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智识远见如梁思成者，真正的悲运竟是从他“知天命”的50岁时开始。现在，梁思成将要进入他的悲剧时期，悲剧的序幕从他与陈占祥合作完成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拉开。
关于“梁陈方案”出炉的原由，我们不能不从梁思成与陈占祥两人对城市规划方面的真知灼见里进行一次探源行动。早在公元1930年，梁思成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卓越见解就在与张锐合作完成的《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中得以显现。记得梁思成与张锐在公元1930年9月应“同好”之邀为《城市设计实用手册——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
近代都市，需要相当计划方案，始可得循序的进展，殆为一般人士所公认。欧美各市咸以此为市政建设之先声。东邻日本有鉴于此，年来亦复奋起直追。观其东京复兴计划之伟大周密，诚足使吾人钦佩无既。国内都市，自地方自治言，自物质建设言，均难逃欧西中世纪城市之评语。近来各地创办市政之声洋溢于耳。考其实际，成绩殊鲜。其所以致此之故固甚多，而缺乏良好之建设方案实为一极大之原因。譬之家宅，苟其布置失当，置厨灶于客厅中，设寝具于盥洗室。虽多费金钱，加以点缀，亦难得物质上之安乐，精神上之愉快。近代市政，本不只限于修筑道路。兹姑以修筑道路为例，苟无全盘之精密筹划，任意措置，其结果匪特不能增进交通之便利，且往往足以妨碍全市将来之适当发展。兴办市政者首宜顾及全市之设计，盖以此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思建国都，为天下范。因聘中外专家，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总理首都设计事务，费时年余，规模粗备，计划纲领，蔚然可观，洵为国内各市大规模设计之始。近天津特别市政府市政当局深悉此项工作之重要，登报招致物质建设方案，以备采择。作者等自问对于近代城市设计技术曾有相当之研究与经验，不揣简陋，草成此项方案。迫于时间，难免挂漏。评定结果，幸获首选。市政同学，驰函索阅，怂恿付梓。佥为本文虽只限于天津，而原则却未尝不可施用于他处。且国内城市设计实际工作不假手于外人者，当以此为嚆矢。理应公诸同好，俾便研究。因加修正，即付排印。国内方家如能进而教之，则作者等之大幸。
此后，梁思成参阅和研究了当时世界诸多相关名著，并发表了一系列理论和研究文章阐明其观点，使自己在城市规划方面的见解更加成熟。对此，吴良镛先生曾说：“早在1930年，梁先生就与张锐合作完成《天津特别市物质规划方案》，这是继南京《首都规划》后，首次通过竞赛，由中国建筑师完成的规划设计。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梁先生不顾牙齿全部拔除的苦痛，孜孜不倦地阅读沙里宁新著《城市：它的产生、发展与衰败》，有感而发，写成《市镇的体系秩序》，发表于《大公报》上，呼吁社会重视城市规划。在清华建筑学院图书室梁先生的赠书中，有亨利·丘吉尔的《都市即人民》等书，页边都写满了梁先生注的中文提要，足见其用功之勤。解放后，梁先生又与夫人林徽因写成《都市计划大纲》序，继续提倡现代规划理论。”
对于吴良镛先生的这段话，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梳理和解析。
首先，关于他所提到的南京《首都规划》，因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有计划性的城市建设蓝本，不能不在此费点笔墨。公元1928年1月，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不仅由蒋介石亲自领衔担任首都建设委员会主席，政府要员孙科和孔祥熙分别担任工程建设组和经济建设组主任，专门下设了“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这一机构，还特别聘请了美国著名建筑大师墨菲为顾问。公元1929年12月，由著名城市规划大师古力治和麦克考斯基参与制定了《首都规划》。
在这个关于民国首都南京城的规划方案中，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主要有人口预测、城市功能分区、交通规划、市政工程及实施管理的各种条例。其中，城市功能分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和住宅区等，可谓分类清楚，功能齐全。而每个专项的设置，都是以欧美特别是以美国城市的现状作为参照标准。例如，中央政治区面积的确定，就是以美国华盛顿政治区为标准进行预测，计划设在中山门外紫金山的南麓。按说，这确实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好想法，因为地处南京东郊的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处在城市边缘，可谓是动静相宜，而且这里距离国父孙中山的陵墓不远，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今天我们可以展开充分的想象，如果南京城能够按照这个计划建成的话，其气势绝不会逊色于国际大都市美国的华盛顿。
不过，这个计划其结果只是纸上谈兵，南京国民政府的各行政机关并没有按照计划执行，而是各行其是，胡乱建造。在南京城里仔细地浏览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些旧日政府机关主要集中在中山路沿线，例如铁道部、交通部、外交部和立法院建造在中山北路，司法部则建造在中山中路，而财政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和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又建造在中山东路。因此之故，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建设规划，把中央政治区更改在了中山门内明故宫一带进行建造。随后，市行政区计划设在鼓楼附近，商业区选定在中山门内明故宫的北面，工业区设在江南和江北两处，住宅区计划分为四个等级，分设在城市各处。其中，第一住宅区计划设在山西路、宁海路与颐和路一带，为上层人士居住地；第二住宅区为一般公务人员居住；第三住宅区为一般市民居住，这又被分为四区，一区为下关棚户区，另三区为市郊的旧住宅区，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加以保留。
另外，在《首都规划》中不仅对城市道路作了系统的规划，还对城市建筑的形式也作了专门规定，极力倡导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一是要“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文化”，二是颜色的配用要最为悦目，三是光线空气最为充足，四是要有利于分期建造。如果客观地进行评价，这种城市建设理念即便是在今天也是非常进步的，它既有现代意识，又有美学思想；既有短期计划，又有长远考量；既有文化延续，又有实用价值。对此，我们从南京现存民国时期留下的诸多经典建筑中，亦不难感受出这一设计理念的前瞻性。
遗憾的是，南京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像《首都规划》中所规划和宣传的那样去实现，这与“梁陈方案”所倡导的北京城的命运大致相同，只是原因各异罢了。南京的《首都规划》未能付诸实施，主要是因为分区的新计划几乎完全舍弃原有城市基础而重新建设，这一方面需要巨大的经济力量支持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就是许多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房地产大都处在已建成的街道两旁，他们自然希望新的建设能够在这些地段发展，随之提高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房地产价格。至于北京城未能按照“梁陈方案”建设的原因，留待后述。不过，无论如何评说，南京的《首都规划》在当时确实属于一种开创性的设想，它是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次系统性的城市规划工作。这应该记载在中国城市建设的史册中。
其次，在吴良镛先生提到梁思成因为阅读沙里宁名著《城市：它的产生、发展与衰败》有感而写成的《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因为这不仅是梁思成早期关于城市规划理论的扛鼎之作，而且还是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筑应该以人民“安居乐业”的民本思想，所以在此还是应该多费点笔墨为好。
记得公元1945年8月梁思成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这篇文章说：“凡是一个机构，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方能运用收效。人类群居的地方，所谓市镇者，无论是由一个小村落漫长而成（如古代的罗马，近代的伦敦），或是预先计划，按步建造（如古之长安，今之北平，华盛顿），也都是一种机构。这机构之最高目的在使居民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在使居民工作达到最高度的效率，就是古谚所谓使民‘安居乐业’四个字。但若机构不健全，则难期达到目的。”对于这一观点，梁思成在文章中进一步阐明道：“现代的国家，如英美，以人民的安适与健康为前提，人民生活安适，身心健康，工作效率自然增高。如苏联，以生产量为前提，为求生产效率之增高，必先使人民生活安适，身心健康。无论着重点在哪方面，孰为因果，而人民安适与健康是必须顾到的。假如居住的问题不得合理的解决，则安适与健康无从说起。而居住的问题，又不单是一所住宅或若干住宅的问题，就是市镇计划的问题。所以市镇计划是民生基本问题之一，其优劣可以影响到一个区域乃至整个市镇的居民的健康和社会道德，工作效率。”
英美和苏联等国家如此，当时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正处在市镇重新建设的关头。对此，梁思成提醒国人说：“在抗战胜利建国开始的关头，我们国家正将由农业国家开始踏上工业化大道，我们的每一个市镇都到了一个生长程序中的‘青春时期’。假使我们工业化进程顺利发育，则在今后数十年间，许多的市镇农村恐怕要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突然发育，这种发育，若能预先计划，善予辅导，使市镇发展为有秩序的组织体，则市镇健全，居民安乐，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害无穷。”为了深入解析如果市镇规划不周将导致的不良后果，梁思成还打了一个极为恰当的比喻：“一个市镇是会生长的，它是一个有机的组织体。在自然界中，一个组织体是由多数的细胞合成，这些细胞都有共同的特征，有秩序的组合而成物体，若细胞健全，有秩序的组合起来，则物体健全。若细胞不健全，组合秩序混乱，便是疮疥脓包。一个市镇也如此。它的细胞是每个的建筑单位，每个建筑单位有它的特征或个性，特征或个性过于不同者，便不能组合为一体。若使勉强组合，亦不能得妥善的秩序，则市镇之组织体必无秩序，不健全。所以市镇之型成程序中，必须时时刻刻顾虑到每个建筑单位之特征或个性；顾虑到每个建筑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相互关系，务使市镇成为一个有机的秩序组织体。古今中外健全的都市村镇，在组织上莫不是维持并发展其有机的体系秩序的。近百年来欧美多数大都市之发生病征，就是因为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突起变化时期，千万人民的幸福和千百市镇的体系，试验出了他们市镇体系发展秩序中的错误，我们应知借鉴，力求避免。”
为了避免中国城市发生如欧美城市那样的“病症”，并使人民达到真正的安居乐业，梁思成站在组织立法的高度上指出：“我们要致力于市镇体系秩序之建立，以为建立社会秩序的背景。为达到市镇体系秩序之建立，我们要每一个县城市镇都应有计划的机关，先从事于社会经济之调查研究，然后设计；并规定这类调查研究工作，为每一县市经常设立的机关；根据历年调查统计，每五年或十年将计划加以修正。凡市镇一切建设必须依照计划进行。为达到此目的，各地方政府必须立法，预为市镇扩充而扩大其行政权；控制地价；登记土地之转让；保护‘绿荫地带’之不受侵害；控制设计样式。凡此法例规程，在不侵害个人权益前提下，必须市镇成得为整个机构而计划之。这不只是官家的事，而是每个市镇居民幸福所维系，其成败实有赖市镇里每个居民的合作。”
正是这种民本思想在梁思成心中之重的原因，他对于关切到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规划问题，也就不能不作慎重而周到的考虑。特别是对于他极为钟爱的北京城，以及北京城中遍地珍贵的文物古建筑，梁思成早在心里做过通盘考虑。所以说，“梁陈方案”的出炉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既然是“梁陈方案”，我们还应该特别介绍其中的“陈”。在新版《哲匠录》关于陈占祥的条目中，有这样的文字记载：陈占祥，1916年～2001年，浙江奉化人，1916年生于上海市。1935年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1936年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并于1938年8月赴英留学，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读书。在该学院学习期间，曾参加该校由教授组成的讲师团，向英国公众作了五百余次关于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城市建设等专题讲演；当选为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创办了中国海员俱乐部并兼任秘书长。1944年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1944年底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读英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阿伯康爵士的博士生，攻读都市计划立法。1946年放弃博士生学业，应南京国民政府之邀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未果。此后，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营建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还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此间完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曾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从这一条目中，我们不仅得知陈占祥师从名门，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就曾参与过城市规划工作，而且还在国民政府时期主持过北京城的规划，这就不能不说他与北京城的缘分是极为深厚的，他后来与梁思成共同撰写“梁陈方案”也实在是属于情理中事了。那么，陈占祥是因何选择了建筑和城市规划这一职业的呢？
据说，中国建筑大师董大酉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江湾五角场设计的那栋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上海市政府大厦，是影响并决定陈占祥对事业选择的最直接原因。对此，陈占祥在晚年所撰写的《陈占祥自传》（未刊稿）中这样回忆说，在这栋建筑面前，“我感到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暗下决心要走设计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当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师。”那么，董大酉先生所设计的江湾上海市政府大厦是怎样一处经典建筑呢？对此，笔者曾在《大匠踪迹》一书中有过详细描述，因为其中还涉及到上海市的规划问题，故引录如下：
江湾市政府大厦，全称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这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施“大上海计划”中的主要建筑。那么，这个所谓的“大上海计划”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原来，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应该算是中国被迫最早“对外开放”的一个城市，许多国家的租界占据了上海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而这些地方在当时是不准华人进入的，这就使原本完整的上海被分割成了许多个不连贯的华人区。如此，不仅导致上海市内的建筑布局严重不合理，道路系统十分不畅通，公用事业各自为政，而且就连水陆运输和码头泊位也混乱不堪。对于上海市的这种状况，孙中山先生在他著述的《实业计划》一书中，曾设想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东方大港。公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被设立为特别市即相当于今天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随即便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构想规划上海市的建设。不过，由于租界依然是国民政府比较棘手的难题，上海新市区的规划便选择在了黄浦江下游的吴淞与江湾之间一片还没有开发的荒滩上。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公元1929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及周边约七千余亩土地作为新上海的市中心，并随后还成立了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提出了“大上海市中心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不仅包括政府大厦、图书馆、博物馆等建筑，而且还有什么运动场和体育馆等等。同时，为了使新上海的建设格局独具特色，国民政府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各建筑的设计方案。
作为大上海计划中的主要建筑，关于政府大厦的设计方案不仅早在当年的10月就开始征集，而且几乎每一件设计方案都特别受人注目。后来，中国著名建筑大师董大酉参照所有获奖的设计方案，综合设计出了最终的施工图纸。公元1931年6月，占地6000平方米的政府大厦正式开工，经过朱森记营造厂两年多时间的精心施工，政府大厦终于在公元1933年10月建造完工。坐北朝南的政府大厦，其建筑造型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宫殿式，虽然建筑材料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屋面中部为歇山顶和两侧的庑殿顶，以及屋檐下的斗拱和梁枋上也涂抹成中国特色的彩绘，就连栏杆和隔扇也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
正是董大酉先生设计的上海江湾市政府大厦这一经典民族式宏大建筑，使陈占祥萌生了学习建筑的最初愿望，并于公元1935年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之后便开始了他人生的建筑之途。
至于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情缘，那还应该从他在英国留学说起。公元1944年，陈占祥跟随英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阿伯康爵士攻读都市计划立法的博士学位，当时这位城市规划大师正在着手制定宏伟的大伦敦计划。阿伯康爵士之所以要制定大伦敦计划，就是要根治梁思成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城市病症”，他所采取的“手术”是以疏散市区过度密集的人口为目标，在原伦敦市郊设置诸多新的市镇，也就是被今天中国人所认识的所谓“卫星城”，从而达到分散伦敦市区密集人口和化解市中心所承载各种功能的压力。对于阿伯康爵士这个大伦敦计划的成效，公元1994年3月陈占祥在接受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1200万下降到七八十万。”与阿伯康爵士制定大伦敦计划的同时，陈占祥还随同他在利物浦大学时的老师、城市设计系主任、阿伯康爵士城市规划学术的继承者贺尔福制定了剑桥规划。对此，陈占祥后来回忆说：“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随后，陈占祥又作为阿伯康爵士的助手，先后参与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区域性规划工作，并因此被吸收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不久，陈占祥接受当时北京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敦促他回国主持制定北京都市计划的邀请，并于公元1946年返回中国。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国共战争已经爆发，陈占祥的北京都市计划未能如愿实施。后来，虽然陈占祥主持或参与过南京国民政府行政中心和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规划工作，但这些成果至今也鲜为人知。
使陈占祥真正名垂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史册的，还是公元1950年2月他与梁思成合作的“梁陈方案”。对此，陈占祥后来回忆说：“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于是，陈占祥携全家来到了北京。
公元1949年10月，陈占祥来到北京第一次与他久已仰慕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相见。年龄悬殊15岁的梁陈两人虽然是初次相识，但彼此对城市规划颇为相同的学术思想见解，以及对北京古城的无比热爱，使他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他们一拍即合完成“梁陈方案”的基础。
其实，在“梁陈方案”之前梁思成已经开始对拓展北京新市区有了初步的方案。对此，陈占祥后来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时撰文说：“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对于这个方案，陈占祥到达北京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梁先生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陈占祥的意见就是：“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的规划中来。”对于陈占祥的这一建议，梁思成不仅表示认同和赞赏，并随后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两人对北京城的精心规划。
为了使他们的规划在北京城得以顺利实施，当时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的梁思成，曾于公元1949年9月致信时任北京市市长兼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希望他能督促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注意首都建设工作的“慎始”，并立即纠正已经开始的乱建行为。在信中，梁思成先是肯定了一些单位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合作：“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建立以后，各方面都能与该会合作，来建立一个有秩序有计划的，而不是混乱无计划的新首都，所以有新的兴建，或拟划用土地时，都事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大者如人民日报社新厦的地址问题，小者如西郊新市区小小一个汽油库的地址问题，都尊重市划会的意见，是极可钦佩的表现。”随后，梁思成则将话锋一转提醒说：“近来听说有若干机关，对于这一个主要原则或尚不明了，或尚不知有这应经过的步骤，竟未先征询市划会的同意，就先请得上级的批准，随意地兴建起来。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为此，梁思成恳切地建议说：“我们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必须‘慎始’。在‘都市计划法规’未颁布之先，我恳求你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事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虽然部分是消极性的。）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梁思成之所以对聂荣臻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抱有如此热切的希望，根源竟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即将得到这种政策所可能赋予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力保障。对于苏联那种被陈占祥老师贺尔福赞誉为建筑师天堂的地方的城市规划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苏联建筑学家窝罗宁新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于公元194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之后，不仅立即引起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密切关注，而且他们还随后着手进行翻译。在后来他们所写的译者体会中，梁思成与林徽因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进行的有计划的城市规划建设，予以系统总结和高度评价。他们总结认为，苏联之所以在城市重建中取得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益于“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二是“重建的计划在立体市容上，对于美观方面的重视”；三是“对于当地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环境之尊重”。这些不仅是苏联城市重建工作获得成功的经验和保证，也正是梁思成所积极汲取和希望获得的经验和保证。然而，就在梁思成对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制将能保障他的都市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充满憧憬时，就在“梁陈方案”还处在积极酝酿的过程中，他们对于北京城的都市规划观点，却遭遇了来自世界建筑师都热切向往的“天堂”地区的强劲对手——苏联专家团的挑战。
公元1949年12月，在聂荣臻市长亲自主持下的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苏联专家团不仅派出著名规划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还具体提出了《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很显然，苏联专家团既然应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而来，也是受苏联共产党中央政府特别派遣而来，帮助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城市建设，他们自然是满怀热情并做了有系统的准备而来的。所以，苏联专家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得慷慨激昂，侃侃而谈。首先，巴兰尼克夫报告认为：“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既然如此，北京城自然不能不进行大规模的改建，而这显然与梁陈两人要求保留北京古城风貌的观点不相一致。对于如何改建旧北京城，巴兰尼克夫指出：“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从巴兰尼克夫的这一发言中，我们很自然地感受到他是站在政治立场上来对旧北京城进行改建的，而为了论证他这一改建方案的科学性，苏联专家团提出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指出：“为了北京市将来的发展和加速建设，关于建筑行政房屋的位置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建议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谓‘新市区’日本人开始建筑城市的地方，建筑行政房屋。这个建议的意义是在新地区建筑房屋能便宜，政府职员的住处距离政府的房屋不远，在这里建立政府中心区的全部建筑。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在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为了说明改建旧城比另建新市区要经济便宜，在这一建议中还特别以数字来进行论证，并列举公元1931年苏联城市改建的经验予以说明。
对于由苏联专家代表团团长阿布拉莫夫所作的这个建议发言，与会的陈占祥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我是极端的无知，根本不知道那些领导是谁，在我看来，苏联朋友毕竟是友好使者，会议不过是讨论北京都市计划方案的构思而已。团长阿布拉莫夫介绍方案后好久无人启口，我就不假思索地说了我的意见。”“无知者无畏”的陈占祥认为：在城中心建设行政中心区位置是增加旧城的负担，解决北京的城市建设计划应把周围地区联系起来考虑，“于是我反问苏联朋友对城乡关系有什么考虑？”阿布拉莫夫回答说，城乡矛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由社会主义建设来回答，因此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答复不了。对于阿布拉莫夫这样的回答，不仅陈占祥不能表示同意，梁思成也不会保持沉默。不过，梁思成认为，“中心区究竟是在北京旧址还是在新市区的问题，尚未决定，所以对各区域的分布计划工作，为时尚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考虑问题显然要比年轻的陈占祥成熟的梁思成心里很明白，他和陈占祥除了口头观点之外，没有任何文字的说明论证材料，显然那时是不宜也不能与准备充分的苏联专家相“抗衡”的，他们需要也必须将自己的观点付诸文字，和苏联专家一样形成一份系统的论证方案。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并没有向苏联专家直接发问，而是采取了一个迂回的缓兵之计。会后，梁思成与陈占祥立即着手进行“梁陈方案”的撰写。
不料，就在梁思成与陈占祥刚刚着手准备“梁陈方案”时，北京市建设局提出了一份《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在这份意见中，北京市建设局认为：“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50%，一切生活必需的设备占50%，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20%至30%），且必须于房屋建筑与一切设备完成后始能利用。”如果如此，对于新中国初建时那百废待兴且财政极为匮乏的现状显然不太合拍，再加上刚刚进城的中央政府机关需要处理诸多紧急政务，它更急需一个现成的办公地点，故先利用旧城房屋然后改造的方案得到了北京市建设局比较务实的响应。另外，北京市建设局对于梁陈两人另建新的行政中心建议予以反驳，他们认为：“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将不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所以，北京市建设局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而反驳梁陈两人的建议，他们在这份意见中明确地表示：“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确实，如果说梁陈两人的愿望是“偏重于主观”的话，还不如说他们是站在北京市长远发展的角度所进行的科学的考量，再如果说他们的这一考量“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的话，还不如说他们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更为准确。正因如此，梁思成与陈占祥依然认为只要他们拿出科学合理的“梁陈方案”，就能够驳斥苏联专家团以及北京市建设局的意见。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特别介绍这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不仅因为“梁陈方案”见证了人民共和国那段特殊时期的特别历史，还因为这一高瞻远瞩的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至今还闪烁着智者的智慧光芒，并对如今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规划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那么，“梁陈方案”到底是如何规划北京城的呢？北京城如果按照“梁陈方案”进行规划建设如今又将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经过数月的艰辛努力，《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所谓的“梁陈方案”，终于于公元1950年2月顺利出炉。为了使“梁陈方案”引起最高领导及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梁思成自费刊印了一百多份分别报送上去。
在这份长达25000字的“梁陈方案”中，梁陈两人先后分为“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和“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三个部分，并在后面还附加了八项说明。在“梁陈方案”第一部分的开头，梁陈两人便站在整个北京市全盘计划的高度上强调说：“政府机构中心或行政区的位置，是北京全部都市计划关键所系的先决条件。”随后，他们指出：“政府行政的繁复的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需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布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而如果“更具体的说，安排这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这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的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上的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为了避免这种将“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的发生，梁陈两人提出了两项原则，希望尽早决定行政中心的位置。他们认为：“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但它们的形体美丽，不允许伤毁，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议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即将现时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住他处为原则。”
梁陈两人之所以提出以上两项原则以供政府当局选择，因为他们非常明白“如何安排这政府机关建筑的区域是会影响全城整个的计划原则，所有的区域道路系统和体形外观的”，而“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这不仅是梁陈两人不愿意看到的，应该也是所有居住或工作在北京城里的人们所不会满意的。
为了阐明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的弊端，梁陈两人提醒说：“我们必须对旧城有最基本的两个认识：一是北京城之所以为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的壮美城市，而到现在仍然很完整的保存着。除却历史价值外，北京的建筑形体同它的街道区域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欧洲的大城市都是蔓延滋长，几经剧烈改变所形成的庞杂组合。它们大半是中古城堡，市集，杂以十八世纪以后仿古宫殿大苑，到十九世纪初期工业无秩序的发展后，又受到工厂掺杂密集，和商业化沿街高楼的损害，铸成区域紊乱，交通困难的大错。二是北京的城墙是适应当时防御的需要而产生的，无形中它便约束了市区面积。”随后，梁陈两人进一步阐明说，“我们已不是简单的三省六部时代，我们的政府是一个组织繁复，各种工作必须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现在有中央人民政府，有政治协商会议，有30个部的政务院及许多委员会，将来可能还要增加十余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此外还有军事机构，新闻广播，各种会议，文娱与供应设备所需的地址。像这样庞大的建设没有中心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若合理布置成为有中心的组织，则城内绝无有这样大面积的合适地区，即使不用中心布局，仅建造分散的房屋，结果仍必须拆改民居，委曲求全的挤在城内，侵入旧文物区域中间”，而“北京在平面上及立体上的秩序尚完善的大体保存，未受半殖民地时代作风的割裂破坏，是幸而得免的。因为北京过去幸而不是工商业发展的城市，所以密集的，西化恶化的杂式洋楼的体形尚未大量的侵入城内庄严美丽的布局中间。今后我们则应有自觉的责任，有原则性的来保护它，永远为人民保护这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环境。”
梁陈两人认为，即便退一步说，将行政中心放置在旧城之中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顾都市计划是有原则性的分配区域和人口，并解决交通上的联系”，而是“将建设政府行政区解释为片面的建筑许多办公房屋的单纯问题。”那么，在旧城区内“不考虑以一千人占用四公顷的原则分配区域，却在其他工作区域内设法寻求和侵占若干分散的，不足标准面积的地址来应付”的话，梁陈两人提出了用两种建筑方法来满足大量行政办公及公务人员住房的假设：一是“沿街建筑高楼的办法”，二是“用中国部属的建筑单位办法”。
对于第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梁陈两人为政府当局设计说：“假定以东单广场的空址为出发点，由崇文门起，沿着东西长安街，公安街，绕西皮市到府右街，沿街建筑高至五层的高楼，以容纳大数量政府人员办公，第一个实际估计应看在数量上它们能否解决问题，所得的结论是建筑物的总数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房屋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须另寻地址。”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还会增加类似于欧洲城市的“病症”，所以他们再次提醒说：“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变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害工作和健康的。”
至于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梁陈两人认为：“如果我们另外假定在建筑各单位上可以略加折衷，建筑物不高过两层或三层。部署亦按中国原有的院落原则，如现时的北海图书馆，燕京大学前楼。在建筑和街道形制上，虽略能同旧文物调和，办公楼屋亦得到安静，但这样的组织如保持合理的空地和交通比率，在内城地区分布起来，所用面积更大。按一千人四公顷计算为六平方公里，地址之大，侵占居民所需迁移人民，就是在现时居民少而公用房屋较多的地域，亦约在十万人以上。因此按理又须先另划地区，先建造大量人民住宅，然后迁徙他们，然后才能拆除旧屋，利用它们的地址。这种种工程步骤都成了建造政府机关的实际阻碍。即使暂时只先建造五分之一的政府机关，其余五分之四的问题仍然存在，日后仍需解决，解决时仍有迁移大量居民的问题。”而如果大量迁移城内居民，还将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在迁移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即使说估计有错误，或是城内有若干可以利用的地方，以致有百分之五十的错误，这数目也是极大的。”而“在空旷的新地址上建造起来，省去建造新房屋，迁移，拆除等等的时间（建新拆旧每所共计至少四个月）与财力，不惊动居民正常生活的安宁，两相比较，利弊很显著。”不仅如此，“我们再检讨这样迁移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很显然，“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说，“这片面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
既然道理阐述得如此明白，梁陈两人自然想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认为：“北京今日面对的问题是双面的，所以解决它们也要双面的。旧城内人口密度太高，而又有房荒的问题。解决它们当然不能在原区界以内增加房屋，而必是先增加新区域，然后在新区内增加房屋，然后在旧区内清除改建，全面来调整，全面来解决。”为此，梁陈两人提出了一个新旧两利的安排，那就是既“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关于保全北京旧城的重要意义，梁陈两人指出：“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该稍受伤毁。现在事实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改变成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辆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大众人民能见及这点的很普遍。在专门建筑与都市计划工作者和许多历史文艺工作者的眼中，民族形式不单指一个建筑单位而说，北京的正中线布局，从寻常地面上看，到了天安门一带‘千步廊’广场的豁然开朗，实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从景山或高处远望，整个中枢布局的秩序，颜色和形体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么单纯壮丽，饱含我民族在技术及艺术上的特质，只要明白这点，绝没有一个人舍得或敢去剧烈地改变它原来的面目的。”
梁陈两人在阐明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的弊端和发展新市区的优势后，还着重对苏联专家团提出的经济问题作了一番比较。他们指出：
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的费用有以下七项：
1.购买民房地产费
2.被迁移居民的迁移费（或为居民方面的负担）
3.为被迁移的居民在郊外另建房屋费，或可鼓励合作经营（部分为干部住宅）
4.为郊外居民住宅区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5.拆除购得房屋及清理地址工费及运费
6.新办公楼建造费
7.植树费
在城西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造政府行政中心的费用有以下四项：
1.修筑道路并敷设上下水道及电线费
2.新办公楼建造费
3.干部住宅建造费
4.植树费
有鉴于此，梁陈两人才提出了很慎重的“梁陈方案”，并对解决北京市规划问题抱有极大的期望。为此，他们在“梁陈方案”的最后充满感情地连续使用了八个“为着”的排比句式，以表达他们对规划建设好北京城的殷殷厚望：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又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同时，梁陈两人还积极依据展拓西郊新市区的这一假定，准备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希望实现建设一个平衡发展的和谐的大北京市。当然，梁陈两人之所以有此宏大设想，不仅在于他们充满了对在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制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一构想的希望，还在于他们对欧洲当年因为计划不周而导致城市普遍发生严重病症的深刻解析。因此，他们在“梁陈方案”后面所附加的说明中指出：“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使其平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度的发展，产生了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的现象，造成了人口过挤的‘城市中心’，极拥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在原则上，城内人口密度必须逐渐减低，以达到每平方公里八千二百人的标准。但政府中心若在城内，则城内一方面少了十余万间的房屋，一方面增加了若干万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能增加到每平方公里三万人乃至三万五千人以上，实有害卫生，尤其是粪便垃圾没有高度技术上解决之前，实不堪设想。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间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为了不“重蹈人家的覆辙”，梁陈两人还举例予以说明：“因为不平衡的发展，必将造成不平衡的车流，集中在若干条街道上。因为无秩序不平衡的发展，必有大量居民每日长途跋涉到工作地，增加车辆交通，造成车辆拥挤的现象。伦敦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运输工人，造成平均每七人中有一人以运输为业，将其他六人的身体，生产品和消费品运来运去的不合理的，滑稽现象。”
当然，针对各城市的不同特色和情况，梁陈两人还深谙苏联建筑史学家窝罗宁教授在《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中，所阐明的城市规划要与地区历史及建筑特色相和谐的理念。记得窝罗宁教授在该著作中写道：“计划一个城市的建筑师，必须顾到所计划的地区的生活历史传统和建筑的传统，在他的设计之中，必须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和在房屋型类和都市计划上特征的一切；同时这城市必须成为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并且要避免恶劣意义的标准化；他必须采纳当地人民所珍贵的一切。第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则是人民的便利，人民的经济的和美感的条件，和习惯的，文化的需要。最后的计划是依据这些要点而决定的。”而具体到中国北京这一特例，梁陈两人认为，北京城无疑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历史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的城市。它的整体的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历史艺术价值的本身，它们合起来形成了北京的“房屋型类和都市计划特征”。因此，梁陈两人特别强调指出：“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与环境配合调和。我们的新建筑，因为根本上生活需要和材料技术与古代不同，其形体必然与古文物建筑极不相同。它们在城中沿街或围绕着天安门广场建造起来，北京就立刻失去了原有的风格，而成为欧洲现在正在避免和力求纠正的街型。无论它们单独本身如何壮美，必因与环境中的文物建筑不调和而成为掺杂凌乱的局面，损害了文物建筑原有的整肃。”对此，梁陈两人认为：“我们这一代对于祖先和子孙都负有保护文物建筑之本身及其环境的责任，不容躲避。”
而对于梁陈两人来说，精心制定并使“梁陈方案”得以实施更是他们“不容躲避”的责任。故此，在“梁陈方案”呈送各级领导仅仅两个月之后，梁思成便急迫地给刚刚从苏联访问回国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能当面向总理陈述“梁陈方案”的构想，并敦促尽早决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位置，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先生总理：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它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之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之决定。另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就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是的；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社，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区位置之决定是刻不容缓的（这只是指位置要先决定，并不是说要立刻建造）。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作一决定。我们的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分送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如将来须开会决定，我也愿意得您允许我在开会时列席。
崇高的敬礼！
梁思成
1950年4月10日
赐示请寄清华大学，电话四局2736至2739分机32号
这封信发出10天后，公元1950年4月20日，北京市建设局的工程师朱兆雪和赵冬日联袂写出《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对将行政中心设在北京旧城的意见予以肯定。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是保存并发挥中华民族特有文物价值，是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虽旧城内之现有人口过密，但是会因经济之发展，无业与专业人口之迁出就业而自然解决；同时因人口减少，拆掉已失健康年龄与无保留价值的房屋，改建行政房屋自无问题，并且有足够的面积；同时更可使旧城免于衰落而向繁荣。至其他各区则环设在旧城四周，以与市中心取得紧密联系，并避免了不必要的交通通过城区，危害文物古都的安静。”
同时，他们在该意见中还具体指出：“行政区设在全城中心，南至前三门城垣，东起建国门，经东西长安街至复兴门，与故宫以南，南海、中山公园之间的位置，全面积六平方公里，可容工作人口十五万。”不仅如此，他们还列举将行政区设在旧城中心的几点益处：
1.不破坏，也不混杂或包围任何文物风景，不妨碍也不影响，同时是发扬了天安门以北的古艺术文物和北京的都市布局与建筑形体；
2.各行政单位能集中，能取得紧密联系；
3.适居于全市的中心，与东西南北各住宅区有适当的距离；
4.利用城内现有的技术设备基础，可节省建设费25%～50%（根据苏联专家城市建设的经验）。
5.中央及政务院拟暂设于中南海周围，将来迁至天安门广场右侧；靠近太庙、南海及中山公园等文物风景，为行政中心；与和平门外设市行政区，适与故宫遥遥相对；靠东因近工商业为财经系统；西就现有基础，划为政法系统与文教系统区域；天安门广场则正为行政中心区所环抱；创新轴，东达市界，西抵八宝山，与南北中心线并美。
从以上五点所谓的益处中，不难看出他们依然是将天安门作为行政中心置放旧城中的重要理由，置于不破坏文物风景、相互之间能取得紧密联系、行政中心与东西南北各住宅区距离适中，以及能利用原有设施比较经济等。
不久，“梁陈方案”便遭到了诸多指责。在众多指责中，最为严重的则是他们于“梁陈方案”中所说在西郊另设行政中心的建议，这被指责为“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如此，“梁陈方案”就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然而，就在“梁陈方案”遭受来自内外两面夹击时，梁思成和陈占祥这两位真正的学人，竟然在反思“梁陈方案”中过于突出新行政中心的规划而忽略旧城改造的可能性。于是，梁陈两人又紧急着手制定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故宫周边的规划方案，希望以此作为“梁陈方案”的补充。对此，陈占祥后来曾回忆说：“这一补充规划方案的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一补充方案有关文字和设计图纸的具体情况，可能因为“文革”的原因早已不存，故陈占祥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时只能进行大致的回忆：“设计中曾有一个处理团城下金鳌玉桥的初步设想，并做了详细设计。这是从上述的旧城改造的补充方案设想出发，把金鳌玉桥当作它与大高玄殿、景山连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看待。为解决桥上的车辆拥挤，在原金鳌玉桥的南侧，增建另一座新桥，将旧有的‘金鳌’‘玉’的两个牌坊搬到新、旧两桥的桥头间空地。新、旧两桥作为上、下两线，以解决交通困难；北海的广场稍加扩大，作为车辆分流；广场东侧与大高玄殿前相连，殿前两座花亭将给以保护。景山前的红墙改为带漏窗的长廊，供游人坐憩。游人可以在这里前望故宫，后览景山。”为了这个补充方案，当时已经是疾病缠身的梁思成经常通宵不眠，在一个“天将破晓”的黎明，当梁思成终于“以他高超的渲染技巧完成了1：200的通长画卷”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疲倦但却十分愉快的微笑。
其实，梁思成这时露出微笑还可以理解，毕竟中央行政中心区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他作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唯一的专家级副主任，关于北京市的都市计划工作还需要他出谋划策。因此，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先后向他征询都市计划工作意见时，梁思成不顾病体虚弱给北京市委全体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信。在这封信中，梁思成不仅对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机构健全、方针任务和改组时的人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坦城而中肯的意见，并自我检讨说：“我个人因为能力不够，经验缺乏，加上清华，教学时间没有排好，住在城外交通不便，等等原因，以致对于本会工作多所疏忽，做得很不好，在行政和技术方面都不能适当地处理，发生许多问题，使工作受到阻碍及损失，自己检讨，深为歉愧。”同时，梁思成在信中再次提醒说，因为“中央政府行政区的方位尚悬而未决”，不仅导致他“大部分工作差不多等于停顿”，而且使政府许多机关“各行其便”，“分散在各处的现址上或兴盖起来，或即将兴盖”。如此放任自流，则将造成“建筑事实”，这将给今后都市计划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为此，梁思成在信的最后呼吁说：“应该努力求得行政区大体方位之早日决定。”
但梁思诚的最后努力也是枉然。吴良镛先生后来曾这样评论说：“1950年，他与陈占祥合作，积极为首都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发展新区，保护旧城；《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提出保护北京城墙，可惜这些卓越见解未被采纳。如今，不但与旧城行政中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继续存在，而且新形势下大体量的、与日俱增的商贸办公楼等充斥旧城，这势必要带来更为严重的破坏，‘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也将更为严峻。”即便如此，吴良镛先生依然乐观地认为“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立足于以旧城为中心的发展，解决问题的途径则可以宽广的多”。不过，那将花费怎样漫长的时日，恐怕就不是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他老人家所能见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