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典小说宝库中，《西游记》称得上是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作者吴承恩以他那驰骋万里、挥洒自如的天才想象力，使我们进入了一个非现实的魔幻世界。
作为《西游记》主体的取经故事，并非作者构创，而是由真人真事衍化而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积累演变过程。唐贞观元年（627），青年僧人玄奘为了取得佛教经义，只身赴天竺（印度）学习佛经，途中备尝苦辛，终于在贞观十九年（645）携经六百五十七部回到长安。玄奘西行取经的这种经历，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传奇色彩。第二年，他的弟子辩机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后来，他的门徒慧立等又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书都记载了玄奘西行途中的奇遇和见闻。从此，取经故事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在流传过程中越来越趋于神奇化，并开始脱离原来的历史内容。
到宋代，说话艺术兴盛，取经故事也成为民间艺人的重要素材。现存最早的以小说形态存在的形诸文字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南宋的说经话本，书中的猴行者化为白衣秀士，已初具孙悟空的雏形，他神通广大，一路降妖伏魔，在保护唐僧取经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并已取代唐僧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南宋到明初，取经故事在多种文艺形式中发展起来，取经故事也开始定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至迟在明初出现的《西游记平话》，全书已散佚，但在明初编辑的《永乐大典》里，还保留了它的一段题名为“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其情节与今本《西游记》第九回前半部基本相同。另外，成书在《永乐大典》之前的朝鲜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中也提到了这本《西游记平话》，并概述了书中“车迟国斗圣”一段故事，与今本《西游记平话》四十回也大体一致。与此同时，西游故事也被搬上舞台，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所著的《唐三藏西天取经》，虽均已不存，但却说明了西游故事的深入民心。元末明初，杨讷所著的《西游记杂剧》，开头补充了唐僧出生的部分，已经具备了很多重要情节。这些前代的民间传说和平话戏曲，给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做些布匹绸缎的生意，愤世嫉俗却不甚得志，“性一无所好，独爱玩群籍，不问寒暑雨旸，日把一编坐户内，大官过，亦不知，前驺呵之，乃徐起”。读到“屈平见放”、“伍大夫鸱夷”、“诸葛孔明出师不竟”，竟“双双流泪”。而且好俯仰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63]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的吴承恩，不能不受到影响，他小时候便“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64]对唐人流传下来的神怪小说，尤其喜爱，“每偷市野稗言……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65]。因此，能够“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66]
吴承恩虽少有文才，却屡困场屋，四十几岁时才补了个岁贡生，又因母老家贫，不得不屈尊去做了个长兴县的县丞，这是一个与他思想性格极不相符的职位，结果，只做了七年，他便拂袖而归，重新过着放浪诗酒、恬淡自适的生活。
除了《西游记》外，吴承恩还留下了不少诗作，《二郎搜山图歌并序》就是其中一首著名的气势磅礴的作品，与《西游记》的精神一致，诗人以他那纵横恣肆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狐妖狂虺斩绝图，“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一股刚直傲岸、浩然涤荡之气充溢诗中，这正如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表述的“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心中的悒郁不平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又不能一吐为快，便寄之于妖魔鬼怪的故事，“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不乏这种现象。
《西游记》是吴承恩创造的一个独有的艺术世界。郑振铎先生曾说：“唯那么古拙的《西游记》，被吴承恩改造得那么神俊丰腴，逸趣横生，几乎另外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壮健，文采的秀丽，言谈的幽默，却确远在罗氏（罗贯中）改作‘三国’，冯氏（冯梦龙）改作‘列国志传’之上。”[67]
的确，《西游记》讲的是一个佛教的取经故事，却丝毫不见宗教文学的迂腐陈旧。与以往取经故事的写法大不相同，吴承恩更改了传统的结构方式，开卷便是“灵根育孕源流出”，并把“大闹天宫”提到了全书的开头。孙悟空的出生惊天动地，他无父无母，乃天地日月之精孕育而成，这就一下子超越了世俗社会可能有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他一诞生，便“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了玉帝，这两道金光，正是一股与生俱来的睥睨万物、雄视天下的傲然之气。果然，他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旦想到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严，却暗中还有阎王老子管着，便定要学那长生不老之方，还要到幽冥界十八层地狱中勾了自己的名字，终得“今番不伏你管了”。天宫里官分九品，爵为八等，有着严格的尊卑界限，孙悟空却以他那一往无前、任情而为的斗争，完全扰乱了天宫多少万年延续下来的统一和整肃，毁灭了神佛道世界的所谓庄严性和神圣性，声名赫赫、不容冒犯的玉皇大帝在孙悟空的造反面前吓得手足无措，遣将擒拿，反被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降旨招安，又被孙悟空发现是个骗局，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往日威严的天宫如今被一只小小的猴子搅得一片忙乱，直到如来佛降临，他还是“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在孙悟空那里，丝毫没有什么尊卑界限，当初“造反”，也因为他有无穷本事，玉帝却甚不用贤，只让他养马，这意味着对他的藐视，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这种“不知人事，辄敢无状”的行为，与过去文学作品中的书生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小姐相思怀春的缠绵幽怨相比，完完全全是个崭新的世界，其血性真情读之真若春风扑面而来，这是全书最酣畅淋漓的一笔。《西游记》中出现的这种全新的氛围，并非偶然，在吴承恩生活的明代中后期，在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嘉靖年间的李贽，在他的《焚书》中，充满了蔑视礼教、反对道学、反贤非圣的异端思想，他标举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就是要提倡那种率真诚笃、无所拘束的鲜明个性，而艺术上，也要求有真性情，“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这时出现的一大批作家，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都以这种艺术主张为本，写出了一大批奇文绝字，吴承恩的《西游记》，可说正是这股思潮的又一集中体现。
从全书的第七回起，开始了取经的历程，孙悟空仍继续着他的斗争。取经途中，斩妖除魔，每一次战斗离开了孙悟空都寸步难行。如果说故事开头孙悟空破石而出的不凡降世，求仙访道的曲折经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筋斗的殊异本领，一次又一次战胜天兵天将的光辉业绩已充分展示了孙悟空超凡绝伦的本领的话，那么西天取经的历程更使孙悟空的敢作敢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生发与渲染。可以说，没有孙悟空，吴承恩的《西游记》也将不复存在。
取经途上的斗争，实为更复杂多变，而孙悟空除了继续保持着勇敢顽强的基本性格外，还懂得了随机应变，运用多种战术来消灭敌人，不仅正面拼斗，还经常钻进对方肚子里，“跌四平，踢飞脚”，“打秋千，竖蜻蜓，翻跟头”，疼得妖魔遍地打滚，满口求饶，从而转弱为强，反败为胜。他的降妖，不仅为了取经顺利，还常常是为民除害。一有妖魔，便盯住不放，见恶必除，除恶务尽，如过通天河时，河中怪物以童男女祭赛，虽与取经无碍，孙悟空却一定要救人患难，使一庄人免了祭赛，全了儿女。
更重要的，在取经途中，孙悟空对诸神佛道，仍是桀骜不驯，一有机会，就要捉弄一番。他经常以轻蔑的态度嘲弄那些神佛统治者，他骂观音“惫懒”，咒她“一世无夫”；揶揄佛祖是“妖精的外甥”；在车迟国里，还将三清神像推入毛厕，自己却大享供品；要他保护唐僧取经，他要求山神土地、四海龙王、值日功曹随时听命，连佛祖、玉帝也要为他服务。
有意思的是，吴承恩在《西游记》里，还经常点出妖魔鬼怪与天上诸神佛道的关系，书中大多数妖魔鬼怪，都是神佛的门下或徒弟。像作恶多端的红孩儿成了观音的善财童子；金山的兕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黑松林的黄袍怪是天上的奎木狼星；小雷音寺的黄眉妖是弥勒佛的司磬童子；蝎子精是如来佛的徒弟；狮驼洞的三个妖魔——青狮怪、黄牙老是文殊、普贤菩萨的坐骑，大鹏“与如来有亲”。他们以神佛为靠山，“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曾与他为友，八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难怪孙悟空一遇难题，常常要上普陀岩拜询菩萨，或是入灵霄殿追问玉帝了。而那些打死的白骨精、豹子精、五树精、蜈蚣精都是自行成怪，没有神佛后台的。
这些神佛下界为妖后，凭着佛法道术，一个个为非作歹。通天河里的灵显大王，原是观音的弟子，修成手段后，一年一次祭赛，专吃童男童女，若不依，便要降祸生灾，使贫苦百姓个个家破人亡；红孩儿，占了山神、土地们的血食香纸，使众神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却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神佛下界为怪，妖魔升天为神，神、魔原为一体，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有些妖魔下界害人，还是奉旨而来的，像谋害乌鸡国王的青毛狮子怪，便是“奉佛旨而来”，只因文殊菩萨受到乌鸡国王怠慢，如来佛祖便派此怪把国王推入井下，浸了三年，定要报了“一饮一啄”之恨。佛家口口声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里却何曾见到半点慈善之心。而书中的玉帝，也非大慈大悲之辈，而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天竺国凤仙郡侯一时性起，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玉帝便施以惩罚，使全郡亢旱三年，百姓难以活命，“十门九户俱啼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观音禅院的僧徒，为霸占唐僧的锦襕袈裟，不惜谋财害命，妄图烧死唐僧师徒四众。说到取经成员，包括唐僧师徒四众和那匹白马，都和神佛有着宿怨。孙悟空自不必说，八戒、沙僧、白马都是天神，因犯了过失而遭贬；像沙僧原是灵霄殿的卷帘大将，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被玉帝贬入凡界，还七日一次，将飞剑穿入胸胁百余下；而唐僧也是如来的弟子金蝉子，因为不听说法，被贬入东土，才有了这番磨难遭际。取经人不是因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因触犯了天神被迫走上了取经路途，作者设置这一番源流，大大淡化了其宗教意味。
吴承恩除了把批判锋芒指向宗教蒙昧主义以外，还不时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68]神佛世界的不少事情都有人间世态万象的影子，有时作者似乎是不经意写来，又不经意写过，淡淡一笔，随手拈来，细细品味，却意味隽永。第四十三回的鼍龙，是西海龙王的外甥，封在黑水河养性，却依势行凶，占了黑水河神府，伤了许多水族，而西海龙王竟不准河神的上诉状子。乌鸡国王无处伸冤，也是因为窃国篡权的狮子怪“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阴司冥府，本应铁面无私，秉公办事，可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竟因为生前是“太上先皇驾前之臣”，又与魏徵是“八拜之交”，故在收到当朝宰相魏徵的求情信后，便私改生死簿，给唐太宗添上阳寿二十年。唐僧师徒四众费尽千辛万苦到达西天，只因没有“人事”奉送阿傩、伽叶，便传以无字之经，如来不但不问罪，反而附和说往日传经“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师徒四众一路出生入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都为着灵山佛地这片清净圣土，极乐世界，到时一看却仍有“凶魔欺害呢”！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这正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封建社会徇私舞弊、姑息养奸、官官相护的丑恶现象的折射和反光。
在斩妖除魔的惊险历程中，作者还特意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作者对其中国王的荒淫昏庸、道士的弄权祸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比丘国里，妖精扮作道人，进女色以取悦当朝，便被封为国丈，又进献海外秘方，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服后便有千年不老之功，“人家父老，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虎力、鹿力、羊力三个妖仙，扮成道士，以会呼风唤雨、抟砂炼汞等道家法术，取得了车迟国王的宠爱和信任，被称为“皇亲国戚”，拜为“国师”，国王在他们的唆使下，到处捉拿和尚，使二千多和尚死了六七百，自尽了七八百，剩下的全要给妖道为奴。乌鸡国国王宠信结拜的钟南山全真道士，后来弑王篡位；而灭法国国王竟许下罗天大愿，要杀一万个和尚。这些描写和吴承恩生活的嘉靖年间的史实相当接近，明代许多昏君都崇奉道教，嘉靖皇帝为了益寿延年，炼金丹、建斋醮、大兴道术，道士们利用这种心理，通过炼丹、祈雨、献方术、进女色等手段获取宠信，邵元节、陶仲文等方术之士便被加授礼部尚书，一品服俸，他们爬上高位后，又与当朝官宦奸臣狼狈为奸，共同残害百姓，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上书进谏，却多被下诏入狱，甚至迫害致死，这种现实引起了许多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西游记》虽然运用的是神话的形式，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矛盾，它的思想倾向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息息相通。
另外，《西游记》除了师徒四众这几个主要人物外，还写了大大小小无数个配角，但每个角色写来都是妙趣横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书里面“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69]。唐僧，作为取经途上的“领导人物”，却失去了历史上高僧玄奘的神采。他一方面能始终意志坚定，矢志向西；另一方面又软弱无能，若离开了徒弟的帮助，就连一碗斋饭也化不到，稍有危险，便吓得六神无主，“战战兢兢，滴泪难言”。如过比丘国时，国王声言要用唐僧的心肝做药引子，他便拉住孙悟空哀求，孙悟空想出了个“师作徒，徒作师”的主意，唐僧答道：“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为求一命不惜屈尊，比起历史上那个孤身一人、勇敢无畏的高僧来，大为逊色。但这些，却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神化了的圣僧的可亲、可近与可信。
孙悟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可身上的毛病也有不少，闯龙宫时，强行拿了人家的金箍棒，又死皮赖脸地索拿披挂，并且威胁说：“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此铁！”取经途上，一路上的山神土地，也不管有碍无碍，动不动就“伸出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也的确霸道了些。可这些缺点、毛病不仅没有损害人物形象的塑造，却反而更增添了孙悟空作为一个锋芒毕现、浑身傲气的形象的丰富性和立体感。即便是一些小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火焰山的牛魔王，只因玉面公主“有百万家私，无人掌管”，便撇下妻子铁扇公主罗刹女，自愿被“招赘为夫”，不到两年，却给罗刹女“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而玉面公主骂他是“惧内的庸夫”，他也不得不陪着小心：“我有哪些不是处，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陪礼。”直是一个夹在妻妾之间，委曲求全、左右为难的丈夫形象。妖魔涂上了人的色彩，富含人情味。还有像平顶山的精细鬼、伶俐虫，对孙悟空变出的假宝葫芦，从不相信到惊叹其本领，到贪图便宜，“这样好宝贝，若不换啊，诚不是养家的儿子”，再到发觉上当，其憨厚单纯之态，也足令人开怀。
读小说最忌简单地攀附比拟，读《西游记》当然也一样，它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毕竟还是一个超人间的想象的世界。从整本书来看，其运笔的洒脱无拘，构思的奇异莫测，语言的诙谐妙趣，在古代小说史上是空前的。
《西游记》里，能超越时空，纵横万里，古往今来，天上人间，无时不可在，无处不可到，真可谓惊心动魄：一个跟头可以十万八千里，去冥府勾了生死簿就可以永生，宝葫芦可以一时三刻化人为脓水，风雨雷电，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生花之笔，奇思异想，美不胜收。在一些细节上，也体现了作者创造性的想象力。如孙悟空闹天宫后被二郎神追赶，躲不过，变作一座土地庙：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尾巴不好办，变作一根旗杆竖在后面。第六十七回红蟒大蛇精一口吞下了孙悟空，孙悟空用那根金箍棒拦腰一撑，那怪物“躬起腰，就似一道路东虹”；又撑起肚皮，那怪物“翘起头来，就似一只赣保船”；又把铁棒用力往脊背上捅出去，那妖怪便似风一般，往前一蹿，终于呜呼丧命了。作者那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一点，就是《西游记》极富喜剧色彩，通篇都给人以喜剧的感受，小说处处是笑声，即便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者也忘不了他的幽默乐观的精神风格。孙悟空在狮驼国被青毛狮子怪一口吞进腹中，妖怪甚是得意：
大圣道：“我儿子，你不知事！老孙保唐僧取经，从广里过，带了个折叠锅儿，进来煮杂碎吃。将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细儿受用，还够盘缠到清明哩！”那二魔大惊道：“哥啊，这猴子他干得出来！”三魔道：“哥啊，吃了杂碎也罢，不知在那里支锅。”行者道：“三叉骨上好支锅。”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锅，烧动火烟，到鼻孔里，打嚏喷么？”行者笑道：“没事！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搠，搠个窟窿。一则当天窗，二来当烟洞。”
剑拔弩张之际，尚能无忧无虑地打趣戏谑，如果没有一种乐观机智的战斗精神，是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的。
在人物塑造方面，《西游记》也多滑稽诙谐的调子。猪八戒可说是全书人物中喜剧效果最浓厚的了，他的一言一行都让人发笑。在取经集体中，他是俗念最多的一个。他原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被贬下凡人间错投了猪胎，身上有着诸如贪吃、好色、偷懒、爱占小便宜等诸多毛病，就是这些毛病，使他一路上出尽了洋相。他被迫从高老庄走上了取经的路途，却不时挂着要回丈人家的念头，最担心的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他常常自作聪明，却反见呆傻。第三十二回，八戒假称巡山，却找了个山凹睡了一觉，怕不好交待，便编了一通谎话，对着三块青石搬演了一遍，一路上还不断温习个不停，自觉编造得妥妥帖帖，却被孙悟空偷听了去，结果回来他越是一本正经、有模有样地对答，越是让人发笑。又有一次，孙悟空为鼓动猪八戒出阵，将远处妖雾说成是村民蒸的白米干饭、白面馍斋僧的蒸笼之气，一向嘴馋的八戒信以为真，便主动要求去打草喂马，被群妖围去推推拥拥要去蒸了，他还喜不自禁地嚷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将来。”又一次为吃出了丑。
此外，在行文用语方面，那些滑稽谐语更是比比皆是。像在朱紫国，猪八戒嘲笑太监阴不阴，阳不阳，不能称为“公公”，叫他们是“奶奶知事”；在布金禅寺，猪八戒把饭食一搅直下，沙僧劝他“斯文”些，八戒急将起来：“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沙僧也笑道：“二哥，你不晓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这些戏谑之言，信手拈来，不仅使人解颐，也讽刺了一些反常的社会现象。
几个世纪以来，《西游记》一直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的小说之一，其版本之众多就是一个明证。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众多刻本中，以明刊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最早，其他的明代版本还有余象斗《四游记》中编入的杨致和四十一回《西游记传》，朱鼎臣的《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以及崇祯年间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清代刻本则较多。
在众多刻本中，世德堂本和崇祯李卓吾评本是较好的、也是较接近的早期刊本，过去国内整理的《西游记》多以世德堂本为底本，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和1979年两次校订出版本。本书则以崇祯本为底本，并参校清代刻本而成，所参校的清代刻本包括：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西游原旨》，清咸丰二年（1852）竹西瑯环书室刻本《西游真诠》，晋省书业公记本《新说西游记》，清初刊本《西游证道书》等，并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次校订整理本。
明代刻本中，世德堂本和崇祯本都未详细著录唐僧出身故事，仅在第十一回中用二十四句七言韵语作了一个简略介绍，后文又以唐僧自述形式多次提到，第九十九回总结的八十一难前四难——金蝉遭贬、出胎几杀、满月抛江、寻亲报冤也是其出身事件；而明代朱鼎臣本则有一卷对唐僧出身内容的细致描写；杨致和本是不到二百字的唐僧出身叙述；清代刻本从清初汪澹漪《西游证道书》始，补出了一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以后的清代刻本都依此补出。各本唐僧出身故事错综复杂，牴牾差异之处亦不少，例如清代刻本中，补出的故事收留唐僧的是法明长老，第十一回却说是迁安和尚，后文叙述唐僧经历的七言诗中有“洪州剿寇诛凶党”一句，而水寇冒充陈光蕊做官并被剿灭之地却是江州，补出的第九回中唐僧生父陈光蕊在贞观十三年（639）中状元成亲，而第十二回唐僧应荐道场也在贞观十三年。世德堂本和崇祯本是无意刊落，还是主动删去了这段故事？删去这段故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孙悟空的主角地位，还是因为有关情节有损圣僧形象？还有待研究。以前国内校本多改动明早期刻本第十至十二回的分回和回目，以在正文中补入唐僧出身故事，这虽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但却也带来了某些情节上的前后矛盾、不相照应的弊病。本书正文以崇祯本为依据，只以文字较精炼，内容也较合理的“书业公记”本第九回附录于后，这样，既能保持原本的全貌，又避免了前面说到的缺陷。
明崇祯本较其他刻本，有许多优越之处。如第一回石猴跳入水帘洞前，有一首五言诗，最后一句为“天遣入仙宫”，“天”字世德堂本作“王”，“书业公记”本作“正”，都不恰当。第四十五回虎力大仙拜求金丹圣水，有一段韵语，“……广张供奉，高挂龙旗，通宵秉烛，镇日香馥……”这段韵语中的“香馥”，世德堂本作“香菲”，“书业公记”本作“香焚”，都不如崇祯本“香馥”贴切合韵。又如第三十四回两个小妖被骗后找葫芦，崇祯本作“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到袖子，揣脚问，那里得有”，这里“到（犹倒）袖子”，世德堂本作“吞袖子”，清刻本作“各袖子”，不甚妥当。又如第二十二回沙僧自叙生平时“饶死回生不典刑”，“典”字世德堂本和“书业公记”本均误作“点”字。当然，崇祯本也有其错误、不当之处，均参照各本酌改，不一一列举。
本书插图，人物绣像部分采用民国年间上海锦章书局影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中的十幅人物像，正文插图选取明刻崇祯李评本中的附图，为徽派著名刻工刘君裕、郭卓然所镌（其中散佚的九十四回插图，以金陵世德堂本同回图像补入）。这些附图有助于读者对故事情节和背景内容的感性认识，分别录于书首和每回正文之前，供读者欣赏。
在注释方面，我们本着普通读者的需要，对其中较生僻难懂的典故、宗教用语、口语及古汉语常用词作了注释，共计七百多条。由于时间紧迫，本书的缺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