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Micheal Lewis出版了一本名为《liar's poker》的小说。描述了一名伦敦政经的毕业生进入当时顶尖的华尔街投行所罗门兄弟，作为一名债券销售，在交易大厅目睹每分钟过手亿万美元的交易员如何工作，见证这家公司从鼎盛到衰败的过程。看到这本书的年轻人，都被书中描写的成功，失误，谎言，以及近乎血腥的争斗深深吸引，而更让他们感兴趣的，其实是如何可以变成他们，在短短几年积累普通人一辈子都不敢妄想的财富。
所罗门兄弟的时代结束了，但华尔街的神话还在继续。即使金融市场在过去30年经历几次不小的波动，从业者的收入却始终在行业内一骑绝尘。华尔街成了全球毕业生趋之若鹜的对象，商学院内汇聚了全世界最聪明最有野心的人，每个人都不避讳他们的目的：赚大钱。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感知到时代的风向有一点偏移，另一股力量正在崛起，让他们无法忽视。这股力量，高喊的口号是：改变世界。
从智能手机开始，人们不必打开电脑才得已上网。大家能在任何时间，地点上网聊天，购物，检索信息，直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衍生出巨大的商机，创造出海量的工作机会：手机制造商，软件，社交，支付，以及相关产业链中的任何一环，只要在一方面做的优秀，便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成功。寻常企业入围财富500强，需要十几年或几十年的积累，科技公司往往在几年内就可以做到。而这些公司员工的报酬，甚至让华尔街眼红。
高高在上，西装革履的商学院毕业生，对于这些穿着几十块T恤，几乎不会在头发上涂任何东西的人，表面是嗤之以鼻。实际上既嫉妒，又害怕。嫉妒他们收入高，而且受市场扰动少，如果一朝手中的期权兑现，还可以立马财富自由。而让他们害怕的是，这些人，连他们为数不多的工作，也要抢走。
这些已经在发生了，每一家投行都在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金融，站在行业食物链的顶端，只要存在金钱的流动，撮合交易的中间商工作便不会消失。但从来没有人说过，这项工作一定需要人来完成。现在，一大部分的交易员已经被自动化交易取代，剩下的一小撮人，是懂得自动化的交易员。分析师的岗位也越来越少，事实上，过去的这几年，投行开放的岗位越来越少，而这些职位中，大部分还是科技相关，他们的工作是自动化，再自动化...直到可以消灭大部分初级分析师的岗位。
科技，在商学院的学生的脑子里，会首先让他们联想到大一经济学中产出公式。这个公式是讲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取决于生产要素，比如说土地，人和资本。增加生产要素，产出就会提高。但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科技提升，即使是在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大幅提高产出。这个不难理解，从历史上看，科技进步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相比之下，消灭掉他们的工作不值一提。但偏偏，商学院的学生对科技普遍不怎么擅长。翻遍他们的教科书，带科技字眼的，大体上也就只有这个产出公式。更别提，迄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科技公司的估值方法。巴菲特和芒格，作为投资界最聪明的人之一，就曾表示，科技公司太难懂，不做涉猎。
他们两个是少数自信而且自制的人，成功而且年老，没有必要再涉风险。而其他的，无论是商学院的毕业生，还是金融公司，面对着这场无法避免的科技浪潮，出于投机或者恐慌，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毕业了。
我叫邱安，是伦敦商学院的一名金融学博士。在毕业前，我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英国，去瑞银做一名权益研究员；还是回到中国，去一家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30的金融集团从事金融科技的应用。处于以上的顾虑，我选择了后者。
后来我发现，这家庞大金融机构的各级决策者，其实跟自己差不多。面对科技，就像是第一次接触智能手机的爷爷奶奶，战战兢兢，手足无措，想要打开却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在之后的两年半中，我在这家公司经历了一系列魔幻至极的事情，但有时细细想来，又扭曲的合理。在这其中，我只是一个小角色，被环境裹挟着前进，却也赚了不少钱。可能正是因为此，我能看到有人勾心斗角，有人忍气吞声，有人沉默不语，有人游走在制度的边缘，以小博大，铤而走险。
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曾经忿忿不平。直到离开了一段时间，可以从外部重新审视这段经历，才可以看得更加立体。任何改革都会伴随着阵痛，期间引发的无序和混乱不可避免，有人趁虚而入，自有人黯然离场。只要最后结果功大于过，不伤及筋骨，从阵痛中得到的反思和教训，都可以成为日后的财富。
时至今日，我对我的前雇主还是心存感激，我为它创造的价值远远少于它教给我的。在这期间，我总结了不少教训，这些教训，苍白的挂在我的记事本上，远不能概括这段荒谬却真实的经历，所以我写下了这个故事。这是我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有很强的局限性，但也能折射出一些普遍的现实。如果读者认为这个故事可堪咀嚼，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或是一点反思。那于我，实在是件高兴的事。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