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t to Nation Lead in Space Is Seen in Lack of Guiding Policy）
《纽约时报》1996年12月30日，星期二
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
当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人们伤心地准备着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碎片埋在一个废弃的地下导弹发射场时，比它更大的美国航天计划的残骸仍然随处可见。捡起它们，但绝不可能重新拼凑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
就在这场航天史上最大的灾难发生11个月后，美国才意识到自己正懵懵懂懂走进了这么一个太空时代，不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不知道它在太空中想要得到什么，而且没有一个连贯而全面的国家政策指导它的各种努力。航空专家们、国会议员们和航天官员们如此认为。
他们说，结果，国家正处在丧失航天领域领导地位的危险中，它给经济及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至21世纪。这种非军事性航天计划的许多成功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漠，它的巨大风险正在显现。
曾经有过数次载人月球之行，通常情况下，飞往遥远行星的是无人火箭；曾经有那么一阵分担国家责任的风气，好像确实能运载那些敢冒风险的人们远离地球；曾经有那么多梦想，在月球上建立基地，踏上火星的红色平原；这些梦想，曾经看起来是那么唾手可得，以至于人们认为它是不久将来的现实。
现在，要实现这些梦想似乎仍然那么渺茫。航天计划史学家们指出，已经减少的政治支持、载人还是无人航天飞行之间的争论、资金短缺、领导不力以及军事航天利益优先等，已经削弱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国家宇航局。在1月28日7名宇航员遇难的“挑战者”号爆炸后进行的调查中，这些问题暴露无遗。
可以确信，航天飞机将再次飞行。国家宇航局优先考虑的事将是检测并重新设计有缺陷的火箭助推器。该局也改组了机构且产生了新的领导人，以努力矫正导致这场事故的缺陷。
但是，在这场悲剧的余殃中，如果政治和航天领导人之间有着任何协定的话，这将意味着国家的航天事业已经迷失了方向；而与此同时，苏联获得了动力，西欧、日本和中国在加速前进。
据称，美国航天计划过多地强调了短期的成就，像开发航天飞机、发射特种卫星等。它看起来很少考虑到民用航天计划的长远目标，以及对完成这些计划所需的技术和进度的持续支持。
许多人要求对航天方针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使之对前景和目标有一个清晰、坚定的说明。几乎每一个人都赞同只有坚强的总统直属的领导班子才能为航天计划中日益增多的参与者们提供必要的前景和方向。这些参与者包括国防部、国家宇航局、商业部、运输部、数以千计的研究者和科学家及寻求合作的私人航天发射公司。
二、全国报道奖
“什么方针？”
亚历克斯·罗兰博士说：“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到。要弄清楚我们为应付事故和它暴露的所有问题所做过的一切是很困难的。”罗兰博士是杜克大学的技术史学家，他是航天计划的一个最贴近的观察家。
即将在新一届国会中主持一个关键的太空专门委员会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小唐纳德·里格尔坦率地说：“没有明确的航天方针。”
国家宇航局局长詹姆斯·费莱彻博士勉强承认，当他去年春天入主该局时，里根总统没有给予他特别的政策指导。他说：“白宫期望我能告诉他们，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什么样的。”
白宫官员们坚持认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航天方针业已存在于行政指令的要点之中。虽然解释这个方针所有方面的成形文件现在还是草案形式，最早也要到夏天才可能发表。由于“挑战者”号事故，其中的几点已经被修订。
当被要求评价时下航天方针的进展时，政府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们讥讽地反问道：“什么方针？”
国家宇航局一名高级经理人员被问及谁负责为各种航天行动制定一个政府范围的方针时，他回答道：“如果我知道那么大的方针活动将发生在哪儿，我就该死。”
军方介入
与此同时，航天活动现在的主导力量——国防部——正雄心勃勃地推进它自己的进程。它已获准做它过去一直想做的事——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发射火箭的大型军工厂，使它不再依赖于航天飞机。
不久即被发表的一个新的“航天防务方针”文件将勾勒出一些计划的轮廓，这些计划将维护五角大楼在航天计划中甚至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国家宇航局如此专注于内部整顿，以至于最近才开始权衡它的前景和目标。到目前为止，在国家宇航局，在白宫，所有关于未来政策和目标的讨论却建立在基本未经验证的设想之上，它正日益显示其无效性。该设想是：未来航天活动的中心点是绕轨道飞行的载人太空站，对其成本的不同估计介于80亿和130亿美元之间。
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尽管里根总统屡屡赞成这项工程，太空站的设想仍激不起国家宇航局之外人士的热情。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为太空站计划的几乎所有的研究和观察报告称，通过无人驾驶的航天工具和平台可以使其做得更好，成本更低。私人企业对太空站能否展示一个有利可图的航天制造业仍持怀疑态度。
乔治·华盛顿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研究生课程导师约翰·洛格斯登博士说：“一团糟。它给人的印象是：既放任自流、冗长散乱，又缺乏明确性。我们仍然没有想出要怎样恢复和重新构筑我们的航天计划。”
太空新玩家
美国的航天事业何去何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混乱，航天官员和非官方观察家如是说。
在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快了既存的火箭工程进度，并提议设置国家宇航局作为管理非军事性航天探测活动的唯一机构。1961年，在苏联人第一次进入太空轨道后，约翰·肯尼迪总统迅速作出反应，制订了在60年代末使宇航员登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这赋予了国家宇航局一个重大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权力。
现在，国家宇航局的费莱彻博士说，决策过程不能做到那样简单明了是因为有了“如此多的角逐者”。国家宇航局或许仍然是主要的民用航天机构，但是，它的影响已因紧缩的预算和国防部航天计划的优势而减弱。在这个财政年度，五角大楼的航天预算是国家宇航局80亿美元预算额的两倍。
“没有统一的动机”
日益活跃的是运输部，1984年它设立了商业航天运输办公室以执行政府关于创立私人发射企业的方针。并且，商业部接管了国家宇航局关于气象卫星和遥感卫星的工作。
由于这些和其他“角逐者”经常提出相互冲突的观点，美国航空和航天学院在即将发表的关于航天计划的一篇主要报告中断定：“没有统一的动力去制定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政策。”
不可估量的诸种因素
国家宇航局战略计划执行委员会主席、戈达德航天中心负责人诺埃尔·欣纳斯博士说：“有更多的事要做，有更多的事我们能做，但是，它们的代价都格外昂贵。”他是国家宇航局战略计划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甚至在一个更有利的经济环境中，决策者很可能仍然在树立新的目标和选择实施方案中遇到麻烦。
其他更基本的和不可估量的因素使那些必须权衡各种航天政策从而作出选择的人们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
第一个因素是载人航天飞机。没有人有任何把握知道，一旦航天飞机承担飞行任务，它将能飞行多少次。从经验中可能找到答案之前，航天分析家指出，很难估计需要多少常规火箭——以及什么类型——来补充它们。
“星球大战”：一种考虑
另外一个不可估量的因素是太空站。把长期计划基于太空站之上或许为时尚早，而且许多专家认为在概念和设计上，太空站都是不确定的，它不能在1994年如期进入轨道。而且，如果该航天站作为对五角大楼支持的回报，主要充当军事角色，那会不会将已许诺部分资助的欧洲人、日本人和加拿大人赶走呢？
第三个不可估量的因素是“星球大战”——以航天为基地的导弹防御计划。里格尔参议员说，“尤其是在民用航天项目部署的价值和地方要求一处具备航天飞机和常规火箭发射能力的大建筑物时，整个星球大战的智能有吞没国家宇航局的潜势。”
洛格斯登博士说，“对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案”，部分是由于没有人提出过航天计划及航天领导权有多重要这样的基本问题。
洛格斯登博士说：“这是总统的危机，国家的利益是总统规定的。”
华盛顿采取守势
白宫官员们坚持认为有政策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航天计划的负责人杰拉尔德·梅上校说：“我们有指导、预见和目标。总统对国家航天计划非常尽责，他积极参与了好几次倡议活动。”
例如，梅上校援引总统在事故爆发后立即发表的声明证实对航天飞行的支持，同时指令国家宇航局和国防部既使用一次性火箭又使用航天飞机，以适应发射需要。这取代了1982年把航天飞机作为主要发射系统加以赞许的政策方针。
“使边疆后移”
白宫还作出决定，建造“挑战者”号的替代品，以此作为重要政策的一个步骤。8月15日公布这个决定的声明也包含了国家宇航局在将来的计划中的角色。这被看作是最明确的声明。
在涉及“航天计划的基本方向”的段落中，里根总统说：“国家宇航局和我们的航天飞机将继续闯头阵，开辟新领域，倡导新技术，推进航天阵线。已经决定，无论如何，国家宇航局将不再参与私人卫星的发射业务。”
批评家们说，进一步审查“8·15”声明暴露了政府航天政策的缺失。
几个航天政策专家指出，首先，白宫花了8个月时间，经过了相当多的内部争论，才决定建造替换火箭。白宫幕僚长唐纳德·里甘考虑到计划更多地依靠一次性火箭，并认为航天飞机代表了过时的技术，从而怀疑配备4架航天飞机组成的机组的必要性。里根总统最后打破了僵局，推测起来，因为至少4架航天飞机才能组合和供给太空站，也易于操纵“星球大战”试验。
令国会和国家宇航局更加苦恼的是，白宫最终回避了最困难的问题：怎样支付28亿的替换航天飞机。此间批评家们察觉到一股令人不安的趋势：重返起初的政策轨道，这些政策从一开始就使航天计划陷入瘫痪境地；也就是说，批准一项代价昂贵的计划，却不提供财务保证。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关注科学和政治问题的航天专家约翰·派克说，白宫在鼓励私人企业用自己的火箭参与航天发射业务方面也“唠叨过废话”。
在说完国家宇航局“将不再介入发射私人卫星的业务”之后，白宫接着准许国家宇航局将其31项职责中的14项转向利用航天飞机发射商业通信卫星。私人公司关心的是，继续参与航天竞争将使得它们由于顾客太少而难于补偿所冒的风险。
首要的是，那些关注政策混乱的人坚持主张，要恢复长远目的的观念，对国家的整个航天计划给予明确的指导，需要白宫更加强烈的干预。
航天飞机的替代物
总统坚定的支持和更加大方的财政预算的优越性，在国防部对“挑战者”号事故后剧变的形势作出的快速、有力的反应中显现出来。20世纪70年代，五角大楼仅勉强同意逐渐停止发射常规火箭，而几乎全部依赖航天飞机的方针。甚至在事故之前，随着人们对航天飞机可靠性和有效性忧虑的越来越大，空军提议保留它自己的一组一次性火箭，准备发射关键的通信、导航和侦察卫星。
1985年，空军获准开始建造10枚功率更大的新型“大力神——4”火箭，每枚火箭的有效负载和航天飞机相同。接着，在事故发生后，国会拨款把“大力神——4”的产量增加到13枚。从1989年开始，将发射能力提高到每年4至6枚“大力神——4”。
除此，空军有望得到中等大小的发射工具以处理一年至少4次的发射任务，这也将开始于1989年。建造这些火箭的合同将在下个月公布。
这场竞争的胜者将在一个有利的形势下扩大私人航天发射业务。它可以保持生产线对外开放，并通过生产额外的商用火箭来赚取外快。
但是，国会预算局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90年代航天运输方针前瞻》警告说，未来对私人企业的发射公司的供求状况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今后几年，由于航天飞机“搁浅”导致的积压，其前景可能看好。但是，如果航天飞机最终能一年飞行16次，像有时预测的那样，一次性火箭的需求市场将可能萎缩。果真如此，更多的外国发射机构将变得唾手可得。
除了由法国率领的欧洲人外，竞争也可能来自中国和苏联。对美国企业而言，商业化也许是“短视的”，国会的报告如此断言。
无人载重火箭
国防部的研究还提出了有关无人驾驶载重火箭的想法，这种火箭使进入轨道的有效负载的重量和体积超出了航天飞机。洛格斯登博士说：“空军正在尽快使这种火箭早日起飞。”昨天，五角大楼要求增加拨款以加快这项研究。
但是，在今后3年或4年里，国防部将一直大量地依靠航天飞机，常常动用其权力排挤其他运载工具。空军部长小爱德华·奥尔德里奇说，到1988年初，即预计航天飞机恢复运行时，军方将拥有21个负载物“静待起飞”。军队需求很可能将如此之大，以至于国家宇航局难于执行许多自己的飞行任务，或者难以履行与国外客户、商业客户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签订的协定。
杜克大学的罗兰博士说：“这些日子在国家宇航局，到处都是军人。然而，他们并不想废除国家宇航局，只想迫使它顺从他们的目的。”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行星学教授、国家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前主任布鲁斯·默里博士采取了许多科学家认同的观点。他曾写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利用太空来帮助世界管理全球环境，在世纪之交与苏联合作探测火星，以此开创美苏关系的新纪元。既然总统没有类似的明确目标，那么，一年一度的国会预算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纠葛的经纪行为将导致一个混乱、被削弱的平庸结局。”
对人类考察火星的诸多提议很可能重新激发一场曾经长期困扰航天计划的激烈争论：“载人”航天飞行和“无人驾驶”的航天飞行之间的冲突。尽管有许多科学家反对，国家宇航局的领导们受到“阿波罗”经历的影响，普遍支持大规模的载人计划。
在全国科学院的季刊《科学和技术问题》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默里博士坚决主张，无人飞行是促进科学、执行实用的民用和军事航天活动的成本更少的方式。
他认为，载人飞行的主要理由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
在开发一种新的“混合航天机队”以补充航天飞机的过程中，国家宇航局仍不得不决定一个无人驾驶的一次性火箭计划所包含的数量。
反对载人飞行的批评家指出，例如，由无人的“海盗”1号和“海盗”2号飞往火星获取有价值的科学资料，它们的飞行远比为确保人员安全所必需的成本要少。
与这相对立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载人飞行的观点是，没有人的参与，各种各样的尖端仪器将无法工作。
遗留问题
已经摆好阵势的国家宇航局负责人费莱彻博士说，他宁愿里根总统出面发表强有力的声明，肯定航天事业所需的“意志和财务”这一持久的国家义务的重要性。
费莱彻博士说：“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领导地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承认，从长远看，航天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事业。我们宇航局的这些目标应该被看作是国家的目标。”
说到持久的义务，费莱彻博士称，他指的是在“阿波罗”时代所展示的那种决心。实实在在地说，即对我们接受的一些大型武器系统的重要任务给予多年的资金保证。至于他提到的目标，他承认，该局现在仅仅是正努力决定它们应该是什么。
正在研究的诸多问题有：国家宇航局与军方的关系，怎样在庞大的工程计划如太空站和一个更有活力的航天科学计划之间取得平衡，以及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前景。
即使在整个计划中，太空站被看作一个“已知事物”，费莱彻博士的战略计划特别助理、宇航员萨利·里德说：“我们必须做的重要事情之一是，确保太空站融入整个计划之中。”
国家宇航局下属的咨询委员会上个月发表了一份题为“航天和地球科学的危机”的报告，表达了一些科学家的“不安和失意”，他们为航天科学任务寻求更多支持，但又担心建造太空站日益攀升的代价将毁掉对这一科学计划的支持，尽管太空站应该也是为这一计划服务的。
戈达德航天中心主任和国家宇航局长远计划的另一名设计师欣纳斯博士说：“对这些基本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太空站仅仅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研究工具吗？它是不是通向月球或火星的一个台阶？”
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反映了国家宇航局领导者们的窘境。基于它的直接用途——地球观测、科学研究和可能的军事试验而出卖太空站的做法——看起来在华盛顿或者航空界没有激起什么热情。但是，试图牺牲太空站使之作为雄心勃勃的星际探险和航天殖民地的做法或许能激发想象力，但它也可能打消人们对它的支持。
对国家宇航局前途的所有讨论最终归结到钱的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阿波罗”计划终结以来，国家宇航局由于一直被给予了充足的资金而不致“饿死”，但要在技术大致所及的范围内追求更大目标，这些钱还不够。
在对民用航天计划一项新的评估报告中，美国航空和航天学院估计，当前国家宇航局的预算资金比他们在“阿波罗”时代的一半还要少（以不变价格计算）。它说：“这项预算政策导致了一个稳定的趋势：在航天领域，美国正在沦为二流国家。”它建议，此项预算应“随着实际情况而尽可能快地”增加，大约比1987年财政年度的水准高出40%，然后，适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1987年度国家宇航局104亿美元的预算指的是，通常80亿美元拨款加上一次性的补贴，以补偿与“挑战者”号事故相联系的额外花费。到目前为止，费莱彻博士劝说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把104亿美元作为所有来年预算基准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成效。费莱彻博士警告：少于这个数字，且不说国家宇航局的其他项目将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更不必谈要追求更大目标。单就航天飞机的替代物和太空站而言，前者可能迟于1991年，后者则要过了1994年才能完成。
（余敬中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