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一章所说，18世纪启动的工业革命，配合着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的资金，使得欧洲几个主要的国家在经济上快速地实现转型。我们已经提起过一些工业化之后的后果，例如，工人的待遇很差。我们更需要提起的是，转型期间，以农业生产和城市作坊为主的经济都必须大加调整，作坊的工人以及行商坐贾的商业行为，都面临危机。于是，大量手工艺工人失去了职业，小商人和提供商品的农舍工业，也都不再有生存的余地。
工业化的巨大冲击引发了人文关怀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工业化的进展非常迅速。新的能源——如上次所说，从煤到水力，到电器，到石油——其种类一步步地增加；生产的原料也越来越多样化，化学工业的出现，更使本来意想不到的材料转化成为可用的产品。
所有的这些现象，使大工厂周围的地域发展成为大城市，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里或城市附近。农村青壮年劳力都流向都市。欧洲的农村生产力不够，各国必须进一步掠夺其殖民地的劳力，来供应本国的需求。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体越来越大，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物价也更加昂贵。这一次物价革命，其冲击力不亚于16世纪白人刚刚从美洲运回大量白银的情况，而且这一冲击是全球性的，因为：欧洲人所占领的殖民地及国家，都必须要承受同样的后果。以中国而论，16世纪以后，中国曾经有三百年的贸易顺差，也是拜从新大陆取得的白银所赐。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影响深远，欧洲承受的压力尤其巨大。工业化的国家，应该劳力不足，却居然出现许多贫而无告、没有收入的穷人。这些无以为生的贫民，有一部分就移往美洲和澳洲这些新发现的殖民地，可是大量的穷人却沦为都市贫民窟中的居民。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严重：掌握资金的人，以钱生钱，成为巨万富翁，而很多很多穷苦百姓却是举债度日，甚至到了无债可举的地步。
这些社会现象，引发了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在这个时期，有些人拿这些社会问题当做必须研讨的社会现象，社会学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法国的孔德、涂尔干都因这些危机而发展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既提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提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学术界的关怀。就人类知识领域而言，以前从来没有过所谓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分类，直到19世纪以后，它们才成为跟人文科学平行的学术领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的演变方面。因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钱人和一些中等阶层的人生活条件丰裕，生活的品味发展为豪奢与浮华。在文化课题上，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许多关心文化问题的人物。比如说俄国的索罗金[1]，他开始将人类的文化演变划分为几个阶段，指出从理想到理性，以至于到感官，日渐趋向庸俗和浮华的过程。更多的人，我们可以拿斯宾格勒[2]的历史观点为例，他指出：历史变化有青年期、成长期和衰退期，颇像佛家所说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吉本讨论罗马的衰亡，也是以长程的历史演变来讨论文化的兴衰及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以欧洲为主的近代文化已经出现这么多反省和自觉。其他地区的人也感觉到了冲击，比如说，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因为眼看着经济发展之后有了如此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已经分裂，他才提出回归朴素、公平而不浪费的简单社会。中国的有识之士，比如梁启超先生，在《欧游心影录》中特别指出，欧洲正在迅速转变。这些对于人类目前境况的关怀和对未来的考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深入，人人都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
社会进化论与生物进化论之关系
回到经济问题上来说，就有一批人心存忧虑，他们为此设想出一个理想的新世界。过去，托马斯·莫尔[3]曾经悬想过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圣西门[4]这一类人道主义者设想的乌托邦，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争夺、人和人平等相处的新世界。马克思等人对圣西门这一类的想法，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理想社会新世界主义”。这些人确实是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走向那个新世界。
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资本论”，他和恩格斯从共产世界的设想出发，提出了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理论产生时，“社会进化论”正盛行。所谓“社会进化论”，是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衍生出来的一个历史观点。不过，社会进化论的产生是基于对生物进化论的误解。生物进化论中有一个观点：用中文翻译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论指出的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长期地随着环境的变化逐渐改变基因，并不是指革命。然而，社会进化论却替竞争的胜利者辩护——失败者被淘汰，是因为不能适应。这一类“适者生存”的想法，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在美国还有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以为竞争是全自由的，而失败者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才导致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演化。他们把西欧的经验，当做世界性的普遍真理：过去的演化是必然出现的发展过程，未来的革命也必将遵循历史演变的铁律，一切都是历史必然出现的现象。他不再以上帝的律来当做人类演化的规律，而将历史发展的律来当做人类演化的必定过程。马克思的这一套革命理论，经过列宁的再解释，后来引发了俄罗斯1917年的革命。吊诡的是，俄国是当时欧洲工业最不发达的国家，如何竟跳越资本主义发达的阶段，一步就走到共产主义的革命？
社会福利国家的形成
马克思时代提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居左翼的极端。这一极端和另一极端之间，还有许多的社会福利国家的不同模式。最右翼的一部分，也有另一方式的社会福利模式。比如说，新统一的德国继承过去君主对子民的责任观念，制定养老和救穷的法律。这一类养老法、救穷法，其实在许多中古的领主国家里面一样出现（而在中国，不管是公家还是私家，都有养老济穷的理想，也有相当程度的实现）。这是社会福利观念光谱最右边的“牧民”思想。
至于光谱偏向中间的，例如英国就出现一些以议会政治为特征的社会福利观念。英国是工业化发展最早也最快的国家，他们的贫民因负债而入狱。“新门”监狱的监犯，被大批流放到澳洲、新西兰这些新开发的殖民地。这些穷人，在当地组织了英属的殖民社会，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他们创建了社会福利的设施，时间可能比母国还早。英国国会也提出了“救贫养老”的方案，逐步将社会福利的条款纳入法律。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韦伯夫妇创立的“费边社”[5]。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费边社长期都是非常活跃的政治团体。他们终于把替工人要求合理待遇的工会组织，转化成为政治力量。工党终于代替了自由党，成为英国两大政党之一。英国人一步一步，通过议会政治的途径，没有采用暴力革命，而是经由立法创设了许多社会福利条款。
在北欧，一些民主发展比较彻底的国家，也在这个时候遵循国会立法，发展了比英国制度更彻底、更宏大广阔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今天，北欧各国还是世界上福利做得最好的国家。
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个过程之中，劳工运动也是很重要的一股力量。那些领取工资的劳工，在工业化的初期只有听任工厂主宰割和剥削——工时长，工作条件差，童工、女工以微薄的薪资从事过重的劳动。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当然引发了工人的反抗。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国家里面的教会，只要是有良心的教派，通常会和工人合作组织工会。在中古时期，另有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同业公会。但这种同业公会，是为了同行合作，而不是和雇主斗争。工业化时候的劳工运动，却是工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发展的集体运动。英国的劳工运动，曾和费边社在议会政治中合作，完善福利条款。
如上面所说，从极右的牧民思想下的福利制度到共产主义革命，其间有相当宽的光谱差距。每一个不同国家都有它独立发展的方向。我们通常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的集权政治；我们也责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为他们是发动战争的罪犯。然而，考察他们的背景得知，希特勒本来的国社党[6]，就是从牧民思想转变而来的——他们认为国家对公民负有责任，所以国家应当有权主导社会。墨索里尼的集权，实际上是工团主义演变的夺权。因此，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领导下曾经有一个国会，那个国会不仅是分区代表作为代议士，而且有一半的人是按照职业团体区划。他们的工团主义，其实也可说是从劳工运动上演化的形态。到后来，国家的权力太大，而权力的诱惑也太大，终于使得这两个本来是为了社会福利而组织出来的新政权，都转变成为集权主张的政权，再变成独裁政权。今天，纳粹和法西斯都变成政治上的污名。
美国当然也是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然而，美国的发展和新土地的开发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成长，初期不只是工业化。在19世纪，美国的快速成长乃是通过开发大西部以吸收欧洲大批的移民，让这些新来的移民无偿地得到土地——当然印第安人是无辜地失去了他们的家园。美国在无偿的广大土地上生产巨量财富，支撑了美国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才有了波澜壮阔的大发展。美国在立国之初，那些领袖大多信仰自由主义，以为人要凭他自己的能力在平等的机会下，各自都能寻找到最好的发展。但是，实际的现象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真正完全平等的立足点。富者有无穷的机会，贫者难得同样的机会。那些从非洲抓来的奴隶，他们更没有任何自由权和平等权。美国的人权思想，在19世纪中叶开始展现。人权思想的发展，呈现于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三个理想——国家和社会，必须将人权还给人，包括解放黑奴、给妇女投票权等。这些运动，当然都是美国社会福利观念的一部分。1930年前后，六年的经济大恐慌使得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才制定了美国福利政策的一些法律，奠定了实现福利社会理想的基础。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一百多年的快速进展之中，人类的主流文化其实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在不断反省过程中，主流文化产生了相当的改变，甚至还出现了激烈的革命观念——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效果，我们下几章再讨论。如上所说，所有讨论之中，不能避免近代国家组织的出现。所谓近代国家，就是民族的和民权的国家。今天谈到的社会改革，可说是民生的国家的体现。国家改革必须要依据国家的权力，而国家的权力只有从民权和民族两个方面着眼，才能有所解释。
注释：
[1]索罗金（Pitirim·A·Sorokin，1889——1968年）美籍俄裔著名社会学家，又译素罗金，主张社会发展多因素论。
[2]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把文化的发展分为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阶段。前文化时期相当于原始社会，文化阶段是人类文化的青春期，文明阶段的特征是世界城市的完成，金钱统治代替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著有《西方的没落》。
[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英国最主要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吸收了柏拉图的思想，其著作《乌托邦》体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
[4]圣西门（Saint Simon，1760——182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公平分配，机会平等。
[5]费边社英国社会改良主义团体，1884年成立于伦敦，主要领导人是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费边社贯穿着期望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平等而至自由，由实践平等和自由的理念达至社会合作和互爱的人际关系的理念，这是英国工人群众对福利国家制度最早、最直接的要求。
[6]国社党即德国法西斯政党、纳粹党。1946年9月，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