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修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专家，于2000年1月16日病逝于日本神户，终年65岁。为纪念 其业绩并策励后人，在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我们在孙先生家人及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支持与鼓励下，编 纂了这部包含着60余位学者心血的论文集，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本文集从发起、征稿、编校到最后成书，都是由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编辑杨富学博士具体操作的。
孙修身
编者按：本文为孙先生1993年在9本东京艺术大学给学生作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今遵家属意于此刊发，以表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尽端，是甘肃省最西的一个县级市，也是古代中西交通陆上干道“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中西交通的门户，总制着中西交通的主干道。古时这里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文化活跃，中国文献记载其每天都有早、中、晚三市，同来自印度诸地的商客贩徒进行着频频的交易。《耆旧记》载其“村村相属，多有寺塔”，可见佛教和佛教艺术在敦煌发达的景状。
敦煌莫髙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嗣后，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朝代的相继修凿，形成一座举世无双的艺术群体。后来虽经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到目前，在南北长1618公尺的崖面上，仍然为我们保存有各个时代的洞窟492个，在这些洞窟中为我们保存有壁画45000平方米，塑像2400余身，唐、宋时代所建筑的窟檐5座，是一部系统的佛教美术史，为研究佛教、佛教艺术、中西交通史、丝路文化史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备受人们的重视，被誉为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画廊，1963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又被联合国公布为世界重要的文化遗存。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2551)碑文虽然记载敦煌莫髙窟始创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但是由乐傅、法良禅师始凿的洞窟已无可考，在现存的492窟中，人们公认南区洞窟中部二层现存的268-275窟一组是敦煌莫高窟最早的一组洞窟，其时代早至何时，现在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主北凉说者，亦有主北魏说者。
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兴起之因，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招来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的人主中原，他们纷纷建立政权，攻城掠地，争战不断，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些处于死亡线上的人们，既无力改变现实，又想安稳地生存，因而，把希望寄之于神佛超自然力的拯救，于是开始开窟造像，出现了敦煌莫高窟等一系列的石窟群体，这就是目前所存在的苦难呻吟说。其次是着眼于敦煌的特殊地理位置，谓敦煌位在丝绸之路上，过往的人们都要在此居留，故敦煌较早接触佛教，并受其影响，在敦煌地区出现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五个庙、一个庙诸石窟群体。我在来日本前，曾经考察中国北方的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宁夏、陕西诸省区的石窟，发现这些石窟的出现，并不是在战争最为频繁的时代和地区出现，相反是在相对安定的时代和地区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比如河西另一有名的石窟群武威天梯山石窟，就是出现于北凉时期的，有名的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出现于后秦时期，敦煌莫高窟出现于前秦建元时期，甘肃省的庆阳北石窟寺、泾川的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又是出现于北魏统一北方，迁都于洛阳，牢固地统有北方，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洛阳的龙门、巩县石窟亦然。在这个时期，虽有战争和灾难，但是相对来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社会相对地安定下来，生产相对地发展起来，因而，我认为战争灾难的苦难呻吟说是不能说明石窟寺和佛教、佛教艺术发展的真正原因的。而以地理位置来说明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产生似是有道理的，但是，要说明有的石窟则是不通的。我认为石窟艺术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是因佛教自身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由印度阿育王弘教后，将其推向世界，使其成为更多人的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因而改变佛教的供养物，由原来崇拜佛陀使用的遗物、活动的遗迹、死时所留的遗迹而为偶像供养，这里要说的佛教中所讲的优填王造像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造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龙门、巩县、北响堂山都有实物的遗留。另外是，在五代时期的钱氏曾造像，散往各地，宋代日本僧人在求法和巡礼中国时，曾在五台山获此像和舍利塔带回日本，并广为流传就是证明。在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出现和广为信仰是有其过程的，始为统治者所限制，后被认可，但是，又为特有传统思想的知识层所反对，这主是要是由于佛教的戒律和其一些经典宣传的内容所造成的，为了使自己能在新的地区站稳脚跟，并获得发展，佛教徒从儒家学说中吸收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来丰富自己。这种吸收改变了自己本来的面目，最终填平了和儒家学说间的鸿沟，出现了三教九流一家的趋势，福建出现的“三一教”是这种事例得以最后完成的标志，这样便出现了所谓的中国佛教。
由于佛教的中国化，儒释的合流，使许多人钣依于佛门，成为释迦的信徒。这些新人教者，目的各异，他们的饭依佛教，使佛教获得发展，壮大势力，消除中国知识层的敌意，对其本身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是求之不得的。凡是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对其有利的同时，亦为佛教的生存带来了新的危机，不遵守戒律，这又使原有佛教的信徒，特别是较为保守的佛徒们大为震惊，他们惊呼“末法住世”，感受到危机的存在。为了使佛教能够永存和发展，他们在“末法住世”思想的支配下，采取诸多的手段来对付违戒僧尼，其中一条就是开窟、刊经，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多的，北齐时期的刊经遗迹已在河北省邯郸市被发现，在南北响堂山存在着刻佛经的石室。敦煌莫高窟由于自然条件的局限，无可供刻经之石，但有可供开窟的山崖，所以一些高僧大凿敦煌莫高窟，形成了敦煌莫髙窟发展的第一个髙峰期。
由于大量违戒僧尼的存在，至北周武帝建德四年，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灭法运动，影响所及达到河西走廊的武威地区，如甘肃省永昌县的瑞像即毁于此劫。但是由于敦煌位于边远，周武帝又很快死去，其灭法似乎未及敦煌。
在周武帝去世之后，北周政权很快为隋文帝杨坚所取代，新朝改变其政策，在全国复法，其诏敕亦传到敦煌，在隋朝复法时期，高僧们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抓紧开窟造像，积极发展自己。根据统计，在现存的492窟中，有隋窟96窟，几占莫高窟现存洞窟的五分之一，如果和隋代存在的时间30余年相比，平均每年有三个洞窟出现，其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唐代，又在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此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儒释的合流，佛教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其主要是大量的石窟的私人和家族、社会集团的占有，其作用也偏离了供佛的目的，成为宣传统治者和世家大族威赫的场所，石窟亦由原来供人们祈愿纳福的公共活动场地，变成家庙和权势人物的私有物。敦煌莫高窟有许多洞窟都标有姓氏，如大家知道的220窟，即为敦煌大家翟氏所开，自唐贞观十六年开窟至宋代，曾经过晚唐、五代、宋多次的修变，修复者都是翟姓之人，如五代时期在敦煌归义军府衙的官僚翟奉达，特别是在甬道南所见的墨书铭文，更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它的私人占有，所以他可以用来转赠于人，这种性质，直至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所开98窟彻底完成，窟中的“大朝大宝于阗国王李圣天即是窟主”的供养人画像和题名，证明了石窟的私人占有和世俗化、中国化的彻底完成，这也是隋、唐、五代时敦煌佛教艺术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敦煌佛教艺术是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宝库，探讨其源流的论文也相继出现，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说。其一是西来说，也主要是根据佛教的西来，敦煌的特殊位置等而立论的；其二是东来说，亦称为城市中心论，主要讲城市文化影响四裔而立论；其三是土生土长说，主要以其反映当地民族习俗和信仰而立论的。我认为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形成，当是以上三种因素的集合体，更多的是东方，即成市中心说，当地的影响亦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人们所讲的原因之外，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人们所持而立论的，即早期敦煌佛教艺术中所见的那种粗犷的笔触和画法，在最近佛爷庙湾发掘出来的晋墓壁画中得到证实，即在敦煌莫髙窟开窟之前，这种壁画艺术，在敦煌地区即巳存在，特别和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四壁下方所见金刚力士等如出一辙的图像，还有题名、神话题材、墓室和洞窟形制相同，都作覆斗式型，为我们证明它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依据。而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或见于同期，或者早于其时，又证明其同中原之间的关系，故而我认为敦煌佛教艺术的源是和中原王朝的影响不无关系的，又从敦煌佛教艺术变化的规律和序列，一般都较中原为晚，故而考察其艺术的源和流时，要充分考虑到中原文化对其巨大的影响。
敦煌早期的洞窟型制一般有两种，一是中心柱窟，这种形式早期最多，在印度称作支提窟(即讲堂），延至于初唐而绝迹；二是覆斗式，在印度称为毗诃罗窟，这种形式，同莫高窟共始终；其三为个别禅窟268一组和285窟等，是极少数。
早期洞窟中心柱四壁开龛造像，一般是四像或者是八相成道，在南北的侧壁，亦多有阙形龛，塑思维菩萨。壁画的内容，一般可以分为贤劫千佛、供养人、尊像图、花边图案、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中国神话传说故事，表现形式一般为单幅式，如275、241诸窟，一般采用异时同图的表现手法，将一个繁缛的故事，压缩在一个画面上表现清楚，如254窟的尸毗王本生、萨埵本生、降魔变等，亦有将其作为一个画面来表现的，如275窟北壁所见等经变是连环故事画，如257窟所见的鹿王本生、296窟微妙比丘尼、福田经变、善事人海、须阇提本生等，以山树等隔开故事情节，人大于山是其特点，如249等，开始出现了福田经变，表现有少数密宗经典的内容，如428卢舍那佛、285的外道，中国神有东王宫、西王母、伏羲、女娲等题材。
隋唐五代时期继前发展，窟形如前，有两重龛的火焰型背光，在此时出现了许多的小型经变，如维摩变、法华变等。唐代是大幅经变画、供养画像居统治地位，也是变化最多，最具社会性的绘画，还有许多的出行图，如张议潮、张淮深、宋国夫人，以及后来的曹议金、回鹘夫人出行图等。在此时出现有戒律方面的画面、佛教故事画等，将其表现的内容扩展至律和史诸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宣传合于儒家思想孝道的画面，表现出明显儒释相合趋势。
元代是敦煌莫高窟发展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亦是一个高峰，但是洞窟有限，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密教的东西，如3窟千手千眼观音，绘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画法，以曲铁盘丝和折芦描见长，465是藏传佛教内容，画有五智圆通、诸变形菩萨，绘画用白色，采用M凸法，使我们可同时看到几个面，这是元代八思巴人河西弘教，带来新的画技影响的结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代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应当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元代灭亡之后，明朝封关，敦煌被置于关外，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发展也由此而终止。
敦煌佛教艺术是探讨日本佛教艺术的重要依据，在日本研究佛教艺术的先生们，常把敦煌佛教艺术作为日本佛教艺术的源头，足见其对于敦煌佛教艺术的重视。诚如前述，敦煌佛教艺术有许多是受中原影响的，比如佛陀的造型，特别是其中在北周时期出现的孩童式的形象，这在南北响堂山之东魏、北齐洞窟中，乃至更早，即已出现，再如秀骨清像的画、塑，据中国画史的记载，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然后经过中原、麦积山等地传到敦煌，但仅是昙花一现，闪而即失，仅见于285窟东壁。再如菩萨身上出现的繁杂的饰物，这在东魏、北齐的响堂山早有所见，而在敦煌则出现于隋代，经变画的出现在安阳小南海的魏窟中已有所见，巩县的魏窟亦同，在敦煌则始见于隋代，所有这些都证明敦煌佛教艺术是受中原影响的。这种形式亦影响到了日本，故而一些日本的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源于敦煌的，我认为说源于敦煌不如说是源于中国中原更好。
在日本法隆寺佛塔下看到的涅盘图，有的先生将其和敦煌295窟作对比，认为源于敦煌。敦煌是有这种表现形式，但在中原出现的时间更早，如敦煌所见的新样文殊和文殊化老人故事等，在敦煌是现实存在的，但是两个故事是单独表现的，而日本有文殊三尊像和敦煌所见相近，而五尊像却无，相反在山西五台山则有之，较日本的早将近50年。日本文献记载，确有日本僧人入五台山巡礼，而他们由五台山得此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一题材在两国的存在和相近的表现情况，为我们的上述看法作了最好的说明。此外，有许多绘画的形式、经变的表现方法，都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日本的佛教艺术的源头应在大陆的中原地区。
我们在考察一些寺院时还看到有些雕像接近于中原北魏时期，特别那衣纹皱叠，下面作云头状的雕法，更是如出一辙，但是时代晚得多。
总之，根据本人所接触的资料，我认为法隆寺受中国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照搬和摹拟。但是，也并非就毫无改变，只是改变不大。日本的僧徒生活，亦和中国相近，中国的僧徒已加强了和社会的联系，日本僧人干脆置身于世俗，这是对中国佛教的一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