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交往”何谓又何为？
一
由于特殊的机缘，大学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研习历史的本书作者唐踔成为了我门下的博士生，在他的博士论文被列入出版计划之际，作为其导师，便欣然依允为其作序。
作者原本积累有较系统的历史知识的学科基础，鉴于其任教工作的需要，博士求学阶段转而攻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这一转向及学科跨度不可谓不大。
毋庸讳言，作者的这一选题与我本人的学术背景和建议有关。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理论研究要争取在回应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中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能在人类命运的共同遭际前“缺场”或“怯场”。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研究”一直是国际思想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不管是褒是贬，也不管是否出现全球“金融海啸”，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学者，都无法回避和“绕过”这一“马克思的幽灵”。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生，我一直强调要重视经典原著的阅读，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始文本的选读。作为被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背景的当代人们所共同认可为人类千年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名人名著，作为被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共同关注而接受为不可不读的经典作家的原著，无可争辩的是本学科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年代的阻隔，比起研读历史文本，当下的人们更倾向于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本人认为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另设有相关的二级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专业的学位论文选题既不必越俎代庖去耕他人之田，也更有必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况且，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研究上是应该大有作为的。比如，在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二版的国际合作研究中，中国学者的贡献也许还赶不上日本学者。所以，一方面，我本人要求我的博士生的选题要尽可能关注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研究（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出发，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也离不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另一方面，这样的选题也是本书作者自己的选择和兴趣使然，作者多年研习历史（尽管偏重于中国近现代史），有比较全面的历史知识，加之平时阅读面广、涉猎领域丰富，且具有较好的宏观思维和微观分析的能力，所以在笔者建议可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和“交往”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读时，作者经过思考，依然决定挑战“世界交往”理论研究，对此我自然赞同。
作者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3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其间遭遇的困难和困惑以及为之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是可想而知的。作者全面研读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著作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概念、世界交往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以及世界交往的类型、特点和作用，做了系统的条分缕析，并从空间的视角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的空间意蕴做了解读，同时探讨了该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的共性，从而揭示出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促进“和谐世界”构建的当代价值。著作在力图构建起一个阐释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体系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可圈可点。
我认为，本书之可贵之处，还在于其不满足于“我注六经”的梳理入微式的“照着说”，而是还敢于大胆进行“六经注我”的挖掘扩张其理论阐释力的“接着说”，将初期的“思想研究”毅然改为“理论研究”，凸显的不仅是作者在不断的研读思考中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的情有独钟，渐入佳境，更表达了一种理论的自信——通过洋洋洒洒30万言，作者竭力论证的正是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且自信已为该理论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系统、专题研究”的著作，不知读者诸君是否能予以认可接受？学术讨论自可“百家争鸣”，不必一统，见仁见智，只要自成逻辑，皆可自立一家之言。
二
关于本书的其他创新点，作者自己有所归纳，亦可以由读者在阅读中慢慢品味而得出感悟和启发，我就不在此赘述。既受邀为序，本人亦借此就其主题谈些在指导其论文写作中的一些体会与管见，以作为“导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研究热，在国内外都已持续较久，特别是自20世纪下半叶哈贝马斯推出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为旨的“交往行动理论”以来，持久不衰。本书也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综述和梳理，窃以为作者是花了不少工夫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使用的“交往”的德语原词是“verkehr”，正如作者考证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做过类似的解释，马克思的解释即该词是与使用拉丁语中的“commerce（交换）”一词同样，“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德语中的“verkehr”是一个使用得很普遍的常用词，其第一释义所指的也许就是一种“物流”的过程，即“交通、运输”（其相应的英语单词是“traffic”，但远比这个英语单词更多义），兼及货币的“流通、交换”以及两性的“交合”（intercourse）并可泛指广义的人际、经济、社会的“交往、交际、交易、联系”等（从德语组词法分析，“kehr”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含义，可指道路的“曲折、转弯”以及来回往复的交往，还可表示“翻转、颠倒”等义）。查阅最为集中使用这一概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德文原稿，我认为这也是着眼于此词所带有明显物质性交换的意蕴，更具有直接性的、双向性的互动而非纯精神意识性的信息交流，而哈贝马斯使用的“kommunikation”在德语中是源于拉丁语的外来词，其释义上不如英语中的“communication”那么广泛，日常更多用于“通信、通讯”等意义上的交际、传达，用于表示“联系、关联、联络”和“交往、传播、沟通”时，尤指人与人之间借助语言或符号等的“交往”，这也可以从他的“交往行动（kommunikation aktion）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用更广义的“aktion”这个单词是要区别于马克思更为重视的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概念，以更多表达主体的选择和“人际”的主动的关系，这显然是他受到了汉娜·阿伦特关于人的“行动”而不是“生产”更为重要（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区分）的观点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之所以要使用凸显物质性交往的“verkehr”这个词，就是与要突破当时重重叠叠的各种各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的“呓语”有关，这也是他们反复强调“物质交往”是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的原因。乃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仍然使用“verkehr”，恩格斯解释这“通常是从‘handelsverkehr’（贸易关系）意义上使用的”，可见强调的仍然是基于物质性生产基础上的“交往”。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世界交往”（在主要由恩格斯执笔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世界历史”、“交往”、“普遍交往”等反复出现在马克思的手迹中并非偶然，足可见马克思本人对此的重视，“世界交往”也是同样出现在马克思的手迹稿中），这又完全可以从欧洲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与商品交换的“世界市场”的出现这个背景中得到理解和证实。至于马克思在使用“世界交往（weltverkehr）”的同页手稿中，还先使用了一个“普遍交往（universeller verkehr）”的概念（恩格斯在该文中也使用过“国际交往internationenverkehr”），我认为并没必要做过多的区别（“国际”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主要指欧洲出现民族国家以来的状况，而“世界”一词可能与欧洲人地理大发现有更直接的关系），两者都提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两者也都涉及对“地域性”的突破。“普遍（universell）”比“世界（welt）”更具有抽象性和广泛性，显然那是一个更为广义的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包括跨洲际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交往，但也是以物质性的商品交换（贸易）为基础的。而“世界交往”更多是与“世界贸易”相关的或是以后者为背景的，其超越民族的、地域的地理—物理空间的含义更为鲜明。本书初稿中曾专辟一章研究“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以作为“世界交往理论的实证分析”，可谓独具匠心，可惜难以获得导师组的理解，因而自信不足而最后割爱。实际上我认为是可以以此作为揭示马克思世界交往概念的由来及其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的一种尝试，亦可以为唯物史观“空间空场”论做一反证。而今天的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也突出地表现在“世界贸易”（handelverkehr）中，当然今天的世界贸易远不只是传统意义上“以物易物”的货物“交换”，而更包含实体与虚拟的资本贸易、金融贸易等规模及影响都日益巨大的经济活动。
所以并没有必要把“普遍交往”与“世界交往”这两个词截然分割对立，“世界”的地理性更突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用过“世界精神（weltgaiste）”）这个概念，但中文译本译为“宇宙精神”也未尝不可（其空间意味是一样的）。这也是解读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乃至于“世界文学”（德语中的“literatur”并不只是中文的狭义的“文学作品”之谓，而是泛指人类积累的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典籍、文献的总称）这些概念的背景——一个新的突破传统民族地域的崭新的“世界”性空间的“发现”（航海）和“交往”（贸易），当时带给欧洲人传统“世界观”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以敏锐的世界眼光抓住了这一新开辟的空间视野，因而也成为被今人认为是“全球化”的最早的预言家的理由（这也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中，西方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共产党宣言》称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原因）。
当然，关于“世界交往”与“全球化”有其共性，但我认为两者更有差异，今天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的“全球化”一词更具有西方话语霸权中的“一体化”的背书，乃至于非西方民族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文化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也不得不抱有警惕的心理予以质疑和抵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和“世界交往”乃至“普遍交往”，都更凸显的是一种以物质性为基础，并带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y）的以互相“承认”和尊重各自“自我认同”基础上互动“交通”、互通有无的“交换”性的“交往”。这也是我始终对泛化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等概念怀有疑虑的原因，我更倾向于将这些“全球化”打上引号，并把“全球化”解读为“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科学技术的全球联网、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同时不断揭示这三大基本特征的“双刃剑”本质。
三
如前文已述，本选题与我的学术旨趣有关，这就是对人类“空间”的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来关注历史—时间维度。我本人也一直认为“历史”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如同“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亦如此命名。近些年来，本人之所以更加关注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其缘由是对当代人类“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三大空间实践的关注和思考，笔者不断试以“地理—物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三大空间维度对上述三大实践中人类的遭际做出解读，并探索提出人类应对空间巨变的可能的战略原则，如“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续发展”、“化解文化冲突，共建和谐社会（世界）”等，这些都期待着更多的讨论和阐释。由此而进一步回溯理论基础，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历史观同时也可以称为“社会唯物论”，“社会—空间”维度与“历史—时间”维度的结合，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常青、具有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的重要原因。这些年，我门下的博士生们也正在与我一起努力拓展和深化着相关的思考研究。我相信，“空间分析”的引入——实际上是“复出”——并不会削弱马克思理论阐释历史穿透力的深邃，反而会更彰显其对当代人类在更为广阔的多重多维空间实践中的命运与遭际做出高屋建瓴的全局观和整体观的把握所能提供的“大智慧”。
继门下李春敏博士的《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今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唐踔的本书将是第二本正式出版的门下的博士论文，可喜可贺。记得初期商定的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交往思想研究》，欲就“全球化”的空间变迁做系统梳理，并以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对这一规模空前的“空间实践”给出一种理论阐释。本书第四章“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中的空间意蕴”就是因此而诞生的，这在同类研究中是一大胆创新，只是略显粗略，但对于一个原本未经严格而系统的哲学思辨训练的博士生，已实属难能可贵（窃以为，如果将之与第五章所谈的“世界交往思想与全球化思想的共性”合并一章，继以为深刻的“时空视域”加以阐释，也许会相得益彰而弥补这两章目前单独成章的单薄）。后期作者觉得对“全球化”的思考还较肤浅，修改了题目，作为一种学术上的谨慎，还是值得肯定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第五章所谈的“世界交往思想与全球化思想的共性”，以及第七章“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都是力图在回答人类面临的全球化的种种问题，所以，我还是愿意把本书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研究”之列。作者的第六章“世界交往与三个重大理论问题”，把“世界交往”、马克思晚年“跨越”的设想（这也是马克思空间思维的又一次重要飞跃）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联系起来思考，亦是独具匠心的构思。此外，作者将世界交往理论与当前全球化时代内涵相联系做实证分析，尤其是将该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以及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经济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谐世界”外交战略做紧密的现实分析和探讨，使理论分析之当代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凸现。这里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宽广的视野可喜可嘉。
当然，有所“见”者也难免必有所“蔽”。作者对原著的研读非常认真，包括对概念的梳理也十分仔细（如关于“交往”这个核心概念的分析），但可惜的是受困于语言的障碍，无法对照德文原版阅读中文版，有时难免会有百密一疏。这也是本序专门对德语“verkehr”等词做些补正辨析的原因。此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大量作为与“世界”相对应的概念“Nation”和“Volk（人民）”，在中文版都译为“民族”，还有被译为“民族性”的“Nationalitaet”（现在也可译为“国籍”，即英语中的“nationality”），但在德语中更多的时候表达的是“族裔、族群”意义上的“民族”，如“多民族国家”（Nationalitaetenstaat）。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也同样如此，往往用来区别“民族国家”意义上的“Nation（复数en）国族/人民”而特指“少数民族、族群”。所以只读中文版有时也难免混淆。故我一直认为翻译时应注意把原作的用词存入括号以助阅读者的理解。以我个人有限的德语知识所做的理解推理，只是一孔之见，一窥之得，不足为据，仅供参考，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序文至此，言犹未尽，蓦然回首，何题可标？值此“全球化”方兴未艾，时空跌宕中“世界交往”日新月异，趋之“文明冲突”还是“和谐世界”？何为何往？仍待观之、思之：“美美与共”乃有“交往”之可能，文化多元才有“交往”之必要；“环球同此凉热”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固然值得期待，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不同的梦想”又何以不能共生共存？毕竟“和而不同”的世界更多彩可爱，“生生之为易”，自强不息，是否此乃人类追求“和谐世界”之真谛所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天道酬勤，我期待着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精心耙梳、锲而不舍，不断发出新言、新声，不断推出新论、新作。
是为序。
章仁彪
2012年10月
于上海同济新村“望星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