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缘起
交往与人类相伴而生，形影相随。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往来，交往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尽管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时间和空间、数量和质量日新月异，今非昔比，但其作为人的有目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则始终如一、亘古未变。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的交往活动的空间范围、时间频度和形式内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从量的飙升到质的飞跃。不习惯这一新变化，不了解它的新特征，不透析其本质，我们将在新的世纪里无所适从，甚至寸步难行。
1.交往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存在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1】如果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社会交往是劳动的前提。假如没有交往，就没有物质生产劳动，也就没有人本身的创造、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替与延异。交往衍生和谱写着人类一幕幕的历史和活生生的现实，交往表征着现实世界的生活样态。从古迄今，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不直接、间接地与交往相关。个人的衣、食、住、行、用都要依赖与他人乃至社会的交往。只有在“交往共同体”中人们才能生产出满足自己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交换、分配、消费这些产品，从而求得生存或获取享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诸方面的发展，也离不开与周边近邻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交流、交往（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拒绝交往，必然走向封闭和孤立，必然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相脱离。交往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和社会化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是民族兴旺的力量源泉，是国家繁荣的可靠保证，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一旦停止了交往，他（它）的生命就要完结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正由于此，人们才不畏艰辛、联合起来努力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才敢冒风险，远涉重洋架起了沟通东西方民族间联系的桥梁，开拓出规模空前的世界市场；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组织，处理着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和矛盾。从古代中国人不远万里开辟沟通中西之路——“丝绸之路”的壮举，到今天令世人瞩目的象征着人类和平交往的“世界博览会”和奥林匹克盛会；从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游说活动，到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从“雅尔塔会议”、“世界妇女大会”到“亚太地区首脑会议”、联合国大会；从“南南合作”、“国际黑格尔协会”到“南北对话”、“绿色和平组织”等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无一不和交往相关。历史和现实不断地昭示：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交往的结果；交往是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唯有在交往中，才能求得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2.世界交往是当代人类突出的生存境界
当今的世界是交往的世界。英国诗人约翰·多思说过，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的命运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前提就是：“全球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全球社会共同体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存在的‘底板’。”【2】在当代社会，交流、对话等交往对“全球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主体来说都显得较以往时代更为重要，因为，当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全球交往的时代里，世界交往成为当代人类突出的生存境界。
（1）世界交往趋向全球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改善，特别是电子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卷入全球交往的过程中。此间，每一个想融入世界的民族和国家，每一个想追赶时代脚步的人，都必须加入这一全球交往的洪流之中。全球化是各种行为主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物质活动，是主体间通过产品、技术、资本、信息媒体等客观物质的交换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普遍交往、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主体表现为不同的个人、组织、民族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整合与建构，实现着各自的发展和提升。全球化是地方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现代性之间的物质交往互动，是“各种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3】。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是产品、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实际上却隐藏着人的交往互动。它像一架巨大的搅拌机，以经济利益为砝码，以交往为纽带，整合并建构着新的生活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经济、科技交往的国际化、全球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是当代人类全球化的总特征。世界交往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联系与沟通，使各国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势。随着交往实践的空间范围日益拓展，交往手段日益发达，交往关系日益紧密，使得全球化展现出新的水平、层次和境界，交往主体从各个“孤立的点”走向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网络，形成全方位的多元的交往场，这是一个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科技信息全球化为一体的综合过程。
（2）世界交往带来许多全球性问题。正是由于人类连续不断的交往，世界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已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等因素在内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网络系统，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动力之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人类交往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正是人类的交往需求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全球化的发展则通过不同形式满足人类心理、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求。然而，交往给人们带来了好处，也制造了灾难。古往今来数不清的阶级、民族冲突、经济剥夺、文化侵略、战争摧残……使原本正常友好的交往关系被扭曲，人类遭受空前的浩劫。新兴科技革命改变了传统因“距离的拒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诸多不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日常交往被大大地改善。但是经济的繁荣治愈不了资本主义固有的顽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像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威胁等一系列新问题。科技革命“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并且连根拔起”（海德格尔语）。这是工具理性急剧膨胀、价值理性日渐失落的结果，也是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尖锐对立和争抢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全面走向“异化”，人类为自身的生存而烦恼、而困惑。在世界范围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化席卷全球，同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剧，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国际交往中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诸如人口激增、生态环境的恶化、能源匮乏、毒品泛滥、核威胁、国际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3）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进一步增强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全球性问题是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开始危及全球多极主体的共同利益，甚至危及人类共同生存的基础。这在客观上要求世界多极主体之间相互交往、共同协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换言之，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全球多极主体的共同努力。即使是在个别国家的范围内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本质上都要求具有全球性思维。如果某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理解和把握全球性问题中的整体与局部的相关性，不懂得在全球性相互联系条件下有关基本行为原则、规范的基本常识，就不可能有效地应对乃至解决全球性问题。即使是局部的解决，依然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这就要求联合地球上一切人的共同努力，把各个民族、国家的对策和措施纳入到整个全球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战略方向之中，采取共同的行动，使人们在行动中协调一致起来。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恩·丘马科夫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全球性的水平上，基于人类的统一和承认地球生命的独一无二性的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4】。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全球社会多极主体间交往、磨合以至达到默契的过程。
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谋和平、求发展”是当今世界大多数民众、民族和国家的心声和追求。和平，本质上是各政治主体——国家、地区、阶级和民族等——间非战的交往状态和交往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尽管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和平是主流。交流与对话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最强音。在和平这一全球主题下，交往形式由对抗走向对话。并且，交往也日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全面展开，较之于过去，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在内容上也更加丰富。各个民族、国家、地区、阶级等主体都在这一和平的大背景下，探寻自身的交往方式。另外，和平也是多极主体各自交往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整合的体现。一方面，和平作为非战状态的交往形式必然有全球社会多极主体共同遵循的交往规范。可以说，交往活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规范化、有序化、稳定化以及合法化，是全球社会保持和平这一质的稳定性的标志。另一方面，全球社会遵循的交往规范并不意味着各个交往主体自身特有的交往规范的全部丧失。相反，在全球交往实践中，全球社会共同遵循的交往规范不断地在与各个交往主体的交往规范的碰撞、冲突、妥协中得到整合。只有这样，其合法性才有存在的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实践的又一个重大主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发展的主体资格，并且在面临发达国家强势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环境的情况下，它们谋求发展的愿望也更为强烈。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同它们如何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大都取决于内因，但是，在对待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上的不同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内部决策。实践证明，盲目地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模式或断然拒斥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都不能很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如何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往，关系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交往的问题，既涉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涉及不同制度间的国家关系。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发展问题真正地具有了全球性质，各个不同主体都在谋求自身发展，那么如何处理好各个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确立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相互交往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民族、国家依然是发展的主体，各个民族、国家在按照自身利益设计自身发展时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与一个同样拥有主权并有着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关系。因此，全球发展是具有不同资质、特色的多极利益主体在相互开放、交往和共生共存中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指发展主体成员的扩大，而且指全球发展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全球正在相互交往中重构发展主体间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但交往的利益出发点的差异，会导致交往方式的差异。尽管如此，由于当代人类社会更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整体就是发展中的联系和联系中的发展，离开了交往联系，就不可能有全球整体的发展。人们如何交往决定着全球发展的进程。
4.各种文化（文明）在全球交往中面临新的整合与创新
随着全球化浪潮在当今人类社会的空前高涨，各种文化（文明）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日益离不开交往。人类历史上，某种曾经辉煌灿烂、盛行一时的文化（文明）在历经一段时间或一场战争、浩劫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消失命运的具体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是它们的孤立和与世隔绝以致使其文化（文明）没有被传播出去则肯定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第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5】。当然文化（文明）消失的情况客观上与当时世界交往的不发达密切相关。而在交往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尽管多样化的（文化）文明在碰撞、冲突着，但也为某一种文化（文明）吸纳其他文化（文明）的成果提供了契机。如果一味地包裹自身的文化（文明），拒绝与其他文化（文明）的交往，固守其自身的一切而不向其他文化（文明）开放和学习，这种文化（文明）的停滞乃至消失也是理所当然的。清朝的闭关锁国导致近代中国的屈辱灾难就是一个铁证。相反，在多样化文化（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中乐于与其他文化（文明）交流和交往，善于吸纳其积极成果，摒弃自身文化（文明）中的糟粕，以此来创新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文明，这无疑有助于自身文化（文明）的生命力的增强，并且也有助于自身文化（文明）的传播和拓展，以至在其他文化（文明）中找到自身的痕迹和影响。汉唐王朝“海纳百川”对外交往的气度铸就了中华帝国几个世纪的辉煌，就是明证。因此，“一种文化（文明）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能力同这种文化（文明）是否具有同其他文化（文明）开展对话、交流和交往的能力是同一的”范宝舟：【6】。
5.马克思交往理论长期被严重地误解、忽视和遗忘的现实
马克思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交往理论不仅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对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越来越成为一门实践科学，并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国际关系等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马克思交往理论不仅是一个古老而新颖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话题，还是一个与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密切相关的共同课题，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发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马克思交往理论深入探究和全面解答了交往在人类社会的纵向演进与横向拓展以及人类在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多方面展示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形成世界历史思想、探求人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心路历程与独特视角，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的学者对人类社会的交往关系关注和研究甚少，交往（包括世界交往）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遭受了长期而严重的误解。传统理论范式视其为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范畴，认为它只是形成“生产关系”概念的过渡性用语，交往作为重要的发展维度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和遗忘了。因此，鉴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鉴于其长期被严重地误解、忽视和遗忘的现实，选择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为研究课题无疑是有针对性的。
6.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当代人类丰富、复杂的交往实践熟视无睹
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也不应该对当代人类交往困境熟视无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人类生活抱有终极关怀的理论，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都是人，是处于社会交往中的历史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理论也只有立足于现实社会才能获得自己的生长点，才有利于理论的创新。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环境与生态危机、人口暴涨、资源危机、全球发展等全球性问题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自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的视野以来，全世界都在热切关注：这些问题的主导趋势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方式来科学理解和把握这一趋势的本质？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7】同样，社会的发展一旦有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牵引的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因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科学，且是一门“历史哲学”性质的科学，其重要的理论内核——唯物史观，也是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实践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没有跟上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是很难指导旨在废除资本主义实践的。”【8】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给予新的剖析。
如果不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就难以理解当下“地球村”各民族、国家的外部交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于是回归马克思，从马克思交往理论中汲取历史前进的力量和智慧，成为东西方哲学发展的共同语境。交往学转向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成并形成主流，并辐射到东方，中国哲学也开始融入这个主流话语当中。正如有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西方哲学视域中，交往理论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焦点，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交往学转向’。”【9】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实践哲学、主体间性理论、关系本体论、对话理论、他者问题等构成了交往理论的直接形态。这一转向的缘起，就西方而言，在理论层面上发生于思辨哲学和意识哲学等传统哲学的内在缺憾与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则发轫于对西方文明与生存危机的超越与反思。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在于试图向马克思唯物史观本质内容的回归，深化对马克思哲学核心范畴——实践范畴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基于社会发展的实践关切即对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交往模式的期待、设计与建构。此外，这一转向也是走进世界哲学进程的一种努力，对西方哲学的回应、对话、反思与批判”【10】。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1.有助于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交往理论（包括世界交往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马克思交往理论，交往关系被看做是生产关系不成熟的早期用语而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地位，甚至把交往活动排挤出物质生产活动，从而直接导致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简单化理解，由此不可避免地招来种种指责，引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前者如萨特，他认为马克思患有“贫血症”，存在“人学空场”。后者如哈贝马斯，他认为：“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11】主张用“交往行为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是，我们过去认识的偏差和歪曲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而是由于没有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思想意蕴所致。马克思交往理论充分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唯“物”主义，也绝非那种主张经济决定一切的历史哲学，相反，它是一种真正关心人、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人学，是唯一科学解答历史之谜的新哲学。因为马克思交往理论既肯定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又不忽视交往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既强调生产力发展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又把交往看做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传统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里和我们的宣传教育、学术研究中，始终没有给交往范畴以应有的地位，交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和维度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和遗忘了，马克思交往理论也就在相当长时间里被掩埋于理论的深谷。这不但直接掩盖了交往理论自身的理论魅力和张力，甚至还影响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这是因为，如果舍弃了交往范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理解就会相当狭隘和偏激，就会过多地强调生产实践和实践的客观性，对交往实践的社会性就重视不够。而如果抽掉了交往这一重要环节，历史唯物主义在阐释社会结构理论时就很容易犯简单化、片面化、公式化的错误，给人以“唯生产力”的错觉。如果缺失交往这一维度，我们对社会历史的横向拓展与纵向推进的理解和阐述就相当机械，还会常常陷入“三形态”与“五形态”、“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之中，因而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纵横交错、一体化与多样化的辩证统一的进程。如果忽视交往理论研究，就很难驳斥和澄清“人学空场”乃至“重建”的责难和迷误。可见，重视和加强对交往理论的研究，确立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是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本真面目、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需要。
2.有助于理解落后国家率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晚年在提出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和把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的观点时，就是以世界交往为其哲学方法论的。马克思强调俄国必须加入世界交往，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世界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2】。列宁在谈到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曾有一句非常精彩的名言：“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3】众所周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并非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如被列宁称作为“半亚细亚”、“半野蛮”、“空前落后”的俄国，半殖民半封建、“东亚病夫”的中国。这不由得使人们的头脑中产生出这样一个理论困惑：依据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社会主义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为何在资本主义落后的俄国，甚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率先诞生社会主义呢？造成上述困惑的根本原因在于离开了马克思世界交往去理解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在世界普遍交往形成之前，各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之中，每个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缓慢的发展，因而其社会形态的更替，如无特殊情况，只能“拾级而上”，历史的演进在被分割的狭隘地域中表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在世界交往形成以后，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对抗和冲突。落后国家作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环节，不仅受之制约和规定，同时也必须以整个世界的发展作为参照系来思考自己的发展走向，并由此表现出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历史于是表现出统一性之下的多样性。
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而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中，社会主义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因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呢？这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几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违背中国革命发展的史实，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另一种片面夸大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适应“五形态”说，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中国本身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还有一种主张否定唯物史观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的理论，因为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跨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几种观点虽然不同，甚至对立，但在理论上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这就是对唯物史观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理论做了片面僵化的理解，把它曲解成一切民族在任何情况上都必须遵循的公式，变成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究其根源在于离开了世界交往，不懂得世界交往在现代中国道路选择中的作用。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后，由于生产力、分工的极大发展，各国间的普遍交往的格局已经形成，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各个民族都被卷入世界交往的大潮，被推到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上。因而在资本主义“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在总体上依然“拾级而上”，但在具体国家的发展中却有可能出现“跳跃”，呈现出“多线”的发展。由于“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4】。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也被卷入了世界交往的大潮，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中国的生产力不仅同本国的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而且同资本的国际关系发生作用；中国的生产关系不仅同本国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同世界上更为先进的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相互作用。正是由于中国被世界交往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使之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类似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并以这种特殊方式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种种苦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3.为科学总结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哲学上的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下称《形态》，著者按）中谈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时，深刻而又明确地指出，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其前提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没有这个条件，“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15】；共产主义只能是地域性的，而交往的扩大才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这是因为，自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使每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置身于世界历史这个有机整体之外获得其应有的生存和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成功。然而，落后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却又普遍程度不同地走上了曲折的道路甚至丧失政权。反思这一过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忽视世界普遍交往，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上人为地与世隔绝，形成一种自我中心和闭关自守的思想。在经济领域，没有从横向上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世界历史中考虑，没有充分估计到迅速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国际条件，没有看到商品经济的不可超越性，更没有把商品经济放到世界普遍交往中加以考虑，以世界市场的开发来促进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只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的先进性，无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还囿于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未由“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而不是走向世界，积极参加世界交往，借鉴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积极因素，而是错误地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和“人民当家做主”口号的提出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完成。在思想文化领域，忽视人类思想文化的共同性以及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性，没有把其思想文化的建设放到“世界文学”（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中加以考虑乃至将思想文化过度意识形态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应有的曲折甚至灾难。其实，马克思在晚年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时，就是运用世界交往的方法，强调“跨越”的重要前提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还只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开端，那么当今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已有了空前的发展，世界整体化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普遍交往。
中国是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其紧迫任务是迅速发展落后的生产力。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以人们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不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人们之间的交往，还包括国际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世界交往。正是后一种交往，在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主动地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普遍交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的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邓小平深刻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6】“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7】改革是对社会体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无论是体制还是制度都是交往形式的体现。马克思指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18】可见，改革实质上是针对交往形式而言的。开放，在邓小平看来，就是“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19】，并且“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20】。可见，开放同交往密不可分。所以，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虽然没有论及中国如何改革、如何开放的问题，但这一理论的一般原理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
4.为正确把握当代“全球化”实践提供新的理念，为展望21世纪提供新的视角
当今世界，高科技的发展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在全球交往时代，人类正走向更加开放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背景之下，如何使不同主体间的交往和理解成为可能？如何科学理解和把握这一趋势的本质？怎样消除当代人所面临的交往困境，从而把握交往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呢？对此，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将为我们提供新的理念和诸多启示，展示一个全新的解决视角。
（1）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今日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全球化”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却不是一种新现象，它只不过是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社会变迁趋势和交往方式在当代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历史趋势及其后果——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和深入乃至趋向一体化，尽管他没有使用“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
（2）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它有助于揭示全球化的实质、成因、发展趋势并进行价值评判。全球化时代是交往实践宏观拓展的结果。全球化的当代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诸多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只不过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延续和进一步拓展，与世界历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世界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依然没有变，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不因其诞生于资本主义的早期而失去前瞻性，它的丰富资源仍然能够超越旧“全球化”的思维模式，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仍是我们透视全球化的理论之镜。当今世界，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上出现了不少的新气象、新问题。尤其是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以及重大的天灾人祸等的不断涌现，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个国家的无能为力，意识到只有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国内社会发展问题上而且在看待和应对国际问题上也要有世界的眼光和视野；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和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国家以“全球化”为幌子，祭起全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国家民族的利益的大旗从而为自己谋取不可告人的利益的行径。尽管随着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与联系的加强，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明显。但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平等的交往的。自16世纪建构起来的世界交往网络，其内部始终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与斗争，而现阶段的世界交往同样如此。所以，那些主张所谓的“全球利益高于一切”的论调根本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放出的“烟雾弹”。对此，我们只有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大格局中把握自身的利益，并选择恰当的方式、方法独立自主地处理我们在国际交往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3）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昭示我们，在21世纪普遍交往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引人注目的发展维度。回首20世纪，它是一个以普遍交往和大发展为鲜明主旋律的伟大世纪，积极参与世界交往以求得个人、民族、国家的长足发展，是该世纪最激励人心的时代精神。正是在20世纪，人类交往的隐隐潜流终于挣脱了血缘、地缘、业缘的羁绊，融汇成一股强劲推动人类历史转型与发展的世界交往大潮。它以惊人的力量裹挟着各色人员、货物、信息席卷全球，无情地击碎了一切闭关锁国、孤立发展的幻想，将世界各国都置于一个不可分割、渗透性很强的世界交往网络之中。展望21世纪，交往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维度，交往中发展、发展中交往将是各国实现强盛之梦的不二途径，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在新一轮世界交往中重新思考、重新定位、分化重组。在各国普遍采纳市场经济体制、世界交通通信网神速扩展的时代背景下，以全球一体化市场为根基、以新科技革命为强劲驱动力的世界交往和综合国力竞争将更为普遍深刻而无法回避。因此，任何人、集团、民族、国家都必须适应新世纪的新潮流，积极投身世界交往。
5.为中国制定未来外交战略提供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对外交往与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尽管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和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时代相隔了一个世纪，尽管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实践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直接对应的关系，但两者所面临的历史境况、所涉及的问题、所要解答的历史课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相同性），甚至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因而我们可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思想启迪，以正确应对和引导全球化进程。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而世界远非中国的世界。无疑，世界交往问题将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无论是以市场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国内改革，还是以参与世界分工为核心的对外开放，其核心都是彻底变革传统交往格局。作为深受“中国中心主义”交往观浸染、曾长期封闭停滞的国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落差和世界交往压力，中国不仅要在观念领域解决好交往的必要性问题，而且要在实践领域处理好交往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20世纪就是中国从被迫卷入到自觉参与世界交往的世纪，闭关锁国与落后挨打相伴，交往开放与发展繁荣共生，这是20世纪最为深刻的经验教训。要清醒地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沉渣泛起“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中国将面临相当严峻的发展情境和交往环境，中国参与世界交往还将遭遇强大阻力，现有交往能力、交往观念、交往规模、交往空间还远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系统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思想意蕴和理论张力，凸现和彰显交往在社会发展理论中的地位和功用，还有助于我们认识时代的特征，理解对外交往与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统筹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两个大局。全球化时代潮流不可抗拒，任何国家、民族只有顺应这一潮流并积极参与其中，才能走向繁荣和昌盛，否则就会在这一大潮中衰弱甚至灭亡。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全球化浪潮，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面对、主动参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球化使落后国家和民族成为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东西，有可能借助世界市场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契机，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特别是新科技革命成果，从而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1】“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2】当然，目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既要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要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要摒弃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创造条件。
二、文献回顾
（一）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现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成果颇为丰盛，而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中国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给予高度的关注，通过学者们的努力，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们在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和交往理论的过程中也提及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也有个别学者还撰专文探讨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但是，专门、系统、专题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论文和著作还相当有限。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按时间顺序排列）：陈志良的《论东方社会和社会主义》（1991），江丹林的《世界普遍交往：科学理解东方社会主义运动问题的哲学钥匙》（1993），李惠斌的《马克思的全球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1994），万联众的《掌握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重大意义——读〈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4），许春华的《历史尺度、普遍交往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1995），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1995），严双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1996），栾文莲的《世界性普遍交往与共产主义》（1997），刘书林的《“两大前提”与“初级阶段”》（1988），万光侠的《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2000），郝峰、陈安国的《现代西方哲学交往异化论述评》（2001），刘明贤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2001），吴国璋、桑明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人——兼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2001），陈琼的《世界交往与未来中国发展——马克思交往观实践意义论析》（2002），贺翠香、张翼星的《从交往观看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路》（2002），张希仁的《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002），陈汇的《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及其现代启示》（2003），胡为雄的《马克思对社会交往类型的研究》（2003），梁树发的《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2003），刘刚的《马克思普遍交往观的阐释视角及现代启示》（2003），项松林的《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与现时代》（2003），张爱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机制的理论及方法论启示》（2003），赵家祥的《“热潮”以后的“冷思考”》（2003），赵兴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对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点思考》（2003），胡为雄的《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2004），舒小昀的《中心·世界·交往：全球化语境下解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关键词》（2004），叶娌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理论及其现实意义》（2004），张宗海的《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意义》（2004），白春阳的《全球化视野中的“交往”理论初探》（2005），王海燕的《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5），王汝霞的《简论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命运》（2005），王珍、高玉林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前景》（2005），余展洪的《马克思全球交往思想的实践发展》（2005），张永庆的《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2005），周德刚的《世界历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现实意义》（2005），丁茜的《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观的比较》（2006），李虹、项松林的《交往：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思想意蕴论析》（2006），杨雪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述评》（2006），徐艳玲的《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长点》（2006），彭萍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2007），宋田田的《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交往理论探析》（2007），孙来斌的《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2007），许仲举、李娜的《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社会发展》（2007），吴嘉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与国际关系问题研究》（2007），田鹏颖的《论马克思视野中资本与全球化的内在关联》（2008），吴毅的《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及其现实意义》（2008），杨金洲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价值意蕴》（2008），齐勇的《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问题探析》（2009），李百玲的《马克思晚年的交往主体与交往形态思想》（2009）、《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的交往观》（2009），李百玲、靳为如的《交往与跨越论的可能性——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中的跨越思想》（2009），孙士连的《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研究述评》（2009），岳慧、岳鹏的《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视野下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2009），丁爱云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2010），刘卫儒的《马克思的“世界交往”观及实践意义》（2010），沙健孙的《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命运和社会发展前景的重要著作——学习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札记》（2010），袁小云的《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2010），周德刚的《世界历史维度中的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价值指向》（2010）。
相关的专著有（按时间顺序排列）：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1995），俞可平的《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98），余灵灵的《哈贝马斯传》（1998），栾文莲的《交往与市场》（2000），吕世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2001），丰子义、杨学功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2002），姚纪纲的《交往的世界》（2002），贺金瑞的《全球化与交往实践》（2002），赵家祥、丰子义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2002），任平的《交往实践的哲学》（2003）、《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2003），叶汝贤、孙麾的《马克思与我们同行》（2003），范宝舟的《论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2005），韩红的《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2005），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2005），李素霞的《交往手段革命与交往方式变迁》（2005），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2005），张爱武的《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研究》（2005），曹荣湘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2006），任平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2008），姜爱华的《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2009），李百玲的《晚年马克思恩格斯交往观研究》（2009），谭希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2009）。
有关的学位论文有（按时间顺序排列）：罗靖的《世界交往新潮与中国主动走向世界机遇的错失：1760—1840》（2000），陈章奇的《全球化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探析》（2006），侯志水的《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2006），许敬辉的《全球化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2007），何燕红的《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2008），赖铁枫的《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共产主义理想》（2008），马新晶的《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交往理论研究》（2009），袁结荣的《论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交往理论》（2009），孙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研究》（2010），姚秋磊的《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2010）。
上述研究者主要从世界交往的概念、世界交往的类型或形态、世界交往与世界历史、世界交往与全球化、世界交往与“跨越论”、世界交往与国际关系、世界交往与人的全面发展、世界交往与共产主义、世界交往的意义和启示、世界交往与“和谐世界”、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比较十一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二）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些论述也很有见地，但总体而言，研究还非常不够，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深度不够，专门研究、系统研究缺乏
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关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专门研究既没有硕、博论文，也没有专著，甚至专门以世界交往理论为研究主题的期刊文章也很少，因此，从总体看来，学界关于世界交往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大都只是在马克思交往理论（宏观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理论、人的发展理论、共产主义理论、跨越理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等的研究中提及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
2.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研究和挖掘还不够充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当今问题的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在于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对时代问题的解答，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交往理论自然也不例外。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但人们对其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研究不是很详尽。大多数的研究过于关注马克思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解读，而忽视在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下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尤其对当下中国世界交往背景下生动活泼的交往行为实践——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等关注和讨论得不多。
3.向度和广度不够，视角还不够多样
学界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视角还是一个“单向度”或者是“少向度”的研究，缺乏横向的广视角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国外的研究不多。以往学者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大多是从哲学的视角去研究的，思辨的色彩十分浓厚。世界交往问题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极为复杂的问题，但现在的研究在采用多个角度、多个学科、多种视野来综合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
4.研究方法还比较传统，创新不够
学界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方法大多采用经典文献解读法，过分注重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诠释，用的方法是“我注六经”的方法，而“六经注我”的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则稍嫌不足。研究方法的老套和单一影响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效果，不利于学界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三）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未来的研究趋向
鉴于学界关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或缺陷，笔者认为应当从下述几个方面去努力改进。
1.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实现研究视角的转换
近年来理论界虽然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研究视野还稍显欠缺，不够开阔和宽广，有待进一步拓展，因此，当前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急需拓展研究的视野。为此，首先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从不同角度开展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突破传统的哲学视野，大量借鉴运用国内外新的研究理论和视角，比如“空间”的视野、外交的视野、世界市场的视野、对外贸易的视野、文化学的视野，等等。当前拓展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研究的新视野，要求深入开展马克思交往当代走向的研究，关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需要和能够解决哪些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的、地区的、全球的问题；还要思考和探索沿着什么样的方向才能实现马克思交往的理论研究的飞跃和突破，这是实现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视角转换所必需的。
2.研究方法的改进、创新
“方法是解开问题的钥匙”【23】，研究视角的转换必然要有方法的转换与之相应。方法论问题，既有各学科研究都涉及的共性问题，也有不同学科的个性问题。有个性，就有比较；有共性，就可以借鉴。这就要求在各学科研究基础上的比较借鉴，当代中国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不但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微观的透析，通过比较研究，吸收各种研究方法的特点、优势和功能，博采众长，以实现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研究方法多处于哲学的方法论层面上，即历史的方法、一般化的抽象方法、辩证法等。此类方法在解决交往的基础、本质，交往的宏观层面，逻辑发展脉络史进化趋势等问题时具有基本的有效性。但由于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理论困境，一般化方法面临严重的挑战。历史现象的个体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将凸显个别化方法的方法论意义。然而，完全的个别化将导致历史认识的直观与神秘化，从而堵塞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因而，最佳的选择在于实现诸种方法的有机的结合，不能是一种方法特立独行，换言之，也就是视具体的问题及其不同层面而应用不同的方法。
3.立足于现实，反思时代问题
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因为研究的主题和主要问题并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由现实生活实践提出和决定的；使研究走向深入的根本动力也是来自于实践，正是实践内在矛盾的发展、变化，给理论研究注入了活力。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全球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需要做出新的理解和判断。理论研究必须聚焦于这些问题，看马克思在类似问题上持有何种观点，提出了哪些警示和解决办法，哪些观点、办法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根据实践发展修正的，这样才会拓展我们的思路，深化对问题的认识，进而明确发展的方向。而且，着眼于现实，也可以校正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抽象性理解，使其与现实保持合理的张力，获得新的生命力。从对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这本“书”解读入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根本问题，然后运用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去解读和研究，寻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读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都要立足于时代和当代的中国的实践。因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对时代本性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解答”【24】。
4.加强与当代国外交往理论的比较研究
要深化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研究，固然需要强化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同时也必须注意与当代国外交往理论的沟通与对话。国外交往理论毕竟对当代全球交往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在总结和概括全球交往实践的发展及其经验教训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理论分析。目前全球交往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难题，有很多是国外交往理论已经做过研究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有必要吸收和借鉴这种研究的积极成果，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反映我国新形势下交往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交往理论，以促进我国对外交往的顺利发展。比如，我们可以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解读入手，寻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理解，以获得“真正的马克思”的形象，从而推进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三、本书的创新点
1.研究对象、内容的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本书的选题是有新意的。本书为系统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专著。以往关于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从总体上看，学者们关于世界交往理论的研究成果还相当有限，大都只是在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人的发展理论、共产主义理论、跨越理论、政治外交思想等时提及世界交往理论，并未做深入尤其是专题的研究。而本书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所做的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
2.理论意义、当代价值的挖掘
本书致力于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挖掘和探究。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其现实意义也很突出。首先，本书将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与跨越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世界交往的理论意义。其次，本书将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当代全球化、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经济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和谐世界”外交战略等问题结合起来做紧密的现实分析和探讨，使理论研究之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凸显。
3.研究视角、方法的创新
本书的创新无疑有许多的方法和途径，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是成功实现研究创新的重要路径。本书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做了多视角的演绎性分析。比如，从空间学的视角、全球化视角、外交视角、世界市场视角、世界贸易视角等非纯粹哲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本书方法上的主要创新在于运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比如对马克思世界交往典型形式的选择分析、对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的挖掘探讨就采用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