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新
公元1965年,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竹溪县第一中学。因为父亲早已成了右派,回乡改造,只剩母亲一人工作,为了每月节省两块钱的开支,母亲把我从县城一中转学到丰溪三中。这等于让我放着状元不当而当探花,像这样的事在当时实属稀罕,父母有钱有势的孩子只会通过各种关系,从考取的三中转到一中,反过来的学生和他的家长莫非是两个傻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到三中就成了该校的名人,班主任胡家新老师向全班同学一介绍完我的情况,满教室立刻就是一阵不小的骚动。
胡家新老师是全校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语文老师。这个唯一的老师分到我们初一班,成就了我们此生中一年半的缘分。他的音质非常美,明亮圆润而富有弹性,那年新生第一次见面,班上举行了一项欢庆仪式,胡老师他耸起肩膀,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演唱了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我当时觉得他完全具备歌唱家的天赋。他用这副歌唱家的美嗓给我们讲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简直像在教室里安装了一只广播。但他讲普通话常常会遭到学生们的嘲讽,因为排名第三的丰溪三中是一所大山里的中学,连排名第一的县城一中老师也大都操本地的土语讲课,他胡家新老师真拿自己当一个北京人吗?于是学生们故意用变了形的声音,夸张地、别扭地、古怪地念出一些关键性的字词,模仿着他讲课的样子,讲出来让人哈哈大笑。胡老师在这方面好像有点儿糊涂,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了,他就用标准的普通话纠正学生们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这个词不应该那么念,而应该这么念,以后记住了啊?
他的好脾气决定了他的好皮肤。胡老师天生一张细皮嫩肉,不长胡子的脸,这张脸如果长在一个五官端正的女人的脖子上,那女人必是一个美娇娘。从教室窗户斜照进来的早晨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摇摇晃晃地落在他的脸上,鱼鳞似的一亮一亮的,他就带着这一脸的鱼鳞在教室的通道里走着,走着,走过去又走过来,走过来又走过去,一边走一边用普通话朗读课文,一边还用眼角斜扫通道两岸的学生,满心希望捉住一个胆敢不好生听讲的。他这全办法其实并不高明,甚至还有一点儿幼稚可笑,因为世上两全其美的事情本来不多,他的眼睛看书的时候自然不能看人,看人的时候又自然不能看书,两样都看朗读的速度就放慢了,有时还会停顿下来。不好生听讲的学生从中得知胡老师将至,早就采取了应有的措施,眼睛飞速在书上寻找着读到的段落,做出一脸的虔诚,有的还假装用嘴皮随他一起默读。当然偶尔也有个别笨些的同学,不幸被悄悄潜到背后的胡老师捉个正着,胡老师就面有愠色地罚他站起来,回答目前已经读到了哪里,若是答不上来,就乖乖地站在那里,直到本次下课铃响。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上课看小说。为了对付胡老师的背后偷袭,我的防范手段比其他人都高明。我花八分钱买了一面椭圆形的小镜子,又花两分钱买了两只鱼形的小木夹,用小木夹夹住镜子的下端,成为一对八字形的脚,将它架在课桌的右侧,汽车司机的反光镜似的,目的是让他在监视我的时候,我也监视他。镜子里没有胡老师时我就放心大胆地读小说,一旦出现他那张细皮嫩肉不长胡子的脸,立刻把打开的课本天衣无缝地盖在小说上面。胡老师竟然没有发现我这一手,反而对我的创造发明很是欣赏,有一次他把一篇课文朗读到我的背后时正好读完,他就吐一口气,随手用两根指头捉起我的反光镜,用明亮圆润的普通话说,咦,像个企鹅似的,你倒是很聪明啊!我就望着他嘿嘿地笑,双手把课本捂得愈紧。
不过那时候我的学习在全班是最好的,从一进校就当学习委员,一直当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胡老师喜欢打乒乓球,是三中教师乒乓球代表队的种子选手之一。而我是学生乒乓球队的选手,和他对阵我们互有输赢。他打球有一个绝招,叫做海底捞月,就是与对方打上几个回合之后,慢慢把身子退到远台,等着对方的长线进攻,看着一个扣球过来他要接不住了,想不到他的拍子在台子下面向上狠狠~旋,将即将落地的球奇迹般地高高捞起,一个弧线掉在对方的台子上,对方挥拍再扣杀时,那球在空中突然拐一个大弯,以为它向左它却向右,以为它向右它却向左,是左是右全凭他隐藏在台下的手腕的抖动。这一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有点儿类似于放高球,但比放高球刁钻,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研究推广,直到二十一世纪拉开序幕,世乒赛上的国际高手也没有这种打法。但他只怕我一个人,我研究出了一种专门对付他这球的办法,就是当他或左或右的高旋球落过来时,不等它弹上空中,测准它的落点把拍子预先支在那里,摆好一个斜度,球一过来就以极快的速度轻轻地挡过去,又低又短,落在对面离球网仅半拍远的台上,这一下退到远台的胡老师大惊失色,向前猛扑几步就停在了那里,因为发现那球他是根本接不着的。
胡老师带我们语文,带数学的老师叫马正成。马老师似乎与胡老师有些不睦,从他们上课时对学生的讲话可以听出一些蛛丝马迹。比方说马老师有时候会在右半张脸上做出一个微妙的笑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自由得有点可笑的普通话说,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一元一次方程不需要普通话。这句开场白立刻博得了曾经嘲笑过胡老师的学生的拥护,教室里一时哄堂大笑,经久不息。胡老师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件事,下一次上语文课时,一进教室就细皮嫩肉地笑了说,马老师不说普通话,是因为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我还是要用普通话给你们讲课。
马老师也打乒乓球,但他不是教师乒乓球队的。他的球风和胡老师截然相反,他喜欢大力扣杀,旨在将对方一拍杀死,尤其是在同学们都在观战的时候,他总爱做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无论对方打来一个什么样的球,他都是奋起一拍杀云,虽然他一拍一拍不是落在网上,就是杀出台外,他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往下杀着。胡老师的海底挥月,给了他充分表演的机会,球过来得又高又慢,他竟像世界冠军那样跳起身子往下猛扣,不料那球不是往左一弯,就是往右一拐,使他绝大多数沾不了球板,空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有一次因为用力过猛,落下地时一只脚没有站稳,只听得吧唧一响,一个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屁股在地上撞出很大的声音,手里的拍子凌空飞出,险些击中了胡老师的脸。观战的同学们笑也不敢,不笑又不行,就拼命地鼓着嘴巴不许出气。马老师知道丢了面子,通红着脸从地上爬起来,想用手摸摸摔疼的屁股,但他一看到站在两边的学生,已到中途的手犹豫了一下又缩回去了,嘴里忿忿地对胡老师说,你这个球不光明正大,你这个球不能作数的!
公元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年时,三中停课闹革命,老师和学生统统都没有了,满校都是身穿草绿色军装,胸挂毛泽东像章的红卫兵,从北京天安门串连回来的学生代表,返校后成立了各种名号的造反团,校园里整日一片批斗之声。我从三中转回一中,以为那里可以读书,谁知一中在造反上也比三中要高两级,不仅文斗,而且武打,一位姓宋的校长被打得从楼上往下跳,结果自杀未成摔断了一条腿,从此以后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红卫兵还不肯善罢干休,写大字报质问他跳楼为什么不脑袋朝下?其实事后我才听说,我走之后三中也开始武斗了,一位名叫陈新的右派老师腿也断了,不是和一中的宋校长一样跳楼摔断的,而是被他的学生用棒子生生打断的。
胡家新老师的命运没有陈新老师悲惨,但差一点儿也成了反革命。一次全校师生在篮球场上召开大会,庆祝毛泽东的一句最新指示发表,一位姓齐的美术教师画了一张毛泽东像,高高地挂在球场中央的电线杆上,一根电线被风刮断了,正好垂在毛泽东的像前,鞭子似的在他老人家的脸上一抽一抽的,胡老师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用纯正的普通话大声喊道,毛主席脸上有一根黑线,赶快去把它给拔掉!几个红卫兵应声冲了上去。
庆祝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人群中大喊一声,胡家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革命师生是一条黑线,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胡家新!于是篮球场上立刻发出一阵怒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胡家新!胡老师细皮嫩肉的脸霎时变得死白,当场被几个大个子红卫兵押上台去批斗,直到他在台上高高地撅着屁股,用普通话向毛泽东低头认罪为止。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因为母亲突发了心肌梗塞,我从北京仓皇赶回老家十堰,在太和医院日夜守护病危中的母亲。这天正好是“七一”建党节,中午我去邮局寄了一个特快专递,回来时发现门口站着的一群人中,有一个的相貌极其熟悉,虽然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是胡家新老师。胡老师头戴一顶小盘的草帽,不像多数人那样把后沿卷起去把前沿压下来,他的一圈帽沿全都往上翻卷着,这使他的整张脸都显得非常明亮。时隔三十多年后,大约已有六十多岁的胡老师依然细皮嫩肉,胡子有了,却是很软弱的不多几根,我扑上去双手抓住了他,大笑着摇他说,胡老师您还认识我吗?
胡老师居然表现得很冷静,微笑着将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突然眼里闪出两点奇亮的光,握住我的手一时抖了起来,小声用普通话问,你是到北京去当了作家的那个彭兴国吧?
我回答他说,是呀,您怎么知道我的情况?
他就一下放高了声音说,我都听人说了,我为你感到骄傲哇!
我回忆着“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的年纪,问他说,您退了?
他说,都退好几年了。
我又问,听说您“文革”时也挨斗了?
他的嗓子越发大了起来说,你听说的是毛主席脸上有根黑线的事吧?
你知道那次是谁喊的打倒胡家新吗?
我问,谁?
他气愤道,教你们数学的马正成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他?
我说,哦。
站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走出一位青年催着他走,似乎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我赶快摸自己的裤兜,可惜里面没有名片,又向胡老师要..他也没有。我就拉了他到医院的咨询窗口,向一位白衣白帽的小姐借了一支笔,从裤兜里掏出刚在邮局寄特快专递的收据,要他告诉我他家的电话。胡老师的脸上再次浮起一丝愧意,他说,人家都是调到市里退的,我却是在县里退的,市里没有我的房子,我退了后住在女儿家里,我告诉你我女儿的电话好吗?
我说,好。
他就给我报了一个大女儿的电话,又报了一个二女儿的电话,接着还要报第三个女儿的电话时,想了想说,三女儿在武汉,我暂时不去她那里的。
我说,那我就不要她的电话了。
我把笔还给白衣白帽的小姐,拉着胡老师的手又从窗口来到门口,本意是把他送到那位催他快走的青年面前,但他走了几步却又站住,脊背靠在门边的石墙上不动了,两眼极严肃、极认真、极慎重地将我看着,然后压低声音问我说,你在北京工作,我问你一件事,下面的人都传说上面的一些大官,还有他们的子女搞了很多的钱,这是真的?
说了他的两眼又像刚才那样将我死死望着,好像是等我摇头,等我摆手,等我一口否定说,真是天方夜谭,哪有这样的事!但是我却立刻肯定了他的问题,我说,这是真的!
胡老师顿时紧张起来,浑身都在发抖,细皮嫩肉胡子不多的脸也红了,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生起我的气来,怨我答了他个措手不及,小孩子似的瞪大了眼睛,仍然坚持着说,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
我为他的吃惊而吃了一惊,不知道如何对他说起。这时候人群中的那位青年第二次来到他的面前,指着腕上的手表说是时间到了。胡老师像是没有听见,依然站着没动,还有些心有不甘的样子,我狠狠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您去吧,反正我有了您女儿的电话,我会打电话找您的!
马正成
马正成老师脸上的皮肤也不错,虽然比不上胡家新老师那样细嫩,却比他的颜色鲜艳,三月里的桃花似的泛着粉红,世上的男人很少有他那样的红色。他长胡子,却总是等它一出来就给刮了,嘴皮上常年一片斩尽杀绝的青灰,有时上面浮出几粒鲜红的血点,那是被刮破的。马老师蓄的是一个分头,长长的向右边倒过去,在黑板上用粉笔演算一元一次方程式时,他背对着全班同学,摆出一个骑马蹲裆式,身子略向右歪,为的是不让头发掉下去挡住自己的视线。但是它们还是要往下掉,这就害得他时常要把脑袋往后一甩。他看不见我们,我们却看得见他,觉得这个老师真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