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福建巡抚张伯行以陈瑸在古田、台湾任职的突出政绩，向朝廷推荐他为台湾厦门道，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消息传来，台湾百姓奔走相告，欢天喜地。陈瑸到达台湾时，城里张灯结彩，一派喜庆的景象，全城百姓都聚集在城门口，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们敬重的“父母官”。上任后，陈瑸深入各地巡视，对一些积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惩治了一批贪官、奸商，官场风气焕然一新。陈瑸特别注意身教，以身作则，以廉树威。他捐出自己积蓄多年的俸禄三万两白银，用作修理炮台等公事。在生活上，他崇尚节俭，穿戴朴素，粗茶淡饭。他对自己要求非常苛刻，但凡是对百姓有益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为了应对灾荒，他建立了社仓。他还经常深入乡村探问百姓的疾苦，时刻把百姓的冷暖记在心上。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台湾闹灾荒，他亲自到田间勘察灾情，根据灾情尽量减轻百姓的赋税，对灾情较为严重的地方采取减免、缓交的办法，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同时他加强对市场的整顿，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千方百计扩展供货渠道，保证了市场的繁荣，改变了灾年的萧条景象。
在台湾，陈瑸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修建了文庙、朱子祠、文昌阁，设立了书院，广招学生入学；设置了学田，专门用来资助师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同时，他还经常到书院给师生授课，教给他们治学做人的道理。凡是建造书院的工程，他都亲自指挥监督，乐此不疲。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台湾落后的民俗风情。经过几年的苦心努力，终于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台湾百姓的文化和道德素养有了明显提高，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陈瑸任期满三年，按规定要调往别的地方任职。台湾百姓纷纷到府衙集体请愿，恳求朝廷把陈瑸继续留在台湾任职。康熙皇帝听说这一情况深受感动，于是答应了百姓的请求，百姓欢天喜地，高呼“万岁”。第二年，康熙提拔陈瑸为偏沅（湖南）巡抚，消息传来，台湾百姓既为陈瑸的提升感到高兴，又为陈瑸的调离感到难过。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台湾百姓在文昌阁为他塑像，让后人世世代代铭记他的功绩。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陈瑸来到湖南任巡抚。这里是鱼米之乡，自古就有“湖南熟，天下足”的美誉，但由于吏治腐败，百姓生活十分困苦。他上任后，仍然保持清官本色，除弊兴利，造福百姓。
当时，湘潭知县王爰溱是一个贪官，为榨取私利，他肆意增加赋税，摊派徭役，搜刮民脂民膏，百姓对他极为痛恨，曾多次告发他，但由于长沙知府薛琳声的包庇，王爰溱一直没有受到处罚。
陈瑸在上任后的第二年九月，经过微服私访，查清了王爰溱纵役累民、鱼肉百姓的事实，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罢免了他的知县职务，还将包庇他的长沙知府连降三级，百姓对此拍手叫好，赞许陈瑸是“天下清官”。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二月，陈瑸调任福建巡抚。他在赴任的途中，参观了建阳的考亭书院和朱子祠。
考亭书院是明朝贤人朱熹晚年居住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而破落不堪。建阳城外的朱子祠十分简陋，墙壁是木板做的，祠内非常狭小。
第二年四月，陈瑸奏请朝廷重建了考亭书院和朱子祠。上任后，有一件事一直让陈瑸寝食不安，那就是海盗。早在清朝初年，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就十分猖獗，福建尤其如此。海盗以抢劫为生，又不同于陆地上的山贼，他们三五成群，终日出没于海上，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一旦遇上单个的货船，就抢劫一空。
海盗严重威胁着东南海上的商船往来，成为当时福建的一大祸害。针对这种情况，陈瑸改变了以前的防范策略，采取了新的措施：用军船在台湾厦门的沿海地带定期巡查，派军船护送在台湾、厦门、澎湖之间航行的商船，规定二三十条商船集合出港。如果在海上遇到海盗，必须前后相救；如不救，就以通盗论处。
这一措施给海盗以沉重的打击，保护了海上商船的安全往来，保证了百姓的安定生活。
这一年冬天，闽浙总督到北京述职，朝廷指定陈瑸暂时兼任总督。在此期间，奉命巡海，他自己带着干粮上路，拒绝接受沿途官府的供应。同时，他把属自己支配的办公经费1.5万两白银全部充公，用于地方事业。当时，沿海堤岸的水闸长期被海潮冲刷，受损严重，影响了沿海的农田生产。陈瑸上书奏请朝廷拨款修筑，同时他从本衙门的办公经费中拿出5000两白银，购买木材、砖块和石料加修堤岸。堤岸终于修好了，固若金汤，给当地的农田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陈瑸非常注意奖励清廉官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二月，陈瑸一次奖励了12名廉吏，弘扬了廉政之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陈瑸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终年63岁。安葬时，只用一套衣服和被单裹身，丧事办得非常简单。同僚为之痛哭流涕，百姓也为失去了这样一位清官而伤心流泪。
陈瑸虽然为官多年，但始终过着清寒的生活，起居办公都在一间房里。每天一听到鸡叫，便起来办公，到深夜还不肯休息，经常废寝忘食。他忠于职守，勤勤恳恳，所有奏章、布告都亲自动笔。在生活方面也非常节俭，吃的是素菜，穿的是粗衣，盖的是布被，甘于淡泊，过着苦行僧式的清苦生活。他曾对康熙皇帝说：“贪取一文钱，与贪取百千万没有什么区别。人之所以贪财，在于用钱无度。我当初做知县的时候，分文不贪，也能够做到衣食充足。”
临终之前，陈瑸还上书朝廷，请求将所余的公费13400两白银充作军费。朝廷按照他的遗愿，把其中一万两白银作为军饷，另赏给他儿子3000两白银。
陈瑸身后，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百姓赞颂他“居官甚优，操守极清”，“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康熙皇帝称他为“清廉中之卓绝者”，追授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号“清端”，并让他的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读书。雍正八年，朝廷还把陈瑸的画像列入贤良祠，以示崇仰。
◎故事感悟
陈瑸清廉自律，始终将百姓大事放在心头，关心百姓冷暖，耗费全部的精力致力于为百姓谋幸福。陈瑸，百姓眼中的父母官，皇帝眼中的好臣子，无私无畏，操守极清。陈瑸的高尚品德为后人树立了学习榜样。
◎史海撷英
古田县的由来
古田县位于我国福建省的北部，闽江支流古田溪的中下游。
历史上，这里曾是闽中十邑之一，现在为宁德市的辖县。“古田”二字是闽东语地名的官话训读字，本字为“丘塍”，意思是“一块田”。
东汉时期，为侯官地。唐朝以前为峒豪所据，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置县，以谢能等在这里垦辟古昔田亩而居，故而取名为古田。旧传这里曾出产青玉，因而又有“青田”和“玉田”等别名。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划县北十三都之地设屏南县。
◎文苑拾萃
过飞来寺
（清）陈瑸
山堂说法锡先飞，一度南华久不归。
绝顶峰峦开法眼，嵌空蹊谷护禅扉。
木鱼声细留花雨，明月更深上钓矶。
可是攀援攀未得，清风竦竦动征衣。
为官清廉的沈葆桢
◎清廉是灯，照亮前进的路；清廉是路，引导人们走向明天。——名言
沈葆桢（1820—1879年），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清末重臣，谥文肃。晚清“同治中兴”时洋务运动的重臣之一，先后曾任总理船政大臣及南洋大臣，对台湾近代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沈葆桢是清朝时期的著名官员，曾主持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曾当过地方官员的助手，管理粮仓和财务。他们安分守己、诚实忠厚，生活并不富裕，以致为了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有时还不得不到店铺典当物品。沈葆桢的祖父沈大铨悲贫悯穷，每到一地都劝说地主们降低地租，对教育十分关心。
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不愿读书，他竟然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揍了小家伙一顿。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学问渊博，擅著文章，当时在巡抚衙门当幕僚的林则徐对他极为赏识，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后虽未考中进士，但他仍然作为享有声誉的学者在家设馆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计。
清寒的家境，物质的匮乏，使沈葆桢从小身体就不大健康，这为他后来罹患疾病埋下了祸根。不过，经济的困难并未影响家庭对他的教育。在其17岁时，沈葆桢拜林昌彝为师。林昌彝与林则徐、魏源是知心朋友。
道光十九年（1839年），沈葆桢通过乡试中了举人，并娶了林则徐的次女林普晴即他的表妹为妻。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沈葆桢考取进士，被授予“庶吉士”头衔。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身无分文，盘缠也是向人借的。至省城后，他租了二进三间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
咸丰六年（1856年）调任广信知府。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出任江西巡抚。
在两江巡府任内，沈葆桢加强对属下的监督和考核，辞退不称职的冗员，严惩腐败官吏。一次，他查出一知县侵吞了士绅捐献的2000两银子，尽管该知县称已将这笔钱送到了左宗棠军中，他仍然不顾有人说情，一查到底，将知县撤职并永不叙用。
沈葆桢严厉打击士绅的不法行为。清江上游的士绅们不顾府、县指令，乱修堤坝保护自己的田地，使清江县数十万农户之田年年被洪水所淹。在接到受害农民的投诉后，他令知府逮捕首恶分子，重修堤坝。无能的知府怯于士绅们的嚣张气焰不敢采取行动，沈葆桢便调动500名士兵和一队战船，逮捕了那些士绅并处决了首恶分子。
此外，沈葆桢还制定了新的财政预算制度，实行减税方案，江西的附加税比以前减少百万两以上，既确保了政府的收入，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同时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腐败现象。
沈葆桢心里时时装着百姓，他时常告诫手下官员：“做官要勤勉严谨，尽职尽责，当一天官就要为百姓做一天好事，不能徇私情而背公利。”
沈葆桢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他的好友也是他儿子的岳父李元度推荐一个亲戚来见他，想要谋个差事。沈葆桢让此人在府上住了好几个月，就是闭口不提此事。
一天，沈葆桢将此人叫到书房，问道：“你家里有几口人？每年大约需要多少开销？”
此人尴尬回答：“大约每年100两银子吧。”
沈葆桢立即叫家人拿出1000两银子，打发这个人回去了。
同治五年（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向清廷提议创办福州海军船厂和学堂，其主要目的是造船、训练海军、培养技术人员。这一计划启动不久，左调任陕甘总督。为使计划实施下去，左看中了务实的沈葆桢，极力向皇帝推荐，说：“要办好船政，非沈葆桢不可。”于是，沈葆桢便成了钦命船政大臣，专管福州船政局。
到任后，沈葆桢全力投入了这一全新而带有风险的事业。在其上任伊始，让沈葆桢头痛的问题也随之纷至沓来。首先他不得不处理好与上下级官员和家乡父老的关系。他还没到马尾，不合格的求职者就蜂拥而至，为他们请托的信件也像雪花般飘来，沈葆桢全然不予理睬。他拒绝左宗棠推荐的一位旧部前来任职，他还处决了一个贪污船厂经费的省布政使司衙门里的雇员——尽管这人是他自己的姻亲且有布政使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