的《五杂俎》三言六句外，其五言绝句很多诗“都能表现他特有的作风”。对于六言绝句，陆游大约也感兴趣，如《诗稿》卷十六《六言》“以朴素的形式，传达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充满了诗的感情，这一首诗应当算是成功的”。而“陆游的绝句之中，绝大多数是七言绝句，这是唐宋以来诗人共有的情况”。大体说来，类于唐人的“神韵”、“清远”之作，“在他早年和中年的作品中都有，晚年以后便比较少了”。但是陆诗绝句毕竟是宋人的绝句，“我们应当以宋人的特点来衡量”。“陆游的绝句里，玩弄才学的地方是不多的，但是却好发议论。可是在发议论的当中，多数都留下余地，由读者去思考，让他们在玩味之余，更能体会作家的用意，这正是在唐诗的范围之外，作出进一步的尝试。”同时也指出：“散文化倾向太重，过于直率而成为滥调的，在陆游的作品中也是存在的。他有时确实走上了‘以议论为诗’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唐人的作品中，本来具体存在，不是他的独创，而且在运用得当的时候，反而丰富了诗的内容。陆游的绝句不是没有缺点，不过和他的优点比较起来，这是不重要的。”
在《关于陆游诗的评价》一文中，胡明对陆诗各体作出具体评价，认为直到清代乾隆帝以“感激悲愤，忠君爱国”厚加褒扬，又经赵翼、翁方纲诸人鼓吹，陆游诗的地位才空前高扬起来；而在此之前，清代前期著名诗歌理论批评家对陆游诗的评价一般都不高。具体到陆游诸体诗，律诗为陆游致力最勤，也最为人称赏的。他认为，像《书愤》、《夜泊水村》等“神气完厚”之作在整部《剑南诗稿》中确乎不多。“他的七律有心学老杜，但偏于清新刻露，圆熟巧密，在精练流丽和沉雄腾踔两个方面均逊一筹。”他认为：“正因为放翁一味‘安排佳联’，而不顾题目的因袭，诗意的重叠，有些雷同的对子实在让人有诗匠弄巧的感觉，使人不敢相信这些诗中有放翁的真感情在。”又说：“比较而言放翁近体中绝句似乎要好一些，佳作也多一些……事实上这类诗很大一个多数都是形象思维的上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可说是完美结合。”认为陆游的古体还有不少白描风日，轻抒怀抱的作品，写得意思氤蕴，耐人咀嚼。“同时放翁的不少诗歌议论化倾向严重……这些议论很有点平庸浅薄。随着议论化出现的便是散文化倾向……严重阻遏了诗的流荡走动，诗味与美感大大打了折扣。”
三、艺术渊源
陆游转益多师，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也为研究者注意。钱锺书在《谈艺录》的“剑南与宛陵”一节中说：“放翁自作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偏为古质之梅宛陵。”又谓：“其于宛陵之步趋素画，无微不至，庶几知异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诗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一般认为陆游是轻中晚唐乃至深恶痛绝的。钱锺书不以为然，他在“放翁与中晚唐人”一节中说：“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集中读乐天诗一绝后，即继以读许浑诗云……”而江西宗派悬晚唐为厉禁，而陆游赏识许浑，“独殊酸咸，良由性分相近”。又谓：“放翁五七律写景叙事之工细圆匀者，与中晚唐人如香山、浪仙、飞卿、表圣、武功、玄英格调皆极相似，又不特近丁卯而已……窃以为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他在《宋代诗人短论（十篇）》中，论及陆游于江西诗派的渊源时说：“陆游31岁才碰见曾几，虽然拜门当学生，但是风格早已成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朱东润的《陆游的创作道路》一文认为：陆游的诗自江西派入手，其结果自成一家，他否定了曾几、吕本中，并进一步否定了黄庭坚。陆游曾说起十三四岁时见陶潜诗，又说十七八岁时读王维诗最熟，又说少时绝好岑参诗，他曾举出谢緿、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苏过这些诗人。我们可以说陆游之所以成为陆游，这许多诗人的作品，对他都起过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诗人对他似乎都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朱东润认为古今诗人对陆游的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梅尧臣。尧臣的感触时势，激昂奋发和他的叙述疾苦，忧伤沉痛，都给陆游以极大的启发。陆游的学梅尧臣，主要在此，而不在字句的安排里。文章指出：“在诗的艺术性方面，陆游向曾几学习；在诗的思想性方面，陆游是从梅尧臣得到启发。”
在《陆游和曾几》、《陆游和江西诗派》、《陆游和梅尧臣》等文中，朱东润对陆游与曾几、江西诗派的关系，他对黄庭坚、吕本中等人的态度及师承渊源，对梅尧臣的继承和发展等作了个案的详细分析，相互比照，正可构成一个完整连续的体系。在《陆游对前人作品的学习，继承和发展》一文中，于北山对“陆游怎样向前人作品学习，学习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又有什么发展”，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他说：“陆游的世界观和学术思想的基础在于儒家六经，旁参老庄。诗歌艺术方面，则学习、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及其淳朴自然的词句，和美善刺恶的讽喻手法；学习《楚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风格，以及忠愤怨悱的爱国精神；学习乐府民歌的率性抒情，夸张想像、语言丰厚，意境清新；吸取陶渊明的真醇淡雅，浑厚天成；吸取王维的意远态真，语新理惬；吸收岑参的语奇体峻，豪迈坚挺；学习杜诗的堂庑广大，气势雄浑，伤时感事，沉郁幽深；学习李白的气畅格高，飘洒奔放；学习白居易的情深趣真，词工句稳；学习梅尧臣的平淡高古，含蓄幽奥，并借以起衰振敝，树帜诗坛；学习苏轼的恢宏奇伟，驰骋开张；旁参黄庭坚的坚挺峭拔，格律精整，继承和发展吕本中、曾几的爱国诗篇和江西句律。扣紧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遇到的问题，大胆的发展，勇敢的迈进。”他认为对陆游影响最大，陆游致力用心最勤者，则为杜甫和梅尧臣。
袁行霈的《陆游诗歌艺术探源》，认为陆游从曾几、吕本中等江西诗人那里学到的“恰恰是江西诗派作诗的诀窍”。而更重要的是，他“学了古人的方法，自己到生活中寻找诗的灵感，自铸伟辞”。他说：“陆游得之于杜甫的就不仅仅是字法、句法，而是杜诗的精髓，即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与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的统一。”从体裁上看，陆游学习杜甫主要是学习他的律诗。他认为陆游所受李白和岑参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七言古诗上。“李白在诗中反复表现的主题——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的追求与幻灭，他的傲岸与狂放，在陆游诗里结合着陆游的身世遭遇得到再现。”“陆游学岑，主要得其奇丽。”将李白的狂傲和岑参的奇丽结合在一起，陆游的诗便具有特殊的魅力。他又说，陆游闲居的生活接近白居易，农村生活又接近陶渊明，他的诗也很自然地取法陶、白二家，“他所倾慕于陶的，除了他的人格之外，就是他的朴素自然的语言”。陆诗中“带着一种闲适的、消遣的气味”的，更接近于白居易。文章指出：“探究了陆游诗歌的艺术渊源，我们可以说陆游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虽然带着前辈影响的痕迹，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这就是在平易晓畅之中呈现出一种恢宏踔厉之气。”
胡明在《陆游的诗与诗评》中对陆游诗歌创作的师承渊源进行了深入、精到的分析。他认为：“陆游学诗拜的老师是曾几，但做出来的诗，气味上更近吕居仁。”陆游虽一再表示跟江西派学诗走错了路，但在以后的实际创作上似乎也没有彻底克服他要想克服的毛病，“更重要的是与‘组绣’、‘活法’等江西法规也未有多少实际的触动”。其次，“放翁讲‘活法’、讲‘锻炼’，多少还是参与了自己的功力与才力，‘残乞未免从人乞’的坏毛病究竟被克服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陆游与江西派迥异，乃能自辟一宗。在壮怀激烈抒情述志题材内容方面，放翁刻意走的是李白、岑参、刘禹锡的路子，尤其是以岑参为崇拜偶像，这一类诗篇多在古体。在萧散清远田园闲适的题材内容方面放翁主要追求的是陶潜、韦应物、梅尧臣的诗风路子，尤其是以梅尧臣为学习楷模，这一类诗篇多在近体。陆游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白话化倾向，是受到白居易的影响，尽管他本人矢口否认，另外，苏轼、许浑对陆游也有影响。因此，陆游融合众体，自辟一宗的“不名家”的特征便是“深山大泽，包含者多”。
四、题材分类研究
80年代以来，除爱国诗而外，人们对陆游诗的分类研究（如田园诗、农村诗、山水诗、记梦诗等），有了较大的进展。
陆应南的《陆游的田园诗浅探》一文认为，陆游田园诗的数量和影响虽不及其爱国诗，但同样熠熠生辉，光彩袭人。其主要特点：一是，作者描绘了农村的淳朴风俗和农民的质朴品质，表达了对农村生活的真挚感情。二是，作者描还写了农村的贫困生活，揭露了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三是，描绘了农村的绮丽景色。其不足之处是“有时流露消极的因素”，“由于写得过多，语句也有重复之处，从而显得粗糙”，但终究瑕不掩瑜。文章从丰富的生活实践、艺术渊源、品德修养与勤奋用功诸方面探讨了陆游所以取得很高艺术成就的原因。
张展的《陆游农村诗初读》，就陆游农村题材的诗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陆游农村诗是其爱国主义的深化和发展，“把他的诗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农村诗足以与他的爱国诗篇并驾齐驱，成为宝贵遗产”。同时是其诗风趋于“平淡”转变之一标志。虽然其诗也有“题材相似，内容重复，字法稠叠”的疵瑕，有消极的道家虚无思想，但瑕不掩瑜。王志清《陆游山水田园诗：狂与逸的交渗协和》一文认为，人们较多地看到了陆游人格中执著用世的一面，即狂的审美人格；而其表现得异常顽强的人格的另一层面，即逸的审美人格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无视、轻视。文章分析了“社会群体拯救理想与个体的自我独善意识”、“积极追逐的人生态度与率情任性的生活方式”、“平淡清莹的外在形态与雄肆厉扬的深层内质”在陆游思想行为上的交织冲突；前者是“狂”的表现，后者是“逸”的表现，狂与逸的交渗协和“对象化在陆游的山水田园诗上，便是阳刚与阴柔谐和的艺术特色”。丘振声的《陆游的山水审美观》一文，则是从山水审美的角度，就陆游对山水美的认识，山水美对创作的激发，陆游山水美实践，山水美与人的关系，山水美的历史性几方面探讨陆游的山水审美观也是有益的尝试。
陆游的记梦诗，据清人赵翼核计，有99首之多。钱锺书《谈艺录》以陆游诗之“好说梦”为“二痴事”之一，谓“梦太得意”，“令人生倦”。80年代以来，有人于此乃有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如段晓华的《陆游记梦诗初探》，对陆游纪梦诗作了较为细致的统计、归类，并对其形成原因、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文章将陆游记梦诗思想内容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杀敌报国的壮志。二是是对于访仙求道、结交奇士等不平凡生活的描写和思慕。三是对于乡居生活的思慕和对于军旅生涯的怀念。论其艺术特色有四：记梦诗中来源于美好的理想与永不衰竭的热情之奇思伟构；从前人那里继承了多种表现技巧，因而在诗中创造了崭新的形象；记梦诗与其他类型的浪漫诗歌相比，独具梦幻的特征；现实主义的内容与浪漫主义的形式相得益彰。
高利华《论无意识对古代梦诗创作的意义——兼评陆游的记梦之作》引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梦诗特别是陆游记梦诗进行了考察。文章将中国古代的梦诗分为四种“范式”：实录式、转移式、借题发挥式、境界式。认为这几种方式在陆游记梦诗中大体都有体现，指出：“陆游的记梦诗在数量上确实可观。但就主题而言，则十分单纯。写作的时期也相对集中——多为东归之作”。“陆游记录的梦的材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往日生活的追忆，二是对胜利的幻想。”“对胜利的积极幻想，则是陆游梦诗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又说：“实际上陆游的梦总是与生活协调一致的，保持着不即不离的状态，沿着一条变幻不定错综复杂的曲线，围绕现实上下波动……在陆游笔下梦大都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一种清醒状态下精神的延续，陆游对于梦的选择性和梦诗表现出来的单纯主题，构成了陆游记梦诗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于创作，有得亦有失，得的一方面讲，陆游梦诗的许多精彩之作，“梦象显得逼真、生动，具有感发力量，为陆游毕生心血之所凝结”。失的一方面讲，无意识思维所具备的“丰富暗示”在陆游诗中并不多见。“由于诗人的主体意识太强，无意识表象在被认知吸收的过程中，常被意识进行强行的加入、淘汰，使之单纯成为某种主体意志的传声符号，导致了无意识思维成果诗化过程中的贫困化，一些记梦之作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些特点也反映了中国梦诗的得失。
此外，一些研究者也尝试着用新的理论、方法，从新的角度对陆游进行分析。肖瑞峰的《论陆游诗的意象》，就是将意象学运用于陆诗研究比较成功的一例。文章将陆游诗的意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取象雄阔。即诗人攫来表现一己意念的物象，多为崇山峻岭、怒涛狂潮、铁甲雕鞍等等。第二类取象衰飒。和前一类相反，诗人寄意的这一类物象多为夕阳衰草、孤灯寒雨、断雁啼鸦等等。第三类取象清丽。清极丽绝，有说不尽的恬淡和温馨。这样，清风霁月、画山绣水、鸣蛙啼莺等等，便成为这一类物象的代表。文章指出：“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并不难推导的结论——陆游在熔铸意象时，往往以意役象，象因意迁：借雄奇阔大之象，寄报国杀敌之志；托衰飒凄凉之象，示英雄失路之愤；凭清新明丽之象，寓放浪林泉之情。从而使意与象之间如水乳交融一样取得高度的和谐。陆游诗意象的这三种不同类型，呈现出独创性与丰富性的统一，昭示诗人善于多方生发的艺术才能和不专一格的审美趣味。在这三种意象中，尤以第一类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是因为诗人把驱逐金兵、收复中原作为一生孜孜以求的神圣目标，老而弥坚，死犹未已。”文章进一步对陆诗意象的组合、结构方式及其合理性作出探讨，认为较之李贺、李商隐等的“意象叠加法”，陆游所习用的是意象的“比照法”、“拟喻法”和“逆反法”。并对此分别作了细致的说明，同时指出，陆游诗在意象的熔铸和运用方面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一是意象的因袭和重复；二是有时在意象后缀以不必要的议论，试图将一切都点明、说透，以致凭空添出一些“蛇足”，虽然便于读者理解，却减少了含蓄的韵味，难以收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效果。“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