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列强已经在海外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和商业利益。尤其是英国，靠着海外的发展一跃成为列强之首。英国城市中的市民都分沾了国家发展的利益，他们收入丰沛，生活要求也就跟着提升。当时的手工作坊和农村的农舍手工业生产，都不足以应付这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需求。于是，第一拨出现的工业化生产是纺织业中羊毛和棉花的大量生产，它提供了服装的原料。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于1773年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三十年后发生重大的改变。“珍尼”纺纱机这一系列的发展，到了18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现代纺织业的需求。过去，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操作一架织布机，到了19世纪初，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五六台相当自动化的织布机，生产量当然增加了，纺织品的价格也便宜了，一般的市民都能衣着光鲜，不亚于贵族。
蒸汽机与电力的发展引发工业革命
和机器生产同步进行的，应当是动力的发展。蒸汽机的原型，实际上在17世纪的晚期已经出现了。18世纪中期，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才是划时代的里程碑。用热力加温，使蒸汽可以冲击活塞上下或左右移动，就拉动了轮子。这种蒸汽机能用于工厂，也能用于交通，可说是工业革命中开发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上，自古使用的劳力当然是人力和畜力。水力也可以是动力源，比如水磨、水钻、水锥或者抽水机。但是，以瓦特蒸汽机的方式，可以将热能转化成动力，既可以用于定点，也可以用于活动的车辆。
这一发展，乃是工业革命史上跨时代的事件。相应而起的是，在机器生产方面，过去木制的机器经不起摩擦和快速转动，必须转用以钢铁作为原料的机器。铁和碳合起来正好是一种新的钢材，成本不高，而且又是很好的原料。烧制碳的过程，又可以产生煤气作为燃料。这种蒸汽鼓风炉，加上瓦特蒸汽机的诞生，乃是机器生产的重要部分。这一基础上，接着就是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8世纪晚期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不到二十年，铸造钢铁、翻制机器的工作，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生产事业。
电力的使用，又是一大进展。18世纪晚期，开始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19世纪初期，使用电力已经是家常事。19世纪法拉第[1]又创造了新型的发电机。到了19世纪中叶，石油开始成为能源。紧接着就是俾斯麦炼钢法的出现，钢铁的质量由此大为提升。内燃机的出现，又将蒸汽机的功能大为改善。19世纪下半段，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也改良过去发电机的功能。从此，配电网络可以将电力输送到各处，电气遂成为家用的能源，各种电器应运而生。
内燃机、电力、柴油等项目的发展，又使得交通工具出现极大的改进。18世纪晚期，蒸汽火车已经普遍使用。19世纪的时候，火车头加上长长的列车，已经是运输的主要方式。当然，铺设火车行驶轨道的观念，是由当年开矿的经验转化过来的。1863年，“汽车大王”福特降生，从此，汽车行业驶上光明大道。最早的汽车在欧洲和美国都各有发明，但是，福特在底特律生产的汽车，却是奠定了后来汽车工业的基本形式。水运方面，轮船使用了内燃机和柴油以后，不仅大大提升了装载量，也能够快速、安全地将货物运送到各处——从1788年开始起步的轮船，不到二十年，就普遍使用于远洋航行。在19世纪中叶，英国国内已有不少于六千英里长的铁道网，也有上千艘的轮船在外洋近海航行。不仅英国如此，美国地大物博，也很快地达到工业化的水平。同样，法国、英国也进入快速的工业化阶段，拥有现代的炼钢业、矿业、纺织业以及后来的电力设施——轮船、汽车、火车等。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以及他们的殖民地，都已经笼罩在工业革命的大网之下。
金融机制和《国富论》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
工业革命能够逐步实现，不仅是因为生活上的需求促成了这个发展，也因为有前一章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我们已经说过，早在远洋航行刚刚起步的时候，商人们发展了几个重要的金融机制：银行、汇兑和融资可以聚集大量的资本，而且可以很容易调动资金；保险能分担风险，使损失降到最低；更重要的是股份制公司的出现，如前章所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皇家赞助的，但是聚集资本的方式，却是通过英国一般的中产阶级购买股票、集腋成裘，将这许多分散的资金经过股份公司聚集，成为庞大的金融力量——这一些制度，终于将各国的货币，从金本位、银本位转化成国家或私有银行发行的货币。货币本身其实不外乎是一个信用状，持有一张钞票，就等于持有这一张钞票价值的信用，用来代替交换商品的价值。使用货币，资金的转移和汇兑就非常方便。这些金融制度合在一起，乃是促进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建立一个新式的工厂，既要掌握原料来源，又要掌握销售的市场，其中投资于机器厂房以及能源的资本，为数非常庞大，又必须有持久不断的资本作为后盾。近代式的工业，就不是过去作坊生产所需求的资金可以相提并论的。
大家通常拿亚当·斯密[2]的《国富论》当做资本主义市场兴起的理论依据。从他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和国家组织是不能分割的。正如上一章所说，资本主义是和近代国家同步出现的。《国富论》基本的经济理论，是供求双方的相对关系：产品多于需求，产品的价格就低落；需求过于产量，产品的价格就升高。从这一个理论，我们也可理解，为什么那些资本主义的列强，必须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争夺资源，一方面争夺市场。只有经过不断地扩张，才能保证国家财富不断地增加，既然国家的成员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财富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人民生活的提升。因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资本主义列强提供了不断征服、不断扩张的理论依据。
工业革命后劳动者的生活处于不利地位
相对而言，工业革命以后，劳动者的生活和早期作坊生产的劳工生活完全不一样。作坊生产的时代，工人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其个人的技能。个别工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他的生产品的优劣，也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个别的工人，有足够的动机不断改进自己的技术，以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自我提升，有足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以机械生产为主的近代工业，产品必须标准化才能大量生产，工人不能改变机器而只能服从机器的运作。于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之中几乎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纯粹变成生产过程中机器的附属品。美国的汽车生产，开拓了装配线的大量生产——将生产程序割裂为许多步骤，每一步骤只是简单的工作，在一条装配线上，许多工序陆续进行，最终汇总为完整的产品。在这一连串的工序中，个体的工人完全没有自主性，也不需要原创性。
工人居住在工厂附近，不再有自己的作坊。他们的地位，其实就和大量农庄的农奴相差不远。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从18世纪到19世纪，工人虽然有固定的工资，不必担忧农作物的丰歉，也不必担心有限的生产品市场的不断变化。然而，为了赚取固定的工资，他们在和工厂主之间的关系中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工厂主必须压低工资，才能提高利润。一般市场上的消费者，也盼望产品价格低廉，才能普遍地使用新的产品。这些条件，服从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生产者在生产链上，居于最没有自卫能力、最弱势的一环。
工业生产的能源和材料以煤和铁为最大宗，燃烧生煤取得的动力乃是18世纪到20世纪初最主要的能源。生煤的燃烧，使得工厂附近的环境整天笼罩于黑雾之下。工厂主可以居住在空气新鲜的其他地方，而工人必须拥挤地居住在空气恶劣的厂区附近。于是，工人的健康状况恶化，死亡率也相应地提高。
工业化国家在全世界争夺资源
这些工业化的国家，不断争夺煤铁资源。他们努力开采自己手上的煤矿和铁矿，在一些两国交界不太明确的地区，就因为要不断争夺矿产而爆发战争。比如，普鲁士和法国在一百年内不断地争夺萨尔和鲁尔，这是两个拥有丰富矿藏的地方。双方来来回回，战争不断。同样地，为了争夺非洲的矿产，德国、比利时这些国家也在非洲极力扩张自己的地盘。比较晚近的现象，则是争夺石油——中东是石油最丰富的地区，于是，欧洲列强都要在中东尽力取得石油产地的控制权。用中国的成语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中东不幸拥有丰富的石油矿藏，反而惹来一百多年来无休止的战争与动乱。
美国因为地大物博，不需在外面争夺资源。比如说，宾州地下的煤矿，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能源所在。宾州的煤矿加上内陆的铁矿，使美国有足够的本钱推动自己的工业化。然而，美国必须要有市场才能不断地提升他们的产量，获取更多的利润。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快速地完成工业化，其实力之强足以抗衡欧洲列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后来快速的工业化，新兴的美国不容易在国际竞争之中脱颖而出。美国的工业化，当然也吸收了大量的欧洲移民。美国人口的增加，如果只是依靠其土地资源，未必能吸引这么多的劳动力。这些欧洲的穷苦百姓，远洋跋涉来到新的土地，正是因为美国有了快速的工业化，工厂需求劳工甚急，许多没有本钱的工人或丧失土地的农夫，才一批一批跨洋进入美国，在这里落地生根，使美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熔炉。
工业革命以及因此引发的近代工业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在此以前，人类的生活是和自然环境互动相应的。但是，工业化以后，人和自然的互依互融不仅脱钩，开始各行其是，而且人类大量毁伤了自然环境。城市里的生活是完全人造的环境，不顾自然条件而创造了一个居住的新环境。矿产、水源和植物，都因为工业化而转变为生产的原料，空气也因为种种能源的使用而受到严重污染。为了水力发电而建造水坝这一举措，也更改了河水流动的方向和流量。综合讲起来，城市中人类创造的新环境越来越舒服，但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夺取了巨量自然资源，使得生活的环境蒙受无可逆转的损坏。
工业革命当然也影响到社会的工艺，劳工阶层和工厂主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远。工业革命也造成了列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国家实力的巨大落差。以白人为主的工业国家，不仅依靠武装力量控制世界，而且，大量的生产改变了世界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对关系。
注释：
[1]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年）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他于1831年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确定了电磁感应的基本定律，为现代电工学奠定了基础。
[2]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1776年发表其代表作《国富论》，从人类利己心出发，以经济自由为中心思想，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