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领域：对儒家思想政治功用的重新重视与尊崇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地位非常之高，儒家经典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公理，所谓“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42]。它既是广大文人安身立命的立足点，也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基。魏晋以降，儒学的统治地位虽然受到玄学、道教、佛教的猛烈冲击，但隋朝大儒王通的出现，使儒学经历了批判和兼容的升华，“对唐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理学的形成，都起了不可忽视的启发作用”[43]。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唐朝统治者也越来越重视儒家思想的政治功用，大力提倡儒学。
“唐德勃兴，英儒间出，佐命协力，实有其人。”[44]唐代开国时，由于儒学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唐代统治者特别崇奉儒学，重用儒士，兴办官学，整理儒经。
唐太宗从谏如流，雅好儒术。《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45]可知，唐太宗把尊儒崇经、推行仁政，定为了治国的基本方针。
为此，“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46]。
不仅尊奉儒学思想代表人物孔子等为圣人，出台种种优惠政策激励文人们修习儒学，选用颇识儒学素养的官员，太宗还“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47]。“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48]可以说，《五经正义》的修订与颁行天下是儒家思想在初唐政治思想领域的里程碑。
唐玄宗也以崇儒著称，“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即位后，更是“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通经之士”，并“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着实之流”[49]。
唐朝统治者的想法，“简单地说，它是通过伦理和礼乐的内外配合，使社会成员的道德人格得到提高和完善，具有‘真’的心地‘善’的德行和‘美’的形容，从而构成安定有序的社会关系”[50]。《旧唐书·张说传》卷九十七记载张说“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51]，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统治者的提倡很快得到了儒士们的响应。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呼吁国家进一步重视儒学，如《旧唐书》卷八十一载唐时宰相刘祥道上疏，希望国家拔擢更多儒学之士，给他们更多的事业发展机会与更大的提升空间：
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于三学，诱掖之方，理实为备，而奖进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来，于今八载，在官者以善政粗闻，论事者以一言可采，莫不光被纶音，超升不次。
而儒生未闻恩及，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52]
另一方面，他们自觉地转变文风，希望以此促进思想界儒学地位的提升。“初唐四杰”中的杨炯在《王勃集序》中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53]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魏元忠上书亦言：“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轻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54]都说明了文风与儒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安史之乱发生后，面对朝纲不振、阉宦当权、藩镇割据的社会现状，“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55]成为儒士最迫切的心愿。效法魏晋以前的文风，对流行于时的骈文包括骈体公牍文进行改革也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说：“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56]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自曲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拳，拳拳守之，如奉法令……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57]这种种观点都告诉我们，骈文以及骈体公牍文在唐朝的变革不可避免。
第二节 文化领域：谏议制度的完善与“重文观念”的传承
一、谏议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对唐代公牍文的影响
历代君王为了维护与加强自己的统治，都比较注重纳谏，至唐代，尤其如此。而谏议制度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和完善，也使得公牍文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文文体，在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谏议制度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和完善
从秦汉到隋唐，谏官制度经历了由草设到完善的过程。比较而言，唐代是谏官制度最成熟的时期，也是文人的政治地位真正得到制度上确认的时期。具体而言，谏议制度在唐代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职位多
在唐以前，由秦汉至隋朝，专司谏诤的主要是散骑、谏议大夫、给事中诸官职。但有唐一代，担当言谏之职的职位却多达十个，分别隶属于门下省和中书省。其中，隶属门下省的是给事中、左散骑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隶属中书省的是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从职位设置体制上来看，这十个职位官职从正三品到从八品，渗透到了朝政的各个层面，构成了一个相当严密完整的责权体系。
2.对各个监管职位的人数和级别做出了明确规定，且有逐渐增加之势
唐以前，谏官职位不定、编制也不定。但唐时却对各个监管职位的人数和级别做出了明确规定，且有逐渐增加之势。根据《旧唐书·职官》《新唐书·百官》《唐六典》等书所记，汇集如下：
（1）散骑常侍。唐初置散骑常侍，从三品，仍为散官。贞观十七年（643）改为职事官，置二员，隶门下省。显庆二年（657）分左右置，中书、门下各二员。广德二年（764）升为正三品，加置四员。兴元元年（784）正月，左右各加一员。贞元四年（788）正月敕依旧四员。可见人数最多时为十人。
（2）给事中。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改给事郎为给事中，定为四员，正五品上。可见人数为四人。
（3）谏议大夫。唐武德五年（622）复置，属门下，正五品上。龙朔二年（662）改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后又置谏议大夫，属中书。开元以后废正谏大夫，以谏议大夫属门下，共四人。德宗贞元四年（788）五月分左右置，各四员，分属门下、中书两省。会昌二年（842）升左右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可见人数最多时为八人。
（4）补阙、拾遗。补阙与拾遗创置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初置时左右补阙各二人，从七品上；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上。天授二年（691），增置各五人。大历七年（772）加置各六人。可见人数最多时为二十四人。
综上所述，有唐一代，门下省和中书省谏官人数最多时可达四十二人。散骑常侍一职，职级为正三品，有职无权，而为尊贵之官，多为元老及罢政大臣的加官。给事中一职，虽只为正五品上，但职责却非常重要，《唐六典》中明确规定：
给事中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凡发驿遣使，则审其事宜，与黄门侍郎给之；其缓者给传，即不应给，罢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职，所司奏拟，则校其仕历深浅，功状殿最，访其德行，量其才艺，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则白侍中而退量焉。其弘文馆图书缮写、雠校，亦课而察之。凡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听其讼，与御史及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58]
可见，其职责包括：审读奏章、驳封制敕、听讼断狱、考核官员、上书言事……恰如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制》一文中所说：“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59]“给事中”一职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侍从官，而是一个“集谏官、宪官、法官的某些特征于一身”[60]，责任重大、职权极高的职位。
王夫之云：“夫谏官职在谏矣。谏者，谏君者也。征声逐色，奖谀斥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几而必犯颜以诤；大臣不道，误国妨贤，导主贼民，而君偏任之，则直纠之而无隐。”[61]可见，谏官的价值主要是在与皇帝和大臣的冲突中体现出来。但在君王权力至上、等级森严的封建政治体系中，谏官是个充满危险性的职业。没有皇帝的理解与包容，进谏等于找死；没有朝中大臣的庇护，进谏就是树敌。为了更好地发挥谏官的职能，行使监督朝政的权力。唐朝规定了皇帝回避制和大臣（尤其是宰相）回避制，保护谏官独立的谏诤权。应该承认，这两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谏官的人身安全与谏议制度的推行与实施。
唐朝的统治者对谏官也显得非常“善解人意”。最典型的当属唐太宗。在他亲自编撰的帝王教科书《帝范》中，专门有一卷讲述了他对于帝王“纳谏”的观点与看法：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议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坏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座，显之以自非。故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才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62]
在唐太宗看来，纳谏是君王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了解民心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如果统治者一味拒绝纳谏，下场必然是“身亡国灭”。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唐太宗不仅不拒绝纳谏，还主动寻求、接受、奖励臣下进谏。“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63]
即使是进谏者言辞之间有冒犯之处，唐太宗也能尽量克制自己，不发火，不迁怒他人，生怕阻塞言路：
太宗谓侍臣曰：“……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慴，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64]
如果臣子进谏合理，唐太宗还会给予赏赐，以资鼓励：
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以为讪谤。侍中魏徵进言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卒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65]
贞观四年，张玄素上书谏阻太宗修洛阳乾元殿，太宗最终接受，并“赐绢二百匹”[66]；贞观三年，李大亮谏阻太宗田猎，太宗“赐金壶饼、金椀各一枚……兼赐荀悦《汉纪》一部”[67]；而如上文所引，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太宗仍“赐德参帛二十段”[68]。做皇帝做到唐太宗这个地步，真可谓是从谏如流了，而君王的宽容也必然会极大地激励臣子撰写奏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推动公牍文的发展。
（二）谏议制度在唐代发展和完善对唐代公牍文的影响
1.使更多的人士参与到公牍文的创作中
中国古代文人历有直言上谏的优秀传统，而谏议制度在唐代的发展与完善，特别是皇帝与大臣回避制的实行，也给了文人关心朝政、直言进谏的信心和勇气，使更多的人士参与到公牍文的写作中来，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大胆直接。
皇帝回避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朝皇帝无权索看国史，但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却想索看国史，时为谏议大夫的朱子奢毅然谏曰：
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于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69]
对于唐太宗“不合规矩”的行为，朱子奢不但明确拒绝，还分析、指出了事情背后的严重意义，真是理真情切。
据傅绍良在其专著《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70]中统计，在唐代谏官中于诗歌和散文方面有成就的文学家就有百余人，其中不乏一些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如任过拾遗的有：陈子昂、张九龄、王维、杜甫、高适、皇甫冉、独孤及、令孤楚、白居易、元稹、李绅、柳公权、梁肃、郑谷等；任过补阙的有：张说、王维、岑参、梁肃、李华（未赴）、权德舆、李绅、杜牧、郑谷、柳公权、崔道融等；任过起居郎的有：沈佺期、岑参、韦庄等；任过谏议大夫的有：魏徵、高适、陆贽、卢仝、柳公权、李翱、姚合等；任过给事中的有：孔颖达、王维、姚合、卢延让等；任过散骑常侍的有：高适、贾至、李泌、李益、柳公权等。这些文人都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写作了大量的公牍文。如陈子昂任麟台正字、胄曹参军和右拾遗期间直接的谏疏和奏表就有12篇之多，陆贽流传下来的公牍文更多达145篇。
2.增加了奏议写作的深度与广度
谏议制度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文人们指陈时政的信心与勇气。另一方面，唐代君王在求谏上表现出来的高姿态（即使是表面上）也激发了文人们的政治意识和参与热情，创作了大量敢于针砭时弊、勇于直言进谏的公牍文。
唐代君王从理论上都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和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甚至明确提出要“求直言”。如唐太宗在《求直言手诏》中说：
朕闻尧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纣之主，独智以添愚。故异顺逆于忠言，则殊荣辱于帝道。朕登蹑宇宙，字育黔黎，恐大德之或亏，惧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献替，想英杰之谋猷。而谏鼓空悬，逆耳之言罕进；谤木徒设，悸心之论无闻。唯昔魏徵每显余过，自其逝也，虽有莫彰，岂可独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71]
唐代宗也颁布《求言诏》称：
为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于众。切于求道，务以从人。将明目而达聪，亦理烦而去惑。经国之体，庶无阙言。文武百官及诸色人等：有论时政得失上封事者，状出后，宜令左右仆射尚书及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于尚书省详议可否，具状闻奏。其所上封事，除常参官外，有时辞理可观，或干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详议官中，或见不同者，即任别状奏闻。[72]
不论现实中君王们虚怀纳谏执行如何，他们发出的诏令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公牍文写作的深度与广度。如魏徵写于贞观十一年的《论时政疏》第二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73]
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徵深以为忧，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以上引文是其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魏徵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并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但推而广之，也适用于任何朝代，故而千年以来，重温这篇文章，仍能感受到它敲响的振聋发聩的警世钟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篇蕴含着历史的厚重积淀、闪耀着治国为政的政治智慧的精妙宏文的问世，也和唐太宗开怀纳谏的心胸分不开。
二、“重文观念”的传承
有唐一代，也十分重视文学。首先，唐朝历代统治者对人才，都明确提出了对其文学才能的要求。如唐太宗在《荐举贤能诏》中说：
诸州所举，十有一人，朕载怀仄席，引入内殿，借以温颜，密访政道，莫能对扬，相顾结舌。朕仍以其未睹阙庭，能无战悚，令于内省，更以墨对。虽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岂可饰丹漆于朽质，假风云于决起者哉？宜并放还，各从本色。其举主以举非其人罪论，仍加一等。[74]
唐高宗在《监国求贤令》中要求：
其有理识清通，执心贞固，才高位下，德重任轻。或孝悌力田，素行高于州里；或鸿笔丽藻，美誉陈于天庭；或学术该通，博闻于千载；或政事明允，才为时新。如斯之伦，并堪经务而韬光。勿用仕进无阶，委身蓬荜，深为可叹。[75]
唐德宗《即位求贤诏》表达更是明确：
天下有才艺尤著，高蹈邱园，及直言极谏之士，所在俱以名闻。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经学优深、文词清丽、军谋宏远、武艺殊伦者，亦具以名闻。[76]
“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文词”、“艺文”、“辞藻”等词语的频频出现，意味着，在唐代统治者眼中，所谓“贤良”之才，除了忠厚的品德和突出的为政能力外，还应有突出的文学能力。
除了下诏求贤外，唐朝历代统治者也以实际行动宣扬着“重文”的倾向。如唐太宗曾开文学馆，“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77]。他们与臣子的交往也离不开诗赋。如李肇《翰林志》记载：“德宗雅尚文学，注意是选，乘舆每幸学士院，顾问锡赍，无所不至，御馔珍肴，辍而赐之。又尝召对于浴堂，移院于金銮殿，对御起草，诗赋唱和，或旬日不出。”[78]《全唐诗·序》也言：“德宗善属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三令节御制诗敕群臣赓和，品第优劣。四方贡艺者，帝多亲试。或有乖谬，浓点笔抹之；称旨，即翘足朗吟，诧谓宰相：‘此朕门生。’无不服帝之藻鉴焉。”[79]
其次，贯穿整个唐代科举中的“诗赋取士”制度最能代表这种重文倾向。从唐高宗开始，不仅进士试词赋，而且历代皇帝还以制举的形式，提拔文学之士。如武则天开辞标文苑科、蓄文藻思科，唐玄宗开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制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80]
朝廷的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唐朝从朝廷到民间都掀起了对文学才华的狂热追求。“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81]“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82]词赋在仕进中的重要性，造就了一批以文词之士见长的新贵，其中张说、张九龄堪称代表。《旧唐书·张说传》云：
（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其封泰山，祠脽上，谒五陵，开集贤，修太宗之政，皆说为倡首。而又敦气义，重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尝谓朝列曰：“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将建议罢之。说曰：“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83]
因为文采出众，张说得到了“大手笔”的称号。此外，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卢藏用、徐彦伯、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等也均是由进士出身的文章之士。他们的成功无疑也引导了一大批后进学子，促使他们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与才华。
最后，唐代的吏选也体现了对于“文学”的重视。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一文中写道：
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镕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才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84]
据骆祥发考证，这篇文章是咸亨二年（671）冬，王勃参加吏部铨选时所作。[85]在文中，针对“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的选官标准，王勃提出了抨击，并表示了对在这一标准下选出的人才能力的担忧。可见最晚到了咸亨二年，唐朝官吏选拔中“诗赋”创作能力的高低已经成为了相当重要的标准。
《文苑英华》中保留了对许多谏官的任命制诰，随意择取二三，也可看出这种重文倾向。
直方自守，贞独不群。理可拆于毫芒，文可成于藻绘。[86]
右节贞峻，直躬高朗。感激效经济之略，纷纶赡风雅之才。[87]
耿介不群，精明有识。传清白之素业，著词华之令名。[88]
一个时代的文学必然会带上所处时代的特殊标志，唐代奏议也不例外。受整个唐代社会重文倾向的影响，唐代公牍文也必然会体现出鲜明的文学特征与倾向。
总而言之，公牍文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公牍文阅读对象的特殊性以及唐朝社会的重文倾向，使得很多唐代公牍文写得很有可接受性和欣赏价值，在应用文及论说文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节 文学领域：对南朝浮靡文风的反对与文坛实际创作的惯性向前
唐人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云：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89]
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指出：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馀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90]
这就是有名的唐文三变说。它概括了文体、文风的阶段性变革。认为唐代文章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陈子昂、王勃、杨炯为代表；第二阶段以玄宗时张说（燕国公）、苏颋（许国公）为代表；第三阶段以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为代表。总体而言，以对魏晋南北朝浮靡文风的否定与批判为前提，以上所举等人都充分肯定了这三个阶段对唐代文章写作带来的良性推动与影响。
由历史记载来看，由隋朝至唐初的君臣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浮靡文风的危害性，并加以反对。如《贞观政要·文史》载：“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杨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直切，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皆须备载。’”[91]初唐重臣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一文中写道：“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92]魏徵将文学的社会功用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了一起，痛心先秦汉魏雅正文风的丧失，严厉批评了齐梁的浮靡文风。初唐君臣们对浮华文辞的反对与鄙夷可见一斑。
这种反对与鄙夷落实到奏议文体上，则是沿袭前人审美喜好，以典雅为美。东汉王充在《论衡·佚文》中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93]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艺术化，艺术政教化”的传统，使得公文与文学混融交叉，很多公文名篇实际上也是文采斐然、艺术成就极高的文学作品。既然公牍文主要体现的是王言和国家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公牍文的写作质量甚至可看作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化水平的标尺，古人对公牍文写作提出了很高的目标与要求。除了在内容上，要与政治紧密联系，要实用，能发挥经邦治国的作用外，还强调要有“典雅”文风。如：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94]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于明断。[95]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96]
诏宜典重温雅，谦恭恻怛之意蔼然；册文宜富而雅，制诰宜峻厉典重。[97]
这种典雅的文风要求与古代公牍文的主要阅读者、封建社会最高权力代表帝王有关。面对执掌了生杀大权的君王，臣子们在完成公牍文的过程中，在力求准确圆满地向最高统治者陈述心中的意见、建议、方案或批评时，也不得不注意语气、措辞与态度，不忤龙鳞，多用敬辞、谦辞、婉辞，不冒犯君王的尊严和忌讳，尽量让自己的公牍文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如在汉代，奏的书写要留“需头”，正文开头须写“臣昧死言”，结尾则要写“稽首以闻笔”。
对此，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得很明确：“文有仰视，有俯视、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98]作为上行公文的突出代表，谦恭的语气，婉转得体的语言，程序化的写作模式与强烈的尊君抑臣色彩，自然而然地让公牍文形成了典雅的文风。
这种典雅的文体要求也是公牍文社会实用性的需要。古代诏令、奏议多为当众宣读，为方便朗读记忆，多用偶对，字句齐整，自然也形成了典雅的文风。陈绎曾在《文筌·四六附说》中说，“四六之兴，其来尚矣。自典谟誓命，已加润色，以便宣读”[99]，可为佐证。
对于唐代公牍文的风格，唐人的要求也没有跳出前人的厘定，基本风格仍然以典雅、持重、温厚为贵。刘禹锡在其《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一文中做了个有趣的对比，他说：
（公）未为近臣已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观其发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时雨；褒元老，论功臣，穆然如景风。命相之册和而庄，命将之诰昭而毅。[100]
文士之词，固然是以才丽为主，学士之词，重点就不在于文才如何，而应重在“识度”。刘禹锡更通过列举形容韦公撰拟“诏发德音”、“褒论臣子”、“命相之册”和“命将之诰”的不同措辞风格，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他认可推崇的“度”是什么。细细品来，不论是“沛然如时雨”、“穆然如景风”的形象描述，还是“和而庄”、“昭而毅”的精辟总结，归根到底不就如罗大经所言“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101]吗？
对此，今人马自力先生也说得非常直白。他说：“翰林学士的‘工作文体’是一种特殊的政论文，其特点是典雅、缜密、笃实，同时又讲究行文的文气和道德的感染力。”[102]
这种对浮华文辞的反对与鄙夷把握不好会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过于强调公牍文内容充实与否、政治功效如何而忽视甚至漠视其外在艺术性。在《禁策判不切事宜诏》中，唐玄宗明确指出：
我国家敦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绮罗珠翠，深革弊风。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衒。自今已后，不得更然。[103]
在玄宗看来，文章最重要的是“文德”、“切事宜”，也就是说，要言之有物，便于实用，有深厚的思想感情和现实内容，而不是文辞华丽。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而不是相反，所谓“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也。如果文人士大夫们将主要精力放在追求浮词丽藻上面，必然会妨碍“文德”的体现。因此，玄宗非常重视文德，并下诏令革除浮艳文风，力图改变当时“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的局面。不守文德的官员，会受到处分，甚至解职。玄宗在《递还张希峤诏》中说：
比每书至侧景，夜至分宵，期闻政要，用忘寝食，但能会理，不责其文。贝州张希峤上表，词义鄙浅，有同谐弄。据其不遵理度，固合与罪。恐后来正直，其谓我何。故特矜愚，不置于法。且令河南府示语，递还本贯。[104]
玄宗勤于国事，广开言路，期望听到大臣们关于治国方略的建言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要求公文只要有深广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即可，而不苛求其文辞是否华美。而张希峤上呈的表却内容肤浅，思想贫乏，卖弄文辞而不切实际，不合义理，与玄宗的要求背道而驰。本当治罪，但玄宗怕后人非议，所以宽大处理，只是解除官职，送回原籍，而没有送交法办。
在反对浮靡文风的同时，隋唐的君臣们也提出了种种对策。
隋朝李谔主张用行政手段，一举改变文学的浮华之风。其《上隋文帝革文华疏》云：
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105]
李谔的主张得到了隋文帝的支持。于是，当年就有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被交付有司治罪，对改变浮华文风确实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总体而言，李谔死守严防的做法太过偏激和简单，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是一种反文学的方式，所以收效甚微。
初唐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06]
但这终究只是一个粗线条的设计，具体怎么落实还是不得而知。
唐太宗带头倡议简朴，希望借改变生活作风来改变文风：“朕所以不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107]甚至还严厉惩处了文风华靡的臣子。唐朝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记载：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
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走明经、进士。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并文辞俊雅，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闻，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108]
因为文章浮艳，张昌龄等人文策考试成绩居然被列入下等，损失可谓大矣。
王勃拿出了儒家诗教的法宝。在其《上吏部裴侍郎启》一文中，他指出：
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109]
说明在王勃看来，只有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用，才能矫正浮靡文风。
陈子昂开出了“风骨”、“兴寄”的药方。在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他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110]
也有人在进士科考试内容上动起了脑筋。唐高宗时刘思立上书，请求科举考试不要试策，而应改试杂文。《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一”载：
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当。[111]
而《唐会要》卷七十五“贡举中·帖经条例”载：
永隆二年八月赦：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112]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如今看来，由隋至初唐，文坛上还是以华艳的文风为主。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批评隋代二帝：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彤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辞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113]
今人钱基博亦云：
隋之文章，牛弘雅步儒服，气度舂容；杨素深文峻笔，自然英遒；一代大手笔，而皆不脱俪偶。[114]
可唐代君王也难逃窠臼。在唐太宗现存的诗文中，华词艳语比比皆是。如其《小山赋》：
何四序之交运，转三阳之暮时。风辞暄而入暑，树替锦而成帷。想蓬瀛兮靡觌，望昆阆兮难期。抗微山于绮砌，横促岭于丹墀。启一围而建址，崇数尺以成岯。既无秀峙之势，本乏云霞之资。承坠宇之残露，挂低空之断丝。尔乃参差绝巘，葳纡短迳。风暂下而将飘，烟才高而不暝。寸中孤嶂连还断，尺里重峦欹复正。岫带柳兮合双眉，石澄流兮分两镜。尔其移芳植秀，擢干抽茎，松新翠薄，桂小丹轻。细影杂兮俱乱，弱势交兮共萦。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何纤微之同景，亦卑细以相成。于是换浮欢于沈思，赏轻尘于胜地。俯蚁垤而有馀，仰终南而多愧。非为固于九折，庶无亏于一篑。聊夕玩而朝临，足摅怀而荡志。[115]
唐太宗本是想颂赞这座小山“足摅怀而荡志”，但他在文中极尽铺张夸耀之能事，用种种华丽的词语、精美的意象从各个角度反复铺陈描写，结果读下来，小山之美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唐太宗真正要颂赞要突出的主题反而被淹没模糊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篇小赋最鲜明地体现了南北朝后，骈文创作所走入的歧途与存在的问题。
此外，对于诏书、奏议等公文，因为欣赏习惯使然，唐太宗还是喜爱言辞华丽的诏书。“太宗大破辽贼于驻跸山，敬宗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116]文采杰出的文人也更容易脱颖而出，如房玄龄“明达吏事，饰以文学”[117]。以上种种都说明了初唐文坛理论与创作实际间存在的反差。
这种反差源于初唐君臣的创作习惯和审美定势，也与他们尚未形成新的文章创作理论而不得不采取温和的改革方案与思路有关。
对此，罗宗强先生说得非常明确：
在反对绮艳文风时，他们（太宗君臣）完全不像宇文泰和苏绰、隋文帝和李谔那样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持否定一切的态度；也不像王通那样以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去取代文学。他们采取了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既明确反对绮艳文风，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反对绮艳文风，是反对用文学于纵欲，只是在这个界限之内，他们才十分重视绮艳文风的为害。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是重视它的情感特点，重视它已经发展起来的包括声律、词采等表现手法。[118]
太宗君臣们既反对文学艺术中的不良因素，又尊重其自身艺术特征的做法无疑促进了文学的稳定、健康发展，却也使得唐初文学无法彻底革新，完全脱去六朝的旧习。真正的变革还得随着时间的发展、条件的成熟，由陈子昂、“初唐四杰”等新生力量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