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史》的《奸臣传》里，列有六名大奸臣，其中当国擅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危害至深的当数严嵩，他的作为具有许多奸人的共性，他的奸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奸臣中也是拔尖超群的，因此拿他来作一番剖析，不仅可以对此人有所认识，而且对后世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严嵩（1480—1567），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考取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因病移归，在钤山脚下读书十年，日习诗文艺事。还朝后任职南都，在南京居五年。嘉靖十二年（1533），以贺“万寿节”到京师，辅臣留修《宋史》，后又被首辅夏言委任礼部尚书。
当时正逢朝廷“大礼议”之争。因武宗正德皇帝无后，死后便由他的堂弟、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承袭皇位，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登位之初，出于私心，便要求尊他已死的父亲兴献王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这遭到以先朝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严嵩初到朝廷任职时，在此事的议论中，出于常理，严嵩的态度也是和大臣们一致的，后因知嘉靖帝对此大为不满，严嵩便态度大变，一反原来的作为，《明史·严嵩传》（以下简称《严嵩传》）载：
帝将祀献皇帝明堂，以配上帝。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礼成，赐金币。自是，益务为佞悦。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寻加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
由原本反对，到完全赞成而且积极筹办，后来还主动作“赋”写“颂”，卖力吹捧皇帝，因而产生了“帝悦”的效果，自己也获得了赏“金币”，封“太子太保”，“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的荣耀与宠幸。他同时马上总结出一条重要的从政原则：“益务为佞悦”——也就是对皇帝要更加拍马奉承，以讨其欢心。
严嵩从此便的确是尽心竭力地这样做了。《严嵩传》载：一次，嘉靖皇帝特制了五顶特别的帽子赏赐给夏言等众大臣，“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嵩遂倾言，斥之。言去，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这首辅夏言，颇为古板，认为这种帽子不合法度，因此不肯戴用，不领皇帝的情；而严嵩不但戴着去见了皇帝，还在帽子上披了轻纱，以示珍重，于是皇帝更加亲近严嵩，就喜欢他写的青词，夏言便受到了排斥。
以后严嵩更加装出一副卖力办事的样子，因此更加得到皇帝的青睐。《严嵩传》记载，严嵩后来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还掌礼部事。
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久之，请解部事，遂专直西苑。帝尝赐嵩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寻加太子太傅。
已经年过花甲的严嵩，竟然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地每日在值班处为国事辛劳，久不归家，连沐浴也忘了，这在整个朝廷里哪能找出第二个人来呢？这又哪能不被皇帝由衷地喜欢因而加倍地宠信和重用呢？奖以银牌、加封太子太傅就是十分明显的信息。
要巴结和奉承好皇帝老子，就得摸准他的心思，顺着他的意愿去说话行事。但皇帝们多是一些喜怒无常的家伙，又和臣子们远隔宫墙，哪能事事都摸得准呢？所以狡黠和用心精细如严嵩，固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但也不是没失手过。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帝遭遇“宫变”——被一些宫女联手谋杀未遂之后，就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后万寿宫遭火焚，严嵩建议皇帝暂居当年英宗做太上皇时所居的南城离宫，皇帝很不高兴，便渐渐疏远严嵩而倾向于徐阶。所以严嵩平时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去揣摩皇帝的意图，还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去获取这方面的信息。《明史·夏言传》曾说到嘉靖帝常派人与大臣沟通的情况：
帝数使小内竖诣言所，言负气岸，奴视之。嵩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以故日誉嵩而短言。言进青词往往失帝旨，嵩闻益精治其事。
夏言的官僚架子无足论矣，而严嵩这样放下身段去厚待这些下人，具体目的是什么呢？明末人朱国祯所辑《皇明大事记》卷三十六又有说到严嵩私下勾结内侍的情况，当时嘉靖帝在西苑迷恋“玄修，陈设斋醮”，长期与外界隔绝，严嵩便“阴结内侍，纤悉驰报，报必重赍一大锭为常”。原来严嵩结交内侍，频施重金，乃是通过贿赂方法，广搜宫中大小情报，重点是皇帝的信息，以便他的拍马奉承能深合帝旨，他的青词也能直达心曲，自然就能更获得皇帝的宠幸。与此同时，夏言自然就被比了下去，无论为官的表现或撰写青词，都远逊严嵩一筹，而他自己却懵然无知，最后怎能不败在严嵩手下，连老命也葬送了。
清初的谷应泰在其《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四卷中也记有严嵩厚待“小珰”的情节，与上引两段文字的内容相近，文字稍有出入而已。几个明史大家都注目这件事情，乃是因为严嵩以内阁辅臣的身份，为达到其卑鄙龌龊的政治目的，竟不惜卑躬屈节去勾结、利用小太监，这就充分显示了这个大奸臣的奸诈之处。这种奸诈之徒，为达其目的，是任何事情、任何手段都做得出来的。又如严嵩本是由夏言擢引入朝的，严嵩在步步高升之时，却一直在觊觎夏言的相位，明里暗中都在排挤、打击他。可是有一次夏言掌握了严嵩之子严世蕃的种种恶行想报告皇帝，严嵩知道后慌了神，《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四卷写道：
嵩惧甚，挈世蕃诣言求哀，言称疾不出，嵩赂其门者直走言榻下，及世蕃长跪泣谢，言遂置不发。嵩父子愈恨之。
为逃大难，严嵩又用贿赂手段买通了门子才来到拒绝见他的夏言榻前，不顾脸面地拉着儿子一起“长跪泣谢”，真是丑态百出。夏言竟受其迷惑而放过了他。按常理严嵩本应感激夏言，可他却相反，“父子愈恨之”。这便是奸臣的本色：奸诈狡猾，翻脸无情，恩将仇报，厚颜无耻。所有的奸人都具有这些特性。
有了皇帝的宠幸，自然至关重要，但并不十分保险，因为皇帝是喜怒无常、行为多变的，说不定什么原因，宠臣也可以瞬间从天际坠入深渊。嘉靖帝原本不也是宠信夏言的吗？可就在严嵩的蛊惑下，惨遭“弃市”的悲剧。这不但是严嵩所亲见，更是他所亲为的结果。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权势，严嵩在极力奉承讨好皇帝的同时，他还必须拉帮结伙，聚集一批能为他所用之人，形成一股势力，然后才可以牢保自己的权势并为所欲为。所有的奸臣都是这样做的，严嵩自然不会例外，而且做得更为疯狂、有成效。
严嵩首先是广为结纳各方人士，贿赂内侍，笼络厂卫，联姻权要。《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四卷，录有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揭发他的“十罪五奸”，其第五奸说：
嵩又令子世蕃将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网罗门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
所以嘉靖二十九年（1550）便有刑部郎中又说到严嵩的种种劣行，并指出：
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而势成也。（同上书）
“势成”之后，严嵩还有重要的一步棋，便是把他的党羽亲信安插到重要的部门，以为其所用。《严嵩传》所说：“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便是这个意思。且看几个主要的例子。
首先要说的当然是他的儿子严世蕃。此人未经科考，完全靠其父做到工部左侍郎，兼掌尚宝司。据《明史》本传介绍，他“短项肥体，眇一目”，但“剽悍阴贼”，又“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其奸诈大有超过其父之处。严嵩老耄之时，许多政务都靠此子代理，“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就是严嵩的许多青词也都出自其子之手。很多时候，他可以说便是乃父的替身，这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第二个要说的是赵文华，严嵩的干儿子。《明史》本传说他“性倾狡”，可以说与严嵩是性相近，所以当严嵩日渐显耀时，遂相与结为父子。“嵩念己过恶多，得人在通政，劾疏至，可预为计，故以文华任之。”通政使职掌呈转封驳内外奏章和引见臣民之言事者诸事宜，是臣下与皇帝沟通之间的一个关卡，严嵩控制了它，就等于为自己设了一道防护墙，所以扳倒他谈何容易。
还有一个鄢懋卿，官至左副都御史，《明史》本传说：“懋卿以才自负，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暱。”当时户部请派四司圤政，“嵩遂用懋卿”。“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都邑吏膝行蒲伏。”
由此数例，可见其他。《明史·陆炳传》说：“时严嵩父子尽揽六曹事，炳无所不关说。”足见严嵩不但掌控了许多要害部门，而且是把握了整个朝政。
二
严嵩既然总揽了朝政，而且可以为所欲为而畅行无阻，这个大奸臣自然就胡作非为起来。由于他专权时间特别长，所以罪行无法历数，这里只着重说它两个最主要的方面。
首先是擅权揽政，独断专行。明世宗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还显得有所作为，采取过一些措施，革除武宗时的弊政，有过一定的成效，曾给人以期待。可是这种好苗头没有继续下去，却在一些道士的蛊惑下，去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长期潜居西苑，日夜讲道修玄，斋醮祈祷，炼丹服药。宫外则夏言与严嵩激烈争夺首辅之重位，最后夏言两度下台且被杀。严嵩从此一任首辅十四年，而世宗则于嘉靖十八年（1539）开始，二十余年不再上朝，权力皆被严嵩所控。
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严嵩传》）
早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严嵩解除礼部事进入内阁后，他就玩弄权柄，操纵朝政，《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嵩既入内阁，窃弄威柄，内外百执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许诺，然后上闻。于是副封苞苴，辐辏其户外。
严嵩不但一入内阁便擅权，而且收受贿赂也同时开始。严嵩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特权，更主要的是使用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上。比如兵部左侍郎杨继盛上疏参劾严嵩“十罪五奸”，被嘉靖帝庇护，将杨下狱。严嵩便对杨恨之入骨，施手段把杨牵入其他案中被判死刑。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记载，刑前，杨的妻子张氏上疏救夫，愿以己代死，言辞恳切：
“乞将臣枭首以代夫命，夫生一日，必能执戈矛御魑魅，为疆场效命之鬼，以报陛下。”奏入，为嵩所抑，不得达。盖杀谏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恶嵩父子矣。
一代名臣杨继盛就因严嵩的一手遮天而冤死刀下，令人扼腕。
严嵩专权日久，野心越大，他不但自己包揽一切，还要把他的儿子引入到这个权力中心来，以稳固和加强他的地位，他也这样做到了。所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又说：
专政既久，诸司以事请裁，嵩必曰：“与小儿议之。”甚曰“与东楼议之”。东楼，世蕃别号也。世蕃益自恣。
严世蕃的这种张狂猖獗、目空一切的态势，《严嵩传》说得更明白：严嵩“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一对奸臣父子如此称霸于朝廷，简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无怪乎杨继盛在弹劾严嵩的十大罪状之二中说：
权者，人君所以统御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一以票本自任，遂作威福，用一人即先谓曰：我荐之也；罚一人则又号于众曰：此得罪于我，故报之也。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窃君上之大权，二大罪也。
窃君上之大权，树自己之威势，胆大妄为，一至于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奸臣谱中，鲜有出其右者。
第二个方面要说的是严嵩的不择手段，聚敛财富，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奸臣同是贪官，本是常态，但严嵩之贪，却远非一般贪官所可比拟。《明史·沈炼传》载沈炼上皇帝疏中说道：“今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确是说到了严嵩的贪婪程度。我们可以分几点来略加述说。
1.严嵩钱袋大张，不论什么人的钱，什么来路的钱，要求干什么的钱，他都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且他不仅是被动受贿，还要主动出击，搜刮尽可能多的钱财。
《明史·叶经传》载：还在嘉靖十几年的时候，发生了两单王府爵位承袭权的斗争，“皆重贿嵩，嵩许之”。这不是一般的家庭纷争，而是政权高层的王府内的王位争夺，当时的严嵩只是任职礼部尚书，并未像后来那样独揽大权，他竟敢都“许之”，真是大胆妄为，为了金钱可以不顾一切。后来叶经要揭发此事，严嵩很恐惧，就在皇帝前诬告叶经，致其被杖毙。
嘉靖时，明朝遭遇“北虏南倭”的严重祸患，边境吃紧，而《明史·沈炼传》又言，当时“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金贿嵩，贿日以重”。《明史·王宗茂传》也说：“往岁寇迫京畿，正上下忧惧之日，而嵩贪肆益甚……海内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虏寇已兵至京郊，严嵩作为首辅，不思御敌之策，还一味借危乱之机疯狂搜刮钱财，真是无耻之极，无怪乎老百姓只有祈祷天帝来诛杀他了！
为了巩固、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严嵩把自己的儿子严世蕃也引入权力中心。这个“短项肥体，眇一目”却“剽悍阴贼”（《明史·严世蕃传》）的家伙，果然不负乃父之期望，不但弄权、写青词等都是一把好手，尤其在聚敛钱财方面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方面史料上有许多记载，如《皇明大事记》第三十六卷之《严嵩》，载徐阶揭诸官向严世蕃行贿之种种情状及名目：
自中外百司以及九边文武大小将吏，岁时致餽，名曰问安；凡勘报功罪以及修筑城墙，必先科克银两，多则钜万，少亦不下数千纳世蕃所，名曰买命；每遇大选急选、推升行取等项，辄遍索重货，择地拣官，巨细不遗，名曰讲缺；及已升官履任，即搜索库藏，剥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谢礼。
这些官员所涉及之面是如此之广，行贿的名目是如此之多，贿银数量是如此之大，那全是挪用的公帑和搜刮来的民膏民脂，能不令人发指！但还有或许是更为严重的，在紧接上面引文之后徐阶又揭露道：
甚者户部解发各边银两，大半归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还。以致士风大坏，边事日非，帑藏空虚，闾阎凋瘁，贻国家祸害，迄今数载未复。
连国家分拨给边防的军费都敢大量甚至全数吞没，造成国库空虚，边防松弛，民生凋敝，世风败坏，国家能不败亡吗？所以大明王朝的毁灭，严氏父子实难辞造衅开端之责！
徐阶的这段话语，字面上指向的是严世蕃，根底上更是同时指向严嵩。
2.卖官鬻爵，更是严嵩敛财的一条重大罪行，它情节特别恶劣，影响特别严重，已超出钱财本身之外。
只要有银子投到严嵩钱袋里，任何官爵都唾手可得。《皇明大事记》卷三十六《严嵩》对此有这样的生动描述：
择官选地，取如探囊；朝营暮获，捷若影响。
想去何地做何官，一天之内便可办妥，这是何等高速的办事效率！其实也不奇怪，有钱可使鬼推磨之故也。不过，他们尽管动作迅速，可手脚一点也不乱，每笔交易都是有章有法可循。御史邹应龙的劾疏中就说到此事：
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同上书）
疏中还有凭有据地列举了两个实例：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三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这样就不仅是证据确凿，而且揭示出一个普通职位便动辄千金、万金，这严氏父子擅权二十年，能算得清他搜刮了多少银钱吗？
在如此高速运转的卖官流程中，严嵩是怎样掌控、操作的呢？明末邓士龙所辑《国朝典故》第三十七卷记有傅策参劾严嵩的一条非常简洁而又十分具体的材料：
其家富于内藏。吏、兵二部选官，至持簿入嵩之门，任其填发，故俗呼文选司郎中万寀为“文管家”，职方司郎中为“武管家”，驿地骚动，公私耗竭。
原来六部中最为重要的吏、兵二部“选官”的方式竟是造好任命的簿册直接送到严嵩家中，任其决定填发。这哪里是政府在“选官”，竟完全是一家私人老板根据早已到手的货款在发送货物啊！它是这样大规模地、毫不遮掩地进行，古今中外有谁还曾见过？中央政府的官员是这样产生，全国的地方官员又如何，宁可问乎？
3.严嵩敛财无数，富可敌国，绝对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贪官。
先看看同时人对严嵩家财富状况的一些描述：
嘉靖二十九年（1550），刑部主事徐学诗上疏揭严嵩输运财产回江西老家的情形：“近因都城有警，密输财贿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水陆载道，骇人耳目。”（《明史·徐学诗传》）
同一件事，沈炼在上疏列严嵩十大罪状中也说到他“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明史·沈炼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记载，严世蕃获斩后，“籍嵩家得银二百五万五千余两，其珍异充斥，逾于天府”。严嵩家充斥的奇珍异宝，甚至超过皇帝家。
《明史·王宗茂传》又载，自沈炼上疏揭严嵩十大罪状，“先后劾严嵩者皆得祸，沈炼至谪佃保安。中外慑其威，益箝口”。而当时南京御史王宗茂升职才三个月，因心中不平，又上疏劾严嵩八大罪，其第三罪说：“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数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不知陛下宫中亦有此器否也？”接着第四罪又说到严嵩“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第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
连“子孙百世”的生计都安排好了，这得要储存多少金银珠宝啊！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下面这种在一般情况下显得颇为不寻常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皇明大事记》卷三十六《严嵩》记载：严府有个家奴叫严年，为人非常“黠狡”，是严世蕃的心腹，每“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这“万金”是可以买多少个官职啊。而这个家奴可以随便出手来为主人庆寿！无怪乎该“记”的作者慨叹说：“彼一介仆隶，其尊大富侈如是，则主人当何如耶？”其主人的“富侈”自然是超乎一般，甚至连皇宫也不如。前面的王宗茂已当面向皇帝指明了。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明白，如果要弄清严嵩究竟占有多少财富，那已经是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了。在现有的不少史料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记载，但都显得一鳞半爪，难以周全。有一本明末田艺蘅所撰写的史料笔记叫《留青日扎》，卷三十五专门分别记述了刘瑾、钱宁、江彬、严嵩等人所籍没的家产清单，其中严嵩在江西、北京两处的清单特别繁复和冗长，实在难以卒读，但据田艺蘅介绍说：“二处所抄，不及十四五。”也就是说还不到他实际拥有的一半，因为他用于行贿和寄存在亲戚家的还超过了一半。这就足以说明严嵩的确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贪官。
上面提到徐阶的劾疏，其中说：“世蕃罪，擢发难数。”严嵩之罪，绝对十倍、百倍过之，我们在这里只列举了他擅权和敛财两个方面的种种罪恶，已足以见其大端。
三
一代巨奸严嵩，由于专权时间特别长，干尽了坏事，对明王朝造成了全面、深刻的负面影响。观察一下与严嵩有关的一些人和所发生的一些事，或许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某些启迪。
趋炎附势，谄媚权贵，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有名的一个事例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望尘而拜。它出自《晋书·潘岳传》：“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谄事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谧即贾谧，是晋惠帝皇后贾后的内侄子，权倾一时。这条成语是说潘岳等只要远远看见贾谧车骑扬起的尘土，便马上跪拜于地，表现出一副为巴结权贵而作出的奴颜婢膝的下贱丑态。潘岳是当时有名的文士，石崇是当时全国的首富，他们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说了。于此可见权贵的震慑力有多大！当然它同时也显现出潘岳之流是何等的卑下龌龊。
严嵩自是超一流的权贵与势炎，所以他的那些攀附者们的表现在史料上虽然没有像潘岳等那样形象的记录，但在一些简要凝重的记述中，却给人们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明史·董传策传》记董疏劾严嵩的六大罪状就有：“嵩久握重权，炙手而热。干进无耻之徒，附羶逐秽，麕集其门。致士风日偷，官箴日丧。”《严嵩传》也说到“士大夫辐辏附嵩”。“附嵩”的人可谓蝇附蚁聚，多得难以胜计。
其实不光是严嵩，就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去攀附他的人也是同样的热闹，《明史·严世蕃传》说到人们对他的态度：“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
《明史·王宗茂传》有一个较具体的数字说严嵩的“干儿义子至三十余辈”，有这么多干儿子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上面说到的那些“干进无耻之徒”，奔走其门的“不肖者”，自然都是士大夫之流，从其“麕集其门”和带着贿物“相望于道”的态势来看，绝对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他们“附羶逐秽”的丑行，竟然如此公开张扬，犹如赶集赴市一般，吏风无耻至于斯极，曷胜浩叹。
至于还有许多的士大夫，他们既不愿、也不屑于“附嵩”，不满他却又不敢得罪他，最多也只能在背地里或心里诅咒他罢了，真可谓无可奈之何了。如《明史·徐学诗传》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兵退，朝廷召诸臣议应敌之策，大家只提一些鸡毛琐事，独刑部主事徐学诗上疏劾严嵩时提出，对严嵩的种种罪行，“举朝莫不叹愤，而无有一人敢牴牾者”。《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又记：“在天下之人，视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测识，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他们都害怕严嵩打击报复，被置之死地。
对于朝廷高官的贪腐擅权，一般百姓本难知其详，可由于严嵩权势过大，他只须一手遮天，其他人就不在他的眼里，可以任意妄为而不必遮掩，因此老百姓也都知道他的罪行劣迹，但官吏们都无奈他何，平民百姓又能怎样？最多也就只剩得内心的痛恨和口头的咒骂罢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过表现得却非同一般，值得关注。《明史·王宗茂传》记，宗茂拜官才三月，便上疏劾严嵩八大罪状，其第七条中说到，由于严的贪腐误国，“至民俗歌谣，遍于京师，达于沙漠。海内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这种情况绝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充分的现实根据的，史书中也留下了生动的记载。《明史·沈炼传》记沈因劾嵩十大罪状，被“榜之数十，谪佃保安”。流放塞外后，受到当地民众、商贾以及里长老的热情接待与关照：
塞外人素憨直，又稔知嵩恶，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
这种历史罕见的奇观，说明人民群众是如何地痛恨严嵩，同时又是如何地无奈和无助。
在这样极端压抑、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人们也许还可以感到一点兴奋、一丝暖意，那就是现实社会中，并不完全像某些史料所描述的那样，朝廷的众多高官大臣们，在严嵩的淫威下，人人都全身自保，噤若寒蝉，不敢发一言，而是有不少人（不是个别人）都敢于挺身而出，与之作坚决的斗争。他们不顾人身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面对下狱、廷杖、弃市、家破人亡仍然接踵而至去揭发严嵩六大罪状、八大罪状、十大罪状，当被捕行刑时，有的百姓拦道痛哭，而本人却意气自如，泰然自若，一副正气凛然的神态。《明史》第九十七、九十八卷，用了两卷的篇幅，集中记述了二三十位这样的勇士，他们的作为可歌可泣，令人钦佩，短文难以尽述。《明史》的《列传》每卷结尾都有一则“赞曰”，表达对该卷人物的评说，第九十七卷的“赞曰”未曾引起过人们的特别注意，其实却颇值得介绍一读：
赞曰：语有之，“君仁则臣直”。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这里赞扬了一大批为了国家社稷置“批鳞碎首”于不顾的“直臣”，按照作者的历史观察，只有“君仁”的时候才会产生“直臣”，而像明世宗这样昏眊的皇帝之时，竟也出现了这么多“直臣”，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明代一百多年来文化培育的结果。对他们这样的赞许是很可贵的，但却不够周全，因为像这一类人，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最早可上溯到商纣时的“比干谏而死”，以后也代有其人，不绝如缕，明代则显得尤其突出。除了这两卷列传之外，其他还大有人在，如稍后的清官海瑞，《明史·海瑞传》就说到他上疏谏世宗前，便“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得知此信息后的世宗皇帝一时间竟被感动了，还称“此人可方比干”而放过了他。其实像海瑞这样的“直臣”，之前也早已有之。如《明史》第九十七卷中说到的刘魁，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要谏阻皇帝建奢华的雷殿时，“度必得重祸，先命家人鬻棺以待”。上疏后，“帝震怒，杖于廷，锢之诏狱”，关了四年才释放，刚出狱，在途中又被捕，与其他二人再关了三年才出来。这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置生死于不顾，视祸福若无睹，无惊无惧，无怨无悔，一腔浩然正气，洒向苍穹人寰。这些是中华民族的优秀脊梁，是中华几千年优秀文明浸润、培育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才使得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不论遭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经历过如何的巨难浩劫，最终都能跨越险阻，永立不败，不断发展，继续向前。这是我们在论说严嵩其人深感难受与压抑的同时又感受到的欣慰和喜悦。
四
这么多的忠义“直臣”，国之栋梁，作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却久久未能把一个严嵩拉下马，而与此有直接关联的人当莫过于严嵩本人与嘉靖皇帝了，剖析一下此二人在此过程中的行为和作用，亦或许可以解悟出某些道理来。
先说严嵩，他是有明一代奸相之首，在中国奸臣史中亦属罕见，自有他独特的“奸”术。
《明史·张翀传》载，张疏劾严嵩时说：“夫嵩险足以倾人，诈足以惑世，辨足以乱政，才足以济奸。附己者加诸膝，异己者坠之渊。”险、诈、辨、才，集于一身，已足以构成一个奸臣的资本。同卷的《赵锦传》载，赵在劾奏中，特指出严嵩“柔倿而机深”的特质，难以觉察，“嵩窥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谄谀侧媚之态，似乎恭顺。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诸侯之动静，而先发以制之，故败露者少。厚赂左右亲信之人，凡陛下动静意向，无不先得，故称旨者多”。综合张、赵二人的描述，严嵩作为奸臣的最突出特点有二，一是谄媚、奉承皇帝，二是排斥、打击，直至处死异己。
权奸巴结皇帝、求得恩宠，并不稀奇，乃是常态。严嵩的过人之处是特别到位，他能通过贿赂皇帝身边的人，了解皇帝的动静意向，所以凡有皇帝的问话、交办的事情，他都能做到契合圣心。这类事情出现多了，积累起来，自然会令圣心大悦，怎能不因此而受到信任、获得长期的宠用呢？严嵩能擅权二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之最，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嘉靖之时，“直臣”们死亡如此之多，代价如此之重，是和严嵩将“异己者坠之渊”的狠毒手段分不开的。由于在嘉靖帝登位之初的“大礼议”风波中，朝廷中多数官员尤其是言官都站在护礼派一边而与嘉靖帝发生了矛盾，这就造成了以后长时间内嘉靖帝对言官的反感和不信任，很难听得进他们中的任何意见，但即使如此，嘉靖帝在看到、甚至并未完全看清这些奏本的情况下，常常是立即“大怒”、“震怒”、“暴怒”，把奏本摔在地上，即时给予处罚；而他的处罚大多数都是夺俸、降职、下诏狱、廷杖以至谪戍荒边之地，绝没有即时要将之置之死地的。《明史·沈束传》中就说：“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由此可见，倒嵩的“直臣”们所遭到的厄运，主要还不是来自嘉靖皇帝，而是来自严嵩。我们试以有名的杨继盛冤案作案例来作一番剖析。
《明史·杨继盛传》载：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抵任甫一月”，便上疏劾严嵩“十大罪”及“五奸”，内容周详翔实，言辞恳切激烈，重击严嵩要害，奏上，嘉靖帝也只表示出愤怒，虽经严嵩私下反诬，皇帝也只“令刑部定罪”，“然帝犹未欲杀之也”。及“系三载”之后，“会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严嵩估计二人一定会被杀，待秋审时，“因附继盛名并奏，得报”。终于嘉靖“三十四年十月朔弃西市，年四十”。这个案例反映出权奸严嵩害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当他不能当面、直接加害某人时，他就常常会在背地里假借他由，用别的手段去达到他凶残狠毒的目的，让人无可防避，屡屡中招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众多弹劾严嵩者均言未及此，而他人则看得很清楚，并作了深刻的揭露：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说：“故凡诸论嵩者，嵩虽不能显祸之于正言直指之时，亦必托事假人阴中之于迁除考察之际。”所谓“阴中”就是在暗地里算计他人，于是就弄到“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地步。当然，这里说到的还仅仅是在“迁除考察”即决定别人仕途命运时算计别人，如果仅此而已倒也罢了，而实际上却是还有更为严重得多的事情。
《严嵩传》对此说得最透彻，说严嵩因深谙嘉靖帝的脾性，便常“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炼、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这里所列名单中便有六人被他置之死地，其他人只是一时还不能得手，并非愿意放过他们。《明史·沈炼传》揭其十大罪状，其第六条便是“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可见他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他所嫉恨的人的。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他的前任首辅夏言之死。据《严嵩传》，夏言曾掌握严世蕃的恶行，“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应该说，夏言本来是有恩于严氏父子的，但严嵩却记恨于心，因“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据《明史·夏言传》，此时的夏言已“以尚书致仕，犹无意杀之也”。但在严嵩的“阴中”之下，一个首辅竟被斩于西市，严嵩之心狠歹毒，到了何等的地步。至于他平时对更多人的构陷，“皆未尝有迹也”，阴险至此，史所罕见。
面对如此奸诈狠毒的对手，前面说到的那些付出巨大代价的“直臣”们，却显得缺少最起码的机智和谋略，从没考虑过怎么更有效地去与之斗争。他们只凭一腔热血，两肩道义，以及“成仁”与“取义”的豪情，义无反顾地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他们的精神令人赞赏，但其后果只能令人叹息。
严嵩能做到如此，固然与其本人的个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嘉靖皇帝的支持有着绝大的关系，因此不可不说到他。
嘉靖帝名朱厚熜，在位四十三年，时间相当长，完全有条件去做出一番事情来。开头他也的确曾有所作为，但后来却变了，结果是糗事万端，恶名齐全。促使他这种转变，而且成了他断送一切的原因，是他听信了方士之言，迷恋起修道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
这本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从秦皇、汉武到清代的雍正帝，其间有不少帝王都曾忘情地迷恋于此道，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封建帝王，人世间的任何荣华富贵他都享受尽了，唯一缺少的是怎样才能延年益寿，以便永远、长久地享受它。所以一旦有人告知通过修道炼丹便可以达到这种目的时，他便罔顾一切，一头栽入其中，就绝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在所有修玄炼丹、追求长生的皇帝当中，嘉靖帝可以说是最为投入和着迷的了。他自嘉靖十八年（1539）埋葬章圣太后之后，即不视朝，终日由一帮道士忽悠着在宫内建醮斋供，念经祈祷，还做出许多其他淫乱无耻、荒谬绝伦的事来，以致酿成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壬寅宫变”，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深夜，宫女杨金英等十几人乘他熟睡时要勒死他，因过于紧张而失手，他也几乎命丧黄泉。作为一代天子，真是一种奇耻大辱，颜面扫地。
由于二十多年从不视朝，与外界隔绝，大臣们难得一见，过去便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嘉靖帝完全不理朝政，一切由他人代庖，误国害民。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是，他一方面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潜心修玄上，所以取消了每日视朝；但另一方面，他又要掌控整个朝政，贯彻自己的意旨。这样，他就绝对需要一个既能讨他的喜欢，又能准确领会到他的意图并切实加以落实的代理人，如前面所述，这个人就绝对非严嵩莫属了。这就是严嵩能长期执政、一度还达到嘉靖离开他就不行的原因所在。
弄清楚了这两个角色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后，就能比较深入地去理解这二人的所作所为了。
历经四十五年的嘉靖王朝，先后产生过八个首辅。在严嵩之前的几个当中，以杨廷和、张敬孚、夏言影响较大。杨是正德皇帝时的旧臣，嘉靖帝即位初年已退位；张在内阁时曾四起四落，不久病死；夏则因善写青词曾得嘉靖帝宠信，却在首辅任上两起两落，最终被弃市，说明这几个人最终都未能获得嘉靖帝的信任。而严嵩却以自身的特有手段和条件，又对上了嘉靖帝的特殊需要，使二人成为一对天设地造的绝配。然后又继续在严嵩的刻意、精心的调制下，两人的关系不断得到加深，以至后来达到了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所说“上不能一日亡嵩”的程度。而“嵩又不能一日亡其子也”，因严嵩入阁时已年过六十，许多事情如写青词、揣摩帝旨都要依靠其子严世蕃之故。
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嘉靖帝就给予了严嵩许多特别的荣耀和待遇，如欲封他为上柱国，柱国是武官中的最高勋级，后因严嵩故作姿态辞免了；八十岁后又特赐他可乘肩舆入禁苑；“壬寅宫变”之后，嘉靖帝居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们难得一见，只有严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严嵩传》）。诸“直臣”纷至沓来猛劾严嵩的罪恶，嘉靖帝一律予以斥责，同时对严嵩慰问有加等等，真是少有的恩宠，而且是长盛不衰，一直维持了二十几年。
不过，我们却千万不能据此便以为这一对“绝配”是始终配合默契，如鱼得水一般，相反，在整个历程中嘉靖帝对严嵩曾有过诸多不满，并采取过一些措施来警醒、限制过严嵩，有时候使他十分狼狈难堪。我们先看看《严嵩传》里记录的一些事实：
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壁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凌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
嘉靖帝有意疏远严嵩，“嵩当入直，不召者数矣。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即与俱入。至西华门，门者以非诏旨格之。嵩还第，父子对泣”。“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浸厌之，而渐亲徐阶”。
这些材料清晰地表明，在嘉靖帝与严嵩的关系中，还曾有过极不和谐甚至紧张的一面，一度达到废除严嵩的首辅身份和不见他，并且开始考虑信用他人的地步，只是没有最后决裂罢了。这种情况说明，嘉靖帝和严嵩的关系颇为复杂，嘉靖帝是需要严嵩、离不开他的，但后来又很不满严嵩的所作所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形势就有了两种发展的可能，一是严嵩改弦易辙，痛改前非，以取得嘉靖帝的真心信任，但他是一个贪得无厌，唯权是揽的顽固家伙，指望他改过自新，立地成佛，根本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他还培养出一个比他更烂污的儿子，更是没有回头的可能。这样，就必然只存在另一条可走的路，即继续原来的轨迹，走向末路，直至败亡。
注定给严嵩安排的看来只有第二条路。因为第一条路他根本不可能走，而从严嵩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第二种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他必然要照样走下去。
就是今天来看，严嵩的看法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现实中似乎看不到有什么力量、有什么办法比过去众多的“直臣”们能更有效地达到推垮严嵩的目的，除非有什么新的特别因素出现，而又有人能抓住这些契机。
或许由于恶贯满盈，严嵩的末日终于到来了吧，这些特别因素竟然奇迹般地接踵而至。请先看最主要的几点：
第一，在严嵩的高压手段下，一个个弹劾严嵩的人，都先后倒在血泊之中，此时的满朝文武，既没人敢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奈何严嵩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奇迹出现了，半路杀出来一个方士蓝道行，《明史·蓝道行传》载：
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帝大喜，问：“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恶严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问：“果尔，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动……
这“心动”的具体情况如何？《严嵩传》有了明确的答案：“未几，帝入方士蓝道行言，有意去嵩。”嘉靖帝是个十分迷信的昏君，所以完全听得进“乩仙”的话，满朝的文武百官是谁也起不到这种作用的。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连方士也厌恶严嵩，可见其人是怎样的一个坏家伙！
第二，即使蛮横如嘉靖帝，大概也不愿只凭“乩仙”的一句话，就去处置一个官员，何况是一个长期宠信的首辅严嵩，怎么说也得要有个由头吧。恰巧的是，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在众人都不敢吱声的情况下，据《严嵩传》载，“御史邹应龙避雨内侍家，知其事，抗疏极论嵩父子不法”。所谓“知其事”，就是从内侍那里打听到皇帝听信了方士之语，“有意去嵩”，所以才敢上疏。果然，疏一上，嘉靖帝便“以嵩溺爱世蕃，负眷倚，令致仕……下世蕃于理。……擢应龙通政司参议。时四十一年五月也”。邹应龙此疏威力如此之大，它究竟有何玄妙之处？其实，翻看一下《明史·邹应龙传》里他的那篇疏文就会发现，该文远没有罗列严嵩多少具体的罪行，其主要矛头是指向严世蕃，提出：“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对严嵩本人也只说到“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比之此前沈炼、杨继盛等的劾嵩疏文来，无论从内容的峻切、言辞的激烈上都远不可及，而就是这样普通、平淡的一纸劾文，竟然就把严嵩拉下了马，起到了众多前人抛头颅、洒热血都达不到的作用。由此可见，同样做一件事，成败与否，原因可以有很多，时机是否成熟，也是一大关键。事半功倍与事倍功半之分或许就在这里。
第三，从前面两条我们可以看到，嘉靖帝要抛弃严嵩的由头是已经有了，但我们还必须阐明，前面曾说到嘉靖帝是“不能一日无嵩”的，如果舍了他，又将由谁来代替他的角色呢？而这人早已出现，他便是严嵩的继任者、嘉靖朝最后一任首辅徐阶。上面已经提到，嘉靖帝曾让徐阶、李本“入西内”，而严嵩则吃了闭门羹，只好回去“父子对泣”；在严嵩遭遇疏远的同时，嘉靖帝已明显“渐亲徐阶”。随后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壬寅宫变”之后，嘉靖帝便一直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据《严嵩传》载：“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帝不悦。”而徐阶建议另建万寿宫而且很快建成，皇帝自然高兴，因此，“帝益亲阶，顾问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可见经过这件事之后，严嵩已大大失分，而徐阶则得分甚多。此时的嘉靖帝实际上已抛弃了严嵩，只等适当的时候再公布罢了。所以有了上面两条之后，嘉靖帝便马上很决断地处置了严嵩父子。
此案经有司判严世蕃戍边于雷州，他未至戍地即潜回江西老家，与死党罗龙文继续为非作歹，滋扰一方，经南京御史林润访得，即欲奏本再揭之，因原本中有为沈炼、杨继盛鸣冤的内容，经徐阶指点，认为沈、杨之案乃经皇帝核准，你为他们翻案，岂非矛头直指皇上。“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这样一来，皇帝必震怒，反而帮了严世蕃的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林润听了恍然大悟，忙作修改，于是在《严嵩传》中出现了这样的奏文：
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里完全没有说到沈、杨旧事，揭发的都是严世蕃的新罪行，尤其是“通倭”之说，乃是叛逆大罪，无怪乎此疏一上，皇帝即“诏下润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黜嵩及诸孙皆为民”。真是大快人心。《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载：消息传出后，“都人闻之大快，各相约持酒至西市看行刑”。真是长吁了几十年来压在胸中的一口恶气！
事实也证明徐阶是非常有见地的，据《明史·邹应龙传》载，就在邹应龙因时上奏扳倒了严氏父子，自己也获得升迁之后，就有山西巡按张槚上疏言：“陛下已显擢应龙，而王宗茂、赵锦辈首发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觉也。”他还要求撤销过去对他们的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并给予奖励。按照常理，他这些要求都是合乎情理、顺乎逻辑的，可是他却不明白，如果这样做了，岂不是让皇帝自打嘴巴，承认以前都是错了吗？这怎么可能！所以结果便是“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为民”。这不正好说明徐阶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吗？其实徐阶也不是有什么太奇特之处，他只是比许多人更明白，在这种昏暴的封建帝王面前，是不能用通常的情理和逻辑去与他说事的。
嘉靖帝与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个表现，似乎更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明史·邹应龙传》：就在严嵩被罢退之后不久，嘉靖帝曾有手札晓谕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这就奇了，不准再提严氏父子的事，这好理解，因为提起来心烦；谁提了杀谁，也不难理解，皇帝要杀个人不算什么。谁叫你惹了他？最难理解的是，你杀那些个“敢再言者”倒也罢了（所以张槚只被“杖六十”算是捡了个便宜），为什么竟要“并应龙斩之”呢？他不是因奏倒严氏父子有功而刚刚受到嘉靖帝“擢应龙通政司参议”的奖赏么？怎么转脸又对他动了杀机呢？这在一般人来看，岂不是情理错乱、逻辑颠倒、令人费解吗？但如果从嘉靖帝的特有角度去思考，这一切又显得十分自然地合乎逻辑，因为凭着邹应龙的弹劾，嘉靖帝处置了严氏父子，随即任命徐阶为首辅，实现了高层的人员变动，因而基本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布局。从这一点来说，邹应龙自然是有功的，按照常例，也自然受到了擢升。但是当这一切过去之后，嘉靖帝必然会意识到，邹应龙所弹劾的内容和他的思想，和之前已被严惩的沈炼、杨继盛等人的疏文是毫无二致的，它必然会得出皇帝对此应负有责任的结论。这自然是对皇帝的无礼冒犯，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能因为你有一定的功劳就可以抵消其他过错，特别是忤君之罪是不可饶赦的。这就是为什么嘉靖帝要起意把邹应龙和其他“敢再言者”一起杀掉的原因所在，它反映了嘉靖胸中一股难以言说的怒气。从这里更可以看出皇帝与一般人的情理和逻辑有怎样的不同。
皇帝的那些事儿我们就不说了，谁叫他是皇帝呢？重要的是严氏一家彻底完蛋了：严世蕃由最初的远戍到弃市，严嵩由原来的罢官到与诸孙都被黜为民，而且必然地所有家产和财富都被抄没。曾经权倾朝野、富可敌国的一代奸相最终以“老病，寄食墓舍以死”（《严嵩传》的结语）。真应了《红楼梦·好了歌》的话：“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待到多时眼闭了。”
《严嵩传》里有几句对严嵩带总括性的评语，十分精到：
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网利。
指出严嵩一辈子追求的就是两个字：权和利。他竭尽全身心之力，确也曾获得过他所求的某些东西，但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以悲剧告终，剩下给他的只是一个千古骂名。
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一开始就特别点出严嵩其人是一个“无他才略”的家伙，这一点好理解，因为一个终身只干坏事的人，能谈得上什么“才略”呢？不过历来也有人赞许他具有文才，其实他的那点文才，主要是表现在写青词颇有名气，而青词的好坏，主要在于能溜须拍马，讨得皇帝的欢心，如果这点本事也没有，就根本爬不上首辅的地位，所以他的前任夏言、继任徐阶也都是写青词的好手。严嵩在发迹之前，曾在家里闭门读书十年之久，又是进士出身，确实也写过一些东西，可是打开他的三十余卷《钤山堂集》来看看，没有几篇能拿得上台面的。
既然如此，那他又靠的什么能飞黄腾达起来呢？答案就是“惟一意媚上”，关键就在那个“媚”字上。它里面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
首先，“媚上”就是要去巴结、奉承、讨好皇帝，具体一点就是要摸清皇帝的心思，说话做事投其所好，以得其欢心。为此，甚至还要去买通皇帝的左右，以获取准确的信息，避免失误。在此过程中，他必须撇开自己的一切，去适应别人的脑袋。
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必然要去拉拢、收买一批人，结成帮派，以掌控内外上下；同时，他自然还要去考虑算计、排挤、打击另一批人，以畅通他的道路和作为。当这些对象确定后，他当然还要想尽办法，实施各种最有效的手段，以尽可能达到他的目的。
但即使如此，他的道途也不是总能一帆风顺，波澜不惊，一定还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他总得要想尽办法去应对，甚至要带着儿子先跪在夏言榻前去哭泣求情，后又在皇上召徐阶、李本入西内，自己被拒后“父子对泣”，简直颜面全丢，丑态尽出……
总之，上面所说的只是概而言之，他整天所要想的和要做的是别人无法能知道和说得完全的，但却可以断言，他一脑子都是坏心思，满肚子全是毒心肠。他的大半辈子就生活在这种变态的人生状态中。这种状态对正常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所以我们说严嵩是一个悲剧，并不仅是说他的最终结局，而是说他的整个人生。
或许有人会说，也许严嵩本人会以这种生活状态为乐呢，否则他怎么会这样一口气直活到八十多岁？或许生活中真的有极少数这样的人吧，所以历朝历代才有了这么些奸臣。这种人如果当不上大官、成为奸臣，大概也就成了生活中的小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