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人吕氏春秋》白立而五色成矣。
——《淮南子》
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
白虎通东方色青，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
——《黄帝内经》
（第一节）概述
自始皇削平六国一统天下至东汉亡，凡历四百四十一年（前221年，220年)，其间，秦二世而斩，不过十余年，故虽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却未及健全、巩固。汉承秦制，以另一个更形强盛的大帝国，继承并发展了前朝制度。中国的种种制度、礼俗，始萌于两周，而定形于两汉。
秦统一前，诸侯分割，各行其政，“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文字异形”，七国并存局面的结束，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要求消除异制，定于一法，统一思想，铲灭异端。而震慑秦后两千数百年来的举措，便是所谓“焚书坑儒”。这种铁血的文化政策，对中国文化的大趋势，影响颇巨，而其造成的基本文化格局，便是一切文化形态、文化思想都服从于皇权，如同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一切文化形态也以服从、服务于“一人”为宗旨。缘此，姑称之为“皇权文化”。
秦所奠下的政体，至西汉武帝时代才臻于完备，为适应集权制度，在学术思想上“尊儒术”而“罢百家”，尤其是与五行、阴阳学说密切结合的一派儒家学说，特别受到武帝的重视。可是，由于窦太后的偏尚，黄老思想一度抬头，建元二年（前139年），崇尚儒术的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蚣被借故罢免，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自杀于狱中，直到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得以无阻碍地推行儒家学说。至西汉末，谶纬学说广泛流传开来，并渗入学术思想领域。“纬”是对“经”而言，汉代各经有纬，纬即儒生编集以附会儒家经典的着作，“谶”即图谶，是巫师、方士的一种隐语或预言，它是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被加以利用的。
董仲舒对汉代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他是春秋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所撰《春秋繁露》一书，根据阴阳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体系的世界观。他认为天地之间，由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五音、十二律、天干、地支和数目的配合而产生万物，万物因阴阳的运行而活动，而人与天的关系尤为密切，天、人是相互感应的。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文帝时被封为淮南王，他好道家方士之术，招致宾客，兼采儒、墨、名、法、阴阳、神仙各家学说，认为一切都是由“道”化生的。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天地合精为阴阳，由阴阳变四时，四时再化生万物。
董、刘之后，扬雄（前53年~18年)以“玄”立学，他认为“玄”是宇宙本性，万物无不受玄和阴、阳的三元支配。
至东汉初，另一位思想家王充便以《论衡》名世，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气”原是无意志的浑然物，但运动时，分成阴阳，阴阳相交，遂生万物。“气”有厚薄之别，因此禀气而生的人，在形体、智力及性格上，才会有差别。
秦二世而亡，故影响重大的思想家少。汉四百年间，影响深远的，即如以上介绍的四人。尽管他们的学理各不相同，乃至互相对立，但无不以“道”、“天”、“气”、“阴阳”之类去建构自己的体系，这种思想，上承战国末期的学说，下启魏晋的学风。
汉人所建构的宇宙观，笼罩一切，色彩问题也被网罗入内，而且，被提得很高。虽然汉代无色彩专论，但我们若将散存杂置于各类书籍中的点滴论说汇辑统观，便发现汉代人的色彩观确实已体系化了。汉代学者，广泛地用色彩去依附玄理，几乎在史学、哲学、制度、礼俗各方面，都延色为论，这种情况，比之秦前不经意的零散论说完整得多了。
汉代弥漫着“玄”风，这种思想氛围，最易使抽象、迷离的色彩大显身手，尤为奇怪的是，历史的进程竟然由色彩显示；朝代的更迭竟然由色彩规定；国运、人运，其盛衰隆替色彩竟然感应不悖；神的意志、天的意志无不由色彩昭示。说汉代人是生活于“色彩迷幻”之中，实不为过。一切难以言说、不便言说、不可言说的观念、思想、情感，都假色彩以暗示，于是，色彩成了沟通人、神、天的“通讯”手段。
帝王自不待说是以色示尊，即使是农民起义军也号曰赤眉、黄巾。西汉的开国者刘邦因昔有青、黄、赤、白四个上帝之祠而缺黑帝祠，便示意补上，以作符瑞。东汉第一帝刘秀在即位登基前即有赤符之瑞。甚至医学的黄帝内经也依五行五色说疾。
令人不解的是，与色彩关系最密切的绘画，却无论色之着述，这种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在更广泛的领域去研究色彩问题，将它定位在文化学、美学的范畴来加以考察，而不仅仅只看作是“画缋之事”。正因为如此，从多角度考察色彩问题，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若只将色彩置于绘画艺术之内来研究，则魏、晋以前几无可言者。
本章下限迄于东汉亡，这种断代的依据是秦汉四百余年间，谈论色彩的角度大致无二，换言之，是鉴于“时代个性”而作此划分的。东汉末，佛教东进，狭义画论兴起，色彩观念已大异于秦汉，故魏、晋至隋，独立为章。
（第二节）吕不韦的色彩观念及秦代的色尚
秦国祚短暂，其学术，或为前代孑遗，或成熟于汉，可以一论，并涉及色彩的着述，即《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廿六篇即十二“纪”，八“览”，六“论”。吕氏宾客，学术各有所执，吕不韦把宾客论文，编为一部书。
如前述，所谓“五德终始说”是战国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这是五行学说向史学延伸的具体应用。“五德”是“五行”之德，“终始”是周而复始，循环无穷的意思。“德”各有色，所以，“五德”的循环必然伴有五色的更替。但古书谈“五德终始”最早的，却是《吕氏春秋》。
这种学说，直接影响汉人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即承此发挥。
《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相同，都认为四时的变化是循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并且，帝王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政治措施，都应遵从这个“五行相生”的顺序和规律。
《吕氏春秋》的“五德终始说”，虽则是发挥邹衍的观点，但一因其更完备，次因吕不韦的特殊身份，所以，其影响力非昔人可比。从史的角度，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条理论伸张的线索，从邹衍的《主运》到《吕氏春秋》再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因此，秦虽短暂，而思想史的进程并未中断，秦人之憾在于未及充分伸张其学说便国倾庙毁，而发挥理论、完备学说的责任自然落到了汉人的肩上。
《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是全书大旨所在，每“纪”五篇短文，共六十篇，十二纪每纪的第一篇同于《礼记·月令》。关于《礼记·月令》，前已述及，即依五行、配四时，而将色也对应上去。
“五德终始说”，不仅为一般“士”所倡导，连帝王也诚奉不疑。《史记·封禅书》：“邹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这是始皇二十六年之事。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详细载录：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目十二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然后合五德之数。
始皇既平天下，他应是居于克周火的水德，也就是说应以黑代赤，但却未见上天的符应显示，因此，有人对他说，从前秦文公出猎时得一黑龙，可见水德的符应早在五百年前就显示了。于是，便有了上述引文那些规定，规定之一是衣服、旌旗用黑色，以与配水德。这是首次在政治实践方面推行“五德说”。
这种观念，在当时是普遍的，《吕氏春秋》便是众人之作，《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吕氏春秋》大约成书于前239年，即在秦统一天下前十余年。《吕氏春秋》成书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始皇益壮。”由此观之，始皇也当受吕不韦思想的影响。
从思想史的演进看，《吕氏春秋》上承前代，而下开汉之风气。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赏以集众为讳。”因是集众说成书，所以，各家学说的意绪都杂于书中。如邹衍的《终始五德》，至今不存，《吕氏春秋·应同》篇中’自“凡帝王者之将兴也”至“水气至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一段，马国翰据《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说：“《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定为《邹子》佚文。《应同》篇正是以五色为五德之征符的。先秦许多学术思想，实赖《吕氏春秋》得以留存，所以，虽“不能自命专家”，亦可谓为传承枢纽。
又刘邦醉斩蛇之事亦异闻，录如次。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投曰，前有大蛇当径，原还。高祖醉曰。
“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答之，妪因忽不见。
“白帝”隐示秦，裴“集解”：“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史纪·高祖本纪）又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厌”即镇之意。又载，刘邦所居处之上，有云气”。
符命不限于文字，（汉书·扬雄传）注：“符，瑞也。”又，（外戚传)注“符，犹瑞应”。因此，色彩便成了感应运、命的符征。较之其他瑞象不同的是非曲直，色彩是在一个“终始”循环、相互取代的律中，因此，较之其他偶然性的瑞象，它是大不相同的。任何色，尤其作为五德之征的符，都是在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理论网络之中的。
经董仲舒光大“五德终始”，发挥“天人感应”之说，至汉宣帝、汉元帝时期，孟喜、京房的易学盛行，最后，到哀、平时期，谶纬之学泛滥，真可谓煌煌“玄流”。
刘邦争天下时，打的旗帜是红色，（史记·淮阴侯传）中有“拔赵帜，立汉赤帜”的记载，得天下后，以十月为岁首，立北畤，祠黑帝，这与秦之尚“水德”、尚黑相矛盾。所以，那时刘邦还未完全按“五德终始”用色。
到文帝时，贾谊议改服色，（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文帝使丞相张苍共议，张苍主张水德，他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前此，公孙臣曾上书主张“土德”，色尚黄。至此，经张苍一番论说，公孙臣的意见未被采纳。可是，三年之后，黄龙出现，还是“应”了土德之符征，公孙臣的意见预合于这符应，于是，张苍之说被否定。
董仲舒本即一介方士，他所以由经生变而为方士，主要是他承奉武帝“策向”，武帝“垂问天人之应”，而董仲舒则穷极发挥，舒曲承意。董仲舒取春秋所记灾变灾异，恣意附会，使得公羊学阴阳五行化，这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也是汉代学术思想的骨干。汉人运用阴阳思想以统天人事，用五行思想以统时令、方位、音律、色彩、臭味、道德乃至于帝王的系统、国家的制度。至谶纬之学兴，本已经孟喜、京房易学改造的学术，更与谶纬相杂合，真可谓“玄流”横行了。试举吕氏春秋若干篇目及谶学书目以见其荒诞之一斑。
春秋繁露中有以下专言阴阳、五行的文章，其篇名为：
五行对三十八
阴尊阳卑第四十三阴阳位、第四十四阴阳终始、第四十八阴阳义、第四十九五行相生、第五十八五行相第五十九五行逆顺、第六十五行变救第六十三天地阴卩阳第八十一纬是对经而言的，汉代儒家的经典是《易》《诗》《书》《礼》《春秋》，称为五经，加上乐，为六经。据纬书所云，孔子作六经，又作了补充的着作，这就是：易纬诗纬：《春秋纬》等。纬对经作神学解释，并托诸孔子。四库全书总评纬云纬者，经之支流，行及旁义……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言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校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迨弥传弥失，又盖以妖妄之词，遂以谶合而为一。
《后汉书·樊英传》录有谶纬篇名，凡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录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璇机铃》《考录》《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春秋缉演孔图》《元命苞》《文跃》《运斗枢》……恕不尽录。即篇名，亦极怪异。
这一派理论的泛滥，同样使色彩成为一种广泛用以为“谶”兆的手段，如《春秋纬》说孔子是其母梦与黑帝交配而生。又谓孔子死时’“天下血书鲁端门……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春秋》演孔曰演孔图”。又如《孝经·右契》云“（孔子）制作《春秋》，道备《图》。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磬折，使曾子抱《洛》事北向。孔子簪缥笔，
衣绛单衣，向星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服天下。’”这样，刘邦便成了受命于天的人，而《孝经》《春秋》则成了刘邦受命之符。
经这一流派的学理衍说，色彩观念便从孔子时代以色示礼、以色证道的轨辙上改路旁趋了。这种改变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民间习俗至士夫绘画，乃至道教及其他巫事，都广泛地利用色彩去活动，而这种畏色敬色的心理各种阶层的人无不加以利用，上自帝王，下至农民，均不能夕卜。尽管将色彩套入五行，并按五行的生、克来解释色彩十分牵强，但汉代人确实对色彩于人心的影响力是看到了的，色彩的不确定性，神秘性被当作一种“心理蛊惑”手段加以广泛利用，这恐怕也是汉代学者所不曾料及的。在唐、宋以来成熟的书（法）、画理论，其色彩批评的术语，大都不外阴阳。五行之类，这种奇怪的理论奇迹般地诱导出了灿烂的色彩实用成果。
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也迷信谶纬，东观汉记载：光武帝夜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有嘉禾生，一茎九穗，长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东汉初，谶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三足鼎立，王充以后，谶纬与神仙方术及社会救世成分结合，孕育了《太平经》，黄老则嬗衍为道教，而被统治者所提倡和为农民所崇拜’这些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人对色彩的看法。研究中国色彩倘就色彩谈色彩，可言者寥寥，而将色彩置于文化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便非三言两语所可道其详。这种情形正有助我们不囿于狭隘的绘画艺术范畴去讨论色彩，而是将研究的范围予以扩大，这当然是饶有趣味的探索。至今，我国仍无一部色彩专着，究其原因，大概正因为研究者感到直接的材料太少，因而无话可说。
（第四节）《淮南子》的色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