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体公文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受南朝缘情绮靡、秾艳浮丽文风的影响，骈体公文也日渐局促于格律辞藻的限制，越来越丧失反映现实政治生活的能力，更难以承担起文学引导现实政治生活、改变现实政治生活的重任。对此，唐初统治者虽想革新，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唐朝文坛形势并不乐观。“梁、陈之间，时好词赋，故其俗以诗酒为重，未尝以修身为务。降及隋室，馀风尚存……皆以浮虚为贵。”[1]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和中唐政治局势的变化，唐朝统治者和文人们才痛定思痛，切实着手改变文风。李华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2]元结称：“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3]可见，宗经重道、经世致用已成为中唐文人普遍认同的创作指导思想。
陆贽是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作为一代贤相，他的学养才能和品德风范，深得时人和后代称赞。权德舆比之为汉代的贾谊，苏轼认为“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4]，“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5]，还将家中藏有的陆贽奏议的善本，缮写进呈给宋哲宗，郑重地向宋哲宗推荐陆贽的奏议。司马光更在《资治通鉴》中大量引用陆贽的议论，数量多达39篇，长者近千言。作为中唐公文大家，陆贽的骈体公牍文也得到了历朝历代文人的认可与推崇。“宋人章奏，多法陆宣公奏议。”[6]而在清人曾国藩眼中，陆贽骈体公牍文更是因为具有难能可贵的“光明俊伟”之象，古往今来，只有孟子、韩子能与之匹敌了。
过往的备受推崇反衬了今日的忽视与冷落。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今，学界关于陆贽的专著只有3部，研究论文仅有数十篇。3部专著中，一本为王素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陆贽集》。该书点校了陆贽流传至今的141篇制诰和奏状、7篇骈体小赋、3首诗与2句残句，附录了从唐至清史书与文论中涉及陆贽的文章与评语，为深入研究、全面了解陆贽其人其文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另两本分别为于景祥的《陆贽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王素的《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前者从陆贽生平、陆贽思想、陆贽与唐代骈文革新、陆贽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以及由陆贽看唐代骈文革新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五个方面对陆贽做了深入研究。该书逻辑严密，思路开阔，对于陆贽思想和政绩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在陆贽骈体公文文学研究方面稍嫌粗略，虽然面面俱到，却有失之于简之感。后者治学功底深厚，写作态度严谨，通过以介寓评、以评助介的方式，历史素材与陆贽文章互为佐证，对陆贽的生平、思想做了详细深入且令人信服的介绍。但由于该书是将陆贽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立传，故而很少用“闲笔”触及陆贽作为文学家的一面，难免让人觉得遗憾。数十篇论文中，只有10余篇论文研究陆贽骈体公文，其余均从陆贽思想、历史、政治、学术、文化、人品等侧面展开，可见，对陆贽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对于他在骈体公牍文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影响、与古文和古文运动之间的关系也缺乏集中而清晰的分析与论断。
对唐代骈体公文的研究也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直接或间接涉及唐代骈体公文的著作近15部，论文82篇。主要涉及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对古代文体的研究（因为大部分的古代文体的研究都会涉及对公文的介绍）；二是对奏议、制诰、诏敕、诏令、赦书等具体公文形式的研究；三是对某个人的公文所作的专题研究；四是对唐代骈体公文相关规章制度、文化背景与氛围等的研究。总的来看，其中不乏亮点，但从文学角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唐代骈体公文的著作还比较少见。
因此，从文学角度切入，研究陆贽骈体公文和唐代骈体公文面貌，继而探讨骈体公文在唐代中期产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中国公文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既有研究的空间，也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试图在“儒道与文学”的大背景下，以陆贽的文化品格为依托，探讨陆贽的人生观与文道观，力求对陆贽骈体公文各体文章的写作特点、文章风格、语言风格方面做出细致的分析和评价，总结出陆贽骈体公牍文的总体风格和语言特征；通过对照和比较，归纳出唐宋时期骈体公文转变轨迹，准确评价陆贽其人其文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和地位；以文本为依托，从公文变革入手，考察唐代骈体公文的整体风貌，做出具体、明晰的分析。
全书从以上主旨出发，分导论、主体与结论三部分。
导论部分叙述论文写作缘由、思路、目标和方法等，并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主体部分分上、中、下三编共九章。
上编“陆贽之前唐代骈体公牍文”从唐前骈体公牍文文体与文风的嬗变、唐代骈体公牍文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陆贽之前唐代骈体公牍文的新气象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在陆贽之前，从内容、文体到风格，文坛上对骈体公牍文的改造一直在进行，但却没有一个作家能完满地解决骈体公牍文中骈与散的矛盾与纠结，完善并运用好骈体公牍文叙事、议论、说理的功能，形成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骈体公牍文。
中编“陆贽及其骈体公牍文”分析了陆贽的政治理想与文化心理，以及在其指导下形成的文章学观念。指出，从经世致用、教民化世的政治理想出发，陆贽形成了“文道结合”、“质素文风”、“辞贵真诚”的文学思想。延续前辈的优良传统，陆贽从文体形式到思想内容，对骈体公文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与革新：他规范了骈文创作的题材，即关注现实、叙事说理，为骈体公文乃至骈体文融入了深广的现实内容与社会关怀；确定了骈散结合、以散为主的语体；树立了骈文流畅自然、淳朴无华的文风，最终使骈体公牍文成为了一种情文并茂、华实相扶的实用性文体。作者还对陆贽的文章体式从情感态度、文章结构、语言运用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了陆贽骈体公牍文“正实切事、明晰峻切”的主导风格和“骈散相间、晓畅自然”的语言特征。
下编“陆贽骈体公牍文的影响”则探讨了陆贽之文对中晚唐文人、宋代文人及清代文人的影响。其中中晚唐文人分别以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和李商隐为例，宋代文人主要以“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为例，清代文人主要以曾国藩为例。后世文人对陆贽的推崇源于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指引，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文道观。但因为时代、经历、性格、气质的差异，他们对陆贽骈体公牍文的理解与学习也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骈体公牍文的不同面貌。
最后是结语部分。简要概括评价了陆贽其人其文的文学和文化地位以及在骈体公牍文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其研究的现实意义。
恩师戴建业教授十几年前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后记中说：“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由此出发，对古代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立足于作品，对其人其文做出更缜密周详的论述，更要将其放在一个历史和时代的长河流动中，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其人其文对文学、文化乃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带来的启发。唯有如此，研究结论才会准确，研究结果才会有价值。
同理，对陆贽的研究，也应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量其对骈体公文及后世的意义和影响。
其一，陆贽对骈体公牍文的改造使骈文这一传统的文学体裁再次释放出活力，又体现出一种新变的特征。
由隋至中唐，随着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回归和强化，文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传统骈体文与现实社会政治需要之间的差距，意识到了骈文在议事说理方面的不足，并以不同方式对之进行了改革。但这种改革或是不彻底的，如初唐君臣理论上强调创作风格质实的文章，但实际创作时仍惯性地喜好华丽的文风；或是太走极端，如梁肃、独孤及等人干脆就全盘否定了骈文，转就一味创作内容上强调“载道”、形式上全无文学美感的古文。文坛上急需有人能完满地解决骈文骈散之间的矛盾，创作出优秀的、可供学习与效仿的骈文，并将骈文的发展引到正确的道路上，融入到时代发展的洪流之中。陆贽对骈体公牍文的改革正是发端于这样一个时期。
陆贽对骈体公牍文的改造使骈文这一传统的文学体裁再次释放出活力，在文学性与实用性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他回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儒家学说，选择以内容充实、形式优美的儒家经典为效仿、学习的榜样，强调文学作品一定要反映现实生活，积极发挥其经世致用、教民化世的社会政治功能；强调文学创作要情感真挚、语言质实朴素，不要让外在的形式之美掩盖、冲淡了内在精神、内容的表达。在陆贽之前，骈文多用来吟咏哀思，摇荡性灵；在他之后，骈体在原有描摹风景、畅怀写情的功能上，更可用来叙事议论说理。可以说，至此，骈文已经完全具备了古文的表现功能，成为了情文并茂、华实相扶的实用性文体，这一改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骈体文，重新巩固了骈体文的文坛地位和版图。
另一方面，陆贽对骈体公文的改造又体现出一种新变的特征。陆贽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历任翰林，官至宰辅，经历、参与甚至影响了德宗朝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堪称最深入地融入到了中唐的现实政治生活之中。经历的丰富、时局的变化使他虽是醇儒，却不同于那些一味崇古、夸夸其谈的腐儒，而是在知时、通变的思想指导下，具有很强的实践理性。在一准尧舜、探本六经的同时，他精习了孔孟以外的先秦诸子，另外又博采汉唐诸人，广泛吸收思想营养。博览群书、旁搜远绍的结果是其能融会贯通，并不抱残守缺、拘于成规。反映在骈体公文的创作中，则是具有一种开明通脱的文学态度。以这种文学态度，他将儒家“道”的内涵从纸上的理论学说落实到了现实生活中经世致用的具体内容上，强调表现丰富的社会、政治生活，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骈文的实际应用功能，完成了骈文从形式美文到经世之文的转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对骈体公文功利价值的强调而忽略对其文学性的探索与追求。他坚持文道结合，却也重视性情与文学的本体特色，从文体形式到思想内容，对骈体公文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与革新：他规范了骈文创作的题材，即关注现实、叙事说理，为骈体公文乃至骈体文融入了深广的现实内容与社会关怀；他确定了骈散结合、以散为主的语体，既融散入骈，迭用奇偶，除去骈文板滞雕琢之弊，又运单成复，散句双行，保存了骈体整练排宕之美；他一扫骈文堆砌板滞之疵、绮罗香泽之态，不用典，不征事，树立了骈文流畅自然、淳朴无华的文风，使之成为一种平易自然、驱使自如的文体，极大地提升了骈文的表现功能。这种改革上承传统文论，下启中唐至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审美思潮，体现出了一种文学内部的传承。
其二，陆贽以儒为本的文化心理充分推动了后世文人承担与实践文化责任的自觉性。
陆贽的骈体公文不仅充分体现了公文文体的论辩及表情技巧和文体特征，还大大发挥了公文经世致用的应用价值，将骈体公文的创作推向了顶峰，成为唐代骈文最杰出的代表，在骈体公文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其个人思想、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也对中唐及以后的封建文人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体来说，陆贽最大的特点是思想纯粹、以儒为本，并将之贯彻落实到了为人为文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一）文道结合
儒家之道是陆贽立身处世之根本。随着中唐政治时局的变化，这种儒家之道日益与经世济民思想相结合，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反映在文学上，一是强调儒家文论的教化观，通过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复宣扬，发挥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二是从文学要修身养性的目的出发，提出辞贵真诚，重视作家内在道德与文学修养。这种思想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世文人对陆贽的推崇即是源于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指引，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文道观。在他们看来，文学是改革现实的有益方式与手段，体现了他们对儒学和现实关系的思考，更是自身生命形式的忠实展现。只是对儒家思想理解的不同，以及将儒家思想更好地应用于现实、改变现实的方式不同决定了不同文人不同文学作品的独有面貌。
（二）骈散结合
从文学产生的那一刻起，所谓骈文与散文的优劣、正统之争就没有停止过。陆贽之前的文人各有偏废，但没有一人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均达到完美的平衡。直至陆贽，才开始真正撷取、综合骈体、散体两者之长，在实践中创作出了自然晓畅、开卷了然、言事议论、深中要害的骈体公文，为骈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骈文革新方面，他确定了骈散结合、以散为主的语体，既融散入骈，迭用奇偶，又运单成复，散句双行，使得他所创作的骈体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骈体文的“变体”；在古文方面，他更是尊重古文作者，并不拘一格，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选出了赫赫有名的“龙虎榜”，为中唐后期的古文运动拔擢、集聚了有生力量，体现出了难得的宽容胸怀与高远眼界。
这种思路很快在唐代找到了追随者。在陆贽革新骈文的启发下，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不仅学习写作这种新型的骈体公文，还兴起了古文运动，把一些骈文创作的有益成分灌注到古文写作中，最终以突出的艺术成就受到了后世文人的赞誉与追捧。
这种思路也被后世文人广为接受。延续陆贽的改革思路，结合时代的新要求，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代文人均对骈体文特别是骈体公文做了更进一步的改革。从此以后，文坛上南朝那种全篇严格遵守骈体辞藻、声律、对偶、用典要求的骈文几乎不见，后继的文人们创作骈体公牍文均是在骈散结合的大的思想指导下前行，若有区别，则在于不同文人、不同作品中骈与散的比例分配、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骈体的艺术生命也因为这一变化而延续了一千多年。
（三）舍身为君、安身卫道
儒家非常强调君臣之间的礼义关系。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陆贽也不例外。在君臣之间，陆贽是“舍身为君”。“君之任臣，有优贤赐告之义；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进退以礼，终始可胜。”[7]但是，陆贽对君王的忠心是建立在爱国爱民和忠于尧舜之道的基础上的。所以，当君民之间有利益冲突，当君之行为不符合陆贽心中“道”之要求时，陆贽常常是舍“君”卫“道”。陆贽在三年为相期间尽心竭力，兴利除弊，凡是朝政中有不便国民之处便上书陈奏，有时甚至因为直谏而使德宗不快。亲友中有人曾为此规劝他，但陆贽回答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8]其公忠贞亮之节可以想见。在如何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在君统与道统的抗衡之间做出符合儒家学说的选择并保持士大夫文人的独立人格，陆贽以其“舍身为君、安身卫道”的处理方式为后世文人做出了榜样。
此外，陆贽也特别注重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要求、约束自己，有时甚至做到了苛刻而不近人情的地步。这种文化心理对后世文人特别是宋代文人影响极大，充分推动了士大夫阶层承担与实践文化责任的自觉性。
因此，通过对陆贽以儒为主的思想分析，以及用经世济用思想来考察他的文化活动，更能明了骈体公牍文的发展历程，总结陆贽骈体公文的成就，看到儒家思想在社会动荡时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参与、反拨和无奈。
作为中唐公文大家，陆贽对骈文特别是骈体公牍文的改造与革新，交织在中唐社会革新、学术争论和政治思潮交流激荡等多种声音里，处于唐朝由盛转衰但又试图振作崛起的时期，更处于中国古代文化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特殊阶段，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试图以儒家之道拯时救弊的努力与尝试，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文学意义，这种淑世精神与家国情怀，即使在今天，也是值得肯定与推崇的。
目前对陆贽及骈体公牍文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很大的不足，但若本书的出版能抛砖引玉，带动更多人关注陆贽，关注骈体公牍文，著者也将如愿以偿，倍感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