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李福达的一个从小相熟的代州老乡薛良来到太原。薛良本是一个无赖流氓，他在家乡听说李福达犯罪脱逃，官府一直抓不着他，他如果不是躲避在远方，就一定是死到别处了。薛良这次是到太原探望一个亲戚，一次，偶然在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武官，坐在马上，喝道而来，背后跟随四五个随从，那马上的武官衣冠体面，气概轩昂，好不威风。
薛良闪在道旁，让武官和随从们先过去，马到跟前时，他猛然一看，那不是自己从小相识的老乡李福达么？不由大吃一惊。又想李福达怎么会混到这种地步？
这时，他听到李福达与一人正在讲话，细听声音，果然是李福达。但他又不敢相信，心中暗想，这人可能与李福达或者面目相像，声音相仿。
“前面骑马的，是什么官员？”等到李福达一行人远去了，薛良走到一家铺面上，拱手问道。
“他是太原卫指挥张老爷，名唤一个寅字。”店家回道。
薛良心中暗想，或者是李福达畏罪改名张寅，在此做官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明天去探望他，不怕他不好好相待，买我不开口，说不定还要发一笔大财哩。
打定主意后，次日起来，吃了早饭，薛良直奔李福达衙内，向门卫拱拱手道：“你老爷在家么？”
“在家。”门卫回道。
“烦你通报一声，说有故人要见。”薛良便道。
“你不必问，一会儿你主人见了我，你就知道了。”门卫问他姓名，薛良道。
门卫疑虑重重地进去禀过了李福达。
“请他进来！”李福达听说故人来访，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就连忙吩咐道。“故人别来无恙！”一见来人是薛良，李福达陡然变色，假作笑容，下阶拱手道。
“听说故人在这里做官，特来相访。”薛良也作揖回道。
于是，李福达就邀请薛良书房叙话。
“你以前不是犯了事么，如何又到太原做官，好不荣耀啊！”薛良见左右无人，就问道。
“以前的事你不要再提起，你因何晓得我在这里？”福达摇手道。
“昨天在路上看见你，因随从人多，不好相叫，今天特来问候。只是我流落此地，盘缠已经用尽，想请您资助资助，未知愿意不？”薛良问道。
“这没问题！只是您既然来了，也须担搁几日，待我端正盘费，送兄回府如何？”李福达见自己的底细薛良识破，心中别有打算。
薛良还认为是李福达的好意，连声称谢。随即李福达吩咐备下夜饭，两人相对而饮，非常要好。
吃过饭，李福达便吩咐家人道：“将我这位老乡的铺盖安置在书房。”两人又谈了一会儿，各自回房了。
李福达回房后暗自思忖道：“我的踪迹，并无人晓得。今日被这个无赖识破，倘若他将我的前事告诉别人知道，还还了得么！不如先下手为强，将他杀死，就绝了后患了。”暗暗打算一番，李福达便叫来两个心腹家人，悄悄嘱咐道：“今日来的这人，与我有宿世冤仇。我留他住在书房，原要害他性命。现在给你快刀一把，今夜三更时候结果了他，把尸首抛在荒野地面。做得干净，先赏你二十两银子，日后还有抬举你处。你们肯去不肯去？”
两人欣然应允道：“老爷请自管安睡。小的们别的做不来，只此些些小事，包管做得万妥万当便了。”
李福达大喜。两人欣然出去，准备半夜行事。
再说薛良，吃了夜饭，坐了半晌，关上书房门，正要上铺去睡，忽然一阵腹痛起来。便走出书房想找一僻静地大便。当天夜晚月色微明，他见一边有路可通，就穿过去。看看走到马坊所在，是一块空地，便想在地上解手。隐隐听见隔墙有一人说话：“住在书房这人，老爷为何要杀他？”
另一人道：“你不听见老爷说与他有仇么！”
薛良一听，惊得魂飞天外，连大便也不敢拉了。他心中暗想：“想不到这个贼寇，如此心狠。如果再迟延，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还是赶紧逃命为上。”于是就轻轻走过马坊，见是一带泥墙，便从低处跳出。幸喜下面已是大路，拔步便跑。
薛良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正好碰到太原府知府赴宴回来，薛良跑得收脚不住，直冲了知府的道路，被差役拿住，喝问道：“你是何人？敢冲撞知府大人的轿子？”
薛良正寻思要揭发李福达，苦无门径。现在看见是太原府正堂的灯笼，连忙连声喊冤。
知府喝道：“你有何冤事，黑夜叫喊？”
薛良道：“小人是被难逃出来的，有天大的事首告。不敢当着众人明言，求太爷带小人到私衙密禀。”
知府就吩咐带薛良回衙。一进衙门，便把薛良唤进私宅，问他有什么事要告。
薛良禀道：“小的本是代州人，与妖贼李福达是同乡。以前听说他逃亡到了别处，昨天撞见太原卫指挥张寅，细细一认，却正是李福达。小的因去探望，李福达嘱咐小的不要说破，留小的过夜。小的道他好意，哪知竟要杀我灭口。小的偶尔腹痛，走到外边出恭。听见隔墙有谋害杀死我的议论，便越墙逃出。特来上告！”
知府道：“这指挥张寅，果是李福达改名的么？你不要撒谎！”
薛良道：“小的如果认得不真，怎敢谎告！”
知府一想：这李福达是个叛逆重犯，现在各处严缉，未见捉获，现在改名易姓，逃在此地为官，既然有人检举，一定不会是假的，看来必须速速将他抓获才好。于是，就带了知府，连夜去禀告专门管官员的都院。都院闻知，便传令中军，带领标兵，协同知府、知县捉拿李福达。
再说李福达的两个家人，三更左右进入书房，却找不见薛良。忙禀报李福达。李福达知道薛良逃走了，大惊失色，心上惴惴不安，不能安眠。忽然听到外边有人马嘶叫喧嚷的声音，又听到敲门的声音非常急切。便叫家人开门，只见都院的标兵和府县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一拥而入。
后面走进两位官员，一见李福达，喝声：“拿下！”
李福达辩解道：“我无罪！为什么捉拿我？”
知府道：“你是李福达！现有薛良检举，还有什么辨解的！”
李福达见事情败露，只好俯首就缚。
知府就将李福达在太原的家属都锁押起来，查盘资产，封锁门户。一面着地方看守，一面带了人犯，同众官回衙审究。
在审讯中，薛良与福达当面对质，薛良说得凿凿有据。薛良自称是李福达的老乡，他指控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就是正德七年在陕西洛川谋逆劫掠的头领李午，而李午就是在代州崞县传播邪教的李福达。他还找来了李福达的两个旧相识--李景全、韩良相做证人。李福达见难以掩饰，只得承认。
太原都院、知府、知县见李福达招服，也不动刑，将他监禁在狱中，禀复上司，请旨定夺。然后立即移文京师，捉拿李福达的三个儿子。
当时太原人都风传：“如今这世道，有了钱，强盗也做得官了！”
这时正在京师郭勋家中炼金银丹药的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听说父亲李福达被捕，忙聚到一起商议对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只好求郭勋出面说情。
三人一同求见郭勋，长跪不起，涕泪交流。
郭勋见三个兄弟跪在地上，当即答应帮助他们说情。
案子当时转到了山西按察使徐文华手里。徐文华详细盘问，还着令召来李福达的亲家杜文柱、同族李俊来辨认。两个证人均认定这个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本人却又突然矢口否认，对指控他在陕西洛川谋逆等罪名一概不承认，坚持说自己就是山西徐沟县乡绅“张寅”，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教教主“李福达”。
徐文华毫不理会李福达的辩解，采信了证人所言，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就此定案，并将案件审理情况报告给了布政使李璋和巡按御史张英。
李璋、张英见此案证据确凿，审理程序严密，没有提出异议，打算按报结案。
正在此时，徐文华被提拔进了中央，做了大理寺右少卿。而顶替他的山西按察使李钰甫为显示新官上任之力度，决定联手山西巡抚毕昭重新审理此案。
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勋寄书山西巡抚毕昭，教他超释李福达。毕昭是一个非常会奉承权势的人，见郭勋有书来托，反要将薛良问成诬告之罪。
在提审时，李福达仍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薛良等人诬告，还拿出徐沟县同戈镇的《张氏宗谱》作证，上面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而且，当初薛良来举报李福达时，却称李福达身上文有龙虎形状。而现场经过认真查看，张寅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文身。
就这样经过查勘论证，最后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应判决“张寅”无罪释放，薛良因诬告他人，流放边境。
只是，案子还没执行，毕昭就退休了。此案又悬而未决，搁置下来。
案子审审停停，拖了三年。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禄上任。马禄立心正直，不要钱财，不肯阿附权贵。未到任时，他就听说巡抚毕昭对张寅案不肯执法，久久不能结案。马禄心疑，决定重新审理这个经年积案，定要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
2武定侯书信讲情受牵连
马禄一向严谨务实，他在反复翻阅案件卷宗的基础上，深入李福达曾经呆过的地方，微服私访。
他先前往山西徐沟县，到乡绅、给事中常泰那里咨询，常泰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
接着，马禄又前往鄜州，走访了谳狱郎中刘仕。刘仕是老鄜州人，对乡情掌故知之甚详，他也认定张寅、李福达为一人。
马禄还派人到陕西洛川调查取证，访问当地乡民。同时，他又派人赴鄜州、洛川寻找认识李福达的老人，请他们到庭审大堂听张寅的口音，进行辨别。
接着，马禄又命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反复讯问，使李福达在公堂对簿时再不能翻供。
经过一番努力，所有审案记录、证词、口供等案卷汇集马禄处，马禄验之无疑，所有的证据证言都指明：这个“张寅”就是洛川的“李午”，也就是崞县的“李福达”。
案情已定，准备上奏将李福达正法时，忽然有一天，巡捕官禀称：“武定侯郭勋差人前来下书。”
当时衙门规矩，一应封口书函，不许投进，武定侯投来书信，必定是有嘱托，想徇私舞弊。
武定侯郭勋的来信被要求当堂呈递，差官走到马禄案前将书信呈上。
马禄拆开书信一看，郭勋书信的内容大致是：本人与张寅是至亲好友，此案是有人嫉妒张寅富贵而前往官府诬告。祈望马禄能明断是非，手下留情。随信寄来的还有贵重的礼品和拜贴。
马禄看后，呵呵大笑道：“好一个国戚大臣，为大盗说情，难道王法都不不要了！”
郭勋派来的差官自恃是侯府家人，说：“马大人！王法固然重要，只怕私情也是要要的。”
马禄大怒道：“你是何等贱人，敢开此口！”喝令左右拿下重打。
差官连忙道：“只怕打不得。”
马禄喝道：“先打了再讲！”
左右一声吆喝，拖下差官便打，打过二十板之后，差官忍受不住疼痛，哀哀求饶道：“小官自知冒犯大人，求您看在我家侯爷面上饶了我吧！”
马禄道：“看你主人面上，再打二十！”一共打了四十大板，这才吩咐将差官放出。差官受了刑罚，失尽尊严，抱头鼠窜而去。
马禄不但对于郭勋的请托置之不理，依然判“张寅谋反，妻子连坐。”还禀奏了山西巡抚江潮。江潮的性格也很秉直，对于郭勋的所为也很不齿。
江潮和马禄一致认为，对李福达应处以死刑，对郭勋也应进行惩戒。于是两人联名上奏朝庭，并附上了郭勋给马禄的密信。奏章上写着：
“李福达曾经召集教徒数千人，杀人很多，虽然隐性埋名、销声匿迹，还是暴露了。他的相貌并没有多大改变，就是将他处死，尚有余辜。武定侯郭勋私下结交叛党，还无从顾忌地替李福达开脱罪责。纵使郭勋不知道李福达过去反叛的历史，而他私叛逆，不知避讳，还是应该给予惩罚警戒。”
嘉靖接到江潮和马禄的案件奏报，就将奏章交给负责纠察官员的都察院处理。
都察院的御使们接了谕旨，不敢怠慢，尽快调阅了有关卷宗与档案，核对相关物证，提审证人，又认真核对了郭勋的笔迹。审查的结果与马禄所奏的结果一样，就上奏皇帝，马禄对李福达的判决适当，同意判决。
嘉靖当即批示：李福达及儿子处斩，妻女配给功臣为奴，财产由官府没收。
这时，李福达一案似乎已经是铁案如山，任由郭勋有通天手段也难以翻案了。
对于郭勋，嘉靖对他的做法也感到很生气，就召见郭勋并当面斥责了他，并声色俱厉地要求郭勋向都察院说明自己结交李福达的缘由，否则就以通敌罪严惩。
郭勋惊恐万分，立即上疏报告自己认识李福达的经过，请求嘉靖开恩，并替李福达说好话，开脱罪责。
其实，当时郭勋是嘉靖朝权倾一时的重臣。这是因为，嘉靖皇帝是弟继兄位，不是父子相承，嘉靖皇帝初即帝位时，要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加以皇帝皇后的尊号，群臣听后都不同意，只有郭勋、桂萼、张璁等人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与群臣为敌。嘉靖五年（1526年）秋冬之际，护法派大员杨廷和、蒋冕、毛纪等早相继离朝，九卿及中下层朝官经过左顺门的大规模廷杖和随之的逮治、流配，也变得噤若寒蝉。而郭勋、桂萼、张璁等三人则从此平步青云，深受嘉靖宠信，权倾一时。
嘉靖想起郭勋的拥立和侍卫之劳，加上李福达在审讯中也替郭勋开脱罪责，也就不再追究他了。
郭勋缓过了一口气，紧接着便开始积极地私下运作，准备为岳父张寅翻案。因为只有推翻此案，才能恢复嘉靖对自己的信任。郭勋为了彻底洗净自己身上的污点，又唆使李福达的儿子李大义到刑部去击鼓鸣冤，递交诉状，请求为父雪冤。
这样，案子又回到了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和原审判官高世魁都知道郭勋是李大义的幕后指使，便将李大义的状纸搁置一边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