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的营地叫做公牛岬（Bull Point），这是一块占地16万平方米、面朝湖边的优质地块。到这里的客人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船坞，也是整个度假别墅的“后门”。整个营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地面建筑包括住宿、餐饮、娱乐等各种用途的房屋，连接各个建筑的是人工铺设的小路，小路两旁都是木质的扶手。雷曼、洛克菲勒、贝克等家族也受到吸引，在附近建设了瑞士风格的纯木质别墅，与他们不同的是，建筑师威廉·考特（William Coulter）为戈德曼家设计了英国都铎王朝风格的乡村别墅，房屋有完整的山墙，半木质的墙体，红砖烟囱，还特意添加了原木制成的露台和底层围栏。中央主楼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主要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旁边有几座客房，可以让已经成家的子女们一家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另外还有一个六边形的“俱乐部”，附有一个餐厅、一个厨房，佣人们的屋子在楼下，楼顶有一间敞亮的娱乐室。芭贝特为这个营地设想了无数种装修装潢的方案，亨利完全放手支持她去做，他只期待能到这里来享受在树林里漫步的属于他自己的时光，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飞翔，不用担忧随时会爆发的内部争斗。
等他们返回纽约之后，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尽管参与和平游行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参战却只是时间问题了。在欧洲的美国游客和商人们都以最快的速度回国，同时还有数千名欧洲人移民到了美国。塞缪尔·萨克斯此时乘坐毛里塔尼亚号轮船从欧洲返回，整艘船的主体部分都被涂成了黑色，为的就是使其在公海上航行时不至于过于招摇。与他同船的一共有1 500人，其中有1/4的人因为无法买到客舱的票，只能挤在货舱里，而乘客中就有J·P·摩根的两个孩子朱利叶斯和卡洛琳，到达美国之后，他们的父亲派私家船只把他们护送到了纽约口岸。
塞缪尔回来后的第一个周一早上，他召集所有合伙人开会。他一边焦躁不安地搓着手，一边向大家讲述国外局势的恶化程度。随着欧洲各国迈向全面战争的边缘，他认为所有的同事都应当和他一样对协约国集团表示支持。他在英国的时候曾向克兰沃特兄弟保证过，高盛会坚定地支持英国，并且保证公司所有合伙人都支持这个观点。令他难以置信而且出离愤怒的是，亨利仍然坚定地反对法国和英国，并且一改往日遮遮掩掩的态度，公开维护德国的行动。大家还发现，亨利与德国多家银行有着密切的交易往来。
接下来就是指着鼻子对骂，几位合伙人最终都气急败坏地冲出了会议室。亨利尖锐地指出前任总统罗斯福以及亨利·福特都是德国皇帝的好友，罗斯福与德国皇帝分享了同样的梦想，即德国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而福特曾因对德国的经济支持接受过最后一位德国皇帝授予的普鲁士海军勋章。再拿塞缪尔个人崇拜的偶像J·P·摩根来说，他也曾受邀与德国皇帝一起乘船出游，这艘船现在还在挪威的海岸周游。摩根与德国皇帝的交情还不足以推翻塞缪尔对德国的敌对情绪吗？
塞缪尔无法把亨利的这些极富个人色彩的论据与他在法国报纸上所看到的惨烈照片，以及他在归国途中听到的德军恶行相提并论。当然，他也不能想象因为亨利一个人的行为而破坏与伦敦同行们多年来精心培育起来的友好关系。他两手一挥，暴怒地叫骂亨利是尼采式的军国主义者，是一个没良心没灵魂的混蛋。当时刚刚进入高盛公司的西德尼·温伯格正在给合伙人们的墨水瓶添加墨水，他旁观了整个争吵的过程。多年以后，他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
1915年将近年底的时候，英法使团造访美国，希望在美国发行战争债券，筹措1.5亿美元的款项以供战争之用，使团主席找到第一家承销商时就被拒绝了，那就是库恩勒布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创始人雅各布·希夫表示，因为沙皇俄国曾屠杀犹太人，所以如果要他的公司参与承销，必须严格保证筹措到的资金不会流入俄国。各大媒体抓住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各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这家公司拒绝为协约国集团提供帮助。
根据斯蒂芬·伯明翰（Stephen Birmingham）在《我们这群人》（Our Crowd）一书???所写的，这个新闻的出现仿佛在库恩勒布公司的门上挂上了葬礼的花圈。纽约市的同业虽然保持沉默但是也大吃一惊，伦敦同业则愤怒地大声谴责。就在一夜之间，库恩勒布的名号成了金融界最忌讳的名词。大洋两岸原本向他们敞开的大门全都紧闭起来。百老汇上演的各种剧目开始不断编派“华尔街犹太人”的笑话，在中央公园陪孩子们玩耍的家庭女教师们也被告知不能让基督教的孩子们和看上去像犹太人的孩子玩耍。
最后英法使团的战争债券由摩根主承销，几乎华尔街所有的投行都参与了。萨克斯一派的人认为希夫引发的公关灾难已经给包括高盛在内的所有犹太银行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他们应该通过大方地参与承销来表示对协约国的全力支持。但是亨利再一次彻底否决了这个提议，他再次重申自己就是要支持德国，而不会支持英法两国。
现在大家走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公司成立之日起，马库斯·戈德曼曾经下过两道铁令。第一道是合伙人必须用自己的钱支持新的发行项目，第二道是以高盛公司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都必须取得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尽管他的合伙人们和姐妹们都一再央求他缓和自己的言论，但是亨利不管他们多么难堪，还是高调地宣扬德国的美德并为德国在战争中的行为辩护。塞缪尔和他的兄弟哈里一方面出于对自己的建议被否决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亨利的报复，直接登门拜访摩根公司，每人出10万美元认购战争债券--这点钱和他们的个人财富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们表示亨利的言论只代表他的个人立场，并不能代表高盛公司的信仰和忠诚。
但是为时已晚，伤害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对高盛加以斥责。连锁反应来得非常迅速，高盛公司在伦敦市场的合作伙伴克兰沃特公司发来电报，申斥亨利的言论已经使他们成为英国市场上不受欢迎的机构。接下来，英格兰银行甚至禁止克兰沃特公司参与承销规模庞大的珍宝茶叶公司（Jewel Tea Company）的发行项目，这也是克兰沃特公司第一次没有参与由高盛-雷曼主导的发行项目，而且他们还被禁止向高盛的客户提供信贷资金。没过多久，英国战时交通封锁部（Ministry of Blockade）传唤克兰沃特公司的管理者面谈，其间政府人员向他们出示了高盛与德国机构之间密切的交易往来电报，这些被截获的证据显示，高盛通过自己在南美洲的中间人保持着与德国金融机构的交易关系。克兰沃特对此表示“十分震惊”，并且立刻中断了所有与高盛之间的交易，直到战后才逐步恢复。
每一天，高盛合伙人办公室里总是会有新的争论话题。其中一次较大的论战源于公司否决了百代电影公司的发行项目，而百代本来很有可能成为高盛下一个大的承销项目。在电影还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娱乐项目的年代，百代公司就已经是一家主要的电影制作商，可以说是当代电影产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整合了欧洲境内许多零散经营的小电影作坊，帮助他们制作电影，而且为他们提供国际化的电影发布渠道。亨利否决这家公司的发行项目，其实并非出于他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美国的经济由于战争的原因已经呈现过度增长，在短期内必将出现回调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发行百代的股票未必能获得成功。塞缪尔、哈里、亚瑟等人与他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与亨利之间经常恶语相向。亚瑟·萨克斯在191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我们的邻居中有一部分人与（他的）观点相左。几乎毫无例外的是，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笔新的生意都没做，这对于高盛来说是一段极不正常的时期，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那简直就是对人的忍耐极限的试探，就像戈德曼先生自己说的那样，‘这里变成了否决的办公室’。”
由于金融行业对时间的敏感性，在巨大的压力下，塞缪尔的一些小毛病开始显现出来。他患上了严重的洁癖，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就要洗一次手，每次从盥洗室出来都要使用新的毛巾。他一直都很爱吃东西，现在更是离不开他的糖果罐，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他的体重增加了近5公斤。他坚信亨利的言论必将导致公众对高盛公司的声讨，因此他杞人忧天地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上。曾有一次，他在和亨利及菲利普·雷曼吃午饭时找借口提前离开，为的只是回办公室去看看保险柜是否安然无恙。菲利普开玩笑地说，即便真的出事，最有可能的嫌疑犯都坐在午餐桌边呢。
随着美国加入战争，并且站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一边，美国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狂潮。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能看到无数兜售自由债券的人。亨利·福特虽然曾经是出了名的绥靖主义者，现在也改变了立场，成为热心的赞助人之一，他自掏腰包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债券，同时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也认购了500万美元的债券。在全美国的各个角落，影视明星们在剧院、百货商场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大力推销自由债券。当时的热门影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出现在纽约罗德泰勒（Lord & Taylor）百货公司的销售现场，在《埃及艳后--尼罗河毒蛇》剧目中成名的希妲·芭拉（Theda Bara）也走上时代广场中心宣传造势。芝加哥、得梅因、哈特福德、克利夫兰、锡拉丘兹以及曼哈顿等地区的债券销售都超出了原定的份额。
即使是在大战爆发的前夕，亨利对旅行的渴望也无法克制。多年以来，他经常在大西洋两岸穿行，带着家人到欧洲度假，并且经常独自到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以及柏林等地出差。旅行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新的一年里，戈德曼家的好朋友埃琳娜·格哈特途经纽约前往加利福尼亚，她将在那里举行系列演唱会。自他们上次会面之后，埃琳娜已经在所有欧洲主要国家举行过演唱会，并且为英国的皇室和气数已尽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表演过。在她巡演的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与芭贝特的书信往来，她们经常说一些八卦消息，既会讨论当时的热门人物，也会讨论新上演的剧目以及一些大型活动。
亨利还从来没有到过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因此他觉得陪伴这位女歌唱家去一趟加利福尼亚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们将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内一起横穿整个美国。他没有对家里的其他人说起这件事，最终他租了一节私人火车车厢，行进时可以把车厢挂在火车的最后，想停下来的时候可以在沿途任何一个车站停下来休息，停留多久也由他们自己决定。他选择的车厢名叫“芝加哥”，非常豪华，里面有5个单间（其中4间设置了大号单人床，一间设置了两张单人床），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一个起居室，车厢末尾还有一个小露台。房间内的装饰极尽豪华之能事，波兰著名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巡演时所用的钢琴也被租来供埃琳娜使用，她可以在游历整个国家的途中随时随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时间和方式来排练。
根据格哈特女士的自传《排演》（Recital）记载，他们三人一路上还有别的伙伴，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里德（Reid）的年轻上尉，两名女佣，一名工作十分有效率的管家，还有一名名叫山姆的黑人厨师。那段时间真可谓无忧无虑，每天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每天晚上都有值得庆祝的事情，每天的压轴好戏就是扑克比赛，而通常赢家都是格哈特。在戈德曼家族的影集里还保存着这一队人马沿途游历的照片，其中有他们参观芝加哥码头，在圣达菲的穴居遗址野餐，在大峡谷游玩，以及在金门公园看水牛吃草的照片。
格哈特回忆道：“我们品尝了最美味的食物。不论我们想吃什么，管家都能提前打电话预订，下一餐的餐桌上必然能看到心仪的可口食物。我们甚至把这当做一种游戏，总是想出些高档而奇特的菜谱，但是管家从来没有被我们的过分要求难倒过，我们所点的菜总是能出现在餐桌上，包括酒水也是一样。我们最后都被宠坏了，甚至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大酒店时，包括德蒙特（Del Monte）、科罗纳多（Coronado），以及帕萨迪纳的亨廷顿（Pasadena's Huntington）酒店，他们的食物都让我们感到不满意，我们都想早点回到那个车厢上，跟着高速列车，继续我们的旅行。”不用说，车上总是备有上好的巧克力--这是戈德曼家族的最爱，当然也少不了班尼迪克丁香甜酒（Benedictine），这是亨利餐后必定要喝的，但是他从来不吃布丁之类“摇摇晃晃”的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