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牍文，亦简称公文，是古代朝廷、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类生产、生活、管理的结晶，也是人类由混沌走向文明的标志。从远古起，这类文章就已产生并受到重视，《周易·系辞下》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9]《尚书序》中追溯：“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10]说明公文在原始时代就已见雏形。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社会的更迭以及管理、交往的需要，公文的体制在不断演变，种类在不断递增，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11]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明言：“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12]都深刻地道出了公文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唐前，公牍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但总体而言，在文体上呈现出由散到骈的转变，而文风也相应地由质朴变为华靡。
第一节 文体：由散到骈
《说文解字》卷十：“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段玉裁注：“凡二物并曰骈”，“两两相附则为丽”。[13]可见“骈”与“丽”均为对偶之意，“丽辞”在古人心中一个重要的意指就是偶句。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4]可见，成双成对是自然界中的普遍现象，对偶只是将客观世界中上述各种自然关系、法则、属性表现出来的一种人为手段而已。
公文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于交流、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属应用文体。在其他媒体普遍缺乏的时代，倘若没有奏议诏敕等公文为载体，就无以上传下达，国家机器就不能运转，日常政务无法处理，封建礼制无以彰显。既然要传递信息，加强交流，奏议文就逃脱不了传播的规律，在其文体上受到传播规律的制约。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拉斯韦尔曾提出传播过程的五个要素，即谁（传播者）→说什么（讯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说（接受者）→产生什么效果（效果）。若以这五要素来衡量公牍文，则是要达到“易传、易记、易感”的传播效果。
最早的传播方式是口头传播。正如赵奎夫所说：“文字产生以前已有祭祀，有氏族、部落的会议，氏族、部落的首领常常发布命令或就某些事情作训诰，于是祷辞和训诰命令等语言形式便产生了。与此同时，神话故事、传说、歌谣，作为早期自然科学知识结晶和社会礼俗成规的谚语也都产生了。这些言辞因为使用场合与使用对象的不同，从形式到语言风格上都会有所不同，这便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只是因为它们不是用文字固定下来的，还不能算是文章。其形式也只能说是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还不能说是‘文体’。”[15]随着历史的发展，公牍文传播的媒介也由以口头为主转向以书面为主。如《文心雕龙·奏启》中所载：“昔唐禹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16]
口头传播固然要易传易记，公牍文变为书面传播，同样是如此。所以，在形式上，中国古代的公牍文，大量使用对偶或排比句式，因为这样一来，公牍文不仅在视觉上是整齐的，而且在听觉上也是对称的，方便记忆。同时，中国古代公牍文还充分利用了汉字的“声、韵、调”的特点，依其声和韵，组成双声词、叠韵词；依其调，促使语句的声音高低起伏。公牍文也由此具有了整齐之美和音乐之美。元代陈绎曾在《文筌·四六附说》中所说的“四六之兴，其来尚矣。自典谟誓命，已加润色，以便宣读”[17]可为佐证。概括说来，先秦两汉时期，为便于宣读，加强感染力，公牍文已逐步呈现出“骈化”趋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才取士标准的推行、对公牍文本质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文吏阶层的兴起，最终导致了骈体公牍文的发展、成熟，并占据主导位置。
一、先秦两汉：萌芽期
为便于宣读，加强感染力，这一时期的公牍文已逐步呈现出“骈化”趋势。
先秦公牍文流传下来的不算太多，《尚书》中保留的“商诰殷盘”等诰令固然是“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即使是《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中保留的大量的政治言辞，也只是作为记叙性文体中的片断，远未取得独立的朝廷应用之文的地位。但翻阅史书，可以发现一个倾向：春秋战国时期，或出于游说的需要，或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哲学见解，诸子百家们特别是纵横家们在向帝王的上书中，更加讲究遣词用句，更注意使用排比、铺陈、对偶等手法，多角度反复说理，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其时纵横者，抵掌摇臂，类多积句，偶丽致辞，适可称职。”[18]可见，先秦的公牍文中已经出现了骈俪化的文字。
如李斯《上秦王书》（又名《谏逐客书》），它也被后人誉为“骈体初祖”[19]。试看其中一段：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20]
该段文字汪洋恣肆、酣畅淋漓，有着强烈的纵横家气息，但第二句中排偶手法的运用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文章的铺张扬厉、咄咄逼人之感，使之具有了雍容和顺、典雅中正之美。
西汉许多文人的公牍文也是如此，如晁错《上书言兵事》中论“得地形”一节：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21]
此节文字辞藻谐偶，句式铺排，层层比较叙述，具有鲜明的战国策士的纵横风气。
另一方面，先秦两汉时期，帝王们已经显露出对文学才能突出臣子的偏好偏爱之情，如先秦宋玉等人能凭借辞赋创作见称，成为楚王近臣：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2]
又如两汉时期班彪班固也因文才倍受恩宠。《后汉书·班彪班固传》载：
及（窦）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口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23]
统治者这种“好文”的倾向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引导公牍文的创作，因为华美的文采已成为表现士人才干的重要辅助手段，所以文人们也开始自觉地修饰文采、重视文辞，使得公牍文的骈化色彩越来越浓。如东汉蔡邕的《荐黄甫规表》：
自是以来，方外有事，戎狄猾夏，进简前勋，连见委任。伏节举麾，威灵神行，演化凶悍，使为悫愿。爱财省穑，每有馀资；养术御众，悦以亡死。论其武劳，则汉室之干城；课其文德，则皇家之腹心。诚宜试用，以广振路西雍之美。[24]
在这篇公文中，蔡邕已经“纯以偶气行文”，而达到的效果就是“中郎之文，如平原大河，气脉绵远”，“纯懿闳远”，[25]清人谭献在《骈体文钞》中的这番描述凸显了蔡邕骈体公文典雅雍容的风格，也是对蔡邕在公文骈化中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
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骎骎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迨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26]
《四六法海》中做的这番描述表明，公牍文“骈化”的趋势是历史之必然。
二、魏晋南北朝：形成期—繁盛期
以文才取士标准的推行、对公牍文本质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文吏阶层的兴起最终导致骈体公牍文形成并占据主导位置。
元代陈绎曾在《文筌·四六附说》开头论“四六之法”：“一、法：四六之兴，其来尚矣。自典谟誓命，已加润色，以便宣读。四六其语，谐协其声，偶俪其辞。凡以取便一时，使读者无聱牙之患，听者无诘曲之疑耳。”[27]陈绎曾从便于宣读的角度解释了骈体公牍文产生、繁盛的原因，但原因仅仅如此吗？
追源历史，骈体公牍文最终牢牢占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创作领域主流位置，与以文才取士标准的推行、对公牍文本质认识的逐渐深入以及文吏阶层的兴起等原因密切相关。
自古以来，在重视德行的同时，统治者对于“文才”都非常重视。但在汉代，这种“文才”更多指的是经学之才或史学之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社会对“文才”的理解越来越向“文学”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靠拢。如《三国志·曹植传》载：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廙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廙尝从容谓太祖曰：“临菑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廙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廙闻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至于君不论明暗，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28]
可见此时的“文才”已经是指文章之才。
到了西晋以后，“博学善属文”更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晋书·何劭传》载：
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29]
正因为如此，东晋时期，世族与皇室都很注重延引提拔有文才的寒士为自己所用。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咏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30]
又如《文心雕龙·时序》篇载：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31]
统治阶层的重视使得专以“公文写作”为能的文吏阶层逐渐形成，在南朝时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如《陈书·文学传序》载：
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32]
可见南朝已经形成了以文才选拔官吏的社会风气，文学才能与仕途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这一背景下，应用文的骈化更为突出。统治阶层对“文才”的重视，促使文人们开始自觉地辨析公牍文的文体特征。刘勰《文心雕龙》的撰写以及梁代徐庾体的出现，就标志着骈文创作从理论到实践标准化的完成。
第二节 文风：由质朴到华靡
在这一背景下，随着魏晋南北朝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公牍文的写作也深受当时文章雕绘藻饰的影响，文风追求由质朴变为华美最终演变为华靡。
试看当时文人对公牍文文体特征的辨析：
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3]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34]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于明断。[35]
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也。后世以来之器……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钟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36]
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理。[37]
理论的包容促使臣子们笔下的公牍文更加骈化，在帝王诏令、章表笺启中，骈偶句式更多，也更精美。如萧纲《与萧临川书》开头：“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38]措辞简雅清丽，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深秋的清冷惆怅。又如徐陵《劝进梁元帝表》载：
臣闻封唐有圣，还承帝喾之家；居代维贤，终纂高皇之祚。无为称于革舄，至治表于垂衣。而拨乱反正，非闻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东莞；炎运犹昌，枝分南顿。岂得掩显姓于轩辕，非才子于颛颙，莫不因时多难，俱继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于勋华，鸣谦同于旦、奭，握裦秉钺，将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祗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图谍斯归，何止尧门之瑞。若夫大孝圣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训生民，贻风多士。[39]
除了“臣闻”、“至如”、“伏惟”等在句首起发端、承接、转折作用的虚字外，全篇已经是标准的四六句的格式，而且一篇之中，妙对频出。徐陵是公牍文大家，“凡梁陈禅让之诏策，及陈初之檄书诰命，皆出其手笔，盖犹任昉之于齐梁之际也”[40]。他的写作实践与倾向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引导南朝及以后骈体公牍文的写作。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以对比的手法，概述了从东汉到魏晋的“文章变迁”情况：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
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
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41]
细细品来，这不正是从东汉到魏晋乃至南北朝公牍文骈化的轨迹与脉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