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6日，就在他们抵达圣弗朗西斯科市的同一天，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就是在美国的一再警示下，德国潜艇还是对驶入欧洲战争区的船舰进行无限制攻击，根本不管船舰是否挂有中立国的旗帜。许多美国人因此丧生，世界原有的贸易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更有甚者，美国截获了德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电报，德国将出资建立德墨联盟，如果美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墨西哥可以在战后拿回自己失去的领土--也就是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随着民众的耐心逐渐消失???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威胁也一步步逼近，威尔逊总统召集了国会联合会议，正式向德国宣战，理由是“必须为了民主而创造世界和平”。
戈德曼一行原本打算绕道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脉，继续以火车旅行的方式返回美国东海岸，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打算只能被迫放弃。就在大街上游行的民众高呼“美国向德国宣战！”口号的激情时刻，“芝加哥”号车厢正随着高速列车日夜兼程地赶回纽约。到家之后，三位好友在第四大街的德国餐馆共进了晚餐，随后埃琳娜搭上最后一班蒸汽邮轮返回德国。此次一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21年，他们才重新聚首。
1917年6月5日，所有户籍在册的年龄为21～31岁的美国男性都被征召入伍，这是美国三次大规模征兵中的第一次。哈里·萨克斯的儿子霍华德（Howard）在被强制征兵前就已经入伍，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工事经过短暂训练之后就被编入第26军团远征欧洲。塞缪尔的儿子保罗因为太矮而不能入伍，但是他主动辞去了在剑桥的福格博物馆馆长的职务，跟随红十字会的队伍以战地急救员的身份前往法国战场。在他到前线几个月后寄来的一封家书里，他直截了当地问叔父亨利“沉默阴谋”的背后到底还有些什么内容，并询问亨利那些支持德国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公司的声誉。
家里的男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了欧洲战场，一些带着效忠祖国的自豪之情，另一些则显得不情不愿。英俊的罗伯特声称自己是扁平足，因此不能加入步兵部队，但是不久之后他还是加入了海军军官学校。亨利19岁的侄女莎拉，也就是他的兄弟朱利叶斯的女儿，成为一名激进的活动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创造一个专属国家的想法。她自愿前往英国前线做护士，当时英军正与土耳其军队争夺西奈半岛的控制权，但是她的签证申请却被拖延了数月之久，原因就是她伯父亨利的政治立场。但是她那种毅力是令人无法拒绝的，最终她随着得胜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Edmund Allenby）进入了耶路撒冷。同年12月18日，刚刚年满21岁的朱尼放弃了自己在威廉姆斯学院的学业，成为海军的一名低级军官。甚至当时年纪还小的办公室小职员西德尼·温伯格也自愿参加海岸警卫队，他当时已经全心全意地追随亨利--他被命运安排到朱尼捐赠的舰艇上服役。就在身边的人们纷纷加入战争的过程中，亨利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且从不忌讳在公众场合发表这些言论。
最终使他惊醒的事件是克兰沃特公司发来的一封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警告说伦敦的报纸已经把亨利同情德国的言论置于公众评判的视野中。他们同时还警告说，高盛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伦敦市场的禁入者。亨利终于意识到他的言论不仅代表个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把公司的声誉推到了悬崖峭壁边。1917年10月的一个周五的下午，亨利对其他合伙人承认：“看上去我的道路走歪了。”大约三周之后，他给克兰沃特公司致信，用了高盛当时统一印制的纸张，上面烫印着“节约与服役--请认购自由债券！”。信中写道：
我酝酿退出商界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对于目前社会上引导公众意见的一些大趋势我不敢苟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混战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的合伙人们都出于善意认同了我现在的意见，最快于今年12月31日我就可以正式退休。毋庸讳言，我在退休之际仍然感谢这家我服务了35年的公司和我的合伙人们，我已为其付出了毕生精力。
他并没有把这封信抄送其他合伙人，但是合伙人们还是向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们透露“他将在公司保留一个办公地点，以顾问的身份继续为公司服务”。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就在新年前夕的下午，他清理了自己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向合伙人们递交了正式辞呈，留下一些遗憾之词，然后就走出了高盛公司，同时带走了他所持有的全部高盛股份。
那天晚上，沃尔特还是像往常一样到“21号”俱乐部去喝几杯，他一定在不停地质问自己：“老天爷啊，我们这都干了些什么啊？”作为萨克斯家族中与亨利走得最近的人，作为公司里清楚地意识到公司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亨利的为人和创新精神的合伙人，作为亨利一手培养的同事，作为一直被亨利提醒“赚钱永不过时”的学徒，在所有合伙人中他或许最能准确地预估失去亨利将给公司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他也是情感上受伤害最深的合伙人。就算不是家里最聪明的人，沃尔特至少也是萨克斯家最有实用主义精神的。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亨利的评价是“卓越的人物，高盛最有独创性的天才，为公司带来了最富想象力的贡献，促进了公司的成长”。但是出于对自家人的尊重，他还是补充道：“当然，我的父亲才是第一位怀揣梦想，要把这家原本很小的短期融资券经纪公司做大做强，成为世界一流金融公司的主导者，他才是与……外国银行及其他金融中心创造良好关系的第一人。他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银行家，为所有人带来了信心。人们只需要看到他的仪表就能知道他是如何出色。他们原本是一个不错的团队。”
家族中其他人对亨利退休的评价远没有那么顺耳，他们纷纷表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用再担心亨利的举止给他们造成难堪的社交局面。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不知何人编造的关于亨利退休的报道，说他永远离开了金融界，现在正躲在德国度过他“不再迷惘，但是伤心失望”的晚年。这则故事被重复宣讲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连最早编造它的人都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与此同时，与他同时期的合伙人们开始逐步抹去他在高盛历史记录中的影子。这与H·G·威尔斯（H. G. Wells）的小说《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中的情节不谋而合，亨利以前所获得的成就仍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亨利的个人形象完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然，这个关于他退休的故事与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亨利把自己的家当全部搬到了阿瑟·里普经纪公司（Arthur Lipper）位于第五大道的办公室，而且在之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是这家公司的特殊合伙人之一。
在这期间还有令两家人的分歧更加强烈的其他事件，路易莎和她的姻亲姐妹们因为长期妒忌芭贝特的时尚品位和在上流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开始在社会上散播芭贝特与塞缪尔的弟弟巴尼搞婚外恋的谣言，巴尼此时已经是西奈山医院著名的精神病专家，曾在维也纳接受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培训。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而且十分聪明的绅士，有很强的幽默感，善于直率地发表意见，经常被邀请作为心理学专家在庭审中作证，他对自己的哥哥在华尔街所获得的财富根本不感兴趣。他非常珍惜学生时代在欧洲学习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旧世界秩序，并且喜欢和社会、经济地位完全不同的来自各行业的人打交道。相比之下，芭贝特确实觉得亨利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而巴尼刚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在过去的27年中，亨利全身心地投入商界，他们之间的交谈也全是关于商业的话题。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对于一位漂亮、风情万种且年轻的主妇来说自然非常有吸引力。但是至于他们两人之间有没有发生性关系则无从知晓，任何人都只能是凭空猜测。巴尼和芭贝特都否认了两人有婚外情。其实，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推测两人的关系最多只能算是比较知心的朋友，根本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让他们越雷池一步。作为亨利·戈德曼的夫人，芭贝特全天24小时已经够忙了。
与此同时，在芭贝特举办的周四定期聚会上，大家都在悄悄议论保罗·萨克斯的波兰籍妻子梅塔·波拉克（Meta Pollak）与“一位在艺术界有较好声誉的男士”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在沃尔特未出版的自传中确实有一段话证实了这个传言，他的兄弟亚瑟在梅塔死后从她的遗物中找到了她与情夫之间的书信，他把这些东西交给了梅塔的后人，他认为“这是对家庭而言最好的处置方式”。
亨利离开高盛的举动并没有使家人对他的态度有太大的转变。他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和塞缪尔·萨克斯说过一句话。甚至和塞缪尔的妻子，也就是他的亲妹妹路易莎也没有任何交流。在此后的100年间，两家的后人甚至互不往来，就像互不相识。
至于亨利本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并且也从来不认为自己会一蹶不振。他有着天主教徒的品位，生性好奇，在这个人生阶段，他认为已经到了翻开新的一页的最佳时机，应该好好考虑后半生的方向，也应该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了。自1912年结识了知名艺术品经纪人约瑟夫·杜维恩之后，他收藏的第一幅名作就是伦勃朗的《圣巴尔多禄茂》（St.Bartholomew），其实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为自己的私人收藏打下基石，而后世都公认他的藏品算得上美国最好的小规模文艺复兴和佛莱芒乐艺术品收藏之一。退休之后他可以自由地支配大把大把的时间，通过参加诸多重要的拍卖会和拜访著名的画廊，他继续丰富着自己的藏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寻获了弗朗斯·哈尔斯（Franz Hals）的《警官画像》（Portraitof an Offcer）??这是一幅创作于17世纪的一位骑兵的画像，1841年拍卖时的价格仅为24.8美元，但是100年后，价格上升到了17.5万美元。
自从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之后，法国各地也进入了白热化战争阶段。法国各个地方，包括凡尔登、洛斯、伊普雷斯、日德兰等城镇的人员、战舰、弹药、物资的损失都十分惨重。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德国人、奥地利人、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英国的港口被德国潜艇封锁，法国承受着巨大的损失，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动摇俄国的旧社会制度。美国国会同意参战的决议一出，各地的兵源汹涌而来，在约翰·J·潘兴将军（John J. Pershing）的带领下，美国远征军各军团在法国登陆，与敌军在阿拉贡（Argonne）展开了浴血厮杀。
伦勃朗画作《圣巴尔多禄茂》，亨利最早的艺术藏品德国人发现自己只有自保之力。随着更多陆军部队的到达，战争的风向发生了逆转，看上去协约国集团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为了胜利他们付出了每天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大约两个月之后，原本骄傲的普鲁士军队终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兵源过于分散，人数也处于下风。为了给一个已经快要没钱的政府购买军备和补给，德国皇后甚至开始变卖她的首饰，其中就有J·P·摩根送给她的一条极其精美的钻石项链，但是由此筹措来的资金还是捉襟见肘。当接到必须回到海上继续厮杀的命令时，德国海军在基尔港口发动了起义，整个港口城市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落入了起义部队的控制之下。这场起义的烽火迅速席卷了整个国家。
1918年11月9日，在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的压力下，德国皇帝退位并自我流放到了荷兰境内，此后他一直声称是由于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的捣乱才使得德国被打败。最终，医生们宣称他得了迫害妄想症。
停战和解的意愿被传达给了协约国集团，两天之后，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早上5点，在停靠在前线轨道上的协约国最高指挥官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的私人车厢里，交战各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知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回忆录《昨日世界》（TheWorld of Yesterday），欧洲各国的主要城市街道上人们欢呼雀跃，把酒言欢，敌对势力的将士们相拥而泣。整个欧洲的言论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放眼望去，在决定性的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星条旗成为大街小巷最显眼的标志。在这场战争中，共有850万军人殉国，2100万军人受伤。历史学家保守估计平民伤亡总数在3000万左右，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实际的伤亡人数远不止于此。
德国中央政府暂时搬迁到了魏玛，政治体制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制度，同时制定并颁布了新宪法。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成为魏玛共和国第一位总统。亨利·戈德曼质疑德国民众还没有为迎接这种民主制度作好准备，他鼓吹德国应该重建帝制。他在美国提出这种观点，隔着大西洋，这种意见很快就像雪茄的烟一样被吹得看不到一丝痕迹了。由于停战协议对德国具有致命的影响，整个国家陷入了战后的困顿之中，德国民众为了摆脱困境而不断寻觅新的解决办法，逐渐地，德国走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最终这种理念被曲解和利用，导致了新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