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主要以诗名家，但他的词和散文在南宋亦能成家，其创作成就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此外，他的诗文理论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这些都为研究者所注意，并加以探讨。还有就是其作品的辑佚、辨伪和编年，这些基础工作也一直有人做。
一、陆游的放翁词
据《全宋词》所录，陆游存词143首，陆词固然不能与其诗并称大家，但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都颇为可观的。不过，早年有关陆游词的专门之论极少，见于文学史、词史者，多是将其归为辛派词人之列的，当然也多能见到其风格的多样性。
胡适的《词选》选陆游词21首，比苏东坡和秦观还多，仅次于辛弃疾和朱敦儒，他说：“陆游为南宋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早年慷慨自喜，有志于功名，故所作诗词多悲壮激烈。晚年渐归闲适，描写自然界景物，清丽可喜，与杨万里、范成大同为‘自然诗人’的大家。他的词也有激昂慷慨和闲适飘逸的两种境界。刘克庄论他的词，曾说：‘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绝少’（《后村诗话》续集）。”王易《词曲史》说：“今观其词纤丽时复有之，要以疏爽处为多；盖其晚年返雄心于恬淡，所谓‘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其自道固确也。”薛砺若《宋词通论》认为：陆游词“兼具雄快、圆活、清逸数长，然终为其诗所掩”。又说陆词的悲郁慨时之作，“较稼轩、于湖、芦川诸人之壮烈，亦少异其趣了。他虽悲愤，然颇近于颓废一流。他的一些小令……才是他《剑南诗集》的本色语了。其造句之圆融清逸而富诗意，只有范石湖足与比并，而尚且未能如此圆细”。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谓陆游“这百余词的作风是难以‘豪放’或‘妍媚’等简短的辞句说明的”。其“热爱祖国而引起的悲愤是与辛弃疾、陈亮诸人相近的”。而“陆词的妍处实近贺铸”。因此，“陆词的作风是多方面的。我们说他接近辛，主要是为着那些爱国的词”。
但也有学者持论有异，吴梅《词学通论》说：“务观与稼轩，不可并列。放翁豪放处不多，而传诵最著者，如《双头莲》、《鹊桥心》、《真珠帘》等，字字馨逸，与稼轩大不相同。”刘麟生的《中国诗词概论》，也认为陆词“作风是多方面的”，但他将陆词归入“闲适派”，以有别于“豪放”、“婉约”二派。杨慎《词品》尝云陆游词“超爽处更似稼轩耳”，书中认为“超爽便是闲适”，不过“陆游是有政治上理想的，所以他的闲适词中，有时不带着呜咽之音，这是他与朱敦儒的异点”。
50年代后，于陆游词的讨论有深入、全面的展开，而更留意于他的爱国词。夏承焘的《陆游的词》认为：“陆游的词，以数量说，远不及他的诗；以创作态度说，他原是看不起这种文学的。”因此难免有“轻心掉之”的率作，但终究“瑕不掩瑜”，更多的是“决非一般作家所能及得到的好作品”。他说：“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牙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陆游词中也还有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抒写他一生不忘匡复之事的名篇，这类出于他手，也仍然是举重若轻，神完气足。”他将陆游词与两宋诸大家词作比较，说：“陆游这些词，比之两宋诸大家，姿态横生，层见间出，不及苏轼；磊块幽折，沉郁悲悒，也不及贺铸；纵横驰骋，大声镗靉，尤不同辛弃疾，但是他写这种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号呼叫嚣而为剑拔弩张之态，称心而论，自然深至动人，在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刘遗贤《谈陆放翁和他的词》认为，陆游是重视词的，“他作诗是为了表明自己爱国之心，发抒爱国热情的。因此，他对词的看法不可能迥然两样”。又说：“陆游在他的词篇中，充分反映了他报仇雪耻，为国立功，恢复祖国统一的正义要求和愿望，同时，也反映了他在统治阶级的压抑打击下那种愤慨不平，抑郁悲愤的痛苦心情……因此，尽管他的词在数量上不算多，比起他的诗，只不过百分之一，但它们同样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起着进步作用。”关于陆游词的艺术成就，他归纳为三点：一是由于他炽烈的感情，丰富的幻想，构成他词中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二是多样化的风格，而这多样化的风格之中，“豪放”仍是他的本色；三是语言形象、生动、自然、通俗。
朱东润的《陆游的词》认为：“南宋前期，辛弃疾和苏轼相近，陆游和秦观相近……苏轼摆脱了词的旧道路而发现了新方向，但是秦观还在原来的道路上徘徊。辛弃疾和陆游的不同，也正在此。从这一点来说，辛弃疾是胜过陆游的。不过陆游究竟是和秦观有所不同。时代不同了，他有必要把他对于时代的认识，在词中反映出来。”具体说来，陆游《钗头凤》、《青玉案》（西风挟雨浪翻声）等词，“一往情深，正是南唐北宋以来的一条路，是陆游从秦观那里接受过来的”。但陆游词与秦观词又不能没有区别，秦观关怀的是个人的情感，而陆游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反映不同，风格也就不同了”，然而陆游并不是就走上了辛弃疾的道路，“陆游始终没有脱离缠绵的本色，因此不能走向奔放的道路，这是辛、陆二人分手的所在”。
胡国强的《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读陆游的爱国词》，重点分析了陆游爱国词，认为“也和他的诗一样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于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大影响。至于其“闲适词”，文章以为“这类词也应属于他的爱国词篇，只不过是词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论及陆词艺术风格，他认为：“陆游的主要风格是和苏、辛相近，突出地发挥了豪放派的艺术风格……他的词感情充沛、情绪乐观、风格豪放、激昂慷慨、气势很猛，词句沉郁顿挫，从而保证了他的大家地位。”他的词固然也有婉约之作，兼豪放、婉约两派之长，但豪放是其主要风格。论及陆词艺术特点时，将其概括为简练自然，接近口语，极易为人理解，言之有物，而又浅显畅达；善用比喻；写景很有特色，技巧高妙几个方面。叶嘉莹《灵词说（续十四）——论陆游词》认为：“陆游对词之态度可以说大体是自否定而渐趋于肯定的。”但陆游“一直以衡量诗之眼光来衡量词，而却对于词之所以为词的真正的特质并没有深刻的体会”。不同于欧阳修之“以词人之笔法为词”，也不同于苏轼之“兼以词人之笔法与诗人之笔法为词”，陆游是“全以诗人之笔法为词”的。“于是当陆游将其诗人之襟抱，以诗人之笔纳入此一具有跌宕之致的形式之中时，便形成了一种独具之风格。”于此，叶嘉莹赞同冯煦《蒿庵论词》之说——谓放翁词“逋峭沉雄”。而陆游词仍颇有可观者，一则既具备了真挚之性情，这一方面表现在其“与南郑生活相结合的报国之雄心与未酬之壮志”的“情意结”，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前妻的追怀与悼亡。再则也具备了写诗之修养。
邓乔彬《驿骑苏、秦间——陆游词风格及成因浅议》一文，就《四库全书提要》论陆游词“雄快处似东坡”的“近雅”之处作了探讨和阐发。文章认为，在南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陆游“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和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表达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继承苏轼“以诗为词”的传统。文章称：“平心而论，陆游词‘雄快处似东坡’者不多，因为表现‘从军乐’的甚少，但其‘意不平’之作，却是‘诗人之言，终为近雅’，是苏轼‘以诗为词’精神的赓续发扬……而陆游更因时世之变及个人抱负，‘江山’、‘樽俎’都赋予了抗敌御侮、收复失地的新含义。无论表雄心，抒悲怨，皆使词移就于诗，而多‘言志’色彩。”“较之张孝祥，放翁词在‘寓以诗人句法’、‘融取乐府之遗意’同时，更见《诗》之‘六义’的‘雅’，即《诗大序》所说的‘大’和‘正’的特点。这可谓是对放翁‘诗人之言，终为近雅’的特定意义的理解。”同时，陆游之“纤丽处近淮海”，则又有“词人之冶荡”的另一面。文章认为，陆词“几是半苏半秦，各得徐妃半面之妆，并无阶段性的不同倾向者”。又认为陆游词带着南渡以来“以‘缘情’为本位的词不期然而然地向‘言志’移位、词的诗化成为一时的必然”这一大趋势之余势，故必然会继承苏轼的路线。从这一方面讲，“陆游以诗之所长的格力施于词之所短，严格说来，并未得苏轼‘豪放’、‘雄快’的一面……放翁词主要是继承苏轼‘清旷’的一面”。而从陆游读《花间词》的两篇跋语和跋后山词中，可见“陆游局部地承认了‘倚声作词之简古可爱’、‘高古工妙’，在艺术上承认了词的文学进化”。但他在自题“长短句序”中，“却是对‘文乐相表里’历史的宏观描述，‘其变愈薄’的总括性论断，体现为崇古意识下的‘递降’观”。文章最后指出：“‘驿骑于苏、秦之间’并非陆游之本意，而是创作的结果，这也反映出‘因’、‘革’之间的两难心态，这样，也必然造就出‘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其短其长，其具在是’的结果。因而，作为词人的陆游，就只能是苏、辛间的过渡人物。”
二、关于《钗头凤》词的讨论
在陆游的词作里，《钗头凤》一词受到研究者异乎寻常的关注，固然是因为其词精深婉丽，一往情深，有足以动人者，更因为其间关涉陆游早年的一段情事。宋人三家笔记，即陈鹄《耆旧续闻》、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及周密《齐东野语》，于此都有记载。所以历来对《钗头凤》词的讨论，见于报刊、学术期刊者，所在多多，尤以80年代以来为盛，单以论文而论，就有三十余篇，蔚然成为陆游研究的一个热点。所讨论的问题，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钗头凤》词的系年：现行的陆游年谱、选本、丛书，如于北山《陆游年谱》增订本、欧小牧《陆游年谱》、胡云翼《宋词选》、游国恩和李易合注的《陆游诗选》、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多从周密《齐东野语》说，将《钗头凤》词系于绍兴乙亥岁（1155年，陆游31岁）。疾风选注的《陆放翁诗词选》，则从陈鹄《耆旧续闻》说，将该词系于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年，陆游27岁）。严迪昌的《陆游“沈园”诗本事考辨》，也认为“《耆旧续闻》的‘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的记载可靠得多”。夏承焘、吴熊和的《放翁词编年笺注》，将其系于约辛未与乙亥间（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二）关于《钗头凤》词的本事：陆游与其仳离之故妻唐琬确有一段“谁使鸳鸯化杜鹃”的恨事，陆游确曾于沈园题壁，这都无可置疑，但问题是《钗头凤》词是否沈园题壁之作；《钗头凤》词是否写给唐琬的。传统的观点多从周密《齐东野语》之说，持肯定的看法，如现行的陆游年谱、传记、选本及80年代以前出版的诸文学史、词史均持此说。有的研究者更以此为陆游情深意挚之一佐证，以此进探陆游其人、其作。但早在清代，吴骞的《拜经楼诗话》、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已有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熊和的《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一文，为考辨最为详审、全面的辩驳之文，其谓《钗头凤》“盖作于乾道九年至淳熙五年（1173—1178）陆游寓居成都期间，与这时的《真珠帘》、《风流子》等词性质相近，似亦为客中偶兴的冶游之作，实与唐氏无涉”。其根据有三：一是陈鹄、周密两家之说多抵牾处，二是词意及词中时、地同唐氏身份不合，三是《钗头凤》词调流行于蜀中。陆游是承蜀中新词体而作的。
周本淳的《陆游〈钗头凤〉主题辨疑》一文，也认为《钗头凤》词为陆游“对于当年狎游之事的回忆，而对陈鹄、周密记载作出辨正，其理由有三：其一，辨析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所载，曾茶山（几）是陆游的老师，曾黯又是陆游的学生，刘克庄郑重其事从曾黯那里得知详细内容，应该是可信的；其二，比较刘克庄、周密二家记载，有几处明显不同，按当时礼俗推测，刘克庄说更为合情合理；”其三，从词的本身看，用“手、柳、酒”韵有欠庄重，“东风恶”指斥母亲，在陆游为不可想像。因此，“陆游与前妻某氏的爱情、婚姻际遇，只是在《沈园》（二首）中得到反映，跟这首《钗头凤》词根本无涉！”
（三）陆游与唐琬的姑表亲问题：近六七百年来，注家为《钗头凤》词作注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陆游娶其表妹——舅父之女唐琬为妻；后来，由于陆母不喜欢唐琬，逼迫陆游与唐琬离婚；陆、唐各自再婚，几年之后，两人在沈园不期而遇，云云。陈刀在《陆游与唐琬并非姑表亲》一文中说：“近年来，杨钟贤、张燕瑾等学人根据有关史料考证、研究和分析，对延袭的姑表说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见解……据史料考证，唐琬其父唐闳为山阴人。据查，唐闳是宣和年间颇有政绩和官声的鸿胪少卿唐翊之子；唐闳的兄弟辈的名字都从‘门’字框取名。陆游母亲应为江陵唐氏，唐氏的曾祖父是历仕仁宗、英宗、神宗的北宋名臣唐介，而唐介的男孙的名字下半部均以‘心’为底，并无从‘门’的男孙。那么，唐琬之父唐闳也就不可能是陆游的舅父。”据说，陆游与唐琬非姑表亲的说法，已为不少新出版的唐宋词选本中的《钗头凤》的注释采用。
此外，关于陆游与前妻仳离的原因，陈鹄《耆旧续闻》云：“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亡”；周密《齐东野语》云：“弗获于其姑”；而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则谓陆游，“二亲督教甚严，恐其惰于学也，数遣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
历来论者各依其所是，乃有二说。一般的观点是依傍陈、周之说，将陆游夫妻仳离归咎于陆母的乖戾。80年代以来，如严迪昌、李汉超则倾向于刘克庄说。
陆游早年爱情、婚姻悲剧，为其一生心之所念而不能忘却的一段恨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讲，对《钗头凤》词的考辨，于深入了解陆游思想、性格、情感，都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意义不止于辨明其一段情事而已。
三、陆游的散文
陆游自是南宋散文大家，惜乎提及者寥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于陆游散文评价颇高，谓陆游的古文“和他的诗一样，极见才情”。朱东润在《陆游选集·序》中，对陆游散文成就作了全面评价，他说：“陆游的《南唐书》，虽然只是一部私人著作，但是从它的取材、持论看，不仅应当列入述作之林，而且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作品。”他认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一些涉及身边琐事，但是更多的却关涉到当代的时政和文学评论。常常在新鲜活泼的笔调中，透露出作者敏锐的认识”。其《入蜀记》，“其实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这是他的一部旅行日记，也是他的自传式的记载的一部分……《入蜀记》的好处，在于写得自然，没有做作，有议论见解，有时还很安详地流露作者的感情”。说陆游的《渭南文集》，“平心而论，他的成就，远在苏洵、苏辙之上。他的议论文是不多的，最有价值的还是他讨论诗歌的几篇。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有独特的见解，因此他的议论更能中肯。在记叙文中，他的成就较为突出，有些写得平静坦适，尤其透露出作者晚年的心情，题跋文是宋人的特长，他们能在少则二三十字、多则百余字的小品中，写出对读者的正确估计，同时又能披露自己的思想感情……陆游的成就尤其显著。当然这不是说他不善于写作长篇的文字。集中《曾文清公墓志铭》，长达280字……而布置井井，条理自然，不得不推为大手笔”。
80年代以来，继有关于陆游散文的单篇论文出现，尤集中于论述《老学庵笔记》和《入蜀记》两书。剑雄《陆游与〈老学庵笔记〉》一文称：“《老学庵笔记》所记，多是他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他那文学家流畅的笔调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其内容及艺术特色可归纳为以下四点：陆游鲜明的政治倾向，从那些简练的、笔端常带感情的记叙中充分流露出来；作者揭露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反映人民反对妥协投降的感情时，常用一些略带幽默的笔法；作者大量篇幅是记载当时的名物典章制度和各种逸闻趣事的；作者还有不少谈诗的笔记，可以窥见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理论和见解。
朱国才的《陆游〈入蜀记〉的思想艺术分析》，对《入蜀记》思想内容作了详细分析，归纳为以下六点：陆游爱国用兵的主张和思想感情；作者对历史上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的赞扬；作者对古代赞美长江之诗人的考索、评语和意见；作者对沿途古迹亭榭名称的留意考证；作者对长江两岸地理环境和生物分布情况，也有记载；作者记述四川风俗人情。文章称：“《入蜀记》文字简洁优美，自然无做作，富有诗情画意，读之妙趣横生。”王立群的《〈入蜀记〉：向文化认同意识的倾斜》，注意到了《入蜀记》山水描写中浓重的文化气息，指出《入蜀记》存在一种倾向，即：对自然山水的鉴赏和文学山水的领略呈现一种或紧或疏或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面对山川的秀姿雄伟时，有意无意地向文学认同，向文化认同。文章认为这种“大量呈现的文化认同意识是对自然美鉴赏的超越”。但“这种文化认同意识发挥到极致，便是舍弃了对自然美的鉴赏，同时也抛弃了对艺术美的领略”。
四、陆游的文学批评及其他
陆游的主要成就在其诗歌创作方面，但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论，况且其诗中有夫子自道的诗学见解。在1949年前，已经有研究者涉及于此，且接触到陆游文学批评的一些重要方面。
“工夫在诗外”，是陆游体会有得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认为：“言诗家三昧自放翁始，其言盖指诗人之志，所谓‘工夫在诗外’者此也；清王士言三昧，以清远言诗，与放翁之旨异矣。”又谓：“大要放翁论诗，以为诗者悲愤郁积之所发，其所以推重杜诗者在此，其所以与江西诗派异并与诚斋之说不尽同者亦在此。”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则认为：“自陆游看来，吕、曾的诗学工夫不在诗，而在学问道德……诗外的工夫就是道德学问。”此与道学家朱熹一派的见解很相近。张肇称的《陆游文学批评述要》，是早期系统论述陆游诗学思想的专论，以为陆游的文学观可用“尊道复古”四字概括，“根本没有什么新颖的见解”。其有价值之处，在于他对“创作的艰难和艰难的创作”深有体会，强调“文学与气节”的关系，批评别人的文章，也以所谓“文气”为标准。认为陆游的诗论和词论也是承其“尊道复古”的文学观而来，评价也不高。
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文逐渐多起来，粗略统计，约十余篇之多，其中尤集中于陆游诗论，而且都有较高的评价。
喻朝刚《陆游论诗歌创作》认为：一是陆游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涉及了诗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他的体会和见解，基本上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符合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的。二是文艺创作，还必须懂得艺术的特殊性，正确处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陆游反对粗制滥造，也反对雕章琢句的形式主义创作方法。三是在文学批评中，要求一种实事求是、从作品实际出发的批评态度。黄海章《陆游诗论简评》指出：陆游诗论“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具体表现在：诗人抚时感慨，悲愤万端，才借诗歌倾注出来。他的悲愤的内容，一方面是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一方面也还夹杂着忠君的因素。陆游以为诗人一定要有不屈不挠之气，才能写出好诗来。作者认为诗人要从生活历程中择取丰富的材料，不能死抱书本。因此，他反对过于讲求锻炼斫削的诗篇。张展《突破“江西”，追踪李杜——谈陆游的一些论诗诗》认为，陆游的“论诗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创作道路的总结，如“工夫在诗外”，“它深刻地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源泉，诗人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的关系”；二是对江西诗派的批判和继承。“由于他熟知江西派的‘家法’，又站在现实主义高度，以屈宋、李杜为标准，因而对这一诗派的长短有较为清楚的认识，所作的评论也就较为准确”。
高利华《陆游诗论平议》认为：1.陆游从匡时济世的政治观点出发，主张诗歌必须经世致用，和现实生活发生直接联系，这与王安石“以适用为本”的文学主张十分相近。2.陆游对唐季浅薄诗风十分不满，且认为诗家日益浅薄是导致诗道衰陋的主要原因。陆游推重的是“宏妙浑厚之作”。文章指出：“他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都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爱国诗人积极用世的态度。”3.陆游诗论最具特色之处是其创作论，他以诗人兼诗论家特有的创作感受，向人们阐述了形象思维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法度、学力之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诗论见解：“工夫在诗外”。胡明《陆游的诗与诗评》论及陆游的诗歌理论和批评意识，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正统而变通的儒派诗教，而陆游对诗歌创作的最要紧的一条认识便是悲愤出诗。二是现实主义的批评理论，“就是诗歌须有用于时，有补于世，不在炫人夺目，摆花架子，做诗不是玩弄形式或显示技巧”，“然而陆游自己的诗歌创作却非但不能完美地实践自己的理论，甚而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三是植根于生活的创作方向，陆游提出了“江山之助”的问题。此为陆游的诗论中“一层积极的思想核心”。
“养气说”是陆游诗论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一些研究者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张展的《“文章当以气为主”——陆游文学论浅谈》系统讨论了陆游养气说，认为：陆游所说的养气与孟子的“集义养气”是一致的。这是养气的主要内容，此外，还包括作家生活阅历的加深和学识的提高等，这三者，在陆游的理论和实践上是统一的。“由此可以看到陆游矢志报国、坚守气节的伟大诗人的高贵品格。”文章具体论述了“人品与文品”（提出“文实一致”的观点）、“诗才与诗德”（重视作家学识修养）、“文以气为主和万事以气为主”（将报国行动与恢复事业联系在一起）、“养气与气节”（提倡气节）等方面的论题。关于陆游“养气”说的师承渊源，文章认为“陆游的养气说固然导源于孟子和接受前人的有关理论，但从师承看，则来自江西诗派重要作家吕本中和曾几”，“但吕、曾多注重文章本身的养气问题，陆游除此之外，还强调思想品德情操方面的修养对创作的决定作用”。这一点是陆游有以度越江西之处。同时，陆游养气说“带有较重的道学家的色彩”，“是贯彻他的文以明道说的重要方法”。
相隆本的《谈陆游文艺思想的核心“养气说”》认为：陆游养气说是对孟子、王充、曹丕、韩愈、苏辙等人“养气”说的扬弃，在“养气”方面，陆游与古文家韩愈、苏辙等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而与南宋的道学家的论调迥然有别。所谓“养气”，概言之，“就是作者进退出处的政治大节，就是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格”。文章指出：“陆游‘养气’说，充分强调了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制约作用。他又极重视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意义……因此‘养气’与生活积累便构成了他‘诗外工夫’的全部内涵。这是可贵的。”
关于陆游作品的辑佚，栾贵明的《陈亮、陆游集拾遗——
〈永乐大典〉诗辑佚之一》，自《永乐大典》辑得陆游《绝句十二首》（实为七首）及《出游》、《出越城游》诗凡九条。又《老学庵续笔记》一条。孔凡礼在《一部久秘不宣的陆游著作》一文中，介绍了曾被近代著名藏书家邓邦述所称的，其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宋元刊本的“惊人秘籍”——被研究者认为早已失逸的陆游著作《家世旧闻》（明代穴砚斋抄本）。他认为“总的说来，《家世旧闻》一向以抄本流传，而抄本在全国范围内，也不过三四本，皆出自《穴砚斋抄本》”。就其内容和价值，他说：“《家世旧闻》记叙了陆游的高祖陆轸至陆宰几代人以及外家唐氏的遗闻逸事，为研究陆游提供了第一手可以信赖的材料，较之《老学庵笔记》更为直接。”同时“《家世旧闻》还引有谢景初、刘宏、李作义、查应辰、释推照等人的诗，这些诗皆不见其他书，对辑录《全宋诗》，有重要意义”。文章并且分析了陆氏家族的思想、作风，可见陆游爱国思想、良好品德及青壮年时期的慕道之心都颇有渊源。
辨伪方面，孔凡礼的《陆游著述辨伪》（一）、（二），对一些类书、丛书，以及于北山《陆游年谱》中旧题为陆游所撰的著作凡五种、文二篇做出辨伪。这些著作是：《清尊录》一卷，十则；《山阴诗话》；《避暑漫录》一卷；题为陆游评的《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放翁诗说》。文为《贺韩户部启》、《贺洪枢使帅金陵启》。文章并对前引栾贵明所辑之题为陆游撰之《绝句十二首》（实为七首）进行辨伪，考定其所载与陆游生平不合，误在《永乐大典》以他人之作系于陆游。
在作品编年校注方面，陆游诗集《剑南诗稿》是编年的，但向无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钱仲联的《剑南诗稿校注》，注释准确，考订翔实。《放翁词》二卷虽经陆游手定，然编次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夏承焘、吴熊和的《放翁词编年笺注》，将现存的143首放翁词中的114首作了编年，校注精审。此外，邹志方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他连续发表《陆游词作系年》及其续一、续二等文，先后对陆游的《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两首《诉衷情》、《忆秦娥》（豆叶黄）、《双头莲》（风卷征尘》、《感皇恩》（小阁倚秋空）、《安公子》（风雨初经社）、《秋波媚》（曾散天花）、《真珠帘》（山村水馆）、《昭君怨》（昼永蝉声）等，凡十首词重新作了考辨、系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