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一个关于谋反的不算太大的案子，却被演变成了议礼派利用嘉靖皇帝报复护礼派的曲折离奇的党争大案，本案历经知州、按察使、巡按、都察院及三法司会审，九卿廷审，最后嘉靖皇帝通过改组三法司才得以结案……
1太原指挥使被同乡揭露真实身份
嘉靖皇帝刚继位不久，宫中太监崔文突然在他面前跪下尖声奏道：“启禀皇上，西北有加急奏章呈上，说是西北今年大旱，很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那里到处都是饥民，要饭的人像蝗虫一样遍地都是，西北的大臣们担心会出事，怕弄不好灾民会造反，请皇上定夺。”
嘉靖皇帝听后呆住了，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时间理不出头绪来，皱着眉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作为刚即位的皇上，除了儒家经典，年轻的嘉靖对于军事、社会治安、朝廷的礼仪、国家的政治制度、农耕生产，什么都不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叫他立刻拿出个好主意来，真有点难为他。
崔文一见嘉靖皇帝表情发呆，就讨好献媚地说：“皇上，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嘉靖皇帝正需要身边人的建议，就随口说道：“你讲吧。”
崔文试探地说：“皇上，这西北大旱，乃是玉皇大帝在惩罚人间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样天灾才会平息。”
“好吧，那你就找个道士来做道场吧。”嘉靖皇帝在湖广安陆州时，父亲兴献王也经常带他去道院祈祷，他从小就很相信道教，现在听了崔文的话，马上表示赞同。
“谢皇上。”崔文见自己的意见被皇上采纳了，心里非常得意。他离开皇宫后，很快就给嘉靖皇帝找了个道士，名叫邵元节。
邵元节只生得仙风道骨，嘉靖皇帝一看就很信任。邵元节说：“元朝末年，太祖皇帝起兵抗元，当时很多道徒都曾参与，这些道徒在军中传授武功，为我大明江山出了不少力。太祖皇帝听说武当山道士张三丰武功高超，曾下诏派遣三山道士去武当山向张三丰学习真功。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听说张三丰仍在武当山，派朝廷命官，带上皇上的亲笔诏书和钱物礼品，前往寻访，未见张三丰踪影。太宗皇帝随即下诏，在武当山重建道观。建成后，赐名‘太和太岳山’，并设立官方机构协助守护。自此，武当山道观才名扬四海。”
嘉靖皇帝说：“祖宗如此看中道教，可见道教非常重要。朕决定继承祖宗的遗愿，在宫中斋醮，仙道可愿做道场？”
邵元节听后，兴冲冲地说：“贫道遵旨。”
很快，邵元节就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昼夜斋醮。每次祈祷时，嘉靖皇帝都要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样，嘉靖每天和道士们在皇宫里祷祭，紫禁城成了一个最大的道院。
明朝的皇帝们就是这样的荒唐、荒淫、怠政，以致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激烈，民众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广大的贫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化二十年（1480年）九月，山西巡抚叶淇在奏疏中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府（今临汾）逃亡5.87万余户。其中霍邑（今霍县）、猗氏（今临猗）两县，男女饥死6700余口，蒲（今属永济），解（今属运城市）等州，临晋（今属临猗）等县，饿殍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或者抛弃子女而逃者。”饥寒交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活命，只好离乡背井，逃往异乡。但也有部分人为了死里求生，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与统治者展开斗争。成化年间的财政本已非常困难，朱佑樘即位不久，又逐渐走上了其父走过的荒怠老路，因而弘治朝的国计民生问题也随之日趋严重。由于弘治皇帝朱佑樘的侈靡逸乐，怠于政事，同时也由于内外官员的腐败贪残，因而弘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家财政困难，库藏空虚；赋役繁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佑樘不愿放弃奢靡的生活享受，不愿疏远神仙佛老，权贵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要使金银珠玉堆积如山。既然如此，解决财政问题，就只好加紧搜刮了。于是，赋重役繁，民穷财尽……在接下来的正德朝，16年间就发生了30多次具有规模的人民起义，平均每年两次。起义遍及8个省区，即山东、北直隶、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和山西。
总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这几朝都是民生凋敝，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大规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山西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李福达就出生生活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他的祖父叔伯们表面都以传播白莲教为业，实际是在联络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朝廷，他的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算是宗教世家。李福达从小饱受祖父熏陶，他承继了家族衣钵，学习了不少宗教理论和技能，也开始收纳教徒。
白莲教自元末明初开始活跃起来。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元末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明朝的赵全、徐鸿儒，也都是白莲教徒。白莲教的势力逐渐遍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几乎影响近半个中国。大小教主经常以传教为名组织地下活动，鼓动百姓起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
“如今贪官污吏横行，只知鱼肉百姓，芸芸众生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幸而明王降世，欲济天下苍生，我们当杀死贪官，打开官仓，救济垂死的众生！”
“横竖都是个死，我们反了吧！”弘治二年（1489年）春，山西连年灾害，饥民蜂起，年轻的李福达和叔父李钺看到到饿殍千里，家中生计艰难，非常仇恨腐败的明朝朝廷，他们追随白莲教教主王良密谋反明。他们以传教为名，召集教徒500余人攻打崞县县衙抢粮，结果包括王良、李福达在内的120多人不幸被捕。按照明朝的法律，利用邪教聚众谋逆，首犯应当被绞死，从犯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王良等54人被押解至京师处死，李福达、李钺等人则被押赴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充军。
不久，李福达、李钺瞅住机会，逃回了老家，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李福达改名叫李午。但不幸的是，过了半年多，李福达、李钺又被人举报捉住，再次流放到更远的山海卫（今河北秦皇岛东北）。李福达、李钺不甘心服刑，再次成功逃脱。吸取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他们没敢逃回家乡，而是逃到了陕西洛川。
为了谋生，李福达和叔父李钺只得重操旧业。李福达自称弥勒佛转世，在洛川传教招徒。李福达自诩“有天分”，将掌管天下宗教，一时也笼络了不少百姓。当时，以农民、流民和小手工业者为基础的民间宗教，反映出激烈的社会抗争意识和人民对苦难的叹息、不满。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明清以来的农民战争，民间宗教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毫不畏惧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与血腥镇压，勇敢地担负着吸引、凝聚、指导下层民众向理想王国不断前进的职能，其对中国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之儒释道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午和李钺宣扬的弥勒救世思想与弥勒教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弥勒救世思想信仰某个净土的存在，以“往生”净土--弥勒所在的兜率天--为修行宗旨。它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弥勒由凡人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弥勒救世思想在西晋末年传入中国，首先得到了社会上层的信奉，修造了大量的石雕弥勒佛像，与释迦、观世音的造像数目相伯仲。在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的同时，弥勒救世思想也逐渐世俗化、民间化，与中国道教教义发生融合，形成了三佛应劫救世的思想观念。所谓三佛应劫救世观念，简单地说，就是指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的时期应世而出，救度尘世间遭受苦难的芸芸众生。其中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以回归彼岸为宗旨。而“劫”指的便是中国道教中的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三劫。无论是弥勒救世思想自身两个层次的内容，还是与中国道教教义融合后产生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这两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都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普通百姓处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向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这种迫切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有一位像弥勒佛那样能救度他们山苦海的人物出现，即使生前不能达成愿望，也希望死后能升入极乐世界。在底层社会，弥勒救世思想启迪了群众追求美好世界的意识，看到弥勒救世思想能吸引众多的信徒，在当时的老百姓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正德七年（1512年），李福达门下已经有弥勒教信徒数千人，他们聚众起义，杀伤贪官污吏，席卷鄜州、洛川等地，声势浩大，甚至曾一度攻下战略要地潼关。这一年，洛川黄章乡珊瑚村人邵进禄（民间称“邵蝎子”），笃信李午传播的弥勒教，聚集教徒，成为首领。十月，邵进禄、李福达等举兵起义，攻破洛川城。知县田济携印逃匿，妻、子都被杀死。邵进禄挥师黄龙山，占据白水、澄城县，四处打击明军和贪官污吏，潼关卫指挥张潜、关健、百户王珍率军镇压，反被杀死。见洛川事业已定，李福达将其委托给邵进禄、李钺管理，自己则回到山西老家传教，发展势力。其后不久，后兵备使者张榆率部镇压，邵进禄、李钺及党羽何蛮汉等被捕杀，并供认李午是主谋。李福达在山西得知消息，藏匿于山西徐沟县，为了避免被官府查出身份，改姓更名为张寅。
李福达从洛川回山西时，带了不少金银珠宝，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向官吏行贿弄了个假户口。
凑巧，徐沟县里知名人士张钺的儿子张宾喜欢结交各方人士，李福达就向其送礼示好，张宾也不问底细，就将张寅归入自家户口，还将其编入张氏家谱。几年后，张钺、张宾先后病死，张寅就继承了张家的家产。
在当时，对于官府来说，由于不知道李福达的去向，也就捉拿不到李福达，众兵搜寻不见，也就罢了。
等到通缉自己的形势放松之后，李福达就挟带了财物赶到京师。为了长远的安全考虑，李福达决定交结权贵，为自己寻求护身符。他很清楚，如果能在上流社会找到一个靠山，就再也不怕被人追查。活动能力极强的张寅开始寻找自己的靠山。
很快，李福达找到了一个目标：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
郭勋（？－1542）是为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郭氏家族，从郭英起，子孙三代与皇室联姻，本是权势显赫的勋臣国戚。郭勋于正德三年（1508年）承袭武定侯爵位，进封翊国公。郭勋历任提督三千营、两广总督、京师左军都督掌团营，主管四郊兴建之事，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傅之衔，并经常代表嘉靖帝行祭祀天地、祖宗之事。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郭勋编撰《英烈传》为其先祖郭英射死陈友谅之功造势，影响了嘉靖帝，争得了使郭英与徐达、常遇春等六王并列配享朱元璋太庙的殊荣，他自己也被“进翊国公加太师”。至郭勋进国公、加太师时，郭氏家族地位和权势达到了顶峰，成为权倾朝野，威福莫比的世家贵族。
一次，张寅扮成个算命先生，被郭勋的家人邀入府中为郭勋算命。张寅趁机表演了他的家传绝招“黄白术”，赢得了当时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的垂青。李福达当场把把不值钱的铜、铁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这让郭勋和在场的家人大开眼界。其实，这种“黄白术”就是道家炼丹术的一种，只需在普通的铜、铁上洒上药物，用火锻烧即可，造出来的“黄金”、“白银”也只是中看不中用，而郭勋却把这种炼丹术当成了神通广大的烧炼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炼丹家们企图转变铜、铅、锡、汞为黄金、白银的尝试，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但他们最终制取到了一系列黄色和银白色的金属，他们称之为“药金”、“药银”（当然，药金、药银并非都是合金，有些则是一些化合物的粉末）。遗憾的是那些变炼方法历来属于绝密，仅师徒间以口诀相传，对外则称，那些没有神仙风骨的人都无缘得到这种传授的。李福达出身于宗教世家，他早已经掌握了黄白术。
当时，郭勋知道嘉靖好神仙，正在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正想借方术之士媚上固宠，现在知道张寅精通炼丹术、烧炼术，喜不自胜。于是就引为座上宾，往来频繁，准备将张寅推荐给嘉靖皇帝邀宠。
张寅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郭勋，他就成了郭勋的岳父。在郭勋的帮助下，张寅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加入了京师的匠籍。
借着郭勋的声势，张寅还认识了不少宫中的太监，彼此以兄弟相称。赶到朝廷开例时，张寅通过宫中的太监缴纳栗粮，得到了一个“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
这样，经过几番努力，李福达从一个以传教为名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打入到了上层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