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地保留北京古城原来的格局，是“梁陈方案”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之一。那么，北京古城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整体格局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竟然使梁陈两人不惜花费那样巨大的代价予以保卫呢？
关于北京古城为什么会选择在两条约略平行的河流之间，且背靠燕山面向华北大平原这样一个充满优裕地理条件的位置，梁思成参照燕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北京的地理背景》演讲稿，曾写有《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篇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北京在位置上是一个杰出的选择。它在华北平原的最北头，处于两条约略平行的河流的中间，它的西面和北面是一弧线的山脉围抱着，东面南面则展开向着大平原。它为什么坐落在这个地点是有充足的地理条件的。选择这地址的本身就是我们祖先同自然斗争的生活所得到的智慧。
北京的高度约为海拔五十公尺，地质学家所研究的资料告诉我们，在它的东南面比它低下的地区，四五千年前还都是低洼的湖沼地带。所以历史家可以推测，由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的“中原”向北发展，势必沿着太行山麓这条五十公尺等高线的地带走。因为这一条路要跨渡许多河流，每次便必须在每条河流的适当的渡口上来往。当我们的祖先到达永定河的右岸时，经验使他们找到那一带最好的渡口。这地点正是我们现在的卢沟桥所在。渡过了这个渡口之后，正北有一支西山山脉向东伸出，挡住去路，往东走了十余公里这支山脉才消失到一片平原里。所以就在这里，西倚山麓，东向平原，一个农业的民族建立了一个最有利于发展的聚落，当然是适当而合理的。北京的位置就这样的产生了。
此后，北京“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发展着改变着”，至于成为城市的历史，我们可以一直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这从北京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考古中已经得到证实。历史上的北京城，从西周的蓟丘，到西周末年被燕国灭亡而成为燕都，再到唐代的幽州城、辽代的南京城、金代的中都城，三千多年里一直绵延不绝。不过，那时的北京城城址在今天北京城西南的广安门一带，还称不上是什么规范化的城市。后来，蒙古人消灭金王朝时舍弃了金中都原来的地盘，重新选址、改建和扩建新的城市，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知名的国际性大都市——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真正成为城市应该从元大都时算起。那么，当时营建元大都又是何情形呢？
据元史书《析津志》上记载说：大都“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笔者注：指元世祖忽必烈）载，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即风水理论），以王气为主，……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这就是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建造大都城时，命令刘秉忠和他的弟子郭守敬、赵秉温等负责城市和宫殿的规划设计。旧时，风水理论十分盛行，特别是在建筑实践中运用得更是广泛，虽然它往往被赋予一种神秘的迷信色彩，但绝对不应该否定其含有的科学成分。在元大都的营建中，刘秉忠等人就曾进行过城市的风水堪舆，并从“地理形势”上取燕山山脉的聚结和引用西山玉泉水的通惠，使元大都初步具备了“风水宝地”的都城建设基础。
城址确定之后，元世祖忽必烈把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交给了茶迭尔局诸色人匠总管府（笔者注：是元朝政府机构名称，相当于今天建筑工程部的技术局）。当时在茶迭尔局主持工作的是回族人亦黑迭尔丁和历史名人张柔，但张柔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不久就病故了，所以亦黑迭尔丁是元大都的真正建造者。著名土木建筑专家亦黑迭尔丁，专门从事元朝宫殿建筑事务已经有了数十年的经验，所以承担元大都的建造工作是他责无旁贷的，当然也是成竹在胸的。亦黑迭尔丁受领任务后，“夙夜不遑，心讲目标，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就是说，亦黑迭尔丁对营建元大都工作十分重视和认真，不仅经常进行实地考察，而且还从早到晚在心里默默筹划，为都城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和智慧。
不知道亦黑迭尔丁是否受到过传统汉学文化的影响，但从他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规划中，完全能够感受到他是严格遵循中国儒家传统建筑模式的。例如，在亦黑迭尔丁的规划中，正方形的大都城，四面都有城门，城内街道笔直坦荡，城中正前方是皇宫，后边则是钟楼、鼓楼，东面是太庙，西面是社稷坛，周围还有商业市场，这是典型的儒家建筑规制中讲求的“前朝后阙，左祖右社”模式。当然，这种规划性很强的大都市建设，还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的威严和等级秩序。
作为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亦黑迭尔丁还注意到了城市的环境建设。他在基本完成都城硬件设施建设后，又着手在城里修建琼华岛（今天的北海），除了修整岛上原有的广寒宫外，还栽种了青松翠柏，并从江南移植了几百棵奇花异草。每当春草返青之时，红墙碧瓦隐现在鲜花绿树丛中，那种清幽和飘逸实在是美不胜收，而所有这些又倒映在碧波湖水之中，更添江南水乡的妩媚柔情。当然，这些措施不仅美化了城市建设，还起到了一种空气净化的作用。
不过，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留下如此辉煌范例的元大都，却没能留下其详细的规划方案和设计图纸，更不敢确定亦黑迭尔丁对于元大都建造的历史功绩。虽然收录在明《永乐大典》中有一卷《元内府宫殿制作》著作，对元大都的建造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但此书不仅文字冗长累赘，而且还没有作者署名。如今，此书又已失传，更无法考证其与亦黑迭尔丁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了。
短暂得不足百年的元王朝，都城规划建设刚刚初具规模，统治者还没来得及品味元大都的风采，就被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所取代了。接管元大都的是被朱元璋分封为燕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这位后来成为明成祖的一代枭雄，对元大都的营建十分用心，特别是当他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过皇位后，便一心想着要迁都北京。为了把北京建成世界一流的大都市，明成祖朱棣汲取了以往朝代都城建设中的经验，首先对城市作了通盘规划，用几条干线和支线把整个市区划成许多四四方方的小块，然后再在各方块中作细致的规划，所以明朝的北京城内街道十分整齐，还兼有比较完整的下水道系统。
不过，明王朝的北京城并不是元大都的旧址，而是有了很大的改建。例如：元朝时北京的南城墙在今天的东西长安街，而明朝就往南扩展了许多；德胜门外土城是元朝的北城，而明朝时则往南收缩了五里地；北京外城的建筑，则是因为明朝为了抵御蒙古人的进攻而后建的。还有就是北京的紫禁城，原先也不是元朝的皇宫，而是朱棣重新选择地点进行建造的。当然，明成祖朱棣修建的紫禁城也并非原封未动地保留到现在，而是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和改建。至于为什么要不断地进行改建和扩建，传说那是因为紫禁城过去经常着火，而着火的原因则是太监们偷盗后为了毁灭证据故意所为。确实，因为太监偷盗而烧毁宫殿的恶习一直延续到满清王朝结束，特别是光绪年间更是达到了极为疯狂的地步，就连他结婚大喜的前夕还烧毁了一些宫殿。
如果有机会，从空中鸟瞰今天的北京城，单不说那极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筑规模和风格，仅从北京城的风水外局来说也是十分奇峻特别的。记得古代描述北京的地理形势时，往往用“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等语言来形容，其中的辽、碣、太行、朔漠、军都和中原，在特定的时代都被赋予特别的含义，如“碣”就是秦始皇所指的东国门碣石。由此可见，北京城的外局大势是极不寻常的。确实，你看那巍巍太行犹如一匹骏马从南向北奔腾而来，与浩浩燕山相交、聚结，形成了风水学说中所谓的“龙脉”；那来自黄土高原的桑干河与来自蒙古高原的洋河会合成的永定河，没有简单直接地穿城而过，而是蜿蜿蜒蜒地滋润着北京城里的万千生灵，这完全符合风水学说中最佳的风水格局。
当然，奇峻的北京城还有巍巍皇宫紫禁城雄居在正中心，那可不是不简单的风水说所能解释的。紫禁城，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故宫，那它为什么叫紫禁城呢？又是何人设计建造出如此精妙绝伦的宫殿建筑群呢？
古时，历代新建王朝都要大肆建造宫殿，不仅供自己办公享乐使用，而且也是一种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诸如秦王朝的阿房宫、西汉的长安宫、唐朝的兴庆宫、宋朝的汴梁宫殿和元朝的大都皇宫等。不过，这些宫殿如今早已毁坏无余，只有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还巍然雄居在北京城的正中央。据载，封建时代皇帝自称天子，也就是上天玉皇大帝的儿子，而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被叫着“天宫”，也称“紫微宫”，因而皇帝便把自己居住的皇宫也比喻为“紫微宫”。既然是皇帝居住的地方，那自然是戒备森严的“宫禁之地”，绝对不是人们能够随便进出的，所以又称其为“紫禁城”。按照中国古代的星相学说，紫微星也就是位于中天的北斗星，故有“紫微正中”的说法。那么，明王朝把象征权力中心的紫禁城，建在当时北京城的正中位置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在紫禁城中，有象征天地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也有象征日月的后三宫中的日精门和月华门，还有象征十二星辰的东西六宫。总之，所有这些象征天、地、日、月、星辰的对称建筑群，都供奉着象征紫微星的中宫。
亲自来到现场验看实地，最终确定把北京北郊昌平州的黄土山作为皇陵祖地，并把黄土山改名为“天寿山”。如此，天寿山也就是明王朝所认定的“龙脉”源头了。从源头天寿山引至京城的“龙脉”当然不能也不应该与元朝的相重合，所以明王朝的中央子午线比元朝中央子午线东移了约一百五十米，将元朝的中央子午线向西方推移，使其处于主杀的“白虎”位置，也就是表示其灭亡的意思，这当然是风水学说中所讲究的。
“龙脉”确定之后，公元1407年明成祖朱棣就派遣泰宁侯陈珪主持北京宫殿的修建，而实际上主管工程技术的则是朱棣的亲信太监阮安和工部尚书吴中，其所属的主要设计人员有杨青、蒯福、蒯祥、蒯义、蒯纲和蔡信等。整个宫殿的设计是以南京明皇宫殿为蓝本，在元朝皇宫旧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而成。在紫禁城的设计建造中，设计人员严格遵循中国传统的建筑理论和风水学说，使其具有鲜明的皇家宫殿的建筑特点，如前朝后寝、三朝五门、左祖右社、中轴对称、前宫后苑等礼制，丝毫也不敢逾越。最有寓意的是，在紫禁城的所有建筑中都特别注重对数字“9”的运用。据说，古人把“9”看作是阳数的极数，也就是单数中最大的数，而皇帝是人之至尊，那么“9”也就是“数之至尊”了。皇帝为了在各个方面都要显示出自己的至尊地位，因而对于“9”这个数字自然也就不会放过了。如紫禁城里的房屋共有9999间，如天安门的城楼面阔9间，如皇极门照壁上的龙是9条（九龙壁），如太和殿内的巨柱是8个“9”共72根，如紫禁城大门装饰用的是“九路灯”，如每扇门的门钉也是纵横各为9个，共9个“9”81颗钉……
讲求迷信的封建帝王们对风水问题十分重视，像紫禁城这样最重要的建筑自然是不会忽视的。明成祖朱棣营建紫禁城时，就特别要求在紫禁城的北门外堆筑了一座镇山为后靠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镇山的作用，自然是风水理论中讲究的“藏风”。而与镇山遥相呼应的，还有紫禁城前面的金水河，其作用同样是风水理论中讲究的“聚水”。不管紫禁城的风水运用得如何，单从地理形势和作用上来讲，这座东西伸展、两端略向南拢抱的五峰形笔架山，确实为紫禁城起到了一种防风防沙的作用。而金水河不仅是紫禁城的前方屏障，而且其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紫禁城这如此庞大建筑群的周围，还修筑有高大厚实的宫墙，其在风水理论中表示的是“拢气”。其实，厚重的宫墙不仅“拢气”，而且还有着很好的防卫作用，同时也显示出紫禁城壁垒森严、巍峨磅礴的气势。
当然，在紫禁城的设计建筑中，设计人员还得考虑到皇家宫殿建筑的特点，不仅要富丽堂皇和均衡对称，还要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最高的建筑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就其建筑群体而言，要有庞大的规模、对称的布局、森严的防卫、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庄重的建筑环境等；就单体建筑来说，它的庄重庞大、富丽堂皇和显赫威势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所以说，皇家的宫殿建筑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共性，又有皇家建筑的个性，其个性不仅体现在上面所说的那些内容上，还有就是在建筑用料上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处处都要求精美绝伦、绝无仅有。而关于紫禁城的建筑艺术，那更是无与伦比。
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故宫紫禁城，它不仅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而且还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那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那中轴布局、左右对称，那高台基、大屋檐、多圆柱，那屋顶多样、等级分明，那屋脊上的“仙人”和“走兽”等装饰，无处不体现出中国皇家宫殿建筑的威严宏大和富丽堂皇。
当然，在紫禁城中我们记住的不仅是那精妙高超的建筑艺术，还有为此付出无比智慧和心血的中国古代工匠们。因为在那近乎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下，能建造出如此恢弘的庞大建筑群，在今天人们的眼里依然是一个奇迹，一个无法想象的奇迹。
作为中国最古老神秘的特有传统学说之一——风水，虽然其被赋予了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并不能掩盖它的科学价值，这一点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实践当中。在此，我们不妨以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为例作以解析。
前面，我们提到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并营建皇宫后，曾专门指派礼部尚书赵羾和勘舆家廖均卿等人到北京查勘地势，并首先确定了祖陵所在地天寿山。那么，修建皇宫与确定祖陵有什么联系呢？按照古老的风水理论，主山——基址——案山——朝山，是宫殿、陵寝等建筑中轴线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营建皇宫首先要确定“龙脉”，才能表明其皇位的正统和保证江山的稳固。朱棣选定北京昌平州的天寿山为皇陵所在地，也就是确定了主山“龙脉”的走向，其在北京城里营建皇宫就必须与皇陵在同一条中轴线上，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确认。皇宫紫禁城的基址已经确定，那么其营建的宫殿又是如何体现风水学说的呢？据《礼记》和《考工记》中表明，故宫紫禁城里的建筑处处都是按照传统礼制和阴阳五行学说来布置的。
传统礼制，无非是前面讲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中轴排列”和“对称均衡”等等体现皇家威严和尊崇儒学的做法。那么，什么是“五行”呢？五行，是中国先民在劳动中总结出来的，把天地万物的起源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的一种远古理论。早在战国时，五行学说就已相当流行，后来通过战国时著名的五行学家邹衍等人的潜心研究，发展衍生出了“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其基本原理是：以木为生化的基本物质，木主生，火主大，土主化，金主收，水主藏；而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也就是说的“比相生”；而金胜木，中隔水；水胜火，中隔木；木胜土，中隔火；火胜金，中隔土；土胜水，中隔金，说的就是“间相胜”。正是因为有了五行的相生相胜，才有了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才有了世间的万物生灵和所有的一切。例如，在《尚书·益稷》中用五行的原理诠释色彩、音调和性情，就有青赤黄白黑、宫商角徵羽和怒喜思哀恐，其他的还有什么五位、五兵、五宗、五官、五服、五味和五量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如此玄妙的五行思想理论，在皇宫紫禁城的布局和建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突出。
首先，我们从总体布局上来说，紫禁城分为前朝和后寝两大部分，而前则表示的是南方，从火，主大，所以前朝的建筑宽敞高大，被作为处理朝政大事的地方；而后表示的是北方，从水，主藏，所以后寝的建筑紧凑而狭小，是后妃们生活起居的场所。其次，从单体建筑的方位来看，紫禁城里凡是用于文治和读书学习等方面的宫殿建筑，多数设置在东侧，从木，从春；而属于兵刑和武备方面的宫殿，就多在西侧，从金，从秋。最典型的就是文华殿和武英殿的布局设置，文东、武西拱卫着中央三大殿，而文华殿还是皇帝御经筵讲学的地方，殿后的文渊阁则是贮存《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场所。就连皇帝在中央太和殿举行朝会大典时，文武百官也是按照文东、武西的序列站立在御道的两侧。再如，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的体仁阁和弘义阁，在明朝则被称作文楼和武楼。而御花园里的万春亭，也是一东一西，分列在中轴线的两侧。中央政府机构的内阁和军机处，原先分别为文职衙门和武职衙门，所以设在乾清门外的东西两侧。如果从北京城的整体布局上来看，同样也有体现五行原理的地方。例如，天下举子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就得从京城前方东侧的崇文门入城，然后在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里进行考试；而军队出师征战时，则从京城前方西侧的宣武门出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左祖右社，是《周礼》中确定宫殿规划的传统模式，千百年来中国的宫殿建筑始终遵循不悖。但是，中国的经学大师们却对《周礼》中的这一理论解释得混乱不堪，搞不清周朝人到底是以左为尊还是以右为尊，也就是说社稷和宗庙应该如何排列。然而，如果用五行理论来解释，就显得非常简单而明了：左即东方，在五行当中为木，主生化，而人类都是由祖先繁育的，所以把宗庙设置在东方，正好揭示了祖宗诞育子孙的德行；而社稷是国家、社会涵载君臣和人民，属收，正应了“金”德，所以应该是“右社”，把社稷坛设置在西方。
我们都知道紫禁城的主色调是红和黄，这从五行相生来说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即红属火，火主光大；黄属土，土居中央；而红、黄并用，就表示皇家的至尊至大，并以天下为中心。而从紫禁城建筑的色彩搭配上来看，针对各处建筑用途的不同，按照五行、五色也有适当的调整。例如，皇子生活居住的南三所不但地处皇宫的东侧，而且连瓦顶也是绿色的，这与历代所称“青宫”是相一致的，在五行中这从木，从春，表示皇子们正处在青春年少蓬勃成长的时候。例如，文渊阁这处建筑不用黄瓦红墙，而用黑瓦青砖墙壁，这就是因为黑色代表水，红色代表火，水克火，这样可以使易燃的书籍能免于火灾，所以书库是万万不能使用红色的。再如，位于紫禁城最南端的午门，是属于火的方位，所以一改青绿等冷色调，而用充满热烈气氛的红色为主。
在五行学说发展的同时，古人还把上天的二十八宿分作四组，分别配以龙、鸟、虎、武（龟）四种动物的形象，也就是所说的“四象”，并把其与五行、五方和五色相结合。即：东方表示青色，属青龙（或苍龙）；南方表示红色，属朱鸟（或朱雀）；西方表示白色，属白虎；北方表示黑色，属玄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确立后，也就成了四方的象征。如此，北京紫禁城的设计采用五行思想，而其城池的四周则运用了四象的原理。如南面的午门，又称五凤楼，凤为鸟类，实为朱雀。北门原名玄武门，康熙年间因避讳皇帝“玄烨”的名讳而改为神武门，玄武、神武，意义相同。五凤、玄武南北定位，则四方正位，完全符合了四象的原理。
在风水学说中除了五行之外，还有古老的“阴阳”理论，其最初含义大约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的为阳，背日的为阴。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却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中两种对立或相互消长的物质。就连《国语》和《老子》这样古老的著作中，也含有这种思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后来，阴阳学说同样经过战国末期邹衍等人的研究和发展，一直流传了整个中国的古代社会。甚至有人说，阴阳学说就是中国文化的鼻祖。这话的可考性姑且不论，但阴阳学说本身的合理性不容置疑，它对整个东方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皇家宫殿紫禁城中的运用，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例如，在前朝与后寝、东六宫与西六宫、宁寿宫区与慈宁宫区，以及各组建筑中造成的对比错落、抑扬得致、明暗结合、强弱得当的效果，就处处体现了阴阳的和谐性。如紫禁城之阳的前朝，其殿堂普遍比对应的后寝部分要高大，明显地表现出了阳刚之美；而后寝处在紫禁城之阴，其宫殿就小于对应的前朝殿堂，空间组合也显得紧凑而低小，表现出了特别的阴柔之美。再如东西各六宫的布局，则鲜明体现了两两相对、对称和谐、完整统一的审美思想，也就是阴阳结合之美。阴阳理论表现在数字上，即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所以紫禁城前朝所有殿堂的面阔、进深都是阳数开间，而后廷东西六宫的进深多为阴数开间。
无论是五行还是阴阳，也无论世人对风水学说承认与否，都不能抹杀其在皇宫紫禁城中的完美运用。特别是，因此而造就它那无与伦比的建筑美，实在是应该大力效仿和张扬的。如此，也就难怪梁思成不惜拼上身家性命也要予以捍卫了。
当然，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的巨人梁思成的眼里，北京城和故宫紫禁城又有另一番审美情趣。对此，梁思成于公元1951年4月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曾有细致描述。虽然这是一篇学术文章，但在文字表述中却有一种散文式的优美，故不能不摘录其中部分段落，在供读者了解梁思成关于北京城的学术思想的同时，也欣赏其在文学功底上的造诣：
构成整个北京的表面现象的是它的许多不同的建筑物，那显著而美丽的历史文物，艺术的表现；如北京雄劲的周围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第宅，民居。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每一类，每一座，都是过去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优美果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里，我们对它们宝贵万分是理之当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各种类型，各个或各组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的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它们的位置和街道系统如何相辅相成；如何集中与分布；引直与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所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怎样成为宏壮而又美丽的环境。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北京对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如果说上述是梁思成从北京市的“表面现象”所作的大致描写，那么下面则是他从他最为看重的“中轴线”格局所进行的礼赞：
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作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不仅如此，就连中轴线东西两侧和以故宫为中心的其他建筑布局也是世所罕见、壮美无比的：
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应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
对此，梁思成还充满想象地建议说：“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然而，面对这“一份伟大的遗产”，当时诸多的国人是不能认识到或予以欣赏的。
既然渴望以“梁陈方案”全面保卫这壮美无比的北京旧城已宣告失败，梁思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对已经不可阻止地进入了旧城的新建筑，通过规划的方式予以合理安排，尽量减少对北京旧城整体布局和文物古建筑的损坏。可没想到，自此梁思成不得不一而再地“退而求其次”，直到生命在已无完肤的批判中凄然消亡为止。
公元1952年春，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兼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子正的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责成陈占祥和另一位规划师华揽洪以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为原则，分别组织人员编制北京城的规划方案。至于为什么没有让梁思成来担纲组织编制这一规划，也许与他在“梁陈方案”之后连续发表文章或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强烈要求保留旧城另辟新区的行为有关。
梁思成靠边站了，陈占祥和华揽洪在编制北京规划方案中，不仅由于学术观点不同编制出了两个分歧严重的方案，而且后来这两个方案也毫无反应地靠边站了。关于华揽洪，笔者在《哲匠录》中没有查到关于他的点滴记载，想来他被编撰者列入了规划师或工程师的“另册”。不过，公元1912年出生于北京的华揽洪不仅是著名规划师华南圭之子，而且在16岁时就前往法国留学，且先后毕业于法国公益工程大学和巴黎美术学院建筑系，此后在法国马赛创立了建筑师事务所，曾完成有五十多项建筑设计。如此看来，将华揽洪打入建筑师的“另册”似乎不太妥当，虽然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多在国外，但这与当年朱启钤编撰《哲匠录》的宗旨并不违背，因为朱启钤曾在序言中有“凡于工艺上曾著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一言者，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悉数裒冣，而以‘哲’字嘉其称，题曰：《哲匠录》，实本表彰前贤，策励后生之旨也。”这样的一段话，故此即便华揽洪所设计的建筑作品在国外或他以工程设计为人所共知，但他作为建筑师的身份还是应该为其恢复的。不过，为华揽洪恢复建筑师身份的竟是梁思成。公元1951年，已经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华揽洪依然放弃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和全部家产，携法籍夫人及子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虽然华揽洪后来在编制北京城市规划的方案中主张拆毁城墙，但在他回国不久就在梁思成的举荐下担任了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的职务。于是，他也就有了与陈占祥共同编制北京城市规划的机会。
关于公元1952年陈占祥和华揽洪因为见解不同而编制了乙和甲两个方案，关于他们在各自方案中对城墙采取截然不同态度的问题留待下面详细记述，现就两个方案其他的不同点作一简介。
在华揽洪主持编制的甲方案中，他不仅主张拆除城墙，而且对北京旧城的原来格局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对此，新华社主任记者陈军在《城记》中这样记述说：他“把东南、西南两条对外放射干道斜穿入外城，与正阳门大街交汇于正阳门。东北、西北两条道路分别从内城东北、西北部插入新街口与北新桥，并引铁路干线从地下插入中心区，总站仍设在前门外。”而在陈占祥主持编撰的乙方案中，他不仅完全保留北京旧城原来那棋盘式的道路格局，将所有放射状的道路都相交于旧城的环路上，而且杜绝铁路插入旧城，将总站设在永定门外。对于中央政府行政办公区的设置，两个方案各有主张，甲方案主张适当分散布置，乙方案则强调集中在平安里、东四十条、菜市口和磁器口相围合的范围内。很显然，如果按照华揽洪的甲方案设置行政区，北京旧城的格局必然要被分散布置的行政新建筑所割裂；而陈占祥的乙方案则能更大限度地保留北京旧城的原来格局，这自然是“梁陈方案”思想原则的部分继承。
不过，无论是华揽洪的甲方案还是陈占祥的乙方案，当公元1953年8月梁思成奉命向北京市人民代表汇报时，两个方案都没能获得通过，原因则是这两个方案“在有些问题上和党对改造与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如何对待城墙与古建筑，工业区分布与道路宽度等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争议分歧很大。”其实，早在梁思成奉命向人民代表汇报的两个月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就已经聘请苏联专家为顾问，具体指导另外成立的一个规划小组，在甲乙两个方案的基础上重新编制规划方案。只是这个设立在动物园畅观楼上的规划小组，其中成员并没有华揽洪和陈占祥，更没有梁思成参加。自此，他们三人都被排在了北京城市规划的大计之外。
在这个被称之为“畅观楼小组”所编制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无论是对北京旧城格局和历史价值的评价，还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抑或是如何改造旧城和发展工业等问题，都提出了与梁思成或华揽洪和陈占祥的甲乙方案截然不同的观点。对此，公元1994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行程纪略》一书中刊载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几个问题”中曾这样记述说：
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在都市建设及建筑艺术上，它一方面集中地反映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过去历史时代的成就和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雄伟的气魄和紧凑、整齐、对称、中轴线明显等优点，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和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它是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当初建设的方针完全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筑物是皇宫和寺庙，而以皇宫为中心，外边加上一层层的城墙，这充分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
……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必须以全市的中心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使它不但是全市的中心，而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
把城市的中心区扩展到新街口—菜市口—蒜市口—北新桥这一环，作为中央及市级的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但不是所有领导机关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同时在这个地区亦要有必要的服务性企业、学校和住宅分布其中）。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现有十一公顷，须扩大两倍到三倍左右），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将中南海往西扩大到皇城根一线，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
……
在改建和扩建首都时，应当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它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的和不适于人民需要的部分，使它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必须加以区别对待。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对的；同时对古建筑采取一概保留，甚至使古建筑束缚我们的发展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目前的主要倾向是后者。
……
我们的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现在北京最大的弱点就是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这是和首都的地位不相称的，是不利于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也是不利于中央各工业部门直接吸取生产经验来指导工作的。因此，在制定首都发展的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发展工业的计划，并从城市建设方面给工业的建设提供各项便利条件。
很显然，这一规划草案要点完全是从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而编撰的，它并没有考虑到城市长远发展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对此，在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介绍这一规划草案出笼的报告中，特别是介绍由哪些人员所组成的这一规划小组中不难看出其政治色彩来：
从1949年起，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着手进行首都的规划工作。当时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巴兰尼克夫等同志曾提供许多宝贵意见，批判了“废弃旧城基础，另在西郊建设新北京”以及“北京不能盖高楼”等错误思想。……为了及早制定一个规划方案，以适应首都建设的迫切需要，并为了在讨论与研究过程中避免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我们又指定了几个老干部，抽调少数党员青年技术干部，在党内研究这个问题。市府有关各局的党员负责干部都参加了研究，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所提供的两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个规划草案——这是第三次修正草案。
随着这一草案的出笼和实施，梁思成保卫北京旧城的又一次抗争宣告失败。对于中共北京市委置陈、华两个方案及梁思成的建议于不顾而是另起炉灶的做法，他们三人意见极大。对此，新华社记者陈军曾根据梁思成的工作笔记进行了整理：
陈占祥说，他已不知规划工作如何做了，自己是谈得多，做得少，与资产阶级思想有关。他与华揽洪是建筑思想不统一，但有具体工作时较好些，他们合作的月坛南街就做得痛快，否则影响团结。几年来他采取分散的原则编制规划，当时也是必需的。以后建设宿舍、住宅，应以市民为对象，干部亦应当作市民看。拨地要先做好规划，争取主动。他对市委的意见是，做了小的，未做大的。市委做了许多具体规划，但这是小的，大的是计划部分，应把总的方针任务更多地明确一下，这样对工作的帮助可能更大一些。
华揽洪随后发言，提出规划编制工作的问题是指导思想不明确，当前与远景的关系应该有所分析，革命也要分步骤、看情况。例如，规划的年限问题，苏联是15年到20年，我们应该伸缩性大些，20年到30年。可是去年的规划草案一提20年，二提还是20年，这是如何决定的？应该解释一下。……又如，甲、乙方案编制之后，拟做丙方案，但做了交秘书长，无下文。……甲、乙方案无论在深度上或建设工作的联系上，都是走了第一步，方案出去后，总图搬到市委去了。市委也未继续，拟停下来了。在建筑艺术问题上，如何处理政治领导与创造者的关系？创作不能脱离领导意图，领导至少反映部分群众意见，但可能有部分个人趣味。自己对集体创作体会不深，深感领导指示太具体，不如让建筑师自己改。……
……
梁思成在发言中说，他对把规划编制工作拿到党内做的方式很有意见，目前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政策、没有领导，经济建设情况也不知道，只好道听途说，希望得到明确指示，因为自己直到今天仍不知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审查建筑方案，是狗咬耗子不解决问题，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内部，他与薛子正的意见又不一致。现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已不起作用了。自己的思想状况是，1949年不知请示、报告，不知依靠党，热情但主观；1950年生病休养，与实际脱节；1953年6月以后，对规划编制工作插不进手，自己也就知难而退了。……
事实上，梁思成虽然在都市计划工作上“知难而退”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保卫北京城的抗争，而是不屈不挠地采取“退而求其次”或者说是“步步为营”的策略，开始对被他“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北京城墙的保卫战。那么，这被梁思成称之为“中华人民的璎珞”的城墙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有着怎样的魅力竟使梁思成发出“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如此痛彻心扉的呐喊？而这一次梁思成的城墙保卫战能够获得胜利吗？或者说北京古老的城墙还能够得以保全吗？
据梁思成考证说，现在北京最早的基础是唐朝的幽州城，其中心位于今天广安门迤南一带。后来，北京城先后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改建，而真正形成当时凸字形状则是第四次改建。对此，梁思成曾撰文这样记述：
在明中叶以后，东北的军事威胁逐渐强大，所以要在城的四面再筑一圈外城。原拟在北面利用元旧城，所以就决定内外城的距离照着原来北面所缩的五里。这时正阳门外已非常繁荣，西边玄武门外是金中都东门内外的热闹区域，东边崇文门外这时受航运终点的影响，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所以工程由南面开始，先筑南城。开工后，发现费用太大，尤其是城墙由明代起始改用砖，较过去土墙所费更大，所以就改变计划，仅筑南城一面了。外城东西仅比内城宽出六、七百公尺，便折而向北，止于内城西南东南两角上，即今西便门，东便门之处。这是在唐幽州基础上辽以后北京第四次的大改建。北京今天的凸字形状的城墙就这样在1553年完成的。
北京凸字形城墙自明朝中叶形成后，直到民国年间并不曾有过大的改动，其完整的体形和附属建筑构成的壮美让梁思成赞美不已：
它为广大人民服务。现在前门箭楼早已恰当地作为文娱之用。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又有人建议用崇文门、宣武门两个城楼做陈列馆，以后不但各城楼都可以同样的利用，并且我们应该把城墙上面的全部面积整理出来，尽量使它发挥它所具有的特长。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个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然而，对于这样“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主张拆除者竟然大有人在，为此还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主张拆除者认为：1.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2.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是为保卫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建造的；3.城墙不仅阻碍城市交通，而且限制或阻碍了城市的发展；4.城墙由大量砖石筑成，如果拆除不仅可以利用其地皮修建公路，那大量城砖还可以用来建造诸多房屋。对此，梁思成于公元1950年7月在《新建设》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不仅认为以上“看法是有偏见的，片面的，狭隘的，也缺乏实际计算的”，如果再从“全面城市计划的观点看来，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见树不见林的”，而且还条分缕析地对于主张拆除城墙者的“理由”予以一一驳斥。
首先，梁思成认为城墙虽是古代防御工事，但只要利用的好，依然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梁思成说：“现代的都市计划，为市民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为解除无限制蔓延的密集，便设法采取了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区域的办法。小区域之间要用一个园林地带来隔离。这种分区法的目的在使居民能在本区内有工作的方便，每日经常和必要的行动距离合理化，交通方便及安全化；同时使居民很容易接触附近郊野田园之乐，在大自然里休息；而对于行政管理方面，也易于掌握。北京在二十年后，人口可能增加到四百万人以上，分区方法是必须采用的。靠近城墙内外的区域，这城墙正可负起它新的任务。利用它为这种现代的区间的隔离物是很方便的。”
除此之外，梁思成还为主张拆除者设想说：“隔离固然隔离了，但是你们所要的园林地带在哪里？”对此，梁思成不仅从城市的现状出发做了巧妙规划，还以此引导人们进行一次美妙的憧憬。他说：“城墙外面有一道护城河，河与墙之间有一带相当宽的地，现在城东、南、北三面，这地带上都筑了环城铁路。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甃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唯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古老城墙不仅有以上的现代功用，梁思成还从国防军事上予以考虑说：“假使国防上有必需时，城墙上面即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如此，“古代防御的工事”在现代不是“还能够再尽一次历史任务”吗？
其次，梁思成对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一说，很不客气地批驳道：“这是偏差幼稚的看法。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它今天是人民的博物院。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天安门上由毛主席昭告全世界的。”随后，梁思成又提醒主张拆除城墙者说：“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切建筑体形的遗物都是古代多少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杰作，虽然曾经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所专有，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是我们大家的民族纪念文物了。”
第三，梁思成对于城墙阻碍交通和限制城市发展这一主要论调，似乎不屑于聒噪太多，因为这个问题他曾多次发表文章予以解释。对此，梁思成认为：“这个问题只在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几个城门，便可解决的。”而“现代在道路系统的设计上，我们要控制车流，不使它像洪水一般的到处‘泛滥’，而要引导它汇集在几条干道上，以联系各区间的来往”，所以“正可利用适当位置的城门来完成这控制车流的任务”。另外，梁思成还认为：“城墙并不阻碍城市的发展，而且把它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如果发展它的现代作用，它的存在会丰富北京人民大众的生活，将久远的为我们可贵的环境。”关于这一点，已在梁思成首先辩驳中涉及，在此不赘。
第四，对于拆除城墙利用城砖进行其他建设的看法，梁思成不仅很耐心地算了一笔账，还从多种假设情况出发进行了分析。他说：“城砖固然可能完整地拆下很多，以整个北京城来计算，那数目也的确不小。但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公尺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一千一百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有二十节十八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八十三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八十三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使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一千一百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主张拆除者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费过脑汁，也许是由于根本没有想到，乃至没有知道墙心内有混凝土的问题吧。”
对于拆除城墙利用其地皮的观点，梁思成依然耐心地分析说：“苦心的朋友们，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呀，四面都是广阔的平原，我们又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人力，一两个野战军的人数，来取得这一带之地呢？拆除城墙所需的庞大的劳动力是可以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果实的。将来我们有力量建设，砖窑业是必要发展的，用不着这样费事去取得。”另外，“如此浪费人力”和物力所得到的结果，竟然是“要毁掉环绕着北京的一件国宝文物——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以及“对于北京卫生有莫大功用的环城护城河”。如此，“这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了”。
然而，关于北京城墙存废的争论，很快被执政者的决策所终止。对此，有一天梁思成从城里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北京市一位负责人在会议上所说“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如此，即便是代表科学和理性的梁思成也只能“知难而退”了。
随后，北京雄伟壮丽的城墙在北京市民义务劳动那嘹亮的号子声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