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驾崩，胤禛即位。次年改元雍正。12 岁的弘历成了皇子。
元年（公元 1723 年）正月，雍正首行大祀之典。祈谷礼成，召弘历到养心殿，赐食衡。雍正元年，新皇帝确已把弘历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秋，年仅 20 岁的弘历，将他从 14 岁以来的诗文，择选出一部分，辑成《乐善堂文钞》付梓。乐善堂是弘历的书斋。他在《乐善堂记》一文中提及：“余有书屋数间，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鹤之玩，时呈于前。
菜圃数畦，桃花满林，堪以寓目。颜之曰乐善堂者，盖取大舜乐于人以为善之意也”。
应该指出，今存于《四库全书》集部的《乐善堂集定本》共 30 卷，是乾隆二十三年户部尚书蒋溥等奉命重辑的，非雍正八年《乐善堂文钞》原本。《乐善堂文钞》刊行后，乾隆曾屡次重订。但是，以后增添进去的诗文，也都是作者在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前的作品。因此，《乐善堂集》不论文钞还是定本，都是弘历青年时期所作。有关编辑刊刻《乐善堂文钞》意图，弘历在序言中写道：
“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顾质鲁识昧，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于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课论一章，间以诗歌杂文，虽不敢为怪辞诡论，以自外于经传儒先之宗旨，而古人所云文以载道者。内返窃深惭恧，每自念受皇父深恩，时聆教诲，至谆旦详，又为之择贤师傅以授业解惑，切磋琢磨，从容于藏修息游之间，得以厌饫诗书之味，而穷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养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惧。用是选自庚戌（雍正八年）九月之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后，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有四卷，置在案头，方便修改。且孔子不云乎，‘言顾行，行顾言’。
《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常取余所言者，以自省所行。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做，余愧不滋甚乎哉”。
弘历说他刊刻《乐善堂文钞》，目的是能常以自己所说的活，自检所行。这是堂皇之论，究其真实目的，绝非如此简单。《乐善堂文钞》付梓时，弘历请 14个人为他作序。其中有庄亲王允禄、康熙第 17 子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禧、平郡王福彭，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以及当时在士林非常有名气的蔡世远、邵基、胡熙等人，还有他自己的弟弟弘昼。这些人均是一致赞扬弘历。或说作者饱览群书，精通经史诗赋，“自经史百家以及性理之间奥，诸赋之源流，靡不情览”
（张廷玉序），“精研《易》、《春秋》、载氏礼、宋性理诸书，涉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章，穷其旨趣，探其精蕴”（朱轼序）。或说作者才思灵敏，“每为文笔不停辍，千言立就，而文思泉涌，采翰云生”（福彭序）。或说《乐善堂文钞》
是罕见之作，“其气象之崇宏，则川淳岳峙也；其心胸之开浚，则风发泉涌也；其词采之高华，则云蒸霞蔚也；其音韵之和谐，则金和玉节也”。
这些序言，除了含有阿谀奉承的调子之外，更多的是封建文人互相吹捧积习的表现。但耐人寻味的是，有人已经把弘历吹嘘为怀有治国平天下道德和才能的君主。弘历机智过人，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乐观的预测。他不必像父辈那样为争夺王位而明争暗斗。他要做的事情是，应该在皇族和朝臣之中，树立起自己未来英明君主的形象。其妙着就是借助于这一部《乐善堂文钞》，以表明自己不仅精通书史，擅长诗赋，而且有经世之才。
在《乐善堂文钞》中，弘历屡次提到康熙对自己的钟爱。说皇祖曾赐他“长幅一，复赐横幅一、扇一”，“恩宠迥异他人”，“得皇祖之泽最深”。如此念念不忘皇祖恩宠，虽然包含着孙子对祖父的怀念，但这毕竟是弘历最荣耀的政治资本，怎能不常常注于笔端。总之，弘历刊刻《乐善堂文钞》是有政治意图的，为的是在于为日后当皇帝作舆论准备。他把自己的读书处命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这无异于以大舜自吹。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的逝世使得弘历永远告别了十多年来的皇子生活，并掀开了他的六十几年帝王生活的第一页。
雍正皇帝从生病到去世时间极短。据史载，八月二十日，雍正皇帝开始生病，但他并不在意，仍在圆明园照常处理国事。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亦“听政如常”。
二十二日夜，病况急剧恶化。这时，弘历、弘昼皆趋至榻前看护并宣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
海望等人至圆明园。等他们赶到时，雍正皇帝已“进药罔效”，遂于当夜子时去世，在清朝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雍正皇帝就如此匆忙地告别了他的有意义的一生。
雍正皇帝生病和去世之速虽然出人意料，但是，由于他在生前对继嗣问题预有布置，因而，他去世之后，最高权力的过渡进行得十分顺利。早在雍正元年雍正皇帝即位之初，他即制定了秘密建储制度，并将弘历内定为继嗣。雍正八年九月，在他生病时期，为了委托后事，又将建储密旨密示亲信大臣张廷玉；雍正十年正月，又同时密示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并告诉他们“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受雍正皇帝的重托，在他去世后，鄂尔泰、张廷玉和其他几位宗室重臣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传统规范，立即担负起拥立嗣君的重任。首先是张廷玉建议取出雍正皇帝当年预存于圆明园的那份建储密旨，在众大臣面前宣读，公开确定了弘历的嗣皇帝的地位。随即弘历依据雍正八年六月雍正皇帝对后事预先做的安排，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一个以嗣皇帝弘历为核心、以雍正皇帝生前所导任的宗室重臣为主要成员的最高权力机构就这样极为迅速地产生了。其时，距雍正皇帝去世还不到两个小时。
最高权力机构成立之后，弘历和在圆明园的全部宗室重臣连夜奉雍正皇帝遗体返回紫禁城。尔后，由弘历和辅政大臣共同商议决议，成立由履郡王允、和亲王弘昼、公纳穆图、内大臣海望、尚书徐本、都统傅鼐等人共同参加的治丧机构。
在这一机构的主持下，当天，弘历、皇太后、皇后、妃嫔、亲王以下的所有宗室人员和全体官员一同聚集内廷，剪发成服，并将雍正皇帝的遗体入殓；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大丧期间随时可能发生的内部变乱和外敌人侵，并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几位辅政大臣也格外地忙碌。雍正皇帝的遗体和全体护送人员刚刚进入紫禁城，果亲王允礼便将紫禁城各门钥匙要到手中亲自管理，并专委公丰盛额、庆复二人管理乾清门出入人等，以保证雍正皇帝遗体和弘历的安全；尔后，又派公讷亲、内大臣常明传旨，将雍正皇帝圈禁的政敌严加看管；与此同时，又飞谕西路军营署大将军查郎阿近期不得来京，还驻肃州，严防准噶尔趁机进犯；西南平定苗疆叛乱事务，则鉴于张照经理不善，致使叛乱有日益蔓延之势，下旨将张照调来京师，以湖广总督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宜。
辅政大臣刚刚开展工作三天之后，鄂尔泰、张廷玉便向弘历提出“辅政”之名不甚妥当。“辅政”一词曾用于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当时康熙皇帝年仅八岁；现在袭用其名，不但显得对弘历不尊重，而且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专横跋扈的鳌拜，对几位辅政大臣本人也没有好处。他们提出要求，仍用雍正皇帝居丧期间受任的“总理事务”的名称。对于这一要求，弘历当即表示赞成，立即将这一机构改称“总理事务处”，并颁发谕旨；“启奏一切事件，俱著送总理事务王大臣阅看，再交奏事官员转奏。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做出这一决定，突出了嗣皇帝在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并对总理事务王大臣的权力有所管制，对于乾隆皇帝统治地位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和治丧机构的共同努力下，雍正皇帝去世之后，国家机器照常运转，治丧工作也在顺利进行。八月二十七日，向全国颁布了雍正皇帝的遗诏；九月初三，弘历即皇帝在位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并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大赦天下，改明年年号为乾隆元年，颁乾隆新历，铸乾隆通宝。九月十一日，移雍正皇帝梓宫于雍和宫永佑殿。九月十九日，二十七日服满，弘历移居养心殿。
至此，弘历在全国臣民中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初次确定下来了，清朝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为弘历即位之后年号“乾隆”，因此在此后行文中将其称为“乾隆皇帝”。
乾隆即位之初所进行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辅助下，对已故雍正皇帝的种种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大幅度的调整。
雍正皇帝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对清朝历史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在位期间，为了改变康熙末年以来朝政废弛的情况，“竭虑殚心，朝乾夕惕，励精政治，不惮辛勤”。先后通过制定秘密建储制度、奏折制度，创建军机处，制止八旗下人对旗主的主仆关系，推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改土归流等重要制度、政策和法令，以一个改革者所应具备的胆识，对当时的封建统治机构和赋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这次改革，经济上，使得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政治上，也使皇权进一步强化，为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根基。
雍正皇帝的种种改革措施对于清朝历史的发展和全盛局面的形成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指出，由于时间仓促、考虑不全和情况不明、用人不当
等许多原因，不少改革措施或在制定之初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在执行之中弊端百出；并且，由于这次改革涉及面较广，又是以加强皇权为目的，不少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受到了限制和损害，所以，雍正皇帝的各种改革措施在当时便遭到了很多人的议论和反对，雍正皇帝本人也几乎成为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众矢之的。这些问题，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整个国家的安定，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清朝统治的稳固。
对于这些问题，雍正皇帝本人不能纠正，其他人包括尚在“备位藩封，谙习政事”的弘历和雍正皇帝的几个亲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虽有察觉，但是由于雍正时期各人所处具体环境的限制，也都无力加以纠正。唯有在雍正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过渡完成之后，才使这些问题的纠正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为了壮大统治基础，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在几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辅助下，在坚持雍正皇帝改革的基本成果的同时，对雍正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各种政策的调整中，最初转变的是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争夺和巩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雍正皇帝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上进作风和祟尚严猛的治世思想。
应当说，这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也正因为如此，使他蒙上了“刻薄寡恩、好抄家”的恶名。继续坚持这种治世思想，无疑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雍正皇帝刚刚去世，以乾隆皇帝为核心的最高统治集团便最先放出了改变雍正皇帝治世思想的信号。
在由他们起草的雍正皇帝的遗诏中称：……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心侥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规定，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治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以后若再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者，依然按照 1 日例行。
在这份遗诏中，乾隆皇帝把雍正皇帝打扮成宽严互济政治的倡导者，并假托雍正皇帝之口，把对政敌的打击和各项改革措施归纳为“人心侥薄，官吏营私”
的结果，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办法。尔后，他又多次对这一思想进行阐述和发挥。
一方面进一步将雍正皇帝的严猛思想及对政敌和违法官吏的严惩归结为被惩治者的咎由自取，或者将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归因于具体办事官员的“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以转变雍正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统治思想的转变可能导致的各级官员的思想混淆和政务废弛的现象，而对他的宽严并济的思想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即是说，宽、严两种治术都是最高统治者依据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离开了这个目的而讲宽、严，不是国家政务“日渐废弛，鲜能振作”，就会流于刻薄，不利民生。
关于宽、严两种治术的详尽内容，他认为：“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纵弛，相近而实不同。朕所说的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纵容与庶政之可以荒废而弗理也。”“宽非纵弛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他认为，理想的宽严互济之道应该是“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联之宽”。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对雍正皇帝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纠正雍正败政的活动。
纵观雍正一朝，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次数多，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所以，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这一问题最为突出，并构成了这一时期各项政策调整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中，康熙末年以来众皇子争夺储位以至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早在康熙末年，围绕着争夺储位这一核心问题，诸皇子间便各为门户，自树党羽，明争暗斗，矛盾异常尖锐。雍正皇帝即位后，斗争愈发激烈，并且在原来矛盾之外，又发生了雍正皇帝和弘时父子间的矛盾和斗争。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雍正皇帝对政敌大打出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更为甚者，对于自己的主要政敌允禊、允禟等人，则不仅分别将其本人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以示侮辱并将其迫害致死，而且对其子孙也予以削除宗籍之处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雍正皇帝对政敌进行严厉打击同然必要，但是，
将其改名和削除其子孙宗籍则甚显过分；而且，此案涉及八旗贵族和功臣后裔甚多，既不能将之尽行诛杀，又无法禁止其私下议论。因而，尽管雍正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因在皇室内部结怨过多，使他在舆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皇室内部关系紧张是即位之初的乾隆皇帝的一个严重的内顾之忧。为了拉拢人心，他在即位之初，便严厉指责允褪的儿子弘春、允祉的儿子弘曝“不孝不悌”，以监禁伊父、伊兄为喜“；尔后，又以”亲亲睦族“为旗帜，释放圈禁的宗室，准备办理”罪黜之宗室、觉罗附载《玉牒》“，”分赐红带、紫带事宜。按照他的指示，允礼、允禵等被圈禁的宗室先后被释放出监，归还爵位；原被削除宗籍的阿其那、塞思黑、延信、苏努等人的子孙也分别发还产业，赏给俸饷，赐予红带，收入《玉牒》。雍正皇帝第三子弘时和原封诚亲王的允祉已在圈禁中死去，这时也由乾隆皇帝下旨，分别收入《玉牒》，其中允祉还被赐复爵位。对于允禩集团的一些主要成员，如阿灵阿等，也分别赦免本人及其家属。
与此同时，为了扭转长期以来宗室之中“互相排斥，不知向善，风俗因而弊坏”的局面，乾隆皇帝还一反乃父之所为，对宗室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他即位不久，便将康熙皇帝的两个幼子允祎、允禧分别晋封为郡王、贝勒；之后，又陆续扩大到其余未曾受封的宗室，甚至已废太子允祁的儿子弘呐、孙子永墩也分别给予了辅国公的爵位。对于一些未受封爵的宗室子弟，为了防止其“终身废弃，无由成就”，而分别加恩给予职位，“挑在侍卫章京上行走”，以资上进。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还倡导“以孝治天下”，对于宗室中的长辈，撰拟册文时不称“尔某”，以示“敬长之意”。对于孀居紫禁城内的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几个妃子，由于她们和封藩在外的儿子见面极少，则于岁时伏腊、令节生辰时，允许各王贝勒迎养于各自府邸，以享天伦之乐。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为团结统治阶级各级人士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调解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皇帝还对雍正时期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年、隆二人原本都是雍正皇帝的亲近大臣，对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有过极为有利的作用，但因此二人专横跋扈，恃功不臣，隐隐约约构成了对雍正皇帝统治的威胁。故而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对此二人及其党
羽进行了洗刷。
与此同时，雍正皇帝还大兴文字狱，对和年羹尧、隆科多二人有过来往的官吏和士子加以打击。其著名者有雍正三年发生的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案和雍正四年发生的查嗣庭的江西乡试试题案，当事人和家属都分别受到诛戮和流放的惩处。牵连所及，汪景祺、查嗣庭二人浙江原籍的乡试、会试被中断。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字狱也连连发生。雍正皇帝的这些措施，使得全国上下各级官员和士子人人自危，“士子以诗文为戒”，“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择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为异常的状态。
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在“备位藩封”时便当已有所闻，因而即位之后，首先准许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起复，“酌量降等录用”。之后，对于各起文字狱案的涉及牵连人员，也分别放回原籍。除此之外，为了清除广大官吏、士子的猜忌心情，乾隆皇帝还连颁谕旨，反复劝导，“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一律扫除”。“若以避忌为恭敬，是大谬古人献替之意，亦且不知朕兼听并观之虚怀”。
为了制止民间的“挟嫌诬陷”和各部官员的“见事生风，株连波累”，乾隆皇帝还采纳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的建议，除敕下直省大吏对以往文字狱案通行再核外，还特别规定：“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所告之罪”；承审官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人人罪律论”。这些规定进一步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士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对雍正年间各种政治积案进行再审时，乾隆皇帝只对其中的曾静、张熙投书案作出了较之雍正皇帝更为严厉的处理。雍正皇帝在处理该案时，在对吕留良等人进行严厉惩罚的同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曾将曾静、张熙二人无罪赦免，并让他们作为活教材，分别到全国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
乾隆皇帝即位后，顾及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且他们原来在著作中曾强烈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雍正皇帝的专权统治，“实为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兼之以《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也弄巧成拙，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因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下令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二人秘密押解至京，凌迟处死。与此同时，又下旨各地停止宣讲《大义觉迷录》，所有颁发原书，一律收缴销毁。
随着统治思想的转变，在重新审查雍正朝政治积案的同时，以乾隆皇帝为核心的最高统治集团对包括官吏、八旗、绅衿生监、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内的雍正皇帝的各种政策也都进行了调整。通过这些活动，纠正了雍正时期存在的一些明显的败政，对阻挠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有所排除，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央政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对乾隆皇帝最高统治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官吏和八旗军队是清朝政府维护统治的两大支柱。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早在即位之初，乾隆皇帝便利用登基大典、恭上皇太后尊号等礼庆活动之机大肆加恩。对各级官员则加级晋爵，封赠父祖；对八旗军队则豁除积欠，赏赐钱粮。之后，又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软硬兼施，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
（一）引见官吏即位以前的乾隆皇帝因备位藩封，很少过问政事，对各级官员、将领几乎。全不认识。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员的了解与掌控，乾隆皇帝除了新授官吏概行引见外，还陆续调各地现任提镇、各省藩臬人京引见。如从乾隆元年五月起，令各省提镇“酌量先后，轮流来京”。乾隆二年二月以后，又以各省藩臬是帮助督抚管理一省钱粮、刑名之事的主要官员，“必得才守均优之人，方克胜任”，而传令各该督抚，安排进京引见事宜。
同一时间，还令被引见官员的主管上司将其操守、办事能力、政绩具折奏闻，以备参考。乾隆三年五月以后，引见范围又渗透到了副将、参将、道府官员和部分知县。通过这些举措，乾隆皇帝迅速掌握了全国文武官员的基本情况，并不断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
（二）豁除官侵吏蚀雍正皇帝在位时期，为了整顿吏治，大力清查亏空，仅江南一地即查出亏空银粮一千一百余万。对此，雍正皇帝分别官侵、吏蚀、民欠，严令追缴。这一活动严重骚扰了民间生活，对各级贪官污吏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已被查出者革职、抄家不用多说，未被查出者也整天神不守舍，惶恐终日。
乾隆皇帝为了争取这些官员的支持，雍正十三年九月规定，“从前江南积欠钱粮内，曾有官侵、吏蚀二项”，“亦著照民欠例宽免”。与此同时，对于原来八旗官员亏欠未完者，也加恩宽免。这些规定，使得一段时间内最高统治者和相当一部分不清廉的官员之间的矛盾由此缓和下来。
（三）加俸和扩大养廉银发放范围清朝前期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各级官
员贪污受贿现象非常严重。
为了澄清吏治，雍正皇帝先后制定了在外官员给予养廉银、在京汉官增加俸米、各部堂官给予双俸的规定。然而，一则由于养廉银发放范围有限，外地官员仅至知县以上，只有个别地区如广西省的一些地方发放到知县以下的佐贰官员；二则因为官俸过低，即使将在京官员俸禄增加一倍，也依然大大低于外地官员的养廉银；三则在京官员发放双俸的范围狭窄，仅及吏部、工部、兵部、刑部和户部五部堂官以上的官吏，包括礼部堂官在内的广大京官仍食原俸，广大官吏尤其是中下级官吏的低俸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为此，乾隆元年六月，乾隆皇帝首先将礼部堂官照五部堂官例给予双俸；不久，又陆续做出了发给在京各级官员养廉银以及将在京大小文武官员俸银各加一倍的规定。与此同时，还先后应全国各地督抚之请，对佐杂官员也分别给予一些养廉银。除此之外，对于高级致仕官员，乾隆皇帝也格外加恩，乾隆元年三月，规定给予告在籍的大学士、尚书全俸；乾隆三年十一月，又对之加以添加，成为定制，永远执行。
（四）关心旗人生计，扩大八旗兵额对于八旗子弟，乾隆皇帝也异常关心。即位之初，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所借银两一律免除。尔后又多次开恩，赏赐钱粮、借给俸饷不绝于书。如雍正十三年九月，加赏军营兵丁一月钱粮；乾隆元年八月，普借八旗官员、兵丁一年俸饷；第二年九月，以八旗生计不足，再行借给在京兵丁六个月俸饷。对八旗基层主要干略如八旗护军校、骁骑校等还加给闰饷。
因为旗人不谙生计，随手花费，无力偿还，乾隆三年七月，将其所欠债务尽数免除。
同时，为了解决八旗“生齿日见其繁”、仕途相对狭窄、兵额相对不足的矛盾，乾隆二年九月，从御史舒赫德之请，准满洲、蒙古郎中与各部汉郎中一起推举道员；乾隆三年十月，又决定由政府每年拨出银米五十余万，加添护军、领催、马甲四千余名，养育兵一万多名，以保障八旗子弟的俸饷收入，使旗人“永享安宁之福”。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八旗子弟对乾隆皇帝的依赖，起到了稳定形势、巩固统治的作用。
地方绅衿是清朝统治的社会根基，而举贡生监又是各级封建官吏的后备军。
为了争取他们对政府的支持，雍正之前的历代君主都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他
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于此之外还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的权利，“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各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基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清朝政府的利益，雍正皇帝在位时期，先后革除所谓儒户、宦户等名目，规定士民一体当差，取消了他们的一些特权，并对其中抗欠钱粮、包揽词讼的违法者予以严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又加强了对举贡生监的管理，凡涉词讼，即削去功名。牵连所及，对于科甲出身的官吏，也以打击朋党为名，搜罗过失，予以惩治。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是长此以往，对清朝政府的统治也有不利影响。为此，乾隆皇帝即位之初，首先着手纠正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制定的各项极端措施，将对生员欠粮、包讼等事情的处分通通改宽、改缓，对于从前因“抗欠国课”而褫革的举贡生监，也分别允许开复。同时，又先后制定，“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发遣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律免其为奴”；“生员犯过”，地方官吏当先报请学臣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不得擅行饬责”。
此外，乾隆皇帝还大力鼓吹提高儒生的社会地位。针对不少高级官吏轻视儒生的情况，他说：“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并说自己二十几年来，“实一书生也”。为了实施自己的这种主张，他除于乾隆元年九月诏举博学鸿词科，将其中应试者各授官职外，还先后就提升士子和各级教官待遇，扩大各省府、州、县学生员录取名额，为士子开放仕途等问题制定了一些新规定。如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和乾隆元年三月，乾隆皇帝先后提高各省和国子监教职官员品级，并改换教职人员两官同食一俸的惯例，给予全俸。乾隆元年三月，为了解决举人官途壅滞、多年不得一官的问题，命进土单月选班改用举人。
同时，对于潜心学术、研究有成的学者，则极力表扬，不次擢用。如乾隆二年正月，乾隆皇帝以江南贡生王文震“潜心经书，于《礼记》讲习尤深”而赏给国子监助教职衔，调入京城，“编校日讲《礼记》”。乾隆皇帝的这些举措改善了政府和绅衿生监之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效果。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一直飞速发展。但由于中央政府、各级官员和封建地主
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致使广大农民的生活长时间处于极为贫困的境遇。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推行丁随地起、耗羡归公，简化并完善了国家主要赋税收入的完纳手续，对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也有所限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因为这次赋役改革涉及面有限，而且不是以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为目的，因此，终雍正之世，广大农民的赋税负担仍然十分沉重；兼之以各级官员迎合雍正皇帝扩大国家财政收入的心理，“报羡馀，匿水旱，奏开垦”，也给生产发展带来了新的困扰，以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广大农民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便在雍正皇帝赋役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赋役制度，并采取各项举措限制各级官吏的额外剥削。与此同时，还对有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朝败政分别给予革除，从而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相对有所改善，社会经济也在前朝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为乾隆时期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
（一）划一赋役征收标准，减免过重的负担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由于全国赋役征收制度并未完全统一，以致一些地区人民的赋税负担仍然十分沉重。造成这种情况的缘故极为复杂，大致说来，一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如山东益都县之更名地，以前乃是前明藩封之产，农民承种输租，“较之民粮多二倍至四倍不等”。又如全国很多地区的军民屯田，其体制也大多沿自前明，原即不与民田“一例编征四差等次”，所以，其所交纳之租税也普遍地高出民田三四倍之多。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出于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也未做丝毫改动。
二是雍正年间之摊丁入亩，是以州、县为单位，但由于实施时是以康熙五十年各州、县人口为依据，而各州、县人口分布又极为不均，致使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地亩摊派丁银过重的现象。如福建省的宁洋、寿宁、南平等县，“每丁征至四钱、二三钱不等”，以至“有田的人家，即成加赋”，“小民不无赔累”。再如该省之平和、清流、永安三县，“每田粮一两，征丁银四五钱不等，较之别邑，多至加倍有馀”。
三是一些地区摊丁入亩实施并不彻底。如原来手工业者向政府缴纳的匠价，雍正时期全国多数地方均已摊入地亩，只有陕西、甘肃二省未曾摊人，兼之以时间久远，“有子孙改业，仍输旧课；有丁倒户绝，里甲代赔”，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四是摊丁入亩时，一些经办官员草率从事，以次充好。如“江南良山、新阳等县沿江、滨湖地亩，虽不类于板荒坍没，而芦苇蓁芜，不堪树艺，而地处低洼，十载九荒”。而编制田亩科则时，“分析未清，竟有以下产而供上赋者，以致小民输纳艰难，终归逋欠”。
上述情况的存在，不但给政府征收赋税造成了很多的不便，而且也极易因此而触发各种事端，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因而，乾隆皇帝即位后，陆续将各地征粮科则划归统一。乾隆元年五月，首先将山东益都更名地钦租各色裁剪，照依该县上等民地按亩承粮，以除钱粮偏重之累；尔后，又先后推广到直隶、甘肃、江南、浙江、广西、陕西、湖北、福建、山西等省的军民屯田。对于一些丁银过重的地方，则分别将其高于数额予以削减，积欠部分予以免除。
对于因为执行摊丁入亩不彻底、不认真而导致的陕西、甘肃两省匠价仍然征收和一些地方“下产而供上赋”的现象，或者将之摊入地亩，或者重新“吏政科则”，以解民苦。
（二）禁止溢收耗羡，限制额外剥削雍正皇帝规定耗羡归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级官员对广大人民的额外剥削，但是日久弊生，“奸吏夤缘朘削，羡外加耗”。
对此，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严厉限制各地官员“不得于所定分数之外，借估色添戥为名，多取丝毫”。
之后没多久，又对全国各地赋税耗羡征收中的一些陋规，如四川省于耗羡之外征收的馀平，广东省的屯田羡馀和各地漕粮征收中的踢斛、淋尖等弊端一概取缔。针对不法官员加重戥头、暗加火耗的现象，他规定：“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砝码，制定划一之戥，饬令各州、县确实遵行。”与此同时，他还着手降低一些省份的耗羡征收数额。如四川耗羡原定二钱五分，陕西耗羡原定二钱，都高于全国其他各地。为此，乾隆皇帝先后颁布谕旨，将两省耗羡皆降至一钱五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
（三）裁除苛捐杂税，禁止虚报开垦除了正额赋税之外，种种苛捐杂税也是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以贡献而言，除各省督抚照例进贡方物土宜之外，很多地区还另有名目。如江南长江一带网户有向朝廷进献新鲜鲥鱼之例（后改折价）；直隶怀安、保安二县有为宫廷具办长杨木柴以供祭祀之例。以摊派而言，摊丁入亩之后，上下两江、四川、直隶等省河防、堤岸、闸坝工程的兴修仍
然按亩摊派。
其他各种额外摊派也比比皆是，如澎湖渔船出海，有所谓规礼；江南芜湖有所谓杂办江夫河篷钱粮。以各种杂税而言，则更是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如：广西有草蒜、灰面、地豆、西瓜、菱角、冬瓜、笔墨砚、石灰、糖油、鱼苗、鸬鹚、猪苗、花麻等税，广东有粪铺、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税，云南有稷锄、箕帚、薪灰、鱼虾、蔬菜水果等税，奉天则有倒毙马骡等税。由于税卡过多，“贩自东市，既以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也使广大人民“重受其扰”。
此外，雍正时期，各级地方官吏出于满足雍正皇帝鼓励垦荒、增加纳课地亩的愿望而谎报垦田数字，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据《清世宗实录》所载，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国垦田数字增加三十九万多顷，平均每年纯垦荒地竟高至三万多顷。虚报开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前任官吏垦少报多，以邀议叙；接替之官不甘赔垫，“势必于里甲之中均派飞洒”，以至“名为开荒，实为加赋”，并因此在一些地区激起民愤，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统治的巩固。
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即采取措施，分别给予处理。雍正十三年九月，首禁各省贡献；十月以后，陆续裁除各省杂税；十二月以后，严禁各省工程摊派；对于当时正在修建中的河南孟县小官堤、浙江绍兴府水利工程和扬州一带运河整治工程，则概用公帑；对于各省虚报开垦的问题，则作为重要问题予以解决。
雍正十三年十月，他首先严肃批评雍正年间虚报垦田情况最严重的河南、福建两省“垦田多有未实”，“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并明确规定，以后“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扰”。尔后不久，又采取其业师朱轼的建议，停止弊端甚多的各地土地丈量，并将以前报垦田地重新再查，“如系虚捏，据实题请开除；如护短文饰，查出严治”！
从此之后，各省陆续申报雍正年间虚报开垦地亩，直到乾隆三年末，计达三万五千四百余顷，而且此后还在继续申报。这些都经乾隆皇帝准许予以豁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农民的额外赋税负担。
（四）蠲免积欠，赈恤灾民由于清初以来一些地区的重赋和种种弊政的影响，广大农民积逋累累，十分贫苦。这样，乾隆皇帝在减轻一些地方人民过重的地丁负担、限制额外剥削的同时，也还进行了蠲免民间积欠的活动。
乾隆皇帝蠲免积欠，分全国性和地区性两类。其中全国性普蠲一次，时在乾隆皇帝即位半个月后，“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一同宽免”。此后，则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多次地区的蠲免。如乾隆元年四月，免江南阜宁、盐城等州、县。雍正十三年未完缓征漕粮；乾隆二年四月，以世宗配天，免苏、松浮粮二十万两。同时，还因北方天旱，蠲免当年直隶地丁七十万两，山东地丁一百万两。至于因自然灾害和巡幸、战争等缘故而予以小范围的蠲免则更是史不绝书。
在蠲免工作中，针对“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而佃户不得受惠的问题，乾隆皇帝还颁布旨令：“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针对有些地方官员“一闻蠲免恩旨，往往于部文未到之前，差役四出，昼夜追比”，“官员分肥，侵渔中饱”，以至“朝廷有赐复之恩，而闾阎不得实被其泽”的现象，乾隆二年七月，他规定：“嗣后凡有蠲免，均以奉旨之日为始。其奉旨之后、部文未到之前，有已输在官者，准作第二年正赋”，并将此“永著为令”。
对于有些受灾较重地区的人民，除蠲免正额赋税外，乾隆皇帝还屡施赈恤，并采取种种措施减轻灾害对社会破坏的程度。如放宽报灾限定，被灾五分者即准上报，申请蠲免；规定各级官吏赈灾宜速，一面处理，一面奏闻；以及对灾区百姓以工代赈，免去灾区商人米税，开仓平粜，设立粥厂，兴办各种慈善机构普济堂、育婴堂等。除此之外，他还注意采取措施预防自然灾害，如预饬民间积谷，整顿常平仓、社仓等。所有这些，都对这一时期广大农民困苦处境的相对减轻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雍正皇帝在政治举措和各种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也都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大大降低了朝廷和最高统治者在广大士民官吏中的威信，也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生产、生活的照常进行。
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也将之作为统治政策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分别给予纠正。
（一）限制、打击僧道在康熙末年竟争储位的斗争中，雍正皇帝为了蒙蔽政敌，安慰自己，时常与僧人来往，学了很多佛家名词；即位之后，旧习不改，又在宫中养着一帮僧道，或者与其研究佛理，或者令其烧炼丹药。雍正皇帝之本意，不过是以此作为政事之余的“游戏消闲之具”，但久而久之，却在一定程度上妨碍
了自己的统治。一是宗教势力因此而得到发展，“缁流太众，品行混淆”，引起了广大正统儒生、官僚的不满，影响了雍正皇帝的名誉。二是长期服用丹药，也严重损害了雍正皇帝的身体健康，传言其突然去世即是丹药中毒所致。所以，乾隆皇帝即位之后，立即改变了乃父优礼、纵容僧道的政策。对于曾经供奉内廷的僧道，乾隆皇帝予以严厉打击。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雍正皇帝去世仅仅三天，乾隆皇帝便对为雍正皇帝烧炼丹药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严厉斥责，指斥他们“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皆属“市井无赖之徒”，将其尽数驱回原籍。此后不久，又对侍雍正皇帝于帷幄的全部僧人做了相同的处理。其中雍正皇帝极为宠信的文觉禅师，虽已年迈七十，乾隆皇帝也未轻饶，责令他徒步走回江南，极尽凌辱。同时，还严行查缴雍正皇帝赐予他们的御书朱批，并禁止他们“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如果发觉，“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对于全国各地的僧道，乾隆皇帝则加以限定。
雍正十三年九月，他以“佛门之人日众，而佛法日衰”为由，恢复了顺治时期颁给僧道度牒的旧规定，并限制各地擅造寺观。在颁发度牒时，严格检查身份。
不守戒律的应对僧人、娶妻生子的火居道士，都勒令还俗；限制招徒人数，“其续收之数，不得超过开除之数”。与此同时，还严谕查缴各地僧道收藏的顺治、康熙、雍正三帝御批字迹，以剥削他们的政治资本；禁毁内容涉及宫廷的各种僧人著作，以消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经过他的整顿，在政治上解除了僧道势力对国家事务的干扰，在经济上也限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因而，这一活动得到了广大士民、官吏的拥护。
在打击、限制内地僧道势力的同时，出于团结少数民族上层贵族以稳固国家统一的需要，对于西藏、青海和蒙古等地区的佛教势力，乾隆皇帝仍然表示鼓励和支持，并未对原来政策做任何更动。
（二）禁陈祥瑞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帝王一样，雍正皇帝相信天人感应，喜谈祥瑞。在他的影响下，终雍正一朝，祥瑞不绝。什么嘉禾、瑞麟、凤鸟、甘露、庆云现、黄河清等，不一而足。这股虚夸风气的滋长使得中央政府和最高统治者很难掌控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对此，乾隆皇帝很是反感。他说，如果百姓安居
乐业，“虽不闻瑞物之来，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管理不善，“即使休嘉叠告，诸物备臻，治理地方也毫无裨益”。他还告诫臣工，应当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
为此，他规定：“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至此，十多年来对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过极大影响的这股陈奏祥瑞的歪风才得以停了下来。
（三）除去累民措施除上述败政外，雍正皇帝还有很多举措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为了修建浙江海塘和对准噶尔地方政权用兵，雍正皇帝曾先后开捐，导致官吏队伍的素质因此而有所降低；因为人口增加、政务繁忙，为了便于统治，雍正皇帝曾准许各地增设州、县和一些官职，也给地方带来一些困扰。与之相似的还有宣传乐善好施、道不拾遗、岁举老农奖给八品顶戴、兴办八旗井田、派遣外省教职担任福建正音教官等，也都在执行中出现种种弊端。如各地陈奏的“乐善好施”，大多非出自绅民自愿而系各级官吏勒索摊派所得，“甚且假公苛敛，中饱侵渔，名曰利民，而适以病民”；宣扬“道不拾遗”，也招致了“奸民邀赏，有司干誉”的弊端；岁举老农给予八品顶戴的做法，原为劝农而设，而在实施之时，“往往有似农非农之辈觊觎钻谋，恃职不法”，后来改为三年一举，“较前更难，贿嘱更甚”，更多为乡曲无赖所掌管；为解决八旗生计而在直隶推行的井田制，也因八旗子弟盗卖官牛、出租工地而变得奇形怪状；至于为教授官话而进驻福建各地的浙江、江西教职人员，又因“虽谙官音，不晓土语，师弟问答，彼此扦格”而无法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给民间带来很大的骚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封建统治的巩固。
对于这些问题，乾隆皇帝或斟酌实情，严查批准手续；或停止执行，改复旧章。如雍正十三年十月，以捐纳“无益吏治，并无益于国帑”而中断开捐，动用正项钱粮办理浙江海塘工程。第二年正月，又以西北两路撤军，除留户部捐监，以为“游学随宦在京者”的“应试之阶”外，“将京师及各省现开捐纳事宜一概停止”。
与此同时，还以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添一官”，“事绪益纷，供给送迎，闾阎滋扰”；陈奏乐于行善、道不拾遗，“直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土豪乘此得以侵蚀”，而分别下令禁止督抚滥请改隶州、县，不准再行陈奏乐善好施、
道不拾遗等。乾隆元年七月，从云南巡抚张允随之请，停老农总吏给予八品顶戴之例；十一月，从管理井田事务甘国璧之请，改井田为屯庄；二年三月，又从福建布政使王士任之请，把他派赴福建之正音教职人员按数发回，而改从本省教职中“慎选熟晓官话者，专司正音教职”。
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助弘历。允礼于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病逝。乾隆四年允禄作为弘皙集团的幕后，罢削议政大臣等职，失去权威。唯有鄂尔泰、张廷玉作为百官领袖，并立于朝。早在雍正时期，鄂尔泰、张廷玉就分别在构筑自己的政治堡垒。
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生于康熙十九年（公元 1680年），虽年少中举，终康熙之世仅任内务府员外郎小官。胤禛在藩邸时，曾有事相求鄂尔泰，遭拒绝。对于此事，胤禛非但不记仇，反而认清了鄂尔泰刚直性格，“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登基后遂委以重任。
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鄂尔泰擢升江苏布政使，从雍正三年至十年，又历任广西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云贵广西总督等封疆大将。十年，授保和殿大学士，入阁办事，职务乃是首席军机大臣。鄂尔泰还是清朝“改土归流”政策倡导者和执行者，“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后”，加上执掌内阁，士林蚁趋，逐步形成以满洲官僚为中坚力量，包括一部分汉族官僚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公哈达哈、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御史仲永檀、陕西学政胡中藻等。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的第二个儿子，康熙三十九年（公元 1700 年）进士，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奉旨值南书房。雍正即位，提拔为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任户部。四年（公元 1726 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五年进文学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八年，清代因西北用兵，设置军机处。张廷玉制定了军机处规章，对创立和健全军机制度起了关键作用。他为人谨慎，由他所起草的上谕，全合雍正心意，因而备受赏识和信任。雍正元年（公元1723 年），皇帝作诗赐张廷玉，曰：
“峻望三台近，崇班八座尊。栋梁才不忝，葵霍志常存。大政资经划，讦谟待讨论。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雍正九年（公元 1731 年），又御书“赞猷硕辅”四字，命内廷制龙匾以赐。
由诗和匾，可以看出雍正对张廷玉的器重。有一次张廷玉偶疾，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八年六月，雍正下旨鄂尔泰、张廷玉著配享太庙。这是皇帝赐给大臣最高的荣誉和奖励。
乾隆即位后，同样也离不了这位娴于典章，工于文字的老臣。乾隆二年（公元 1738 年），张与鄂尔泰同封三等伯。六年，张廷玉 70 大寿，乾隆御书“调元锡祉”，撰对联“忠诚济美之台丽，弼亮延庥百福申”，并赋诗一首赐予张廷玉。
经过张英、张延庥父子长期管理，至雍正时以张氏为核心的桐城官僚队伍在迅速壮大。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张廷玉自夸，“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降至乾隆前期，仅张氏一门登仕者有 19 人。张廷玉曾洋洋自得地写道：“自先父端（张英）而下，三世人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与张氏世代结成姻缘的姚氏，是桐城另一望族，“子姓蕃衍，仕宦众多”，与张廷玉一同为官的有姚孔全长等 10 人。
雍正对鄂、张二氏势力膨胀，持取姑息甚至赞赏态度。雍正十二年，他说：
“大学土鄂尔泰张廷玉乃我朝的忠贤大臣。朕见伊两家后起人才蔚然可观，是以屡加擢用，有甫经多年，而即至大贵者……彼夫识见卑鄙之人，未必不私心窃疑，而谓朕之暱其所好。……而朕之乐于用伊两家子弟者，亦自有朕之意在。一以两家之先人培植长远，方获生此贤哲为国家之股肱心膂……一以两家子弟素闻家教，非同寻常，必不至负国恩而忘家训；一以两大学士这般忠诚，虽天下之人尚思教育成就之，所以训勉于一门之内者，必更加肫笃，可以代朕之提撕训诫，令其有成。为此三者，择人而用，随才器使”。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雍正有意扶植鄂、张两家族，既可从中挑选一批温顺奴才，亦可以此树立忠君样板，“提撕训导”更多满汉地主。
在雍正扶持，降至乾隆初年，随着鄂、张两大政治集团势力膨胀，他们之间明枪暗箭的对立局面已趋严重。清人昭梿说：
“上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于这两大政治集团，乾隆心如明镜。他曾说内外官员，“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朋党之争，必定会从内部瓦解封建政权。乾隆毕竟不是雍正。他年轻气盛，“临御以
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对鄂、张两集团呼朋引类，党同伐异，垄断仕途，拓展各自营垒的斗争，不能不予理睬。但他又精明过人，对于经营了数十年盘根错节的鄂、张两大政治集团势力的处理，没有操之过急。纵观乾隆的一切作为，可以看出，他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方略。
乾隆二年（公元 1737 年）会试，张廷玉任主考官，乃侄张若需中试。御试时，乾隆出三道题，其中第一题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弦外之音，是很容易明白的。当年十一月，乾隆以大学士不应兼管的惯例，批准张廷玉辞去户部事务，只兼管吏部。张氏集团的权力受到某种程度的削弱。
乾隆六年发生了仲永檀弹劾案。鄂尔泰集团由此走向垮台。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是鄂尔泰得意门生。就在同年，原工部凿匠、京师富民俞氏无子，嗣孙年幼，义女婿许秉义为争夺俞氏家产，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并托许王猷出面，约很多朝臣往俞家吊丧，借以壮许家声势。此事被顺天府揭发出来，许王猷受夺职处分，事情本已结束。但是，六年三月，仲永檀进一步控告提督鄂善受俞家行贿万全，大学士张廷玉送了柬帖，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往吊丧，礼部侍郎吴家驹往吊得赀。仲永檀还告发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洩者”。乾隆十分重视仲永檀的告发，命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 7 人会审鄂善。三月二十五日，乾隆又召来鄂尔泰等 7 人，亲自审问。他劝鄂善说，若的确受贿，于朕前实奏无妨，从轻审理。鄂善信以为真，承认受贿银 1000 两。乾隆随即下旨说：“念尔曾为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颜复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也”，要鄂善自裁。
鄂善看形势不妙，明白自己上了皇上的当，随即翻供。乾隆恼羞成怒，下旨判处鄂善死刑。仲永檀因此被提拔佥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说“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缩头缩尾”。
但是，仲永檀揭发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家送帖、吊丧，经审查，纯属无中生有。赵国麟，山东泰安人，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6 年）进士。该年会试，张廷玉以检讨担任同考官，两人关系自然非常寻常，仲永檀弹劾的是赵国麟，攻击的目标却是张廷玉集团。赵国麟对仲永檀诬告不实，反而升官，心怀不满，上奏乞求引退。乾隆不肯，擢赵国麟为礼部尚书，以示安抚。赵国麟仍耿耿于怀，多次求
退。这就惹火皇帝，终于被削去官职，命在咸安宫效力。
仲永檀告发鄂善，赵国麟等拿到好处，又把弹劾的矛头指向鄂尔泰政敌张照。
前面说过，当古州台拱苗变时，张照以安抚苗疆大臣的身份入黔指挥征剿，却因“挟私误军兴”，被逮捕下狱，没多久被释放。乾隆七年（公元 1742 年），张照以刑部尚书兼领乐部。仲永檀竟以此上书弹劾，说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
弹劾未能中的，张照恨之入骨，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主子，詹事府詹事鄂容安，遂上奏摘发。乾隆即命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构、和亲王弘昼等会同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审查此案。结果，仲永檀、鄂容安承认，他俩“往来亲密，于未奏之前，先行商议，即奏以后，复行照会”。十二月，乾隆降旨逮捕仲永檀，罢鄂容安职，鄂尔泰受降二级处分。
乾隆认为，仲永檀依附师门，与鄂容安“结党营私”，鄂尔泰亦有干系。“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鄂尔泰于朕前上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以后独不能重治之罪乎！”这是对鄂尔泰集团的一次严肃警告。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死，乾隆依然遵守雍正生前许诺，将鄂尔泰配享太庙。
仲永檀事件闹得众人皆知时，又出现刘统勋上疏要求暂停张廷玉家族升转之事。
乾隆六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奏二折。一折说讷亲办理事务过多，另折说张廷玉家族居官者太众，“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谨慎细微。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恒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部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窃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因廷臣有升转太速之员，特谕停业升转……臣愚以为宜仿此意，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具悉明查。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是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中，停其升转”。
刘统勋上奏，实乃求乾隆以暂停升转办法，限制张氏集团势力的急剧膨胀。
乾隆阅后降旨，一面抚慰张廷玉、讷亲：
“朕思二臣若果真声势赫赫，擅作威福，则刘统勋必不敢这样陈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可以柑制僚来可知。此国家之祥瑞也，朕心转而为喜”。
另一方面，又同意对张廷玉亲族的升转有所抑制，并说这一措施于张廷玉有利：
“张廷玉亲族人众，所以登版籍者亦多，此固家运使然，然其亲族子弟等或有矜肆之念，为上司者或有瞻顾之情，则非大学士所能料及也。今一经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刘统勋所请裁抑之处，著该部查议具奏”。把乾隆这些话，与当年雍正对张、鄂两家子弟的赞扬语言一并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两位皇帝的不同态度。雍正对两家是竭力扶持，乾隆则有所抑制。
张廷玉是官场老手，非常温顺。他看出乾隆对自己家族势力的发展心存芥蒂，因此立即上疏，要求辞去兼管吏部部务的职务。乾隆没有同意，此时他还需要张廷玉。十年（公元 1745 年），鄂尔泰死，乾隆没有任张廷玉为首席军机大臣，而是以“我朝旧制，内阁系满大学士领班”为理由，把讷亲升为首席军机。十一年十月，张廷玉年逾古稀，乾隆允许他“不必向早入朝，或遇炎蒸风雨，或自度宜于少休，亦不必勉强入内。其应办事务，可以在家办理”。这算是对张氏优待。十三年正月，张廷玉再次求退，乾隆仍不同意，只批准他辞去兼管的吏部事务。直至十四年十一月，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衔致仕。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廷玉惹怒了乾隆。
乾隆早已答应要履行雍正诺言，让张廷玉身后配享太庙。然而乾隆也说过，配享大臣，不宜归田终老。因此，张廷玉对自己能否配享有所顾虑，遂奏请“乞上一言为券”。大臣竟要皇帝写保证书，乾隆自然很不乐意，但仍颁诏重申雍正成命，并制诗示意，用明朝刘基乞休后依然配享太庙例安慰张廷玉。张廷玉放心了。次日令儿子张若澄上朝代为奏谢。求配享可亲自面奏，得到配享许诺后就不能亲自来谢恩，乾隆大为恼火，即时下旨斥责：
“夫配享太庙，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赐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比。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感，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感。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而谢恩竟不能亲赴阙庭！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乾隆传谕写旨时，唯有大学士傅恒和协办大学士汪由敦在场。汪是张廷玉门生，随即免冠为张廷玉求情。圣旨还未下，第二天一早张廷玉就亲自入朝谢恩。
乾隆断定，张廷玉昨日不来今日来，肯定是汪由敦传递信息，泄露了消息。由此
他联想起，张廷玉曾建议，自己告老之后，由汪由敦接任大学士之职，愈发怒火中烧：“朕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迁就乎！”张廷玉因此被剥去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但仍许配享。汪由敦罢协办大学士及尚书职，在任办事赎罪。
此时的张廷玉完全失宠。乾隆常常找借口训斥，直欲摧垮张氏集团。十五年（公元 1750 年）二月，乾隆西巡五台山离京时，张廷玉跟随送驾。乾隆因张廷玉未曾叩首道旁，且毫无惶悚激切之意，而发火。三月，定安亲王皇长子永璜逝世，初祭甫过，张廷玉奏请南还，乾隆斥责说：“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三师傅，而乃冷漠无情至于此，是尚有人心乎！”从前，乾隆曾夸奖张廷玉、鄂尔泰“二人诚无愧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顾朕弗及太宗耳”。如今，乾隆对张廷玉的评价是，“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自朕御极十五年来，伊不过屡进屡退，毫无建白，毫无赞勃”，仅仅是几十载老缮写员而已。乾隆还说，张廷玉之所以“营营思退”，一方面是政治上失意，“白揣志不能逞，门生亲戚素相厚者，不能遂其荐举扶植之私”；另一方面又家有储积，所积赀产又已足以赡身家。张廷玉又成为狡滑自私的小人。乾隆把之前清朝配享诸臣名单给张廷玉看，要张自行对照，自审应否配享，并命九卿对此问题定议具奏。
定议结果，罢张廷玉配享。乾隆准奏。同年九月，又控告出张廷玉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降旨革去张廷玉大学士衔，追回以前给张廷玉的所有赏赐。至此，张廷玉彻底垮台了。
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张廷玉去世，乾隆仍遵乃父承诺，将张廷玉配享太庙。这除了体现乾隆“纯孝”美德外，对张氏政治集团，不可能产生复炽效应。
康熙、雍正都曾从吏政制度着手，大力整顿吏治。乾隆要励精图治，也必须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他没有去改革已有的官僚机构，相反是针对中央九卿、科道和各省督抚、地方府县衙门存在的不同问题，从封建官吏职责规范化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治方法。
对于中央九卿状况，乾隆有个主要估计。六年三月，他说，“朕就近日九卿风气论之。大致谨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所谓谨慎自守，实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所作为风气。其通常表现之一是松垮。十一年三月某日，乾隆发现，应召在乾清门等待奏事的九卿，“有因祗候稍久而以辛劳含怒者”，甚
至“竟不候而归”。他大为恼火地训斥道：“朕机务维勤，不敢暇逸，而大臣则已退食自公，优游闲适矣！……诸臣思之，当愧于心也”。其表现之二是因循推诿，文移往来。乾隆说：“朕闻近来各部院办理，因循成习。每遇难办之事，即互相推脱，文移往返，动往岁月。迨夫限期已满，则潦草结事，以避参议。至于易结之事，又复稽延之时，及对限满，则苟且咨行，以期结案”。这种无所作为习气，与乾隆励精图治的抱负和雷厉风行作风，大相径庭。七年三月清明节，乾隆在勤政殿对九卿说：
“近来九卿大臣，朕实灼见其无作奸犯科之人，亦未闻有作奸犯科之事。而所谓公忠体国，克尽大臣之职者，则未可以易易数也。不过早进衙署，办理稿案，回到家中，闭户不见一客，以此为安静守分，其自为谋则得矣！……至于外而督抚，内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万方亿兆，皆吾赤子。其为朕教养此赤子者，朕非尔等是赖，其将奚赖？今尔等惟以惯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大计，安所谓大臣者欤！如仅循例办稿已也，则一老吏能之”。
乾隆话很严厉，也很中肯。作为皇帝股肱，九卿官员不能仅满足于不作奸犯科，更不能把自己混同于老吏，以人署办事为供职，应深谋远虑国家大计，有所建树。
科道、御史承担着监察职务。乾隆说：“夫言官之设，本以绳愆纠缪，激浊清扬。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无不可剀切敷陈。内而廷臣，外而督抚，果有贪劣奸邪实据，指名弹劾，亦足表见风裁”。但其实科道御史并未尽责。四年（公元 1739 年），乾隆就指出：“近几年来科道官员，条陈甚少，即有一二奏事者，亦皆非切当之务……嗣后各精白乃心，公直自矢，毋蹈缄默陋习”。此后，缄默之风虽有所变更，却又转而“摭拾浮器”，以浮言为根据，抓住末节问题作文章，“徒事怀私窥伺”。乾隆认为，言官不能履行职责，关键在于素质过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慎重言官选拔。
原来，御史由各部院堂拣选司员推举，然后由吏部引见，皇帝简命。乾隆以为这办法有局限性，“各堂官保送，皆就伊等所见举出。统计一衙门官员，不过十之一二，其他众员，朕未经遍览，此中或可任科道而不在保送之列，亦未可定”。
所以，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时，就改为“例应选翰林部属等官，一概通行引见”，扩大了选拔对象。但选拔对象太多，皇帝又难以逐个考察。降至十一年十
月，下旨恢复九卿保荐法，但须经请旨考试后，引见候皇帝任命。
督抚是封疆大臣，身系一方国计民生重任。乾隆对督抚的看重，不下于九卿。
他说：“九卿督抚，皆朕股肱大臣，国计民生均有攸赖”。他要求督抚官员首先要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处官事如家事”，“若当官而存苟且之心，将事事皆从废弛矣。”八年十一月，他听说河南巡抚雅尔图“官署鞠为茂草”，湖南巡抚许容以文书废纸糊窗，大为恼火，认为事虽细，但说明二人“其心不在官”，于是下旨切责，“此即孙樵所谓以家为传舍，醉浓饱鲜，笑而秩终”。乾隆说，督抚有封疆之寄，重要职责是督察属官：
“历来为政之道，安民必先察吏。是以督抚膺封疆之重寄者，舍察吏无以为抚民之本……夫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
乾隆的话十分精辟。他以“察吏”为“安民”根本，视作封疆大臣主要职责，也就是从抓各级行政官员人手，抓国家的治理，从而抓住了政治管理的关键环节。
他还告诫各地督抚，不要在法规上多做文章，要把督察属员工作认真抓起来：
“（督抚）其有一二号称做事者，又徒事申教令，务勾稽，而无当于明作有功之实用价值，是但知求之于民，而未知求之于治民之吏也。……古称监司择守令，一邑得人则一邑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律，干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办主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
由此很容易看出，关于法令、官吏和社会安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乾隆注重的是官吏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如果一味更张法令，即是“但知求之于民”，即只知道要百姓遵循这样或那样的法令，其结果只能骚扰百姓，搞得鸡犬不宁。地方战绩怎样，不在法令，而在官吏人选，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不治。
乾隆这么强调地方官贤与不贤对社会治乱的作用，反对督抚们更改法令，有客观社会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清王朝持续至乾隆时期，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已基本定型，以改利条为名，行扰民之实，的确不可不防。而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又特别自信自己的雄才大略。在他看来，当臣子的只要“仰遵圣意”，依法办事，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因此，与历代帝王一样，乾隆强调的也是人治。他曾说；“有治人，无治法。任法不如任人。”
乾隆还特别重视州县地方官的人选。他说：“知县一官，古称司牧，其才具之短长，乃政治得失之所关，民生休戚之所系”。他引用唐朝张九龄的话说；“县
得良宰，万户息肩；州有贤牧，千里解带”。良宰贤牧的标准是什么呢？乾隆说，古今有些地方官，但知用心于刑名钱谷，考成无过，上司亦认为是好官，这是错误的。良牧标准，一是“经划有方，劝课有法，使地有遗利，家有盖藏者”；二是“视百姓如赤子，察有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家室”。即是说，既能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地方经济，又能关心百姓疾苦的，才是好官。
要做到这些，地方官就应当经常深入乡村，体察民情，了解各地生产状况。
九年五月，他对州县官说：“所谓知州必能知一州之事，知县必能知一县之事。
顾名思义，循名责实，岂簿书钱谷无误期令，遂谓可胜任愉快也！……州县所属之地，虽广狭不一，事务亦繁简不同，而一月之中，岂无斋戒停刑之日，亦有因公下乡之时，真能乘此余暇，不辞劳苦，亲履田间，与父老子弟欢然相接，如家人父子，言慈言孝，启其固有之良，度其原显，相其流泉，审物土之宜，因闾阎之便，利所当兴者举之，害所当除者去之，则养教并用，善政莫乎是”。
这里，乾隆告诫地方官，不要整天围着簿书钱谷打转，应当多下乡村作调查访问，从百姓生产生活状况，到民情风俗、土壤水利等等，都应有如实的了解，要因闾阎之便，兴利除害，造福地方。乾隆把到民间搞调查研究，看作对州县官的主要要求，这对改变衙门的官僚作风，很明显有积极的作用。不过，在封建时代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
乾隆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还留心到幕客对政治的干扰问题。十二年（公元1747 年）二月，广西道监察御史黄登贤奏，各省幕客多聚集省城，勾结各衙门吏书，从中打探衙门内情，遇到州县呈文申详，则多方批驳，迫使州县长官不得不到省会访求幕客中与上司衙门关系亲密者，用厚金廷聘，彼此串合。他请求皇帝降旨各巡抚，将聚集在省城的府县幕客，严查驱逐。乾隆接受了黄登贤建议，下旨执行。
乾隆还尤为关注各地武官的状况。六年十月，乾隆获知，四川建昌镇臣赵儒、重庆镇臣苏应选，俱年逾七旬，体力已衰，遇事逢迎瞻顾，立即颁谕各省提督，凡是精力已衰不能统率操练的武官，应令其休致。为了查阅各营伍状况，九年正月，乾隆派尚书讷亲到河南及上下江、淮、徐、山东等地巡视。三月，讷亲报告，河南开封府驻防满洲兵操练时“进退生疏，队伍亦不整齐”，其余各省情况大抵相似。
乾隆看后生气地说：“览此，即可见外省大吏，没有一个不欺骗朕的”。十一年九月，乾隆决定，从十二年开始，遣员逐批查阅各省军队。当年查阅直隶、山西、陕西、四川、甘肃五省，次年查阅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十四年查阅广东、广西、浙江、福建四省。三年一阅，周而复始。
要整顿吏治，就要加强对官吏的考核。清制，内外官三年一考核。京官考核称京察，外官考核称大计。考核分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政绩尤为优秀者可引见侯旨升擢。考核不及三等的官员，要纠以“八法”，即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病、浮燥和才力不及者。贪、酷者革职拿问，罢软无为和不谨者革职，年老和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和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调。
乾隆知道这种考核往往瞻徇情面，弄虚作假，不少人甚至“滥列一等”。因此，于四年（公元 1739 年）下令将“八法”改为“六法”，宣告“贪、酷二者，不应待三年参劾”，即一旦发现就要参劾。九年又决定，凡考绩列一等者，应经大学士验看，谨慎甄别。顺治时曾经规定，三品以上京官应自陈政绩。乾隆认为“自陈繁文，相率为伪，甚无谓也”，下令取消。乾隆前期，对官吏的考核还是相当认真的，不少地方官因考核不过关或罢或降或休致。
以乾隆十年（公元 1745 年）为例，仅此一年全国大计小，被劾为不谨、罢软、才力不及、浮燥、年老、有疾者总共 180 人。其中不谨官 43 人，罢软官 17 人，才力不及官 35 人，浮燥官 13 人，年老官 40 人，有疾官 32 人。一次大计，有如此多的官员不及格，说明考核并非徒具形式。
惩治贪污是整顿吏治的主要内容。乾隆对贪官惩罚十分严厉。二年（公元 1737年），山西学政喀尔钦在布政使萨哈谅支持下收买文武生员一案被揭露。乾隆为之震惊。他说，登基以来，体恤群吏，增俸禄，厚养廉，以为天下臣工，必定感激奋勉，砥砺廉隅，不料想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之多，“实朕梦想之所不到”，“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下旨将喀尔钦斩立决，萨哈谅斩监候。
喀尔钦一案未了，六年三月，左都御史刘吴龙又揭发浙江巡抚卢焯在处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件时，贪赃枉法，收贿银 5 万两。该知府杨景震受贿 3万两。九月，总督那苏图参奏，荆宜施道姜邵湘“掌管荆关税务，肆志贪饕，横征暴敛，侵蚀冒销，饱其愁壑”。荆关税课年年还有余银 3 万余两，姜邵湘年侵
吞噬及一半。接着，又发生浙江巡抚常安贪污案、四川学政朱荃贿卖生童案，等等。
面对日益俱增的贪污案件，乾隆决定加强惩处。他说：“近来侵贪之案渐多，照例降低，使可结案。此辈既属贪官，除参款外，必有未尽败露之赃私。完赃之后，仍得饱其囊橐，殊不足以儆效尤”。
这就是说，对贪污犯采取罚赃减等办法不足惩戒。为此，他下旨将乾隆元年以来重大贪污犯，陆续发往军台效命，以为黩货营者戒。嗣后贪污犯亦照此办理。
十二年，又降旨修整惩治贪污法。原法律规定，贪污官吏至秋审时，概入缓决，而且“不入情实”，因此不至于处死刑。乾隆命九卿于秋审时，“核其情罪，应入情实者，即入于情实案内，以彰国法”。
然而，乾隆对贪污案的处理虽然比以前严厉得多，但乾隆一朝的贪污案，仍层出不穷。
清朝年间，除八旗子弟外，科举制度是所有士庶地主子弟猎取功名、收取政治权益的主要途径。因而，从府、州、县学的童生入学考试以至考取举人和进士的乡试、会试，一直以来都被广大官绅所重视。雍正时期，在大力振兴政治的同时，对种种科举弊端也厉行整顿，乾隆初年，推行宽大政治，应考士子夹带文字入闱和主考官员收受贿赂的现象再次出现。
针对科举考试中的这些弊端，登基后不久，乾隆皇帝即着手加强对各地应考士子的管理，并对贿卖生童的个别官员进行惩处。如乾隆四年二月，已未科会试届期，乾隆皇帝先行颁布谕旨，告诫应考举人：“务将夹带之弊全力革除。仍有不肖之徒玩视功令者，即行参奏，交部照例治罪，毋得姑容！”乾隆六年三月，顺天乡试在即，乾隆皇帝又颁谕旨，禁止科场携带。与此同时，对于贿卖生童、影响恶劣的个别主考官员，如山西学政喀尔钦，还将其革职审查，查抄家产，依律正法。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场痼疾和各级官吏的上下欺瞒，科举弊端并未就此废止，而且还有愈益发展之势。为此，乾隆九年秋，趁顺天乡试的机会，乾隆皇帝亲自出马，对科举弊端进行整顿。事先，乾隆皇帝为应考士子亲出试题；届时，为了防止应考士子夹带，又专派亲信大臣带领人员前往考场监试。监试大臣接到命令之后，不敢怠慢，严令属下人等仔细搜查，并且规定，搜出一人夹带，
赏银三两。结果头场考试即搜查出夹带文字者二十一人，“或藏于衣帽，或藏于器具，且有藏于亵衣挥挎中者”。
由于试题略偏，入场士子不能回答而交白卷者六十八人，没有答全者三百六十九人，书写不工整和答案驴头不对马嘴者二百七十六人。等到二场考试，又搜出夹带文字者二十一人；因见稽查严密，临点名时一哄而散者又有二千八百余人。
“京师如此，则外省情弊，不问便知”。这使乾隆皇帝很是生气。各级官员天天在他耳边鼓吹什么“人文日盛”，不断要求增加科举录取名额，原来竟是一帮这样的“人才”！
为此，他一方面下令将准许这些生员参加考试的顺天学政、国子监祭酒和在朝任职的这些生员的家长以及乾隆元年以来历次顺天乡试时的监试御史全部查出，交部严加议处；一方面下令将各省参加乡试的生员名额一律削减十分之一，以示惩戒。
与此同时，为了严格科举考试纪律，他还先后作出各种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应考士子衣服一律单层；参试所用蜡烛一律由考生纳钱官为置办；考生入场，于一门、二门须经两次搜查，搜查时两人共搜一人，如二门搜出夹带，即将一门未曾搜出之官役治罪；考前运入考场的器具、食物，也委派巡察御史逐件查阅；内外帘官、随役人等亦应一例搜查，如有夹带，就地治罪；士子考试怀挟，“其父、师一并究治”；士子考试须按规定在指定区域进行，不得冒名顶替。为了认真贯彻这些规定，乾隆十二年和乾隆十五年两届乡试，均命各地派出大批人员“照例严查”。
由于乾隆九年以后历次科举考试皆严厉搜查，科举弊端的重点开始转向士子买嘱考官私通关节，各级考官“或于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于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于朝臣故旧，或徇纵子弟、家人乘机作弊”。对此，乾隆皇帝除再次严令内帘阅卷人等“冰兢自矢”、“严密关防”，以防不肖士子私通关节外，还加大了对科举考试中作弊官员的处分。如乾隆十五年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赶考、贿卖生童一案，不但朱荃本人被抄家，而且所有行贿官员也一律正法。又如乾隆十七年恩科会试时内帘监试御史蔡时田和应考士子曹林祖私通关节一案，恰逢乾隆皇帝万寿节，而乾隆皇帝却严谕承审官员，“不必拘定万寿期内不加刑讯之例”，从速从重办理，整桩案子从揭露到蔡时田、曹林祖二人被处斩仅有十一天。
通过整顿科举弊端，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乾隆皇帝对全国生监、绅衿的掌控和管理。
乾隆皇帝整顿科举弊端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广大生监和各级官吏通同作弊，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一直未能彻底根除。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在审查进士朝考试卷时，乾隆皇帝又发现了廷臣拟取之前几名试卷中本人“姓名显然并见”的奇异现象。如廷臣拟定的前三名分别为严本、王世维、鲍之钟，第五名为程沅。而严本卷首句即云：“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严”、“本”二字一同出现。王世维卷则云“维皇降衷”，鲍之钟卷云“则用苞含上下用”，程沅卷则云“成之者性也”，皆有本人之姓名见于卷中，作弊情况极为明显。因为事涉在朝大臣多人，乾隆皇帝无法逐个治理，不得不仅将发现问题之四卷名次抑至取卷之末，并将所取各卷名次略作改动。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科举弊端是多么的严重！乾隆皇帝在发现、解除科举弊端以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方面花了多大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