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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乾隆新政

雍正十三年(即 1735 年)的秋天与往年不同,冷雨一直零零星星地下着,天阴得很重。

八月二十四日晨。狂风呼啸中好像预示着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让整个大清朝的人们惊慌不安的消息。雍正皇帝暴卒于圆明园寝宫,消息没有被宫廷封锁住,如同落下的雨点一样在京城中传得沸沸扬扬。

没有人知道皇上的真正死因。不久,圆明园寝宫外飘舞起了白幡,宫内哭声响彻天地。好在传位遗诏就在“正大光明”匾后。在群臣众目睽睽之下,总管太监小心翼翼地从堂前悬挂着的顺治帝手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取出一个锦匣。

顾命大臣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率群臣跪在地上,开读雍正生前留下的密诏:“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今即遭大事,着继朕登位,即皇帝位。”

圆明园寝宫中哭声又惊天动地起来。弘历泪已哭干,只是跪在地上,看着皇阿玛的灵柩。张廷玉和鄂尔泰一起,将有些发呆的弘历扶到皇帝的宝座上。“万岁!”群臣三拜九叩,高呼万岁。弘历就在灵前受大礼,即了皇帝位。

此时的弘历一时想不出自己是在这儿干什么,他往前后左右看看,见两支铜鹤正散发着袅袅青烟,自己坐在正中的宝座上,虬龙盘螭的龙床又宽又大,使他几乎脚不着地,底下冰凉软滑的原是明黄软绸面,垫在宝座上的,弘历大惊,这不是皇阿玛的宝座吗?弘历吓了一跳,揉揉眼睛,再凝神去看,见眼前的丹墀上跪着一大片披麻戴孝的人。这时张廷玉膝行半步,大声说道:

“万岁节哀,大行皇帝已经龙驭归天了!”弘历这才捅开了一层窗户纸,心下透亮,明白皇阿玛是逝去了,自己觉得这般昏头昏脑就是为此,此刻自己已不是昔日的宝亲王,而是统御华夏,抚有万方的皇上了。好在弘历自小即受皇祖熏陶,干预政务,处危不惧,颇有君王之风,转念一想便冲下边的大臣们摆了摆手,脸上泛起一丝潮红,眼神中带着尊贵,却又有几分落寞,顾自叹道:“皇阿玛龙体欠安,迄今已是好几个年头,百法使尽,总不见好,前日还嘱我兄弟多忧劳朝

事,想不到事隔数日竟成遗语,今日骤登大宝,忆及先帝笑貌音容,怎不让人黯然神伤!”

张廷玉跪在下首,凝神听新皇上将话说完,不由得喟叹,宝亲王果然是不负先帝重望,言出即带无限机锋,鄂尔泰琢磨许久,也是一点即破,知皇上一直渲染先病情只有一个原因,话中之意是先帝决非暴亡,而是病逝,久病不愈终于天年,因此寝宫中血腥之气及皇上可能是被刺客杀死之事,必得永保机密,一思至此。叩头说道:“皇上不必难过,大行皇帝统有宇内,包括四海,十有三年,享年五十八岁业已属中高之寿数,先帝承圣祖英烈,修明政治,躬操政事,夙夜劳勤,实千古罕见之圣君,臣以为当遵祖宗成例予以佳号,奉安龙穴,此为当务之急,望皇上三思!”

“一切依祖宗成例!”弘历忆起此事张廷玉已曾提起,今又被鄂尔泰旧话重说,两人显是来前已互通声气,二位皆皇阿玛在日之顾命元老大臣,弘历此刻已完全适应了由宝亲王到万民之君这个根本的转变,龙椅也于霎时变得温暖软绵,暂压下心头有关皇阿玛之死的诸多悲伤,微微一笑说道:“鄂尔泰,此事就交由你和张廷玉主持办理,责成礼部及各司属,即日议定丧葬礼宜等诸般事情。朕心力交瘁,这就退朝吧!”

皇四子弘历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皇帝诸多厉害手段在即位不几天便使出来了,震惊朝野,人言纷纷,都以之为有道明君。乾隆上台后公布的第一道诏令即是为老九、老八之人平反。“胤禩、胤禟咎由自取、得罪已死,但其子孙仍为天胄支派,若俱摒弃宗室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誉科道各抒己见,确议是奏。”

这份诏令虽则一时拟出,却没少耗乾隆脑筋,胤禩、胤禟系皇阿玛一手整死,铁案如山,设若一举推翻,彻底为之恢复名誉,岂不是打皇考的嘴巴。若是轻描淡写一两句语,不切实题,又何谓平反,又怎能振雍正一朝之严刚之气,故而乾隆深思熟虑之下,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将责任加之诸王公大臣头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样乾隆既免了不孝、忤逆之责,又给皇考找了个优点——虚心纳谏,用心可谓良苦矣。一举既成,平反之势如排山倒海,喷涌而出。

一个月后,被雍正强行改名为“阿其那”(狗东西)和“塞思黑”(猪猡)的胤禩、胤禟之子孙重见天日,恢复名号,收入玉牒。此后接二连三,一大批被禁高

墙的宗室王公也翻了案,获得自由,都被释放回家,还有,乾隆那个冤死的二哥也被恢复皇子身份,收入玉牒。随着宗主王公的获释,全国上下一些无辜蒙冤,罪轻罚重的官吏士子,也从囹圄之下解放出来,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骁将傅尔丹,以明觉之罪处斩监候的总督蔡珽,以及诽谤程朱、发配军台的谢济世,均被赦免。一时皇帝的朱笔之下,每日都要响起一连串震动天地的惊雷,宽大政治和乾隆元年的春风一样。不但将新阜的“宽仁”送到了王府宫邸,也飞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乾隆继位后,虽然一心想掩盖父皇的暴死,可不知为什么,京城还是刮起了一股旋风,而且不几日这股旋风便吹得家喻户晓。那是一则不知从何处传出的消息,说雍正皇帝是被吕四娘刺死,吕四娘系吕留良之孙女,幸存之后从师学艺,师傅原本是明末帝之女——长平公主,对清皇帝也是切齿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师徒二人全力协助,于深夜潜入圆明园寝宫,将雍正刺死。如若消息是假,乾隆宽仁大量,自无可厚非,也不予查究。然而,雍正被吕四娘行刺而死,如今京城处处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说皇上遭了天谴,就差没说出死有余辜四字,算是给新君乾隆留了半分情面。这还了得!乾隆把老臣张廷玉招来询问。

张廷玉当然知道,而且已暗中作了调查,只是尚未查出结果,不过主意倒是早想好了,见乾隆一问,便收了面色,侃侃而谈:“臣子认为所谓流言蜚语,均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等时日一长,定不攻自破!”

乾隆又笑:“衡臣之见是要朕闭目塞听,自欺欺人?”

张廷玉头脑轰地就大了数圈,冷汗又出:“微臣确无此意,自听得飞短流长之日,即已着人明察暗访,只是目前尚无结果,所以从长远打算,而出此言。”

乾隆看他又是汗流浃背,知其所言非虚,也不想让他太过于为难,于是叹道:

“衡臣,不是朕出言无状,先帝鞠躬尽瘁,为国劳忧,死而后已,如今竟遭此诽谤,先帝九泉之下何以瞑目,朕又有何可立于天地之间?”张廷玉心想大行皇帝之死本就离奇古怪,横死之说是谁都会揣测一二的,如今你倒得了便宜还卖乖,欲以一己之利掩天下悠悠之口,大凡飞短流长,除非蓄意为害者,又何尝都是捕风捉影,空穴之说,你对着我穷追猛打,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可是眼前这个新帝乾隆心机比他老头子还深,不能以“沉默”面对,张廷玉无计可施,也只有仿效古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了:“皇上,臣下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乾隆从书案前探身起来:“如实讲来,朕恕你无罪!”

张廷玉牙一咬,心一横,闭着眼睛说了起来:“臣以为两害相权,必取其轻,事既已到此,为免先帝横死刺客之语成为口实,必得改弦更张,声东击西,皇上发诏以言先帝逝去的原因,以取代流言,阻住非议!”乾隆禁不住连声冷笑,他是真气了,张廷玉说了半天是把他逼到一条死胡同里,还是让他承认先帝之死并非正常,以弘历之仁,也有些把持不住,嘶声说道“好妙的主意,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让朕怎么下诏天下,以正谣言,如是一举,岂非更是掩耳盗铃,显出做贼心虚。”

张廷玉反正是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上,微臣本已明言,舍却此法无有他法,皇上明辨是非,大智大圣,臣一孔之见,皇上如认为不可,臣下别无他言!”

乾隆见张廷玉也动了真气,自己反倒冷静了下来,连连赔笑:“衡臣,朕是一时急躁,唉!先帝尸骨未寒,为子者容此等事体狂妄蔓延,衡臣,你再仔细考虑,朕心神已乱!”

张廷玉怒气渐息,低了声气:“皇上,为今之计,仍有一法,只是皇上至今正以仁宽抚民,骤然变严刑律,恐有不妥!”乾隆十分聪明,一点即破:“衡臣之意是射人射马,擒贼擒王?”

“正是!”“这马何处射,王又何处去找呢?”张廷玉精明老练,临急生智,方寸之间也已有计,于是沉声说道:

“若无别法,则也只有一途,找一个替罪羊,也可起杀鸡骇猴的效用。”乾隆皱皱眉头,姜是老的辣,可这辣怎么都觉得不太对味,便半讥讽半嘲笑地说:

“衡臣,这替罪羊一杀,人人自危,京师百官像一群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自顾不暇,朕又何以治国?”张廷玉心中有数,俯地奏道:“皇上,流言如风,况且又无明证,杀人儆尤,以为骇猴,可惩前毖后,至于人人自危之说,诚属多虑!

至于替罪之首,臣已有人选,普救寺道士贾士其,妖言惑众,按律当斩,罪大恶极,以之为此计张目,也非不可!”乾隆沉思很久,贾士其确实罪大恶极,非但妖言惑众,并且掳人妻女,先奸而后杀,实为死有余辜之人,前些天方被九城兵马司缉拿归案,暂押天牢,证据确凿,只待审理。如今百计无着,也惟有此法,反正除恶即扬善,于是沉声说:“衡臣,这事就归你办了,只收效而可,勿大事

张扬,至于先帝死因,亦可酌情理论,诏告天下,噢!对了!蜚语之因烦劳衡臣仔细盘查。”不久,道士贾士其被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斩首了。老百姓的窃窃私语一时间平静了。

已近夏了,天气燥热。秋蝉已经不停地叫唤。这天,乾隆坐着一乘小轿与侍卫张五哥默默地走在夕阳的余霞中。乾隆出了一头汗,时不时想将衣服扣子解开,碍于面子,只将一把折扇呼呼地摇。他们是去十四贝勒胤禵家里,胤禵自雍正元年即被吩咐去守陵,三年刚满,后受胤禩牵连,禁锢在家,至今已历近十年,未曾出门半步。雍正大丧,他虽是臣弟,因有先帝遗命,未能参加,其实乾隆事先派人通知了,胤禵执意不愿,以大行皇帝生前不愿见罪臣弟,何故死后搅他清静。

乾隆把这件事想了很久,皇阿玛谆谆告诫,老十四是伟丈夫,雄才大略,如能为你所用必如虎添翼。况且,老十四虽气性极大,谅他这数年禁锢,也磨蚀个八八九九了。可是乾隆心里依旧七上八下,他小时候见过胤禵,温文尔雅,囚禁几年之后,发了疯,整天呼天抢地地大叫,孤魂野鬼一般,夜间如柔鸟啼血,惨不忍睹。十年之后,人能变成什么样呢?谁知道十四叔会不会突然发了疯虎脾气,弄得他下不来台。也正是因为此,乾隆决定只带了侍卫张五哥,以免朝臣在侧,生了事端不好收场。

十四贝勒府还是原来的模样,在暮色下一片巍峨挺立,院墙足有丈五高,接层的痕迹极明显,是十四贝勒遭禁锢之后重新又砌上了一截以示警戒。其实,以此墙防十四贝勒明显是差了点劲儿。门口原有两只大青石狮子,冷冷清清像一个废弃已久的荒宅,高墙外杂草丛生,只有岗哨日常走动之地有一条踩出的道路,夕阳荒草,颓败门庭,总体给人萧索凄凉的破落感。

乾隆走进大门下的小门,此刻门里面木呆呆地站了两个笔帖式打扮的人,张五哥还未说话,那两位反应倒敏捷,厉声说道:“什么人?站住!”说着话就把腰间单刀“唰啦啦”抽将出来,作欲上状,张五哥也不惊慌,沉声斥道:“大胆奴才,还不下跪迎接,皇上来了!”那两位也未见有啥神情变化,“扑通”两声趴到了地上,猛地叩头,砸得青砖直响,乾隆也不生气,轻声说:“起来吧!”就径直走入了栅栏,栅栏是用手指粗细的铁棍焊制,非常牢固。乾隆进了门,四顾游目一番,忽然想起,回头问那两个战战兢兢跟在身后点头哈腰的笔帖式:

“十四爷没睡吧!”两人连连躬身回道:“回皇上话,十四爷每天都四更天以

后入睡,这几日身子骨儿不好,只怕这会儿还在炕上养神呢!”

“你们前头带路!”乾隆说着便往里走,两个笔帖式连声叫:“是”,转身从门房里挑了两个灯笼出来,弯着腰往前走。天已全暗了,灯光能照亮眼前的方寸之地,还是朦朦胧胧的,过了朱漆剥落的二门,院里更黑得难走,像一步踏进了幽冥地府,满院子都是青蒿、野草棵子,长得有半人高,几个人就从杂棵掩映的一条凸凹不平的小路上走过去,草丛中不时有簌簌的搅动声,远处在暗淡的西瓜灯下站着几个佝偻着腰的老太监,不时一声声咳着,屋里一盏青油灯放着冷森森的光又从窗纸上泻出来,乾隆知道那灯下便是早已没有昔日叱咤风云的十四阿哥,他的亲叔叔胤禵了,想起昔日十四叔得宠之日,十四贝勒府仆从如云,欢声雷动,又怎知有今日颓境,心下凄然,加快脚步进了屋子,轻叫了一声:“十四叔!”青幽幽的灯光下,映着张檀木大床,床上凌乱的被服包裹着一颗头发同样凌乱的头颅,身子整个在被窝里埋着,脸冲着墙,乾隆看不清楚,却知道他就定是十四叔胤禵,想起小时候被十四叔抱着骑在马背上,那时的胤禵,雄姿英发,虎背熊腰,可是如今呢?张五哥往前跨了一步,鼻尖差点碰到了胤禵的头发,似乎一个哆嗦,张五哥猛然又退了一步,捂住鼻子叫道:

“十四爷,皇上看你来了!”一语说完,突然悟出了什么,立刻把手又从鼻子上放了下去,脸上神色却极尴尬,乾隆也已闻到一股腥臊恶臭味,却凝立了不动“皇上……看我?”胤禵在床上动了一下,侧身向外,喉间一阵咕哝,才翻身坐起,满含敌意地盯着张五哥,把张五哥吓得一连退了几步。乾隆已有许多年没见过十四叔,强抑悲痛,灯下望去。见胤禵看上去足有五十多岁年纪,半苍的发辫蓬乱成了一绺一绺,脸色苍白憔悴,极像十三叔怡亲王胤祥,只是面相呆板了些,那两只眼睛隐在板刷似的眉毛下,在灯影里幽幽放着蓝光,张五哥就是被他这眼光吓退的,此刻见这个罪人见了皇上居然稳坐不动,一脸麻木冷漠,心中有气,碍于皇上在屋,却不敢发作。半晌,幽幽灯影中,胤禵的眸子动了一下,冷冷说道:“皇上,你是来赐鹤顶红的吧!”鹤顶红是毒中之冠,王公大臣赐死常以之配备毒酒,所以胤禵有此问,乾隆一颗心如被猫咬犬撕,近前一步,躬身施了半礼,声音哽咽着说:“十四叔,你误会了,十四叔明日就要出这牢笼,怕请安来迟不恭,特地来看十四叔!你身子骨儿可还康健?”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多劳皇上关心,可惜呀!”胤禵嘴里像含了冰块,

声音颤抖得如同风里的秋叶,却又带着沁入骨髓的冷意:“哀莫大于心死,皇上也见了,反正到了这一步,放不放都无所谓,不过呢!放了我对你父亲是背叛,却可以给你换个好名儿,不放呢?你倒不失为一孝子!”胤禵半调侃半揶揄的回答把张五哥气了个半死,心说你不就是个犯人吗?搁我张五哥手里,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乾隆心中酸楚,况且事先已早有准备,别说是胤禵说话难听,就是从床上跳起来打他一顿他都不会挣扎半分,因此等胤禵说完,又趋前说道:“十四叔,您不记得了,侄儿小时候和十四叔学骑马,在避暑山庄那块大草地上,咱们……”

“别说了!”胤禵身子猛地抖了一下,眼中莹莹,似有泪光:“说这个无用,当初你阿玛就是在这个屋里对我暴跳着说,我犯了谋逆罪,念及手足之情,从轻处置,将我予以圈禁,我说既然如此,谋逆在十恶之中,不若一刀砍了我,你也省心,你阿玛冷笑着说,我想让他背上杀弟的罪名,遗臭万年,他就非要看着我在这活棺材里幽闭而死,他才心安哪!”

胤禵说着说着身子一阵乱颤,到底还是止住了,声音骤然抬高道:“如今新君既来,胤禵仍是老话,要杀就杀,我胤禵皱一下眉头,都不是好汉子!”

乾隆凝视着这个倔强傲慢的十四叔,久久才叹道:“十四叔,你与皇阿玛之事,责不在我,况且早已过去,如今朕前来,绝无笼络叔叔之意,也不诽议皇阿玛是非,只是……只是……”

乾隆想起皇阿玛临终前日子所说的那些忏悔之语,又想起皇阿玛身首两分,死状之惨,无与伦比,不禁悲从心中来,号啕大哭,边哭边说:“只是十四叔与十叔之事,皇阿玛殡天之前源源提及,说是当时受奸人挑拨,又在气头上,处理重了,还有大伯,八叔他,都要我遵从遗命,代他完成心愿的……”乾隆将阿玛之话一句一句全述下来,好像觉得又是那天在寝宫听皇阿玛忍痛倒出那段心酸往事的样子,竟自泣不成声,无法再说下去了。

胤禵本来对这个侄子就没有太多恶感,十多年郁积之情早已呼呼欲出,此刻见乾隆捶胸顿足,涕泪交流,也是真情自然流露,不带半点矫揉造作,心中的感情“呼啦”一声如决堤洪水般涌将出来,竟从床上翻身滚落地上,辗转跌撞,号啕大哭:“老天爷,你咋不公平啊!”

胤禵一哭而不可收拾,十多年的不平,愤懑,坎坷,委屈全化为苦水,从眼

里、嘴里、鼻孔里涌出,他声嘶力竭地哭了一阵。“皇上啊皇上,你知道在这活棺材里整天囚着是什么滋味?你有七个叔伯都埋在里头,埋死了呀?我想死都死不成啊!”乾隆热泪长流,想想十多年就只蛰居在杂草荒芜的小院里,看蓝天白云嬉戏,再正常的人也得给憋出病来。心头一阵发紧,俯身将胤禵挽起,扶他坐在椅子上,胤禵瘦削的身体好像因激动而瑟瑟发抖,乾隆镇定心神,柔声叫道“皇叔,或许这都是天意,人力没法改变,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皇叔当年雄风,朕至今仍记忆犹新,皇叔暂且先休养身体,这些天多到外边走走,去看看十叔,你们俩好好聊聊天。”

胤禵摇头苦笑:“人都这样了,还谈什么雄风,一天能有两个时辰出去走走,我已很知足。老十前两天见过了,一改飞扬洒脱之气,满口华严,必是……”

乾隆知他想说胤禵是失了心性,忙将话题岔开、强笑道:“皇叔,您以前在西边用兵打过胜仗,这些天西边又紧张了,朕想着皇叔先将用将用兵利弊写写,上个条陈,以后还要皇叔重振雄风,效命西疆呢!”胤禵眼中热泪横流,喃喃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乾隆又谆谆告嘱了几句,才告辞出来。出了十四贝勒府,乾隆站了很久……

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注意到新君登位后雷厉风行地办理国事,为“冤狱”翻案的一系列举措。大家的眼光都很锐利,看到乾隆所作所为等于和先父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雍正皇帝一生以高压治人,将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手下的大臣也都唯唯诺诺,不轻易表态。乾隆也感到他这个新皇帝和元老重臣之间,有一种难以沟通、各自为战的孤独隔阂感。他可以不像父皇那样对兄弟下手毫不留情,但是他必须首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决不姑息养奸,要给他们当头一棒,打得他们无法再站起来,然后才示以宽俭。“众口难调”,这是乾隆得出的最直接结论,这时他才意识到一切的一切仅仅才是开端,然而,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舵手,驾驭大清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终至大治。他有信心,爱新觉罗家族的热血本就是桀骜不驯的,永不服输的,如今已点点滴滴渗入他心中……

乾隆提出将伯叔胤禵、胤“酌量宽宥”,接着很快将两人释放,还给他们爵位。乾隆还主张将十四叔胤禵被囚禁十三年的俸禄补发给他,但被胤禵坚决拒绝了,为了补偿这个皇祖的十四子、他的十四叔,他最终还是于十三年封胤禵为恂

郡王。

在恢复皇室人员一定地位的基础上,对受牵连的其他宗室人员,乾隆也主张根据情节轻重适当放宽处罚,一定程度上恢复他们的自由。

乾隆政治上的精明,体现在他采取如此等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时候,总忘不了要在舆论上做一番铺垫,找到一定的理论根据,以便给人一种“敬天法祖”的印象。他为几个叔叔翻案,本来明明白白地使雍正帝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偏又打出皇祖康熙帝的旗号,这是颇有意味的。为此他说:“谨查康熙五十四年增修玉牒时,圣祖仁皇帝将从前革去宗室莽古尔泰、德克赖、阿济洛等子孙,加恩给予红带,收入玉牒。此即圣祖加恩之成宪也。今应遵照此例,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这样就使走父皇雍正帝强硬路线的朝臣没有反驳的余地,“执中”方针名正言顺地得以贯彻。

雍正年间,年羹尧案是仅次于胤祀集团案的另一大案件。雍正三年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天象,为了讨好雍正帝,年羹尧报奏祥瑞,却弄巧成拙,不小心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正想找年羹尧岔子的雍正于是抓住了治罪年羹尧的借口,认为他心怀不敬,治以狂悖之罪。其实在今人看来,“朝乾夕惕”

这个词语前后两个字顺序颠倒并不影响语意,今人为了活用旧词,往往翻新增趣,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罢了。皇上欲加臣子的罪名,正所谓何患无辞。最后雍正给年羹尧罗织九十二条罪状,革职削爵赐死籍没,年羹尧的幕宾邱鲁、汪景祺也被处死,亲属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并且以冒滥军功为借口,将一批在青海、西藏立功的文武官员革去职务,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年羹尧的部下。

乾隆原本就认为父皇雍正帝对年羹尧等人的处理过于严苛,因而即位后不久,就特别谕旨吏部、兵部明确指出:年羹尧冒滥军功案件中的革职人员,“实因当日年羹尧营私作弊,伊等遂萌侥幸之心,其罪尚有可原。其革职人员内,未必无年力精壮,才具可用者。著明行文该旗都统等,该省都抚等秉公确查。”在这一谕旨中,年轻的乾隆弘历一方面先是维护父皇惩治年羹尧的正确性,一方面表明株连太多其他人员显得罚不当罪,并且明确要求起用“年力精壮,才具可用者”。

在当年处理年羹尧所引起的文字狱案件中,案件牵涉人员家属基本上都是无辜,乾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而着手从宽赦免。元年三月六日,他谕令总理事

务王、大臣说:“朕重新审查了汪景祺的有关旧案,也明白汪景祺狂乱悖逆,罪情不容宽恕,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发遣宁古塔者,开恩赦回。

其族人牵连革禁者,悉予宽宥。”为汪景祺案牵涉的无辜人员澄清事实,并且“开恩赦回”,这是一项极好的善政,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普通士大夫和平民的理解,从而扩大了群众基础。

同时,对于受隆科多案而遭到株连的查嗣庭案,年轻的乾隆也进行了澄清,他明确表示:“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年轻的乾隆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翻案举措,说明他的确在尽力纠正前朝刑狱案件兴株连的弊端,以树立乾隆朝推行新政的气象。前朝所做下的种种罚过其罪的案件,牵涉了很多无辜,有的官员被罢斥、废免,有的一直在看押之中,乾隆都根据不同情节加以重新起用、释放。刚刚即位,乾隆就对雍正朝革职的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四个人首先给予起用,并且解释道:“伊等获罪之由,尚非贪婪犯赃者可比,且尚有可用之才。”这四人都在乾隆朝担任了地方大员,成为乾隆的积极支持者。

原任云南巡抚杨名时,由于整饬官吏科敛,核实州县需要数目,酌定征收钱粮,减少对百姓的加派,结果使云南地方税收额下降,雍正帝把这一行为指责为“徇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革职在云南待命。乾隆元年,乾隆弘历召杨名时进京,旋即加以重用,任命为吏部尚书。对雍正时期因参劾田文镜而被投进监狱的李绂、蔡珽,还有因此被流放充军的御史谢济世,乾隆也予以赦免放回议叙重新使用。被雍正帝判罪的军中将领,如傅尔丹、陈泰、岳钟琪因为对准葛尔用兵失败而被判罪,乾隆以岳钟琪平定青海有功,傅、陈二人“祖父俱有功勋”

为理由,或平反或谕旨释放他们回家。

被借故降革的八旗将领,乾隆也一概予以宽免,并且尽力加以使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登位不久,就决定赦免明亮等五十九名犯法欠帑旗人;而对觉罗查克散等不符合赦免条件的十名旗人本应追究的各项银两,则“俱著豁免”。对此案中被判以充军、戴枷监禁、扣俸扣饷者及其妻子家属,都一概加以宽免。

乾隆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卓有成效,他以“宽

则得命”,“君臣相得则治”的儒家传统政治方针出发,从皇室宗亲,到清廷重臣以及普通八旗将士、降革官吏、文人儒士,几乎没有一处不涉及到,给予他们以原有的名誉和地位,甚至加以重用,极大地团结了一批人,为他新的治政方针服务。从整个社会效应方面讲,很大程度上平息了雍正晚年众臣对严猛政治不满的情绪,增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奠定了统治基础。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登临大清皇帝位,虽然名正言顺,没有什么阻隔妨碍,但他所宣布的新政方针未必一下子为众朝臣所接受。父皇雍正以严苛著名,众朝臣已经习以为常,乾隆要想使政局平稳过渡,采取“宽政”,就必须有一定的策略,以免引起大的风波,于是他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借助雍正帝的名义推行新政。

堂堂一朝皇帝,想推行新政却不能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愿望,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康熙帝玄烨执政的时候,经过长期战乱,清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人口锐减,百业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施行宽政是必然的要求,即所谓“非遍覆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到了康熙末期,康熙帝对臣下的一些不法行为了如指掌,但仍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主张施政宜宽不宜严,以换取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效忠尽力。结果形成了“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几乎无法收拾的局面。

四十五岁的雍正帝继承帝位之后,由于目睹康熙朝晚期的种种弊端,必然会加以匡正。

雍正帝胤禛继位后,遵奉矫枉过正的法则,鉴于前朝政务的松弛,采取了从严治政的施政方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治腐败的目的,但是严格到苛刻地步的政策,也给雍正王朝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

鉴于诸多的施政之误,乾隆登位以后,认真分析了皇祖、皇父时期的施政方针,特别是目睹了雍正帝施政过于严苛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认识到正是因为施政过于严苛,导致雍正朝出现接连不断的大狱,株连甚多无辜,君臣惶恐。然而由于雍正朝所形成的严政体制和官员风气,他采取“执中”施政方针,由过去的严酷到宽容,从烦苛到宽松,说着容易做着难,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有相当难

度。这之中一个最起作用的原因来自传统的作用,即所谓“三年无改父道”。清朝的诸位皇帝都一脉相承地强调“敬天法祖”,敢于明目张胆与祖宗唱对台戏就是大逆不道,是不肖子孙。这样一来,大凡新帝登位,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赞颂先帝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遵循父皇旧制、扬祖先业绩。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要指责前代君王的弊政并加以废除和纠正,必然会冒一定的风险,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忤逆不孝、擅改祖制的罪名。因此打破“三年无改父道”陈规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新皇帝即位之初,威望还谈不上,所使用的朝野官员,基本上都是先皇倚重的臣僚,以前的弊政都是经由他们亲手办理。这些官吏借助诸多弊政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很多人就是凭借严格执行苛政而平步青云,要他们一下子转变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想,毫无保留地革除过去的弊政,用句俗话来说就是“自己打自己脸”,肯定是阻力重重。

在此情况下,乾隆只有借助父皇雍正的名义推行新政,这才是较好的策略,不至于引起旧时臣子的过激反应,起码使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对,而待局势日渐稳定,完全建立了俯首听命于他的统治体系以后,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其实,雍正当政的时候,的确也不是没有做过改弦易辙、实行宽和政治策略治国的考虑,只是过去严苛的政治方针已成为定规,马上转变会造成政治混乱,而且正处在这种思考状态的时候,他却撒手人寰,只好把遗志留给儿子乾隆。雍正帝生前的思想转变并不为普通大臣所了解,于是乾隆采取“执中”新政时,在朝臣中引起异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雍正帝生前虽然有转变治政方针的想法,却没有留下正式的遗诏,而乾隆借口说他按照父皇的遗诏采取新政之时,无法向众朝臣公开渝告,因而处境是尴尬的。加上乾隆在处理几个叔叔的问题上明显有背雍正生前的心愿,因此一些大臣心怀异议同样也是一种自然。

话又说回来,雍正帝电是一位精明无比的帝君,否则难以在康熙帝众多的皇子之中独占鳌头。他曾经在“遗训大诏”中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于是乾隆曾经宣称:“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吏政,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

时更化,所以导之于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以臻平康之治。如兵丁之宜有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

在这番话中,乾隆一方面肯定康熙帝以宽治政的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国家太平、人民乐业,促使社会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肯定父皇雍正帝采取严猛的治政方针是出于国家形势的需要,有利于为纠正政策过宽出现的种种弊端,所以整饬朝纲,还是为了“惠爱”百姓,根本目的与康熙帝是一致的。乾隆之所以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是为了进一步阐明“执中”新政与先朝完全一致的观点,巧妙地论述了所主张的“宽”政是一项继承先朝遗志的善政,因时制宜,以柔克刚,与父皇的政策没有什么冲突,从而名正言顺地要求众朝臣积极配合他的新政加以推行,不可因此废弛政务,否则就会加以严惩。

乾隆向众朝臣费尽周详地解释说,雍正帝严以治政是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政治过于宽纵的弊端,而他如今修正雍正帝的严苛之政,同样也是形势需要。

经过反复诠释,乾隆借助父皇的名义推行新政,笼络了前朝旧臣,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众朝臣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位年轻的皇帝以及他所推行的“执中”

政策。与此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孝敬祖先的美誉——经过宣谕和解释,证明他不但没有超出“敬天法祖”的原则,而且做得相当好,为进一步加固手中的皇权奠定了舆论基础。

雍正突然去世,遗留给乾隆最急迫的事,莫过于西南和西北的民族问题。他说:“目前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

乾隆一登位就明确强调“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坚持改土归流政策,加强对苗疆的管理和统治。其实所谓的改土归流政策,早在雍正时期就开始执行,只不过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些改土归流的地区被称为“苗疆”或“新疆”。

在苗疆,裁汰掉苗族土司、土官、土目,设立由中央垂直管辖的厅、州、县体制,以便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一管理,使中央的有关政策能够更为畅顺地推行。在人事任免上,由中央任命满汉官员辖治,管理当地苗、汉人民。乾隆坚决执行改土

归流政策,可以说是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重要表现,由此减少了民族矛盾的发生。

在雍正朝对苗疆规整的过程中,许多土司不愿放弃祖宗传承下来的特权,再加上当时任命的官员管理不善,甚至借机鱼肉百姓,促使了苗疆人民的反抗,以至于发生变乱。譬如雍正十二年七月,苗人老包宣传“苗王”出现,借此号召百姓团结起来举义。十三年二月,由于政府官员征收钱粮没有处理妥善,古州治下的八妹、高表等寨苗人起兵反抗朝廷,台拱、清江各寨苗人积极响应,攻打清军驻守官兵的营房,当时聚众一度达到两万多人,事态迅速扩大。省府州县文武官员都是养尊处优习惯了的庸碌之辈,面对苗人的变乱,毫无应变能力,自然没能进行积极有效的剿抚。雍正帝不得已,只好调兵遣将进行征剿。十三年五月,中央成立办理苗疆事务处,弘历就是经管此事的大臣之一。谁知正当苗疆改土归流处于危急关头,雍正帝于八月二十三日病死,弘历继承皇位,继续坚决执行改流政策,军政形势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在雍正帝去世前的三个月中,弘历经办苗疆事务积累了一定经验,因而对苗情、军机、政论和父皇基本意图都很了解。最初雍正决定处理苗疆事务的时候,曾经派遣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钦差大臣,与果亲王胤礼、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户部尚书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满族尚书宪德、工部尚书徐本等一道“办理苗疆事务”。但张照却偏袒副将军董芳,主张招抚,“痛加丑诋”贵州提督扬威将军哈元生,使两个将军之间出现裂痕,甚至专注于划分双方之间的辖地,并不致力于征剿,因而贻误了军机,使官兵军纪松弛,杀良冒功,出现征剿不力状况。

乾隆即位后,重新调整苗疆征剿事务,两次降谕严厉斥责钦差大臣张照,并于八月二十八日解除他的职务。作为一朝新皇帝,他给张照所定的罪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奏请抛弃苗疆,极力说新开辟的苗疆领土“当因其悖乱而降旨弃绝”,这显然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二是张照曾经假传圣旨,说雍正帝曾提出“弃置新疆”,并将这作为“秘奉弃置之谕旨”,并转告扬威将军哈元生;三是张照到达贵州以后,心怀偏袒,“扰乱军务,罪过多端”。

张照的确怀有私心,去贵州做“抚定苗疆”的钦差大臣是他自己的要求,原因是他与大学士鄂尔泰一向有矛盾,他看到苗疆变乱而且雍正帝指责鄂尔泰措置不当,于是就想借机打击政敌。但张照作为一个文臣,既不懂兵法,又不熟悉苗

疆事务,怎么能够胜任抚定苗疆钦差大臣一职呢?因而贻误军机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就毫不奇怪了,而乾隆对他的定罪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其他方面的罪责就有点强加于人了。

其实,张照当时提出弃置苗疆的想法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按照雍正的旨意上疏奏请,“弃置苗疆”首先是雍正鉴于苗疆事务难办提出来的,而乾隆之所以把罪名都罗列到张照头上,一方面是要维护雍正帝的尊严,另一方面则是要坚决清除有弃置苗疆主张的朝中势力,以便执行用兵苗疆的方针。这一点,乾隆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而且合情合理的,如此则为维护疆土的统一完整提供了保障。

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为了有效平定苗疆叛乱,官员队伍必须改造,乾隆为此采取了一项有效措施,就是更换领兵统帅,惩治失职官员、将领。刚一即位,他就撤掉张照的职务,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大臣,统领苗疆军务,从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所有官将都要听从张广泗的节制调遣。另外他还多次降旨,对张广泗表示抚慰和勉励,对他寄予厚望,为此他说道:“苗疆事务旷日持久,事关重大,至今没有什么头绪,所以朕命令你为经略大臣总统军务,一切惟卿是赖。”此外,乾隆还让张广泗兼领贵州巡抚,增拨专款一百万两白银作为兵饷。张广泗为此十分感激,发誓竭尽全力平定苗乱以报君恩。

随着张广泗的到任,乾隆开始进一步整顿苗疆军政人员。经过人事调整,副将军董芳的靠山张照被撤职,而董芳也仅以招抚为事;至于扬威将军哈元生则因事先不能对张照、董芳等人加以防备,用兵又观望迟疑,筹谋不得方法,调度不力,最终造成错失军机;原贵州巡抚元展抚绥不当,玩忽职守,轻视民命,并造成文武不和,统统革去职务,命拿解到京,严加审讯定罪。

人事权力统一以后,赏罚分明,保证了平定苗乱走向成功。

乾隆虽然执行进剿苗乱,但也有分寸,对剿、抚做了明确规定,禁止滥杀无辜,试图以德威并济取胜。

是年九月二十一日,乾隆晓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经办苗疆事务王大臣,要求不准官兵焚毁被迫胁从的苗寨,更不准屠杀老弱子女,以免“益坚其抗拒之心,于剿抚机宜,殊为未协”;但在另一面,也不要太宽纵叛逆,造成“逆苗并不畏

威,兼不怀德,则亦非一劳永逸之计”,这一政策基调实际上就是“执中”二字。

十一月十八日,年轻的皇上再次谕示总理事务王大臣以及经办苗疆事务王大臣,命令赦免投诚苗众的罪行,要他们传谕经略张广泗,向苗民明白晓谕:“除怙恶不悛者定罪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贳其罪,予以自新,务使边宇安宁,百姓乐业,以副朕义安海内,一视同仁之意。”这种剿抚并用,情理分明的苗疆政策,比起雍正朝的有关政策更为适用,必然会更有利于促进苗疆事务顺利解决。

招抚不等于不用兵,否则以前雍正帝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乾隆登位以后,再行发出用兵苗疆的命令,特命经略大臣张广泗总结了以前半年多战争的经验教训和利弊得失,认为过去之所以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抚政策不定之外,军事也存在严重失策。当时“合生苗、熟苗为一,分战兵、守兵为二”,因而真正用到征剿上的兵力实在太少,所调遣的六省官兵虽然有几万名,但绝大多数用到了“大路沿途密布”上面,普天撒网,过于分散,实际用到攻剿的军队仅有一二千人,造成东西奔救,顾此失彼的用兵窘状。为此张广泗建议集中兵力,分化生、熟二苗,暂且安抚熟苗即较为驯服的苗民,“责令缴械,以分生苗之势”,然后以三路大兵合力直捣生苗老巢,使他们彼此不能相互救援,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然后再行进攻各个从逆熟苗,以期一劳永逸。张广泗的进军方案,可以说相当严密,也是可行的,乾隆甚以为然,因而对于张广泗的所有奏请,一概批准。

乾隆元年八月,张广泗分兵八路,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剿抗拒不从的苗寨,并严格按照乾隆的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政策,对官兵约法三章,从不焚毁苗寨。

在进攻牛皮大箐时,虽地形易守难攻,但张广泗用兵有方,命令诸路军马分别扼守箐口,重重合围,逐渐逼近,官兵不惧艰难困苦,加上允许苗人自相斩杀除罪政策,生苗的祸首全部被擒杀,俘虏上万计,还有许多因饥饿、跳崖而死,折腾一年多的苗疆,终于平定了下来。

综而观之,乾隆登位之初,便摒弃一些庸劣大臣妥协退缩的错误主张,惩办失职将官,坚持用兵平定苗疆叛乱,坚决执行改土归流政策,力挽狂澜,扭转了过去一度失利的战局,最终取得平乱的胜利,为维护国家统一完整做出了贡献。

虽然是专制社会,但前皇驾崩,新皇登位,旧臣侍新主,未必都心服口服,

这也算是正常现象。在众朝臣看来,年轻的乾隆弘历采取的“执中”政策,相对于雍正帝的既定方针来说就是在唱反调,前严后宽,这使已经适应雍正严苛之政的一派朝臣思想上转不过弯,有的不仅不能认同,甚至公开加以讥讽。时任四川巡抚王士俊就是这样一个反对新政的强硬派典型。

这个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雍正元年开始担任河南许州知州,雍正六年被晋升为广东布政使,三年后又擢升河北巡抚,又过一年升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

可以说,王士俊在雍正朝深得皇上赏识,平步青云,官职扶摇直上,自然是因为迎合了雍正帝的严苛政治,否则自不会如此顺达。

在河南,巡抚王士俊的前任是田文镜,曾严厉督促地方州县开垦荒田,其实也并非什么恶政,如果处理恰当,应当说值得称颂,问题是他百虑一失,经常以少报多,只一味迎合雍正帝胤禛的劝垦意旨。王士俊接任河南巡抚后,不加收敛,反而督促更加严厉。他授意州县官员尽量多报开垦数目,并且暗中传言,多报则超迁议叙,少报就会借端加以严厉批评,并且上疏弹劾。河南的地方官员畏惧王士俊的权势,希望得到他的宠信,自然乐意上报新垦大量荒地,全省上报数目达到数千顷。其实这几千顷开垦的荒田大多只有虚名,不过是将新垦地亩的起科钱粮,分摊到现有实际地亩当中,名目上是开荒,而实质则是向百姓加派赋税。

乾隆登位以后,户部尚书史贻直上疏,极言河南垦荒的种种弊端,揭露百姓受到极大的扰累。于是乾隆传下谕旨,斥责田文镜对河南地方苛刻搜求、崇尚严厉的政风,结果使属员又“承其意指,剥削成风”,又斥王士俊接任以后借助开垦荒地的名目,加派钱粮,实际上“成累民之实害”,命令他解任进京候旨,不久让王士俊署兵部侍郎,后转署四川巡抚。

王士俊旋而官复原职,并没有对新皇上的警告引以为戒,反于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秘密上奏时讥讽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雍正帝)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

批阅王士俊的密折,乾隆恼怒异常,对奏折下批语的时候,严厉进行申斥,将奏折原件发给总理事务王大臣以及九卿传阅,并在七月二十九日召见他们于养心殿,公开严厉斥责王士俊的欺君悖理行为。

王士俊的密折把矛头指向乾隆,甚至指责皇上违背雍正时期的政治方针,暗中说明乾隆是翻驳父皇的不孝儿子,从而彻底否定了乾隆的新政,否定皇上以宽

代严革除弊政的指导方针。这已经关系到新政是否能够继续施行的问题,对于乾隆来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还会接连不断地出现类似王士俊批驳新政的事件,进一步混淆视听,扰乱人心。

于是在有关听政会上,乾隆对王士俊进行了批驳。他首先揭露王士俊密折的实质是指责群臣翻案,并进一步说“朕为翻案”,于是给王士俊定了“大悖无理”、辱骂皇上的大罪。乾隆谴责王士俊是“佥邪小人”,为人奸诈,不知道检省,反而大胆上奏悖理之言,妄行陈奏,“不可姑恕”,命令王太臣九卿进行具体议处。

王太臣等议后马上奏准,将王士俊从四川任上拿解到京,“斩监候,秋后处决”。

针对王士俊事件,乾隆又对众朝臣进行了一次全面训导,公开论证他的新政与康、雍两朝方针的一致性,极力驳斥所谓的翻案论调。他明确指出:雍正帝针对康熙末年“法纲渐弛,风俗渐玩”的弊端,着意进行了整饬,这是因循皇祖政策利导的很好方法,是“继志述事之善”——也就是说父皇继承了皇祖的遗志,采取革除弊端的善政,岂能说皇父“翻圣祖(指康熙帝)之案”!他为此讲道:父皇世宗大力整顿吏治以后,到雍正九年、十年,看到“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渐澄清”,就开始注重施行宽容简政,对大臣官员施政苛刻者,经常加以匡正,并且有遗诏告诫后世,“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正缘于皇考遗诏,他在即位以后凡用人行政,都遵照遗训进行,兢兢业业治政,“以皇考诚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最后他强调指出:“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

其实,乾隆之所以要这样说明他与前朝政策的一致性,完全是为了抵制敢于违抗他的臣属,为推行他以宽代严的新政寻找根据,也是为了去掉反对派妄图给新君加派的违背祖制罪名。而他所采取的新政,实际上并非与雍正朝政治方针一致,所谓世宗遗诏也多为他的杜撰。由此可知,乾隆为革除弊政、推行新政不仅费了不少心血,而且用了计谋,用心良苦。

乾隆虽然登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但在做皇子的时候,由于父皇的严格管教,他很少与朝臣私下结交,这样在雍正王朝,几乎就不存在以皇子为中心的党争问题。做了皇帝之后,乾隆使用的依然都是父皇时期的臣子,他采取与前朝大相径庭的新政,遭受某些臣属的讥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是,颁布了新的施政方针以后,他仍然不放心,进而严厉警告众朝臣,说道:“经世理物”,贵在

君臣上下孜孜不倦地去实现,互相勉励,朕主张推行宽政,“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使政务的处理合乎事理,这样才能够使“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诸位大臣赞助的功绩也不会被磨灭;如果大家不齐心协力,恐怕相习日久,必然导致人心玩偈,政务废弛,激发朕“有不得不严之势”,这样不仅是众位大臣的不幸,也是天下的不幸,更是朕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乾隆元年三月十一日,针对新政受到的阻力问题,乾隆再次说明他的大政方针之本意。这次是因为诸臣纵弛而引发的训饬,他对总理事务王太臣说道:“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实践,新政的基本方针日益为众朝臣所接受,逐渐得以施行。

乾隆用兵苗疆,平定苗人变乱之后,这方面的工作重心就转到了如何加强对苗人的管理问题上。鉴于以往苗疆事务难办的实际情形,乾隆意识到必须寻找合适的方案加以解决。针对具体情况,他觉得有必要沿用康熙朝的安边之策,即在苗疆实行军屯,这样在没有事端的时候兵丁尽力务农,万一又发生苗人变乱,就可以随即加以抵御。屯田所收获的粮谷,平时可以多少补充兵丁口粮,省去从内地转运的一些麻烦,同时一旦需要增加在苗疆驻军时,可以节省添兵的费用。这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虽然很好,但在具体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的争议,使政策的执行出现了一些反复。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审阅总督张广泗奏请的苗疆善后事宜时,年轻的皇上指出奏折中所提到将“逆苗绝户之田产”分给汉族群众耕种的办法不稳妥,这是因为苗人虽然暂时慑服了,以后难保永远安定,如果将以前反叛过的苗人田产通过召集汉民加以耕种,万一苗人再起变乱,应召耕种的汉民难保不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这也正是乾隆决定采取军屯的主要原因。

但军屯的办法遭到一些大臣、特别是南方一些封疆大吏的反对。协办吏部尚书顾琮所提出的理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深山邃谷招募军屯,夺取了生苗衣食所依赖的基本田产,容易使苗民产生怨言,甚为不妥。但为便于巩固苗疆起见,贵州总督张广泗却坚决执行乾隆的军屯政策,并且于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奏说:

“遵照旨意筹划苗疆事务,已经将反叛苗人的田产安设屯军。按照原来计算的绝户土地,大约可以安置屯军五六千户;现在根据各个州县的报告情况,清江县可

以安置屯军一万多户,应该据此设置一百多处屯堡,散置于地理形势险要的地方,对保证苗疆长期安定,可以说是一项经久之计。”张广泗的得力措施受到乾隆的表扬。经过总理事务王太臣核议奏准,他命令张广泗按照这个方案完成任务。

对军屯的不同意见依然存在。为了对军屯政策的正确性加以证实,当云南总督尹继善到京晋见皇上的时候,乾隆向他征询了有关稳定苗疆问题的看法,尹继善却详细论述了采取军屯政策的不妥。尹继善的父亲曾经受到雍正帝的赏识,从一个小小的佐领晋升至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尹继善本人也受到世宗雍正的宠信,历任署广东布政使、江苏巡抚、署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协办江宁将军、云贵广西总督。乾隆登位以后,又在贵州专门设立了总督,由尹继善专任云南总督职务。

雍正十一年,尹继善曾奉旨指挥官兵平定台拱苗人变乱,十二年奏请确定新开辟苗疆诸多事务,十三年又遣发云南官兵、征调湖广及广西官兵策应,配合张广泗平定了古州苗人变乱,因此可以说他对有关苗疆事务所发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

听过尹继善的奏言以后,乾隆开始慎重,觉得苗疆事务不能匆忙决定处理方案,要经反复论证再做最终决策。于是他命令贵州古州地方军屯事务暂且停止,并谕告总理事务王太臣,说明尹继善所奏请的意见,指出“分布屯军之举,尚未妥协”。接着他分析了其中原因:苗人不愿意开设屯田,如果勉强将反叛苗人的田产收归国有,会遭到苗人的反感。为此他转而命令将此旨驰马传告张广泗,立即停止办理屯田事宜。此外还专门降旨谕示古州等地方的苗民,说:“总督张广泗所奏,将反叛苗人绝户的田产以及叛逆的田产分给屯军耕种,朕考虑到这些田产未必尽系无主之产,不忍心以尔等自有之业,强令归官。所以特别颁布谕旨,命令经理事务大臣停止军屯事宜。你们受到皇朝厚恩,应当安分守己,遵守国法,永远做天朝的良民。”

张广泗已开始操作军屯事务,少不得经反复动员,统筹安排,接到皇上圣旨后,一时为难,就没有执行新下达的谕旨,仍然坚持进行屯军,并上疏极力争取,还许愿以身家性命做担保,执行屯军是一项符合需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又处于为难之中,不能最终确定谁是谁非。经一番斟酌,下达示谕说:“卿既熟悉苗情,又屡经筹度,且以身家相保,朕自然听卿料理。”由此,乾隆还是按照初衷加以办理,设置军屯的事又得以继续进行。

乾隆三年,苗疆军屯事务再起争端。四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鄂弥达专门上

长疏,详尽阐述在苗疆实行屯军的危害。首先,苗人完全靠刀耕火种维持生活,广种薄收,很少有其他方式的产业,过去地亩宽余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现在如果把他们的田产归官,让兵丁进行屯种,以后当地人多地少,一定养活不了众多人口,最后“必致怨生”。其次,屯驻兵丁自己不能耕作,仍需要招募苗人作为佃农加以耕种,如此苗民拿世代所有的田产,供养他人坐享其成,并且以低微的身分做兵丁的佃农,时间一长,会被当作奴隶使唤,既衣食无赖,又兼役使鞭笞,苗民便会既不乐生,又何畏死。恐怕不超过十五年,古州地方会再度发生苗人变乱。

看完这道奏疏,年轻的皇上不禁再次陷入矛盾之中,认为这也十分合乎道理,于是就降下圣旨:鄂弥达所上奏的见解甚正,即朕意亦然,所以在去年颁布谕旨停止军屯,但是张广泗坚持要办,他既系封疆大臣,又首尾承办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请,然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因此把这封奏疏交给军机大臣详加议叙。

尽管皇上有谕旨的威严,而且诸多大吏要员反复陈奏军屯的危害,张广泗仍然坚持他的意见,执行乾隆最初制定的军屯方针。这样做的确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其他大臣的见解并非没有道理,如果军屯处理不当,古州苗人再起变乱,他的结局难以设想。不过执行新的计划,突破陈规,需要具有超人勇气,不能失去信心。乾隆三年七月十五日,张广泗详细阐述军屯是形势需要的道理,并且以具体事实反驳了鄂弥达提出的想当然的论据,向皇上澄清了诸多疑问。譬如强调,那些用来安设屯军的田地,是叛逆苗人中绝户的田产,其他苗族人户没有断绝的,田地仍然归他们所有,并没有收入官府开设屯田。而屯驻那里的兵丁必须自己耕种田地,不允许招募苗人代替佃种。所设置的屯田与苗人田地相邻的,已经全部标明界线,防止屯军越过界线侵占苗人的土地,并且斟酌拟定有关章程,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兵欺凌当地百姓。

张广泗这次把一切疑问都阐述清楚了,年轻的皇上看过以后,觉得实行军屯的确没有妨碍苗人的地方,而且有利于地方安定,终于下定决心设置屯军,于是传下圣旨说:“既经卿敷陈,知道了。”并要张广泗再把更详细的计划呈送上来,以便裁定,比如什么地方安设屯军,什么地方仍然是苗人的土地,要绘成地图。

张广泗随即进行具体规划,奏准增设官兵,安设屯堡,严格对屯军进行稽查,违犯规定者枷责示众,依法严惩,严禁典卖屯田,并对屯粮税额做出具体规定。此

外在军事上,规定屯军按照固定的时间进行操练,一切事项详细具体,有案可稽,切实可行。

与苗疆屯军的政策相配套,乾隆还做出一些具体的举措。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命令谨慎选拔苗疆守令等地方官员,要求必须选任廉静朴质,勤政爱民,多加抚恤,能使苗民“各长其妻孥,安其田地,俯仰优游,一无扰累”的可靠人选担当苗疆守令。

平定苗人变乱以后,在减轻苗民负担的基础上有节制地安设屯军,对苗疆地方安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贵州苗疆的安定,对苗疆各方面的发展作用极大,以前苗疆很少出产小麦、黄豆、高粱、黄米、芝麻等农产品,自从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设法劝当地苗民种植了杂粮,而且获得丰收。不管是屯军的田地,还是苗民的田地,早稻晚稻也都有很好的收成,山上空地也得到了有效利用,地方官员不断督促栽种茶树、桐树等,完善了当地产业结构。到乾隆中期以后,苗疆又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极大地方便了苗民,当地军民“实属乐业”。

作为千古穷壤的苗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变化,与乾隆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做出屯军决策有直接关系,这对苗疆地方政治、经济等都起到了积极影响。

这日,讷亲满身是雪地上了养心殿丹墀,传讷亲进来见过礼,乾隆问道:“这大的雪,天又快黑了,有什么急事么?”讷亲从怀中取出一份折子双手呈上,说道:“孙国玺递来六百里加紧奏折。”乾隆一边拆看,一边说道:“你那个军机处要这样儿,还不如没有!安排你和张廷玉住在西华门外为的办事方便。你倒有了依赖,当值的章京官都走得精光,这成话么?”讷亲一进门就挨了这么一棍子,忙躬身连连称是,又道:“方才奴才去看了,就一个人在里边,还在喝酒,奴才一气就撵了他,军机处是得好好整治一下。”乾隆冷笑道:这份奏折不是那个醉汉转来的?别的人不喝酒也不办差——就一个人勤劳王事,你还将他撵了——你这是越来越聪明了!

说着便看那份加急奏折,看了半截便气得横眉竖目,“啪”地将奏折摔在案上,起身踱了两步,说道:“不象话!”胤禄在旁不禁问道:“讷亲,出了什么事?”

“陕州犯人越狱,把视察监狱的知州给扣起来当人质。”讷亲说道:“五百多犯人起哄,如果不放他们出去,就和州令一同饿死在狱里!”

胤禄吓了一跳,忙捡起奏章,飞快看了一遍,又恭恭敬敬放回原处,却一句

话也不掺和。他虽然木讷,却有个“十六聋”的诨名,大小政务不是自己份内的事,绝不妄加议论。他的几个哥哥在康熙年间为争夺储位势同水火,却都能与他和善相处。其中原因,就是由于他有这个“笨”的长处。几个人正沉思间,乾隆突然问道:“十六叔,你看怎么办?”

胤禄没想到会先征询到自己头上,低着头想了一阵,说道:“这没说的,让兵部派军镇压。拿住为首的剐了他!太平盛世出这样的事,真是不可思议。”讷亲见乾隆看自己,忙道:“奴才以为庄亲王说的断不可行!”

“为什么?”乾隆冷冷问道。

“朝廷一个知州囚在他们那里当人质,这些犯人并没有逃出监狱。”讷亲从容说道,“用大兵镇压最省事,却周全不了朝廷的体面。犯人们既敢这样,那是抱了必死之心的,这些亡命之徒急红了眼,什么事做不出?一兴兵,天下皆知,朝廷连这点儿事都要大动干戈,很不值。”乾隆点头道:“你说的是,但你有什么周全的办法?”讷亲道:“奴才以为,应照沪州的那件案子办。”

沪州案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沪州小桥镇张姓人家娶亲,新婚之夜发生变故。

新娘子勾通情夫在洞房里把小女婿绑在床腿上,当作人质,两情人竟公然占据洞房成亲。这事惊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看热闹,州报到府、府报到省,一直报到雍正案前,弄得举朝皆知。皇帝下旨务必保护小女婿,擒拿奸夫奸妇。无奈这两个男女防范严密,看牢了十岁的小新郎,要吃要喝一点不敢违拗,一直包围了三个多月。后来特地调李卫去查看营救。李卫百般劝说,也说不动;便从牢里寻了个积年老贼,用线香熏迷了这对“夫妻”,才救出那个倒霉的小女婿。如今遇到陕州劫牢事讷亲便想出这个办法来。胤禄摇头笑道:“一牢人,五百多劫牢大盗,都用线香去熏?对手、势态都不一样,不能套用那个办法。”乾隆在旁问道:“十六叔说的也是,难道就没有办法了么?”

“既然主子不愿剿杀。”胤禄道,“臣以为围而不打也是一法,时日久了,犯人里头未必没有倒戈的。”乾隆连连摇头,说道:“不愿剿杀是怕失体面,并不是心疼这些王八蛋。”讷亲蹙额思量许久,缓缓说道:“主子,陕州这地方是邪教”

一枝花“流窜活动之处。因此,宁肯丢一县令,断不能叫这群匪徒得逞,这是一;发文给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督抚,在洛陕一带戒严,万一脱逃,宁可错杀不可漏网、这是二;三,严令孙国玺封锁消息,不得妄自传播,等候朝廷派员处置—

—咱们离着这么远,太细的也议不成,洛阳的阿桂不是无能之辈。”

乾隆听讷亲这番安排,觉得很是妥当缜密,赞赏地看了讷亲一眼,笑道:“也只有如此,这事情就交你办!阿桂是不是内务府的那个笔帖式,会试中了进士的?”讷亲忙答道:“是。皇上在藩邸时,他曾采办贡缎布匹。人很精干,说话办事都很有条理。”

“先不要派钦差,但廷谕里要有这个意思。”乾隆望着外头的雪,慢吞吞说道:让孙国玺、阿桂就地处置,不要惊动部里。

就在乾隆磋商陕州狱变的同时,阿桂已奉孙国玺的宪命早一天到了陕州专门处置这件清朝开国第一奇案。

监狱设在陕州城西北角。与其他监狱不同,这是一座地下监狱——在厚厚的黄上层上挖出豆腐块一样齐整的院落,只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入天井,沿天井四壁掏出一孔孔的窑洞,这便是牢房。上面四周都是围墙,四角设着守望楼——是河南,也是全国封得最严实的牢狱。豫西捕获的盗案要犯、待决死囚历来都送这里囚禁,从来也没出过逃逸人犯的事。唯其如此,牢卒们都懈怠了,整月也不下监房巡查。新来的州令米孝祖没见过这种式样的狱房,突发异想地下去巡视,想不到被暴乱的囚犯一拥而上,擒住当了人质,连随从下去的吏员、狱卒也一概没能幸免。

阿桂的行署设在城北的岳王庙西北,登楼眺望,监狱里的情形一览无余。两千从洛阳调来的绿营兵已在这里围了四天四夜,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劫牢的首犯。

他决定今天喊话,披了件黑羔皮大髦上了监狱的守望角楼。

“喂——下头的听着——”一个千总手卷喇叭高声叫道:“我们知府阿太尊和你们说话!”

下面先是沉静片刻,后有人笑道:“什么他妈的知府!我们是老章程!有屁就放吧!”阿桂探出身子,大声道:“你们谁是头?出来说话!”下面又静了一阵,有人答道:“我们没有头!”

“没有头还能活么?”阿桂大声讥讽着笑道,“我是满洲汉子阿桂,你们是英雄的就出来!”

“对不起,我们不想上当——你是想认出谁是首脑,将来好砍脑袋吧?”

阿桂绷紧嘴唇,强抑着怒气,冷笑一声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想活命?

我只有一句话,谁想活,谁就先倒戈!限一天一夜,放出米大人,不然我就开涧河放水淹了这个窝子,这个四方池子养鱼喂虾是个好地方!”

“只要你舍得这十几个人,老子也不在乎这条命!告诉你姓阿的,一个七品官,一个八品典狱官,十几个衙役,你放水,我们先浸死他们!”“我不信他们还活着!”“不信你就放水!”“放就放!”阿桂勃然大怒,大声吼道,“老子也是泼皮——衙役们!”“在!”“在城东北涧河上流堵水,把涧河水引过来,放水淹!——听着,你们这些王八蛋,放六尺深的水!我在上头看着你们慢慢淹死!”

下面牢房里似乎匆匆议论了一阵,几个蒙面大汉推揉着两个蓬头垢面的官员出来,冲着阿桂冷笑道:“让你们兄弟和你聊聊!”阿桂噤了一下,放缓了声调,问道:“米大人,有什么话交待的么?”米孝祖仿佛神情恍惚地望了望三丈窑顶上那排佩刀执弓的兵士和阿桂,说道:“大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要放水,那就放不要犯嘀咕!”话没说完,劈脸就挨了两个耳光,米孝祖登时嘴角淌血。

旁边一个高个子蒙面大汉骂道,“妈的个屎!刚才怎么说来着?”米孝祖也豁出去了,大声叫道:“他们是一枝花邪教里的——”典狱官也扯着嗓子叫“为头的是王老五和一”话没说完,两个人都被摘了下颏,一群人围着拳打脚踢一阵,又将他俩推了回去。

阿桂心里突然一阵难过,反贼杀官只在书上见过,米孝祖落到这般地步,他未免也有狐悲之感。想着,喊道:“王老五你听着,米孝祖这人昏懦无能,并不是什么好官。朝廷也不心疼他!识相点放了他,还能救活这五百个无知囚徒,不也是阴功么?我不瞒你,你是活不成了,难道你不为这么多人想想?!”侧耳听时,底下似乎议论了一阵,突然哄堂大笑。王老五的声气隔窗叫道:“阿桂,甭跟你五爷吊这种花花肠子。你在娘胎里,我已经是黑道上有名的‘五闫罗’了,什么事没见过?”阿桂默谋了一阵,笑道:“今儿钟馗遇了五鬼,算你是角色!

说说,你有什么章程?”

“好说,这还算个老实人!”王老五嘻嘻笑着回道:“北边过黄河就是平陆县,那是山西界。你弄十条船,派两个人送我们进山一百里,从此疆场上见!”阿桂笑道:“你好聪明!我放你,你不放人怎么办?”王老五大声道:“老子走江湖三十年,没所谁说我说话不算数!过了黄河我就把人质留给你,我们在五十里处换人!”

阿桂咬着牙紧张地思索着,此地西去潼关,东去洛阳,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又有重兵把守。南边伏牛山和北边隔省的太行山确是逃匿隐藏最好的地方。良久才有了主意,阿桂大声道:“那边是山西界,我的人不能跟你一百里,我们在黄河中心船上换人,从此各奔西东!”

这次是下边沉默了,好一阵子王老五才回话:“不行,一定要走一百里!”阿桂咬着牙道:“我放你一百里,朝廷知道了要我的命。就在黄河当中——不然,你就等着喝涧河水!”说罢侧耳细听,似乎下边有几个人在小声争吵。好半日,王老五才勉强答道:“好,依着你!不过我的弟兄们要登岸,没有埋伏才换人。

什么时候?”

“现在!”

“你那是放屁!”王老五哈哈大笑,“大白天儿百口子人走路!备十只船,今夜起更,起更!”

阿桂笑道:“好,起更就起更!你听着我有言在先,你的人敢回我河南府捣乱,我就杀你们家属!”说着便下了望楼径回岳王庙,召集官军弁佐密议军机,直到申牌时分,各营军士方分头行动。

当夜起更时分,牢门突然打开。劫狱犯人先头是十几个人出来探路,到狱外一看,果然不见有大队官兵。呼哨一声,大约有百十号人踩着泥泞的台阶跑上来。

接着又呼哨一声,剩余的又分成两拨,按序走上来,一言不发整顿着行伍。一个狱卒提着两把油纸灯过去,大声问道:“哪个是王老五?”

“我在这里。”王老五从黑压压的人群中挤出来,按捺着激动的声音道:“你有什么事?”狱卒板着脸将灯交与王老五,一字一板说道:“东西南三面我们大人都已经布防。北面有六只船,一只是我们换人用的,五只给你们渡河。这两盏灯照着米大人,灯灭我们就放箭开火枪,这是阿太尊的命令!”王老五暴怒道:

“说好的备十只船,为什么只有五只?叫姓阿的来。不然我们还回狱里!”

那狱卒笑了笑,说道:“这里就五只渡船,全都征来了。我们阿大人这会儿正约束军队,不能过来。大人有话告你:本就是各安天命的事,哪有十全十美的?

你想回监狱,想杀姓米的,都听便!”

“都回去!”王老五挥着双手对犯人们吼道:“我们在这跟狗日的泡上了!”

但犯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望着寂寥的旷野,谁也不肯再下去了。正僵

持间,东西南三方无数火把星星点点燃起,画角鼙鼓齐鸣,渐渐压过来。王老五一把提起那狱卒,恶狠狠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过了。”这狱卒是阿桂重金赏过的,诨名“连刀肉”,最是刁滑无赖,竟一点也不害怕,“这灯得照着米大人,再等一会子他们还要放箭呢!”王老五这才命人将米孝祖牵过来站在灯下,果然不再击鼓鸣角。已经呼吸到自由空气的犯人们开始躁动,有的人躲在人堆里大喊,“逃啊!”有的破口大骂:“王老五,你他妈捣什么鬼?”站得齐齐整整的队伍开始骚动了,顷刻已乱成一团,谁也不留心,二十多名精选出来的官军早已换上了囚衣,寂然无声混进了人群,慢慢贴近了王老五。

王老五的脸上满是油汗,眼看这支队伍已经乱了营,再也不敢迟疑,攘臂大吼一声:“向北,下城,渡河!”

陕州城北墙就建在黄河南岸万丈黄土高埠上,只有一条“之”字形的牛车道婉蜒而下通向河滩。这群人下了城,远远看见黑乎乎几只船泊在黄河里,立时一阵欢呼雀跃,一拥而上争抢着往船上跳。王老五带着几个亲信押着米孝祖十几个人,占了第一条船,声嘶力竭地喊叫,根本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指挥。偌大河滩上厮打声,叫骂声,惨叫声,挤得人落水声响成一片,根本也听不见他喊叫些什么。

转眼间王老五自己的船上也挤上了四五十个人,还有的扒着船帮,有的哀告有的怒骂着要上船。王老五此时也乱了方寸,连声喊着“开船”,用竹篙乱打那些船下的人。正在此时,那两盏灯突然熄灭了。王老五一扭脖子,怪吼一声:“谁他娘的吹了灯?官军也许就在近处,不怕吃箭么?”

“官军不会放箭。”混在人堆里的阿桂突然冷笑一声:“打老鼠还要防着砸了花瓶呢!”“你——?你是谁?”“阿桂!”阿桂大喝一声:“还不动手?”“扎!”

二十几个戈什哈在暗中答应一声,一齐亮出匕首。王老五一怔间,米孝祖已经脱手,船小人多夜暗,一时不知钻到哪里,一船犯人顿时乱成一团,惨叫声中,十几个犯人已着了匕首落水。剩余的有的吓愣了,有的跳水逃命,有的上来厮打,却怎么抵得过训练有素、准备得停停当当的官军?王老五见大势已去,扬着手对其余几只船大喊道:“兄弟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逃出一个是一个啊!”喊着就要投水,早被几个人死死按定了,一边捆绑一边拳打脚踢,一时间便缚得米粽般结实。

“一个也逃不走。”暗中,阿桂的眼中鬼火一样粼粼闪烁,他们上岸就知道了——你们要向南,也许能漏网几个。往北——太笨了!

隔了一日,乾隆处置狱案的方略才下达到洛阳。此时大案已了,阿桂命人清理犯人死伤逃亡人数:除匪首王老五、徐啸山、刘本三人,以下生擒三百四十三名;一百二十一名被乱箭射死在黄河滩上;二十八名下落不明。

平息了这场暴乱大案,幕僚们前来向阿桂祝贺,并准备写一篇扎扎实实的文章奏报当今。阿桂却笑道:“这个案子虽说我没责任,可也并不是什么光彩事。

这个折子要写三条,督抚坐镇指挥,方略明晰;各营将士用命,奋力拿贼得力;赖天子洪福,生擒匪首消弥隐患;并请旨处分米孝祖。米孝祖上任不久,境内出此巨案,亦有应得之罪,请皇上依律处置,就这么写,越恳切越好!”

几个师爷张大了嘴“啊”了半天,才领会阿桂的意思,定过神之后细想,越来越觉得这样写妙不可言。战果是明摆着的,阿桂亲率二十名敢死之士潜入五百亡命徒中营救被扣人质,一夜苦战几乎无一漏网功劳谁也抢不去。这样写不但省里承情,连皇上也面目生光,真个四面玲珑八方出彩。他们原来还小看这个二十多岁的新进士,此时倒兴奋得不能自己。几个师爷当晚弄了一桌酒菜,共推一个叫尤琳的师爷执笔,参详了一夜,真个把这篇文章写得妙笔生花。奏折一式两份,一份送省,一份用快马直递上书房。

二十天后,阿桂便接到了廷寄,同时还有孙国玺的一封通封书简。阿桂焚香拜读,竟是自己的原折,上面天头地角、字行里随处都有乾隆的御批:

孙国玺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

好,好,正该!

有功人员另列名单议叙。

此等奸狡凶顽之徒,便死一千何足惜哉!

末尾空白处朱笔御批是给阿桂的。

览奏喜甚,所谓汉书下酒,朕竟为浮一大白!卿此次处理陕州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未伤我一兵一卒,身入险地一举而擒酋魁、剪恶逆于须臾,朕心不胜喜悦,何怪罪之有?据孙嘉淦奏报尔平素干练精明廉隅操洁,似此,则朝廷一佳臣也。即着尔监押王某等首凶解京严惩。所有幕僚尤琳及千总赫英等有功人员,报部记名议叙。米孝祖探查监狱并无过错,唯疏于防范,几至酿成大祸,

罚俸半年留任。前任州令亦有应得之罪,已另旨着孙嘉淦处置矣。

第二日阿桂便接到上书房通知,要他立刻进宫觐见。阿桂一刻也不敢停,打马飞奔到西华门。他不是京官,没有票牌,在门口等了约一袋烟工夫,出来一个太监,站在门口大声问道:“哪位是阿桂?军机处去!”说罢转身就进去了。阿桂忙将马缰绳扔给从人,跟着那太监进去,在隆宗门内军机处房前站了。报了职名便听里头张廷玉道:“请进来说话。”“扎!”

阿桂在外答应一声举步而人,棉帘子一放下,浑身立时暖透。阿桂定睛看时,张廷玉盘膝坐在炕上。窗边椅上还坐着一位一品大员,珊瑚顶子后插着一技双眼孔雀花翎,双手扶膝,正目不转睛地打量自己。张廷玉待阿桂打千儿行礼罢,笑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云贵总督张广泗,号居山,张大人,这就是我方才跟你讲的阿桂,往后就是你属下的副将了。阿桂,张大人是当今名将,一代英豪,你改了武职,到他麾下办差,要好生学习。”阿桂听了身上不禁一震:知府是从四品,副将是从二品,一下子晋了四级二品,真算得上是超迁,只万万没想到的会改为武职,心里多少有点儿不情愿。但这是身不由己的事,阿桂只好满脸堆起笑来,一边给张广泗打千儿行礼,说道:“苗疆大捷威震四方,久仰大名,想不到今日才一见风采。小辈随从大人鞍前马后,一定竭力办事,尚望大人提携教诲!”

“起来吧。”张广泗只不易觉察地微笑了一下,虚抬了一下手,说道:“我在你这个岁数还不过是个千总,真是后生可畏。你又是国家旧臣之后,前途不可限量!你在陕县用兵的折子在邸报上已经拜读了,很有文采。据我看来,要是犯人出狱时乘乱击之,犯人们手无寸铁,仓猝间也未必能置米某于死地,后头布置似乎蛇足了些,不知你是怎么看?”

他一开口便挑剔,而且含沙影射阿桂不过是沾了满人的光才提拔得这样快。

坐在炕上的张廷玉也不禁皱皱眉头。但张廷玉为相数十年,城府是极深的,赶紧转换话题,笑道:“那些个军务细事,你们以后有日子磋商呢!阿桂先在这里见见,那边皇上还等着召见呢!回头说吧……”张广泗也是一笑,起身向张廷玉一揖,只向阿桂点了点头便出去了。阿桂骤然间产生一种压抑感,盯着张广泗的背影,直到他走远才回转头来,笑着对张廷玉道:“中堂还有什么训诫,尽管吩咐。”

“哪有什么训诫?”张廷玉笑道:“广泗是很能带兵的大帅。你呢,毕竟初

出茅庐。要懂得,兵者凶也。兵凶战危,这是个大宗旨,所以临兵御下不能和地方官那样敷衍。你没有专阃之权,在营里要听从号令,与主帅和衷共济——我听说你不象有些满人那种骄纵,聪明肯读书这个长处人所难能。现在国家并没有大兴兵,趁空儿读点兵书才是,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好好习学武事,总归起来就这么一句。也许你现在觉得我这些话空,将来你就明白了。老一代能带兵的为数不多了,也就是岳钟麒、张广泗吧?新一代的还没有起来,所以只要有苗头,升迁提拔是很快的。傅恒也是文官,这次出钦差,皇上就命他在江浙指挥阅兵。

如今读的都是兵书,留心军务比政务还卖力呢!文改武是真正的器重,你自己一定不要当寻常事看!”正说话间高无庸进来,说道:“张相,皇上叫你和阿桂进去呢!”张廷玉和阿桂忙起身答应一声:“是。”便跟着高无庸一同去养心殿。

二人一进养心殿天井院便听“当啷”一声,似乎殿内掼碎了什么。细听时,乾隆正在殿内大声训斥人:“这件事求谁也没用,你去告诉她,求人不如求自己!

顺便去慈宁宫回老佛爷,就说朕已经处置过了,下晚过去请安,朕亲自和老佛爷说!”张廷玉和阿桂忙站住了脚,听殿内似乎有人赔着小心低声说话,又听乾隆不耐烦地说道:“知道了!你唠叨个什么?传旨去吧!”接着便见六宫都总管太监戴英脸色煞白连声退出来,经过二人身边时,戴英只向张廷玉打了一躬便匆匆离去。张廷玉带着阿桂进来,见乾隆背着手在东暖阁木隔子前来回踱步,几个宫女蹲在地下正收拾摔碎了的瓷碗片。二人见了礼,张廷玉问道:“主子生气了!”

“不为公事。”乾隆舒了一口气回身坐在炕上,说道:“谆妃今儿为点儿小事,大棍打死了一个宫女。听说朕要处分,她自己面子不够,又拉上那拉氏去老佛爷那儿撞木钟。戴英是老佛爷派来的。如今宫里风气和外头一样混帐,瞧准了朕讲孝道,动不动就求太后——”说着端杯,却是空的,便命:“给朕奶子!赏张廷玉参汤,赏阿桂茶!”

二人各接赏赐谢恩,张廷玉徐徐进言:“主子犯不着为这点儿小事生气,我朝历来皇后宫嫔深仁厚德,杀婢的事不常有。要放在前明,每天都要从后宰门抬出去五六个尸体,根本不值一提的。”朕已经废了她的妃位,“乾隆道,”虽说有主奴之分,人命至重。先帝在时,太阳底下都避开人影子走路。前头有几个宫人犯过处分,有上吊的有投井的,那毕竟是他们忍不得气自尽,哪有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为端茶烫了手,申斥时分辩了几句,就用大刑立毙于杖下的,传到外头什

么名声?后来子孙们如法效仿,不定酿出什么祸呢!乾隆说着,已是平息了怒气,对阿桂道:衡臣和你谈过了?见着你家主帅张广泗了吧?

“是。”阿桂正听得发怔,忙躬身回道:“主子栽培恩高于天!奴才有两个想不到,想不到改了武职,想不到升迁这么高。奴才原来的心思,不拘哪一道哪一府,好好作个循吏,实实在在给朝廷办点儿事,造福一方百姓。改了武职,什么都得从头学起。”

乾隆点点头,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凝视了阿桂一会儿,说道:“衡臣是朕的股肱,朕有什么说什么。朕起用你,心里并不存满汉之见。庄友恭、钱度不都是汉人!朕原想靠老臣办事,但现在看来靠不得。父皇使的都是前朝的人,传到朕手里都老了。朕还年轻,得有一批年轻的上来,慢慢取代。廷玉、鄂尔泰他们都是好的,是几十年精中选精选上来的,已经经历了几代,现在该退的退不下去,就为后继无人。衡臣,你平心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张廷玉忙道:“主上真正是深谋远虑!人才代代都有,只是没有用心剔厘选拔,这是宰相之责。臣心里十分愧怍。”乾隆笑道:“朕没有责备你的意思,这是谈心么!至于说文职武职,没有一定之规。朕要的是文武全才,改了武职仍要读书,要有志气。朕要作圣祖那样的一代令主,你们也要争口气,当有守有为的贤臣。朕没有更多的嘱咐,你跪安吧!”

张廷玉看着阿桂的背影,心中十分感慨,往日象他这样的官只是例行召见,略问一下职守情形就退的,今日接见,乾隆几乎没让阿桂说什么话,自己却推心置腹将心思全倒了出来。张廷玉到现在才明白,乾隆不肯放自己还山,并非不体贴,而是没有合适的人选代替。思量着,张廷玉道:“皇上治国用人审慎大胆,奴才心里佩服之至。不过据奴才看,瞧准了就可大用。昔日高士奇不到三十岁,圣祖于一日内七迁其职。奴才也是二十多岁就进了上书房。皇上雄才大略,追随皇上朝夕办差,也是历练,不一定拘泥资格。”“你这话朕也想过。”乾隆沉思道,“圣祖初政,南明小朝廷还在,内有三藩割据,其实还是乱世。现今国家承平已久,虽是人才济济,但侥幸求恩之徒混杂其间,不象乱世那样易于识别。且现在可以从容择善而用,这是和圣祖时不一样的。大前年果亲王家演堂会,唱《铡美案》,一刀铡下去,红水流了满台,胤禟的儿子叫弘昼的吧?当时就吓昏了过去。

十四叔家老二弘明,厨子宰鸡都掩起面孔不敢看。放在圣祖时那不是大笑话?傅

恒在芜湖阅兵,不请旨杀了两名迟到的千总,芜湖将军上奏说‘傅恒行法三军股傈’,意思是过苛了,朕批本骂他‘武戏’,笑话,连违纪军官都不敢杀,那叫将军?要行善,莫如去当和尚!”

他长篇大论的讲说,张廷玉听得心服口服,叹道:“奴才是跟了三辈主子的人了,行将就木,不得亲睹大清极盛之世了。”

“也许你见得上,也许见不上。”乾隆目光炯炯望着远处。“但朕盼你见得上。

你们那一代有你们那一代的功业,子曰‘逝者如斯’指的是河川,没有圣祖、世宗艰辛开创,朕也只能徒具雄心而已。”他下了炕,缓缓踱着步子,好象要把遥远的思绪拉回来似的,默思片刻,松弛地一笑,说道:“苗疆是平定了,但大小金川。策凌策妄布坦准葛尔部叛服不常,朕必要根绝了这些疆域的乱源。现在关紧的是内地政治还不修明,许多事不从这个根上去作,就会事倍功半。”张廷玉笑道:“主上是不是为内地白莲邪教忧虑”乾隆摇头道:“白莲教不是源。地土兼并、差役不均、田主佃户势同水火,富的越富,穷的愈穷。人穷极了什么事做不出?邪教能在中原、南方立定,凭的就是在教内相互周济教友,收买了人心。把政治弄好,摆平了各方干系,富者乐善,穷者能度生营业,白莲教就没了作乱的根基——傅恒的几份折子你看过了吧?”“奴才看过了。”张廷玉忙道:“还有甘肃夺佃的事闹得也凶。国家免赋,原为普泽众生,这是莫大的善政,当中被富人吞了一大半,这不是小事。”“你看怎么办?”张廷玉道:“地土兼并自始皇以来,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太平久了这种事就难免,我们只能因势而行。据奴才的见识,可以发一道明诏,说明国家爱养百姓,蠲免钱赋为的普降恩泽,明令田主给佃户分些实惠。就分一半,田主得的很不少了,佃户们也就得了实益。”乾隆沉默许久方道:“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富人里有乐善好施的,有为富不仁的;佃民里有勤劳拙朴的,有刁顽无赖的。比起来,佃民里还是不遵法度的人多。有田的户,经营业产纳粮供赋,也要赡养自己家口,明旨按着头叫分润给佃户,说不出那个道理。这边下诏,下头那些愚顽蛮横的刁佃,没事还要挑业主的不是呢!

不更给他们抗租欠粮的凭借?再闹出纷争斗殴到处都是这种官司打起来,怎么办?”张廷玉思量了一阵子,说道:“皇上说的是。臣折中一下,下一道劝减租佃的诏谕,试一试看如何?”

“可以一试,”乾隆知道,这是以前帝王都没有处置好的事,自从傅恒的折

子上来,他反复想过多少办法,都觉得不甚妥当。张廷玉的“劝减佃租”确实还算温和适中的措置,乾隆回道:“你这会儿就拟个稿子给朕看。”张廷玉答应一声起身来,突然觉得一阵心慌耳鸣。乾隆早看见了,忙问:“衡臣,不受用么?你脸色有些苍白。”张廷玉勉强笑道:“老了就容易添病,方才起来猛了点,不妨事的。”遂将康熙赐的心疾良药苏合香酒——随身怀里带的一个小药瓶取出来,就口儿抿了一口,渐渐便回过颜色来。乾隆还要劝止他,张廷玉已援笔在手,一边想,一边写起来。

治天下之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十苟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捐免佃户之租者,闾闰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有素丰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则酌量奖赏之;其不愿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此非捐修公项之比。有司当善体朕意,虚心开导,以兴仁让而均惠泽。若彼刁顽佃户藉此观望迁延,则仍治以抗租之罪。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沾朕之恩,使佃户又得拜业户之惠,则君民一心,彼此体恤,以人和感召天和,行见风雨以时,屡丰可庆矣!

写罢,颤巍巍揭起,小心吹了吹,双手捧给乾隆。乾隆接过仔细审看了,说道:“也罢了,只是理由似乎分量不重。”遂提笔在“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后边加了一句“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尚非公溥之义。”

把草稿交高无庸道:“交给讷亲,立刻用印发往各省。”又对张廷玉道:“衡臣也乏了,留你进膳,你也进不香,且退下。庄友恭朕看文笔也不坏,明儿叫他进军机处,平常诏旨由他代拟,你只过目,有不是处改定。他也历练了,你也分劳了,岂不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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