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洛杉矶时报》迈克尔·帕克斯
获奖理由→
“由于关于国际事务的一个杰出报道范例，包括联合国报道……”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国际报道奖（the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Category）设立于1948年。其前身有两个，即1929年设立的通信奖（Correspondence）和1942年设立的国际电讯报道奖（International Telegraphic Reporting）。通信奖最初的授奖范围是报社派驻在国外和首都华盛顿的记者（Correspondent）以信件形式发回的稿件（Correspondence，不宜译为“通讯”，因为西方没有这种文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新闻界向海外派出了数千名记者，同时通讯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为适应战事报道的需要，普利策奖委员会决定设立国际电讯报道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对世界事务的兴趣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国际报道奖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自1929年以降的近70年来，上述奖项的获奖作品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来龙去脉作出了颇有深度、至今读来仍不失其魅力的报道。举其要者即有：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和欧洲大战爆发；40年代的二战进程和印巴分治；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两大阵营的复杂关系；60年代的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70年代的中美关系解冻、印巴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80年代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非洲持续灾荒、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腐败和南非人民的反种族隔离斗争；90年代的两德统一、海湾战争、波黑和阿富汗内战……
在美国，衡量一家高级报纸水准的一个标尺是该报获得上述奖项的次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1881年创刊）、《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等老牌报纸一向重视国际报道。从获奖作品的体裁来看，它们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这是因为对于一般美国读者来说，报道对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比较复杂，而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不够关心。因此，优秀驻外记者的过人之处即在于对驻在国事务的精通程度与对国内读者心理的把握。而一个频频更换驻在国的记者所面临的挑战之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获奖者简介→
迈克尔·克里斯托弗·帕克斯（Michael Christopher Parks），1943年11月7日生于密歇根州的底特律，1965年获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1962—1965年任《底特律新闻》记者。1965—1966年供职于时代—生活新闻社。1966—1968年任纽约长岛《萨福克太阳报》本市新闻助理主编。1968—1970年任《巴尔的摩太阳报》政治记者。1970—1972年任该报驻东南亚记者，1972—1975年任驻莫斯科记者，1975—1978年任驻中东记者，1978—1980年任驻北京记者。1980年，帕克斯转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1980—1984年任驻北京记者，1984年起任驻约翰内斯堡记者。此后任该报驻莫斯科和耶路撒冷记者至1995年。1995—1996年任外国新闻副主编。1996年起任编辑主任。1996—1997年任该报副社长。1997年起任高级副社长。
三、国际报道奖
主译评评语→
在一个由欧洲白人后裔统治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还实行与欧洲文明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种族隔离政策，乍一听颇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这在非洲最南端的一大片土地上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在南非的近4 000万人口中，土著黑人占77%，荷兰和英国血统的白人占将近13%，另有不到11%的有色人种和亚洲人。长期以来，不到13%的白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土著黑人的命运极为悲惨。
80年代中期是南非黑人取得反种族隔离斗争和推翻白人统治胜利的前夜，也是斗争相当艰苦的时期。一方面，纳尔逊·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为“非国大”）领导人仍被关押在狱中，而黑人暴动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南非当局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南非当局凭借非洲第一的国力和精锐的军警力量，顽固地阻挡着历史车轮。
在这种既令人激奋又一时不能目睹历史性转折的工作环境下，已担任驻外记者16年的帕克斯像一部疯狂的机器投入到采访中，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比勒陀利亚等大城市和时常发生暴乱的黑人聚居城镇之间。尽管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他在一年中发回了260多篇冷峻、客观、平衡而不乏洞察力的报道，其工作效绩不能不令人赞叹。
在这里所选的6篇文章中，有5篇是以一个或一群黑人的境遇和正在从事的事业引出的。其中有难民、学生领袖、卡车司机、教堂侍从、焊工、经纪人等（不难看出，他们正是千千万万黑人的缩影）。以精心选择的小人物切入，以典型的场景和个性化的语言展开叙述，自然地转入一个重大的主题，这是西方新闻界高手运用自如，而我们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写作技巧。而它的前提是在所谓异质文化背景下的现场主义式采访，以及依据客观性原理驾驭材料的能力。
撰写背景→
1986年，随着南非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比勒陀利亚当局相应地抛出了一系列规定，以阻挠有关的新闻报道，从而使得对这一本来就很复杂的问题的报道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一些限制规定最终演变成了正式的新闻检查。面对这些障碍，没有人表现得比《洛杉矶时报》驻南非记者迈克尔·帕克斯更有勇气、决心和技巧。
帕克斯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包括南非人在内——所了解的南非。
他毫无偏袒地描绘了黑人斗争中那些动人的细节，反驳了各级政府的说法。尽管艾伯蒂娜·西苏鲁的丈夫已经入狱22年，孩子也遭到监禁和流放，帕克斯还是捕捉到了她身上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以乐观的精神与种族隔离制度进行着斗争，随时作着入狱的准备。帕克斯正确估价了黑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断高涨的支持，审视了这一争取黑人政治权利的重要运动的方方面面。
他的报道详细地展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严重后果——黑人对白人、白人对黑人以及黑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这些报道向读者展示了克劳斯罗兹简陋的临时定居点中黑人派别之间的残酷冲突；白人中自发的治安维持组织的大量出现——白人们相信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是“确保我们每个人杀死10个黑人”，以及去买面包的小学生、做弥撒的少年、要和女友度周末的学生的神秘失踪——他们都成了紧急状态开始后政府搜捕的牺牲品。
除了随时提供重大新闻以外，帕克斯还使《时报》的读者对紧急状态的实施有所预感。1986年6月12日紧急状态正式实施后，帕克斯在政府遮遮掩掩的限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对紧急状态的条款做了详尽的分析。
这一年很多美国公司宣布从南非撤出，其中帕克斯准确地预测到了一家工业巨人——通用汽车公司的决策。8月份，他就当时尚在拟议中的撤资决定采访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主管和工人，10月份通用汽车公司正式从南非撤出。
这些撤资决定，以及美国国会推翻总统的否决而实施的制裁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强烈的反美情绪。从南非总统宣称美国“又一次代表苏联向我们挥动起了大刀”，到街头那些“美国佬回家去”的招贴画，帕克斯公正地记录了人们强烈的愤怒。
持续的危机也使白人付出了代价，主要由政治纠纷引发的经济衰退使数以千计的白人失去了工作。帕克斯描述的白人工人居住区里的施粥所，马路上乞讨的白人孩子，无不使白人深切地感受到了没有与黑人分享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后果。
帕克斯的一篇关于南非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巨大反差的报道可能是他的报道中最为生动的一篇，他在报道中讲述了一个白人对种族隔离所做的抗争：尼科·史密斯牧师从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区搬到黑人区，他发现——举例来说——这里没有鸟鸣，有的只是清晨令人心烦的公鸡大合唱，因为在黑人区里很少有供鸟筑巢的树木，而家禽则是必不可少的收入来源。
对于帕克斯毫不留情的报道，当局并没有视而不见。年底，比勒陀利亚政府特别“关照”了帕克斯，威胁要将他逐出南非。然而，那些告诉帕克斯说不会延长他的工作许可的人，却无法从他1986年所发回的265篇报道中挑出任何不真实或不公正的报道来。
——《洛杉矶时报》主编
（Outlawed Black S。Africa Group Gains Impetus）
《洛杉矶时报》1986年6月1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电]西弗说自己是一台“活广播”。他住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卫星城索韦托的市中心，每天早晨，一登上他家附近的火车，他就开始讲述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自由广播电台”听来的新闻。
随着拥挤的火车“咣当咣当”地驶向约翰内斯堡，30多岁的经纪人西弗详细介绍了蔓延全国的骚乱，非国大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中“咱们的战士们”的英雄事迹，以及该组织流亡领导人的活动情况。接下来，他又就自由广播电台的最新评论进行了一番讨论。
“伙计，现在我的听众真是不少！”他说，“两年前，大家对这事可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一般也就是自己唠叨唠叨。现在，我说新闻时他们总让我大点声，下车时他们也不仅仅是在谈论非国大，而是准备着为它工作，为它战斗……他们知道非国大将会领导我们赢得自由。”
非洲人国民大会于1960年被取缔，在过去的两年中它的地位急剧上升。目前，在南非的2 500万黑人中，没有哪一个组织拥有比非国大更广泛的支持，非国大也由此成为南非的一个主要政治派别。
现在几乎每一个死于国内冲突的人的葬礼上都可以见到非国大的黑、绿、金三色旗。由于非国大的领导人长年处于流放或监禁之中，大多数黑人仅仅是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在示威集会中，人们仍然以震耳欲聋的“万岁”向他们表示敬意。人们用歌声来赞美“民族之矛”和它的战士，并呼吁非国大向人民发放武器与政府进行战斗。几个月来，已有数百名黑人青年和一些白人离开南非去参加非国大的军事组织。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批评为脱离国内实际情况的流亡组织，获得这样的支持可以说是一项骄人的成就，这也表明了它在南非国内的实力。
“人民解除了禁令”
“人民自己解除了对非国大的禁令，”自纳尔逊·曼德拉1962年入狱后一直担任非国大主席的奥利弗·坦博说，“他们把我们看作自己的组织，看作他们争取自由的先锋。根据政府的说法，我们是非法的、不存在的，但是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却每天都在增长。”
在过去的一年半中，非国大的游击队员将他们的袭击活动的次数翻了一番，非国大和警方的消息都证实，现在非国大每周发动两到三次袭击，黑人城镇发起的一些斗争中也开始出现配备着AK47步枪和手榴弹的游击队员。
非国大和警方还说，游击队员还在训练更多当地的新队员使用手雷、地雷和其他各种武器。尽管在过去的三年中，从邻国向南非渗透的最佳路线已经被切断，但警方最近几个月中发现的一些大型弹药库表明，非国大的军事实力还是有了极大的提高。
三、国际报道奖
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非国大总部的高级官员说，独立于军事组织的非国大政治骨干在黑人中不断建立地下组织，在白人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非国大被取缔后，留在国内的老一代领导人都曾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服过12到15年的刑，他们把“联合民主阵线”、“南非工会大会”和其他新兴团体组织起来，共同反对南非少数白人当权的种族隔离制度。
年青一代的非国大成员中很多人都是在70年代的黑人自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在罗本岛服刑期间得到过曼德拉的指导。目前，在各个工会组织中他们都身居要职，在各种各样的反种族隔离团体中也有他们的身影。
在很多黑人城镇，非国大的地下组织把迅速扩大的基层网络组织起来，接管了城镇的领导权。
非国大的宣传活动以前仅限于面向西弗这样的听众进行广播和散发偷运入境的传单，现在扩展到了散发有关曼德拉生平、非国大历史及游击活动的录像资料。
“尽管政府装作我们并不存在，但我们确实存在，”坦博最近在一次关于非国大及其现行策略和政策的采访中说，“由于有优秀和忠诚的干部，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一个活跃的网络，我们的组织工作进展十分迅速……我不能预言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我们认为，经过漫长的时间，胜利最终离我们不远了。”
最近几个月来，一大批商业、劳工、学生、教会和政治团体都承认，非国大在构建南非的未来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彼得·W·博塔总统坚持认为非国大是一个恐怖组织并反对任何组织与非国大进行接触，南非的很多团体还是派出代表赴卢萨卡或其他地方，与非国大领导人进行深入探讨。
上个月，开普省议会的自由派白人反对党进步联邦党议员扬·范·埃克在开普敦呼吁使非国大合法化时，对其他议员说：“在这个国家受压迫的民众中间，非国大无疑是拥有最广泛支持的组织，查禁一个像非国大这样拥有广泛支持的组织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
西方外交官们以前把非国大同那些为失败的事业不懈奋斗的流亡组织混为一谈。现在非国大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
南非政府在国际上日益孤立，而非国大的领导人在世界各国都受到热烈欢迎。坦博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委员会作过证，与西德外长举行过会谈，目前正在筹划他两年来对美国的第二次访问。
上个月，一个由英国和其他六个国家的“著名人士”组成的英联邦特别委员会敦促比勒陀利亚政府与非国大举行谈判。这实际上承认了非国大是南非黑人的代言人。
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否定了南非政府关于非国大是恐怖组织的说法，并称美国认为非国大一定要参与对南非未来的决策。
对坦博来说，这些都证明了“非国大在解决南非问题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相信非国大的这种中心地位一直存在，现在只不过是得到了很大提高和认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甚至是确信，非国大与南非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离开非国大就不会有任何解决的途径。”在出访波恩的途中，前约翰内斯堡律师、69岁的坦博这样表示。“这是我们人民的说法，全世界和很多南非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博塔政府还认识不到这点。”
坦博和非国大的其他领导人坦率地承认，非国大所获得的承认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南非过去两年中大规模的反种族隔离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大多是自发的，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得到非国大地下游击网和当地政治骨干的有效协调。
“我们不认为是我们推动了每一次抗议，每一个进展，但是感觉到非国大在南非的存在是推动人们行动的一个强大动力。”坦博说。
“1984年，我们给人民指出了一项战略目标——使种族隔离体制无法运作，使整个国家无法治理，人们现在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现在制定了另一项战略任务——筹备和发动一场人民战争，这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
对非国大持批评态度的人，如祖鲁族领导人曼戈苏图·盖莎·布特莱齐酋长等人认为，非国大正试图从一个既非它促成也非它所能控制的局面中获取好处。
批评者们说，在过去25年中，非国大自己的武装斗争以失败告终。两年前反种族隔离的暴力活动开始时，非国大几乎已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
“确实，街头上所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不满于（执政的）国民党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引发的。”曼德拉所说的“罗本岛大学”毕业生、联合民主阵线的地方主席史蒂夫·施魏特说。
“人们并不需要非国大来提醒他们，说他们正在挨饿，他们无家可归，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受到压迫。”他补充说。
“非国大告诉人们的是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说，“如果身边没有一个先锋，人们的斗争精神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高的水平。人们需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他们要知道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制定行动计划。他们还要知道有一位老大哥（非国大的军事组织）在保护他们。”
“多年来，非国大一直是人们身边唯一的组织，这使我们蒙受了重大的人员损失，但由此也向人民表明了非国大的坚定。如果说今天我们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那是我们用艰苦努力赢得的。”
西弗——他用了这个化名来保护自己免遭安全警察和告密者的察觉——从自己这个“活广播”作宣传的角度解释了已有75年历史的非国大组织令黑人们尊敬的两大特点。
“非国大从来没有像很多其他黑人领导人那样出卖我们，从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牺牲原则，放弃斗争，”他说，“如果我们和政府进行对话，我们希望代表我们说话的是非国大，而不是政府挑选的叛徒。”
“非国大的政策是实际和务实的，反映了人民对国家的真实期望，”他说，“非国大既不教条化也不强调意识形态，非国大的成员中有基督徒，也有共产党人，甚至白人也可以加入进来。”
非国大赢得广泛支持的第三个也是日益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它针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武装斗争。
以前，非国大的袭击仅限于对政府机关大楼和变电站一类的经济目标发动炸弹攻击。在过去的三年中，袭击扩大到了向煤油厂发射火箭，在乡村公路埋设地雷，暗杀黑人警察和与政府勾结的政客，以及在城区大量使用炸弹和水雷。
尽管政府方面指责这些袭击，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几起夺去将近20名白人平民生命的袭击“证明了非国大的恐怖主义本质”，非国大的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对暴力的使用是有选择的、非常有限的，是一种“对种族隔离所造成的暴力的反应”。
“受压迫的人们崇尚武装斗争，他们将暴力视为对种族隔离所造成的暴力伤害的一种回应，一条加速自身解放的途径，”坦博说，“实际上，我们将开展更多的暴力活动。”
去年6月，非国大在赞比亚煤城卡布维召开了一次决策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和加强非国大的游击活动，以此作为“人民战争”和最终推翻白人少数派政府的前奏。
“民族之矛”的首批成员之一罗尼·卡斯里尔斯在卢萨卡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否则，我们就无法使南非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再次在我们的国家内部、在我们的人民之中扎下根来，”在最近一期的非国大杂志《塞查巴》（Sechaba）上，也是南非共产党理论家的卡斯里尔斯这样写道，“持续了25年的低烈度战争正在变成一场全面的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成百上千的人民参与了这场战争。”
卡斯里尔斯说，现在在很多黑人城镇中，游击队员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成了警察的禁行区。此外，由于很多涉嫌与当局合作的人被处死，政府的告密网也受到了很大破坏。
卡斯里尔斯说，现在“民族之矛”的“中心任务”是大量武装非国大的支持者。“要把（城镇中）扔石头的人们改造成拿枪的军队，”他说，“我们的人民有着这样的士气和精神：每一个扔石头的人都想有一支枪。我们要把枪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中。”
对于是否需要发动一场卡斯里尔斯所希望的全面“武装起义”，在非国大内部还存在着争议。不过即使那些希望通过与现在的政府谈判来达到“权力移交”，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的人也认为，要想击败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抵抗，加强游击活动是最有力的手段。
但是，对于非国大现在的军事实力的评估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警方说，由于在南非没有基地，非国大游击队员的行动几乎已经达到了他们能力的极限。非国大之所以发动类似去年圣诞节德班南部炸死5名购物者的爆炸案那样的恐怖性攻击，就是由于它无力对保安部队发动袭击。
“当他们的人回到南非执行任务时，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而且总是赶在他们开始行动之前，有时甚至只要15分钟，”一位高级警官最近说，“我们拥有一个复杂的情报系统，它使我们能够察觉他们的任何行动，在他们还没来得及使用之前就查获他们至少四分之三的武器、炸药和其他物资。”
“非国大是一个恐怖组织，一个非常危险的组织，但它并没有对国家构成真正游击战或军事上的威胁，”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说，“他们很擅长运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对我们的保安部队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威胁。”
他还说，在过去10年中大约有500名非国大游击队员被逮捕或被处死。为了减少损失，非国大一次派往南非的军事骨干很少超过10至20人。政府官员也说，即使非国大的袭击事件增加到了每周二到三起，对国家也构不成真正的威胁。
据警方情报专家扬·巴克纳上校说，自1976年以来，非国大在设于安哥拉和坦桑尼亚的军事营地训练了2 500至3 000名游击队员，不过现在这些人约有一半在从事其他工作。
巴克纳说，如果把政治干部、行政人员、学生和其他流亡人士包括在内，非国大在国外的总人数约有1万人。
非国大在国内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只能靠猜测。
“我们知道他们把80%至90%的精力都用来发展组织，但我们并不清楚其实际成效如何，”巴克纳说，“我们能见到葬礼上的旗帜，我们知道他们在发动前线组织，我们了解他们的组织在城镇的扩充。但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武装起义爆发了，这些是否会转化为对非国大的实际支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一些分析家认为，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非国大可能也低估了白人政府保住手中权力的决心。不管是通过缓慢和有限的政治改革还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像现在一样二者兼用，白人政府都会全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政治学家汤姆·洛奇长期从事对非国大的研究。他预计如果非国大发动全面进攻，会促使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非国大。
“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发动革命的条件，即使从革命理论本身来说，武装起义的时机也没有成熟，”洛奇说，“如果非国大大量使用暴力，不加选择地发动袭击，他们还会失去现在一些白人对非国大的支持。”
不过非国大的一位高级官员近日在卢萨卡说，该组织内部好战的青年人和国内的支持者向领导层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狠狠地打击政府并认同要想夺得胜利就要消灭更多的白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说我们正和种族隔离制度作战，年轻人们就说：‘好啊，那就让我们用一切手段去打击他们，因为如果不受到打击，严重的打击，他们是永远不会考虑向民主政治低头的。’”
10年前索韦托起义后离开南非的非国大年轻干部帕皮·库布说：“年轻人，尤其是城镇里和我们（军事训练）营地的年轻人们，总想做点事情。他们想直接冲上去捣毁整个种族隔离制度。”
库布说：“领导人不得不拦住他们说：‘别这么急，用这种办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会危及……经济，很多家庭，甚至整个国家。’”
非国大的另一位领导成员、索韦托事件后加入非国大的苏珊·姆纳姆扎纳回忆说：“我们经历了索韦托起义的这代人觉得我们都是革命者，只要不断进攻，几年之内我们就会像英雄的解放者一样返回故乡。”
“那时候我们更多拥有的是愤怒而不是政治上的自觉，而且……非国大当时与国内的联系也不是很活跃，”姆纳姆扎纳说，“现在，年轻人加入我们当中来的时候对这场斗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之所以认同非国大是因为他们知道它是在为谁而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年轻人的急躁情绪，以及那些正在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人们心中的愤怒和痛苦。”
正是在这些压力之下，去年6月的卡布维会议决定加强军事进攻，把袭击范围扩大到一些会造成平民伤亡的军事目标。
“打击到什么程度在非国大内部一直是一个主要的议题，”洛奇说，“对于应该无情打击还是有所限制一直存在争议……这虽然没有使他们发生分化，但确实很令他们挠头。”
尽管卡布维会议做出了这方面的决定，很多黑人也热衷于采取军事行动，非国大还是非常谨慎的，现在它更关心的是加强地下组织建设而不是发动大规模进攻。
非国大的研究工作负责人和执行委员会成员帕洛·乔丹在卢萨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所需要的向来是一个多元化的战略，而不是单一的、一元化的战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国内强大的地下组织和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来动员民众，其次是为夺取政权作准备，第三是要加强国际团结。”
曾在美国和英国接受过教育的历史学家乔丹认为非国大的胜利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通过“长期战争”最终打败政府；在国内重要地区举行“局部起义”和大罢工，从而与受到削弱、日益孤立的政府——当它认识到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之时——谈判达成“权力转移”；坚持战斗直至被政府消灭。
“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希望和平交接政权，减少暴力活动，”乔丹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民将会遭受最严重的伤害。我们不希望毁掉这个国家——它毕竟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余痛。”
“不过即使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也离不开多元化的战略。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在其中可能并不具有如此高的重要性，但它们仍然是必不可少乃至决定性的因素。很明显，博塔政府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力、接受民主政治的。必须迫使他们这样做。”
尽管非国大希望像乔丹所说的“通过谈判达成权力转移”，并在过去的9个月中广泛接触了南非的黑人与500万白人中的各个团体和个人以促成这一目标，但非国大感到，进行谈判的时机还是没有成熟。
“如果当权者严肃地、真心地想通过谈判解决南非的问题，我们马上可以举行会谈，明天就可以，尽管现在还处于敌对状态，”坦博说，“但事实是，政府对于结束种族隔离毫无准备、毫无诚意。正因如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强化斗争，加强武装袭击，即使这意味着令人伤心的人员伤亡，其所以令人伤心就在于它本来是毫无必要的。”
坦博说，举行谈判的最主要障碍是比勒陀利亚坚持要非国大宣布放弃暴力活动，以此作为举行会谈的前提条件。
“这真是太可笑了，正是由于种族隔离所造成的暴力才迫使我们使用暴力，很有限地使用暴力，”他说，“不过如果暴力活动变成了冤冤相报，我们会考虑放弃使用暴力……但是他们根本无法放弃暴力，因为暴力是与种族隔离制度共生共存的。他们必须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彻底抛弃它，摧毁它。这样我们的人民才不会再受到暴力的伤害，我们也不再有理由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非国大领导承认，谈判的第二个障碍是他们一再表示非国大关心的是“政权交接”，而不是改革现行的体制或与政府分享权力。
非国大执委会的另一名成员迈克·马哈拉吉在卢萨卡接受采访时表示：“问题的中心是政治权力，而不仅仅是结束种族歧视，除此以外的任何方案都会遭到怀疑和拒绝。”
“我们认为，政府正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不过，就像是一只走投无路的困兽，政府会使用一切伎俩来摆脱困境，实在不行它会孤注一掷。我们现在需要非常警惕……”
“比勒陀利亚所实行的很多改革都是为了维护白人少数统治制度，而我们所说的是只有通过政权转移才能实现的根本性变革。”
一名国民党政治家说，这无异于是在“讨论我们的投降条款”，这也是很多白人的想法。但非国大在其位于卢萨卡的总部向许多来访的代表团表示，政权转移并不单纯意味着白人的投降，更主要的，是通过谈判在南非建立起一个新的宪政体制。
他们同时表示，民主政治并不等同于黑人统治，它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民主政治体制。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建立多党政治和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人身自由的宪法而奋斗，”乔丹说，“我们打算取缔的唯一一件事是提倡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我们的纲领中还涉及很多其他的内容，如国家的发展，新的教育体制，以及目前经济领域的垄断性集中，不过这些问题都需要经民主讨论和决策而定。”
对很多白人和一些黑人来说，众多的南非共产党人在非国大的领导层中身居要职，加之他们在军事行动、谈判和国家的未来等问题上都明显持更强硬的立场，使得人们对非国大的承诺大打折扣。
即使在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眼中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坦博，多年来致力于防止非国大被共产党所控制，但他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从1949年起我就进入非国大的领导层，我发现南非共产党人的行动和非国大其他成员是一致的，”他说，“我知道人们都认为共产党能对它所接触的任何事物施加影响，但从我们的体会来说，共产党人是非国大非常忠诚、非常坚定的成员。我们很高兴他们加入到我们中来。”
南非著名商人托尼·布卢姆是第一批赴卢萨卡会见非国大领导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后来说：“很难把这个组织视为想在南非制造无政府状态的强硬马克思主义者或嗜血的恐怖主义者……”
“他们是一些可以与之举行严肃谈判的人，”布卢姆说，“一些可以与之达成一定共识的人。”
实际上，成立于1912年的非国大已经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解放运动，从宗教活动家到推崇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共产党人，每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人都能在非国大找到一席之地。“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单一党派、单一思维的局面，也不应该把非国大变成一个这样的组织，”乔丹说，“所以人们必须接受现状，在非国大的成员和领导层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饭前做感恩祷告的虔诚的基督徒。”
非国大上一次在南非产生广泛影响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非国大领导了对国民党政府新制定的种族隔离法律的抗议活动，该法确立了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
但是非国大在1960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警方对该组织的活动及其成员进行了打击，使非国大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被取缔的还有非国大的分支组织“阿扎尼亚泛非国民大会”，该组织反对白人参加解放运动及胜利后的政府机构。
坦博回忆说：“我们经历了非常非常艰苦的岁月，政府追捕成百成百的非国大成员，处决他们，监禁他们，迫使他们流亡国外。我们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我们的力量大都来自于那段艰难的岁月。”
（林木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