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Knew Iran Ordered，Funded Beirut Bombings，Intercepts Show）
《迈阿密先驱报》1986年12月7日，星期日
吉姆·麦吉
在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利弗·诺思准备为伊朗运送武器的两年前，白宫就已有确凿证据表明，伊朗收买恐怖分子在贝鲁特制造爆炸案，致使258名美国军人和外交人员遇难。
据《迈阿密先驱报》获取的消息，星期五一名白宫官员进一步证实。国家保密局秘密监听网络1983年获取了外交情报。这些情报表明，伊朗政府下令并资助过贝鲁特爆炸事件。
监听的外交情报使美国官员能够从伊朗政府到伊驻黎巴嫩大使馆追查这起耗资100多万美元的恶性事件的由来。用于轰炸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兵营的钱是在黎巴嫩支付的。
据袭击后起草的美国情报报告称，这笔钱被指定用于1983年在黎巴嫩爆发的以美国为打击目标的恐怖活动。
“事发后查看它（这些监听来的情报），它明确表示了这笔钱用于袭击活动，”一名熟知依据这些监听情报写就的报告的官员说，“我们认为这是确信无疑的。”
星期五，一名参与国家安全事务的白宫官员评价《先驱报》对国家保密局监听材料的报道说：“太棒了。”
“显然，国家保密局知道此事，我推测总统也知道，”这位白宫官员说，“爆炸发生后，（总统）非常关注是谁干的。”
有关伊朗参与爆炸的新信息强调了1985年6月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戏剧性变化——此前，里根政府意识到，伊朗利用它对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的影响力，解救了在环球航空公司劫机事件中被扣押的美国人质。
一位知情人士向《先驱报》反映，1983年国家保密局监听到的情报与调查大使馆爆炸事件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所获悉的信息一致。
在美国和黎巴嫩当局的审问下，一名使馆爆炸的嫌疑人供认了他是这次袭击行动的军需官，他还告诉审讯员，他所使用的钱最初来自于伊朗。
第三个涉及伊朗的证据在1984年因一些报道而被揭发出来。报道称，一名参与发动海军陆战队兵营袭击事件的黎巴嫩“调停员”在事发3天后在伊朗大使馆兑现了一张50 000美元的收据。
二、全国报道奖
袭击发生前多长时间信息才被监听到，以及国家保密局监听到的情况为什么没有用于警示美国有关方面，这些问题尚不清楚。一名知情官员说，分析监听到的情报经常要耽误很长时间。
“同时收到的材料太多，以致未能及时翻译和分析，”这位官员说，“磁带上的有些材料数月后才被分析。”
美国政府从未公开表明它对这两起爆炸袭击事件作出了什么决定。这两起事件导致了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军队最大的损失。
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一个月后，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告诉记者，肇事者“基本是叙利亚发起、提供信息并授权的伊朗人”。
《华盛顿邮报》11月份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已发现新的信息，伊朗政府是对这次袭击负责的恐怖团体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最近在华盛顿和别的地方的采访表明，在1984年早些时候，里根政府得到的有关伊朗政府直接参与的信息要比最近已报道的情况准确。
“它用的是伊朗的钱、叙利亚的专门技术和指挥，”一名了解后来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叙利亚人没有钱来做这种事，而伊朗人不同。”
《先驱报》8月报道，中央情报局获得了爆炸美国大使馆的5名以叙利亚为后援的参与分子的供词，证实是叙利亚情报官员监控这次袭击活动的。这些供词后来经中央情报局掌管的测谎器测试属实。
记述那位军需官供词的报告书后来由里根政府进一步确证。
1983年4月8日，17名美国人在美国使馆爆炸中遇难。
6个月后，在贝鲁特国际机场的海军陆战队兵营发生了袭击事件。
1983年10月23日清晨，一辆装载约2 000磅炸药的卡车上绑着的几个丙烷气罐突然喷发爆炸，炸毁了这幢四层楼的主楼，留下的是一个40英尺深、30英尺宽的大弹坑。
数十名年轻士兵当即被炸死在营床上，更多的人被埋在瓦砾堆里。
有公开报道说，一名被称为对付恐怖活动有专长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诺思被指派去替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查兵营爆炸事件。
一名消息灵通的官员说，诺思没有被提醒注意国家保密局监听到的情报，以及其他伊朗涉嫌的证据，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诺思一直拒绝接受采访。
在伊朗协助美国解决环球航空公司班机危机后，诺思的前上司、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争辩说，由于伊朗在中东的枢纽地位，与它建立更好的关系是合理的。
据政府官员说，1985年9月，诺思安排将满载美国武器的第一架飞机送往伊朗。
一名官员向《先驱报》透露，在情报界内部，关于对贝鲁特爆炸事件进行报复的问题存在着大量争论。
中央情报局驻贝鲁特前任站长威廉·巴克利在被绑架之前，不止一次在会议上倡议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反击。
“在这个问题上，那是他最大的一次挫折，”一名官员说，“无论叙利亚人做了什么，事实上美国政府从来不予理睬。”
（刘金菊 译）
（二）“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
获奖群体成员→
菲利普·M·博费（Philip M。Boffey），1935年生于新泽西州东奥兰治。195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7年加入《纽约时报》，先后任记者、编辑、社论撰稿人、科学撰稿人、社论级副主编和社论委员会委员。《纽约时报》由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报道而获得1986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他是报道组成员之一。
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Broad），1950年生。1983年加入《纽约时报》。先前曾从事过科学报道和教学工作。他也是《纽约时报》获得1986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的报道组成员。
理查德·威特金（Richard Witkin），1918年生。1940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职于《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和一家通讯社。1954年加入《纽约时报》，任航空专家。1963年任宇航新闻主编。1968年起任交通主编。1989年退休。
戴维·E·桑格（David E。Sanger），1960年生于纽约怀特普莱恩斯，198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83年加入《纽约时报》。他主要从事高科技领域报道，包括电脑设计、软件和微电子学，以及战略防御计划和国家安全事务。1994—1949年任东京分社记者、社长和驻华盛顿首席经济记者。1999年起任首席白宫记者。
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John Noble Wilford），1933年10月4日生于肯塔基州的默里。1955年获田纳西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锡拉丘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4—1965年供职于《华尔街日报》、《时代》等报刊。1965年加入《纽约时报》，先后任科学记者、全国新闻助理主编等职。1979年至今任该报科学记者。
斯图尔特·戴蒙德（Stuart Diamond），1948年生。1969—1973年供职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国内每日新闻》。1973—1984年任纽约长岛《新闻日报》记者。1984年转入《纽约时报》任工商记者，从事技术、能源和环境事务报道。
理查德·弗拉斯特（Richard Flaste），1942年8月29日生。1972年获佩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7年获纽约大学硕士学位。1962年起供职于《纽约时报》。1979—1982年任科学新闻组副组长，1982年起任组长。
威廉·E·施米特（William E。Schmidt），1947年3月15日生于底特律。196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68—1973年任《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记者。1973—1981年任《新闻周刊》驻芝加哥记者、迈阿密分社长、开罗分社社长和莫斯科分社社长。1981年加入《纽约时报》，先后任丹佛分社社长、亚特兰大分社社长工作了8年。芝加哥分社社长、驻伦敦记者。2005年起任全国新闻副主编。
霍尔库姆·B·诺布尔（Holcomb B。Noble），1933年生。1982—1987年任《纽约时报》科学新闻组组长。1987年起任都市新闻副主编。他也是获得1986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的报道组成员。
主译评评语→
1986年伊始，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1分13秒之后，在12 000米的高度上发生爆炸。“挑战者”号上的7个人全部遇难。他们是：驾驶员史密斯、机长斯科比、激光专家麦克奈尔、飞行专家鬼冢、工程师贾维斯、女宇航员朱迪·雷斯尼克和第一位乘航天飞机飞赴太空的非专业人士、女教师克里斯达·麦考利夫。这是自1981年4月12—14日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试飞成功以来最大的航天飞机事故，也是航天史上最大的惨剧。
二、全国报道奖
以擅长报道反常事件、灾祸和人情味新闻见长的美国新闻界自然紧紧地跟上了这一悲剧。亲人哀恸、举国降旗、全球震惊……这些场面通过传媒一一展现在公众面前。然而有一小部分记者却在悄悄地从事另一种工作了。他们知道美国和人类征服太空的雄心并不会因此而消退，而发现酿成灾难的问题并促成其解决，才是当务之急和媒介应尽的义务。正所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纽约时报》以报道深入、详尽见长，而调查性报道并不是它的强项（或者说它不愿意投入调查性报道大潮，而宁愿保持超然和平衡的新闻风格）。但是这家世界名报有一个优势：自30年代以来，其科学报道在美国大报中无出其右。它的第一位科学记者（Scientific Correspondent）威廉·劳伦斯（1887—1977）是原子弹专家，曾参加过1945年对长崎的轰炸，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这就是在“挑战者”号爆炸11天后该报就发表了准确判断出这场灾难缘由的基本原因。
对于记者来说，调阅文件、采访官员和专家并不难，难的是向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事故原因发出挑战。然而《纽约时报》的这群报人们做到了。他们的本钱是：对相关事实和论点最大限度的占有和以专业背景为支撑的令人折服的判断。
撰写背景→
“挑战者”号灾难的故事并非止于已发生的这些。美国完全清楚。通过全国各地的电视屏幕，它看到了73秒钟所展现的悲剧。
下文即将陈述，在一个看起来精彩的太空背景下，故事为什么能发生。
使人类登上月球，在地球和太空之间发射第一架航天飞机，在太空探索方式上领先于世界的计划，有什么错？
“挑战者”号爆炸几个小时后，《纽约时报》的科学新闻组负责人理查德·弗拉斯特和霍尔库姆·诺布尔以及他们领导的专门小组——菲利普·博费、威廉·布罗德、斯图尔特·戴蒙德、戴维·桑格、威廉·施米特、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和理查德·威特金——就为寻求问题的答案而工作着。随着真相一点点地披露，公众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在讲述内情，而且，他们在新闻界促使美国航天计划作出重大变更中起了关键作用。
曾花数年时间研读航空学的资深记者威特金先生致力于研究那些有价值的陈旧的原始资料，并第一个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事发后仅3天，他就获悉国家宇航局已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有问题的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上。事实上，后来证实：这正是事故的原因所在。
在真相大白前的数个星期，国家宇航局的技术人员能将飞机残骸从海底打捞出来，速度如此之快，其中有诸多原因。桑格先生发现，火箭助推器没有设计成为人所知的华氏零下40度使用，而发射时的温度约33度。博费先生发觉，在事发6个月前，国家宇航局曾特别警告过：火箭助推器上的不合格的联结处可能导致一场大灾难。他的报告立即改变了一个总统授权的委员会的调查进程。该委员会主席威廉·罗杰斯引用了博费的报道，命令国家宇航局提供先前所有涉及火箭助推器问题的档案。
另外一些破坏性的因素也被揭露出来。布罗德先生报道，事故和人事问题已困扰卡纳维拉尔角长达数月。戴蒙德先生写道，国家宇航局两年前曾收到一份批评安全计划的报告。该报告估计，使用这种火箭助推器导致灾难的概率是三十五分之一。博费先生指出，国家宇航局还放弃了用安全密封物替换的要求。而桑格先生采访了制造该火箭的公司一名主要工程师，这位身处发射现场的高级工程师说，他曾和国家宇航局的官员争论了数小时，劝告他们不要发射，原因是气温太低。这些情况调查委员会被告知过，而美国人民却没有，但正是他们承担了计划的费用，也是他们为已发生的一切深感不安。这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博费和桑格清晰、全面并相当内行地旁听了罗杰斯委员会的听证会。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报道小组的其他成员们比委员会的调查员们本身还要深入，达到了委员们所未能触及的领域。记者们的工作有时完全改变了听证会的进程。
事实上，尽管报道活动全面反映了委员会的强硬批评，罗杰斯先生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时，仍然祝贺他的报纸对听证会进行了“杰出的报道”。这位前任国务卿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报道”，他想让报纸知道他和委员会的其他人士对此是多么感激。
《时报》做了更深入的挖掘。
博费先生去了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马歇尔航天中心，这是监管火箭的生产的地方。他发现，有一种担惊受怕的气氛使部分雇员不愿公开谈论事故的原因。
戴蒙德先生花了数周时间钻研15年来有价值的政府文件，然后敏锐地整合出政府浪费在火箭和其他航天计划上的数十亿美元的惊人内幕。在《信息自由法》的支持下，他发现，尽管国防部和国家宇航局的监察长办公室曾就滥用开支和管理混乱作出过明确警告，这些有据可查的损失——总计超过35亿美元——还是发生了。
戴蒙德先生发现，从“挑战者”号的毁灭和7名宇航员的丧生看，最重要的是，当国家宇航局借口资金短缺削减或延宕使用用于安全和发展项目的5亿美元的同时，这笔巨款也被浪费殆尽。
最后，依据威特金、博费、桑格、罗杰斯委员会以及戴蒙德本人所知晓的所有情况，他首次公开描述了这场灾难的基本的和内在的原因：从一开始计划就被过分吹嘘，有人不切实际地承诺，不仅能维持自身开支还能赢利。接下来的无情压力导致了仓促而危险的发射，这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牺牲。
戴蒙德先生4月份发表的两部系列报道指出，事实上，关键的解决办法是后来总统下令的：廓清国家宇航局管理权限的范围，更加细致地控制安全系统，并区分美国航天计划中的商业内容和非商业内容，以消除按预定计划行事带来的风险压力。
《时报》并未就此打住。国家宇航局真的愿意改变它的方式或者将快速作出一个草率的修正吗？在罗杰斯委员会提交报告的前一天，桑格先生写道，造成悲观情绪的原因或许是，一些成员认为罗杰斯委员会的报告结论和建议的水分如此之重以至于鼓励了更多肤浅的方式。
布罗德先生的确在9月份获悉：对这些劣质火箭助推器尚没有基本的重新设计计划——事实上，被建议用来弥补缺陷的主要元件几乎在5年前就已经设计好了，这表明问题本身的存在远比被误导的公众所认为的要长久得多。桑格紧接着这篇报道指出，采用这种方式，国家宇航局或许将放弃更多可靠的系统，其缘由与当初造成问题的同样潜在的原因如出一辙：尽力省时省钱。
美国太空计划的未来似乎阴云密布，威尔福德先生在一篇关于灾难影响的评论中写道。
还能向事情更深处挖掘吗？是的。12月7日，根据最新公布的文件和几十次的访问，布罗德先生报道了国家宇航局局长詹姆斯·费莱彻博士在批准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起初的合约时可能就流露出了偏见。结果，费莱彻博士说，他将严肃考虑回避将来所有的关于航天飞机签约的场合。
布罗德所披露的有关文件和他在采访中得到的信息表明了费莱彻博士和犹他州的承包商莫顿聚硫橡胶公司之间有关联，批评家们也指控说。布罗德先生报道，费莱彻博士在参议院准许的一段时间里，曾在犹他州一个工业发展委员会工作过。他意识到位居国家宇航局委员会高层的两个聚硫橡胶公司雇员评价过该合约，而弗莱彻博士忽视了先前的一个设计备用火箭助推器的十年研究计划。当它的火箭爆炸后，聚硫橡胶参与那项计划的条约被取消了。
新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国家宇航局又面临着决定谁将修理这个有缺陷的火箭助推器以及怎样修理的问题。
的确，在布罗德的揭露性报道之后，参议员艾伯特·戈尔要求国会的主要调查机构——总审计局——对起初授权签订条约的情况进行调查。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说，费莱彻博士应该主动回避将来的火箭助推器的决定。
随着美国悲剧之年的渐渐过去，博费先生、戴蒙德先生、桑格先生和威尔福德先生报道说，国家宇航局确实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但是，实质上更需要做的是，对美国航天计划进行整体性的和长期的调整。威尔福德先生用敏感的、前瞻性的和一种感伤式的笔调写道，为重新获得一个梦想和重新指导一个国家使命所需的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依然在失去。
——《纽约时报》主编
（余敬中 译）
国家宇航局曾获警告：助推器构成重大隐患
工程师们担心泄漏；内部报告证实火箭密封部位受蚀——该局拒绝发表评论
（NASA Had Warning of a Disaster Risk Posted by Booster）
（Engineers Feared LeaksInternal Reports Cited Erosion of Rocket Seals-Agency Declined to Comment）
《纽约时报》1986年2月9日，星期日
菲利普·博费
[华盛顿2月8日电]去年，航天部门得到警告说，航天飞机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上的密封部位可能出现裂缝，会引起一场灾难性的突发事故，来自航天部门的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该文件显示，国家宇航局总部和它设在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马歇尔航天中心的工程师们担心的是，火箭助推器的联结部位可能会出现裂缝。
这种裂缝将使热气体和火焰从火箭的边侧窜出，而不是从尾部的喷管喷出，它可能导致火箭严重受损或者爆炸，航天专家们如是说。
一个直言不讳的警告
去年7月，国家宇航局的一名分析家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上警告，飞行安全“正受到密封不牢的潜在威胁”。他说：“发射过程中的错误将肯定是灾难性的。”
一份1982年的助推器“关键部件表”也警示，如果密封失误，结果可能是“因金属受到侵蚀、烧毁和可能导致的爆裂”或快速、强烈的燃烧而致使“机毁人亡，使命未竟”。
对这些警告，国家宇航局可能相应地采取了哪些行动，文件上语焉不详，但作为一种关切而把争论列入文件则是12月份的事了。
航天官员们今天拒绝回答有关上述内部文件的问题。
国家宇航局新闻和信息部门负责人戴维·加勒特被告知过那些文件的实质内容。他说，他曾通告过L·迈克尔·威克斯（航天飞行办公室的副行政长官）和戴维·温特哈尔特（该局火箭动力处代处长）。他说：“他们拒绝评论。”
国家宇航局的最高业务官员、管理航天飞行的副局长杰西·穆尔没有给家里回过一次电话，尽管他的一位家人说他在那里。
这份描述了密封问题的内部文件，是《纽约时报》通过一位固体燃料火箭分析家得到的。这位分析家曾经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那是火箭助推器的集中地）、亚拉巴马州的马歇尔中心（该中心负责它们的设计）以及华盛顿州的国家宇航局的动力工程师们紧密地合作过。
二、全国报道奖
主导性推测
航天部门的官员们说，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月28日“挑战者”号的毁灭，基于飞行录像，主导性推测是：一缕火焰从助推器的一侧出现，并引发了火箭外大燃料箱的爆炸。
航天官员们说，他们不能确认那缕火舌冒出的地方，因此不清楚烧毁的地方是联结处还是火箭的金属壁。代理局长威廉·格雷厄姆博士上周日说：“看起来至少它在某个联结处附近。”他说，那缕火舌是从“一个联结处附近”开始的，但测量结果还没有确定火舌是否发生在“密封处或它的旁边”。
密封部位的安全状况也成为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周四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重要议题。该委员会以调查事故原因为目的。国家宇航局承认，它曾就发射地点的低气温是否可能削弱了密封程度咨询过该火箭的制造商莫顿聚硫橡胶有限公司。但是一名航天官员向委员会透露，制造商同意发射工作继续进行。
这位叫贾德森·洛文古德的官员是马歇尔航天中心负责火箭工程的副主管。他也承认，在前几次的火箭飞行之后，有很多人对其中的一些密封处受到的侵蚀性损害表示关切。但他指出，问题尚未全面调查过。
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当火箭准备发射的时候，密封程序是必要的，因为助推器不是单一的长结构物，而是由4个大圆柱体和其他一些部件组合、联结而成。尽管从肉眼看来，火箭的边侧似乎防漏，但在联结处仍有可供气体逸出的空间。因此，火箭工程师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密封措施和其他方法，以防止燃气泄漏。
两个最重要的密封件是O形圈。两个圆柱体联结时，它们之间的细小缝隙里填满了大小合适的炸面饼圈状的合成橡胶片。O形圈上涂着油灰类的黏性材料，以此为屏障，圈与圈之间能相互隔热、防火。
压力下变得更紧
如果火焰和热气体要从火箭不同部分之间的结合处冒出的话，它们一般先要通过油灰，然后经过起主要作用的第一道O形圈，最后经过辅助性O形圈。当用高压气体把橡胶制的O形圈安装上去时，它们被设计得特别紧密，正如洗衣机的橡胶插口被封得严严实实以防渗水漏水一样。
在星期四总统调查委员会的会议上，来自马歇尔航天中心的洛文古德先生被问及：专家们在前几次的火箭飞行之后，是否查看过那些可以重新使用的助推器上的联结处有无渗漏的迹象。他说：“我们看到过第一道密封圈有一些被侵蚀的迹象，从来没有发现辅助密封圈受侵蚀的情况。但我们注意到了两圈之间有烟垢的痕迹。”
当问到这是否就是事故的一个原因时，他答道：“哦，是的，我的意思是那是个异常现象，我们详细研究过它。我们做的有关的全部调查工作已经完全记录在案。”
由于收缩、变硬或其他一些影响，低气温削弱密封程度的可能性在内部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相反，那些备忘录把注意力集中在前几次的飞行之后，密封圈所受到的侵蚀和热作用上。其中一份文件认为，无论如何，“环境因素像湿度的影响”可能是引起侵蚀的一个间接因素。
去年夏天在国家宇航局总部，由审计长办公室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使用了极端的措辞，描述了可能摧毁密封有效性能的碳化和侵蚀等潜在问题。这份备忘录标明的时间是1985年7月23日。这一次，航天项目资料分析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曼是从他的一个叫理查德·库克的下属处获悉这一情况的。
密封圈被“毁”
库克先生警告，在最近的航天飞行中已发现的“密封圈被烧焦”现象，提出了“一个对飞行安全和计划费用都有影响的潜在重要问题”。在火箭喷管和相邻部位之间的结合处，“不仅第一道密封圈被毁，而且第二个也部分地受到侵蚀。”备忘录这样写道，但它没有交代这种情形发生的频率。
备忘录上提及的结合处是同“挑战者”号炸毁前那缕火舌从火箭一侧冒出的地方最接近的一个结合处。
备忘录说，侵蚀问题的原因还没有查清。“没有什么问题，然而，飞行安全过去是现在仍是受到密封不严的威胁。”它说，“众所周知，发射过程中的疏忽肯定是灾难性的。”
备忘录提及航天飞行计划的领导者们“正在考虑这一最严峻的形势”。
另一份差不多同时拟定的备忘材料出自国家宇航局总部航天火箭助推器计划中的工程师欧文·戴维兹之手。该文记录了1985年7月11日他访问马歇尔航天中心的目的就是探讨曾经在数次航天飞行中影响O形圈的“密封侵蚀问题”。
一打例子
这份备忘材料说，在火箭的喷管和它相邻部件联结起来的交缝处，主要O形圈出现某些腐蚀，这样的例子，“在飞行中有一打”。
材料说，有两处，烟灰实际上落在主要O形密封圈上，有一处的辅助性密封圈也受到了侵蚀。这份报告和库克先生的备忘材料看起来与洛文古德先生的断言相互矛盾。洛文古德说，经查看，辅助密封圈一个也没有受到侵蚀。
这份文件还认为，导致侵蚀的主要疑点是所使用的那种油灰。它说，火箭助推器的制造商，莫顿聚硫橡胶公司认为，由另一家未获许可的制造商生产的那种油灰，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产生空洞，这些空洞将导致一种“喷射效应”。显然，它暗示这些空洞可能使热气体集中在密封圈上。戴维兹先生写道：“对这种油灰的作用，好像没有一种有效的鉴定办法。”
这份备忘录也描述了火箭其他主要部件结合处的O形圈受侵蚀的状况。它说，在飞行中，主要密封圈受侵蚀的情况有5起，而辅助密封圈受到影响（尽管实际上并没腐蚀）的情形有一例。
辅助密封圈问题
这份备忘录补充说，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增加火箭内部压力的旋转力量导致了辅助密封圈的“起飞”或“脱落”。这是个“被知晓相当长时间”的问题。解决之道是安装一个“锁位唇”，它能防止密封圈崩离。备忘录这样写道，却没有用别的方式描述。
戴维兹先生的备忘录交给了管理航天飞行的副局长穆尔先生。
在这一年的其余日子里，O形圈继续成为一些工程师和预算分析人员关注的问题。
1985年8月21日，一份为国家宇航局高级官员准备的预算提要把密封圈的碳化作为对固体燃料助推器计划的最大“预算威胁”之一列入其中，显然它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解决问题的代价是昂贵的。
近期其他报告
1985年9月10日，一份由国家宇航局动力处起草的形势报告和简报说，大多数最近结束的航天飞行显示，在喷管和它相邻的部件之间结合处的主要密封圈有“一个不大重要的腐蚀”，在别的结合部位没有这样的损害。它也把密封圈的碳化置于“固体燃料助推器问题”系列中的最前面。
1985年12月，一份月度形势报告又将密封圈的碳化问题列入有关助推器的七个问题之一。
在国家宇航局内部文件中，对密封圈的关注至少可以回溯到1982年。一份固体燃料助推器的“关键部件表”把联结处列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类。这份文件的日期是1982年12月17日。
该文件也指出，“联结部位的旋转”作为火箭内增大的压力可能毁坏辅助密封圈。从戴维兹先生的备忘材料看，这是一个相同的问题，尽管它已被“熟知相当久了”，但直到1985年7月还没有解决。
（余敬中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