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选择广州作为基地，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北方争取吴佩孚不成，只好把宝押在南方的孙文身上，他们不得不跨过整个中国，从遥远的北方，来到广州。
但鲍罗廷并不喜欢这座城市，这里与香港太接近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无论地理气候、文化传统，还是社会风气，甚至连这里的人，都让他深感讨厌。他毫不讳言：“广州与香港毗邻的八十年，彻底腐蚀了广州的知识分子，只给他们灌输了一个思想——捞钱，不管来路如何。”他宣称，“除了汪精卫、廖仲恺，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在政界或军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个广州人可以说是比较诚实的。” 现在，这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逃到法国去了。在广东的政界、军界里，一个好人也没有了。
苏联一直想开辟一条从陆路连结中国的通道，在争取吴佩孚失败以后，并没有放弃在北方继续寻找他们的合作者。1925年，他们看中了冯玉祥。
冯玉祥是安徽人，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大将。1914年，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在陕州、潼关、西安、灵宝、渭南一带追剿白朗匪帮，和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历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他自称信奉基督教，有“基督将军”之称，他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们喷水，然后宣称全军官兵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严格的农民队伍，挑选新兵时，都要先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他的队伍只收头上有辫、手上有茧的老实庄稼汉。
西北军就像一个大家族，冯玉祥就是他们唯一的家长与“教父”，他的话是绝对的圣旨，无人可以违抗。尽管西北军官兵每天都要读圣经，唱圣歌，但谁也闹不清自己在唱什么。冯玉祥见到西方人就说自己信仰基督；见到苏联人就说自己信仰列宁；见到国民党人就说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他只信仰自己。对冯氏来说，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让士兵禁欲，方便管理。一位在西北军中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对冯玉祥的评论是：“如果抛开不谈冯玉祥的革命词藻和他的民主主义的、蛊惑性的姿态的话，他的军队同军阀的军队毫无两样。”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冯玉祥的军队是由西北农民组成的，而别的军阀队伍是由别的地方的农民组成的。这两者就有很大不同，不然，蒋介石也不会那么注意从江浙地区招收军校学生。西北是两千年凝固不变的乡土社会，而江浙是一个现代工商业蓬勃兴起的社会。别看现在南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方（北洋政府）斗得凶，但中国社会未来要变成什么模样，并不取决于南北，而取决于东西，要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尽管冯玉祥在北方的名声很差，他的从政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倒戈的历史。他一生倒过无数次戈，倒过黎元洪总统的戈，倒过曹锟总统的戈，倒过吴佩孚的戈，倒过张作霖的戈，倒过段祺瑞的戈。有时合作之后倒戈，倒戈以后又合作，合作以后再倒戈，逼宫倒阁，无所不为，因此，“基督将军”另外还有一个不名誉的外号，叫“倒戈将军”。然而，他却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大西北。所以，无论他怎么反复无常，总有人想讨好他。南方政府想拉拢他，北洋政府也想拉拢他，苏联也想拉拢他，无非都是想取巧，不用劳师动众而搞定那片让人望而生畏的高原大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把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第一军，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张作霖根本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120万小洋买回来的雇工，没资格与他们论天下事。
但苏联开始留意这个人了。
当时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基本方针是“反奉倒段”，因为张作霖、段祺瑞都是著名的亲日派，日本在东三省的势力甚大，而日、俄两国是世仇，中国东北则成了他们对抗的前沿。苏联准备支持任何“反奉倒段”的力量，包括吴佩孚和冯玉祥。
李大钊和鲍罗廷都是苏联援助冯玉祥的积极推动者。冯玉祥在天台山隐居时，鲍罗廷和加拉罕，频频登门拜访。冯玉祥说：“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1925年初，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冯玉祥向苏联提出派遣顾问和援助武器的请求。苏联早就等着他开口了。3月21日，联共（布）中央同意向国民军提供武器弹药和派遣顾问、教官，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重要的问题不只是给予某些将军以技术上的援助，而是按照广州的实例建立起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为此，冯玉祥必须“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允许国共两党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5月，李大钊从上海秘密潜入北京，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危险，进入国民军营地，几天后，在国民军护送下，到了张家口，和冯玉祥见面。李大钊同意军队暂不设政治部，先成立10个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机关。俱乐部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研究孙文主义的小组，李大钊承诺，给官兵们演讲的文本，全部先送冯玉祥审阅批准。
冯玉祥虽然不愿意让这些外人干预他的“家务”，但又不敢冒失去苏联援助的危险，经过犹豫再三，最后怀着和孙文当年同样的矛盾心理，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不过一开始只能先成立两个俱乐部，由中共党人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徐谦负责主持。
随后，两个苏联军事顾问组（以在国民军里工作的张家口组为主，以开封组为副）迅速被派往中国北方，并决定拨出一百万卢布，在1925年5、6月，帮助国民军在丰镇厅建立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炮兵学校，在张家口开办了一所高级军官学校，此外还有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讯学校和小型工兵学校，并在华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顾问组。苏联的武器援助，源源不绝地运来。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得到了：步枪38828支，日本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药12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一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
到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了3500支步枪、1150发子弹、三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等。
与此同时，日、法、美等国家的武器，也源源不绝地运给奉军，仅1925年至1926年初，就有20万支步枪、1.5万支马枪、7000万发子弹、四架飞机，银货两讫，交付奉军使用。
苏联在对冯玉祥进行“有偿军事援助”的同时，也不想放过奉系这个大买家，加拉罕也积极向奉系推销武器，并把这个建议向联共（布）中央提出。1925年4月2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态“原则上不拒绝加拉罕同志的建议，责成他开始和张作霖谈判”，只是“建议加拉罕同志弄清楚张作霖购买武器的动机，并说明自己对这种买卖是否会影响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看法”。
在1926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特字第19号）记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在苏联与奉系之间，“出售武器问题不写入条约，只作如下口头声明：这是商务活动，张作霖可以同苏联有关经济机构就购买武器事宜进行谈判。” 这些火力强大的杀人武器，就在“商务活动”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大量输入，在后来中国的内战中，各自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25年，奉军进兵京畿，逼冯玉祥让出北京。冯玉祥联合奉军内的少壮派首领郭松龄，密谋倒张作霖的戈。直隶督军李景林也加入了他们的反奉联盟。11月19日，冯玉祥在包头和郭松龄的代表签订密约，在说了一些“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之类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之后，对地盘和利益的分配，大致如下：大西北归冯玉祥，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换取他的中立），东三省归郭松龄（从此不再过问关内之事）。
“甲（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得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乙（郭松龄）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中央政府的组成，“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
11月25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宣言退回关外，“驱逐穷兵黩武的军阀，专心建设东北，永远不再参加内战”，金戈铁马，杀向关外，一路势如破竹。奉军招架不住，仓皇退往锦州。郭松龄将他的五个师扩编为五个军，声威大震。然而，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出兵援助郭松龄时，冯玉祥却不紧不慢地说：“奉军将被郭松龄打垮。现在还不到展开大战的时候，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佯攻热河，掌握住北京，准备好援助郭松龄。”
他的“准备”一直停留在口头而已，不仅没有出兵助郭，反而命令国民二、三军向保定的盟友李景林进攻，以夺取直隶地盘，在天津为国民军打通出海口。李景林大吃一惊，急起抵抗。郭松龄在前方拼命，冯、李两军在后路鬼打鬼，双方激战三天三夜，胜负难分。
就在这72个小时内，张作霖调兵遣将，在日本关东军的臂助下，全力反击，在巨流河把郭松龄打败了，郭氏夫妇被奉军逮捕枪决。郭氏功败垂成，日本在关外的捣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冯玉祥的窝里反，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反友为敌、以私废公，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懋臣（郭松龄字）败死。我何以对人？”但他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李景林和国民军第二、三军身上。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冯玉祥没有把张作霖打倒，张作霖就要来找他算账了。张作霖对这个翻云覆雨的基督将军恨之入骨，大骂他是“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1925年底，直奉联合讨冯的声浪，奔腾高涨，1926年2月，直军攻入开封，3月克郑州、陷洛阳，有如虎荡羊群，把国民军从白脸观音打成了黑脸北帝。
山东方面，国民军也不敌鲁军的进攻，把地盘丢得一干二净。冯玉祥被迫辞职，取消国民军名义，永不沿用，然后只身由张家赴平地泉，准备取道库伦，出国游历。国民军的两员大将张之江和李鸣钟，奉冯旨意，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国民军谒诚听命，想和吴佩孚修好。但吴佩孚却一刻不能忘记被倒戈的深仇，对冯氏穷追猛打。
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被刺刀扎伤。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军中下层开展活动，国民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他职务。国民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街头活动的革命党人。一篇题为《在俄大使馆之李大钊》的文章，可透视当时的情形：
自国民军到了北京后，他们青年共产党是目无余子，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半公开的起来了，北大，师大，就是他们的运动场，俄大使馆就是他们的驻足地，长头发和破皮鞋就是CP自身的标记。天安门外每一次群众大会，每一次都是有无数的长头发破皮鞋的人混着在内的，任你走到那儿，前门大街，或南池子北池子，又或者各公寓的门首，只要你稍一留心，也就可以看见他们，这样一批，那样一伙，“洋车！上东交民巷大使馆（苏联大使馆）！”
