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包括战争观、战略、战术及治军等许多方面。
尉缭的战争观继承了吴起的思想。他发挥了吴起禁暴救乱为“义兵”的观点，明确地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主张战争目的应为“伐暴乱而定仁义”，对于“无过之城。”和“无罪之人”不应该去攻杀。他主张在战争过程中，每占领一地，要迅速恢复当地的安定局面，使“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对于战争中“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行径，他表示厌恶和反对。
尉缭在孙武、孙膑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深化了战略制胜的思想。他认为从战略上看，战争的取胜有“道胜”“威胜”“力胜”3类。“道胜”是在充分分析敌情的前提下，设法促使敌人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虽然军队形式完整却已丧失作战能力，这是对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原则的发展。“威胜”是依靠法制健全、赏罚分明、器用便利来坚定大家战斗的决心，这与孙膑“延气”“激气”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力胜”即依靠破敌夺土作战取胜。值得注意的是，尉缭讲“道胜”“威胜”“力胜”，并不把它们分割为上……中、下策，而是视三者为因时因势而施的策略，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显然，尉缭根据战国时代战争的形势，改造了孙武的战略原则。尉缭继承《孙子》等兵法强调“形”与“势”的统一的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战前、临战、战时“形”与“势”相统一的阶段性战略原则。
“形”经常指军事力量，“势”经常指军事力量的发挥。他主张，在战前造成委积充足、赏禄厚重、士选兵强、器用便捷等“形”，以实现“静能守其所有，动能成其所欲”的“势”……临战时要造成攻守皆宜之“形”，以实现战必胜、攻必拔、守必救的“势”；在作战过程中要贯彻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等原则，以使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
尉缭强调灵活用兵的战术指导原则。关于“奇”与“正”，孙武主张“以正合，以奇胜”……尉缭主张“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更强调“奇正多变”的灵活性……关于“动”与“静”，尉缭主张“动静如身”，要求部队具备灵活机动和突发性的攻击能力。关于守城，他注重守军和援军的积极配合，活动运转，互相策应，如守军要适时出击、援军要给敌人以援救不力的假象等。总之，他强调将帅在战场上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权衡战局，灵活用兵。
尉缭的治军理论非常丰富。首先，他强调以法治军，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他认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尉缭子》中保存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兵令》等，当是尉缭和其弟子制订的治军之令。其次，他提出，制度既定，还得靠素质良好的将领去执行。尉缭十分推崇吴起，提倡将领要像吴起一样与士卒同甘共苦，同时又严格按军令行事。他以狂妄自大、信息不灵、眼光短浅为将领的三大弊病，主张坚决克服。他认为，将领要不断磨砺提高自己，做到计虑周密、令行如山、善应变化、防微杜渐、行事果断、以礼待人等。其三，他强调有了素质良好的将领，还须有素质良好的士兵。尉缭一方面强调部队平时积极训练，注重实战效果，一方面提出裁减兵员、训练精兵的主张。他的裁减兵员的主张，是对孙膑“杀士”思想的发挥，也是对吴超以后重视选练士卒的风气的总结。
尉缭的军事思想充分吸收了孙武、吴起、孙膑等前辈兵家思想的精华，达到了新的高度，进入了新的境界。然而，他的“使民内畏重刑”等愚民政策，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先秦最杰出的兵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